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从江西“苏维埃”到延安

7.1 简介

本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城市中撤退时建立的所谓农民苏维埃。中共的斯大林主义性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些苏维埃的特征。这些政治和组织结构本应该是由农民自我管理的，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强加给当地人民的，而共产党实际上是一支入侵和占领的力量，尽管其是善意的。这些所谓的苏维埃是在最落后和最孤立的地区建立的，几乎或根本没有相关农民工作的经验基础。[1]

在任何时候，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都凌驾于当地农民的意愿，最终红军将离开，并把他们留给了蒋介石“温柔的怜悯”。尽管如此，苏维埃确实受到了中农和贫农的欢迎，甚至在许多富农中也是如此。

国民党的剿匪行动反映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平衡，迫使共产党退出他们在江西的主要基地，并开始了长征。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毁灭和共产党人的逃离对中共来说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失败。它标志着此种企图的第一次尝试之结束：建立一个只基于农民起义的革命政权。而且，关于苏维埃政权可以用红军的运输队从江西运到延安的想法完全是官僚主义的，是更进一步地将社会主义革命消融在农民起义中。

中国地图——显示长征开始时第四次 “剿匪行动”后剩余的主要苏区（1934-35）。注：苏维埃区域非按比例绘制。

中共以一个真正斯大林主义式的方式重写了自己的历史以消除其中的褶皱，使其自传变成了一个持续的和线性的过程，并将一个全知全能的毛泽东置于主导地位。随着官僚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变得更加稳固，并为自己聚集了更多的组织性权力，它越来越需要自己的“教皇”来解决因官僚机构内部个人和团体之间由于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争端。官僚机构的本质意味着它不能把这种争端提交给群众的民主讨论过程和行动，那将会危及它自己的生存。

官方历史所呈现的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长征开始后不久）上掌握领导权，在这次会议上，他在军事战略上的才华使他赢得了胜利，此后他始终是正确的，是中共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赶走了带领党几乎走向灭亡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种重写始于1945年，当时毛泽东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改写了党的历史，把中共的失败说成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朱秋平、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2]毛泽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指责中共政策的设计者约瑟夫·斯大林，因为毛泽东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阶段理论、四个阶级的集团，以及允许斯大林将其战略强加给中共的官僚结构。

在长征结束时，共产党人将抵达陕西省，一个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中心以外的地区。长征的最后阶段恰好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和启动人民阵线战略的时候。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出现了转折，将极左主义抛在身后，回到了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将被宣布为国民党的特别行政区，而不是苏维埃，其社会政策则将受到相应的限制。

7.2 苏维埃和土地改革

向农民苏维埃的转变是公开承认，到1930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冒险主义路线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绝大多数是农民的政党，在城市工人中几乎没有根基，也少有或完全没有影响。这些苏维埃只能存在于中央国家机关几乎不存在的地区，远离任何军事中心，与世隔绝，没有什么道路，没有铁路，因此对国民政府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苏维埃至少在最初是由共产党军事单位的残余人员、当地的中共党员、逃债的贫困农民、起义的国军部队以及被秘密警察知道并在其死亡名单上的农民组织者组成的。他们是被国民党所控制中国汪洋大地上的小岛，因此必须尽可能地自给自足。然而，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国的性质，他们的规模可能很大。布劳恩称，江西苏维埃是一个连片的地区，面积在4万至6万平方公里（1.5万至2万平方英里）之间，农民人口多达400万，大大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全中国总共有多达1000万人在苏区）。[3]

共产国际发表了大量关于“势如破竹的”苏维埃革命的材料，据这些材料所述，由于斯大林的政策，苏维埃革命已经在整个中国取得了进展。[4]共产国际持续使用这样的说辞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事件。而共产国际最高层之外的党员无法获得中国实际情况的准确信息。共产国际需要持续胜利来继续吹捧斯大林，所以苏维埃在中国——这里的报告几乎不可能被证实或反驳——被誉为巨大成功。这意味着公共记录对诸如江西苏维埃的成就过于肯定。光荣的苏维埃神话美化了现实，并美化了与之相关的人——特别是毛泽东。

1925-7年的第一次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将组建苏维埃的孤立落后地区是土匪的传统猎场。在江西，有人试图将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纳入革命队伍。然而，土匪团伙并不是站在当地权力结构对立面的罗宾汉式的人物；更多的时候，这些团伙与当地的地主和司法部门连伙。政府部门接受贿赂，对土匪团伙视而不见，甚至对赃物进行出售。[5]很少有帮派能从土匪过渡到共产主义者。

因此，当毛泽东于1929年抵达江西并开始将地方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时，他必须在三条战线上作战：与反动势力和地方土匪进行战斗，抵御上海国民党领导人的集权势力，以及克服地方共产党领导人对他接管其根据地的抵抗。[6]到江西苏维埃成立时，朱德和毛泽东可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朱德是司令员，毛泽东是政委），赞扬他们个人以及行动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7]

组建苏维埃的决定是在党经历第三时期阶段时做出的，这决定了在苏维埃内实施的最初政策。例如，强制没收土地和对其重新分配，这对最贫穷的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8]总的来说，苏维埃所采取的司法和社会措施是非常进步的，但必须记住，苏维埃最基本的要求从一开始就缺席；没有真正的民主。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人为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是由党事先决定的。既然以苏联为榜样，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自然和正确的方式。

每个16岁以上的人都应该参加会议，但他们既没有经验，也不了解民主决策的过程，而且除了富农和地主之外，其他所有人几乎都是文盲，这就使管理一直受到阻碍。苏维埃地区并不肥沃，农民很难养活自己，因此有相当大的压力，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产量，以养活占领区的红军，大多数农民的高负荷工作使他们过于劳累，无法参加冗长的社区会议。[9]

然而，江西苏维埃是行政结构和治理方法、税收、儿童保育、司法等方面的一个重要试验场，这将成为后来苏维埃政府的基础。

在1926-27年的农民起义中，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真正权力属于农民协会，它们维护和平与秩序，解决农民之间的纠纷。在湖南省，当农民协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执行土地再分配、降低利率、废除苛捐杂税、促进妇女权利、禁止赌博和吸食鸦片以及铲除腐败官员和地主时， “人民司法”开始出现。[10]

在苏维埃的最初阶段，这些农民协会的残余人员（其中许多是中共干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并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措施，逐渐为苏维埃赢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地契被销毁，对贫困农民的税收被废除，官员腐败、缠足、奴役儿童和杀婴被定为非法。在使农民群众行动起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采取的措施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法律条文奠定了自然基础。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的正义将从阶级的立场进行实施。必须考虑到罪犯及其帮凶的阶级；具有资本主义背景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和富农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死刑），而所有来自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行列的人将受到相对宽松的对待。[11]

自唐朝中期以来的一千五百年间，农民起义的特点是起义者决心与地主争夺土地。[12]因此，例如，当1927年11月在农民协会，特别是贫苦农民和无地农民的压力下成立第一个苏维埃（海陆丰苏维埃）时，它立即承诺采取夺取土地的政策。在几个月内，多达1800名地主被处决，被没收的土地在乡村会议上分配。

江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最早的土地法是1928年12月的《土地法》【编者注：即《井冈山土地法》】，法律的颁布在毛泽东到来之前。这部法律要求没收所有土地，并规定“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并能耕种土地。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走向公有化，土地所有权被移交给地方苏维埃政府。[13]后来毛泽东将这些行动称为“左倾极端主义”。[14]

然而，土地的没收和重新分配并没有受到所有农民的欢迎。不仅地主和富农失去了土地，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农也受到了影响并且情况还更糟。毛泽东到任后，以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不强行与富农斗争的政治决议为由，让人修改《土地法》，给富农和中农更大的保护，因为这样做 “会混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15]

这很符合养活苏维埃民众，特别是红军部队的需要。为了不影响作物生产，实际上放弃了为贫苦农民重新划分土地的做法，而富农的土地往往被保留下来。到1931年底，无偿没收的土地仅限于公共土地，以及乡绅、军阀和私人大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的土地将不分性别平等分配，但现在佃农，而不是苏维埃，被确认为以前租用的土地的所有者。这种政策意味着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分配给半无产阶级的农业工人和乡村手工业者。[16]

最初，地主的妻子和子女作为个人被分配土地，但由于家庭仍然是生产单位，而且由于较富裕的农民往往有较大的家庭，他们相对于贫苦农民来说是更受益的。另外，地主的妻子也确实与丈夫分享了他们被分配的土地，所以这方面的重新分配很快就被限制了，地主的妻子、儿子、女儿和儿媳都被正式剥夺了被没收土地的任何份额。[17]

然而，在许多地方，富农采取了激进的面孔，大声疾呼不交租和不交税，并以这种方式——凭借其公开演讲的经验——成为乡村发言人。由于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和写作能力，他们往往成为为执行土地改革而设立的机构中的办公人员，并且往往能够以保留他们以前的大部分地位的方式进行他们的工作，经常为自己获得最好的土地，并保留他们的农具和草畜。1931年初在江西共产党的政治成分对这一过程有很大帮助， “从第一层到最后一层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富农和地主的子女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编者注：原文为成圣昌的《富田事变之经过与分析》，译者译】。[18]

被孤立在单纯的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中，在红军控制地区的共产党人逐渐融入了农村的等级制度。尽管中共有各种虔诚的决议和劝告，但它不得不依靠商人，他们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对于在苏维埃地区维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来，中共领导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维持了根据地经济的运转。[19]

虽然进行了反对富农的宣传，但由于他们是剩余粮食的主要生产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日渐向富农的经济利益妥协了。一些富农确实失去了土地，但依然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他们家庭此前生产所用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工具，他们每人被分配的土地比贫农或中农要多。

从1931年开始，由减租减息和取消债务构成的土地改革模式已经确定，并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一直持续到1945年以后。尽管有1931年11月的《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但这些改革在实践中往往有利于中农。这些人一开始就拥有一些土地，经常被分配到更多的土地，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被免除了债务。[20]受益最少的是农业劳动者。[21]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该政策在广大农民中大受欢迎。

这种做法是由农村生活的经济现实所决定的。喂养红军所需的粮食盈余不能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生产力最高的农民（富农和中农）周围小心翼翼地行事。必须保持与商人的合作，因为任何制成品都必须进口，从盐到煤油，而只有商人提供这些。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富农和商人站在自己一边。到1930年，在福建西部，中共已经与当地商人达成妥协，以解决物资进出口的困难。商人被免于征税，而农民则支付15%的土地税。商人的涨价行为被忽视，有时商店雇员和工人的经济斗争也受到限制。

即使在武汉的经验之后，在1925-1927年得到如此彻底检验的民主专政理论仍然是中共的主要思想武器。在1925-1927年，这种观点使他们依赖资产阶级，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现在，它为领导一个纯粹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理由，像以前一样，依靠了非无产阶级的利益。

对于有着内部分裂和利益冲突的农民阶级，共产党声称它带来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主张建立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命题上：由于共产党顾名思义是“无产阶级的党”，它的存在保证了农民起义中的工人阶级领导权。它通过从城市输入少量的工人，并让他们在已经建立的红军和政府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来加强这种幻想。它的政策的最终效果是从城市里的工人中夺走了他们最先进的代表。这些工人离开了他们的工厂，在一个斯大林化的党内和一个绝大多数是农民的环境中工作，很快就屈服于小资产阶级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如果说国民党的恐怖政治没有把激进分子从劳工运动中剔除，那么中国共产党则做到了。

7.3妇女解放与江西苏维埃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承认，如果不能赢得农村妇女的支持，就会导致土地革命的失败。共产党的进步到处都受到其对妇女的态度、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与男人的关系以及妇女作为所有物的象征的影响。

江西省苏维埃成立了妇女部，专门负责关心妇女的利益。这向进步迈出的一步被反映在江西苏维埃为提高妇女地位而进行的许多改革中。这些措施往往是毛泽东个人努力的结果，他是“自五四运动时代以来为自由恋爱而奋斗的狂热斗士”。[22]从《毛泽东文集》的编辑中可以看出他在党内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保守主义。在《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的原始版本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性的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的。”这句话在官方版本中被删掉了。【编者注：删改后的毛选版本相比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差了这句话】[23]

然而，农民妇女的生活是这样的：当她们被限制在家中，并且被禁止与亲戚以外的任何男性交谈时，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任何措施都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试图召集和协调各村的妇女。这些协会的首要任务是制止普遍存在的丈夫以及婆婆殴打妻子的习惯，因为任何参加委员会会议的妇女回家后都会受到殴打。

组织者们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效果很好。他们选择了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丈夫；他将被一群委员会成员当众拦住，要求他改过自新。该男子的反应总是傲慢地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的反应会引起周围妇女的愤怒抗议。不一会儿，他就会被打倒在地，受到他自己暴力的报复，直到他答应停止殴打他的妻子才停止。很快，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代表的一次访问就足以使大多数犯错的丈夫就范。然而，韩丁报告说，长弓村的妇女协会第一书记被迫辞职，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名中共干部，要求她花更多时间在家里。[24]

1930年8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简单地说：“让那些没有妻子的男人自由地尽快找到自己的妻子，让那些没有丈夫的女人自由地尽快找到自己的丈夫。”让男女双方都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举取消了结婚的高昂礼金。随即，整个苏区出现了一股狂热的活动；在两个月内，几乎所有以前没有娶过老婆的中农、贫农和工匠都娶了老婆。至于雇工，结婚的比例从大约1%跃升到近5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婚姻条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现了基于迷信宿命的封建宗法婚姻制度的迅速转变。艾萨克·多伊彻把这看成是综合和不平衡发展法则的应用；中国可能是最古老的国家，可又热衷于吸收最新的学说，并且在工业更发达的国家之前把它们转化为行动。[25]在《条例》之前有一个序言，其中概述了可被称为婚姻的三个原则的条款：（1）在苏区，男女的经济独立得到保证，婚姻必须按照自由选择的原则缔结。（2）必须注意保护儿童。（3）妇女在旧制度下的苦难，包括故意让她们遭受身体上的虐待，如使其缠足，意味着她们还没有成功获得完全的经济独立。因此，在离婚问题上，妇女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

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比，这些原则是革命性的。但更大的创新体现在关于离婚的条例中。只有两个条款：（1）如果双方都希望离婚，则允许离婚，但如果双方中只有一方坚持，则同样允许离婚。（这一点后来被缩减了，所以现役军人的妻子只有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离婚。）和（2）所有的离婚都必须在苏维埃地区的当局登记。绝对不存在必须事先获得当地中共或当地苏维埃授权的结婚或离婚的问题。

1931年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政府的一个目的是“保证妇女的彻底解放”。在江西时期，党正式颁布了上述《婚姻法》，但约翰逊称，许多地方干部强烈反对，只有当来自上海的党的领导人到来时，才有了实施该法的有效尝试。即使在那时，干部的行为也不统一，有些人滥用他们的地位：在北方地区，当地的党员坚持认为婚姻必须事先得到党或当地苏维埃的批准，在某些县，妇女被禁止要求离婚。[26]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的官方政策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其实施取决于当地的力量平衡，因此既不统一也不持续。因此，在党的需要和男性农民（特别是较富裕的男性农民）的保守主义，与农民妇女和中共年轻干部争取更大解放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分歧。

在实践中，以农民为基础的战略使促进妇女权利变得困难，因为许多男性农民感到他们的父权受到威胁，强烈抵制这种政策，担心失去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保守主义和物质利益使他们很难容忍自由选择的婚姻、离婚、女性平等和妇女在家庭以外的角色。面对这种男性的敌意，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实施《婚姻法》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它需要这些人的支持，毕竟他们为红军和党的官员生产大部分食物。[27]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勇敢地赋予妇女重要的财产和经济权利。但是，在一个有着上千年传统的农民经济中，在传统家庭结构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块土地要重新分配，而妇女要得到一份，那么她的那份地契就会在仪式上交给（男性）户主，接受妇女的土地事实上属于她丈夫的事实。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根据以下指示建立了配额制度，“每个地方党都应尽力达到中央委员会制定的目标，即要求运动中的妇女同志应占党内职位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幸的是，即使是较低的目标也很少能达到。

然而，为了满足红军的人力需求，持续不断的努力意味着缺少男人来耕种土地，于是妇女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没有被缠足的妇女走出家门，在土地上劳作，执行以前只属于男人的任务。诚然，当男人回来时，妇女被要求交出这些新获得的职位，但她们展示了文化和传统认为她们不可能拥有的能力。

向农村的转移和农民苏维埃的建立对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长期负面影响。尽管最初做出了良好的努力，但最终江西时期还是在实行中偏离了对性别平等的承诺。许多党员认为，在农村，妇女对革命的参与被边缘化了，为了不对党的其他政策产生不利影响，她们的解放受到限制。[28]到1934年党离开江西时，在有关妇女权利的问题和男性农民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中，党公开支持后者。[29]

程分析了江西苏维埃土地改革的动态，并得出结论：

“尽管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努力......，但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和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残余结合起来，使丈夫和父亲能够操纵妇女，既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又颠覆党所宣称的改变妇女阶级地位基础的目标。......似乎很清楚，在父权制下的家庭经济中，妇女不可能有独立的阶级地位”。[30]

显然，中国共产党离挑战父权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4富田事件

当毛泽东到达江西时，他已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帕维尔·米夫挑出来公开表扬和提拔。在1929年10月的信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呼吁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毛泽东（曾经）活跃的地方。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忽视农民斗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的倾向，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农民革命斗争活跃和发达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31]

在关于李立三路线的立场上，毛泽东小心地将其反对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据说毛泽东派别在接管江西苏维埃的过程中淘汰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中的地方领导人。最终，毛泽东得以将他的副手以及党羽（曾山）强行推举为主席，并将他的其他随从成员（包括他的两个兄弟毛泽潭和毛泽民）强行推举为苏维埃的领导人。[32,33]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表明，江西苏维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苏维埃。他认定，当他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对苏维埃成员使用身体暴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毛泽东引入了不久前才在苏联采用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即忠诚的党员如果诚实地提出不同意见，可能是“客观上的反革命”，会被监禁或处决。[34]

当毛泽东在长沙时（1930年7月至8月），那些以前被毛泽东赶走的人，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受到鼓舞，组成了一个反毛泽东的团体，聚集了支持者，把他任命的人赶下了台。没有任何人声明他们是通过暴力手段做到这一点的。这个反毛团体在提出更激进的土地政策时，显示出了与毛政治上的分歧。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以拥有工具和劳动能力为标准划分土地的做法！”“反对富农！”，“均分土地！”，“反对地主和富农夺取政府！”。反毛势力的基础是以家庭人口数量为基础的更平等的方式分配土地。[35]

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富田事件的发生。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即他自己的威信和地位）。[36]从长沙（带着军队）回来后，毛泽东开始着手清除他的反对者。首先，他声称他们遵循李立三路线，这使他看起来支持新的王明领导层，而实际上却加强了他自己的地位。1930年12月7日，毛泽东逮捕了大约70名江西苏维埃成员。红军第二十军被这次大规模逮捕激怒了，约四百人袭击了富田监狱，解放了二十多名被告。在这次攻击中，一些毛泽东的支持者被杀。[37]

现在，毛泽东诬陷他的反对者是一个秘密的国民党组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团的成员，并开始使用斯大林式的猎巫方法大力和广泛地清洗他们。

积极的反对派被逮捕，而审讯者被授权使用“最无情的酷刑”来获取口供和其他人的名字，而这些人也被轮流折磨，如此反复。“杀戮的数量急剧上升，因为每一个供词都会产生新的受害者，而每一个受害者都会有新的供词。”被折磨的人承认了各种疯狂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起义。据称，在第一方面军中，有2000多人被就地处决。[38]接下来，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了江西共产党。这场迫害的细节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在苏维埃俄国所发生的一切——然而，与俄国不同的是，酷刑往往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39]叛乱最终被平息，这令毛泽东满意。

根据不同的说法，在这次旨在镇压党内平等主义者和左派的清洗中被处决的总人数高达1万人。原则上，毛泽东是在重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所做的事情，但规模更大，更凶猛，限制更少。[40]在193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处决富田叛军被解释为针对李立三支持者的行动，与上海正在采取的反李立三措施有明确的类似之处。[41]

中央委员会（由周恩来领导）在1931年中期完成的调查并没有谴责这场斯大林式的恐怖行动，也没有谴责所使用的方法和所造成的死亡。它确实包含了一个温和的责备，即太多的反布尔什维克团嫌疑人被立即处决——他们应该先被“审讯”。[42]通过这种方式，江西所有三个苏维埃的地方领导层都被置于更严格的中央控制之下，负责人直接效忠于毛泽东。

7.5国民党的“剿匪”运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把共产党人列为土匪，所以摧毁他们及其基地的运动被称为“剿匪”运动。在这些运动开始时，存在着多个苏维埃及其相应的红军，其中江西是最重要的。五次战役之后，据称只剩下一个苏维埃的据点，在中国北部的陕西荒野。[43]这次歼灭战和其他事情一样，使毛泽东得以爬上中国共产党的顶峰。

1930年11月，国民党为回应本年7月中共攻占长沙的行动，发起了五次围剿中的第一次。在江西，红军相对容易地进行了反击，他们利用朱德和毛泽东制定的战术，即撤退以引诱国民党军队深入红色地区并在他们疲惫不堪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打击。当这些战术被其他人使用时，毛泽东会谴责他们是“临阵脱逃”，强调他们固有的软弱性，即把农民交给国民党部队的“仁慈怀抱”。[44]

朱德和毛泽东的策略得到了俄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信息的极大帮助，他们在国民党内有一百多个间谍，其中一些处于非常高级的位置，还有一个由周恩来招募规模较小但非常有效的国民党安全部门高层特工网络。[45]俄国人破译了国民党总参谋部向作战部队传输的密码，从而使地面上的部队运动细节能够被提供给毛泽东。所有这些信息都有助于红军避开国民党的优势部队，并且在它选择交战时，以数量上的优势进行。蒋介石花了五次围剿，才制定出抵消这些情报优势的战略和战术。

然而，江西的无线电设备功率不足，无法直接向俄国传输，信息必须发送到上海，再转发到莫斯科，反之亦然。该办公室还充当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指令以及党的信息的分发中心，从而使王明对红军有了高度的控制和权威。

1931年初和年底，第二次和第三次剿匪运动被击退，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与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为他在红军和党内赢得了巨大的威信。他的威望现在足以使他成为领导权的自然竞争者，并保护他免受反对者对于他的暴行的指控。[46]

1931年9月，日本人入侵满洲，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日本对满洲的入侵使蒋介石暂停围剿运动，这使红军得以重新组建。国民党政权比入侵者更害怕群众，不敢动员民众进行自卫战争。相反，它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让步并希望日本能满足于满洲，或者最多满足于满洲和华北。

作为回应，党决定重新指定苏维埃地区为国家政权，而不等待攻占一个大城市。1931年11月7日（俄国革命纪念日），被轰炸严重破坏的小城瑞金被指定为苏维埃首都，并主办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尽管没有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但官方指定其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47]

为了维持其控制，莫斯科坚持让其选定的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层，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许多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集体选入新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一个矛盾的情况，中央委员会在形式上有苏维埃的权威在手，但现在中央委员会成员与以前默默无闻的党员坐在一起，他们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有地方上的机构的忠诚、但没有兴趣接受来自上海的傲慢的不了解情况的书商的控制。在国军的外部压力下他们才被迫走到一起，不同团体之间的对抗将被推迟，直到中共和红军逃离江西以逃避灭亡的那天。

中央政府为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结构。它批准了一些已经实施的激进法律：《土地法》（1931年）、《劳动法》（1931年）、《婚姻条例》（1931年），并颁布了新的法律，如《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1934）。它还正式引入了一个人民法院系统来管理这些法律。[48]

关于雇工的法律是首先被违反的，以符合四个阶级集团的利益。农业劳动者和其他农村工人，不论是单独工作还是两三个人一组，都分散在土地上，在农民经济中占据了辅助位置。他们通过出售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是无产者。但与工厂工人不同，他们在生产中没有独立的作用，因此倾向于成为农民中普遍的小资产阶级大众的一部分。资本家离不开工厂工人，但农民可以不用雇工。在极小的利润空间操作下，农民在其劳工要求缩短工时或增加工资时会抵抗，通常通过解雇他们来达到这点。同样，在商店和小企业中，商人通过简单威胁要彻底闭店来对抗员工的要求。这将意味着贸易的缓慢窒息，而商人知道他们掌握了主导权。

因此，新成立的临时苏维埃政府所通过的令人钦佩的《劳动法》从未得到过执行，而是被悄悄放弃了。它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对改善工作条件和工资的要求被共产国际广泛公开传播以达到宣传的目的，但在商人和农民的反对下从未被落实。洛甫（张闻天，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3年6月在党刊《斗争》上写道，工人必须明白，虽然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必须同意继续做“被剥削阶级”，不要提出“过分的要求”或进行只有“破坏工农联盟”效果的罢工。[49]这就是苏维埃地区内民主专政的真正实质。党号召贫农、农村工人、工匠和手工业者牺牲自己的利益，以避免疏远富农和商人。

此时，在整个中国，为了回应日本的行动，出现了自发的抵制日货和反对绥靖主义的学生骚乱大潮。这始于上海（1931年11月至12月），并很快蔓延到中国的所有主要城市。日本的回应是在1932年1月袭击并占领了上海。国民党没有进行报复，而是积极镇压了抵制和抗议运动，并随后粉碎了所有独立的反日运动的出现。

随着国民党与日本达成一连串的交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怨恨也在增长。但这种民众情绪没有得到有组织的表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提出有效的方案。[50]中国共产党的孤立和无力，可以从对其所提出的打败日本侵略的极左建议（即立即建立苏维埃和让工人离开城市中心参加红军）工人阶级地区几乎没有反应这一点看出。中国共产党无法号召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它没有表达他们愿望的方案，但此时它也没有力量将这些口号带到无产阶级中。

对日本商品的大规模抵制暂时使中国工厂增加了生产效率，这刺激了工人们的自信心。罢工开始发生，但大多数工人没有组织，那些有组织的工人都在黄色工会【编者注：指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改良主义工会，其显著特征是与资本家妥协或被直接收买】中。罢工者很快就被棍棒打倒在地。[5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中国人民真诚地要求反对日本人的进攻，要求召开制宪会议的政治呼声（当然还有被关于结社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停止高利贷和向农民提供土地的口号支持）会给中共带来重新获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良好机会。

然而，莫斯科对日本的进军感到严重担忧，为了回应对满洲的入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呼吁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场民族革命战争。囿于第三时期的极左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将此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应发起军事计划，并于1932年1月9日通过决议；在一个或多个省份赢得初步的革命胜利。[52]除了江西南部的赣州代替武汉之外，这与李立三路线没有任何重要的不同之处。结果甚至更糟。赣州防守不力，但人数上占优势的红军被打得很惨。毛泽东是一位精明的军事指挥官，他评估到这次进攻将是失败的。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他的冷淡，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次攻击被蒋介石认为是证实了共产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威胁比日本的入侵更大。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他组织了第四次剿匪战役，该战役于1932年夏天开始，成功地摧毁了鄂豫皖苏维埃，并迫使第四方面军撤离，逃到四川北部的安全地带。湘鄂西的苏维埃被摧毁了，第三方面军勉强幸存下来，它的士兵减员到不到3000人，几乎没有作为一支有纪律的部队存在，直到1934年10月与第六军团重新会合。[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1932年9月）再次要求加强红军和苏维埃；它还要求通过所谓“自下的人民战线策略”将苏维埃政府与城市群众联系起来——这种极左的策略正是当初将中共与城市无产阶级分开的策略的延续（在德国是纳粹胜利的一个主要因素）。[54]随着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越来越紧，博古越来越严格地遵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因此，他的政治变得越来越不负责任，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党内被山头主义所困扰，领导人利用在莫斯科学到的方法来压制批评意见。[55]新的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依赖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而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内有一个坚实而广泛的基础；因此，王明既不信任他又害怕他。

随着国军的推进，党的领导人讨论了江西苏维埃如何最好地保全自身。官方政策是保卫江西苏维埃的农民，抵御蒋军的入侵，但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坚持久经考验的战术，避免大型防御战，这意味着牺牲整个村庄。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农民中极不受欢迎，党的领导人趁机试图削弱毛泽东的影响力，将他从军事和政治职位上撤下来。

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了由8名中共高层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军事事务。毛泽东因其游击队心态而受到严厉批评，会议同意他“应该”请病假【编者注：此时毛泽东身患疟疾，但症状较轻。应该是为了躲避政治风波向周恩来申请了赴苏联养病】。这意味着他从军事事务中退休，这将持续到长征开始后。[56]毛泽东又挨了第二记耳光，他没有被重新选入中央委员会，而是被任命为苏联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7]在这个职位上，他将取消土地计划中的集体化，并放宽土地法，允许买卖土地。

听到毛泽东被免职的消息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来电报：“对于毛泽东，有必要运用最大的耐心和同志般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从事负起责任的工作”。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驻中国代表（Arthur Ewert）补充说：“我们要求你与毛泽东密切合作”。[58]他们发出这些信息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场新的、更大的剿匪运动即将来临，而新的领导层缺乏毛泽东的作战经验，另外，红军人员和当地中共党员对外来人员针对毛泽东的举动也有敌意。

在1932-1933年冬季持续进行的第四次剿匪运动中，博古、罗孚和其余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从上海总部搬到了瑞金，而王明则去了莫斯科，从1932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国代表。他的总书记职务被博古取代，在周恩来的支持和王明的指导下，他一直控制着党，直到长征。[59]

情报信息和更大的智谋使守卫江西的红军能够伏击并摧毁国民党的两个师，这迫使第四次剿匪战役结束。博古和党中央迅速行动起来，为这次胜利邀功，并巩固其在苏维埃内部的领导地位，指责一些已知支持毛泽东的中、次级中共党员“优柔寡断”和“派系活动”，并以自己的人取代他们。[60]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现在占据了政治局常委六个席位中的三个（包括王明），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控制了这个关键机构。[61]

然而，红军在击败蒋介石第四次剿匪运动中的英勇努力和胜利是“结束的开始”。很明显，国民党的优势力量取得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江西苏维埃内部，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压力导致他们对较富裕的农民和与附近城镇保持贸易往来的商人的态度越来越缓和。随着国民党对江西的封锁越来越严，粮食越来越少，王明将禁止进一步重新划分土地，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改善农民农业的最严重障碍之一”。据报道，到1933年底，一位苏维埃政府官员说，在中央苏区的300万居民中，有200万居民受到富农和地主的压迫，苏维埃本身已经成为压迫穷人的工具。[62]

“土地被分割了，但地主和富农也得到了土地，而且是更好的土地。......他们中的不少人控制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并利用它们来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在许多地方，土地问题似乎完全解决了，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即使是地主也得到了土地，富农仍然保留着他们的优越土地”。[63]

对蒋介石来说，江西苏维埃在打败剿匪运动方面取得的军事成功使其成为优先要处理的对象。在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战役中，蒋介石的轰炸机摧毁了整个地区，而他的部队则不可阻挡地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在过程中建立了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蒋介石放弃了以前派遣纵队深入红军领土的策略，在那里他们被孤立并被消灭。没有强有力的支援，任何部队都不得前进。建造碉堡来控制和保卫一个地区，然后军队再向下一个阵地前进。他的军队有50多万人，在德国将军冯·塞克特的指导下，大约300架美国、英国和意大利轰炸机的支持下，用欧洲和美国军工厂的最新武器武装起来，像一张细密的钢网一样向江西苏维埃靠拢。进攻部队的理念是，不可能在好公民和红色游击队之间划清界限。在这场最后的战役中，有多达一百万人死于炸弹、枪击或饥饿。

7.6遵义会议和长征

为了应对国民党碉堡的逐步蚕食，苏维埃采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所谓持久战的更倾向于防御的战略，即保卫苏维埃的领土，保护居民免受国民党军队的蹂躏。这一战略要求建造静态防御工事。关键的堡垒是在广昌，阻挡了通往瑞金的道路。

另一种战略是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提出的，他于1933年10月抵达瑞金，刚从军校毕业，被共执委任命为红军的军事顾问。布劳恩以华夫的化名写作，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战略，强调红军的机动性，即选择一个目标，用全部力量一击即中，然后撤退，不给国民党军队准备或回应的时间。朱德的战略被舍弃，毛泽东曾成功地用它来打胜前三次战役，现在它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其没有提供对平民的保卫。[64]

1934年1月，看到情况的严重性，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坚持让毛泽东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然而，由于没有收到恢复军事指挥的提议，毛泽东选择继续做一个病人。博古是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忠实仆人，但共产国际认识到了他的局限性，而毛泽东的能力和经验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斯大林进行了干预，以确保毛泽东在中共领导结构中的存在。流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者，他藐视斯大林，打败了共产国际的代理人王明，从而拯救了中国革命，这种观点早就应该被埋没了。[65]

一次广泛使用重炮的大规模进攻摧毁了广昌，广昌于4月28日落入国民党手中。当广昌显然将沦陷时，周恩来将自己与防御战略拉开距离，搬到瑞金，而奥托·布劳恩则前往前线，担任指挥并指挥军事行动，从而将自己与战败联系起来。广昌的陷落在军事上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一个重大的心理打击，并直接导致了由博古、周恩来和奥托·布劳恩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的决定，即瑞金不再是可守的，苏维埃应被撤离。1934年8月下旬，中央委员会得到通知，同意了“战略转移”或即将被称为著名的、英勇的长征的行动。[66]

1934年8月，由萧克率领的约1万人的红六军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向西逃亡，这是成功欺骗蒋介石部队的一系列转移视线的行动之一。11月，主力部队从在瑞金以西约100公里（约60英里）的于都出发，几乎没有遇到阻碍。尼姆·威尔士报告说，超过86,000名随行者（大多数是青少年，有些只有13岁）花了三天时间撤离，但只有30名女性被允许参加长征，这一观察得到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证实。[67,68]尽管有很多女性跟随队伍，但正式列入长征名单的女性人数如此之少，这清楚表明了中共领导层多么轻视女性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他们的目的是进行一次相对较短的行军，与活跃在湖南西北部的萧克会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带着所有可以携带的东西——--包括一台X光机。

随着广昌的陷落和撤军的决定，莫斯科将毛泽东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清楚地表明它希望谁在撤军期间领导红军。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中，被赞誉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领袖”，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杰出的年轻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共产国际甚至出版了他的作品选集，这可能是第一本此类书籍，然后《国外》杂志刊登了一幅关于毛泽东和朱德的赞许性素描（将两者联系起来是一种明确无误的暗示），最后在1934年9月，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共中央“以朱德和毛泽东为榜样，直接在游击支队工作。”[69]

1934年11月10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几乎整整三年后，蒋介石的军队胜利地进入苏维埃首都瑞金。蒋介石没能像他所承诺的那样消灭共产党人，但他成功地为地主赢回了江西。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者都需要胜利来证明共产国际的成功，由于中国的事件几乎无法核实，莫斯科将红军的绝望逃亡报告为一系列的胜利和成功。

为了逃离包围圈，仍由奥托·布劳恩指挥的红军必须突破四道封锁线。前三道很容易，但在第四道，即湘江岸边（在这里穿过湘赣边界），队伍在穿过一半后遭到伏击，到1934年12月1日，只剩下约45000名行军人员向西逃亡。这样的数字是估计的，因为当时的记录很少，存留下来的更少。可以说的是，开始长征的人中有一半以上在最初阶段被杀害或逃离。

从1934年12月12日开始，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前进。毛泽东因其相关经验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而被邀请。他理智地提议，红军不要在北方对盘根错节的国民党军队徒劳进攻，而是向西进军贵州省。他的建议首先得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王稼祥的支持，然后得到张闻天的支持，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70]毛泽东赢得了这一天的胜利。

红军进入贵州，袭击了贵阳，但未能夺取，并向遵义进发，于1935年1月14日夺取该镇。[71]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会议上与主要军事官员和奥托·布劳恩会面，以确定长征接下来的军事战略（当时目的地不详）。军事灾难的程度、江西苏维埃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可怕损失，严重损害了周恩来和奥托·布劳恩的地位，并在中共内部造成了权力危机。

在遵义，毛泽东把红军的灾难归咎于布劳恩，并在他的发言中把短平快和持久战的战略结合起来，把广昌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布劳恩，让周恩来脱罪。周恩来一如既往地把他的支持转移到可能的胜利者身上。直接的结果是，布劳恩的建议被拒绝，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周恩来、奥托·布劳恩和博古的三人小组被废除，布劳恩完全失去了军事影响力。毛泽东怎么会有勇气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中央代表？我想到了两个原因：毛泽东强调他是在进行军事上的批评，而不是政治上的批评，所以并没有挑战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权威。还有就是他一直受到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赞扬，这给了他必要的信心。

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不会登上党的王座，但从遵义会议中脱颖而出，被誉为可以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人。[72]到3月中旬，毛泽东被任命为前线指挥部政委（与朱德总司令一起），并作为三人常务委员会（与周恩来和王稼祥一起）的主要人物，以这个身份处理所有关键的军事事务。[73]

毛泽东现在是党的领导中的首要人物，但他不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他没有控制整个党和军队，因为诸如建立了鄂豫皖苏区并担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员的张国焘，以及王明的追随者如项英（留守江西和浙江的后卫部队司令员）等人，都不准备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直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才获得了对党的完全统治权。[74]

江西的失败并没有终止农民战争，但它给起义的农民运动带来了惊人的打击，从而也给当时处于低谷的城市劳工运动带来了打击。新的恐怖浪潮、投降和背叛摧毁了留在主要城市的大部分共产党员小团体。这些事件埋下了无数共产国际宣传神话的伏笔。在遵义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红军继续在贵州、云南东北部和四川省南部游荡。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和四川等地行军和后退，进入陕西，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和狡黠的战绩。“长征”已被记录为一项最了不起的军事行动，但它使红军离该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越来越远。共产党人向中国西北部稀疏的沙漠地带进军，走向一个新的僵局。

蒋介石对这次进军有自己的打算。蒋介石的意图是迫使红军进军他不控制的省份，并由他向当地军阀提供帮助（编者注：以绞灭红军），很快就会反客为主。他还打算让红军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带，同时逐步消耗红军，直到红军完成了他的意图，然后他再发动最后一击。蒋介石可以对自己感到满意。到长征结束时，他的控制区增加了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亿；除了中共控制的一个孤立的贫困地区外，苏区已基本被消灭，以至于蒋介石可以声称红军已被赶出了中国本土。[75]但他没能实现自己希望中的最后一击。

7.7红军抵达延安

第一方面军于1月中旬离开遵义，并在毛泽东和周恩向北进入陕西而不是向西进入四川，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之前向南行进了一小段时间。[76]陕西靠近甘肃省的边界，在蒋介石控制的地区之外，包含了中国仅存的安全的苏维埃。在日本军队的大方向上行军，使毛泽东得以将这次行军更名为“抗日大进军”，并声称这一直是他的目标。

1935年10月，当毛泽东率领4000至7000人的部队进入陕西省的保安县时，长征结束。毛泽东到达由刘志丹领导的陕西苏维埃时，部队的人数与他最初到达江西时的人数差不多。保安将成为共产党的首都，直到1936年12月他们夺取延安。

这个地区如此落后，以至于在1928-33年西北大饥荒期间，没有主要的公路、铁路或可通航的河流来运送救济物资，导致当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饿死了。[77]在大饥荒期间，农民不得不借钱度日，到1934-36年，在该县东部一个约有85户人家的典型村庄里，3户小地主、11户富农、39户中农、28户贫农、3户农夫和1户佃农，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都被债权人查封了，土地转入一家金融公司手中。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片沃土。[78]

江西已经够穷的了，但是陕西的这个地区更加贫穷，土壤贫瘠，生产力水平低下。苏维埃的面积起伏不定，但在不同时期确实延伸到了陕西、甘肃和宁夏三个相邻的省份。该地区居住着分散的部族，人数不到一百万；大多数村庄由不超过四或五个农场组成。只有延安，一个人口不足四千的城镇，可以通过货车到达，这些货车只能沿着土路行驶。[79]

在城镇之外，大多数人（包括红军部队）住在山洞里，甚至只是在地上挖洞，融化的雪水流进洞里。食物勉强够用，士兵们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他们的草鞋也破烂不堪。随着冬天的到来，蒋介石将共产党人围困在这些可怕的条件下，确保他们不能再向北前进，从而切断了他们与苏维埃俄国的任何可能的供应。

毛泽东派陈云作为信使向莫斯科报告了他成功到达陕西的情况。1935年12月13日，《真理报》将报告的编辑版作为一篇主要文章刊登，标题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80]到1936年6月，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已经恢复，但现在毛泽东控制着中国的终端，他在党内的权威和威望也随之提高。党中心发给莫斯科的第一份电报的日期是1936年6月16日，而党中心收到莫斯科的第一份电报的日期是7月2日。中共与莫斯科通信的恢复，立即加强了毛泽东的地位。在党中心发给张国焘控制下的第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毛泽东经常使用“根据共产国际电报”这样的措辞，迫使张国焘接受他的权威。有许多案例表明，毛泽东为了与莫斯科保持无线电联系，不惜一切代价——例如，组织复杂而危险的任务，以获得煤油来运行发电机。如果毛泽东反对莫斯科的政策，无法想象他会做出如此坚持不懈的努力。[81]

当共产党人在陕西定居时，他们再次面临确保政治支持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产出的问题。三分之二的农民正式拥有他们的土地，但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高利贷榨干了。中国共产党以其降低租金、税收和利率以及取消地主和高利贷者放出的债务的激进政策获得了群众支持。[82]

用于农业发展的资金很少。毛泽东认识到这一点，并强调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地区，收入的增加只能来自于生产的增加；而人民的支持将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收益是否大于支持红军和地方行政部门的税收增长。解决办法是要求所有党员和部队在村里工作，帮助生产他们所消费的食物和物品，并与村民合作，动员劳动力开垦土地，互助耕作，以及建立销售合作社。这些活动的回报超过了共产党员拿走的粮食，又回到了村里，这让农民感到惊讶和高兴，因为在以前，他们只被任何驻扎在本地的部队掠夺。[83]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中共再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措施，推出了与江西一样的《婚姻法》，在面对当地男性民众的敌意时，又一次退缩了：对妇女离婚的能力进行了限制，这当然会降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她们所拥有的土地的价值。[84]

7.8总结

苏维埃在中国的成立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系列失败的结果，这是由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导致的，该政策将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便与他们保持“联合阵线”。尽管如此，苏维埃还是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废除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放出的债务；降低利率、租金、税收和抵押贷款。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改善了大多数中农和贫农，以及一些无地劳工的生活。这些变化确保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忠诚。

中国共产党还推出了有关妇女的进步立法，包括：婚姻改革、废除缠足，以及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这些改革对于改善妇女的生活至关重要。

这些改革和中共采取的所有其他进步措施得到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全心支持。但他们也指出，“苏维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孤岛，它们是阶级合作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建立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指出，这些所谓的苏维埃缺乏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其是完全不民主的。在列宁主义的意义上，它们根本就不是苏维埃。

尽管有强大的农民支持，但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还是压倒了早期的苏维埃，并迫使红军走上长征路。红军遭受的失败使毛泽东成功地挑战了现有的领导人，并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作为最权威的人物重新进入政治局。

在毛泽东到达陕西省的时候，第三时期的斯大林主义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人民阵线战略，在中国，这种战略被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这种方法造成了1925-27年的悲剧。毛泽东欢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战略，并将其认定为自己的战略。应该记得，列宁认为这种联盟是一种背叛，并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与之斗争。对他来说，这是修正主义的缩影，1917年4月回到俄国后，他曾威胁，要与那些赞成与孟什维克合并且支持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联合政府的布尔什维克（顺便说一句，其中包括斯大林）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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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Sheng, Op. cit.

[70] Kampen, Mao Zedong … Op. cit.

[71] Garavante, A. The Long March,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2, 1965, p89-124.

[72] Yang, B. 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6, 1986, p235-271.

[73] Kampen, T. 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7, 1989, p118-134.

[74] Peng Shuzi: Some Comments on Mao Tse-tung 1968; Peng Shuzi Internet Archive.

[75] Garavante, Op. cit.

[76] Garavante, Op. cit.

[77] Selden, M, The Yenan Way, Harvard U.P. 1971, p6.

[78] Goodman, D. Revolutionary Women and Women in the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4, 2000, p915-942.

[79] Guillermaz, Op. cit. pp267 et seq.

[80] Sheng, Op. cit.

[81] Sheng, Op. cit.

[82] Gillin, D. “Peasant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Jnl. Asian Studies, Feb 1964, Vol 23, pp269-289.

[83] Tomlinson, Op. cit.

[84] Duncan, J and Ping, L. Women and Land Tenure in China, 200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