第十三章: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跃进

13.1 简介

中国革命成功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究竟是工人阶级独立动员的政治障碍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替代工具的质疑，被随后发生的事件完全消除了。本章对大跃进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对农业集体化的灾难性尝试毫无疑问地确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内核。

有两个因素使毛泽东的领导风格与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截然不同。在俄罗斯，斯大林是一个篡位者，他是十月革命中扮演边缘角色的“灰色影子”，他的派系通过欺骗获得了权力，因此也只有通过大规模谋杀才能保住权力。毛泽东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尽管莫斯科的支持对于加速他的晋升非常重要，但他在中共内部被视为天生的领导人。第二个主要区别是，中共是在世界革命兴起时上台的，而斯大林政权的当权折射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失败。

随着革命的推进，毛泽东作为无可争议的领袖，可以让中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就实际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如果毛泽东确实在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落败了，那么凭借他作为主席的权力，他可以召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吸纳他的支持者。这样的安排对毛泽东来说有许多非常积极的好处，尤其是他可以随时了解党内正在发展的不同思想路线。然而，直到由于毛泽东明显的错误判断使得政权陷入严重困难时，政治局内部才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3.2 百花齐放

当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许多罪行时，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尤其是中共政权。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刘少奇（中共政权的二把手）提议修改党章，删除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大会强调集体领导。[1]不知道刘少奇是否对这一宣布感到高兴，因为去年10月，毛泽东利用他作为主席的权力召开了一次党中央扩大会议，并利用扩大会议中纳入的自己的支持者否决了刘少奇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所倡导的更为审慎的集体化政策。（见第 12.2.1）。

无论其宣称的意图是什么，该决议都是对毛泽东的批评。由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声浪足够强大，毛泽东不会公开抵制党章的修改。由于贬低毛泽东，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至死。

东欧的一系列起义（特别是 1953 年的东德和 1956 年的匈牙利）在中共内部，特别是在激进青年中引起了反响。毛泽东不顾刘少奇等人的建议，试图通过鼓励异见人士发声来推动一股批判潮流的发展，并于1957年2月向最高国务会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官僚特权及其专断行为的揭露和批评的猛烈程度是一个严重的震动。至夏末百花运动结束时，大约5万名左翼分子被开除出党、被学校和大学开除、解雇、逮捕、送进劳改营，并被迫放弃信仰。群众评价百花齐放运动是残酷的伎俩，是识别和消灭异己的陷阱。[2]

官僚机构并未将这些批评解读为群众要求其改变行事方式，与之相反这些批评被认为反映了资本主义思想对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影响力。这一削弱了人们对毛泽东判断信心的事件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误判。该事件也给了更加谨慎的政治局委员们更大的信心并让他们更加不信任毛泽东的决定。

斯大林主义政权本质上是独裁且不会进行自我改革的——至少不会朝着民主方向进行改革。面对这些可能威胁到党的统治的言论，毛泽东态度大变，于1957年夏天正式发动反右运动进行还击，并宣称其目的是驳斥对党的批评。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出现了强烈的反右、反知识分子运动。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毛泽东以知识分子、专家和专业人士革命觉悟不足为由抛弃了他们。反右运动被纳入经济发展计划中，成为“政治挂帅”；对党的忠诚而非专业能力决定了技术讨论的结果。[3] 在未来一段时期，这种唯心主义而非唯物主义的做法进一步扩张并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害。

13.3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1958-19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波拿巴政权，一个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基础的，并且剥夺了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的官僚化的独裁政权。斯大林从迎合富农转向强制集体化的大转变表明，这种政权可以很快从机会主义转向冒险主义。在中国，毛泽东对农民的强制集体化也证实了这一点。

农民公社需要被特别讨论是因为许多政治左派、特别是某些小资产阶级圈子和知识分子，天真地接受了公社的表面意义，并大肆赞扬它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和工业化的重要一步。利维奥·梅坦（参见第 10.5 节）就是其中之一。在仅凭印象的裹挟下，梅坦称赞公社运动的成功为：“下层人民真正有可能做出民主选择。”[4]

随着“一五”规划接近尾声，政治局内部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出现了分歧。重工业的资本投资被视为发展现代社会的关键，而农业产品则提供了必要的资助。但中国对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投资却很少。而且很明显，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将不得不大幅放缓。一方认为，如果没有物质激励，农民就不会增加生产。这种做法至少暂时意味着降低重工业的投资率。这符合该政权的承诺，即农业集体化将被推迟至有一个强大的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数以万计的拖拉机、收割机和其他必要的机器。然而，毛泽东唯心主义地认为，可以通过党指导下的劝告、群众动员和公社化，说服农民增加产出，为工业化提供资助。[5]

苏联的强制集体化是一项违背农民意愿而实施的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计划。斯大林主义官僚为了结束富农对粮食生产的束缚对政权构成的威胁，纵身跃入集体化。官僚们对于如何尽量减少农民的反对并顺利过渡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考虑过。行政上的无能与对农民的不民主和根本上充满敌意的立场相关，而这种无能加剧了 1931 年春夏严重干旱的后果，并导致 1932-33 年的饥荒和 3% 的人口死于饥饿。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这样一次斯大林主义冒险——这是试图为一项过于雄心勃勃的工业计划提供资助的尝试。它的目的是通过强制动员数千万农民来克服落后造成的限制。人们相信这足以克服中国社会面临的技术、工程、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唯意志主义是公社的基础。

大跃进呼吁加大从农民那里榨取资源的力度，正如斯大林的情况一样，国家榨取的资源数量是基于中央拒绝接受生产严重短缺的事实，以及对于上报实际存在的灾难性情况的恐惧。毛泽东及其同僚应对大跃进管理不善以及由此引发的饥荒负责。当尘埃落定后，事实证明，1960-62年中国死于饥饿的人口比例与 1931-33 年苏联的人口比例大致相同。[6]之后正如1933年斯大林退让并以牺牲集体农庄为代价重新引入农民自留地一样，中国领导人也放弃了大跃进的政策并重新引入了私有地。在这两种情况下，私人农业和对政权的敌意都对资本主义的复辟有着重大影响。

毛泽东发起了一系列行动，认为意志的能动足以征服客观现实。正如中共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对公社的态度是“对历史辩证法的主观主义误解……而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物质条件的准确认识或对革命经验的充分总结的基础上。”[7]

当时，毛泽东深受小资产阶级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他将自己对物质现实的看法表述为：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8]

知识分子也被要求以类似的方式表现：著名作家巴金被要求每年写一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并完成若干翻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激发对党的政策的热情。

让我们回忆一下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民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是大生产优于小生产。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个体农民的农业必须让位于农业集体。只有合作社经济取代个体、分散、小规模的小农经济，农民才能成为一体化、高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大农业的优越性无疑是公社最有力的客观论据，国家计委主席李富春在1955年7月就曾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9] （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

但这一经济原则必须放在政治背景下考虑：农民参加大型单位或集体必须是自愿的。如果忽视“政治原则”，那么集体化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害，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弊大于利。

恩格斯结合了这些经济和政治原则，写道：

“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10]

列宁采纳了恩格斯的策略并将其应用于俄国革命的现实。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在大规模集体路线上和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对整个工业进行重组后，城镇才能为落后和分散的农村人口提供充分的技术和社会援助从而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力和农场劳动力的生产力，从而使得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采用大规模集体机械化农业。[11]

列宁多次明确指出，绝对禁止对农民采取强制措施——他们必须通过实际例子来说服。[12]他并没有将这一政策限制于以农村为主的国家，而且认为它们也适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3]

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过渡纲领中总结了恩格斯和列宁的集体化原则：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是一件可能的和必要的事。”[14]

中国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本应该是一种相互支持、合作的关系；毕竟，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在内战期间及之前，共产党人获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并建立了广泛的农村组织。党的领导人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福祉，至少直到1957年，中共的经济政策在采购农业资源用于发展工业时都相对克制。[15]

然而，工业投资的资源只能来自农业，而小规模农业的剩余很少。政治局同意了一项计划，将高级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单位，并于 1958年 4 月为这些巨型组织采用了“人民公社”的名称。

这样的提议在政治局看来有很多好处。在转型时期，党需要加强控制，但由于小合作社数量众多而使得控制很困难。通过将它们合并为更大、更集中的单位，地方干部能够更好地行使权力。大型公社更容易征税，控制农产品价格，并迫使农民支付工业产品的高价。干部们将更有能力制止囤积粮食、实施更严格的配给，并为国家征用更多农产品。

公社被视为最大限度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力的便利工具。通过优化分工——比如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让妇女摆脱家庭生活的苦差，下地干活：劳动力数量据称将增加三分之一。这本应将会使大量农民根据自身需要和公社要求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工作转移到另一个工作。

然而，政治局内部毛泽东和那些主张渐进进步的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斯大林在俄国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客观条件的作用已降至最低限度，而党的作用已变得具有决定性。就像斯大林，毛泽东的公开言论变得越来越冒险主义：失败“不是取决于‘客观’条件，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且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16]

在中国，大部分农业是通过极其原始的手段完成的，其中大部分仅依靠人力。但公社规模宏大——平均面积约 4000 公顷（10,000 英亩），有 5000 户家庭。如此巨大的农场与低水平的耕作技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与普遍看法相反，经过几个世纪的调整以适应特定的气候条件（包括种植适合当地土壤和气候的特殊作物），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水平很高。[17]只有普遍应用现代技术（拖拉机、化肥、电气化等）才能再提高生产力。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生产力就不会再提高；然而，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在田里劳动的农民人数来增加产量。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克服农业技术的落后；它们只会让更多的农民工作更长时间、更辛苦。

这种做法只会增加农民对公社的反对，并有降低农民生产力的风险。因此，中共对公社的政策比对合作社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强制性。中共的宣传称，中国公社是在农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成立的，但是农民大规模涌入城镇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只是谎言。

1958年4月，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嵖岈山成立。这个由27个合作社、4.3万人组成的项目被宣布为试点项目。然而，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实验，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公社之前，它的表现就会受到监督和评估；没有进行这样的评估无疑表明了该计划的冒险主义和官僚性质。

1958年8月初，毛泽东视察公社，在没有征求政治局意见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全国运动，动员中共普通民众在各地建立人民公社。公社被描述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18]即使在最大的公社，这种观点也是无稽之谈。在劳动分工国际化的时代，如果将劳动力分散到不必要的、不经济的活动中，从而对农业生产的主业造成消耗，公社主要事务的生产力只会被削弱。

这些公社是根据地理位置通过合并毗邻的合作社而形成的，因此往往是包含当地行政中心的村镇或周围的传统集市区域。公社纳入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当地共产党干部自然而然地发挥了公社的领导作用。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五亿农民就组织成了公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何能够让农民充分了解所提出的建议？更不用说给予他们知情同意了。一切都是由法令决定的，公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是通过党干部强制执行实现的，他们完全控制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更多地是为了恐吓农民而不是说服他们。[19]农业工作周期长达数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公社如何在两个月内证明其在增加生产或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优于其所取代的合作社？ 

中共的理论月刊《红旗》描绘了公社制度带来的好处的美好图景。1958年8月刊指出：“公的涵义：它是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形式，而且还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它逐步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自留地、私有小片林木、私养牲畜等逐步消失。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不幸的是，共产主义的这些萌芽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计件工资制度中。[20]公社成员们被允诺提供食物、衣服、住房、生育护理、教育、医疗、婚礼、葬礼，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可以理发，但质量问题却被置若罔闻。[21]

这样的画面或许能让驻扎在公社地区的共青团员信服，但相信绝大多数农民会在八周内被这种说辞说服去交出他们的土地、工具、牲畜，甚至锅碗瓢盆等个人财产就太荒谬了。

1958 年风调雨顺，收成接近创纪录的水平。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将惊人的收成归因于公社作为一种优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事实上，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幅增长并不是公社的成果。公社直到1958年初秋才开始普及。小麦在六月中旬收割，早稻在七八月间收割，而在夏季种植的棉花在公社成立时已经成熟，可以收获。因此，公社最多只是收获合作社种植和照料的农作物。

13.3.1 后院炼钢

美国持续的贸易禁运（直到 1971 年才结束）意味着建筑和其他用途的钢铁供应非常短缺；除了最重要的项目之外，要获得钢铁用于任何其他项目，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拒绝放慢重工业的发展，他呼吁公社建立各种工业，包括使用微型高炉生产供当地使用的钢铁。负责高炉建设和运营的中共干部被赋予了他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知识的任务。[22]

直到1957年，冶金工业部的战略一直是建立一个由14家现代化中小型冶金厂组成的网络，这些工厂可以快速建设，利用当地的原材料资源，减轻当时中国由交通系统薄弱所带来的生产压力。该策略被西方专家评估为存在严重的环境缺陷（烟雾排放），但可以实现工业部宣称的生产目标。

1957年，以批判知识分子和专家为主要内容的反右运动变得尖锐起来。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警告党的政策可能导致问题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被降职或解雇。专家的建议遭到拒绝，微型平炉高炉的建设和运营成为公社的额外负担，除了在田间劳作之外，还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繁重劳动。

中国的一些地区，如四川和湖南，有着长期的高炉运营经验，在过往都满足了当地需求，但这些区域相对全国却很少。1958年9月，毛泽东参观了安徽一家土造小型钢铁厂，印象深刻，号召开展群众性炼钢运动。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23]

到1958年底，据说已建成微型钢厂多达60万座，涉及人口达90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由村里铁匠等缺乏经验的当地工匠匆忙建造和操作的土造高炉。对建筑材料的争夺不遗余力。就连标记埋葬毛泽东父母位置的那块石头也被拿走了。然而，传统高炉并不简单。高效的运营需要经验，而经验只能通过长期的学徒期才能获得。[24]

公社的规划非常仓促，经济地理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例如，福建省的一个公社预计要建设一座年产2000吨的炼铁厂——但该地区既没有铁矿石，也没有石灰石。这个公社只有1700公顷（约4,000英亩）农田，却需要密集地种植水稻和蔬菜来养活4万多人。尽管由于自然条件不利从未种植过棉花，公社仍被指示留出近70公顷耕地用于棉花种植以满足公社成员的衣物需求。[25]

在这种情况下，锅碗瓢盆被当作公社炉子的宝贵原材料来源。干部们认为，因为公社成员们要在食堂吃饭，因此家庭不再需要炊具。1968-70年担任英国卫生和社会服务部劳工部长的理查德·克罗斯曼 (Richard Crossman)在大跃进期间访问了中国，亲眼目睹了这些荒谬的事情：

“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五位老太太围成一圈，就问她们在做什么。有人告诉我，‘那是滚珠轴承部分。’果然，一根细铁棒被切成了一厘米厚的片，每个老太太都在用研杵和研钵把一片片磨圆，而几个男孩则在打磨成品。” [26]

这种情况在中国各地都在发生，另辟蹊径但同时增加产量的努力意味着产品质量普遍令人咂舌。比如根据报道，为了实现目标，煤矿工人正在向卡车装载碎石。

据称，到年底，钢铁产量已超过1100万吨。毛泽东很高兴，因为他费尽心力创建的官僚机构使他脱离了现实。事实上，他催促农民建造的小高炉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几乎所有生产的钢材质量都很差，根本没有用处。当时的中国宣传杂志对群众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伴随着热情洋溢的报道的照片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在西方，只有对炼钢技术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这一点。

随着公社土造高炉彻底无用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失衡，1959年的钢铁产量目标逐渐从3000万吨减少到2000万吨，再到1300万吨，最终减少到1200万吨。 《北京日报》的一篇社论（1959年1月20日）指出，“凡是举办钢铁生产公社成本过高的地方，应迅速停止经营，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领域”。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及其巨大，而此时正是其他地方最需要这些资源的时候。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派去从事钢铁生产，而牺牲了收成。幸运的是，天气很好，收成很好，但收割工作主要由老人和儿童进行，因此造成了延误和缺陷。由于干部减产粮食以满足国家其他的采购指标，导致丰收的同时，城市里却出现了粮食短缺和排队现象。[27]

官僚机构相信，由于公社化，1958年的粮食收成异常好，因此这种改善有望继续下去。结果之一便是尽管煤炭开采、发电、化工厂和冶金厂的大规模扩张导致非农村劳动力的粮食需求大量增加，1959年收获时分配给粮食作物的土地大幅减少，而棉花等其他作物的土地增加。

13.4 庐山会议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

1959年7月，中央召开了如今著名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称人民公社为“少数人主观愿望的结果，并不反映农民群众的愿望”。这一对公社的批评反映了农民对公社的批评，实际上挑战了大跃进的基础。毛泽东将此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立即被林彪（毛泽东的门徒）取代，那些支持彭德怀的人被撤职并从公众生活中消失。[28]

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秋冬季，以刘少奇、邓小平（中共总书记）、彭真（北京市长）为首的党的领导层发起了极其严厉的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在 1960 年春天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坚持不懈地推动了这场运动，其目的是保卫公社并压制公社的批评者。[29]那些对大跃进表示怀疑的人被清除出党，而那些支持更加谨慎的做法的干部则受到公开谴责。当然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小小的让步：包括指示公社确保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口粮，并且成员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获得现金工资。这些让步被认为足以安抚农民，使公社的扩张得以继续。但这些让步是基于公社将加速农业生产的增长的假设做出的。[30]

公社制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然而1959年中国遭遇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但由于反右运动，地方干部不敢如实反映，几乎无一例外地反映农业指标超额完成。事实上这一年的收成几乎是一场灾难，但大量的努力仍然浪费在无用的高炉上。[31]

1959年，西北大旱，南方暴雨，造成了严重洪涝。安徽、甘肃、四川等省遭受饥荒威胁，到了1960年初，歉收已达到全国性灾难的程度已是不争的事实。到1960年，天气更加糟糕。首先，一场可怕的干旱席卷了整个国家，随后又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和台风——这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到不足1.5亿吨。由此引发的饥荒可能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正如莫斯科拒绝接受1931-33年灾难的严重程度并继续推进其采购计划一样，北京也是如此。当一切都取决于来自官僚集团中央的指挥时，可能会产生可怕扭曲的情形，而这场造成多达2000万人死亡的饥荒就是一种极端形式。

1960年的收成是一场灾难，但由于试图通过基于严重夸大的报告的国家采购水平来维持工业增长，后果更加严重。中国政府的举措毫无疑问地表明农业日益困难的原因不仅是天气，组织和技术问题也是不可推脱的原因，并且反而可能是更重要的成因。[32]

在公社里，饥肠辘辘的农民们正在提出自己的批评，他们的批评不仅针对未指明的“上级”，而且针对毛泽东本人。中共领导层无法再掩盖灾难的范围，现实情况的严峻已经被广泛意识到。 1960年至1963年间，这些公社非但没有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反而迫使中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粮食。1960年7月，周恩来试图将遇到的问题归咎于当地干部行为未经授权，超越职权。

出于自保，毛泽东将反右运动扩大化：“目前主要危险来自于一些干部的右倾思想的增长”，各级党委“必须坚决批判和克服这种思想”。[33]

毛泽东将反右运动引入公社，理由是如果党员提供更直接、更坚定的领导，大多数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党的干部被要求“深入群众”，即减少坐在办公桌前的时间，重新融入公社的工作团队，以提供更直接的监督，镇压异见，增加农业生产。这是北京试图重新确认其对因大跃进失败而严重受损和迷失方向的党机构的控制。

然而在灾难性的歉收之后粮食供应必须尽快被恢复。其基础是恢复对农民更大的物质激励。 1960年11月，政治局经由周恩来之手起草了调整农业政策的紧急措施：人民公社十二条。表面上一切都将保持不变，但在所有重要方面都会回归合作社。中央公社管理的权力被严重削弱：生产单位有权根据土地的土壤条件进行种植和劳动，牲畜和农具现在由生产大队全权拥有、保管和使用。

正如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土地和牲畜的个人所有权得到恢复，自由市场也得到复兴。合同制度被引入，个人家庭承诺向国家交付一定的收成配额并向公社支付一定的费用（限制在 10% 左右），从而获得土地。这是公社制度的丧钟。农民可以自由出售自留地的产品（猪、羊、鸡、鸭和其他牲畜）并恢复家庭手工业（家庭编织、养蜂、捕鱼、狩猎和采摘）。受人唾弃的公共厨房和托儿所大多被废除。

大跃进的基础已经崩溃，农民的日常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农业生产模式。到 1961 年仲夏，大约 5% 的土地被私人耕种。一年后，20%到30%的足以克服粮食危机的土地被返还给农民。[34] 1962年3月，随着私人市场和私人种植接近全面恢复，周恩来宣布党希望私人手工业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这些含混不清的词语希望表明这些变化是被预见和计划的。

到1962年底，一些省份的私人收成大于公社，到1963年初，农业生产几乎恢复到公社成立前的水平，到1964年，至少在贵州和四川，私人土地多于公共土地。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方法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他的地位受到严重损害，他被迫保持沉默，直到1962年7月初，他在自己的支持者中召开了一次会议，打算终止他认为恢复了土地私有制的合同制并且彻底停止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35]

在1962年7月中旬至8月底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对刘邓之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将承包制称为“资产阶级的”，导致腐败、投机、盗窃和高利贷卷土重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因此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毛泽东正在集结他的力量并准备清洗他们。

13.5公社中的劳动，生活与死亡

公社的目的是增加生产，尽快积累中国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当然，也是为了满足庞大官僚机构的花费。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恶化——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工资持续被拖欠；摆脱家庭责任的妇女被安排从事与男子同样强度的工作（每天在田里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同时保留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公共厨房提供的食物既不够充足，质量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健康状况恶化，经常生病，而药品又极其短缺。虽然多达75%的妇女参与农业生产，但只有5%的儿童能够进入获得批准的托儿所。[36]

一般来说，公社的官僚只是简单地传达上级的指示。拥有一种技能的人经常被分配到需要完全不同技能的工作——一辈子务农的农民被分配去冶炼铁。那些熟悉一个地区的地形和土壤条件的人被送到其他地区工作，而他们对这个地区和农业条件都陌生。农民队伍会被随意转移到其他职责，甚至转移到其他公社，尽管因此公社可以进行大型灌溉和建筑项目，但收成依然可能会减少。很多时候，当一个生产大队被派往不同的地方工作时（有时长达六个月）他们的工资和或者所花时间的补偿会在一些官僚机构内部的混乱中消失。然而，对于许多年轻女性来说，她们是欢迎远离幽闭恐怖的家庭纪律的，她们更喜欢与年轻男性并肩生活。

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因为上头下达了太多与现实不符的命令，比如设定完全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并在迫使农民做艰苦的劳动后没收粮食。最后，干部还享有特权，例如在严重短缺时期获得额外的食物。 [37]

对农民的集约化和剥削到了极致便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怨恨和反抗，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59年和1960年的农业失败，对这些反对持续的监管和严格的控制也因此绝对必要——这就是为什么公社从一开始就组织起来民兵风格的纪律被委婉地称为“以集体方式生活”，或更准确地说“像打仗一样工作。”[38]

13.5.1 公社的饥荒

饥荒是大跃进的标志之一，1960年农村死亡率从每年每1,000人中11人跃升至28人以上。[39]例如，河南的人口增长率出现逆转，从1958年的千分之20.46下降到1960年的-25.58。[40]直到1980年，中共才承认大饥荒期间至少有2000万人被饿死。[41]

这场饥荒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可能更重要的是）官僚制度本身共同造成的。官僚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并坚持在高炉上进行大量不必要的工作，但第三个也是重要的因素是反右运动吓坏了下层官僚，导致他们夸大了收成好向他们的上级交代。八月下旬和九月，毛泽东本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自吹自擂的省级报告，称国家粮食收购已经完全满足并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毛泽东下令出版和散发这些谎言，并附上对“右派”进行猛烈攻击的评论，进一步增加了下级干部的压力。国家根据这些虚假数字采购粮食是饥荒的主要原因[42]

源于上级对农村干部的巨大压力的“浮夸风”是大跃进的一个特点。反右倾运动猛烈批判右倾、保守、“资本主义”思想，迫使干部竞争性设定目标。公社领导人竞相许诺令人难以置信的产量。这个目标可能会升级到荒谬的——每亩几千斤万斤（1000斤/亩=2500公斤/公顷）。[43]

伯恩斯坦引用了毛泽东时代后的短篇小说《黑旗》中的一段对话。这本小说声称报道了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拒绝遵守邻近公社的根本不可能的每公顷 3万至6万公斤产量的承诺：

“米书记[县委书记]通过扩音器吼道：‘好啊，丁敬忠[公社书记]，你哑巴了吗？你什么都没说’。所有人都转向丁敬忠，他满脸通红，紧张不安，撕着纸片......丁敬忠对着话筒平静地说：‘我们公社已经讨论了我们的计划。今年我们将努力实现每亩800斤（2000公斤/公顷）的产量。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每个人付出大量的努力。’但似乎没有人理解这一点。扩音器没声音了。过了好一会儿，米书记终于说：‘注意。你们都听到了吗？’喇叭里传出愤怒的声音：‘是的，我们听到了。’米书记又说：‘我们该怎么做？他们是往前跃进还是开倒车？他们是在故意搞破坏吗？’有更多的喧闹声。‘他们是在搞破坏。我们和他们势不两立。我们要让他们去见阎王爷！’当丁的一个支持者支持他的时候，公社书记的助手孙就感叹道：‘那个人不是群众。他是一个大右派，一个极右派！’最后，就像劣币驱逐良币，坚定的英雄被清洗了。”【编者注：根据英文译文译出】

尽管该国部分地区初步出现饥荒迹象，但整个1960年政府仍坚持努力维持工业增长。但1960年的农业产量远低于1959年，工业的努力也因原材料和粮食的短缺而崩溃。年中苏联突然撤回援助大大加剧了这一问题。 [44]政府被迫遏制重工业的扩张，增加对轻工业、手工业、家庭商业活动和农业的援助。毛泽东呼吁官僚减轻对农民的压力，但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他从未承认其根本问题是系统性的，也从未放弃大跃进背后的唯意志论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45]

13.5.2 公社中的妇女

在大跃进之前，中共允许传统的父权关系在村庄中继续存在，甚至建立了强化这种关系的机构。新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使贫中农重新分配了土地，并减少了地租和赋税。随着父权家庭结构得以延续，贫中农实际上成为了自己家庭小地产的家长。当这些农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合并为互助小组，小合作社和大合作社时，这一过程是在现有结构和先前存在的男性亲属群体的基础上进行的（妇女结婚会离开成长的村庄，因此往往孤立无援），这使得传统的家庭和父权结构得以持续存在。妇女对农业劳动的参与可能已大大增加，但她们被带入生产过程的条件增加了她们作为动产的价值，但并没有让她们对自己的生活甚至劳动成果有更大的控制权。[46]

在支持公社的宣传中，我们发现大意如下的说法：“公社把陈旧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外壳犁碎了”，公社“加速了妇女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并）开辟了文化发展的新途径”。这些说法是指妇女从封建或父权制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问题是：“公社是否真正实现了妇女的这两种解放”？

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那些造福中国妇女的巨大积极进步举措。从1927年起在苏维埃和解放区，以及1949年以后在全国，妇女被承认：在法律上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有继承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参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自由、同工同酬、结婚和离婚自由（士兵的妻子除外）。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在农村地区还远未实现。公社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吗？

许多妇女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ACWF）等妇女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并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如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公社成立前几年完成的，并不是公社成立的结果。

对于女性来说，大跃进的第一年充满了希望。今年春天，女性和男性都开展了扫盲运动，据称，几乎所有16至25岁之间的女性都学会了读书和写字。重要的是，他们还与直系亲属和家庭以外的人交谈。据称，大跃进在炼钢（真实）和驾驶拖拉机（极不可能）领域为女性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代价是大多数女性的日常工作量急剧增加。[47]全国妇联和党的领导层确实指示农村干部对怀孕妇女给予特殊照顾，例如给她们分配较轻的工作。公社还被警告要限制怀孕、产后和经期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和工作天数，但违反规定往往比起遵守这些规定更受人尊重。[48]在一些特别活跃的公社，基层妇女干部会组织妇女一起缝纫和洗衣，以及组织妇女到敬老院和新设立的生殖健康中心工作。

在启动公社时，宣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妇女解放出来从事生产劳动，因此，据称家务劳动将通过食堂、托儿所和公共洗衣房实现社会化。1959年，《人民日报》称，几乎100%的农村妇女在公社中从事农业或其他生产劳动。同时，鼓励妇女参与公共和政治事务：妇联将协助培训妇女，以便在每个合作社任命一名妇女主任或副主任，在每个生产队找到一名妇女主任或副主任。在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和控制委员会中，女性成员、女性副主任、女性技术人员和女性簿记员每年都要增加和提高。[49]

一个重要的创新是，公社将工资直接支付给挣钱的人（不分年龄和性别）。这打破了把钱交给户主或妇女的丈夫的传统，并对父权制进行了打击，即使妇女立即把工资交给了户主。有偿就业的妇女人数增加了，但当妇女加入劳动大军时，她们发现自己被分配到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而男性所做的工作的工资率较高，其依据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当然现在也有人声称，党干部故意将“妇女工作”（无论其性质如何，对智力或体力的要求有多高）的工资率定得比“男子工作”低。

在毛泽东时代，干部对村民的虐待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代中期的土地、劳动力和工具的集体化大大增加了地方干部的权力。1957年百花运动后的反右运动，使一些狂热的干部在大跃进初期成为了地方暴君。为了让妇女最大限度参与劳动建造了食堂和托儿所，且干部迫使村民放弃在家做饭并把孩子放在托儿所里。但食堂和托儿所往往不够用，结果是妇女不得不在田间长时间工作，然后又在家里工作，只是为了完成分配给她们的任务。[50]

中共在物质文化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强行以集体生活取代家庭生活，给许多农民妇女带来了苦难。公社运动变成了强制行军，在公社厨房上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被凸显出来。干部强迫大家到食堂吃饭，甚至在部分极端情况下还会被迫拆除家里的炉灶——这导致孩子、老人和病人没有热水或取暖。公社没有给个人发放口粮，但食堂质量很差，食物也不够。许多食堂没有天花板，农民就在露天吃饭，或者在雨天和寒冷的日子里带回家吃饭。但干部们却无耻地在单独的小食堂里吃饭！[51]

如果说比起食堂托儿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托儿所里的情况更糟。人们很少考虑建立和运营托儿所的成本。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掌权后不久，他们试图引进托儿所，但发现“建设、设备和维护成本非常高”，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可以提供的托儿所数量。[52]在中国，这意味着许多孩子被挤在没有托儿所设备的临时小房间里，由不识字的老人或裹脚的妇女看管。这样的孩子怎么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呢？在离家较远的田地里劳动的母亲无法给孩子喂奶，回到家里看到的是心烦意乱、肮脏和饥饿的孩子。我们只能想象这些妇女的精神痛苦；人们常说：“母亲虽身在田野，心却在家。”[53]

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参与社会生产的妇女是什么情况？在许多公社，“与男人平等”意味着在农场、水坝、公路、矿井和工厂上12和14小时的轮班。1957年末及1958年，许多孕妇因睡眠不足、流产和疾病而痛苦不堪。在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监督，儿童也会受伤甚至死亡。[54]公社的主要目的不是彻底解放妇女，而是为农业调动最大的劳动能力，正是这一点把农村地区的妇女从家里赶出来，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妇女从家庭奴役中被丢向社会奴役，这往往是由妇女干部驱动。

到1960年，公社显然不会成为妇女平等的道路。在大跃进期间，反右运动意味着专业知识被轻视，蛮干则受到青睐并通常会被给予更高的工资。最常由妇女从事的社会劳动——比如在公社厨房——被用作对违反某种规则的“坏分子”的惩罚，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劳动的地位。党豢养的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性别平等得被推迟到女性能够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劳动，即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时。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被视为使女性能够做男性的工作，而不是质疑男性工作的所谓优越性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55]

公社被认为是对封建家庭的一次大规模攻击，为妇女提供了地位和收入更高的新角色（但仍低于男性），并使家务劳动的某些方面社会化。然而，到了1960年，中国的报刊上充斥着各种文章，目的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化的家务劳动，而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家庭生活正在被破坏的恐惧。为了消除大众（男性）对妇女进步的忧虑和怨恨，出现了大量关于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家庭也是必要的理论作品。[56]

大跃进的失利及失业率上升意味着对妇女采取新的、极其保守的路线。妇女再次被劝说回到家里，为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守住家。模范妇女不再是斯塔汉诺夫式的工人，而是给衣服打补丁以使其持续十年的家庭主妇，党的杂志上有“如何选择丈夫”等文章。其结果是包办婚姻、彩礼和婚宴的大规模回潮。

随着百花运动的失败和反智主义的兴起，妇女政策的重点从实现平等和从父权压迫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接受只有忠于政权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计划才能实现妇女解放。因此，有人宣称解放的基础已经在法律中存在，而妇女被告知要把她们的精力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作中。中国领导层现在鼓励妇女平衡家务和生产性劳动，并重点关注前者。

公社确实给妇女解放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最初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的举措，例如扫盲运动，例如公社内转向更多的个人权利（例如向个人支付工资）。这些确实提高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地位。但该项目的官僚主义和冒险主义性质意味着它注定会失败，并最终让女性地位倒退。随后向合同制度的转变将权力归还给家庭，并增强了父亲和丈夫对女儿和妻子的权威。食堂和托儿所可能受到人们的憎恨，但它们的消失意味着妇女家务劳动的增加。合同制度至今仍然存在，尽管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调整，其中大多数进一步削弱了妇女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力。例如，中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重新解释《婚姻法》和《离婚法》，从而使得无法以自己名义出具土地契约的妇女在离婚时将失去一切。该女子面临的问题是，该房产证很可能已交给她的丈夫，并由其家人保管，但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却消失了。由于中国没有中央土地登记处，因此财产契约至关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妇女发现自己本应属于她们的土地被抢了。

随后，这种做法悄然进入城市，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现在的习惯是，即使妇女做出了主要贡献，住宅也只登记在男子名下。1950年的《婚姻法》赋予了妇女平等的权利，但在2011年，最高法院裁定，财产属于房契上的人。即使在那25%的（城市）案例中，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费用，并且两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房契上，男方的名字也排在第一位，因为他被认为是对财产有更大利益分配的“主要贷款人”。[57]

13.5.3 公社的民主

中共对党内民主的看法来自于1930年代的俄国，因此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外，毛泽东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领袖。1962年，可能是反映了政治局内部的情况，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党执行他的指示，无论正确与否，除非在“大家都不同意我的意见”的特殊情况。[58]

在领导层之外，党员能期望的最好的情况就是当出现问题时，领导层与干部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做出决定。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也是如此。鼓励后者参加公社会议并发表意见，但只是为了确保反对派暴露出来，并微调“路线”，使其更有效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任何一级官员都不能自由选举，不能被罢免，也不能获得平均工资。中国国家的官僚机构是被任命的，工作不透明且在收入和地位上享有特权。

乡镇委员会的选举也遵循同样的一般模式。村长或公社党委书记（通常是由党的领导层选定的同一个人，充其量是由党支部批准的）将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其中总是以党的干部为主。农民经过多次的程序后对这种选举很熟悉，他们很清楚，他们唯一的权利是批准而不是反对候选人的名单。[59]公社的管理是对民主的侵犯，一切都由官僚的命令来决定，其结果是农民变得越来越疏远，政治上越来越消极。曼宁在访问中国村庄时，似乎证实了小组长等职位优先分配给当地党政领导的亲属。[60]而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回忆起大跃进是一个“快乐”的时代！曼宁还透露，普通农民在四十年后仍然很痛苦，他们指控这些领导人在饥荒期间从村里的商店偷米，虐待和殴打农民以维持纪律，确保当地党的高层享有特权（包括从未偿还的公社的无息贷款）。

干部必须忠实地执行党的指令（无论是否受欢迎，是否可行），如果党的政策失败，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干部的困境和对他们创新能力的真正考验是他们能否遵循《人民日报》的指示——干部既不能“不请示就改变党委的决议”，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就照章办事”。我们需要有创造力的、灵活的、足智多谋的官僚；而那些僵化的、不灵活的官僚会被赶出党。

干部被指派到他们的岗位上，而不是由公社成员选举产生，他们的工资是由国家支付的，而不是与农民商定的工资，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和关注以及对当地资源的优化利用没有什么个人或物质利益。作为国家雇员，他们的回报来自于对中央政策的忠实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和人民对公社人员的真正监督就无法维持，公社的业绩就会严重扭曲。[61]

13.6总结

大跃进和公社的现实是中共的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本质无可争议的证据。但没有人比那些看不到的人更盲目：事件发生后，当鲁塞掌握了事实时，他继续为公社提供半心半意的辩护——公社的本意是好的，但中共却贪得无厌，在“初步成功”之后，政府承受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导致了混乱和失败。[62]

公社的真正教训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工人民主，尤其是因为它可以使中国人民免受大跃进和公社造成的浪费、痛苦和饥荒。集权的官僚机构无法决定生产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和低效。中央计划经济只有在各级工人受到监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转。工人民主、工人控制和工人管理对于确定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最佳目标和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工人们也是消费者，他们对确保计划在各个层面上有效运作有着物质利益。官僚们只关心完成他们的指标，而不考虑产出的质量——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奖金并保住自己的职位。[63]

大跃进和公社已经证明，官僚机构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要的社会阶层，而且很快就成为了障碍。这清楚地证实了托洛茨基1939年10月发表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对官僚机构的分析。托洛茨基解释说，苏联官僚机构没有历史目的——它是苏联在极度落后和孤立的条件下堕落的产物。他认为，苏联境内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最终将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不进行政治革命来消除官僚机构，很有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而且官僚机构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参考文献

[1] Twitchett, D. and Fairbank, J.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UP, 1987. Vol 14, p130.

[2] Peng Shuzi An Appraisal of the Political Life of Mao, Monad, 1980, 394-399.

[3]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256.

[4] Maitan, L.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New Left Books, 1976, p48-49.

[5]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299 et seq.

[6] Bern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3) 339-377.

[7] Shue, V. The Fate of the Commune, Modern China, 1984, 10(3) 259-283.

[8] Mao Zedong, Editor’s Notes from Socialist Upsurge in China’s Coutryside, Sept. and Dec. 1955, Vol. 5.

[9]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95.

[10] Engels, F. The Peasant Question in France and Germany, 1894, Selected Works Marx and Engels, Vol. II, 1962, Moscow p433.

[11] Lenin, V.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1st Congress of Agricultural Communes, 4 December 1919 CW 30:195.

[12] Lenin, V. Report on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23 March 1919, CW 29:198-215.

[13] Lenin, V. Preliminary Draft Theses on the Agricultural Question. June 1920 CW 31:152-164.

[14] Trotsky, L. Transitional Programme, w.m.org.

[15] Bernstein, Stalinism … Op. cit.

[16] Stalin, J, (1934) Report to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on the Work of the CC of the C.P.S.U.(B.) w.m.org.

[17]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145.

[18] Red Flag,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mmunes, No. 8, Sept., 1958.

[19] Peng Shuzi, A Criticism of the Various Views Supporting the Chinese Rural People’s Communes, Aug 1959, w.m.org.

[20] Dutt, G. Problems of China’s Rural Commun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 1963, p112-136.

[21] Red Flag, Op. cit.

[22] Lippit, V. The Commune in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rn China, 1977 3(2) 229-255.

[23] Wagner, D. Background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Iron and Steel, Curzon Press. 1997.

[24] Harris, N. The Mandate of Heaven, Quartet Books Limited 1978.

[25] Dutt, Op. cit.

[26] Crossman, R. New Stateman, 28 December 1958, p6.

[27] Harris, N. The Mandate of Heaven, Quartet Books Limited 1978.

[28] Dutt, Op. cit.

[29] Bernstein, T.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9-1960,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2006, p421-445.

[30] Dutt, Op. cit.

[31] Ibid.

[32] Ibid.

[33] Bernstein, Mao Zedong… Op. cit.

[34] Dutt, Op. cit.

[35] Pantsov, A. and Levine, S. Mao, Simon & Schuster, 2012, p480.

[36] Duncan, J and Li, P. Women and Land Tenure in China, 200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37] Dutt, Op. cit.

[38] Bernstein, Mao Zedong … Op. cit.

[39] Ibid.

[40] Manning, K.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 Rethinking Radicali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dern China, 2006, 32(3)349-384.

[41] Pantsov and Levine, Op, cit, p475.

[42] Bernstein, Mao Zedong … Op. cit.

[43] Bernstein, Stalinism, … Op. cit.

[44] Harris, Op. cit.

[45] Bernstein, Mao Zedong … Op. cit.

[46] Johnson, K.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3.

[47] Crook, I.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Sociology, 1966, p244.

[48] Manning, The Gendered … Op. cit.

[49] Kyung Ae Park,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1990 14(4)747-774.

[50] Manning, The Gendered … Op. cit.

[51] Peng Shuzi, A Criticism of the Various Views Supporting the Chinese Rural People’s Communes, Aug 1959, w.m.org.

[52] Borge, T. Women in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Pathfinder, 1982.

[53] Peng Shuzi, A Criticism … Op. cit.

[54] Manning, The Gendered … Op. cit.

[55] Leader, S.G. The Emancipation of Chinese Women, World Politics, 1973 26(1)55-79.

[56] Ibid.

[57] Fincher, L, 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Zed Books, 2014.

[58]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61.

[59] Peng Shuzi, A Criticism … Op. cit.

[60] Manning, K. Marxist maternalism, memor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Review, 2005 5(1)81-108)

[61] Shue, Op. cit.

[62] Rousset, P.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Maoism and Popular Power, 1949–1969, links.org.au.

[63] Weston, F. China: Communist or Capitalist, 2010, w.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