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2.1 简介

1917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中国，他决心领导统一中国的斗争。但他对统一的看法是军事的而非政治的。到1921年，在设于广州的地区性军政府内，他已成为一位领袖成员。不过，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陈炯明（Ch'en Chiung-ming）手中。明面上，陈炯明是国民党的主要将领。但实际上，陈炯明是地方军阀，国民党所依仗的正是陈的容许，反过来，只要国民党适合陈，陈就会支持国民党。孙中山坚信，需要以军事征服的方式统一中国。而统一的进程将从南方开始，但若想控制北京，那就必须推翻北方的一众军阀。因此为了取得胜利，手握重兵的陈炯明是孙中山当时的首选[1]。但是，共产国际（CI）却决心说服他去选择另一条路线，并准备作出相当大的让步来将孙中山赢到自己这边。

2.2 共产国际和孙中山

1921年12月底，马林会见了孙中山并提议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结盟。孙中山没有完全拒绝这一提议，因为他对马林的一些建议很感兴趣。比如，马林建议，即国民党可以按照“俄国路线”被重新组织为一个有纪律的、由中央控制的政党。此外，苏联红军可帮助其建立一个国民党军事学院。然而，马林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遭到了中共党员几乎普遍的反对。[2]

1922年1月13日，约3万名香港海员举行罢工，要求当局承认工会，并增加工资以使他们的工资与欧洲人的工资更趋一致。香港海员在这场艰苦血腥的斗争中坚持了八个星期。最终，控制香港的英帝国当局被迫将工资提高20-30%，并取消对海员工会的禁令，释放被捕工人，并对罢工烈士的家属进行赔偿。不久之后，上海长江海员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罢工并也取得了胜利[3]。香港海员的这次成功罢工对所有致力劳工工会化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鼓舞。

这次罢工是由国民党的激进分子领导的，并得到国民党个别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并协助了这次罢工，因此也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声望，但这次罢工也表明，即使在劳工工会内部，中国共产党也还不能与国民党势均力敌[4]。据称，多达1万2千名来自广州、香港和汕尾的水手就此加入了国民党[5]。正是在这次罢工的基础上，马林说服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向他们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着严肃且重要的联系，并且国民党也理解采取群众行动以支持反帝斗争的必要性。

这当然不是国民党高层的真面目，但马林认为，国民党的松散结构使中共将很容易渗透进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左翼相信有必要采取群众运动来支持民族斗争，从而赢得国民党的大多数且改变国民党的组成。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将会教育其中所谓的意识形态独立分子并最终将他们招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将利用国民党的关系在工会内建立共产党的核心小组。然而，中共内部对此却有争议：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们能否保持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并在工人中开展独立的活动[6]。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反对这些不符合列宁思想的建议。

1922年3月到4月间，陈独秀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坚持认为：

“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United Front，译者注：中文语境内也翻译为统一战线，联合阵线）。”[7] [中文编者注：该段引文取自中马库版本，网页显示文本时间为十月，但也在注释内写明：本文中文稿未标明时间和作者。俄文稿和英文稿篇末均标明“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于莫斯科”，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

然而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因被指责为极左主义而受到冷落。

可是事实证明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计划，孙中山因此不得不于1922年逃往上海，再次寻求加拿大、德国、英国、美国甚至东北军阀的支持。不过他们全都拒绝了。西方列强如此看重他们的特权，以至于才不会支持一个统一且独立的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吴廷康（Voitinsky）拜访了孙中山。自马林去年12月的访问以来，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孙中山愿意同苏联合作，即便这意味着某种形式上的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8]。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工会秘书处，这很快成为了党最重要的工作。1922年5月，在香港罢工的背景下，中共在广州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共有160名代表参加，代表全国30万名工会会员[9]。那时中国共产党正积极投身工会运动，例如1922年9月李立三领导了安源路煤工人大罢工并取得重要胜利：包括资方承认工会（有11000名会员）；工头被禁止体罚工人；以及禁止将扣留工资作为处罚工人的手段。

中共党员们怀着极大的信心迎来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共有9名代表参会，代表了大约123名党员[11]。代表中最突出的是刚参加完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们，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共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宣言，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但同时警告说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12]这完全符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指导意见。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听到列宁把英国工党——一个由工会建立的、旨在保护工会、主要由工人组成的政党——定义为“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政党。”[14]列宁坚持认为，必须由领导它的人和它的行动来判断一个政党。英国工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它的存在是为了系统地欺骗工人。按照列宁的标准，国民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编者注：即虽然国民党领导了22年1月13日的海员罢工，但它不是为了工人的阶级利益，它依旧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马林出席了1922年7月17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并提交了一份报告，在其中将国民党描述为一个革命民族运动；一个由知识分子、支持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组成的集团。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即使这意味着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然后找到保持其独立性和组织性的方法。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赞同这一新战略，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信息，命令其将总部迁往广州，并在马林的 “联系”（即监督）下开展工作[15]。

马林把联合阵线的提案带给了孙中山，但孙中山顽固地坚持中共党员只能作为个人加入国民党，他们必须遵守国民党的规则；平等的联合阵线是不可能的——马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接受了这个条件，但中共领导层没有接受。

后来成为左翼反对派领袖的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当时正在中国带领一个苏联外交使团。在与孙中山会面后，他于1922年7月写信给莫斯科：

“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应超过对孙中山的支持，......不管这个党现在如何弱小，尊重它的完全独立是必要的，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某些代理人将这个组织与孙中山国民党融合的努力是完全不正确的。”[16］

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反对马林提案的声音依然激烈且普遍，理由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必然会遏制中共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C）认为，与国民党的任何联盟都应该是暂时的、基于具体问题的，并且必须能够保证两党的独立性。1922年8月17日，马林召集中央委员会成员开会，他在会上强烈论争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严肃的革命民族团体”，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成员的强大的革命民族政党”。马林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加入国民党，以推进革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弱小的政党如果进入国民党，可以极大且迅速地扩大其成员和影响。经过两天的争论，并最终在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威胁下，中央委员会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17]。同时为了保住面子，大会同意在下次的中共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陈独秀、马林和国民党之间的讨论发生在共产国际第三和第四次大会之间，这两届大会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推进联合阵线策略（United Front strategy）。因此，中共内部的讨论是以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的名义进行的，但这一策略并不是为中国提出的。联合阵线是独立党派之间为特定目标而建立的临时联盟，但在中国的战略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工作以实现国民党设定的目标。[18] 对于缺少政治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们，这种合作将带来严重的危险。党的组织必须改变，以配合国民党的组织；中共可以公开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有限制。中国共产党正式和非正式地都被绑缚在同与国民党成员的关系之中，并被诱导做出各种让步以被国民党接受。而更糟糕的可能是许多中共党员的主要工作变成从零开始建立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这意味着这些缺乏经验也未经曾经受任何考验的中共党员将直接面对国民党及其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样的潜在危险甚至可能会影响中共内部。

1922年8月25日，马林在上海的法租界会见了孙中山。合作的条件得到了认可，虽然孙中山再次拒绝在平等条件下建立联合阵线，但他会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援助。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将于次年夏天开始陆续到达[19]。

1922年9月4日（正巧是四位中共领导人象征性地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一天），孙中山宣布他打算重组国民党并加强纪律性。以马林和陈独秀为首的委员会制定了新的纲领和宪法的章程[20]。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年11月7日至12月3日）审查了远东地区的民族革命运动，联合阵线战略作为《东方问题指导原则》的一部分获得批准。共产国际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所有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民族运动；但在联合行动之前，共产党必须将自己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只有在其政治自主权得到完全保障之后，才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达成临时协议。这些文件不厌其烦地指出，在所谓的落后国家，争取土地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关键因素[21]。

大会收到了中国代表的报告，大意是中国共产党正在与民族革命政党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我们以个人的名义和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没有提醒中国共产党，任何限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鼓动自由的加入安排都是 “绝对不能接受的”，而是让拉狄克（会议领导人和联合阵线策略的支持者）宣布，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如此落后，甚至连民族共和国都还没排上议程[22]。俄国领导人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当拉狄克大放厥词时（推翻清帝国并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发生在11年前，而且激励了整整一代工人和学生的五四运动爆发在3年前）没有人开口反驳他。相反，陈独秀因为主张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共产党而被指责为极左主义。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扩大后的经济委员会计划每四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并按照俄国政治局的模式设立主席团。列宁通常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是决定性的作用[23]。但随着列宁日益丧失行动能力，中央委员会的软弱与各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软弱相结合，就在保加利亚、德国、爱沙尼亚等国的工作中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当然也包括中国。

1923年1月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意见仍然强烈，以至于季诺维也夫将此事提交给俄共的政治局进行裁决。在列宁去世后，他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秘密结成了同盟，在政治局内取得了多数并顺利获得了对“党内合作”策略的批准（托洛茨基投了反对票）。1923年1月12日，在此基础上，他起草了一份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决议，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合作”的可取性[24]。季诺维也夫可能真诚地认为加入国民党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发展民族民主革命最合适的策略，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中有一个诡计：将国民党定为一个“集团”。这使他们能够强调其由多个阶级构成的成员组成。决议案文只在引号中提到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这样一来，文件就避免了将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定性为资产阶级。季诺维也夫为中国提出的政策也反映了他在1917年10月所展现出的阶级调和的调性。

该决议再次确认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重申国民党是唯一严肃的民族革命团体，因此国民党和中共应当共同开展活动。中共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只要国民党保持“客观上正确”的政策，就应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保留自己独立的组织架构，不应在国民党内失去自己的身份，即"不要收起红旗"。决议还指示中国共产党需要独立地开展工作，公开地建设工会，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奠定基础，但它并未说明在中共党员受到国民党纪律限制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隐含的假设是，中国的民族革命将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阶段，其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坚定不移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而中共则起到辅助作用。然而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可能比他们与无产阶级及农民的联系更紧密的可能性却被忽略了，相应地资产阶级也会据此做出调整。在这种情下，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像1917年的俄国一样——必将面临不得不把枪口对准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刻，届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投降或斗争之间做出选择。然而来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压力确保了它会收起红旗，选择投降。

在第一届全国劳动大会的鼓舞下，热情高涨的铁路工人试图在华北地区建立工会。1922-23年间，所有由中共党员领导的铁路干线都发生了罢工。2月7日，军阀吴佩孚命令他的军队进入汉口的火车站（武汉的一部分），向罢工者开火。这一惨剧被称为“二七惨案”，有60名铁路工人被杀，罢工也被镇压了[25]。马林利用这次中共领导的工会运动的失败来证明他的论点，即中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独立行事，国民党的支持是必要的。随着罢工的失败，左翼激进分子受到了广泛的迫害，但工会组织却出人意料地迅速恢复，到1925年，加入工会的工人人数达到了57万，一年后又增加到102.3万[26]。

毛泽东是一位积极而能干的领导人。为了回应“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湖南分支组织了示威游行、悼念集会，甚至试图让当地铁路工人罢工以示哀悼。3月，为抗议日本的领土要求，该分支组织了一次约6万人的抗议示威。然而，毛泽东的政策是走向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1923年4月，他写道：“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27]

由于确信中国共产党需要更进一步因而需要更全面的指导，马林于是动身前往莫斯科。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发布了著名的十三条纲领，作为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28]。

十三条纲领重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并根据最近的罢工情况宣布，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提出的主要要求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南北的劳工运动。据称，这将凝聚工人阶级的力量，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但中共党员仍然属于国民党!

在这一指示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公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数百万小农。它建议中国共产党敦促国民党通过一个方案，其中最重要的要求是夺取大型私人田庄、教堂和寺院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农民。作为回应，国民党象征性地同意说将呼吁减少25%的地租。这个对农民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小让步被鲍罗廷赞美得天花乱坠，并被用作掩盖其失败的遮羞布。[29]

把俄国和中国的情况过于相提并论是不对的，但俄国1917年的革命已经清楚地表明，农民不会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地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事实上，列宁曾得出结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跨入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准备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30]。资产阶级的不同部门：买办、银行家、工厂主，特别是军官家庭，都在农村地区拥有大量土地。中国共产党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如果它的要求破坏了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国民党将不可避免地打破这一联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虽然听起来很好，但其任何有意义的实施都绝对摆脱不了国共直接的对抗。[31]

2.3 党内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上，40名代表（代表432名党员，其中仅有19名女性，且100多人在狱中）中对党内合作持反对意见的占了多数，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声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但对中共的实际限制使“独立”更像是一种“幻觉”而非现实。其次，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建立国民党的分支机构[32]。最终，遵从共产国际纪律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党员对国民党的敌意导致四分之三的党员退党，到1923年11月，党员人数下降到只有约100人。

中共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 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33]

这份宣言与中共的第一个宣言有着本质上的明显区别。从此开始，当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多地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领导最激进的工人斗争，并使中共对中国的观点走向阶级合作主义。

大会上选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CB），陈独秀担任主席。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中央局秘书负责组织工作。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他是中央局中少数几个认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路线的人之一。在党内，毛泽东在职务上仅次于（编者注：总书记）陈独秀。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毛泽东为《向导》周报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重要的话是这样说的：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商人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34]

现在，毛泽东利用他在中央局的地位，积极推动中共党员组建国民党分支，特别是在湖南，1923年9月中旬，他回到长沙，以三个地方小组为基础组建了国民党湖南分支，到1924年1月，湖南分支声称有近500名党员，只有广州和上海分支比它规模更大[35]。

马林回了莫斯科，米哈伊尔·鲍罗廷接替了他在中国的工作，鲍罗廷于1923年9月抵达中国。鲍罗廷的主要职责是担当国民党的而非中国共产党的顾问，并对斯大林而非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36] 他和孙中山两人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因此不需要翻译，这有助于两人之间形成密切的私人关系。在适当的时候，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CEC）会议将用英语进行，鲍罗廷是被接受的积极成员。鲍罗廷将按照马林和陈提出的“俄国”路线重建国民党，并把它变成一个执行孙中山命令的有纪律、有效率的工具。从对鲍罗廷任命的性质可以看出，莫斯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利益冲突，这说明莫斯科对中国的看法在时间和政治方面都很乐观。

《向导》周刊现在刊登了陈独秀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瞿秋白等党内领导人士的文章，宣传、美化和具体化新的总路线：国民党是老百姓的党（尽管它有某些负面的封建因素），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可以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其推论是：“一切工作应以建设国民党为目的”，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左翼，推动和引导国民党走上革命道路。[37]

鲍罗廷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组织能力，还因为在1924年期间，他每月向国民党支付约35000元法币。在鲍罗廷的建议和指导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整个大会都是由鲍罗廷一手操办的：他召集大会，撰写主要文件，确保孙中山当选为终身领导人，让大会正式同意接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入党（必须遵守国民党的规则），并安排三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正式党员，七名共产党员当选为总人数共41人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这10名中共党员中，有李大钊、李立三和毛泽东[38]。但是，中共被排除在国民党秘书处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职位之外。

在鲍罗廷的敦促下，结合香港罢工的经验，孙中山在大会上的讲话包括了这样的宣言：没有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可能成功。但在幕后，国民党内的保守分子正在串联并攫取其权力。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地主和工厂主要求国民党员将他们的工作限制在单纯的民族主义目标上，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员可以将工人力量工会化，但不能采取罢工行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和更高的工资。

为了以最好的方式展示他的策略，鲍罗廷根据是否批准共产党人加入来任意地将国民党分为左派和右派。毫不意外，这呈现了一幅国民党内绝大多数是左派、只有少数是持不同意见的右派的画面。不同集团的阶级基础被故意忽略以更好地掩盖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39]

从1924年1月起，全体中共党员都要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纪律约束。在国民党内，中共党员公开地把自己组织成一些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也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活力的党务工作者和组织者，就连建立工会的关键人物李立三也被重新分配去协助改组国民党。然而，从一开始，国民党就抵制中共党员提出的任何政治建议。孙中山认为：

“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40] 

正是诸如此类的言论，以及孙中山要求说他要审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与中共的所有通信，使得陈独秀希望重新评估中共的策略。

此前，孙中山一直在军阀之间周旋，但现在在俄国的支持下，为了打倒军阀他开始坚定地试图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国民革命军（NRA）。广州的黄埔军校——仿照红军的军事院校，也是蒋介石上台的基础——成立了，教职主要由苏联顾问担任。在有着雇佣军历史的中国，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道德操守、诚实和忠诚的期望产生了类似于在英国内战中引入克伦威尔铁骑兵的效果。蒋介石于1924年5月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共产党人周恩来（Chou En-lai）是他名义上的第二把手[41]。大多数学员——未来的国军军官——来自地主家庭，这种阶级偏见将在农民对土地提出要求后爆发出来。

目前，共产党人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机会，继续组织无产阶级，但随着国民党重组改组过程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党内合作的制约。然而在1924年，没有人能够预见到，随着斯大林登上权力的宝座，中共将被命令紧紧依附国民党，直到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对准后背。

从1924年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被授权向各国支部发布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并废除它不同意的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在1924年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和1928年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之间，大多数有才华、有独立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被奴才和“五流人物”所取代[42]。作为起点，大会将列宁在1921年对派别的临时禁令国际化，并将其上升为一项原则：从那时起，公开的异议是不允许的。

彭述之曾在莫斯科当过一段时间的学生和讲师。1924年8月，他和其他一些人回来，帮助解决中国共产党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的问题。他们发现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松散”的党，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三项行动：归国人员负责恢复党的组织和纪律，李立三在彭述之等人的帮助下重返工会工作，以及对国民党采取更严厉的态度。这第二次布尔什维克化浪潮受到普遍欢迎，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它需要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干部。[43]

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基本阶级性质而产生的矛盾比比皆是，这加剧了双方的对抗，以至于在1924年，中共的领导成员再次敦促中国共产党结束党内合作。1924年12月，彭述之在他担任编辑的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中国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44]。这篇文章显然是为了影响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与之相配套的是陈的文章《过去二十七年来民族运动的教训》，其结论是民族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45]

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利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联合活动的成功来反驳陈和彭的论点，掩盖两个组织之间的根本政治分歧，从而证明其路线必须被继续执行。例如，1924年夏天，国民党在广州的统治受到了由英国人及其走狗武装和资助的商团志愿军的挑战。国民党激进分子（包括中共党员）缴获了一船准备给商团志愿军们的武器，并于8月26日在一次短暂而激烈的交战中击败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几个月后的1925年2月，一个地方军阀威胁广州，但国民党军队和农民民兵的联合行动迫使他退缩。工人阶级正在从前一年的五七大屠杀中恢复过来，罢工活动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广州和上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激进分子经常合作建立工会，在1924年5月和1925年5月之间，工会会员从22万增加到54万，到1926年5月，已经超过100万。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至22日）投票决定维持留在国民党内部的策略，但对那些被认为过于屈从于国民党、将国民党的利益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之上的共产党人提出了重大批评。在同一次大会上，中共（当时人数不到1000人）在阶级斗争高涨的基础上，放宽了入党条件，并试图开始向群众化的无产阶级政党迈进，而不是继续成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在18个月内，党员人数将翻倍。这条无产阶级主导路线是由彭述之和陈独秀在第四届大会上提出的，与瞿秋白等人“应该主要从国民党内部招募党员”的论点形成鲜明对比。彭述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被选为中央宣传部主任[46]。正是在四大之后，李立三等党的领导人停止了以建设国民党为主要任务，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工作中。

在工作的压力下，毛泽东病倒了，他在四大召开前两周请了病假，并且中央委员的连任也没戏了。在这期间，毛泽东对民族革命的支持正在发展和加强：1925年秋，他写道：“（我）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小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47]。”和斯大林一样，毛泽东也基于同样的错误观念独立发展出了“四个阶级的集团”的思想，即认为可以赢得国民党对革命的支持。

孙中山于1925年3月突然去世。随着他的去世，一直受他控制的国民党内部紧张局势彻底公开化了。1925年期间，国民党从社会各阶层招募成员，人数增加到约25万，共由两个人领导，一个是左派的汪精卫（汪精卫在其政治生涯开始时曾主张将土地平均分配给人民），他担任所有名义上重要的文职职位，另一个是孙中山的门生蒋介石，他背后是军队和黄埔军校学员的支持[48]。

1925年，上海各地的企业工人因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工资而零星地举行罢工，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代表着50多万工会会员的23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49]。1925年5月15日，上海一家棉纺厂的日本工头开枪打死了中方工人领袖，该厂自2月以来一直在举行罢工。5月28日，中国共产党呼吁协调各方进行抗议示威。1925年5月30日，数千名工人和学生游行抗议，有几人被捕。游行队伍直奔警察局，要求释放他们的同志。在那里，一名英国军官命令他手下的警察开火，打死了九人，打伤了几十人。这次五卅事件引起了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爆发：有100多场独立的罢工，涉及40万工人，直接由这次枪击事件引起，最终导致整个上海的大罢工。“打倒帝国主义”是当时的口号，但上海地方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怂恿下，以暴力的方式镇压示威和集会，枪杀、打伤数十人。当时中共上海分支由陈独秀、彭述之领导，他们保持了足够的独立性，在整个事件中严厉批评了当地国民党向工厂主妥协的企图[50]。一场起初只是关于工资纠纷和对帝国主义不公正的抗议，后来却演变成了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

随着上海无产阶级力量的显现，它吸引了“全体人民”；学生、工匠、店主、小商贩、商家以及资本家，以及在中国作为一个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下，甚至包括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从5月底到9月中旬，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为争夺主宰权而斗争的阶级力量之间出现了差异。起初，所有城市阶级似乎都支持罢工，商人和部分资本家也加入了抗议活动。但工人无疑占了大多数，中国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斗争的核心组成力量，随着罢工的发展，运动急需一个能够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51]

面对罢工，拥有发电站的外国资本家通过切断中国工厂的电源进行报复。一向不怎么热心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经营自己的工厂，看到工人阶级日益激进，迅速停止支持罢工，开始与帝国主义秘密合作，反对罢工运动——这是自1848年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的特点，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不仅做好了准备甚至渴望与贵族妥协[52]。

1925年7月和8月期间，小资产阶级和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人开始摇摆不定。在赢得了一些小的胜利后，罢工开始退潮，李立三在组织结束罢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上海工人在良好的秩序下返回工作岗位，“有了活生生的、重要的经验来帮助他们今后的工作。”[53]在上海，罢工在夏季结束时已经结束，但罢工浪潮已经通过为英国航运公司工作的海员传到香港和广州，6月18日，粤港罢工开始了。一周后，在广州的一次示威中，50多名学生和工人被英法军警杀害，广州、香港人民对此的回应是前所未有的大罢工和对英国商品的抵制，所有外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停顿了下来。

为了避免被迫返工，罢工者离开香港前往广州（珠江上游90英里）。通过一个由13名成员组成的粤港罢工委员会，该运动得到了很好的组织。该委员会对代表会议负责，每50名罢工者就有一名代表，每周召开两次会议。为了显示工人的力量，委员会建立了一所医院，组织了17所学校，并有大约2000名武装纠察队，他们逮捕、审判和监禁了破坏罢工者和其他流氓分子。他们在广西省的整个边境地区组织了纠察队（其中许多是农民），以阻止英国船只和英国货物从香港进入。这个组织被称为 "二号政府"，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的雏形。它的存在迫使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给予坚实的支持，使工会合法化，并为罢工者提供食堂（并为自己赢得了“左派”的标签）[54]。

粤港大罢工持续了15个月，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罢工之一。罢工的要求是反帝国主义的，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的，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工人和农民手握枪支，夺取政府权力，谁将掌握国家权力——他们是会自愿按兵不动，还是用革命的浪潮将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彻底淹没？

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强大的中国海员工会的领导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主要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增加了10倍的成员，其中一半到三分之二是工人。中共从少数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变成了一个扎根于工人阶级、拥有群众支持的政党。在罢工期间，中国共产党针对特定人群，特别是妇女和青年进行鼓动，并协助建立了与城市工人联合的农民协会。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仍然很小，但它在大规模无产阶级行动中担任领导角色，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它能在多长时间内继续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

席卷中国的激进主义也使国民党受益匪浅，在两年内，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势力（在许多地区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工作）；同时，它也从一个松散的协会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并拥有一支有效的军队。1925年6月底，国民党在其稳固的控制下（陈炯明已被赶走），国民政府宣布自己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现在，国民党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国家曾经的权力中心——北京。

1925年期间，国民党的左翼对工人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并开始组织农民联盟，与农村地主军阀的民团和民兵进行斗争。但是，就像1917年的革命党人一样，他们空洞地承诺土地将在适当的时候合法地被重新分配，并坚持认为农民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夺取土地。然而，即使是改革派组织的农民联盟也引起了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不满。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军官的家属）是地主，他们对土地的控制不容挑战。如果共产党人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要求，那么这将迫使中国共产党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前者与被压迫者在一起，后者与地主和帝国主义在一起。[55]

革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右翼正在组织起来，反对工人的罢工行动，反对把农民依靠农民联盟组织起来，反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利。在1925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C）上，陈独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走向反革命的一边，并敦促中国共产党不要让自己被党内合作所挟持。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一个公开的政治面孔，应该随时准备退出国民党，以便能够独立领导工人和农民的斗争。陈独秀的提议被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反对，且吴廷康赢得了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理由是这个时候退出国民党，会导致在党内合作的利益成熟待收割时被排斥在国民党之外，以至于共产党无法分一杯羹[56]。

吴廷康指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由左派主导；由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也由左派主导；汪精卫（一个关键的左派人物）是国民党和广州/武汉政府的首脑，并支持粤港罢工；鲍罗廷受到汪精卫的青睐，他正在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会议起草决议；中共党员将担任农民部、宣传部、妇女部、工人部和青年部的秘书。对中共的许多人来说，这听起来一定很美妙。吴廷康还指出，党内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发展壮大。到1925年11月，它声称有1万名成员（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将增加两倍）[57]。

然而，吴廷康其实轻描淡写了资产阶级对上海罢工的反应和以及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的要求。对在农民中开展工作的最初阶段便暴露出来的关于土地分配政策的非常尖锐的分歧，他视而不见；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但国民党的社会构成使它不可能进行土地再分配。他闭上了眼睛，认为中国共产党迟早要在支持饥饿的中国农民或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布哈林为继续执行党内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将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客观的革命作用（忽略了俄罗斯的例子，该例子显示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提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竞技场，一个各个派别可以客观地讨论并通过多数票决定民族革命的最佳途径。他利用马林的论点，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招募足够多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就会改变其社会构成和政治性质，并使其重心向左移动。但即使在严格的组织层面上，这也是不真实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包括布哈林）提供了将国民党改组为一个严格受自上而下控制的组织的模式和手段，这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自下而上转变的可能[58]。一个更根本的错误是，他们竟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在其基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会被民主制度约束。

列宁的观点与布哈林的观点截然相反，他确定了共产党面临的基本任务：

“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59］

布哈林的设想没有认识到，把革命群众带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就是农民对土地的夺取。最终中国资产阶级将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这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在中共和国民党内都被视为农民问题的“专家”，1925年10月，汪精卫亲自邀请毛泽东加入国民党宣传部，编辑国民党的《政治周刊》[60]。在这里，毛泽东热情地赞同斯大林口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即共产党人应与小资产阶级以单一政党的形式组成一个集团[61]。当然，斯大林也给了限定条件：中共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的自由不能受限，而且该集团必须有利于中共对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然而，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的条件却是可有可无的。

在1926年1月举办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基层党员的积极参与帮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据了会议的主导地位。这在中共内部被大肆宣扬，因为这表明了党内合作的成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中国首席代表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声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278张选票中占了166张，大会通过了许多共产党人的社会改革要求，使工人和农民受益。这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想要听到的，它的成员将这份报告视为对其战略的验证。然而，谭平山议会式的评价不过是自欺欺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甚至有很大的危害，因为它忽略了国民党右翼真实的权力基础——国民党的军队和党内军阀，而且它高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忽略了他们之间在土地归属这一关键问题上非常真实的分歧。正是这次会议，在只有托洛茨基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国民党作为联合党派加入共产国际，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誉成员[62]。在列宁的时代，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被接纳进共产国际是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会想到的事。

1926年2月和11月，来自兄弟党国民党的代表出席了两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然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合作，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其队伍中的中共党员以及欺骗群众。但这种模仿性的联合意味着共产国际执委会更加反对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建议，它敦促中国共产党避免参与阶级斗争，因为他们会在斗争中走向与国民党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2.4 总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和物质支持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建立和初步发展，但随着布哈林-斯大林集团在俄共内掌握权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逐渐走向它自己的对立面，之后它将系统地引导中国共产党走上歧路。对于国民党未能通过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事先进行了辩解，说是因为国民党的“多阶级构成”即意味着不能指望它“没收私有财产”。[63]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失败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中，大量工人被粤港罢工委员会和上海总工会等团体（这些团体有一段时间实际上起到了工人苏维埃的功能）组织起来。工人们被动员起来，共产党人也在全国性的运动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广泛发起了大型罢工和示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人阶级参与了几次胜利的武装起义，如汉口和九江的工人群众夺取了英国人的定居点，以及在上海他们占领了除了外国租界外的整个城市[64]。

当中国共产党既年轻又很弱小，而且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而国民党仍有大量工人的支持的时候，加入国民党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策略。事实上，如果把打入国民党内部视作中共通往独立党派道路上的一个插曲，它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不幸的是，在现实中，这一策略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以一种扭曲的形式继续被应用，进而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65]。

斯大林在俄共（RCP(B)）内部有成功操纵和游说的记录[66]，但他在俄国的成功是由于革命的退潮。而在中国，革命浪潮正在快速上涨。关于谁会被选入哪个委员会以及哪个决议会被国民党国会通过的这类官僚主义算计，在阶级战争面前毫无价值。现实不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把右派赶出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左右派联手将驱逐及屠杀共产党人。

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布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共产国际[67]。然而仅仅一周后的3月20日，蒋介石就对共产党人发动了他的第一次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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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enin, V. Speech on Affiliation to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May 1920, CW 31: 257-263.

[15] Dov Bing, Op. cit.

[16] Bolshevik Leadership Correspondence 1912–1927, Rosspen, 1996.

[17] Chen Duxiu Appeal to All the Comrad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cember 10, 1929, w.m.org.

[18] Alexander, Op. cit.

[19] Sneevliet papers, Op. cit.

[20] Brandt et al., A Documentary …. Op. cit. p67.

[21] 4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5 December 1922, w.m.org.

[22] 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Op. cit.

[23] Trotsky, L.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8-29) New York 1981, p202-3.

[24] Sneevliet papers Op. cit.

[25] Mao Zedong,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Footnote 13, 1926 w.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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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egras, J.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elected Documents, 1965, OUP, Vol 2 p25-26.

[29] Jacobs, D.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Harvard U.P., 1981.

[30] Lenin, V. From a Publicist’s Diary, Sept. 1917, CW 25:278-286.

[31] Borkenau, 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5, Faber and Faber, Ltd., p278 and 343.

[32] Pantsov, A., and Levine, S. Mao, Simon & Schuster, 2012, p123.

[33] Brandt et al, A Documentary … Op. cit. p71-2.

[34] Mao Zedong, Peking Coup d’Etat and the Merchants, 11 July 1923, w.m.org.

[35] Pantsov and Levine, Op. cit. p129-133.

[36] Jacobs, Op. cit.

[37] Peng Shu-tse, Introduction to Leon Trotsky on China, Pathfinder, 1976, p42-44.

[38] Lescot, Op. cit.

[39] Jacobs, Op. cit.

[40] Chen Duxiu, Appeal… Op. cit.

[41] Alexander, Op. cit.

[42] Benton G. Bolshevising China: From Lenin to Stalin to Mao, 1921–1944. Leeds Univ., East Asia Papers No. 22, 1966.

[43] Benton, Ibid.

[44] Alexander, Op. cit.

[45] Peng, Op. cit. p47-48.

[46] Alexander, Op. cit.

[47] Schram, Op. cit. p237.

[48] Dorland, Op. cit.

[49] Isaacs, H.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m.org.

[50] Millward, L. Worker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26-7, Workers’ Liberty 12-13, August 1989.

[51] James, C.L.R. The World Revolution, w.m.org.

[52] Marx, K. and Engels, F. Address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st League, March 1850, MESW, 1:107.

[53] Lescot, Op. cit.

[54] James, Op. cit.

[55] James, Op. cit.

[56]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57] Dorland, Op. cit.

[58] Broue, P. Chen Duxiu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Rev. Hist. Vol 2 No 4 1990.

[59] Lenin, V. Preliminary Draft Theses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s, June 1920, CW31 p144-151.

[60] Pantsov and Levine, Op. cit. p143 et seq.

[61] Stalin, J. Speech Delivered at a Meeting of Students of the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 May 18, 1925 Vol 7 p135 – 155.

[62] Broue, Chen Duxiu … Op. cit.

[63] Isaacs, Tragedy …, Op. cit.

[64] Peng Shuzi, The Causes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ver Chiang Kai-Shek, February, 1952 w.m.org.

[65] Pantsov, 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Curtzon. 2000, p106.

[66] (Note: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changed its name twice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book. In 1918 it had adopted the nam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RCP(B)), between 1925 and 1952 it was the All-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AUCP(B)), and after 1952 it was known as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

[67] Degras, J.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 – 1943, Documents, OUP, 1956, Vol 2, p275 et s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