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延安、第二次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

8.1简介

长征以它所具有专制和特权指挥结构，作为主要因素巩固了以农民/士兵路线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并佐证了中国共产党缺乏真心团结城市工人阶级的意图。

本章展示了为何中国所谓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其实是欧美以及世界各地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群众或人民阵线策略的中国翻版。本章描述了其从冒险主义到社会爱国主义的突然转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面前为达成与国民党短暂虚假的联合抗日企图的卑躬屈膝。毛泽东结合了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将会威胁到中国工人国家的建立，并最终构成资本主义重建的概念基础之一。

在于1935至1936年到达陕西北部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了战略变化，这种变化以与国民党形成的第二次所谓统一战线【编者注：实为人民战线】为顶点。苏联为巩固蒋介石抗日，与其呼应的与1937年8月21日与国民党签下互不侵犯条约，并开始为其提供军事物资。

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条款，中华苏维埃政府被重新命名，并在理论上以边区管理局所取代，名义上属于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颁布自己的法律法规，但现在这些法律法规是以国民党的法典为基础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是采纳了相关并有用的国民党法律，如反对鸦片和土匪的法律。在延安时期，边区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抗日人民阵线和党的官僚机构；惩治汉奸、罪犯和其他有害分子。[1]

与国民党的协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使许多农民担心已经分配的土地会被收回），在妇女权利方面走回头路（这遭到了党内更激进分子的强烈反对），并提议与国民革命军结盟（这被许多士兵视为对他们在十年内战中做出的牺牲的可耻背叛）。为了克服这种反对意见，中国共产党将发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灌输的整顿计划，试图“统一全体党员的思想”，因此将给予其领导层无上的控制力，其程度将远超斯大林在苏联所施加的版本。[2]

8.2第二次统一战线

斯大林主义第三时期的极左政策在纳粹面前分裂了德国工人阶级，让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就上台了。惊慌失措的斯大林转而采取外交手段以保护苏联不被其早先政策毁灭。苏联领导层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私地操纵各国的共产党，以减轻来自西边的德国和东边的日本的双重压力。各国共产党运用所谓的人民阵线来控制阶级斗争；作为回报，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将对苏联表示善意。

因此，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主张在若干国家实行人民阵线政策，中国是其中之一。[3]中共要与国民党当局达成缓和，以保护苏联的东部沿海地区。[4]中国共产党自己几乎从未使用过人民阵线这个词，而是选择“统一战线”。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与1925-27年的所谓统一战线在政治和社会内容上的相似性，并保持这种冒险是1925-27年“团结”的延续的假象！

王明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反帝国主义的人民统一战线是“普遍动员整个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手段”。[5]但仅仅在18个月前，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届全会上才大胆申明，不完成土地革命，不推翻国民党并由共产党政府取代，中国群众的状况就不可能改善。

西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尝试区分毛泽东和斯大林。到底是谁先采用了统一战线策略便是一个他们对此的尝试案例。在第七届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红军在毛儿盖镇休整，并于1935年8月1日从这里发出《毛儿盖呼吁书》，呼吁中国所有阶级和军队组成抗日政治和军事联盟。它承诺，如果国民党停止攻击自己的人民并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将与之合作。因此，《毛儿盖呼吁书》似乎对共产国际在第二天就发出的人民阵线呼吁早有预示。欧洲和美国的激进分子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都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倡议，不仅因为它早于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呼吁（哪怕只早一天），而且还因为大会把中国作为如何开展工作的主要范例。然而，随着苏联和中共记录的公开，《毛儿盖呼吁》的由来昭然若揭：它是由王明在莫斯科起草并作为共产国际走向人民阵线战之事实的组成部分之一。[6]

诚然，在这个阶段，该呼吁并非是直接面向蒋介石或国民党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军队此时此刻正试图歼灭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此时距离蒋介石能再被称为中共的盟友和中国的救星还要稍有时日。

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呼吁；红军在江西被击溃至所剩无几，1935年迎来了大丰收，经济随着世界贸易的恢复出现了好转，政局也随之稳定。对能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仍抱有幻想的中国资产阶级，正进行着一场拖慢日本人进攻脚步的纯粹防御性斗争，但这对于用以抵御帝国主义的坚决进攻乃至达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却无能为力。

随着人民战线主义的发展，以王明为首的共产国际七大中国代表团批准了一系列对中共政策的修改建议，使其更容易被国民党接受；其中包括让那些积极支持抗日的地主免于被征收。这一点如果实现，将结束土地重新分配和土地革命。这些变化被认为至关重要，以至于特使被派遣去携带七大决议和王明提议的详细内容直接飞抵陕西北部。[7]

莫斯科现在呼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盟并联合武装抗日，以保护苏联免受攻击。在此战略下，毛泽东自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人选，在七大上，他被挑出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杰出英勇的旗手”受到赞扬。在莫斯科的中共历史展览馆里，中共领导人的个人画像只有毛泽东和朱德。在《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上，毛泽东被赞誉为“中国人民的传奇领袖”。[8]后来，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散布了“毛泽东大战王明”与后者作为红色买办的神话，以免除毛泽东对党的政策错误所应负担的责任。不幸的是，西方许多年轻激进分子受此欺骗，由此误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与王明对立并采取了反斯大林的立场。

长征的最后阶段被称作“抗日长征”，红军据说正在“准备”与日本人作战，但在其日常活动中，它必须抵御眼前的敌人，即“中国汉奸的部队”。这体现在其“抗日反蒋”政策的延续上。[9]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一政策相当忠实地反映了大多数红军部队对蒋介石的仇恨。

1936年3月底，共产国际执委出面干预，加快了与国民党组成抗日战线的进程。[10]1936年5月5日，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给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是该委员会主席）的呼吁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建议。这份呼吁书要求红军和南京部队停止敌对行动，并呼吁“召开和平会议，以实现我们共同的抗日目标”。[11]

蒋介石自认为与一个手下败将谈条件没有任何好处。6月24日，对于广东和广西的地方当局企图迫使蒋介石与日本人作战，《真理报》谴责这乃是日本人的阴谋，这极大地加强了他的立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能握住蒋介石沾满鲜血的手之前，还需要多加时日的低三下四。

在公开场合，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国共产党因朝令夕改所面临的内部困难深表同情：即从抵御国民党军队对苏维埃的进攻转变为改造和重组自身以使其隶属于国民政府，并将红军置于蒋介石的指挥之下。[12]私下里，在他与斯大林会面时所作的笔记中，季米特洛夫的态度更加冷酷无情：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为此必须停止没收土地；只能有一个口号“为了自由的中国，反对日本战争贩子”，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不要再与蒋介石作战；中国共产党“不宜”再进行理论讨论，他们可以把这种讨论留到战后。[13]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使是中共这样一个言听计从的党，它也会在迎合莫斯科的路线时出现延迟。

然而，中国共产党走向第二次统一战线绝不是完全只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它也有基于中国当时政治情况的算盘。毕竟，毛泽东一直是江西富农的积极保护者，在此之前，他一直强烈支持与国民党结盟。但现在有两个很大的不同；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很明显，哪怕蒋介石被迫结盟，只要他觉得有能力就会立刻背叛共产党；其次，毛泽东对党的领导权近在咫尺，这也将影响他的决定——我们知道，在不民主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中争夺领导权可能是关系着数百甚至数千名同志的生死攸关问题。这些考虑导致了莫斯科和毛泽东彼此的侧重不同，但这不是在政治路线上的不同，这在后来被一些人当做是中国共产党脱离莫斯科的斗争。[14]

随着中共与莫斯科重新建立直接无线电联系，1936年7月至8月成为了中共向人民战线过渡的分水岭。7月22日，党认可了王明的土地政策，并在其新闻媒体上开始了一场运动，使国民党相信它不会对基本的资产阶级利益构成威胁。为了做到这一点，王明提醒资产阶级，在1925-1927年的农民起义中，中共是如何放弃土地革命并试图控制农民的。[15]

毛泽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向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与1927年一样的放弃革命斗争的条件。然后他更进一步，保证如果革命力量抬头，如果基层激进分子胆敢谈论“阶级对阶级”，中共随时准备扮演刽子手的角色。[16]

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正式认可了周恩来的说法，即“‘抗日必先反蒋’的老口号已经不适用了”。[17]政府被改名为“人民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人民红军”，日后又会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共产党”的名称被命令从所有政府机构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抗日救国协会”。无处不在的红星被青天白日所取代，这是抗日联合战线的标志。苏维埃地区以前所有限制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的法律被废除，取代以不没收富农土地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将保护大、小商人和资本家的财产和工厂。与1925-27年的拙策遥相呼应，中国共产党承诺只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宣布在职官员和抗日大地主的财产不再被没收。[18]

8月15日的共产国际执委指令建议中国共产党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并立即宣布中国共产党准备向蒋介石派遣代表团，或在苏区欢迎国民党的代表团。然而，该指示包含了几项警告：不应利用建立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来削弱苏维埃政权，也不应将红军编入国民党军队中。[19]

这听起来可能是共产国际执委思想上的一大进步，实则不然。俄国官僚机构观察到了蒋介石与日本人的交往，并意识到蒋介石可能会非常热衷于接受与日本的面子交易，让皇军自由地进攻苏联。保留一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是一项必要的防御措施，因为这可能成为冒进的日本军队和苏联之间的唯一屏障。红军必须保持于资产阶级的独立，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独家领导下。将红军泯于在国民革命军中可能会导致其毁灭。共产国际所建议的仍然是建立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老目标，但现在红军将与国民党军队平行作战，而不是作为它的一部分。分离和从属的程度将视情况而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像以前一样，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里发生。

因此，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向国民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抗日。由毛泽东起草的《致中国国民党书》遵循了共产国际执委的建议：“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诸位……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20]

这种对事件的公然造假并不是为了欺骗国民党的领导层（毕竟他们还执意摧毁中国共产党并杀死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而是为了对抗党内大多数人实打实的不信任。

9月1日，党中央指示党组织正式放弃“抗日反蒋”和“打倒蒋介石”的旧口号。[21]该指示指出，与国民党达成政治和军事协议，需要将苏维埃和红军置于国防政府和联合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又说，“苏维埃和红军在其组织和领导上的独立性不应取消”。国民党官员和行政人员将不被允许加入红军或苏区政府。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保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2]

但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可以在革命形势下领导一个由数百万人组成的强大群众运动；而在1937年，它站在十万名装备简陋、纪律松散的农民士兵头上，对工人阶级运动没有丝毫概念。1927年，中国共产党站在农民斗争的对立面并镇压了其诉求；十年后的今天，它誓要重蹈覆辙。

在号召建立人民战线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向国民党的前线部队发出呼吁，提出抗击日军的战斗联盟，且只设定了一些基本条件：停止对苏区的进攻，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志愿者有权组织和武装自己，组成抗日战斗部队。这样的呼吁是为了削弱国民党所获得的支持，从而减轻对苏区的压力以促进抗日斗争，从而为打败蒋介石政权做准备。与此同时，中共还进行了一场宣传攻势，以揭露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已准备好在日本的进攻下瓜分中国。为了帮助这一进程，红军抓来的俘虏在经过急救处理后，会接受密集的政治教育并被释放。这一切优良工作，现在被发现到头来是一个错误，并被要求立即终止：反帝国主义阵线将“以新的方式”被推进。

1926-27年使用的论据被重新翻出来为第二次统一战线辩护，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些论据显然是不够的。三个新理由被制造出来。第一个理由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扩张政策的普遍愤慨（事实上，以大规模抵制和学生行动为代表的群众性反对在1931-32年日本夺取满洲时曾是最为强烈的）；第二个理由是红军的实力增强，已经发展成为“全中国强大的军事因素”（事实上，红军在江西被打败后到达中国郊区的陕西时已经大不如前）；第三个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摆脱对国民党的幻想，转向劳苦大众（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在1926-27年选择了支持国民党，并仍然坚持着）。

在当时，任何陈述基本事实的人（中国共产党最近才公布出来的这些事实），即推翻国民党才是民族革命战争成功的条件，都被打成“中国人民的敌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政策被公开抛弃了。斯大林宣传的主题是欢迎“人民抗日统一阵线”，包括“所有党派和团体”（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致建立一个“全中国国防政府”。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可能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暗示——即使是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也都被小心翼翼地抹除了。王明宣布任何这样的暗示都是“亲日分子散布的绝对错误和毫无根据的传说......这是诽谤，是挑衅！”[23]

8.3西安事变

1936年期间，蒋介石受到了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进犯的压力，特别是那些在东北部受到威胁最大的军队。这些部队曾多次与日军交战，并极力反对蒋介石的不断后撤和避战。到1936年底，地方将军和红军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休战，以至于红军得到了军装和武器，中共也允许通过延安与国统区中的共产主义团体接触。[24]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亲自向当地指挥官张学良将军提出异议，并敦促他开始对苏区发动进攻。事态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变，青年军官们拘捕了蒋介石，并拒绝释放他，除非他同意一项大胆的抗日计划。基层士兵们威胁要进行“人民审判”，毫无疑问，最初毛泽东也支持这一提议。

莫斯科进行了强烈的干预；12月14日，《真理报》的一篇社论和12月15日《新闻报》的一篇文章都谴责了这一行动，称反叛的将军们是日本的傀儡。几天后，季米特洛夫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电报，要求其释放蒋介石。据说毛泽东对这一提议拊膺顿足，但当博古和周恩来立即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的指示时，这也证实了毛泽东并不是中共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周恩来出面与蒋介石会面，以挽救他的生命，恢复他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地位，并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送回南京。蒋介石命悬一线，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些建议非常温和，并不难下咽。[25]

中共对斯大林的意愿很敏感原因之一是其从莫斯科得到的物质援助。1936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补贴约为200万美元（约为延安苏维埃年度预算的一半）。[26,27]这一水平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

就在这个时候，红军总部搬进了延安城墙内，那里有几百座足够得体的房子，有些甚至还有小花园。当时在西安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接管后不久就到达了延安，她描述了红军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延安，将苏维埃控制的地区不费一枪一弹地扩大到了囊括一百万人的好几千平方公里，因为当地部队已经受够了对日本人的不抵抗。[28]到1938年底，延安在日本人的轰炸下基本变成了废墟，人们搬到了周围的山上，又住进了山洞里。

回到南京后不久，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审议中共关于人民战线的建议。1937年2月间，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坚持其根除中国共产主义的决心，但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不过有四个条件：（1）暂停阶级斗争，（2）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3）解散苏维埃共和国并任命国民党官员负责地方，以及（4）废除红军并将其纳入政府军队，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但其人数不得超过3000人，师长以上军官必须出国。[29]

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3月15日作出答复，并宣布它已经自愿满足了前两个条件；没收地主土地的行为已经停止，而且共产党将不再推动阶级斗争。为了表示善意，4月在延安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起担任主席团成员。中共的这些举动拯救了处于军官团叛乱边缘的蒋介石。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以评估其工作，解决其内部的混乱问题，批准共产国际执委提出的路线，并讨论其实际执行。这次会议只是走形式，就像在苏联一样，与会者是被指定的。在延安，从来没有选举过参加中共会议的代表。[30]

1937年7月14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接受了尼姆·威尔士（埃德加·斯诺的妻子）的采访。[31]洛甫对党内合作作了非常积极的描述，认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一战线”，“1927年7月，中共和国民党最终分裂了”。十年后，斯大林主义者仍然拒绝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场血腥的反革命中屠杀了农民、工人和共产党人。洛甫把中共的苏维埃纲领说成是只是持续到西安事变为止，“它只是在与国民党完成谈判之前继续进行”，洛甫把延安称为“前苏维埃首都”。洛甫认为，“继续执行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要求推翻国民党即意味着内战，使抗日斗争无法实现”。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基础。[3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宣布它对民族解放事业的诚挚奉献。因此，它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

• 既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我们党准备为其完全实现而奋斗；

• 我们将放弃鼓励暴动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取消苏维埃化运动，并停止强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 我们将废除目前的苏维埃政府，呼吁实行民主，希望国家权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

• 红军将放弃其目前的名称和称号，它将被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并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它将随时准备接受命令，开赴抗日前线并履行其职责。”

从此，延安放弃了苏维埃的称号，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即陕西-甘肃-宁夏边区，并放弃了所有的革命主张。然而，唯一明显的变化（除了名称的改变和建筑物上红星的消失）是中共自己的货币停止流通；邮局、学校和所有地方服务仍然非常严格地由地方控制。

然而，不顾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不分划老苏区，不进行新的地方政府选举。中国共产党确实同意红军名义上作为八路军并入国民革命军（新四军于1937年10月加入），重新组织为三个师，并置于国民党的名义控制之下。然而，针对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其指挥人员不会改变且每个师的人数为15000人。

讨论未能解决分歧。对蒋介石来说，日本军队于1937年7月进军京津地区与日本炮舰于8月炮击上海将此事一锤定音。蒋介石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自己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毫无疑问，苏联的武器承诺让他吃了定心丸。

日本人决心占领整个华北地区和沿海的每个重要港口。在日本人面前俯首了六年之后，国民党终于被迫进行抵抗，因为日本的侵略现在有可能完全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任何多一步的退却都可能在自己军队引起哗变。在一年之内，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北方的所有主要中心：几乎所有的主要海港，以及除两条主要铁路外的所有铁路。“在全部历史中，爱国主义总与政权与财产不可分离地相联结的。感受到危险之时，统治阶级（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来不惜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分解的，它们只求在这种方式之下能使它们在一部分的国土上保持权力。”[33]但这之于当时的中国已不再是选项之一。

作为斯大林人民阵线战略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向其政府施压，要求其与俄国结成联盟来共同对付德国和/或日本。作为回报，他们的共产党将试图中止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策略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是俄国外交的一颗棋子，目的是阻止国民党政府加入日本的反苏盟约。红军和共产党坚持认为，他们不会再为土地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而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斗争。

8.4王明回归

王明于1937年11月回国时，他被直接空运至延安，这足以证明他的重要性。陪同王明的还有另外两名政治局委员康生和陈云，这三人在政治局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这三人作为多数派反对毛泽东、张闻天和任弼时。王明是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曾得到斯大林的亲自指示。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时，他的“讲话类似于帝国特使在传达圣旨”。[34]

尽管毛泽东和王明之间没有明显或重大的政治、政策或战略分歧，但无论政治局讨论什么议题，会议总是以激烈的僵局结束。会议同意由共产国际进行裁决。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分歧的主要因素是王明和毛泽东之间对中共领导权的争夺。季米特洛夫对此毫不掩饰：

“你必须告诉大家，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必要的。他已经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像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再争夺领导权了”。[35]

为了摆脱掉王明，他被指派与国民党进行联络。在这一职位上，他继续推动极端版本的人民阵线：例如，任何民主改革的斗争都应事先得到国民党的批准。1937年12月，国民党下令对在战争期间进行罢工甚至鼓动罢工的工人处以死刑时，王明告诉一位采访者，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行为“完全满意”。从1937年到1945年，“共产党人反对罢工，认为这不利于战争，并在国民党管理的地区没有进行独立的劳工（或农民）组织”。[36]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回答问题时阐明了中共的观点：“国共合作会长久吗？”他回答说：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想过要脱离国民党。在过去10年的分裂中，两党和人民都饱受磨难。这种痛苦的经历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合作，其目的是当下的共同抵抗和未来的共同重建。”[37]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向一个来访的学生代表团解释了他对战胜日本后的中国的设想；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国家，农业、工业和商业由国家和人民共同经营。工人将从8小时工作制中受益，农民将拥有自己的土地。资产阶级将拥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这样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而是一个在尊重私有制的原则下实行民主的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和其他革命党派以及全国人民联合起来。[38]可又有哪个改良派、社会民主主义政客没有描绘过同样的画面呢？

在1938年10月的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分析。[39]他的报告的基调是以《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为副标题，而且，应该指出，还有“光荣的历史”！他说，蒋介石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正在发动战争！蒋介石被称为“伟大的领袖”，发动了一场勇敢的抵抗战争：“在其50年的历史中，国民党每当遇到伟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将自己转变为民族革命的联盟”。1927年的大屠杀和随后的灭绝运动被从历史上抹去了。

前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言人、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创始成员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声称，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重新建立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联系做出了“重大努力”，并引用了刘少奇所领导的工作作为证据。[40]事实上，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全会上的讲话批判了刘少奇关于更加重视动员城市工人的建议。他的选择是：“党的活动的支点‘必须是’在前线地区和敌人的腹地”。[41]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开展了相当多的地下工作，这是很正确的。但没有关于在工厂开展实质性或有效工作的记录。

当时在场的贝尔登报告了在解放区与中共地方领导人的谈话：

“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它的地下工作者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但信使和传令兵被派往大城镇张贴标语，分发传单，并尽可能地传播消息。一般的指示是让工人、学生和农民联合起来，立即疏散城市，帮助组织游击战......他们在蒋控地区工人中的核心几乎为零”。[42]

诚然，随着中国共产党披上了抗日民族政党的外衣，它在大学生中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1947年和1948年期间，国民党政权发起了一场针对大学和中学的运动，以努力铲除任何共产主义的痕迹。数以千计的学生被殴打、逮捕、监禁和折磨。这些行动引起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许多非社会主义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结束内战的唯一希望就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重点不是鼓励学生把他们的要求与工人的要求联系起来，而是让他们离开城市前往解放区帮助管理边区政府。据说仅在1948年10月这一个月里，就有超过4500名学生迁往共产主义地区。[43]

为了证明统一战线和四个阶级联盟的合理性，毛泽东在1937-40年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有质的不同，因为俄国资产阶级虽然是军事封建化的，但对其他国家进行了帝国主义侵略，所以完全没有任何革命的品质。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所以保留了一些革命的品质。[44]毛泽东的观点被当时的需要所左右，因此，譬如北伐的成功被归功于蒋介石的睿智，而不是大规模的农民动员。毛泽东确实意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相对弱势意味着民主革命必须在城市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进行。但他没有跟随列宁从而认识到这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他是打算让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为资产阶级服务，让革命中道崩阻。毛泽东不仅对历史的教训视而不见，还改写了历史，以配合他自己的阶级合作主义观点。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毛泽东是最适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既是因为他的军事能力和技能，也是出于他与国民党结盟的自然倾向。1939年，莫斯科Ogiz-Izogiz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这是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缩短版，其中剔除了对毛泽东的所有批评意见。同时，一本名为《毛泽东和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的小册子出现，将毛泽东描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领袖。[45]1940年初，季米特洛夫对政治局成员进行了一系列评论。毛泽东被描述为“真正是中共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他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了解中国，了解人民，正确解读政治事件，基本上能正确框定问题”。[46]

国民党正在进行一场进步的战争，代表一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战争的进步性并没有因为这场斗争是由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所领导而被否定。那么支持他必然就是所有革命者的责任吗？因此，斯大林主义者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难道还能是不对吗？

革命者有责任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支持中国的斗争，包括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达成严格意义上的协议——但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把自己溶入人民阵线，放弃批评和谴责国民党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权利。斯大林主义者抛弃了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策略并背道而行，进而助纣为虐并成为背叛中国斗争的一方。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在“支持”克伦斯基反对白俄将军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在准备推翻克伦斯基，建立工人政权。然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给予了蒋介石无条件的政治支持，从而背叛了革命和与革命密不可分的民族斗争。

正如在1925-1927年，国共团结意味着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所以在1937年，它所针对的是任何革命活动的迹象。王明写道：

“中国人民......将根据（国民党）对日本分子和民族叛徒，特别是对日本托派法西斯分子的态度，来判断国民党......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准备程度。苏联的政府和人民正在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说明怎样......清除国家、军队和党的机构中的这些毒蛇”。[47]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东部的平型关伏击并击败了两个日本师团，这是在普遍失利的情况所急需的胜利。由于这一点以及图谋来自苏联的武器和弹药供应，国民党政府同意在1938年、1939年和1940年期间，向八路军提供现金补贴（按45000人的兵力计算）和少量弹药供应。[48]

然而，国民党展示的不是它保卫中国的能力，而是它完全的腐朽。保卫武汉和守住长江流域的关键战役，从1938年6月开始，到10月底以日本帝国陆军的胜利而结束。这是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战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一百万的国民革命军被动员起来保卫武汉。然而，国军高层腐败猖獗，日本将军松井岩根可以向《纽约时报》记者吹嘘说，他用8万美元的银元为他的部队购买了安全通道和登陆。武汉的关键防御是马当要塞，马当要塞几乎不战而败，因为指挥官当时正在几英里开外一座城镇的妓院里。所有治疗伤员的物资都被卖给了关系户，受伤的中国士兵只能尽力爬行——日本军队从不收俘虏。[49]武汉的沦陷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的丧失，也是唯一剩下的主要军事和经济中心。

随着战争的继续，红军（八路军）的部队渗透进日军防线后方，并向合肥（河北）、察哈尔（内蒙古）和山西等北方省份推进。日军通常只派先头侦察兵进入村庄，而国民党军队一旦看到此景就会逃跑。摆脱了国民党统治、不受日本直接控制的当地村民，自发地组成了自己的民兵和选举产生的地下行政机构，成为反帝抵抗的核心。八路军到达后，继承了这些组织。民兵部队很快就被协调起来，并被纳入抗日队伍。地方政府组织也通过中国共产党进行协调，但鉴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混乱局面，它们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50]

到了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远离日本驻军的地区建立了六个解放区，这些解放区的活动往往局限于控制经济上重要的地区。每个解放区都有几千平方公里的面积，总人口多达2000万。1939年1月，来自这些地区的500名代表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边区政府。这成为一种模式，凡是共产党军队赢得控制权的地方，都会建立一个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见第8.5节），代表是通过无记名普选产生的，但八路军的存在对所有重要的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广大农民认为，新政府是第一个没有与人民作对的政府，并欢迎它在租金和利率方面的政策。他们准备给予其支持。

令贫农和中农感到高兴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叛徒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和分掉了。通过这种方式，大约15%的农业用地被重新分配。租金被削减，禁止驱逐租户，并对所有债务实行三年延期。对落在贫苦农民身上最重的粮食税进行了改革，这样一来，越是富有的农民缴纳的税就越多。起初，约有四分之一的最贫穷的农民被免除税收，但随着战争需求的增加，税收的负担也在增加。最高法定利率被降低到每年10%。税款被严格执行，但在执行利率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松懈，仍然远远高于10%的目标。为了防止日本利用该地区的资源而改种种植小麦以替代棉花，在最初的混乱之后，这一变化产生了增加粮食供应的有利影响。重要的是，尽管进行了土地和税收改革，许多富裕的公民（商人和地主）在人民红军接近时逃离，现在又回来了。似乎，共产党的政策对他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51]

尽管有日本皇军这个共同的敌人，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随着共产党在建立广泛的控制区方面取得的相对成功，这种紧张关系也在增长，最初是在国民党设定的局限内，但逐渐向外扩展。随着蒋介石操纵他的军队与日本人作战，与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相邻的广大地区军力空虚，红军进驻，取代国民党官员并建立新的地方政府机构。这样一来，陕甘宁的行政区域就显著扩大了。新四军在以前与国民党达成协议的地区之外的安微省和江苏省跨越日军防线作战，并与国民革命军中一些最反动的将领保持密切联系。

1940年1月，汪精卫的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同时国民党和日本人都开始优先清理他们的腹地。[52]1941年1月，毛泽东接受了蒋介石的请求，从第4军中派出1万名部队渡过长江。他们被8万多国民党军队包围和攻击。约有5000-6000名共产党军队被杀或受伤，而国民党方面则有20000名。这被称为“皖南事变”。[53]从这时起，国民党花在攻击共产党人上的资源与打击日本军队的资源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情报部门当时的分析称，随着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1941年12月7日），国民党最好的部队被重新分配到封锁共产党地区，因为蒋介石意识到打败日本的任务可以留给美国和英国了。[54]

8.5延安的妇女

陕西曾在很大程度上被军阀控制，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带来了法律和秩序，这受到了广泛欢迎。在地方管理方面，毛泽东引入了他自己的四个阶级联盟的变种，即所谓的三三制：

“所有解放区都实行了这样的制度：共产党员（代表工人和贫农）和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以及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各占政府行政部门领导人员的三分之一。”[55]

中共党员被告知要真诚地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并真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从1937年2月起，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政府所在地。在这块由共产党控制的飞地上，中国共产党继续努力通过实施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计划来赢得民众的支持。然而，制定和实施这些计划的方式受到了向人民阵线发展的限制，例如，停止了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受影响最大的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56]

共产党人被围困在陕西这片物资匮乏的干旱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依赖于党的纪律，更重要的是，与腐败、堕落和自私的国民党相反的社区精神。中国共产党渴望向世界展示，延安是按照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理想组织起来的，是一个人人不分职位和权力，为共同利益工作的模范社会。然而，在延安，那些日复一日与严酷的现实作斗争的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资源和特权的获取不均让许多人感到不满。

从早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特别关注妇女问题，因为妇女是革命支持的巨大源泉，而她们也是最能从中受益的人。贝尔登引用了他在解放区看到的一本学校的书，标题是《论妇女平等》：

“旧社会太黑暗了；男人和女人受到不同的对待。男人去办公，女人呆在院子里。男人穿新衣服，女人穿破烂。男人吃白面，女人吃谷壳和谷糠。男人可以骂到天崩地裂，女人却很少开口。男人看书，女人站在大锅边。男人三变性情，女人把她要讲的话吞进肚子里。在（解放区），发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人是自由的，男女有平等的权利，男女共同从事生产，男女共同享受美好的时光。”[57]

在形式上，边境地区的行政方案确保“妇女在社会中享有平等地位”，包括“同工同酬”和“五周带薪产假”。[58]在与国民党建立人民阵线的推动下，该党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目标，其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转变是重心的改变，对传统家庭价值观（妇女在家庭中的极端屈从）的批评被淡化了，人们转而认为妇女只需与男子一起从事生产就能达到平等。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介绍他们的政策。他们非常强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论点，即”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59]但这种片面的、经济学的观点降低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如婚姻和离婚中的平等。它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即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将是一个自由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仍将是二等公民。

领导层的主要关注点是最大化备战强度，党的文献中强调妇女要成为纺纱和织布工人，生产自己的衣服和部队的服装。这在陕西当地有一定的共鸣，因为那里的妇女往往在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但它向父权制低头，保留了妇女留在家里不参加农业劳动的传统。

1938年出版的一本名为《陕甘宁边区群众运动》的小册子概述了人民阵线期间妇女团体的责任和目标。党的政策是，解放妇女的运动要次于建立抗日的团结。党的领导人不愿意冒触怒人民阵线盟友的风险，要求在实施任何解放妇女的行动时都要极其谨慎。以前曾大力推动根除传统封建习俗的活动（如包办婚姻、缠足，和要求保护人权），但现在这些活动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并宣布男女平等将通过妇女在地方选举中投票、参与生产和参加国防工作来实现。地方干部告诉妇女，通过为战争做出贡献，她们可以摆脱几个世纪以来压迫她们的传统制度。原则上这是正确的，但对于这些活动如何有助于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社会平等，却没有提出指导意见或证据。[60]

类似的反应也发生在苏联，当时党的斯大林-布哈林领导层向富农的保守社会要求低头，限制了妇女的权利。以离婚问题为例。中共干部来到延安后，对江西的例子记忆犹新，女干部们积极推动离婚作为打破传统家庭结构的手段。结果是妇女的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代价是传统家庭单位被破坏，对当地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共领导层易受富农和“爱国”地主的压力，将其立场转变为要求妇女避免采取激烈的行动，并尝试在家庭中找到解放的机会！中共在边境地区的日报《解放日报》，现在发表文章，认为即使是暴力和极度虐待的丈夫的妻子也应该留在他身边，努力改造他，而不是离婚。[61]

妇女协会的任务是通过使家庭更加和谐来巩固家庭单位；妇女将以得知增加产出有助于日本战败的认知中获得一种成就感。妇女同志们被要求在协会内成立学习小组，以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解力，此举旨在克服成员的反对意见，使她们与新政策保持一致。

《解放日报》文章的主题是，如果妇女运动参与抗日工作，就能实现妇女解放，但唯独却完全没有解释如何实现。对于说明她们如何能够获得与男子平等地进入生产的技能和培训，妇女也未得到任何指导。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妇女担任更多的技术岗位往往是属于被征走的男人的。而当男人回来时，妇女不得不放弃这个岗位。虽然妇女协会仍然鼓励妇女参与乡村政治，但其主要重点已转向协调儿童保育和其他提高生产的努力。

同时，在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某些领导干部的保守主义，他们声称“淫乱的妇女”在“普通农民”中引起“厌恶”和“恐惧”。[62]这些人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中（不带偏见的）提到的有“三角和多角关系”的妇女。[63]随着人民阵线的发展，保守的态度正在逐渐形成。

为了抵制对领导层的批评，男性同志被责令支配他们的女性伴侣并将她们的活动限制在家务上。然而，民主专政的政治观点的后果意味着妇女协会淡化了在家庭中争取平等的重要性。平等被认为是解放斗争的一个方面，但它可能会产生一个不良后果，即妇女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男人而不是社会。[64]

党的官员为了政治和战时目标而牺牲女性解放事业的程度，可以从婚姻改革中看出。传统上，妇女实际上被囚禁在家中，以她的劳动来维持现状；因此，妇女的离婚权与中农的利益相悖，而中农是党的重要支持者。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对日战争日益增长的需求，延安政府决心避免因破坏社会制度而疏远农民。党声称，除了将激进的婚姻改革服从于眼前的生存需要，别无选择。很快，婚姻改革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罢了。[65]

8.6延安、中共和“野百合花”

向日本人投降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都沦为了傀儡部队。中共在其官方历史中声称，蒋介石秘密命令许多部队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然后在日本人的指挥下，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由于蒋介石的命令，日本人能够调动90%以上的投降者。[66]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中共控制的整个地区实行严密封锁，并取消了对八路军的补贴（1940年价值约1000万银元）。在延安，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急剧上升，所有部门包括以前被豁免的贫农都被大幅加税。1940年10月，红军对日军发动了突然袭击，造成日军的重大损失。作为回应，到1941年1月，日本军队将近三分之二的部队集中在位于日本防线后方的解放区，并根据“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这一政策本质上是要包围某一地区，杀死所有年轻人，杀死或偷走所有牲畜，摧毁一切可能的东西，所有房屋、家具、农具和工具，使该地区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居住。[67]

中共在面对这些逆境正收集支持并试图使边区经济自给自足时，发现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由于土地革命（尽管它是温和的）而招募的大部分文盲农民阶层与最近加入的、通常识字的、基于人民阵线和改良主义政策而入党的、在行政人员中占大多数的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对一个群体征收的税款支持了另一个群体，而自给自足运动有可能造成潜在的灾难性的分裂。干部们的素质也令人担忧。1937年至1940年期间，党员人数从4万人增加到近80万人，但除了领导干部和一些知识分子外，几乎没有人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教育或培训）。[68]

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对当地居民来说，党员身份已成为社会向上发展的途径。塞尔登提供的数据显示，至少在一个地区，超过一半的当地入党者是作为贫农或无地劳工加入的，但在一年之内，大多数人获得了足够的土地，被列为中农：“党员......已经成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受益者”。[69]这产生了保守化的效果，促进了中共内部反对新的高税收，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新来者。

开展整风运动，试图用中共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激励他们采取自给自足的必要激进措施，并接受党的纪律，便是解决方案。194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的培训计划，以克服党内干部中出现的不足之处。也许是为了准备这场运动，毛泽东在1938年初对斯大林的作品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哪些作品应该被翻译成中文。

从与会者在讨论前要阅读、研究和做笔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次初步整风运动的特点：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组织领导问题》；季米特洛夫，《干部政策和干部教育政策》；斯大林关于党的纪律、党的民主和平等主义的部分著作；《苏联共产党史》的结论部分。[70]为了强调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卓越地位，他的六本小册子被列入要学习的名单。

在党内，有一批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愈发不满，他们认为人民阵线中的富农分子阻碍了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妇女解放方面。该组织以党内最直言不讳、思想最自由的女性丁玲为中心，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发表材料，指出延安的不平等现象，揭露中共的虚伪。

丁玲曾作为农民文艺宣传团的一员到边疆地区巡演，并被任命领导延安妇女组织的发展，这使她成为动员妇女与限制妇女活动之间矛盾的焦点。她编辑了《解放日报》的文学版，每周出版几期。根据她对农民妇女和党内妇女实际生活的广泛经验，她写了一篇《三八节有感》刊登在1942年3月9日的报纸上。[71]

这篇文章只暗示了一些问题（那些寻求堕胎的人可能会受到惩罚；有些婴儿被包裹在柔软的羊毛中，由家庭教师照顾，而另一些婴儿则被包裹在脏布中，留在父母的床上哭泣），其主要重点是指责党提倡妻子和母亲角色的矛盾态度，然后当“妇女的皮肤起皱，头发稀疏，疲劳使她失去了最后的吸引力时，她又被指责为政治落后”，然后被作为离婚的理由。这篇文章被谴责为“狭隘的女权主义”，丁玲被解除了《解放日报》的职务，她和其他人被成功地逼迫忏悔并否认了他们的批评。[72]

丁玲指责党的领导人在方便的时候结婚，在适合的时候离婚，很少考虑到平等的原则，这一点得到了华长明（音译）的支持。[73]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这种行为一定显得特别应受谴责，而且明显是滥用职权。在延安，官僚机构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家庭这一机构的维护具有维护社会中的保守因素的性质，这将成为党内精英的支柱。这与苏联在这个时期对家庭的保护非常相似。周恩来率先强调了母性的重要性，认为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具有照顾家庭福利的“自然”倾向。[74]他制定了党将忠实遵循的基本规则。1958年，毛泽东将回到这个主题上，并声称中国社会不仅需要家庭，而且家庭需要一家之主。[75]

丁玲的文章是批评党内精英的众多文章中的第一篇。最具破坏性的文章来自王实味，他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和翻译，曾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到莫斯科学习。他与上海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有联系，并为其翻译了一些托洛茨基的作品。1936年，他来到延安，成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翻译部的一名研究人员。在这个职位上，他享有干部服装和额外食物的特权，并与党的精英阶层关系密切。[76]

王实味还受雇于《解放日报》，擅长在中国向来用于揭露社会弊端，经常被共产党作家用于政治辩论的短文（杂文）。王实味绝不是唯一一个公开反对中共领导层的人，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拒绝悔改，始终不悔改。他的《野百合花》批评了党的官僚机构的等级结构和特权，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分两部分刊登在该报的文学版。[77]

题目《野百合》本身就是对毛泽东对女性的喜好——特别是来自上海的年轻女演员——的讽刺，这是常见的八卦。毛泽东曾在1939年与这样一位女演员蓝萍（江青）结婚。表面上看，《野百合花》是一个关于26岁的学生同志李芬的故事，她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她的叔叔移交给了当局。“在赴死之前，她把自己的三套内衣全部穿上，并把它们的顶部和底部紧紧缝在一起。这是因为在宝鸡的部队经常染指他们射杀的年轻女共产党员的尸体”。李芬被介绍为性沉默和自我牺牲的典范，这与党内精英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以聚会、跳舞和喝酒而闻名，这也是现存社会分层的明显象征。读者完全可以将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女人——李芬——与毛泽东对美丽演员的口味进行对比。生怕这些教训被漏掉，王实味用模仿毛泽东著名的口语风格和咸湿的农民语言来写这些文章。[78]

对于官僚来说，更重要的是对党所维持的等级制度的批评，官僚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进行攻击来证明党合理性。普通的共产党员很少或没有钱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食物或衣服，因此依靠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的食物和衣服。王实味对粮食的五个等级提出了他经常被引用的批评：

“现在，没有汤面给生病的同志吃，青年学生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当他们被问及是否吃饱时，党员要带领其他人齐声说‘是的，我们吃饱了！’。更有甚者，相对健康的‘大人物’得到的吃喝远远超过他们的合理需求，以至于他们的下属将他们视作异类看待”。[79]

王实味还抨击了服装的三个级别，即党的级别越高，提供的服装就越好。

官僚机构在其最薄弱的方面——即其特权——受到了挑战。中共机器开始行动，向王实味施压，要求其收回批评。王实味拒绝了，中共最初的攻击只会让他更加顽固，在支持者中更受欢迎。王实味因破坏党的团结、诽谤党的领导人、宣扬托洛茨基主义思想以及属于中共内部颠覆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成员而受到审判。1942年5月和6月，审判以一系列公开斗争的形式进行，6月10日，王实味被判犯有绝对平等主义、敌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因而是反党罪。

《解放日报》对反王实味的会议进行了逐日记录，包括对王的公开诘问。这篇日记是为今后中共整风运动的公开会议提供指导的。其目的是普及党的观点，引导读者接受领导层对存在的社会分化的解释以及审判的预定判决。

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扩大了整风运动的范围，将所有批评作家都包括在内；首先是在1942年5月毛泽东的延安谈话中，然后是针对王实味的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相对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解放日报》没有报道。大约一年后，毛泽东发表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80]他的主题听起来很熟悉——尤其是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内容要由党来指导，形式要适合中国农民和工人的需要。党的所有报纸都被重新组织，以配合党的整风运动，也就是说，不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作家。毛泽东避开了批评的内容，按照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路线进行反击：“有几个人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说话，也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概念和秘密攻击的方法”。

毛泽东只是在中国的背景下重复了十年前在苏联提出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艺术的论点。尽管有宣传，但那些试图将文学还原为表达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直接政治和实际需要的论点，实际上是保护官僚机构利益的论点。由于官僚机构将自己的利益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等同起来，它将任何对自己的攻击都解释为反革命。

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之后，“纠正非正统倾向”的整风方案呈现出了更加黑暗的性质，并被扩大和深化，以根除党内的所有独立批评。1941-44年期间在延安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后来成为中共干部培训的一个既定部分。与富田事变一样，为了刺激和证明运动的过度性，其突然宣布多达10%的中共党员是国民党特务，必须被铲除。

本顿将毛泽东在1942-1944年期间对党的密集清洗描述为中共的第四次布尔什维克化，并声称它甚至比斯大林在1924年后掌握共产国际时更加有效。[81]1942年的整风运动没有使用“布尔什维克化”一词，主要是因为它对于一个旨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的运动来说，听起来太陌生了。其目的是根除和摧毁所有剩余的反对党的领导的左派，特别是那些受到反对人民阵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影响的人。它的目的还在于将毛泽东集团的统治扩展到在陕西主要根据地之外建立的附属根据地，并在政治上使新招募的生力军同质化。

这场运动之所以独特险恶而有效，是因为它延伸到了普通党员的生活中去。在延安，类似的同志们往往在他们的工作小组中睡觉和社交。领导层的首要指示之一就是限制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仅限于值得信赖的党内干部。这些半孤立的小组随后成为运动的基础，该运动的管理使小组内形成的个人关系和联系成为反对个人成员的武器。小组批评孤立了个人，使他们受到在场所有人的责备和训诫，目的是动摇他们的自信心。这些会议可能每天都有，持续三四个小时，可能导致降职和额外的工作，使受训者处于羞辱的境地。据称，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员都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审查，如果发现有足够的理由（一句偶然的话，甚至开个玩笑），就会让他们提供关于自己和生活经历的额外信息，足以让他们的同伴们对他们进行广泛批评。

被认为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人被报告给党委，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召开一次或多次公开斗争会议，在通常是嘲笑的广大听众面前公开指责和羞辱这些人，而这些观众据称代表了社会。在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强调集体荣誉的中国社会，这些都是获得对权威的服从的强大而有效的方法。

如果毛泽东感觉到任何党的高层也成了弱点，他也不会放过他们。处理彭德怀（八路军副司令员）时，他把平等和博爱看得太重了，据说这些会议持续了四十天，而对与王明关系太密切的周恩来来说，五天被认为是足够了。[82]

工友、同事、同志、朋友和同伴的共同作用，对一个人产生了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压力，要求他顺从。随着压力的增加，个人发现无法摆脱对旧日自我的诋毁，他们被迫反复写下对自己邪恶行为的忏悔，分析原因并宣称他们希望改变。入狱一段时间后，压力往往会增加，可能是单独监禁，但更有可能是与其他人一起关在牢房里。这使他们为忏悔和和解的最后阶段做好准备。当忏悔最终被接受，党欢迎他们重新加入时，被告自然会有一种巨大的解脱和欣喜，并愿意接受党的指导。这种心理体验也许可能真的改变了人格，但更像只是一种将来需要避免的极不愉快的经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服从党的路线。[83]

整风运动从1942年持续到1944年，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消除了中共内部最后的民主、言论自由和对领导层的公开批评的残余。有多少人被逼疯了，被逼得神经衰弱或精神失常，这一点永远无法得知，但肯定是数以千计。遗憾的是，抗议的主要方式是自杀，一些绝望的人首先杀死了他们的家人。

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主义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人们经常声称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质的区别，因为整风运动没有屠杀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对他们进行了再教育。甚至某些托派领袖也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质的区别。

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领导人的完全统治。毛泽东在富田事变中表明，他准备杀死成千上万的党员和红军部队，以确保他的地位。在延安，他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

•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阵线的一部分并促进团结。要想同时发起大规模的灭绝运动，是非常困难的。
• 斯大林清洗的是领导过一场成功的革命，并有内部民主的历史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确保官僚统治，他必须清除所有那些活动时间可以追溯到1917年及之前的人。在中国不存在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落败时已经彻底斯大林化，党员不像苏联那样对领导层构成威胁。
• 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控制党。任何从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举动都可能被视为对他的对手（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他们会为了保全自身进而不得不进行反击，而且他们仍然在党内占据着大量的领导职位。
• 斯大林是想在革命成功后消除对官僚机构掌握国家权力的任何可能威胁。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革命进行的阶段，毛泽东有时间通过其他手段实现对党的统治。
• 当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时，苏联的大清洗很明显已然导致了政府部门的普遍混乱，在这种氛围下，没有人愿意做出决定，党内的招募人数急剧下降。在毛泽东看来，大清洗是一个浪费和破坏性的过程。整风运动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而且不会造成混乱。
• 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诚实地声称自己处于领导地位；为了让自己被接受为列宁的副手，斯大林不得不监禁或杀害那些了解1917年真实历史的人。

有人公开争辩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对对手的宽宏大量。这是所谓“延安精神”的一部分。[84]然而，例外可以检验规则的这一条科学真理，在这里也同样适用。西方能接受整风运动是因为毛泽东对那些他认为是政治威胁的人显得相对仁慈。王实味在监狱里做了五年的火柴盒，并被允许会见一些外部访客，以显示中国共产党的高尚。1947年，当延安再次受到国民党的攻击时，共产党人被迫迅速撤退。王实味在撤离延安的过程中被立即处决。消息来源不一，但都认为他是被杀的：要么被枪杀，要么被斧头砍成碎片，很可能是根据毛泽东的直接命令，并由共产党安全部部长康生证实。[85]虽然王实味因为揭露了延安存在的层层官僚特权而被监禁，然后被谋杀，但像艾萨克·多伊彻这样的知名社会主义者可以写道，毛泽东“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最贫穷的农民中间，......不允许在食物配给和制服方面存在差异，不允许官兵之间存在社会隔阂。”[86]

1942年初，随着整风运动大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在解放和性别平等的呼吁下动员妇女的任何尝试。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认为，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一般是允许的，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对男性农民潜在怨恨的担忧，干部们应确保它排在经济动员的第二位。在下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强调妇女参与生产，而不是更广泛的普遍平等，并果断地采取行动，巩固其文职和军队的父权制，理由是要使边境地区自给自足，就需要避免社会间冲突。[87]

1943年2月26日，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表面上是批评自己在实现妇女平等方面缺乏进展。事实上，这是党的工作远离妇女的自我组织、针对妇女的项目和口号的重新定位。这些现在被认为是对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浪费。现在，党强调“需要逐步推翻封建主义”，并呼吁妇女通过“在（父权制）家庭中和谐地工作，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来实现解放。随后，《解放日报》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说明生产劳动及其带来的经济自由是妇女逐步从封建纪律下解放出来的途径。[88]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需要恢复被西方机器制造的商品涌入破坏的旧手工业，因为这些物品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而无法再获得。为了供应制服所需的布匹，重新引进了织布和纺纱。

让妇女参与生产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功，如纺织业的发展，妇女联合会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利用当地的技术知识来发展棉花和亚麻生产，几乎完全依靠妇女的劳动和专业知识。大部分原材料是通过妇女工作小组种植的，几乎所有的纺纱和深加工都外包给在家工作的妇女合作社。《解放日报》刊登的文章现在几乎完全集中在促进这种活动和赞扬有关妇女的贡献上。

然而，延安妇女在自我组织方面过于成功，到1945年，党的高层缺乏协调和规划，导致严重的供应和分配问题。官僚主义的指导和有关妇女缺乏对整体规划的参与很快就变得很明显；没有使生产与需求相匹配的工作计划，很少或没有使培训和人员与现有设备相匹配，种植棉花的地方离纺纱的地方太远，党的干部强调纺纱，因此一个村庄可能没有织布设施，也没有关于如何培训妇女进行维修的计划，等等。[89]

古德曼指出，中共在口头上仍然致力于性别平等，但并没有得到实际行动的支持。以前对妇女参政的鼓励现在逐渐消失，而动员她们生产却受到高度赞扬。社会问题的重点放在男性的权利上。尽管妇联不断施压，但寡妇禁止再婚的传统做法却一再坚持。直到1944年，迫于粮食短缺的压力，这种情况才终于得到改变，导致300名单身汉和寡妇结婚。然而，同样的逻辑——人数较少的家庭应该得到普遍鼓励，因为他们需要的粮食较少——也导致了一年前离婚被禁止。[90]当然，偶尔在一些地方，杰出的妇女确实发挥了领导作用，为真正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创造了机会，但这些都是一般规则的例外。

尽管有人民阵线，但直到1945年左右，在妇女解放方面还是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让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生产方面，因为这需要消除诸如裹脚和妇女隔离等封建习俗。然而，激进的社会措施只有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才能颁布，因此，党制定了一个制度，例如，起诉离婚的妇女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要承担向其丈夫支付粮食或金钱以补偿损失一名工人的额外负担。[91]

8.7总结

国民党联合了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封建残余势力，来抵制群众镇压群众。因此，它无法完成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甚至连减租25%这样轻微的改革都做不到。它的主要特点是完美的亚细亚式专制主义、腐败和低效率。这些特点在“抗战”中完全暴露出来。

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执委的波折之后，中共又回到了以白色反革命和屠杀数万名共产党员和数百万农民为结局的阶级合作主义政策。所谓的统一战线被恢复了，中共的政治方向不是由中国工人和农民的需要决定的，而是由斯大林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政治纲领——特别是它的土地纲领——受到了限制，以免得罪国民党。这种团结还产生了其他后果，例如，通过在结婚和离婚方面获得的自由上走回头路，破坏了妇女在社会中取得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了公平正义、人人平等、人民幸福的延安社会美好图景。然而，在苏区和党内，官僚机构正在悄悄地为自己获取物质和社会特权，使其与老百姓不同。这种行为正在腐蚀着党，许多加入的陕西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和/或股票，以便从无地劳工或贫农上升到中农。

毛泽东是党内的主要人物，他决心压制对官僚机构的批评，并在必要时杀死有关个人。在党内，整风运动中使用了极端的方法，以确保广大党员的无条件服从。这种对待党的纪律和民主的方法是彻底的斯大林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斯大林化的组织：它接受一国社会主义和阶段性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斯大林国际的一部分，并有相应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党的结构和规范。党内民主被扼杀，个人崇拜得到提倡——首先是斯大林，然后是毛泽东。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方案的总体方向是阶级合作；偶尔在特定情况下，它会向左弯曲以加强对农民的支持，然后再向右弯曲，回到其自然轨道：因此，土地征用和重新分配政策因日期和地点而异。

关于毛泽东曾与斯大林作对并将中国人的利益置于俄国官僚机构的利益之上的童话，已被莫斯科和北京公布的文件揭穿。在延安时期之前和期间，共产国际执委和莫斯科一直在促进毛泽东的利益，最后在1938年，总书记明确表示，毛泽东是他选择的中共领导人。

参考文献

[1] Shao-Chuan Leng, Pre-1949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System of Justi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0, 1967, p93-114.

[2] Cohen, A. 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6, p193.

[3] Degras, J.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OUP, 1956, Vol 3:353-355.

[4] Benton, G. The “Second Wang Ming Line” (1935-38),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1, 1975, p61-94.

[5] Wang Ming, Report to the 7th World Congress, 1935. www6.svsu.edu/~jalewis2.

[6] Benton, The Second… Op. cit.

[7] Benton, The Second… Op. cit.

[8] Sheng, M. Mao, Stali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1935-3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9, 1992, p149-170.

[9] Sheng, Op. cit.

[10] Sheng, Op. cit.

[11] Mao Zedong, Open Cable Message for Armistice and Negotiations for Establishing an Alli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5 May 1936, w.m.org.

[12] Dimitrov, G. Speech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10 Aug 1937, w.m.org.

[13] Dimitrov, G.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11 Nov 1937, w.m.org.

[14] Benton, G. The Second… Op. cit.

[15] Wang M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t www6.svsu.edu/~jalewis2/Communist%20International/1935.

[16] Isaacs, Op. cit. p440.

[17] Sheng, Op. cit.

[18] Shum Kui Kwong, The Second Wang Ming Line (1935-38)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9, 1977, p136-154.

[19] Sheng, Op. cit.

[20] Mao Zedong – Open letter from the CCP to the KMT, 26 Aug 1936 w.m.org.

[21] Sheng, Op. cit.

[22] Benton, The Second… Op. cit.

[23] Wang Mi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ct. 1937, Vol.14, No.10.

[24] van Slyke, L.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a, Jn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70, 5(3)119-135.

[25] Braun, O. A Communist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Hurst & Co. Ltd., 1982, p187.

[26] Pantsov, A.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 Issues & Studies, 2005, 41(3)181-207.

[27] Snow, E. Red Star Over China, Gollanz, 1968, p231.

[28] Smedley, A. Battle Hymn of China, Da Capo Press, 1975.

[29] Li Fu-jen, End of the Chinese Soviets, New International, Jan 1938 pp16-20, MIA.

[30] Braun, Op. cit. p195-197.

[31] Wales, N. Wh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upport the United Front: An Interview with Lo Fu, Pacific Affairs, 1938, 11(3)311-322.

[32] Saich, T.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CP, Sharp, 1994, p771-3.

[33] Trotsky, L. Revolution and War in China Jan 1938 w.m.com.

[34] Kampen, T.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0, p86-93.

[35] Pantsov, A. & Levine, S. Mao, Simon & Schuster, 2012, p323.

[36] Epstein, I. My China Eye, Long River Press, 2000.

[37] Shum Kui Kwong, Op. cit.

[38] Mao Zedong, Talks with Messrs K’o Lo-man, Ya-Te, Fu Lu-te and Lei K’o-nan, CW Vol 6 Part 1, 2 July 1938, w.m.org.

[39] Mao Zedong The New Stage, October 1938, www.marxists.org.

[40] Rousset, P. The Maoist Project Tested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umber 3.

[41] Braun, Op. cit. p235.

[42] Belden J, China Shakes the World, Gollancz. 1951, p51 and 398.

[43] Ibid, p406.

[44] Mao Zedong, On New Democracy, January 1940, www.marxist.org.

[45] Pantsov, A.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 Issues & Studies, 2005, 41(3)181-207.

[46] Ibid.

[47] Wang Mi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14, No.10, Oct. 1937.

[48] North, R.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Univ. Press, 1963, p189/190.

[49] Li Fu-jen, After the Fall of Wuhan, January 1939, MIA.

[50] Belden, Op. cit. p71-78.

[51] Rosinger, L. Politics and Strategy of China’s Mobile War, Pacific Affairs, 1939, 12(3)263-277.

[52] Braun, Op. cit. p17.

[53] North, Op. cit. p189/190.

[54] Ibid p204.

[55] Hu Chiao-mu, Thirty Years of the CCP, 1951, FLPH.

[56] Stranahan-Jackal, P. Changes in Policy for Yenan Women, 1935-1947: Modern China, 1981, 7(1)83-112.

[57] Belden. Op. cit. p122.

[58] Saich, The Rise, …. Op. cit. p935.

[59] Engels, F.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w.m.org.

[60] Stranahan, Op. cit.

[61] Liberation Daily, 2 and 3 July 1941, quoted in Stranahan, Op. cit.

[62] Saich, The Rise, …. Op. cit. p1016.

[63] Chi-hsi Hu,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the Kiangsi Sovie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9, 1974, p477-490.

[64] Liberation Daily, 26 Oct. 1941, quoted in Stranahan, Op. cit.

[65] Hua Chang-ming, The feminine condi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action: Yan’an, 1935-1946.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4, 1981.

[66] Hu Chiao-mu, Op. cit.

[67] Johnson, C.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U.P. 1962, p56.

[68] Selden, M. The Yenan Way, Harvard U.P. 1971, p188-189.

[69] Ibid, p111.

[70] North, Op. cit. p196.

[71] Ding Ling, Thoughts on 8 March, libcom.org/library/thoughts-8-march-women%E2%80%99s-day.

[72] Benton, G. The Yenan Opposition, NLR., 92. 1975, p93-106.

[73] Hua Chang-Ming, Op. cit.

[74] Manning, K. Making a Great Leap Forward?, Gender & History, 2006, 18(3)574-593.

[75] Wu, E.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1989, Harvard U.P., 1989, p456.

[76] Cheek, T. The Fading of Wild Lil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1, 1984, p25-58.

[77] libcom.org/library/wild-lily.

[78] Cheek, Op. cit.

[79] libcom.org/library/wild-lily.

[80] Mao Zedong 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2 May 1942, w.m.org.

[81] Benton G. Bolshevising China: From Lenin to Stalin to Mao, 1921 – 1944. Leeds Univ., East Asia Papers No 22, 1996.

[82] Chang, J. and Halliday, J. Mao, Vintage, 2007, p321-322.

[83] Fairbank, J.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Perennial, 1987 p255 et seq.

[84] Shao-Chuan Leng, Pre-1949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System of Justi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0, 1967, p93-114.

[85] Short, P. Mao, McMillan, 2001.

[86] Deutscher, I. Stalin, Pelican, 1949, p582-3.

[87] Goodman, D. Revolutionary Women and Women in the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4, 2000, p915-942.

[88] Stranahan, Op. cit.

[89] Stranahan, Op. cit.

[90] Goodman, Op. cit.

[91] Hua Chang-Ming. Op. 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