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一次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岁月

1.1 简介

本章介绍了中国农民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状况，并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地球上最具反叛性的群众之一。本章还描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以及一群受十月革命启发、并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Comintern，CI）帮助下的热心革命者是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的。

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史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何时和如何成立，并主导了中共的结构、纲领、战略和战术，这一切都是基于十月革命的威望、列宁的权威与大量资金的支持。

在季诺维也夫的领导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将国民党（KMT）评估为反帝国主义，争夺国家统一和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中最革命的那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来自中国的报告信以为真：据说国民党拥有大规模的民众支持，国民党的绝大多数，即其十分之九，是准备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的工人和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此的结论是，与国民党合作可以让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到这些群众。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下，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小团体才同意加入国民党。列宁曾坚持认为，积极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必须保持其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中国共产党很快发现，为了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留在国民党内，他们不得不牺牲其政治自由。

1.2 中国农民的生存条件

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是由少数家族主宰的。在许多村庄，大地主或其代理人（“狗腿子”）是名义上的首领，一个未经选举的乡村政府负责征税，为公共工程提供劳动力，并维持和平，有权逮捕、审判和惩罚（甚至处决）违抗者，儒家思想和由士绅子弟和雇佣打手组成的民团让老百姓保持顺从，两者都是等级制度的支柱。这样的安排使富人可以逃避一切责任。村长自然也是一个商人和放债人。

连坐和近乎普遍的苦难是常态。如果一个地主与他手下的一个农民发生冲突，那么这个农民和他的家人——甚至可能包括他的家族——就会被驱逐，挨饿。因此，只有最严重的、威胁生命的挑衅才能克服农民对反抗地主的不情愿。同时，在极端条件下，地主的顽固态度会使革命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 [1]

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权本质上是腐败的。税务官员给北京送来了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他们自己的收入则来自于他们收取的超出部分；在1927-1928年的湖北，77%的收入都以这种方式被收入囊中。 [2]

托尼（Tawney）【编者注：英国著名经济史家，于1930年来华考察中国工农业。】指出了中国和欧洲的一个主要区别；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土地贵族，因为继承法要求土地在儿子们之间平均分配。由于一家之主尽可能多地生育儿子，因此对土地财产的规模有严格的实际限制。这意味着缺乏一个世袭的土地所有权贵族，所以土地问题不具有西方所见的农奴反对封建领主，或贵族对抗资产阶级的特点。相反，农民站在了一个利益联盟的对立面，这个联盟从当地的地主和放债人开始，通过国家官员连接到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国际金融家结束。在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如果不颠覆所有存在的财产关系，农民就无法获得土地。本土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反封建”革命所需的土地改革，因为这将革掉自己的命。[3]

地方官僚通过尽可能多地榨取农民的钱财并融入当地士绅来确保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族继续享有特权。最简单的方法是以不交税为由而没收土地。这种广泛的土地没收在破坏社会秩序方面非常重要，系统地将即将饿死的农民驱赶到暴力起义中。在极端情况下，起义会成功地推翻一个王朝，农民的土地权利会被重新确立，腐败的、自私自利的官吏会被致力于新政权理想的激进官员所取代——之后，这个循环又开始了。[4]

但是，东方专制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使中国农民的地位与欧洲农奴的地位明显不同。由于气候和领土条件（特别是大沙漠），人工灌溉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运河系统是由大规模的协作劳动创造和维护的。在中国，这些公共工程需要由政府组织的庞大劳动者队伍。社会稳定有赖于当地村庄基本自给自足，能够依靠自己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随着每个王朝的衰落，灌溉工程年久失修，就造成了广泛的饥饿和饥荒，劳工大军就成为起义的温床。[5]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农民的起义规模远远超过了任何欧洲起义的规模。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军队主要由最底层的农民组成，他们的起义比欧洲的任何农民起义都要成功，能够用暴力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权；中国最强盛的皇朝中有两个，汉朝和明朝，是由平民建立的，这都是农民起义的结果。[6]但是，新的政权完全没有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因为这些农民起义是将社会恢复到想象中的理想化过去的无望尝试。[7]

马克思在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个过程：

“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除了改朝换代以外，【起义者】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8]

然而，对过去起义的集体记忆是农民头脑中的一个活的传统，它为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后来中共的农村战略提供了支持。[9]

在鸦片战争（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之前，中国相对来说没有受到欧洲的侵害。当时英国人轰炸中国港口，屠杀中国人民，以确保鸦片贸易的继续——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这些战争迫使中国进口鸦片，缴纳巨额赔款，并向英国贸易永久开放中国港口。赔款是通过向英国银行借款和增加对农民的税收来偿还的。为支付鸦片和贷款而耗费的白银，加上廉价的英国进口产品，特别是棉花制品，逐渐毁掉了中国的手工业，使国家陷入瘫痪，结束了乡村的自给自足。作为中国社会稳定支柱的村社制度的封闭性即将结束。自给自足的损失越大，农民的贫困程度就越大，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也就越大。[10] 

从1849年到1863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它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根基，这要归功于其广受欢迎的纲领，其中包括面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激进的农业改革、镇压鸦片贸易和废除缠足。它的支持者来自城市工匠和农民的最底层，他们都受到了英国生产的廉价商品的冲击。但对于社会上层人士来说，这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保守影响——他们发现自己还可以依靠英国大炮来维持他们的权力，维持相互有利的现状。[11]俄国、法国、日本，以及后来的美国都加入了这场掠夺，并（以极其有利可图的利率）支撑清朝皇帝所需的军事和财政支持。

欧洲资本主义的力量既不想也不可能消除在中国存在的古老社会关系。恰恰相反。到达中国的资本主义代理人试图吸收前资本主义形式，并为自己的利润而利用它们。直接或间接的资本主义剥削，早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社会建立之前就逐渐扩展到绝大多数人中。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社会形式逐渐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

当R·H·Tawney到达中国时，他发现这个国家只有不到5,6000公里（3,5000英里）的碎石路或柏油路。一些省份（如西南的贵州省）根本没有道路，甚至连牛车或任何轮式车辆都不能用（尽管中国人早早发明了战车）。所有的货物都用人的肩膀运输，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比畜力便宜。由于一个地区的盈余不能被运到另一个地区去弥补不足，因此地区性饥荒的反复发生就变得不可避免的。这种运输的缺乏也意味着农民没得选去在哪里销售他们的货物，于是被当地那些垄断市场并固定价格的经销商所宰制。由于没有资金储备，而且负债累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收获后价格最低的时候立即出售他们的农产品。[12]

富裕农民构成了剥削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比如毛泽东的父亲）常常从事商业活动，经营小商店，兜售农产品——在价格低时买进，在价格高时卖出。[13]自然，这些活动延伸到放高利贷。富裕农民还确保他们有责任管理共同的土地，这就成了又一个剥削的手段。地主的土坯大院被农民的悲惨小屋所包围，这是村庄内部分裂的直观表现。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土地所有者为了获得更舒适的生活方式而迁往城市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他们对土地的兴趣更多的是提取租金和收债。离大城市越近，佃农的比例就越高。在广东省的广州，佃农的比例在85%到95%之间。[14]这并不意味着地主忽视了从其他渠道获利的可能性，但比例很低。在江苏，10%的地主拥有满足当地需求的小型手工业工厂，但只有约3%的地主持有大型现代化工厂的股份。[15]

在各地，人口增长和农民人数的压力提高了土地价值，使地主制成为一种理想的投资形式。在这种经济中，农民农场的小规模，表明地主不关心有效的粮食生产，而是关心分割土地以使租金最大化。

富人合伙购买土地并转租。随着农民变得越来越贫穷，那些剥削他们的人采用了越来越残酷的手段。到20世纪20年代，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富饶的水稻种植区，农民成了“地主的奴隶....【地主】借助于绳索、铁链、皮鞭和其他酷刑工具来收取租金”。[16] 在收租的日子里，经常可以看到农民们的妻子和/或孩子排队卖身以抵消家庭债务。

当地的乡绅则派他们的儿子去参加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利用大量的利润购买更多的土地和/或以高利贷的方式放贷。商人资本的增长和与帝国主义的融合，地方士绅与本地资本家、商人和西方资本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混合体，他们购买大片的土地，在广泛的贷款制度和严厉的收债制度的支持下，以高昂的价格出租土地。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尽管它有时会试图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但它无法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任何独立的进步作用。

在中国人口中，约有80%的人是被所有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之一——饥寒交迫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所驱使的。[17]由于地租、高利贷和赋税极高，小农的财产不断被剥夺，最终导致财产集中在村长、高利贷者和商人买办手中。拥有20000亩（约1500公顷，近4000英亩）或甚至更多土地的地主并不罕见。中国10%的农业人口拥有多达三分之二的土地。在山西省，0.3%的家庭拥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在浙江，3.3%的家庭拥有一半的土地，而77%的贫苦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超过20%。而在广东，2%的家庭拥有一半以上的土地，74%的家庭只拥有19%的土地。这些数字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饥饿会转变为对地主及其所有同盟者的阶级仇恨[18]。

那些“有幸”成为佃农的人则要将其收成的25-66%支付给地主以使用土地。由于土地面积狭小，这意味着广大农民一直在忍饥挨饿，且他们不可能积累任何积蓄以供紧急需要。任何自然灾害或歉收都会导致佃农无法支付地租和税款，从而不得不向地主或其家庭成员借钱。一个经常发生的状况是，佃户往往甚至不得不借钱来购买下一季的种子，甚至是粮食，以便让家人吃上微薄的小米。被逼无奈去借钱的佃户是没办法保住自己的土地的。好的放债人只收取25%的年利率，但40-80%的利率更为常见，150%的利率也不是没有。在所有其他债务之上，还要向放债人支付的这些利息是导致农民家破人亡的主要原因。[19]

对中国农民生计的调查[20,21]发现，即使是较富裕的农民也生活在温饱线边缘。小农的家庭无法仅靠农田生产的粮食维持生计。弥补这一差距的办法是在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劳动，或让妻子和女儿从事手工业生产。然而，虽然历史上手工业生产的收入与农业劳动收入相当，甚至更高，但由于西方进口产品的严重冲击，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成为世界上最低的之一。[22] 农民群众穷困潦倒，以至于整个农村人口阶层沦落到动物般的处境之中，而且还是吃不饱、受虐待的动物。其结果是预期寿命仅仅只有35岁左右[23]。

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无地农民的情况更糟。这些半奴隶永远忍饥挨饿，衣衫褴褛。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只能共用；父亲外出时，妻子只能赤身裸体。据贝尔登估计，在闹灾荒的一年里面，一个七口之家可能会有三四个人饿死。[24]

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国家性质给俄国斯大林官僚机构带来了麻烦。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职位是不包含继承权的；他们由“最高”当局任命、晋升/降职和罢官。中国的官僚与苏联的官僚一样，他们的特权来自于他们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而不是他们的财产，因此并不构成一个有产阶级。对俄国斯大林主义政权来说，分析和描述这种阿谀奉承和腐败的官僚制度是一个敏感问题，因此这在对中国的分析中被删除了。1931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官方否认马克思曾经承认过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的历史被硬是用欧洲的概念来解释成了（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一种发展变体。[25]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强调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观念拧弯了中共的思想，甚至在其掌权后，主要银行集团因与国民党领导人的联系和参与高利贷行为而被宣布为封建的。【中文编者注：例如，在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中，确实采纳了”封建买办“一说】

1.2.1 革命前的中国妇女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普遍解放的自然标准”，“一个历史时代的变化总是可以从妇女的相对自由程度来推断”。[26]在中国，一个农妇能够存在就是幸运的——因为这说明她在出生时没有被勒死，也没有在襁褓之中就被抛弃之后死去。妻子和女儿的普遍自杀是中国妇女地位极为悲惨的有力证据。

妇女被剥夺了与家庭以外的社会接触的机会；而缠足——这种使女孩的身体畸形的做法——更加恶化了这种状况。妇女被限制在从事家务和手工业工作中，而且中国许多地区的妇女是不务农的——那是只有男人才能干的。民间传说通过“女人种的土豆不发芽”和“女人种的瓜是苦的”等说法强化了父权制，也进一步把妇女更是限制在家里面。[27]

年轻的新娘出嫁后可能再也见不到父母或兄弟姐妹，这更加剧了妇女的孤独感和脆弱感。婚姻是由家长安排的，新郎和新娘都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妇女被她们的原生家庭视为临时居民，一旦有了生育能力就会离开家庭，因此她们被剥夺了拥有财产的权利，而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少或根本没有；相反，女儿（甚至包括妻子也是）是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以及或者当作妾出售的，以偿还家庭债务。

在中国，新郎的家庭向新娘的家庭支付“彩礼”，这意味着他们支付所为的不是一个年轻女子，而是一个会说话的商品。新娘一进夫家，就会被好奇的邻居们检查，他们用手抓她，摸她手臂的肌肉，把她转来转去，检查她是否值得购买。农妇生活在半奴隶的条件下，往往与家庭拥有的驯养动物处于同等地位。

丈夫和婆婆殴打妻子的做法既被接受，又几乎普遍。许多妻子因这些殴打而被打残，甚至直接打死。各种各样的习俗不断强化了对妻子的压迫：比如丈夫的家人先吃饭，妻子只能吃剩下的少量食物。寡妇不得再婚，并且“贞洁烈妇”应当自杀以表达对死去丈夫的忠诚。实际上，这是一种针对大龄妇女的机制，使她们在还没有成为家庭资源的负担之前就杀死她们。

女性的不平等深深地反映在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中，其中男尊女卑被认为是自然法则。在中共到来之前，中国社会认为对女性的可怕待遇是十分自然的。儒家思想是这种压迫的思想基础，因为它规定妇女的生活一开始应服从其父亲的权威，结婚后服从丈夫的权威，丈夫死后服从儿子的权威。孔子对妇女的正面肯定是有限的。

中国妇女的卑微地位不仅对妇女本身产生了可怕的影响，而且成功地恶化了中国社会中的一切人际关系。[28]难怪许多嫁给地主的妇女，在地主丈夫被民兵或村民杀死后，反应不是悲伤而是喜悦。社会上较为保守的阶层的妻子都会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以至于施虐者的死亡变为了值得庆祝的场合。那么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共产主义妇女的“可耻行为”会是多么石破天惊：她们剪短了头发，自由活动出行，并在公共场合同非直系亲属的人讲话。

对妇女的压迫、她们的苦难和屈辱是中国社会维持这个保守结构的重要支柱。杰克·贝尔登曾描述过，在农村，拥有不止一位妻子以及多名小妾的富农是如何生下许多儿子来充当他们的民团。贝尔登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地主利用自己68口人家族控制了近一千块的小型土地。任何试图真正解放妇女的努力都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威胁到整个腐朽的社会金字塔。[29]

因此，更是值得赞扬像无政府主义者何殷震这样的女性：她帮助创办了《天义报》，这是一本女权主义杂志，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据说，30多岁去世的何殷震经常声称，是女权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而不是相反。

1.3、中国产业发展

在工业方面，中国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例如，在甲午战争战败后，由于军方看到了铁路的巨大战略优势，铁路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直到1925年，铁路总长度仍只有约1,2300公里（7500英里）。几乎所有铁路都位于中国东半部，只来用于军事目的或被外国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用来为其工业和矿产企业提供服务。相比下，有五个省根本没有铁路，而且许多省只有几英里。

采用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生产的商品涌入中国，使许多农村人口陷入贫困，从而产生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成为被工业资本剥削的理想对象。1905年以后，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到1919年，上海人口已超过190万。从1919年到1923年的四年里，北京人口从60万左右增加到100万以上。广州和武汉等其他城市也发展成为主要城市中心。

新的工人阶级主要由移民农民组成。工业化不仅为农民提供了额外的收入，还为他们提供了在农村传统大家庭之外独立生存的机会。这种独立的生存方式削弱了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也随之削弱了对传统政府官僚机构的服从，导致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革命思想——这一过程与大约五十年前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激进化过程有很多共同之处。[30]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突然的影响；中国人拥有的工厂、磨坊和造船厂以最新的资本主义技术和方法为基础，在上海和广州等地发展起来；一个现代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在全国范围内，产业工人迅速增加，1922年达到200万，另有200万矿工、铁路工人和海员，以及1000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1923年，上海有57家工厂各雇用了500到1000名工人，并且还有49家工厂雇用了1000名以上的工人——到1927年，上海工厂工人的数量估计约为25万。[31]在中国1200万非农业工人中，约四分之三都是在雇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工作。

在上海，近一半的工人是女性，她们在丝厂、纱厂和卷烟厂工作，但此时中共倾向于将她们视为降低工人斗争意志的因素，而不是解放斗争中的盟友。[32]在上海棉纺厂，14岁至19岁的女工占工人总数一半以上。这些女性受到的待遇比男性更糟糕。黑帮头目要抽成她们收入的40%；她们30-40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她们可能会因为工作失误而被殴打，违反纪律可能会被关在笼子里示众。除了被迫结婚或被挨饿的父母卖为奴隶，做工人是中国妇女当时的唯一的其他选择。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工人抱怨的主要问题不是工资，而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33]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使雄心勃勃的中国资本家与根深蒂固的外国利益集团发生冲突。由于外国资本的主宰，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且外国商品不缴纳关税而中国商品则需要缴纳关税的不平等条约使情况雪上加霜。外资拥有几乎所有的铁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作为抵押物拥有的）、中国水域一半以上的航运以及几乎所有的商船。外国资本家的主宰地位扼住了中国工业的咽喉，并榨干了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中更具企业家精神的那一部分已经准备好支持号召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政党。[34]

一旦超过了一个特定的最低数量，工人阶级就变得非常有分量，并且会在社会革命中成为主导因素。1917年的俄国和1927年的中国大体类似，它们所集中起来的无产者虽然在比例上相对较小——后者的4亿多人口中只有几百万人——但如果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他们的两个特质将在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们位于城市，并且是唯一能为农民提供土地问题解决方案的社会群体。[35]

1.4 中国第一次革命：孙中山和民族主义

从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从根本上出了问题，需要进行重大变革。到了20世纪初，人们对旧政权的不满和变革的要求达到了极点。越来越明显的是，旧政权不仅无法自我改革，且还死心塌地决心固守其权力和特权。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在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的华南和华东地区。[36]

1905年至1912年间，孙中山发起了一场以军事手段推翻清朝政权的政治运动。孙中山的威望来自于他成功地将小型革命团体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政党，为民族主义斗争提供了更有效的基础。孙中山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0-1908年间，他领导或组织了不下五次失败的起义。1911年初，孙中山在广州的另一次起义失败，但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士兵起义并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个起义并没有在民众之间引起任何的反响或者激起群众运动，但由于它来自军事官僚机构内部，这并没有多少重量的“第一枪”足以推翻一个彻底腐烂的结构。

在政治上，孙中山是一个把社会主义含糊地描述为一种人民幸福的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小资产者。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旨在将中国社会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其中明确排除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阶级斗争的可能；相反，"人民"的概念被用来模糊掉这一事实：中国其实可能有着不同的阶级和与之相对应的不同利益。

随着满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在南京（江苏省省会）的支持者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并选举他为松散联邦制的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以这个身份与旧王朝的代表（北方手握重兵的军阀袁世凯）达成协议，同意如果袁世凯彻底终结满清，他就可以当上大总统。[37]孙中山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用建设新社会的纲领来动员群众推翻政权，而是简单地更换了政权高层人员：这是亚细亚起义模式的典型例子。以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党与反革命达成了反动妥协。[38]

太平天国起义后，皇帝的权力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实权掌握在各省巡抚手中。1911年的共和国体制最终断绝了对皇帝仅存的任何忠诚，而只代表自己以及不用对任何人述职的省长们掌握了军事和民事权力。这些地区军阀与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范围紧密对应，而连绵不断的内战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满洲，日本支持张作霖；英国在华北支持吴佩孚，并在华中支持孙传芳。[39]尽管国家解体，北京政府仍然是中国国家主权的象征，因此占领北京仍然是孙中山和民族主义者的目标。

1911年的辛亥革命（即第一次中国革命）的失败表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组建稳定的国民政府、建立全国性市场、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这些都不是这个社会群体所能独立完成的。孙中山1911年向反动派屈服了，但其结果是在1911年两年后，革命党发现自己被取缔，孙中山被迫到日本寻求庇护。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混乱、无序和动荡都将成为中华大地上无法逃脱的家常便饭。

中国第一次革命以后，由于国家解体和内战不断，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日益恶化。以前对君主政体的普遍仇恨，现在矛头直指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的反抗能量，以前历史上是引发了农民起义，而现在激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40]

1.5 共产国际

在第二次世界大会（1920年7月19至8月7日）上，共产国际解决了“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共产党人面临的三大问题：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如何避免采取妥协和机会主义立场，如何避免极左主义，和制定总体战略方针。列宁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该书旨在指导和教育新兴共产党的年轻领导人（往往是极左派）以非宗派的方式对待社会民主党、议会选举、现有工会和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政党。[41]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采用了中央集权的结构，并同意共产国际的战略路线对其成员党派具有约束力，但国家支部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实施，特别是战术和日常活动。列宁将十月革命视为未来革命的典范，但他强调，每个具体国家的具体事件在日常斗争中有着首要的地位。[42]

1.5.1 统一战线战略

在第三次世界大会（1921年6月至7月）上通过的统一战线战略是共产国际战略方向的一个重大发展。统一战线的概念是德国共产党（KPD）领导人保罗·列维根据卡普政变的教训提出的。

1920年3月13日上午，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率领的一旅士兵进军柏林，宣布推翻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士兵们一枪未开，政府就已经逃跑了。但这次政变反而遭到了工人的挑战。主要工会联合会的右翼领导人卡尔·列金（Karl Legien）呼吁举行总罢工。德共起初犹豫不决，但广大工人群众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斗争。到3月15日，罢工已经巩固。面对工会成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行动，政变者放弃并逃跑。[43]

值得注意的是，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05年2月，它就已经出现在了列宁的著作中。[44]在书中列宁以“分头前进，联合出击”的口号为基础，号召所有革命力量组成联合阵线，准备起义。但是，正如他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所有其他文章中一样，他强调了保持工人阶级政党完全政治独立的绝对必要性。

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著名且经典的例子是在1917年9月，当时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正率领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军。尽管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性质是反革命和压迫性的（在7月份，它曾试图取缔布尔什维克），但有必要全力对抗科尔尼洛夫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在整个1917年，列宁的策略是攻击主要敌人，即地主和资本家以及反动派；不是直接攻击改革主义领导人，而是包抄他们，通过实践证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能力为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果断行动。[45]

统一战线在俄国和德国都打败了反动势力。列维在德共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于1921年1月8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一种新的策略，以争取广大工人拥护共产主义。公开信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围绕一些具体的要求（包括加薪和赦免政治犯）与其他左翼政党和工会合作，这一提议得到了列宁的赞同。[46]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都是进攻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欧洲资本主义非常脆弱，只需要一次强有力的推动就会崩溃）则对公开信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如果没有列宁的干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发表公开谴责。[47]季诺维也夫利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遣代表到柏林，通过要求德共服从共产国际并与极左派联手，撤除了列维的领导职务，并使德共同意发动武装起义。[48]

起义的第一步是由德国共产党发起全国性的大罢工。由于准备不足，罢工仅限于德共成员和亲密支持者。他们犯了典型的极左错误，试图通过与那些去上班的工人打架而不是通过赢得多数票来关闭工厂。罢工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并使得社民党工会的领导人得以义正词严地谴责共产党的分裂策略。成千上万的斗士被投入监狱，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德国共产党的成员人数从近40万下降到不到15万。[49]

德国的事件使列宁和托洛茨基确信，需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将战略和战术作为一个主要议题进行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列宁和托洛茨基为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多数支持，但进攻理论的支持者们却顽固不化。[50,51]

这一政策标志着对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者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在能够就实际措施达成最低限度协议的情况下，应该提出共同行动。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人希望向群众展示他们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沿，代表所有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要使这种战略成功，必须有一个成熟的领导层，既不屈服于急躁（极左主义），也不屈服于机会主义压力。任何统一战线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共产党的独立性。任何限制共产党批评和鼓动自由的协议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52]

1.5.2 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合作

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其主要关切。列宁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共产党人参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制定了总体战略。[53]

在1919年11月和1920年6月，列宁描述了俄国封建压迫是如何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后，在无产阶级通过实践证明他们的政府将完成土地革命之后结束的。[54,55]土地革命可能是农民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动力，但只有得到贫农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全满足农民最真切的三大需求：土地、取消抵押和债务，以及结束苦役劳动等封建压迫。[56]

列宁将这一分析呈给共产国际和东方的共产党组织，并希望它被认真对待，作为国际对殖民地国家农民群众的战略基础，以及作为在中国等地的行动指南。俄国尽管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但拥有足够强大和政治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动革命取得成功。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尽管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增长，但还没有达到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在社会或政治上的重要性，怎样才能提出相同的前景呢？

列宁的回答有两方面。民族解放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次民族革命都必须放在国际背景下来看，这个国际背景已经“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57]他回答的第二部分是，在最偏远和“落后”的前沙皇殖民地中，已经证明即使没有无产阶级，但在苏联的帮助下，农民苏维埃可以存在并治理，而无需经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58]本国共产党的责任是尽快宣传和组织适合当地条件的苏维埃。列宁强调：“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59]

在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来自亚洲的11个国家有代表出席。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主要受到列宁个人发言的主导。列宁敦促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积极参与新兴的民族革命运动，但特别警告：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60]

马林（“亨克” 斯涅维利特）对列宁的报告进行了扩展[61]，并解释说，反对帝国主义需要“推翻地主的统治……只有土地革命才能唤醒广大农民群众。”他强调反对父权制和落后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斗争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62]

共产国际预计，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初期阶段将具有民族主义特征。在这个初始阶段，本土的共产党人可以并且应该进入临时联盟，但在此过程中要建立工人和农民委员会，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在他的报告中，马林再次强调了农民夺取和分配土地的要求对农民的重要性。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通过这些革命措施的斗争意味着民族革命可以“在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下进步到社会主义。”

1920年9月举行的巴库东方民族大会明确表示，东方的贫农不必经历资产阶级民主就能获得自我管理的能力；在他们转向苏维埃制度之前，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东方的农民群众应该组建革命性的农民苏维埃，以最贫困的农民为主导力量，立即摧毁地主制度。”[63]大会一致接受，即如俄国经验所表明的，如果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而形成的政权批准了夺取土地庄园并由农民分配给农民，那么中等农民将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战略在中国从未得到应用，反而会被后来的苏联领导层有意歪曲，以满足俄国党内斗争中领导派别的需要。

1.5.3 五四运动、劳工激进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谈判中，胜利者践踏了中国的主权。盛行的对英美民主的幻想破灭了，人们普遍认识到，无论谁赢得战争，对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剥削都将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沙皇政府过去从中国夺取的领土、权利和特权之后。这与凡尔赛条约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中国的激进分子、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军阀们极不受欢迎，他们默许德国将山东租界转让给日本，并让后者扩大对满洲的控制，这种消极的态度是导致五四运动中群众公开反抗的最后一根稻草。[64]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约5000名大学生袭击了那些对日本特别顺从的部长的官邸。学生们缴获的文件显示，凡尔赛的决定是基于北京政府与日本人事先达成的协议。第二天，北京全体学生罢课，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效仿。

中国派遣了15万多名工人前往法国、比利时、美索不达米亚和非洲为协约国军队服务，这些工人带着劳工组织的经验归国。这些有工联经验的回国工人在五四运动中变得激进，并在6月初的罢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工人领袖们宣布在上海举行罢工后，据称约有10万产业工人参加了罢工。[65]几天后，北京政府被迫撤换了被厌恶的几位部长，并释放了被捕人员。

上海工人的行动被全国各地的工人效仿，这成为中国劳工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出现的转折点。罢工使阶级问题成为五四运动后政治思想的中心。传统的老激进分子认为未受教育的大众的到来破坏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国民党的左派试图将工人的高涨情绪整合到一种阶级合作主义的策略中，以使阶级斗争变得不必要（国民党的普遍思想是，中国的落后意味着阶级斗争是对民族革命的转移），但更激进的人士认为阶级斗争是使中国社会摆脱帝国主义的手段。1919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归国劳工会（Chinese Returned Labourers’ Association），为争取更好的工资、召开会议、为促进工人福利而进行公开演讲的权利等而斗争。在1919年到1923年间，上海发生了超过450次罢工。[66]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腐败的群众运动。其失败令人震惊，并使运动分化为渐进主义者和以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为首的激进主义者。陈独秀因创办激进的季刊《新青年》而在全国享有声望，该刊物使用白话文而非文言文。最具政治进步性的人士得出结论，要实现人民的愿望，需要一个革命性的组织，并转向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67]

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陈独秀决定为《新青年》专门出版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刊。它于1919年5月1日出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担任代理编辑。在大学里，李大钊悄悄地秘密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社，毛泽东是其中的成员。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合作对陈独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之后，他宣布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68]由于分发了一份批评中国总统和总理的传单，陈独秀于6月11日被北京当局逮捕，并不得不辞去职务。他于11月获释，并于次年1月搬到上海，成为一名全职革命者。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格里戈里·维辛斯基（Grigori 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与李大钊会面，评估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在李大钊的推荐下，吴廷康前往上海与已经组建了一个松散政治团体的陈独秀会面。到1920年5月底，吴廷康说服陈独秀正式成立一个中国的共产党，帮助他起草了一个纲领，建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并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官方的共产主义小组织。吴廷康直接参与了党的建立和组织的所有阶段和方面，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初期阶段的设计师。[69]

共产国际提供的援助对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建一个有纪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至关重要。陈独秀出自一个富裕的政府官员家庭。李大钊出身农民。对他们两人来说，共产国际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的物质和理论援助，代替了几十年的理论研究、辩论和实际的党的建设。陈独秀和李大钊面临的问题极为严峻，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困难，因为例如没有与“无产阶级”等术语相对应的中文词汇，这使得表达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变得更加困难。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翻译混乱在毛泽东的笔下被赋予了特殊的倾向，以增强其著作中表面上的正统性。例如，毛泽东将“proletariat”翻译为“无产阶级”，其中包括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无地农民和极贫农民，从而为他所谓的农民导向辩护。[70]

1920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北京和许多省级城市隆重庆祝劳动节。1920年8月，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共产党小组分别推出了《劳工世界》（英译）、《劳动音》和《劳动者》杂志，旨在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解释他们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并敦促他们组织工会。[71]1920年11月，上海小组将《新青年》定为其官方机关刊物，并创办了秘密月刊《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份致力于传播共产主义的出版物。不久，武汉、长沙和广州等地也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彭述之等人创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72]中国共产党确实决定在北京发行《远东日报》，但立即意识到党的实力不足以维持日报发行，因此改为发行《向导周报》。[73]

38岁的马林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其前身是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ISDV）的主要成员之一，自该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担任重要职务，并且在说服该党采取进入大众民族主义运动伊斯兰联合会（Sarekat Islam）的策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林认为，这是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并在1920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积极推广这一策略到其他国家。作为民族和殖民问题委员会的书记，他与列宁密切合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被派遣去代表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工作，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并立即开始推广打入策略。[74]

马林最初专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秘密成立，有12名代表，代表着来自中国七个地方共产党小组和日本一个小组的57人。党的总书记是陈独秀，李大钊统率宣传。采纳的党纲紧密遵循布尔什维克纲领，并呼吁加入共产国际。[75]第二个月，陈独秀成为全职的党总书记，一直担任到1927年7月。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预测它将是民族民主性质的，但国民党成功完成这一革命的可能性极低，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像俄国革命那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6]马林考虑到自己的观点，努力淡化更激烈的反国民党言论，以保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大门敞开。[77]

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核心很快就组织成了党的分支（branch）：北京、广州、香港、湖南（毛泽东是当地领导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最大、组织最好的分支）、济南、上海、四川、天津和武汉。这些支部在三个层面上运作：非法的“小组”由党员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半公开运作，以及公开的学习社团。[78]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使她们成为被压迫阶级中最被压迫的群体，而妇女解放斗争与社会革命斗争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举行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设立了专门的妇女部，以组织和领导妇女参与革命政治。这个部门由毛泽东的湖南同学兼活动家向警予领导，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女性成员。

该部制定了一系列民主要求包括：婚姻自主权、夫妻平等关系、投票权、担任公职的权利、教育权、女性和儿童劳工保护以及废除对女性的所有限制。凭借这些要求，向警予吸引了大量妇女围绕在党的活动周边。妇女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专注于支持女性的产业运动，例如1922年上海丝绸厂女工为争取每天10小时工作制和每天增加5分工资而发起的第一次罢工。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妇女集会于1924年3月8日妇女节在广州举行，一群女学生和女工提出了口号：同工同酬、保护童工和孕妇、禁止买卖女童、人人享有平等教育、废除童养媳、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1.6 总结

列宁在多年的经验积累后才充分理解了有纪律的政党以及明确、坚定的革命立场的重要性，因此陈独秀不会立即得出同样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马林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化引入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和实践（例如，接受共产国际的权威），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广受欢迎。[7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账目和财务收据显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通过出版、销售和捐赠为他的激进团体筹集了所需资金，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支出急剧增加，资金出现重大短缺。1921年的支出达到了近1万8000中国银元。中国共产党仅筹集到约1000元，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收到了1万6650元。据报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没有筹集到任何资金，所有费用都由莫斯科捐赠的1万5000美元支付。[80]克里姆林宫不仅资助了陈独秀（其月薪为30美元），还资助了党的所有地区组织。据报道，毛泽东每月收到60-70美元以支持他在湖南的生活和活动。因此，共产国际代表不仅拥有十月革命的威望、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体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他们还提供物质资源，这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施加持续控制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TCQ - The China Quarterly
MIA -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U.P. - University Press
w.m.org - www.marxists.org
w.m.com - www.marxist.com
CLB - China Labour Bulletin

[1] Hinton, W. Fanshen, Pelican, 1972.

[2] Chen Han-sheng, The Burdens of the Chinese Peasantry, Pacific Affairs, 1929 2(10)644-658.

[3] Pearce, B. Marxism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Rev. Hist. 2002 Vol 8 No 2.

[4] Mandel, E. Ten These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aws Governing the Society Transitional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1973, w.m.org.

[5] Marx, K.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York Daily Tribune, June 25, 1853.

[6] Harrison, J.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Victor Gollanz, 1970.

[7] Pantsov, 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Curzon. 2000.

[8] Marx, K. 7 July 1882, CW 19:213-216.

[9] Chesneaux, J. Peasant Revolt in China 1840-1949, Thames and Hudson, 1973.

[10] McColl, R. The Oyuwan Soviet Area, Jnl of Asian Studies, 1961, 27(1) 41-60.

[11] Morley, D. 90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11, w.m.com.

[12] Tawney, R.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Allen & Unwin, 1932.

[13] Pantsov, A. and Levine, S. Mao, Simon & Schuster, 2012, p17.

[14] Tawney, Op. cit.

[15] Chen Han-seng, 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 5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anff, Canada, August 14 to 28, 1933.

[16] Fairbank, Op. cit.

[17] Endicott, M. Five Stars Over China, Toronto, 1953.

[18] Mandel, E. The Third Chinese Revolution, May 1950. www.marxists.org.

[19] Tawney, Op. cit.

[20] Buck, J.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Paragon, 1964.

[21] Chen Han-seng, Op. cit.

[22] Allen, R., et al., Wages, Prices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795-1925, http://cei.ier.hit-u.ac.jp.

[23] Slee, 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Green Left Weekly #811, September 23, 2009.

[24] Belden, J. China Shakes the World, Gollancz, 1951, p151.

[25] Wittfogel, K. Results and Problems of the Study of Oriental Despotism, Jnl of Asian Studies, 1969, 28(2)357-365.

[26] Marx, K., and Engels, F. The Holy Family, w.m.org.

[27] Samyorup, Wome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1-1950) New Vistas Publications.

[28] Belden. Op. cit. p311.

[29] Belden. Op. cit. p310.

[30] Franke, W.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1970, Blackwell, p95-99.

[31] Ho Kan-chih,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1960, PFLP, p12-15.

[32] Saich, T.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Brill, 1991, p116-117, p87.

[33] Conway, F. Wome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1, 12(4)109-113).

[34] Basin, A. The Fail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27, MA Thesis. Montreal University, 1973.

[35] Morley, Op cit.

[36] Fairbank, Op. cit.

[37] North, R.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U.P., 1963.

[38] Serge, V.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7, Rev. Hist. 5(3)83.

[39] Jacobs, D. Recent Russian Material on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23-192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1, 1970, p103-112.

[40] Pantsov, The Bolsheviks … Op. cit.

[41] Lenin, V.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May 1920 CW 31:17-118.

[42] Riddell, J. The Comintern in Lenin’s Time, Socialist Voice Pamphlet, 2008.

[43] Brooks, M. The Kapp Putsch: the United Front in Action, 2010, w.m.org.

[44] A Militant Agreement for the Uprising, 1905, CW8:158-166.

[45] Woods, A. Bolshevism the Road to Revolution, 1999, w.m.com.

[46] Lenin, V. Remarks on the Draft Theses on Tactics … , June 1921, CW 42:319.

[47] Broue, P,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Brill, 2004, p473.

[48] Vatlin, A.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43, MUP 1998, p120.

[49] Cliff, T. Lenin Vol. 3, Bookmarks, London, 1987.

[50] Lenin, V. Speech in Defence of the Tactic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July 1920, CW 32:470-473.

[51] Trotsky, L.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Park, p328.

[52] Chattopadhyay, K. The Marxism of Leon Trotsky, Progressive Publishers, India, 2006.

[53] Lenin, V.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s, July 1920 CW31:240-245.

[54] Lenin, V. Address to 2nd Congress of Communist Organisations of the East, Nov 1919, CW 30:161.

[55] Lenin, V. Preliminary Draft Thesis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July 1920, CW 31:152-164.

[56] Lenin, V. From a Publicist’s Diary, Aug. 1917, CW 25:278-286.

[57] Lenin, V. Revision of the Party Programme, June 1917, CW 24:469.

[58] Lenin, V. Report on the Commission … Op. Cit. p244.

[59] Ibid, p243.

[60] Lenin, V. Draft Theses on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June 1920, CW31:149-150.

[61] Supplementary Theses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2nd Congress CI, w.m.org.

[62] Riddell, Op. cit.

[63] Report of 6th Session, Baku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September 1920, www.marxists.org.

[64] Lewis, J. Peasant Rebellion &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Stanford U.P. 1974.

[65]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rvard U.P. 1960.

[66]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U.P. 1989, p57 and 63.

[67] Morley, Op. cit.

[68] Alexander, R.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1991, Duke U.P. rosswolfe.files.wordpress.com.

[69] Dirlik, Op. cit. p153 et seq.

[70] Fairbank, Op. cit. p250.

[71] Dirlik, Op. cit. p149-150.

[72] Peng Shuzhi, Introduction to Leon Trotsky on China, 1976, Monad.

[73] Saich, T. The Origins … Op. cit., p116-117.

[74] Dov Bing,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 The China Quarterly, 1971, No. 48, p677-697.

[75] Saich, T.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arpe, 1996 p11.

[76] Chang Kuo 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l-27, Lawrence, 1971, p136-152.

[77] Dov Bing, Op. cit.

[78] Pantsov and Levine, Mao, Op. cit. p121.

[79] Benton G. Bolshevising China: From Lenin to Stalin to Mao, 1921–1944. Leeds Univ., East Asia Papers No. 22, 1966.

[80] Pantsov and Levine, Mao, Op. 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