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斗争中的工人

17.1 简介

 中国的新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每迈一步都必须同时与资本和国家作斗争。它与以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和警察为形式的国家作斗争，而无论是官方工会还是警察都积极支持雇主并反对罢工。农民工同时也为能在自己选择的工业城镇定居的民主权利而与国家斗争。在与资本的斗争中，这些以女性为主的工人必须寻找在官方工会以外组织的方式，但这些方法往往违背了宿舍劳动体制的纪律。[1]

中国工人越来越多地在各自的工作场所内自发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工资、按时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障福利。据称仅在广东，现在每天至少有一起涉及1000多名工人的罢工。与之相伴的还有许多小规模罢工。这些独立的罢工目前为止还没有合并成更广泛且协调的运动。而这势必会招致政府的迅速镇压。

17.2 最近的工人斗争

2010年5月17日，在佛山本田变速箱工厂装配线上按下紧急制动按钮的二代农民工谭国成，体现了跨国企业工厂工人的巨大力量。他劝说1900名大多是十几、二十出头的同事与他一起罢工，要求将基本工资翻倍。经理们迅速行动并承诺满足工人的要求，但立即解雇了国成和另一位领导者。作为回应，工人在长达两周的罢工中关闭工厂，同时小心谨慎地防止暴露他们的领导者的身份。[2, 3]

当地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雇主联合起来结束了罢工。当地技术学校的代表被请来威胁学员，如果他们继续罢工将无法获得毕业证书。总工会派出了约100名带着黄色工会帽子的“暴徒”强迫工人们返回工作岗位。但当看到工友们被打到在地，厂里的其他工人团体威胁要停止工作。暴徒们也因此撤退。

意识到罢工工人团结的巨大力量后，总工会和管理层分别会见了每一位工人，共同努力以遏制罢工。公司承诺不会报复或解雇任何工人，并将大幅涨薪。虽然少数工人有所动摇，但大多数人拒绝了公司的提议。[4]

与大多数跨国公司一样，本田依赖于漫长而复杂的供应链。两周之内，佛山变速箱工厂的罢工就使本田在整个中国的业务陷入瘫痪。本田最后提出了30%至50%的加薪，并增加了每月50元的住房补贴。这使得5月31日重返工作岗位的罢工者产生了分歧，然而并不是完全的胜利，因为两名被解职的领导者没有复职。

本田的罢工并非个例。此前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工业冲突。其中最暴力的两起重大事件发生在即将私有化的国企。2009年8月的第二周，河南省安阳市数千名工人成功组织抗议国有的林州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林钢”）私有化。工人在抗议中绑架了派去监督接管工作的政府官员。不仅其中的许多工人将失去工作，所有人都也将失去养老金、医疗保险和住房补贴。林钢将以不到其估值一半的价格出售给河南凤宝钢铁有限公司。而凤宝钢铁的所有者是李广元，他利用自己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之便收购了一家乡镇企业（TVE），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5] 由于凤宝钢铁缴纳社保的不良记录、拖欠工资和非法侵占耕地等问题，抗议活动变得愈发激烈。[6]

 大约在同一时间，吉林的国有企业通化钢铁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和骚乱。该公司被出售给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私营企业，北京建龙集团。员工数也从约3万人减少到约5千人。消息一出即引发了自发停工和包括了当地居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大规模示威。当地政府出动数千名警察驱散抗议活动。期间，建龙集团任命的新总经理陈国君被杀。地方政府被迫取消该公司的私有化，并将其重新收归国有。[7]

尽管中国对Facebook、Twitter和互联网进行严格审查，但此类事件的消息仍在流传。同时一个事件将影响甚至引发另一事件。[8] 2014年4月和5月，借助群聊、博客和短信，台湾跨国公司裕元集团位于东莞的六家工厂爆发了规模和持续时间前所未见的罢工。4月14日，多达48000名工人因遣散费、拖欠工资以及未支付医疗保险、养老金、工伤赔偿、住房补贴和其他所谓的附加福利而放下工具。罢工者和警察的公开活动立即被报道在互联网上，人尽皆知。

对于新的资本主义中国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事件。警察被叫来制止罢工。互联网上流传着罢工者被殴打的视频。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在洛杉矶、曼彻斯特、墨尔本、纽约、牛津、旧金山和台湾销售裕元产品（如阿迪达斯、耐克和 Timberland）的商店周围就出现了纠察队。[9] 这一强烈抗议产生了效果，政府史无前例地下令工厂涨薪并缴纳社保金。与此同时，因协助罢工者被捕并被关押两天的两名独立激进分子张志儒和林东获释。

公众的同情和媒体的关注也迫使当局放缓逮捕和带走工人的脚步。[10] 本田等一些公司必须保护其国际声誉。如果人们认为它们支持使用武力镇压罢工工人，特别是在罢工者是女性的情况下，它们的销售就会受到影响。

非官方罢工（未经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或批准的罢工）已经席卷了许多制造产业中的跨国公司，从富士康到IBM、本田、库珀轮胎、沃尔玛和微软。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报道，[11] 2014年7月至9月的“集体行动”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2015年第一季度罢工数量增加了额外15%。重要的是，“集体行动”正在从罢工次数基本保持不变的中国制造中心广东，蔓延到中国内陆以及武汉和成都等主要城市。这些动向是中国工人运动未来发展的重要标志。[12]

 采矿业是政权摧毁工人对其支持的基础的另一个行业。煤炭满足了中国近四分之三的能源需求。上世纪末，煤炭行业成为首批私有化的行业之一。中央政府关闭了大部分中小型国有煤矿，或将其承包给私营企业。不久之后，许多大型国有矿山也被承包给私人运营商。

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呼吁中国煤矿企业提高产量以为国家服务。2008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山西省大同煤田（中国煤炭之乡的中心地带），将这一呼吁推向高潮。他恳请矿工确保必要供应，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当时能源短缺和煤炭价格上涨使得煤炭开采非常有利可图。中国对煤炭的看似永不满足的需求，吸引了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不法商人，导致煤矿产量大大超过安全生产水平。[13]

工人们和总工会反响热烈，他们本着合作的精神欣然接受政府关于私有化将增加生产的路线。新的经营者和分包商被允许雇用没有经验的农民工到矿山工作。结果是，生产和利润率提高了，但工资率却同时下降，而且安全标准灾难性地崩溃了。

根据政府数据，自世纪之交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矿工在事故中死亡。2002年达到峰值7千人。这些仅仅是报告的数据，而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地方政府往往会隐瞒事故或是谎报死亡人数，尤其是在死亡人数不足10人的事故中。矿场经营者会将尸体转移到其他地方。只有受害者家属承诺保持沉默，才会向他们支付赔偿金。

政府的矿山私有化计划及其许可和批准程序对腐败大开了门户。矿主、经营者和当地政府官员相互勾结、掩盖事故、逃避处罚成了家常便饭且明目张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承认：“几乎每一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背后都存在腐败。”在现行制度下，矿工的的安全利益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公然侵犯。激进分子已经在论证，保护矿工生命和权利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发展民主选举产生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使其能够对抗目前压倒性的管理权力，并保障生产现场的工作条件。

 然而，煤炭行业却因中国工业扩张放缓而遭受重创。仅2015年前三个月产量就下降了近5%。许多企业目前是亏损而不是盈利。生产现场的矿工面临的后果是拖欠工资、减薪、拖欠工资、裁员、未支付法定赔偿金……[14]

中国煤矿工人的愤怒加倍：他们被政府愚弄，而且不得不承担经济增长放缓的后果。虽然出现了抗议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活动，但由于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导致的煤炭价格下跌，该行业继续萎缩。Redcar失去了其钢铁厂和约2500个工作岗位，而位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中国国有煤炭公司龙煤集团(Longmei Group)于2015年4月宣布将裁员24万名员工中的一半。这是中国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七台河市数千名抗议的煤矿工人立即走上街头。当工人们拒绝解散时，他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据报道，抗议活动零星地持续了至少一周。[15]

17.3   女性领导和学生的加入

2014年秋季，在拥有约20万名学生的广州高等教育中心(GHEMC，以下简称“广教中心”)发生的环卫工人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会斗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缺席引人注目，但另一个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学生对罢工的支持和参与。

广教中心为了削减成本，将工作承包给出价最低者来外包和私有化地方政府服务。2014年8月下旬，它们试图引进分包商遂城物业资源开发公司，导致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失业。由此产生的罢工让广州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基地街道上垃圾堆积成山。这为当地人和农民工之间的团结、女性工人的领导力和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合作树立了一个有希望的先例。[16]

工人们不得不与新公司签约、接受减薪、失去福利、失去资历、增加工作量或者寻找新工作。泄露的文件显示，当地政府最初计划雇佣426名环卫工人，但实际只顾用了212人，有1100至1600万美元的资金下落不明。

足够的卫生设施对城市环境至关重要。垃圾不能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为劳工斗争提供了战略舞台。此外，由于环卫工人往往年龄偏大，劳动人口普遍比轻工制造业或商业服务业更稳定。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努力维持现状。此外，他们有更坚实的团结基础，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自该中心开业十年以来一直在该中心工作的当地人。尽管如此，这次罢工显示了本地工人和农民工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团结。农民工约占劳动力的10%，在罢工期间尤其活跃，占据了谈判桌上工人代表的一半席位。

本地工人和农民工两个群体在他们的诉求上是一致的。罢工初期，工人们要求向农民工支付合法应得的社会保障金。而公司在此之前一直只向本地工人支付社保，却拒绝了农民工的诉求。这是他们最终赢得的诉求之一。罢工结束时，工人们也表现出了团结。新承包商承诺在为期30天的“评估期”内本地工人可以立即工作，而农民工却被告知必须等待。但工人们拒绝以这种方式被分裂。直到公司收回了之前的声明，并向所有工人承诺将重新雇佣他们后，他们才于9月12日重返工作岗位。

如今，女性参与罢工已经是司空见惯，但如此强势且引人注目的女性领导者却很少见。广教中心80%的环卫工人是女性。许多男性员工的妻子也是在那里工作的女性。最初所有当选代表都是女性。但是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性别平等，应该有一名男性加入谈判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毫不犹豫地担任了领导角色。

一小群学生积极参与工人集会和示威，并在互联网上报道斗争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当地和其他地区的大学成百上千的学生表达了对罢工的支持。虽然广教中心的20万学生中只有一小部分参与其中，但他们的行动为未来学生与工人合作抗争开创了先河。这是重中之重，因为中国学生毕业后的前景正在急剧下降。学生们不再将自己与工人阶级区分开来，这两个重要群体的不满情绪开始融合在一起。学生们正在越来越多地遭受与其他农民工同样的歧视。例如在2015年初，北京拒绝给没有工作、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毕业学生落户。[17]

这次罢工的结果是一次重要的胜利。但具体的成果远不如工人自发组织以及本地人和外地人、学生和工人之间协作的经验重要。[18]

17.4 生产过剩和紧缩

一些人认为，政府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是认识到提供工人权利（如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等）将成为减少罢工行动的第一步。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授予劳工权利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或者公平感，而是出于承认集体谈判可以显著减少罢工以及阶级冲突的发生。[19]

中国经济现在受资本主义规律支配。中国对不断增长的世界市场信心十足，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到一定阶段，中国将面临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虽然我们不可能准确说出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或以何种形式发生，但当它发生时，它将成为世界生产过剩危机的一部分。其后果必然是阶级斗争的爆发。

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见过两次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大规模裁员之后的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历了第一次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标志着中国从旧的官僚计划经济向生产剩余价值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明显转变。而这意味着少数人的富裕，以及对大多数人来说残酷的供应短缺。[20]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中国一半以上的玩具制造商（3600多家，主要是中小型轻工企业）不得不暂时停业或完全歇业。[21]事实上，到2008年10月，仅广东省就有约8500家企业关门，导致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数十万工人失业。[22]而且不仅仅是裁员，全国各地都暂停了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同时仍在职人员的实际工资也大幅下降。[23]

然而在经历了最初的小插曲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似乎相对毫发无伤地逃脱了困境。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向经济注入了相当于586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了高达81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以及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大规模投资。这些措施确实保护了经济免受出口急剧下降的影响，并确实实现了经济的持续扩张，但这也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整个经济中大量产能过剩的积累，特别是在建筑业和重工业领域。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0-75%，而美国为79%。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未能提高经济扩张速度。诚然，经济的确在继续扩张。但到2014年，扩张速度已降至一代人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数字预示着中国“奇迹”繁荣结束的开始，因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正在冲击世界最大的出口经济体。[24]

中国经济现在比20世纪90年代更加依赖世界市场，但后者“现状不佳”。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来自欧元区，其产出几乎占世界产出的五分之一，却是导致世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25]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顽固地停留在36-37%左右。这可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如果其消费国出现经济衰退，中国将不可以避免地遭受大幅下滑。

从对国家和党内官员反腐的角度看，事实上高调宣传的腐败审判是为了作秀，目的是为了平息普通中国人的愤怒，并分散人们对周围正在发生的腐败现象的注意力。但这些举措是否能抵消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事实上，这些措施全都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威胁中国工业大幅削减的生产过剩问题。

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非常特殊的剪刀差危机——要么它的年增长率将继续通过政府的资助人为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它将面临比现在更重要的生产过剩问题，因为世界市场无法消费所生产的商品。否则，经济增长率将严重下降，工业冲突的程度将使得今天工人集体行动看起来像是小孩过家家。盲目乐观一切照旧是第三种可能的选择。政府的刺激措施可以推迟危机的发生。但一旦危机到来，就有进一步加深危机的风险。此类举措只会推迟清算的日子，推迟的时间越长，崩盘就越严重。

中国的年增长率现在正处于不可避免的下降过程中。与此同时，工人的激进行动迫使工资上涨。这一过程并非完全不受国家欢迎，因为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赚到更多钱，提振内部市场。他们希望内部市场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出口的损失。政府已经承诺提高养老金和最低工资率，以扩大国内市场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此类举措为时已晚。中国的官僚机构开始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制约，这场危机正在强行设定其政策议程。

随着政府开始合理化所谓的“浪费生产”，煤炭开采和钢铁行业这两个受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就业不稳定。这些工作几乎无法提供就业保障，只能靠四大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维持。国家现在希望通过协调一致的私有化计划来夺走剩余的福利。但该计划迫使工人团体参与罢工行动并走上街头抗议，并在某些情况下成功了。这种情况不可能继续下去。国家打算打击这种反对派，并且会在必要时动用警察。

中国经济扩张速度的任何下降都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施加重大的连锁反应。澳大利亚、南非，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原材料出口都将受到中国下调增长预期的打击。例如中国目前购买了智利40%的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下调中国增长预期后，铜价下跌了11%。2014至2015年的油价下跌也与中国经济放缓密切相关。

《纽约时报》2013年12月16日解释说，中国对拉丁美洲原材料的渴求推动了该地区一代人以来最繁荣的十年，充实了政府金库，并帮助该地区贫困率降低了一半。不过那个时代正在迅速结束。2014年12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将中国经济放缓视为拉丁美洲“繁荣”的最大挑战。中国扩张速度放缓将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

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投机泡沫的出现，尤其是房地产泡沫。这是工业产能过剩的明显信号。2008年，当中国政府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提振经济的措施时，马克思主义者预测该计划只会带来暂时的缓解，而代价是巨大的投机和通货膨胀泡沫。

然而中国政府维持了这一过程，并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房地产泡沫之一。这种现象从2008年开始，并以如此快的速度加速。以至于到2013年底，相当于北京故宫占地面积的土地面积，在纸面上的价值居然超过了包括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整个加利福尼亚州。[26]其结果是建筑热潮和大规模的供应过剩。未售出的商业和住宅地产数量在2014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这种热潮正在令人震惊地接近尾声。但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价格的下滑可能会破灭人们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希望。

中国政府的一项决定让人想起玛格丽特·撒切尔通过私有化国有产业对资本主义的改革，即决定允许小投资者从国有银行借钱投资工业。此前，政府政策禁止此类活动（称为保证金交易），视其为一种赌博形式。但现在政府正试图在房地产泡沫的尾声重振经济，因此这被视为是向私营企业注资的一种方式，同时让数百万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

在经历了四年的稳步下跌之后，中国股市终于在2014年夏天开始上涨。最初的投资者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很快，数十万人开始大举借贷以购买股票。随着政府政策的出台，疯狂的投机行为爆发。中国股市在2014至2015年间上涨了150%。与纽约、伦敦或香港的股市不同，中国股市由中国的个人投资者而非机构主导。在与“咆哮的二十年代”和1929年股市崩盘非常相似的情况下，数十万人为了购买股票而大量举债：爷爷奶奶、农民工、大学生都纷纷花钱购买股票。[28]

但很快，股票的价格就与发行股票的公司的价值或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无关了。在一段时间，中国股市脱离了现实。尽管最后政府做出了努力，股市还是崩盘了。这导致数百万追随潮流的人面临巨大的个人损失。为了阻止股市继续下跌，中国政府实际上关闭了股市以让局势降温，但无济于事。这次崩盘无疑削弱了决定放宽保证金交易规则的北京政府的权威。这次事件还向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危险之处以及公有部分经济的安全和相对稳定。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的生产能力超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极限。2014年底，官方的城镇失业率为4.6%。但这个数字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因为当他们失业时应该返回家乡，因此不包括在这些统计数据中。非官方估计该数字接近20%。

失业问题并不是次要的。至少二十五年以来，官僚机构一直决心为迅速扩张的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试图掌控和稳定社会。如果这种情况结束，国家很快就会发现剥夺产业工人生计的后果。

17.5 革命和领导问题

党和工会领导人的政策与工厂、钢铁厂、建筑业、矿山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愤怒和沮丧情绪发生了冲突。然而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意味着与新资产阶级和解的希望渺茫或根本没有希望。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降低大众的生活水平，并最终摧毁任何有罢工权的自由工会。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的任务是什么？显然，当务之急是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以便与工人、学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试图用不符合中国人民实际情况的现成方案来处理一个复杂、矛盾、史无前例的进程将是一个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府政党和国家机器，必然会受到各种离心力的牵制。这在西方民主中被各种党派和其他组织所代表。根据这些力量的相对优势，在早已成为亿万富翁和大企业一部分的官僚高层，和要面对一屋子愤怒罢工者（通常是女性）的一线人员（通常是男性）间，必然会有所分歧。一线人员则不得不向罢工者解释为什么他们无能为力。

可以预见的的是，那些从资本主义转型中获利最少、且作为工会官员、因此最接近工人斗争的党员将会发现，领导这些斗争最能满足他们的物质利益。中共内部也会有一些普通人对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及其带来的不平等感到恐惧。这两种趋势都得到了中国媒体上出现的信件和文章的证实。许多人怀念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但在现状下，那些通过“回归毛泽东”寻求出路的人将发现自己被迫面对工人权力和苏维埃民主的问题。这些人越接近基层，他们就越容易接受这样的想法。中国工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回到斯大林主义。他们想要走向真正的工人权力，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目前我们看到罢工运动日益壮大。迄今为止，其行动已经将官方工会推向一边。如果中华全国总工会要发挥带头作用，他就必须利用其剩余的优势。首先，工会在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较不激进的工人中拥有支持基础。其次，最激进的工人群体是流动妇女。由于合同制度，许多人是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甚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临时工。但当地工会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仍然存在，并根据新规定，一些官员正在改变他们的策略，从彻底反对任何针对雇主的行动，转变为倾听工人的不满。并在极少数情况下支持他们。

官方工会具有巨大的优势。当工人阶级开始运动时，它总是通过其传统的群众组织来表达自己。尽管这些表达可能会令人惊讶，出乎意料。即便是现在，许多工人第一次与管理层发生冲突时，他们发现他们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去当地工会分支机构寻求建议和支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有必要找到一条进入中国工会运动基层的道路。

随着俄罗斯回归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分裂了。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共仍然保持控制，并成功将自己转变为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共有数千万党员，中国阶级斗争的白热化将会反映在党内。但我们无法预测这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然而，如果中共的某一派别与新资产阶级之间发生公开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会为击败主要敌人资产阶级而斗争，同时耐心地解释说，只有将权力转移给工人阶级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目的是动员群众，而不是捍卫官僚的特权地位。在支持中共（或任何分裂派）内部反对新资产阶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会向工人解释，需要通过工人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等最初作为斗争机构将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然后形成工人政权的苏维埃机关。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苏维埃不是布尔什维克或任何其他政党的发明，而是工人阶级的自发发明。中国工人将希望走向真正的工人权力，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中国从来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传统。几十年来，主导意识形态是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说的就一定是正确的，毛泽东提出的就一定要采纳。然而自1980年以来，毛泽东思想被抛弃了。事实上北京奥运会的历史回顾中省略了毛泽东时代。这不是一个疏忽，而是不允许提醒人们有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然而毛主义并不是唯一的传统。还有陈独秀（1879-1942）的重要传统。积极的是，近年来学生成立了陈独秀社团和马克思主义社团专门研究他的著作。这体现了许多活动家真正渴望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

年轻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农民和学生现在已经体验到了新的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它。这些中国左翼分子的一大弱点是他们的斗争往往是孤立的。但随着他们冒着严厉处罚的风险利用互联网联系起来，这一点正在逐渐被克服。

虽然缺乏革命政党，甚至缺乏工人政党，但陈独秀第一个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政党才能将中国转变为工人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都必须迈出第一步以建立一个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民主集中政党。

尽管如此，无产阶级意识正在崛起。许多人都感觉到左派正处在飞跃的边缘。但这只有在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找到团结反对力量的议题时才会发生。当然，社会主义者会为了眼前的需求而奋斗，但提出这些需求的方式是将日常问题与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起来。这些需求，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过渡纲领，充当了改善群众状况的斗争行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理念间的桥梁。

群众的“部分”、“最低限度”要求必须得到支持。因为每一次成功的斗争都会提高参与其中的工人的战斗力。我们可能需要从相对容易赢得的小要求开始以建立动力。进展的速度并不重要。但当工人处于斗争时，事件往往会很快展开。随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变得越来越腐朽和堕落，最先进的工人应该提出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其本质是针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根基。总的来说，过渡纲领旨在系统地动员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29]

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下日复一日的进步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只会是痴人说梦。只有在这种斗争中并通过这种斗争，工人阶级才能获得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组织和经验。然而任何抗议者都必须准备好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机器：可怕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最令人厌恶的特征的融合。

过渡纲领和民主需求运动可以为强大的工人和农民动员提供基础。在僵化的的官僚政权的背景下，这些要求基于阶级斗争政策。这些政策以工人为自己利益行事的权利为基础，几乎可以肯定包括：

• 通过公开示威、传单、报纸和网站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
• 无论是工会还是政党的结社自由；
• 就失业、低工资、健康和安全等问题进行集体谈判和采取罢工行动的自由；
• 组建纠察线和自卫队来保护自己的自由；
• 恢复国有医疗服务和免费教育；
• 使各种形式的劳动更加平等，反对社会不公，公开党内高层的资产。

确切的要求、提出的方式以及实现的手段极其重要。因此必须由直接参与的人员来决定。显然，需要提出一个统领性的口号，将这些要求整合成一个连贯的计划。在俄国，“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这一口号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也可能是中国革命的一条道路。这样的口号必须建立在每个工厂、工作场所、大学、街道、军营和村庄都能自由组建行动委员会的基础上，并让这些委员会的集合体成为新一代民主苏维埃的核心。

工人们将要求重新国有化所有主要经济部门，并且可以立即开始接管工业、社会和国家的管理，朝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不是荒谬的官僚斯大林主义。这种人民民主和过渡要求的计划将是斯大林主义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重新建立斯大林极权主义政权。

在斗争中，工人们需要群众组织，而这些组织在早期阶段就是工会。中国的革命者需要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积极活动【编者注：自本书写成以来，全总基层情况和工人自发组织的形式都有改变，故该判断在当下的工人运动中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因为在中共的国家结构中，阶级关系在那里表现得最直接和即时。任何使工会服从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企图都必须遭到反对。相反，工人们必须要求工会支持他们的主张。

在中国，至少在初期，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的，因此想要更换高层、地区甚至是地方的领导层是不可能的。此外，绝大多数支部干事都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可能会使对分支委员会代表权的要求变得特别尖锐。然而，在工厂和地方工会分会中，完全有可能推动选举车间主任和工厂委员会来代表工人，并主张普及将罢工领导人增选为地方分支委员会成员的 "好习惯"。

工厂委员会有组织地表达工人的要求。工厂委员会由全体工厂员工选举产生，这立即建立了一个制衡管理层的力量。厂委会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成为了工人阶级各层的军事总部。在中国，当工厂或部分工厂被临时查封时，实际上就会出现谁是工厂老板的问题——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在这种时候，工厂委员会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17.6 总结

国家的极权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相对缺乏经验意味着革命爆发可能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国家对传统上更重要的工人阶级的轻蔑态度，意味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既定的劳工贵族阶层来阻碍革命意识的成长。上一章描述了重工业中每个阶层的工人是如何遭受严重损失的，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丧失，工资削减，工作条件恶化，带薪病假、住房和养老金计划丧失。在重工业中，没有任何工人特权阶层愿意保护政权。

中国工人所经历的资本主义重建的不利影响是在经济相对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目前在其发展中找到了稳定性，就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样，只有不断前进才能保持稳定。但是世界经济已经踩刹车，正在陷入生产过剩危机，而中国的发展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危机将对中国造成沉重打击。资本主义重建的最坏影响尚未到来。但充满危机的世界市场将堵塞中国资本主义身经百战的安全阀——快速工业扩张和出口增加。

参考文献

[1] Pun, N, Gender and Clas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No81, Spring 2012, pp178-181.

[2] Robertson, G and Teitlebaum, E. Labor Protes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5(3) 665-677, July 2011.

[3] Martin, J. w.m.com, 2010.

[4] Ibid.

[5] Ibid.

[6] China Daily, 15 August 2015.

[7] Ibid.

[8] CLB, 20 March 2013, clb.org.hk.

[9] The Guardian, 12 June 2014.

[10] Wenfang Tang and Qing Yang, The Chinese Urban Caste System in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2008, pp. 759-779.

[11] CLB, www.clb.hk.

[12] CLB 7 April 2015, clb.org.hk.

[13] Yi Xi, Labornotes, 16 October, 2014.

[14] CLB, 13 Feb, 2015, clb.org.hk.

[15] Yi Xi, Op. cit.

[16] Robertson and Teitlebaum, Op. cit.

[17] Walker, R and Buck, D. The Chinese Road, New Left Review 46 July Aug 2007.

[18] Weil, R. A House Divided: China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3(52)61-69, Dec. 2008.

[19] Ngai, P., et al., The Role of the State … Global Labour Journal 1(1)132-152, 2010.

[20] Mingwei Liu, Union Organizing in Chin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4(1)30-52 Oct. 2010.

[21] Kevin Bai, China’s Crude Steel Capacity and Utilisation Development 03 June 2015.

[22] BBC News 7 January 2015.

[23] D. Telegraph, 2 May 2014.

[24] Time Magazine, 15 May 2014.

[25] Morley, D. Chinese Stock Volatility, 10 July 2015, w.m.com.

[26] Trotsky, L.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w.m.org.

[27] CLB Report: Coal Industry in China, clb.org.hk.

[28] CLB 29 April 2015, clb.org.hk.

[29] CLB 29 September 2015, clb.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