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对中国从20世纪初到危机时代的革命历史进行了全面分析，并辅以大量史料佐证，借此纠正了资产阶级学术界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历史歪曲。

这本书回答了以下问题：

• 1949年中共掌权时的阶级构成和阶级性质是什么？
• 是什么力量促使毛泽东政权不顾其明确的阶级合作主义策略，采取客观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措施并建立中国工人国家？
• 中国革命是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和毛泽东的不间断革命理论的实践检验。哪种理论符合现实？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蜕变是对托洛茨基分析的第二次严格的实践检验。他预言，如果没有一场推翻政权的政治革命，斯大林式的官僚国家将回到资本主义，这个预言是否被证明是正确的？

作者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妇女采取的政策是其革命承诺的直接体现。在整本书中，中共对广大中国妇女的施政如何影响其社会主义信誉。这本书还描述了重建资本主义意味着中国妇女正在失去的许多成果。

题赠

1905年11月12日。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

“麦克斯韦工厂的一位中年织布女工起身发言。她有着一张精致又开朗的脸。虽然已经是深秋，但她穿着一件退了色的印花布大衣。她的手因为兴奋而颤抖，紧张地寻找自己的衣领。她有着响亮、鼓舞人心、令人难以忘怀的声音，她对普梯洛夫厂的代表们说：‘……但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准备好了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死。我们已准备好斗争到底。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八小时工作制万岁！’”(Leon Trotsky, 1905, Ch8, www.marxists.org)

致国际工人阶级的无名女英雄，不断革命理论鲜活的证明，这本书献给你们。

致谢

我特别感谢Kimberley Manning和潘毅（Pun Ngai）寄给我他们多本著作的慷慨精神。

感谢卫红（Wellred）出版社的Niklas和Guy协助将我的手稿转变成一本完整的书本。

感谢佛莱德·伟斯顿（Fred Weston）投入大量时间审阅原稿，并为每一章每一节的政治内容和表述方式提供建议。

感谢中国《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同志们倾心帮助我将这本书全文翻译成中文，并对英文版原文提供宝贵的校正意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由衷感谢我的妻子Diane同我就书中的各个概念和思想进行极富启发性讨论，并完成了英语版原稿海量的校正和修订工作。

前言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政权，为5亿多工人和农民从地主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基础。到1950年代中期，不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即废除地主制、结束殖民统治、真正的国家统一和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资本主义本身已经被扼杀了。

这一发展再次证实了托洛茨基提出的 "不断革命 "的基本思想，即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阶级由于在历史舞台上姗姗来迟，没有能力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一方面仍然与封建地主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屈从于帝国主义的主子。

在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的立场是，所有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之前都必须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一观点指出，首先需要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以建立工业，并随之建立现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样一个时期之后，才有可能考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孟什维克与俄国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并最终落入反革命阵营。

这种想法的弱点在于它基于每个国家狭隘的民族观点，而忽略了全球形势的背景，即强大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主导着世界市场。这就改变了那种不发达国家中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条件。

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坚持孟什维克这一观点，那他们就不会坚持把所有权力交给苏维埃即工人夺权，而是会寻求与俄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和解，并将工人组织限制为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内的反对派。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所以没有走这条路，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1917年俄国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不断革命——即革命开始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立即转入社会主义任务——这就是在俄国发生的情况。

尽管有十月革命的这些基本教训，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却又恢复了孟什维克的“阶段”观：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将打开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只有在若干年后，这才能为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

正是这种思想解释了西班牙官方共产党在内战期间以及意大利和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扮演的角色。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幻想，即存在着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其任务是发展社会。西班牙工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失败以及意大利和法国工人在战争结束时的失败，就是工人阶级为这种错误的想法付出的代价。

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时，其领导层已经沉浸在这种思想中，即掌权后将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最初没有朝着废除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当时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寻找工人和农民可以与之结成联盟的那部分。

约翰·罗伯茨的这本经过深入研究的书则提供了原始材料，证实了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后借以采取行动的观点。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他的观点。大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支持蒋介石，并在红军挺进时与他一起逃亡。那些留下来的人则试图破坏中国共产党进行真正改革的任何尝试。

理解中共如何做到最终在中国废除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就是理解到中共拥有国家权力，也就是说，“武装的人”。他们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士兵，而是“人民解放军”，主要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农民军。这意味着旧的半封建/资产阶级国家已经被毛泽东的前进力量粉碎了。

这个国家试图与资产阶级分子达成妥协，但这未能实现，不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有意识地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与腐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毛泽东一步步地发现自己不得不接管整个经济，到195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我们所说的“畸形的工人国家”（deformed workers’ state）。这里指的是一个已经建立了工人国家经济基础的国家，即征用地主和资本家，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中央计划，但它是“畸形的”，因为工人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权力，没有对整个系统的控制。

起初，计划经济被证明确实对中国的劳动群众大有裨益。约翰·罗伯茨在本书中强调了这些巨大的进步，例如在妇女解放领域，这是任何革命中劳动人民普遍进步的关键指标。他还强调了在赢得妇女权利方面的前进和倒退：它与革命本身的总体起伏相一致。

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到底还是实现了废除资本主义，哪怕毛泽东的最初观点并非如此，而这一历史成就也从来不是因为他的那些最初观点。毛泽东发现，为了进行最基本的改革，他必须反对资本家。但是，就此出现的是一个由官僚阶层掌舵的、由国家管理和控制的系统。从本质上讲，这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制度是一样的，它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国有计划经济，但受控于官僚集团，因而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就注定会有危机发生。

这方面的原因可以在列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被找到。该书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的分析，他在书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即该制度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危机，这将导致工人阶级为获得政治权力而进行运动。倘或这种运动失败了，那么则将导致该制度崩溃和回到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嗨很有远见地预言说，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力量将来自“共产党”本身。

托洛茨基的预测在几十年后就被证明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它的经济规模扩大了许多倍，并控制了东欧。在它的东部，中国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类似于苏联的系统。紧随其后的是古巴革命，然后是越南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苏联不仅在物质上得到加强，而且它在国际工人阶级中的权威也得到加强。世界上的工人感到，苏联正在向各地输出革命。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掩盖正在发生的真实过程。苏联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的惊人增长，转变至开始放缓并逐渐陷入停滞，并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接近零。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的最终崩溃和其于1991年后开始混乱地回归资本主义。

在中国，1950年代资本主义被废除的行动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相反，这一过程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的。然而，一旦这个过程就位，崛起的中国官僚机构就开始琢磨明白了他们到底要去哪里。正如约翰·罗伯茨通过比较晚些版本的党官方文本中的引文和以前的版本所显示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还试图从历史书中删除掉他们以前的立场，试图表明毛泽东一直都知道他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

最近几十年对资本主义的回归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选择，而是在斯大林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中国内部面临困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最初，邓小平采取的政策与布尔什维克在20世纪20年代初被迫采取的新经济政策相似。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被打败了，列宁明白，在一个孤立的落后经济体中此时对市场方法作出一些让步是必要的，尽管者是在国家全面控制经济的指挥权和严格控制对外贸易的背景下。

然而，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采取这种政策是一回事，当站在工人阶级之上的特权官僚精英采取同样的政策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托洛茨基解释说，在特权官僚集团内部最终会滋生出一种欲望，他们不仅要享受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带来的成果，而且要能够把这些成果传给他们的后代。而这只有通过不再仅仅是特权管理者而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有可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这本书提供了许多信息，说明了在1949年之前的准备阶段和之后的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显示了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党——其宣称的目标是实现“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如何不顾自己的意愿，被迫迅速进入“第二阶段”即废除资本主义。这是在实践中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精彩确认，尽管是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回归资本主义即反革命，也证实了托洛茨基在其经典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所提出的观点。因此，《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这个标题概括了90年中国历史的精华，也揭示了真正发生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与1949年时的中国有很大不同。强大的生产资料已经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工人阶级。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影响。那么，中国工人必然将寻求一种替代方案，并将从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开始。为此，他们将需要揭开被官方神话的大山所掩盖的真相。而这本书就是这个揭开真相的过程中重要一环。

弗雷德·韦斯顿
伦敦，2015年10月26日

《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2025年中文版序言

本书于2016年2月首次出版，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原著的范围很广，从20世纪初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到习近平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任期后期。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中国现已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在这一历史概述中，该书解释了中国如何通过1949年的革命终于摆脱落后以及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枷锁。这场革命不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主动发起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矛盾的过程而达成的。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没收了资本，建立了国有化的计划经济。

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殖民地民族的各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的狭隘范围内得到解决——尽管它是以曲折的方式展现出来的。

中国革命历史性地将千百万劳苦大众从地主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革命是继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大事件。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明白，这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不是以早期苏维埃俄国在弗拉基米尔·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工人民主制为榜样，而是以约瑟夫·斯大林的深度官僚化政权为蓝本。在这种斯大林官僚体制下，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被指挥着计划经济的自私自利的国家官僚集团所剥夺。

本书概述了尽管中共的革命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起初设想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进步”分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迫使新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并采取措施实行计划经济，以确保革命的生存。这是中国革命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具体证明。如果新政权没有朝着没收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那么另一种选择就是回到类似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而不是发展资产阶级民主。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本书详述的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的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道路，既有优点，也有重大缺陷。但是，实现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对革命政权的捍卫，这本身就验证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本书的书名由此而来。

计划经济将数百万人从千百年地主奴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带来了革命前中国不曾见过的大规模工业化，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极大幅地消除了失业、文盲和落后。它打破了阻碍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所有枷锁。它摆脱了数十年的屈辱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让这个一直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国家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屹立于世界舞台。

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就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革命浪潮，并激励着同样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们投入到将自己的国家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

然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从斯大林苏联那里继承了两大理论弱点。一个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实践中忽视了积极筹备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际——以完成国际革命扩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终结资本主义的任务。另一个问题——源于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官僚的崛起——是工人民主的缺失，以及随后工人国家被置于单一政党的统治之下的政治制度。

托洛茨基在1936年写成的开创性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释道，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可以从一个国家开始，但只有当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的主导体系时才能真正得到巩固。如果工人国家的政治领导层继续将革命限制在本国境内，那么革命就会不断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压力。而如果工人国家继续阻止工人自下而上地民主管理社会，那么一小撮官僚的低效、腐败和主观缺陷就会在某一时刻成为计划经济发展的绝对桎梏，到那时，革命就会面临削弱和毁灭的危险。

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为苏联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结局。其一是工人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专政，从而结束民族官僚性的经济计划方式和振兴计划经济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并重新开启世界革命。

第二种可能是，这种政治革命可能不会发生，在官僚主义弊端的重压下，国家最终会屈服于反革命，从而重建资本主义。第三种可能则是在官僚机构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重建资本主义是摆脱官僚化计划经济矛盾的一种手段，同时还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特权。

几十年后，历史证实了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预测。苏联和东欧的政权先是经济增长急剧放缓，最后接连崩溃。时至今日，那里的群众仍在承受资本主义复辟的后果。

中国同样受到计划经济中官僚主义问题的困扰（本书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它遵循了托洛茨基的第三种预言，即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导致计划经济及其所有成果的拆解，而中共却继续牢牢控制着国家机器。

尽管党和国家仍控制着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但经济的驱动力已不再是经济计划，而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无政府市场、逐利动机和生产资料私有制。

本书详细分析了上述过程，其中包括毛泽东领导时期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大跃进、中苏分裂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书也介绍了邓小平后来如何试图解决毛泽东时代的内部矛盾，但最终却重建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在中国并不是以推翻官僚机构的单一行动发生的，而是在官僚机构本身的控制下，通过一系列连续步骤逐步实现的。这一事实困惑了一些左翼人士，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应始终考虑到真实的，活生生的过程，而不是试图将自己对“事情应该如何发展”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强加于现实之上。

本书随后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至习近平于2012年就任最高领导人后的第一任期末端。

当今的中共政权偏好将他们转向资本主义（或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作为其成功的证明。然而，事实是具体的，本书解释了这种发展是如何主要由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所推动的，这给急需新投资机会的西方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新投资领域，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寿命。

本书也指出，尽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似乎掩盖了社会内部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的典型矛盾，如不平等、失业、压制工人利益，尤其是生产过剩，却在暗中滋生，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党专制资本主义政权下阶级斗争的兴起。

自本书出版八年来，中国的发展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今世界革命的前景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因此需要被清楚指出。尽管其中许多进程在本书出版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它们后来已发展成为改变中国情势的重要因素。这些变化正是这篇新序言所要探讨的。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从与西方投资的深度共生关系，发展成为与西方争夺世界市场份额和影响力的主要竞争对手。虽然中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商品出口，但中国已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要流入国变为世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国。

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fDi Markets统计，截至2023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再创新高，达到1627亿美元（约合1万2千亿人民币），对外投资与（外国）对内投资的比例为82.1%比17.8%。虽然中国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东南亚，但它们的触角已超越亚洲，伸向世界各大洲，其中对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投资在2023年增长尤为迅猛。

这一发展是中国国内资本的日益壮大以及西方资本从中国撤出的必然结果。FDI Intelligence对这一变化做了如下总结：

“因此，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状况似乎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企业的崛起，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制造业）的需求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政府优先发展的高附加值服务业，证明比预期的要难。”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中国私营企业及其投资接受国政府协调，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计划。

其中许多投资为接受国提供了国内基础设施，以换取后者向中国开放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

例如，中国“赠送”老挝一条高速铁路，将其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连接起来。作为交换条件，老挝将允许把靠近中国边境的小镇磨丁（高速铁路的其中一站）纳入“经济合作区”，允许中国投资者拥有该经合区百分之百的企业和土地产权。

其他项目则具有跨国性质，旨在简化从中国国内向世界其他市场出口商品的流程。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和秘鲁，中国签署了资助建设特大港口的协议，这些港口将成为现有海上贸易路线的替代品，同时规定这些港口及其邻近地区由中国直接管理。上述老挝高速铁路是东南亚更大铁路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让中国昆明与东南亚最主要港口新加坡建成连接。这些项目是对受到西方较大影响的马六甲海峡等贸易路线造成强大的竞争压力的计划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的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现已可与西方公司相媲美的巨型私营科技公司的出现。这在2010年代后半期之前是从未见过的，这意味着摆脱对西方技术依赖的重要发展。

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当年生产了全球64%的电动汽车。中国在国产无人机技术、人工智能、微芯片制造、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尝试都得到了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对私营企业的补贴，目的是结束对西方供应部件的依赖，并在世界市场上与之竞争。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这些发展——巨型垄断企业的崛起、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以及为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大份额而不断加强的资本输出力度——都符合列宁在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的经典定义。

因此，中国与美国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则不可避免地被酝酿起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则使这一冲突走进台前。尽管美国此前已对中国采取种种暗算，特朗普政府迅速将其升级为公开的贸易战。两个大国之间先前表面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去不返。相反，中美之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新一轮竞争。

这种竞争反过来又成为世界关系新纪元的决定性轴心。随着美帝国主义进入相对但显著的衰落期，它为巩固其霸权地位而不择手段，这迫使它采取冒险主义政策，以威慑其所认为的所有对手，尤其是中国。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后，接任的拜登政府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反而在很多方面将冲突升级到了经济领域之外，更多地在军事方面试图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乌克兰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北约挑起的，其目的也是试图通过击败中国盟友俄罗斯来威慑中国，中国政府对此也看在眼里。

然而，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盘却本狠狠地打碎了。美国的行为不仅没能打败俄罗斯，反而加强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它还在经济上削弱了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友——尤其是德国——并导致欧盟内部裂痕日益加深。它还将其在不同地区的所有对手，尤其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都推到了一起。其中，中国自然是新世界集团的领导选择。事实上，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正开始扩大成员，试图挑战当下世界资本主义中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秩序。金砖国家仍然是一个由利益不同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其中一些国家仍与美帝国主义为盟，如印度，但它反映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除此之外，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的公开贸易战新纪元也将美国作为世界自由贸易主要倡导者的角色拱手让给了中国。这符合双方各自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美国是一个衰老的势力，急于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其在世界上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中国仍是新生的帝国主义力量，正在拼命寻找出口其生产过剩的商品和资本的途径。

因此，不同于世界各地为中国辩护的“左派”人士常提及的诡辩，中美之间当前冲突的特点并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美国并不是在为捍卫资本主义而不顾一切地要铲除一个可能推翻它的新兴、具有历史进步性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作为同一场扑克牌游戏中的玩家与中国对抗。双方都在试图抢占上风。即便美国连输了几局给中国，但双方都致力于留在这场游戏中让它继续下去，尽管赌场已经开始在失火了。在世界资本主义走向末路的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与之紧紧相连。

本书介绍了截至2015年的发展情况，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外资推动下的迅猛发展已经显示出即将到来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典型迹象。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在西方社会内看到的所有相同症状：巨大的贫富差距、工资似乎永远赶不上的生活成本上升、在繁荣与萧条之间摇摆的越来越疯狂的周期、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加速增长，以及所有资本主义难题之母——经济放缓。现在，“内需不足”是让所有中国经济评论员最头痛的词。

与此同时，无数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社会中显现出来。处理这些矛盾的责任落在了政治领域中唯一可以试图缓解这些矛盾的角色——中共党国——的肩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不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可以通过选举不同的政党或其联盟来混淆和暂时平息来自下层的阶级愤怒——所有这些政党或联盟从根本上都在维护资本主义——而在中国，阶级愤怒只能被引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共党国本身。

邓小平时代的领导试图实现对他们来说两全其美的结果，即在不颠覆党的政治专政的情况下重建资本主义，但这一尝试却从官僚机构的过去出路变成了他们现在的严重问题。中共重建了资本主义，但向群众承诺只要党保留政治权力，所有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就会持续增长。如今，中共必须要面对亿万生活情况与他们的承诺完全相反的群众。

如此猛烈的矛盾与来自社会底层内部的日益情绪发酵也影响了习近平政权的演变。

作为胡锦涛领导层的接班人，习近平上任之初在国内外鲜为人知。作为革命先辈的后代之一，习近平的上位之路与其说是靠他在各级职位上取得的实际成就，不如说是靠他的血统。

习近平与江泽民不同，江泽民能在外国记者面前自如地使用英语和俄语来伸张中共党国的利益。习近平也不像胡锦涛，胡锦涛能以坦率、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出现在群众中间，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习近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魅力和亲和力。因此，他是如何成为被广泛认为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共领导人的呢？

答案就在于他能够预先看到整个官僚体系面临的危险。通过观察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群众动员，他看到了中国在严重危机时刻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他得出结论，为了保全整个政权的生存，必须先发制人地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习近平是最早敲响警钟的大官之一，他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中共作为一个深受腐败侵蚀的政权的形象，中东独裁者们的下场可能会在中国重演。这场反腐运动成为了他的标志性政策，以至于他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既定规则，让周永康这种先前被视为碰不得的前大官入狱。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真正遏制腐败，因为现在各层官僚机构的特权不是来自计划经济，而是来自资本主义。这样做是为了蒙蔽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愤怒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热度。

现在，无政府的市场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资产阶级已经完全主宰了经济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基本上是由官僚机构培养出来的，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天性是追求更大的利润，这反过来又导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采取可能破坏国内社会局势稳定的措施。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马云的下场。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省长时，马云曾是习近平的亲密盟友。马云是中国土生的资产阶级，从一名英语教师成为阿里巴巴集团的亿万富翁和中共党员。

当马云的商业帝国扩展到金融领域时，他一度试图以西方闻所未闻的速度透过蚂蚁集团的业务向数百万人发放廉价贷款。这有可能产生严重泡沫，威胁经济稳定。对此中共试图进行干预，以减缓马云的计划，导致马云后来公开抱怨“国家过度干预”。最终，他被国家剥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公司也受到了国家的严格审查。

马云的遭遇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国家的一个典型例子。后者的战略是加强对最大企业的监管，防止它们像西方国家那样做出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和激起社会愤怒的过激行为。与此同时，习近平希望避免对经济的彻底控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此，必须加强党国官僚机构的力量。这正是习近平所呼吁的，这为他赢得了官僚体系中决定性一部分人的支持，使他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领导下的官僚机构相信，通过国家英明的管理，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摆脱其所有基本矛盾。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严厉的镇压措施来消减工人的反抗，而个别资本家如果冒着破坏整个体系稳定的风险，则可以通过国家来加以控制。他们妄想着维持一种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

然而，这只是一个白日梦。资本主义不可能没有周期性危机，而周期性危机反过来又会在某一时刻导致严重衰退。资本主义的规律不会因为有一个树大根深的国家官僚机构掌权而改变。中国生产的产品必须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中国发展先进的、有竞争力的生产机器，必然会导致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与美国之间更大、更尖锐的冲突。

中国要想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占领更大份额的新市场。中国的发展导致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这是我们在所有经历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都能看到的现象。这就需要每年都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以维持社会稳定。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加上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强化，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日益严重的内部不稳定。

只要习近平政权能保证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凝聚力就能得以维持。但一旦不再如此，失业问题就会开始出现，这在年轻人中已经很明显，截至2023年，年轻人的失业率已超过20%。与中国的大多数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较低，但正在缓慢上升。虽然工资仍在增长，但增速已开始放缓。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拖欠工资，这已经引发了工人的抗议。账面上工资可能会增加，但如果不支付工人工资，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趋势的走向。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试图保持其竞争优势，压低工资的压力终将增大。与此同时，我们最终会看到中国经济中大量债务积累所带来的影响。2023年12月，中国的国债达到42300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5年发表的数据，中国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超过90%，创下历史新高，且在三年内与其会超过100%，而1995年至2023年期间的平均比率仅为其一半以下。这种债务水平在某一时刻会导致通胀上升。

这里所概述的一切都表明，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在某一时刻爆发，从而动摇现行政权。大规模抗议和动员的潜力体现在迫使政权结束新冠病毒封控的巨大群众运动中。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该政权被迫从上层松绑，以防引发更广泛的、无法控制的群众抗议浪潮。这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人和青年的能力，也给政权高层敲响了警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是典型的波拿巴独裁者的崛起，他试图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利益出发来控管整个社会制度。这可能涉及对工人阶级做出一些让步，如迫使企业补发工资，同时打击个别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利益，上文引述的马云案例就是例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该政权试图将群众的注意力向外引导，提高强调来自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攻击威胁。特朗普的上台当然会为该政权提供便利。特朗普有在世界市场上挤压中国的严肃计划。这在几年前他刚上任时就开始了，在拜登执政期间得以延续，我们可以预见，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这一政策将被大规模强化。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主义大国，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解释的那样，通过大量的资本输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布全球。但是，有了经济实力，到了一定程度，军事实力就变得很有必要。事实上，中国在2023年的军费开支预计将达到2960亿美元，是25年前的十倍，仅次于拥有9160亿美元军费开支的美国。

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突出表现在台湾问题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一方面，这反映了该政权扩大和加强其势力范围的真实愿望，台湾被其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也是转移其国内问题的有效手段。当统治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内部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调“外部威胁”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手段。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习近平对西方制裁如何影响俄罗斯经济给予了一定关注，这表明了中国将台湾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决心。中国拥有超过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他们看到了美国及其盟国是如何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的。为了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严重危机时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权一直在研究如何使其海外储备多样化。

然而，无论中国政权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建立抵御制裁的防线，都无法避免制裁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普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将标志着全面贸易战的开始，这将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萧条。这反过来又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中国需要增加出口以保持增长和稳定。这种情况将适得其反。

中国之所以如此依赖出口，是因为与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一样，它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这种危机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所有刺激中国经济的政策，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支出，也累计产生了另一种效应：债务积累。

所有这些都导致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放缓。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约为5%，已经大大低于13%和14%的辉煌时期。人们一直认为，如果中国能保持至少7%-8%的年增长率，就能保持内部稳定，每年创造约2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这一过程已经结束，但增长注定会进一步放缓，低于4%-5%，降至2-3%，在某个阶段，我们可能会看到真正的经济衰退。

这一切都促使人们的意识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和青年开始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没有未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政权会不顾一切地试图维持稳定。它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它想方设法扩大出口市场，但我们看到，这正受到世界市场的限制。另一方面，该政权正在采取更多镇压措施。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光靠武力是无法治理国家的。

一切都表明，经济在某个时候会出现严重危机。这将缩小政权的回旋余地，而政权内部的危机也将由此产生。目前的政权表面上看似稳定，权力集中在最高层的习近平手中，但我们将开始看到裂缝的出现，官僚机构中的不同派别将在如何管理这个体制的问题上相互冲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群众开始朝向自为行动的道路就会打开。阶级斗争将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而这一局面的美妙之处在于，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它造就了一个现代化的先进无产阶级。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大约4.7亿的城镇就业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工人，总就业人口中30%是产业工人。

客观地说，这意味着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变得对工人阶级极为有利。这样一个阶级一旦行动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领导这样一个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政党。早在1921年，一小撮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在成立初期，它坚持着真正的列宁革命思想。1926年，随着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那段过去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可能。

本书旨在揭示中国近百年来阶级斗争的真实历史。现在，历史已经绕了一圈，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将释放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所有潜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充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为今天中国的一代革命共产主义者勾勒出正确的前进道路。

简介

尽管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中国革命是仅次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并将对21世纪产生更大影响。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政权，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扼杀了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屈辱和有损人格的枷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公民进入世界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不朽的变化。

解放军横扫中国大陆的胜利是由于表面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资金充足的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共产党胜利的速度令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感到震惊。尽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分阶段革命”的计划，并宣称要建立长期的人民阵线政府，对经济的关键部门不实行中央计划或国有制，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成为了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真正权力。

小资产阶级政客——有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被弄得晕头转向，急忙为毛泽东的成功欢呼。本书认为，在斯大林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特殊的、不寻常的情况的出现而可能的。由于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特别是在那些本会被用来对付解放军的军队中，美英帝国主义无法直接干预。

同样重要的是，与中国接壤强大工人国家苏联的存在，它在反对蒋介石和民族主义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关键阶段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资产阶级政权是如此彻底的腐败和堕落，以至于它无法对解放军进行任何严肃抵抗。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浪潮，反对饥饿、地主主义和腐败。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在这股浪潮中取得了政权。

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狭窄的民族主义前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中国和俄国与东欧国家一起组成社会主义联邦，以联合和合理的方式利用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制定国际生产计划。相反，中国和苏联官僚机构的民族主义观点最终导致了极具破坏性的中苏冲突，因为双方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保护其利益。

尽管有缺点，但中国共产党还是成功地实现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的目标，即建立了真正的民族团结和一个现代国家。1949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惊人的，中国和印度在革命后三十年间的相对经济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50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久，其人均GDP领先中国36%。印度经济每年增长约7%，但到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12%，后来甚至进一步领先，因为中国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有计划经济，奠定了现代中国今天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是由农民组成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完全与城市工人阶级隔绝。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将以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形象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一个畸形的、官僚主义的的工人国家——它可被视作是对健康工人国家的讽刺漫画般的临摹。即便如此，虽然它是一个一出生就畸形的工人国家，但它到底仍旧还是一个工人国家。可是这个工人国家既没有苏维埃，也没有工人的控制，也没有独立于国家的真正的工会，更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民主的最基本的条件从一开始就缺乏了。

这样一个事件对革命者来说是一个新的、严肃的理论挑战。中国共产党上台后拥护斯大林主义的阶段性理论，宣布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它试图将国有的 "四大 "银行私有化。这就是殖民革命的出路吗？“阶段论”战胜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

1917年的俄国革命清楚地表明，必须采取客观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解决俄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从那时起，不断革命的理论经常被描述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并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然趋势的过程。

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吗？如果是，过程是什么？从1949年到1953年形成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回答。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为毛泽东思想赢得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对中国缺乏工人民主的情况视而不见，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毛泽东被美化和浪漫化了，甚至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某些部分所美化：毛泽东被认为是亚洲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他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统治，他是长征的精神领袖，他负责制定长期的农村游击战战略，他领导的革命成功地改造了中国。毛泽东似乎是一种新的共产党人，一个有着牢牢扎根于中国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诗人。毛泽东，尽管充满了缺点，似乎是一名真正的【编者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即使是处于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现得像被毛泽东催眠了一样，对毛泽东胜利的原因和意义的严重分歧导致了相当的理论混乱。不幸的是，这种混乱并没有停留在理论领域，而是成为革命者在确定对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毛泽东主义团体采取何种态度时的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

如果毛泽东主义真的能进行革命，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该放弃争取一个单独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按照毛主义路线组织的共产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适当工具吗？作为一个对现有领导权的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甚至与这些力量合并是否更好？同样的问题今天以其他形式提出：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的法国分部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将是劳工运动左派“重组”的结果。2009年2月，革共联决定解散自己并发起一个新反资本主义党（NPA），这只是这个论点的逻辑结论。

人民阵线主义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但它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接受，意味着它仍然被视为一条可能的革命道路。今天，它的遗产有可能破坏委内瑞拉革命的成果，玻利瓦尔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人呼吁与资产阶级、资本家、银行家和地主和平共处，他们仍然控制着该国三分之二的经济。本书评估了人民阵线战略对于毛泽东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否必要，或者它是否推迟了中国工人国家的建立，并为后来回归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但它曾是始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俄国、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斗争的结果不是由经济增长速度决定的。相反，它是由两个阵营的相对总经济实力决定的，表现在物质积累、技术、文化，尤其是人类劳动生产率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马上就能看到苏联和中国处境的极端劣势。1949年对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按理说是不可能的，但更大的危险仍然存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在廉价、高质量的商品生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在大跃进（1959-62）和文化大革命（1966-68）等冒险活动的干扰下取得的。大跃进造成了全国性的饥荒，多达2000万中国人被饿死。文化大革命意味着1967年至1968年期间工业生产下降了约15%，导致大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然而，由于国家的计划和控制，经济从这两次重大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起初，尽管官僚控制限制了发展，但计划经济还是急速前进。但经济越是复杂，中共就越是成为其发展的束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官僚控制已经变为生产力的绝对障碍。随着经济的日益复杂，很快就可以看出，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指挥系统不可能管理每一个细节。人们看到国家计划的效率不断下降，浪费和腐败现象急剧增加。这种腐败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内部腐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许多党员为了个人利益大规模掠夺国家资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一波三折，为其经济问题寻求一个又一个经验性的解决方案。一个一致的特点是，官僚机构决心不放弃它的特权和权力地位，因此他们可以采取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措施被排除了——不可以有工人民主或群众参与政治。发生变革的框架确保了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成为走向资本主义的一步。

本书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颁布了一系列意味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质变的关键决定。在1980-1989年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国家对外贸和货币兑换的垄断，废除了国家对经济的计划，从而用为利润生产取代了为使用生产，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只保留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中国共产党虽然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的回归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意味着革命者的任务是一场社会革命。

为了有实际意义，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的任何分析都必须面对活生生的事实，不管是理想的还是不理想的，特别是对革命发生条件的决定性影响。必须认识到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贡献，以及它对事件的导向和后果。必须认真评估事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以便正确理解斯大林主义在第三次中国革命胜利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随后资本主义的回归。

对于那些对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过程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

•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农民革命中，一个本质上是反革命的、有着明确的阶级合作主义战略的力量怎么可能夺权？
• 是什么动力因素促使毛泽东政权违背自己的预言和愿望，采取客观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措施，建立中国的工人国家？
• 第三次中国革命是对托洛茨基的革命不断理论和毛泽东的不间断革命理论的一次严格的实践检验。哪种理论通过了考验？
• 中国人民共和国向资本主义的堕落，是对托洛茨基分析的第二个严格的实际检验。他的预言，即如果没有政治革命来推翻这个政权，斯大林式的官僚国家就会回到资本主义，这是否被证明是正确的呢？

  然而，除了上述内容外，本书还尝试分析了其他内容。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农妇尤其受到压迫；她们被隔离在家中，不允许与任何陌生人说话，她们的脚被缠足，以便更好地控制她们，成为社会认可的持续家庭暴力的对象，她们的待遇往往不比被驯养的动物好。妇女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革命给中国妇女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必须得到承认和赞扬。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回归，中国妇女取得的许多成果已经并正在被夺走。

没有为提高女性地位而进行的日常斗争，社会革命就无法实现；这就是女性解放的基本公式。本书将表明，本来是从一个很好的开始，但随着中共越是陷入人民阵线主义，它就越是准备将妇女解放让位于给男性农民的利益，许多世纪以来，男性农民认为他的妻子是他的财产，不过是一头牲畜。今天，尽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道貌岸然的声明，但它正在牺牲女性的利益，以便更好、更快地在中国巩固资本主义的地位。

本书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一个政权或政党对女性采取的政策是衡量其革命承诺的直接标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如何影响中国广大妇女的，这将被用作衡量其社会主义资格的标准。

第一章：第一次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岁月

1.1 简介

本章介绍了中国农民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状况，并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地球上最具反叛性的群众之一。本章还描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以及一群受十月革命启发、并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Comintern，CI）帮助下的热心革命者是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的。

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史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何时和如何成立，并主导了中共的结构、纲领、战略和战术，这一切都是基于十月革命的威望、列宁的权威与大量资金的支持。

在季诺维也夫的领导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将国民党（KMT）评估为反帝国主义，争夺国家统一和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中最革命的那一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来自中国的报告信以为真：据说国民党拥有大规模的民众支持，国民党的绝大多数，即其十分之九，是准备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前进的工人和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此的结论是，与国民党合作可以让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到这些群众。

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下，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小团体才同意加入国民党。列宁曾坚持认为，积极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必须保持其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中国共产党很快发现，为了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留在国民党内，他们不得不牺牲其政治自由。

1.2 中国农民的生存条件

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是由少数家族主宰的。在许多村庄，大地主或其代理人（“狗腿子”）是名义上的首领，一个未经选举的乡村政府负责征税，为公共工程提供劳动力，并维持和平，有权逮捕、审判和惩罚（甚至处决）违抗者，儒家思想和由士绅子弟和雇佣打手组成的民团让老百姓保持顺从，两者都是等级制度的支柱。这样的安排使富人可以逃避一切责任。村长自然也是一个商人和放债人。

连坐和近乎普遍的苦难是常态。如果一个地主与他手下的一个农民发生冲突，那么这个农民和他的家人——甚至可能包括他的家族——就会被驱逐，挨饿。因此，只有最严重的、威胁生命的挑衅才能克服农民对反抗地主的不情愿。同时，在极端条件下，地主的顽固态度会使革命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 [1]

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权本质上是腐败的。税务官员给北京送来了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他们自己的收入则来自于他们收取的超出部分；在1927-1928年的湖北，77%的收入都以这种方式被收入囊中。 [2]

托尼（Tawney）【编者注：英国著名经济史家，于1930年来华考察中国工农业。】指出了中国和欧洲的一个主要区别；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土地贵族，因为继承法要求土地在儿子们之间平均分配。由于一家之主尽可能多地生育儿子，因此对土地财产的规模有严格的实际限制。这意味着缺乏一个世袭的土地所有权贵族，所以土地问题不具有西方所见的农奴反对封建领主，或贵族对抗资产阶级的特点。相反，农民站在了一个利益联盟的对立面，这个联盟从当地的地主和放债人开始，通过国家官员连接到资本主义企业家和国际金融家结束。在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如果不颠覆所有存在的财产关系，农民就无法获得土地。本土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反封建”革命所需的土地改革，因为这将革掉自己的命。[3]

地方官僚通过尽可能多地榨取农民的钱财并融入当地士绅来确保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族继续享有特权。最简单的方法是以不交税为由而没收土地。这种广泛的土地没收在破坏社会秩序方面非常重要，系统地将即将饿死的农民驱赶到暴力起义中。在极端情况下，起义会成功地推翻一个王朝，农民的土地权利会被重新确立，腐败的、自私自利的官吏会被致力于新政权理想的激进官员所取代——之后，这个循环又开始了。[4]

但是，东方专制主义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使中国农民的地位与欧洲农奴的地位明显不同。由于气候和领土条件（特别是大沙漠），人工灌溉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运河系统是由大规模的协作劳动创造和维护的。在中国，这些公共工程需要由政府组织的庞大劳动者队伍。社会稳定有赖于当地村庄基本自给自足，能够依靠自己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随着每个王朝的衰落，灌溉工程年久失修，就造成了广泛的饥饿和饥荒，劳工大军就成为起义的温床。[5]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农民的起义规模远远超过了任何欧洲起义的规模。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军队主要由最底层的农民组成，他们的起义比欧洲的任何农民起义都要成功，能够用暴力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权；中国最强盛的皇朝中有两个，汉朝和明朝，是由平民建立的，这都是农民起义的结果。[6]但是，新的政权完全没有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因为这些农民起义是将社会恢复到想象中的理想化过去的无望尝试。[7]

马克思在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个过程：

“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除了改朝换代以外，【起义者】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8]

然而，对过去起义的集体记忆是农民头脑中的一个活的传统，它为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后来中共的农村战略提供了支持。[9]

在鸦片战争（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之前，中国相对来说没有受到欧洲的侵害。当时英国人轰炸中国港口，屠杀中国人民，以确保鸦片贸易的继续——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这些战争迫使中国进口鸦片，缴纳巨额赔款，并向英国贸易永久开放中国港口。赔款是通过向英国银行借款和增加对农民的税收来偿还的。为支付鸦片和贷款而耗费的白银，加上廉价的英国进口产品，特别是棉花制品，逐渐毁掉了中国的手工业，使国家陷入瘫痪，结束了乡村的自给自足。作为中国社会稳定支柱的村社制度的封闭性即将结束。自给自足的损失越大，农民的贫困程度就越大，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也就越大。[10] 

从1849年到1863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它威胁到了清朝的统治根基，这要归功于其广受欢迎的纲领，其中包括面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激进的农业改革、镇压鸦片贸易和废除缠足。它的支持者来自城市工匠和农民的最底层，他们都受到了英国生产的廉价商品的冲击。但对于社会上层人士来说，这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保守影响——他们发现自己还可以依靠英国大炮来维持他们的权力，维持相互有利的现状。[11]俄国、法国、日本，以及后来的美国都加入了这场掠夺，并（以极其有利可图的利率）支撑清朝皇帝所需的军事和财政支持。

欧洲资本主义的力量既不想也不可能消除在中国存在的古老社会关系。恰恰相反。到达中国的资本主义代理人试图吸收前资本主义形式，并为自己的利润而利用它们。直接或间接的资本主义剥削，早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社会建立之前就逐渐扩展到绝大多数人中。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社会形式逐渐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

当R·H·Tawney到达中国时，他发现这个国家只有不到5,6000公里（3,5000英里）的碎石路或柏油路。一些省份（如西南的贵州省）根本没有道路，甚至连牛车或任何轮式车辆都不能用（尽管中国人早早发明了战车）。所有的货物都用人的肩膀运输，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比畜力便宜。由于一个地区的盈余不能被运到另一个地区去弥补不足，因此地区性饥荒的反复发生就变得不可避免的。这种运输的缺乏也意味着农民没得选去在哪里销售他们的货物，于是被当地那些垄断市场并固定价格的经销商所宰制。由于没有资金储备，而且负债累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收获后价格最低的时候立即出售他们的农产品。[12]

富裕农民构成了剥削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比如毛泽东的父亲）常常从事商业活动，经营小商店，兜售农产品——在价格低时买进，在价格高时卖出。[13]自然，这些活动延伸到放高利贷。富裕农民还确保他们有责任管理共同的土地，这就成了又一个剥削的手段。地主的土坯大院被农民的悲惨小屋所包围，这是村庄内部分裂的直观表现。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土地所有者为了获得更舒适的生活方式而迁往城市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他们对土地的兴趣更多的是提取租金和收债。离大城市越近，佃农的比例就越高。在广东省的广州，佃农的比例在85%到95%之间。[14]这并不意味着地主忽视了从其他渠道获利的可能性，但比例很低。在江苏，10%的地主拥有满足当地需求的小型手工业工厂，但只有约3%的地主持有大型现代化工厂的股份。[15]

在各地，人口增长和农民人数的压力提高了土地价值，使地主制成为一种理想的投资形式。在这种经济中，农民农场的小规模，表明地主不关心有效的粮食生产，而是关心分割土地以使租金最大化。

富人合伙购买土地并转租。随着农民变得越来越贫穷，那些剥削他们的人采用了越来越残酷的手段。到20世纪20年代，在广州和香港之间富饶的水稻种植区，农民成了“地主的奴隶....【地主】借助于绳索、铁链、皮鞭和其他酷刑工具来收取租金”。[16] 在收租的日子里，经常可以看到农民们的妻子和/或孩子排队卖身以抵消家庭债务。

当地的乡绅则派他们的儿子去参加利润丰厚的对外贸易，利用大量的利润购买更多的土地和/或以高利贷的方式放贷。商人资本的增长和与帝国主义的融合，地方士绅与本地资本家、商人和西方资本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混合体，他们购买大片的土地，在广泛的贷款制度和严厉的收债制度的支持下，以高昂的价格出租土地。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尽管它有时会试图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但它无法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任何独立的进步作用。

在中国人口中，约有80%的人是被所有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之一——饥寒交迫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所驱使的。[17]由于地租、高利贷和赋税极高，小农的财产不断被剥夺，最终导致财产集中在村长、高利贷者和商人买办手中。拥有20000亩（约1500公顷，近4000英亩）或甚至更多土地的地主并不罕见。中国10%的农业人口拥有多达三分之二的土地。在山西省，0.3%的家庭拥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在浙江，3.3%的家庭拥有一半的土地，而77%的贫苦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超过20%。而在广东，2%的家庭拥有一半以上的土地，74%的家庭只拥有19%的土地。这些数字解释了为什么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饥饿会转变为对地主及其所有同盟者的阶级仇恨[18]。

那些“有幸”成为佃农的人则要将其收成的25-66%支付给地主以使用土地。由于土地面积狭小，这意味着广大农民一直在忍饥挨饿，且他们不可能积累任何积蓄以供紧急需要。任何自然灾害或歉收都会导致佃农无法支付地租和税款，从而不得不向地主或其家庭成员借钱。一个经常发生的状况是，佃户往往甚至不得不借钱来购买下一季的种子，甚至是粮食，以便让家人吃上微薄的小米。被逼无奈去借钱的佃户是没办法保住自己的土地的。好的放债人只收取25%的年利率，但40-80%的利率更为常见，150%的利率也不是没有。在所有其他债务之上，还要向放债人支付的这些利息是导致农民家破人亡的主要原因。[19]

对中国农民生计的调查[20,21]发现，即使是较富裕的农民也生活在温饱线边缘。小农的家庭无法仅靠农田生产的粮食维持生计。弥补这一差距的办法是在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劳动，或让妻子和女儿从事手工业生产。然而，虽然历史上手工业生产的收入与农业劳动收入相当，甚至更高，但由于西方进口产品的严重冲击，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成为世界上最低的之一。[22] 农民群众穷困潦倒，以至于整个农村人口阶层沦落到动物般的处境之中，而且还是吃不饱、受虐待的动物。其结果是预期寿命仅仅只有35岁左右[23]。

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无地农民的情况更糟。这些半奴隶永远忍饥挨饿，衣衫褴褛。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只能共用；父亲外出时，妻子只能赤身裸体。据贝尔登估计，在闹灾荒的一年里面，一个七口之家可能会有三四个人饿死。[24]

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的国家性质给俄国斯大林官僚机构带来了麻烦。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职位是不包含继承权的；他们由“最高”当局任命、晋升/降职和罢官。中国的官僚与苏联的官僚一样，他们的特权来自于他们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而不是他们的财产，因此并不构成一个有产阶级。对俄国斯大林主义政权来说，分析和描述这种阿谀奉承和腐败的官僚制度是一个敏感问题，因此这在对中国的分析中被删除了。1931年，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官方否认马克思曾经承认过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的历史被硬是用欧洲的概念来解释成了（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一种发展变体。[25]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强调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观念拧弯了中共的思想，甚至在其掌权后，主要银行集团因与国民党领导人的联系和参与高利贷行为而被宣布为封建的。【中文编者注：例如，在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中，确实采纳了”封建买办“一说】

1.2.1 革命前的中国妇女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普遍解放的自然标准”，“一个历史时代的变化总是可以从妇女的相对自由程度来推断”。[26]在中国，一个农妇能够存在就是幸运的——因为这说明她在出生时没有被勒死，也没有在襁褓之中就被抛弃之后死去。妻子和女儿的普遍自杀是中国妇女地位极为悲惨的有力证据。

妇女被剥夺了与家庭以外的社会接触的机会；而缠足——这种使女孩的身体畸形的做法——更加恶化了这种状况。妇女被限制在从事家务和手工业工作中，而且中国许多地区的妇女是不务农的——那是只有男人才能干的。民间传说通过“女人种的土豆不发芽”和“女人种的瓜是苦的”等说法强化了父权制，也进一步把妇女更是限制在家里面。[27]

年轻的新娘出嫁后可能再也见不到父母或兄弟姐妹，这更加剧了妇女的孤独感和脆弱感。婚姻是由家长安排的，新郎和新娘都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妇女被她们的原生家庭视为临时居民，一旦有了生育能力就会离开家庭，因此她们被剥夺了拥有财产的权利，而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少或根本没有；相反，女儿（甚至包括妻子也是）是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以及或者当作妾出售的，以偿还家庭债务。

在中国，新郎的家庭向新娘的家庭支付“彩礼”，这意味着他们支付所为的不是一个年轻女子，而是一个会说话的商品。新娘一进夫家，就会被好奇的邻居们检查，他们用手抓她，摸她手臂的肌肉，把她转来转去，检查她是否值得购买。农妇生活在半奴隶的条件下，往往与家庭拥有的驯养动物处于同等地位。

丈夫和婆婆殴打妻子的做法既被接受，又几乎普遍。许多妻子因这些殴打而被打残，甚至直接打死。各种各样的习俗不断强化了对妻子的压迫：比如丈夫的家人先吃饭，妻子只能吃剩下的少量食物。寡妇不得再婚，并且“贞洁烈妇”应当自杀以表达对死去丈夫的忠诚。实际上，这是一种针对大龄妇女的机制，使她们在还没有成为家庭资源的负担之前就杀死她们。

女性的不平等深深地反映在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中，其中男尊女卑被认为是自然法则。在中共到来之前，中国社会认为对女性的可怕待遇是十分自然的。儒家思想是这种压迫的思想基础，因为它规定妇女的生活一开始应服从其父亲的权威，结婚后服从丈夫的权威，丈夫死后服从儿子的权威。孔子对妇女的正面肯定是有限的。

中国妇女的卑微地位不仅对妇女本身产生了可怕的影响，而且成功地恶化了中国社会中的一切人际关系。[28]难怪许多嫁给地主的妇女，在地主丈夫被民兵或村民杀死后，反应不是悲伤而是喜悦。社会上较为保守的阶层的妻子都会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以至于施虐者的死亡变为了值得庆祝的场合。那么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共产主义妇女的“可耻行为”会是多么石破天惊：她们剪短了头发，自由活动出行，并在公共场合同非直系亲属的人讲话。

对妇女的压迫、她们的苦难和屈辱是中国社会维持这个保守结构的重要支柱。杰克·贝尔登曾描述过，在农村，拥有不止一位妻子以及多名小妾的富农是如何生下许多儿子来充当他们的民团。贝尔登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地主利用自己68口人家族控制了近一千块的小型土地。任何试图真正解放妇女的努力都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威胁到整个腐朽的社会金字塔。[29]

因此，更是值得赞扬像无政府主义者何殷震这样的女性：她帮助创办了《天义报》，这是一本女权主义杂志，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据说，30多岁去世的何殷震经常声称，是女权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而不是相反。

1.3、中国产业发展

在工业方面，中国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例如，在甲午战争战败后，由于军方看到了铁路的巨大战略优势，铁路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直到1925年，铁路总长度仍只有约1,2300公里（7500英里）。几乎所有铁路都位于中国东半部，只来用于军事目的或被外国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用来为其工业和矿产企业提供服务。相比下，有五个省根本没有铁路，而且许多省只有几英里。

采用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生产的商品涌入中国，使许多农村人口陷入贫困，从而产生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成为被工业资本剥削的理想对象。1905年以后，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到1919年，上海人口已超过190万。从1919年到1923年的四年里，北京人口从60万左右增加到100万以上。广州和武汉等其他城市也发展成为主要城市中心。

新的工人阶级主要由移民农民组成。工业化不仅为农民提供了额外的收入，还为他们提供了在农村传统大家庭之外独立生存的机会。这种独立的生存方式削弱了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也随之削弱了对传统政府官僚机构的服从，导致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革命思想——这一过程与大约五十年前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激进化过程有很多共同之处。[30]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突然的影响；中国人拥有的工厂、磨坊和造船厂以最新的资本主义技术和方法为基础，在上海和广州等地发展起来；一个现代工人阶级正在形成。在全国范围内，产业工人迅速增加，1922年达到200万，另有200万矿工、铁路工人和海员，以及1000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1923年，上海有57家工厂各雇用了500到1000名工人，并且还有49家工厂雇用了1000名以上的工人——到1927年，上海工厂工人的数量估计约为25万。[31]在中国1200万非农业工人中，约四分之三都是在雇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工作。

在上海，近一半的工人是女性，她们在丝厂、纱厂和卷烟厂工作，但此时中共倾向于将她们视为降低工人斗争意志的因素，而不是解放斗争中的盟友。[32]在上海棉纺厂，14岁至19岁的女工占工人总数一半以上。这些女性受到的待遇比男性更糟糕。黑帮头目要抽成她们收入的40%；她们30-40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她们可能会因为工作失误而被殴打，违反纪律可能会被关在笼子里示众。除了被迫结婚或被挨饿的父母卖为奴隶，做工人是中国妇女当时的唯一的其他选择。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工人抱怨的主要问题不是工资，而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33]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使雄心勃勃的中国资本家与根深蒂固的外国利益集团发生冲突。由于外国资本的主宰，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且外国商品不缴纳关税而中国商品则需要缴纳关税的不平等条约使情况雪上加霜。外资拥有几乎所有的铁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作为抵押物拥有的）、中国水域一半以上的航运以及几乎所有的商船。外国资本家的主宰地位扼住了中国工业的咽喉，并榨干了它。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中更具企业家精神的那一部分已经准备好支持号召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政党。[34]

一旦超过了一个特定的最低数量，工人阶级就变得非常有分量，并且会在社会革命中成为主导因素。1917年的俄国和1927年的中国大体类似，它们所集中起来的无产者虽然在比例上相对较小——后者的4亿多人口中只有几百万人——但如果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他们的两个特质将在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们位于城市，并且是唯一能为农民提供土地问题解决方案的社会群体。[35]

1.4 中国第一次革命：孙中山和民族主义

从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从根本上出了问题，需要进行重大变革。到了20世纪初，人们对旧政权的不满和变革的要求达到了极点。越来越明显的是，旧政权不仅无法自我改革，且还死心塌地决心固守其权力和特权。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在以广州和上海为中心的华南和华东地区。[36]

1905年至1912年间，孙中山发起了一场以军事手段推翻清朝政权的政治运动。孙中山的威望来自于他成功地将小型革命团体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政党，为民族主义斗争提供了更有效的基础。孙中山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0-1908年间，他领导或组织了不下五次失败的起义。1911年初，孙中山在广州的另一次起义失败，但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士兵起义并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个起义并没有在民众之间引起任何的反响或者激起群众运动，但由于它来自军事官僚机构内部，这并没有多少重量的“第一枪”足以推翻一个彻底腐烂的结构。

在政治上，孙中山是一个把社会主义含糊地描述为一种人民幸福的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小资产者。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旨在将中国社会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但其中明确排除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阶级斗争的可能；相反，"人民"的概念被用来模糊掉这一事实：中国其实可能有着不同的阶级和与之相对应的不同利益。

随着满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在南京（江苏省省会）的支持者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并选举他为松散联邦制的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以这个身份与旧王朝的代表（北方手握重兵的军阀袁世凯）达成协议，同意如果袁世凯彻底终结满清，他就可以当上大总统。[37]孙中山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用建设新社会的纲领来动员群众推翻政权，而是简单地更换了政权高层人员：这是亚细亚起义模式的典型例子。以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党与反革命达成了反动妥协。[38]

太平天国起义后，皇帝的权力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实权掌握在各省巡抚手中。1911年的共和国体制最终断绝了对皇帝仅存的任何忠诚，而只代表自己以及不用对任何人述职的省长们掌握了军事和民事权力。这些地区军阀与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范围紧密对应，而连绵不断的内战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满洲，日本支持张作霖；英国在华北支持吴佩孚，并在华中支持孙传芳。[39]尽管国家解体，北京政府仍然是中国国家主权的象征，因此占领北京仍然是孙中山和民族主义者的目标。

1911年的辛亥革命（即第一次中国革命）的失败表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组建稳定的国民政府、建立全国性市场、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这些都不是这个社会群体所能独立完成的。孙中山1911年向反动派屈服了，但其结果是在1911年两年后，革命党发现自己被取缔，孙中山被迫到日本寻求庇护。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混乱、无序和动荡都将成为中华大地上无法逃脱的家常便饭。

中国第一次革命以后，由于国家解体和内战不断，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日益恶化。以前对君主政体的普遍仇恨，现在矛头直指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中国社会的反抗能量，以前历史上是引发了农民起义，而现在激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40]

1.5 共产国际

在第二次世界大会（1920年7月19至8月7日）上，共产国际解决了“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共产党人面临的三大问题：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如何避免采取妥协和机会主义立场，如何避免极左主义，和制定总体战略方针。列宁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该书旨在指导和教育新兴共产党的年轻领导人（往往是极左派）以非宗派的方式对待社会民主党、议会选举、现有工会和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政党。[41]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采用了中央集权的结构，并同意共产国际的战略路线对其成员党派具有约束力，但国家支部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实施，特别是战术和日常活动。列宁将十月革命视为未来革命的典范，但他强调，每个具体国家的具体事件在日常斗争中有着首要的地位。[42]

1.5.1 统一战线战略

在第三次世界大会（1921年6月至7月）上通过的统一战线战略是共产国际战略方向的一个重大发展。统一战线的概念是德国共产党（KPD）领导人保罗·列维根据卡普政变的教训提出的。

1920年3月13日上午，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率领的一旅士兵进军柏林，宣布推翻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士兵们一枪未开，政府就已经逃跑了。但这次政变反而遭到了工人的挑战。主要工会联合会的右翼领导人卡尔·列金（Karl Legien）呼吁举行总罢工。德共起初犹豫不决，但广大工人群众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斗争。到3月15日，罢工已经巩固。面对工会成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行动，政变者放弃并逃跑。[43]

值得注意的是，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05年2月，它就已经出现在了列宁的著作中。[44]在书中列宁以“分头前进，联合出击”的口号为基础，号召所有革命力量组成联合阵线，准备起义。但是，正如他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所有其他文章中一样，他强调了保持工人阶级政党完全政治独立的绝对必要性。

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著名且经典的例子是在1917年9月，当时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正率领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军。尽管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性质是反革命和压迫性的（在7月份，它曾试图取缔布尔什维克），但有必要全力对抗科尔尼洛夫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在整个1917年，列宁的策略是攻击主要敌人，即地主和资本家以及反动派；不是直接攻击改革主义领导人，而是包抄他们，通过实践证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能力为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果断行动。[45]

统一战线在俄国和德国都打败了反动势力。列维在德共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于1921年1月8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一种新的策略，以争取广大工人拥护共产主义。公开信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围绕一些具体的要求（包括加薪和赦免政治犯）与其他左翼政党和工会合作，这一提议得到了列宁的赞同。[46]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都是进攻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欧洲资本主义非常脆弱，只需要一次强有力的推动就会崩溃）则对公开信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如果没有列宁的干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发表公开谴责。[47]季诺维也夫利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遣代表到柏林，通过要求德共服从共产国际并与极左派联手，撤除了列维的领导职务，并使德共同意发动武装起义。[48]

起义的第一步是由德国共产党发起全国性的大罢工。由于准备不足，罢工仅限于德共成员和亲密支持者。他们犯了典型的极左错误，试图通过与那些去上班的工人打架而不是通过赢得多数票来关闭工厂。罢工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并使得社民党工会的领导人得以义正词严地谴责共产党的分裂策略。成千上万的斗士被投入监狱，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德国共产党的成员人数从近40万下降到不到15万。[49]

德国的事件使列宁和托洛茨基确信，需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将战略和战术作为一个主要议题进行讨论。经过激烈的辩论，列宁和托洛茨基为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多数支持，但进攻理论的支持者们却顽固不化。[50,51]

这一政策标志着对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主义者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在能够就实际措施达成最低限度协议的情况下，应该提出共同行动。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人希望向群众展示他们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沿，代表所有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要使这种战略成功，必须有一个成熟的领导层，既不屈服于急躁（极左主义），也不屈服于机会主义压力。任何统一战线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共产党的独立性。任何限制共产党批评和鼓动自由的协议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52]

1.5.2 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合作

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其主要关切。列宁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共产党人参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制定了总体战略。[53]

在1919年11月和1920年6月，列宁描述了俄国封建压迫是如何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后，在无产阶级通过实践证明他们的政府将完成土地革命之后结束的。[54,55]土地革命可能是农民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动力，但只有得到贫农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全满足农民最真切的三大需求：土地、取消抵押和债务，以及结束苦役劳动等封建压迫。[56]

列宁将这一分析呈给共产国际和东方的共产党组织，并希望它被认真对待，作为国际对殖民地国家农民群众的战略基础，以及作为在中国等地的行动指南。俄国尽管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但拥有足够强大和政治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动革命取得成功。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尽管无产阶级正在迅速增长，但还没有达到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在社会或政治上的重要性，怎样才能提出相同的前景呢？

列宁的回答有两方面。民族解放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次民族革命都必须放在国际背景下来看，这个国际背景已经“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57]他回答的第二部分是，在最偏远和“落后”的前沙皇殖民地中，已经证明即使没有无产阶级，但在苏联的帮助下，农民苏维埃可以存在并治理，而无需经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58]本国共产党的责任是尽快宣传和组织适合当地条件的苏维埃。列宁强调：“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简单，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59]

在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来自亚洲的11个国家有代表出席。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主要受到列宁个人发言的主导。列宁敦促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积极参与新兴的民族革命运动，但特别警告：

“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60]

马林（“亨克” 斯涅维利特）对列宁的报告进行了扩展[61]，并解释说，反对帝国主义需要“推翻地主的统治……只有土地革命才能唤醒广大农民群众。”他强调反对父权制和落后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斗争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62]

共产国际预计，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初期阶段将具有民族主义特征。在这个初始阶段，本土的共产党人可以并且应该进入临时联盟，但在此过程中要建立工人和农民委员会，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在他的报告中，马林再次强调了农民夺取和分配土地的要求对农民的重要性。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通过这些革命措施的斗争意味着民族革命可以“在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下进步到社会主义。”

1920年9月举行的巴库东方民族大会明确表示，东方的贫农不必经历资产阶级民主就能获得自我管理的能力；在他们转向苏维埃制度之前，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东方的农民群众应该组建革命性的农民苏维埃，以最贫困的农民为主导力量，立即摧毁地主制度。”[63]大会一致接受，即如俄国经验所表明的，如果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而形成的政权批准了夺取土地庄园并由农民分配给农民，那么中等农民将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战略在中国从未得到应用，反而会被后来的苏联领导层有意歪曲，以满足俄国党内斗争中领导派别的需要。

1.5.3 五四运动、劳工激进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谈判中，胜利者践踏了中国的主权。盛行的对英美民主的幻想破灭了，人们普遍认识到，无论谁赢得战争，对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剥削都将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沙皇政府过去从中国夺取的领土、权利和特权之后。这与凡尔赛条约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中国的激进分子、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军阀们极不受欢迎，他们默许德国将山东租界转让给日本，并让后者扩大对满洲的控制，这种消极的态度是导致五四运动中群众公开反抗的最后一根稻草。[64]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约5000名大学生袭击了那些对日本特别顺从的部长的官邸。学生们缴获的文件显示，凡尔赛的决定是基于北京政府与日本人事先达成的协议。第二天，北京全体学生罢课，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效仿。

中国派遣了15万多名工人前往法国、比利时、美索不达米亚和非洲为协约国军队服务，这些工人带着劳工组织的经验归国。这些有工联经验的回国工人在五四运动中变得激进，并在6月初的罢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工人领袖们宣布在上海举行罢工后，据称约有10万产业工人参加了罢工。[65]几天后，北京政府被迫撤换了被厌恶的几位部长，并释放了被捕人员。

上海工人的行动被全国各地的工人效仿，这成为中国劳工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出现的转折点。罢工使阶级问题成为五四运动后政治思想的中心。传统的老激进分子认为未受教育的大众的到来破坏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国民党的左派试图将工人的高涨情绪整合到一种阶级合作主义的策略中，以使阶级斗争变得不必要（国民党的普遍思想是，中国的落后意味着阶级斗争是对民族革命的转移），但更激进的人士认为阶级斗争是使中国社会摆脱帝国主义的手段。1919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归国劳工会（Chinese Returned Labourers’ Association），为争取更好的工资、召开会议、为促进工人福利而进行公开演讲的权利等而斗争。在1919年到1923年间，上海发生了超过450次罢工。[66]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腐败的群众运动。其失败令人震惊，并使运动分化为渐进主义者和以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为首的激进主义者。陈独秀因创办激进的季刊《新青年》而在全国享有声望，该刊物使用白话文而非文言文。最具政治进步性的人士得出结论，要实现人民的愿望，需要一个革命性的组织，并转向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67]

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陈独秀决定为《新青年》专门出版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刊。它于1919年5月1日出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担任代理编辑。在大学里，李大钊悄悄地秘密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社，毛泽东是其中的成员。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合作对陈独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之后，他宣布自己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68]由于分发了一份批评中国总统和总理的传单，陈独秀于6月11日被北京当局逮捕，并不得不辞去职务。他于11月获释，并于次年1月搬到上海，成为一名全职革命者。

1920年3月，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格里戈里·维辛斯基（Grigori 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与李大钊会面，评估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在李大钊的推荐下，吴廷康前往上海与已经组建了一个松散政治团体的陈独秀会面。到1920年5月底，吴廷康说服陈独秀正式成立一个中国的共产党，帮助他起草了一个纲领，建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并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官方的共产主义小组织。吴廷康直接参与了党的建立和组织的所有阶段和方面，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初期阶段的设计师。[69]

共产国际提供的援助对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建一个有纪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至关重要。陈独秀出自一个富裕的政府官员家庭。李大钊出身农民。对他们两人来说，共产国际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方面提供的物质和理论援助，代替了几十年的理论研究、辩论和实际的党的建设。陈独秀和李大钊面临的问题极为严峻，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困难，因为例如没有与“无产阶级”等术语相对应的中文词汇，这使得表达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变得更加困难。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翻译混乱在毛泽东的笔下被赋予了特殊的倾向，以增强其著作中表面上的正统性。例如，毛泽东将“proletariat”翻译为“无产阶级”，其中包括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无地农民和极贫农民，从而为他所谓的农民导向辩护。[70]

1920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北京和许多省级城市隆重庆祝劳动节。1920年8月，上海、北京和广州的共产党小组分别推出了《劳工世界》（英译）、《劳动音》和《劳动者》杂志，旨在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解释他们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并敦促他们组织工会。[71]1920年11月，上海小组将《新青年》定为其官方机关刊物，并创办了秘密月刊《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份致力于传播共产主义的出版物。不久，武汉、长沙和广州等地也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彭述之等人创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72]中国共产党确实决定在北京发行《远东日报》，但立即意识到党的实力不足以维持日报发行，因此改为发行《向导周报》。[73]

38岁的马林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其前身是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ISDV）的主要成员之一，自该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担任重要职务，并且在说服该党采取进入大众民族主义运动伊斯兰联合会（Sarekat Islam）的策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林认为，这是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并在1920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积极推广这一策略到其他国家。作为民族和殖民问题委员会的书记，他与列宁密切合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被派遣去代表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工作，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并立即开始推广打入策略。[74]

马林最初专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该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秘密成立，有12名代表，代表着来自中国七个地方共产党小组和日本一个小组的57人。党的总书记是陈独秀，李大钊统率宣传。采纳的党纲紧密遵循布尔什维克纲领，并呼吁加入共产国际。[75]第二个月，陈独秀成为全职的党总书记，一直担任到1927年7月。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预测它将是民族民主性质的，但国民党成功完成这一革命的可能性极低，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像俄国革命那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76]马林考虑到自己的观点，努力淡化更激烈的反国民党言论，以保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大门敞开。[77]

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核心很快就组织成了党的分支（branch）：北京、广州、香港、湖南（毛泽东是当地领导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最大、组织最好的分支）、济南、上海、四川、天津和武汉。这些支部在三个层面上运作：非法的“小组”由党员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半公开运作，以及公开的学习社团。[78]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使她们成为被压迫阶级中最被压迫的群体，而妇女解放斗争与社会革命斗争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举行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设立了专门的妇女部，以组织和领导妇女参与革命政治。这个部门由毛泽东的湖南同学兼活动家向警予领导，她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女性成员。

该部制定了一系列民主要求包括：婚姻自主权、夫妻平等关系、投票权、担任公职的权利、教育权、女性和儿童劳工保护以及废除对女性的所有限制。凭借这些要求，向警予吸引了大量妇女围绕在党的活动周边。妇女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专注于支持女性的产业运动，例如1922年上海丝绸厂女工为争取每天10小时工作制和每天增加5分工资而发起的第一次罢工。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妇女集会于1924年3月8日妇女节在广州举行，一群女学生和女工提出了口号：同工同酬、保护童工和孕妇、禁止买卖女童、人人享有平等教育、废除童养媳、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1.6 总结

列宁在多年的经验积累后才充分理解了有纪律的政党以及明确、坚定的革命立场的重要性，因此陈独秀不会立即得出同样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马林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化引入了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和实践（例如，接受共产国际的权威），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广受欢迎。[7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账目和财务收据显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通过出版、销售和捐赠为他的激进团体筹集了所需资金，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支出急剧增加，资金出现重大短缺。1921年的支出达到了近1万8000中国银元。中国共产党仅筹集到约1000元，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收到了1万6650元。据报道，1922年中国共产党没有筹集到任何资金，所有费用都由莫斯科捐赠的1万5000美元支付。[80]克里姆林宫不仅资助了陈独秀（其月薪为30美元），还资助了党的所有地区组织。据报道，毛泽东每月收到60-70美元以支持他在湖南的生活和活动。因此，共产国际代表不仅拥有十月革命的威望、布尔什维克党的集体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他们还提供物质资源，这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施加持续控制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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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Belden. Op. cit. p311.

[29] Belden. Op. cit. p310.

[30] Franke, W. 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851-1949, 1970, Blackwell, p95-99.

[31] Ho Kan-chih,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1960, PFLP, p12-15.

[32] Saich, T.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Brill, 1991, p116-117, p87.

[33] Conway, F. Wome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1, 12(4)109-113).

[34] Basin, A. The Fail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27, MA Thesis. Montreal University, 1973.

[35] Morley, Op cit.

[36] Fairbank, Op. cit.

[37] North, R.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U.P., 1963.

[38] Serge, V.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7, Rev. Hist. 5(3)83.

[39] Jacobs, D. Recent Russian Material on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23-192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1, 1970, p103-112.

[40] Pantsov, The Bolsheviks … Op. cit.

[41] Lenin, V. 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May 1920 CW 31:17-118.

[42] Riddell, J. The Comintern in Lenin’s Time, Socialist Voice Pamphlet, 2008.

[43] Brooks, M. The Kapp Putsch: the United Front in Action, 2010, w.m.org.

[44] A Militant Agreement for the Uprising, 1905, CW8:158-166.

[45] Woods, A. Bolshevism the Road to Revolution, 1999, w.m.com.

[46] Lenin, V. Remarks on the Draft Theses on Tactics … , June 1921, CW 42:319.

[47] Broue, P,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Brill, 2004, p473.

[48] Vatlin, A.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43, MUP 1998, p120.

[49] Cliff, T. Lenin Vol. 3, Bookmarks, London, 1987.

[50] Lenin, V. Speech in Defence of the Tactic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July 1920, CW 32:470-473.

[51] Trotsky, L.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Park, p328.

[52] Chattopadhyay, K. The Marxism of Leon Trotsky, Progressive Publishers, India, 2006.

[53] Lenin, V.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s, July 1920 CW31:240-245.

[54] Lenin, V. Address to 2nd Congress of Communist Organisations of the East, Nov 1919, CW 30:161.

[55] Lenin, V. Preliminary Draft Thesis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July 1920, CW 31:152-164.

[56] Lenin, V. From a Publicist’s Diary, Aug. 1917, CW 25:278-286.

[57] Lenin, V. Revision of the Party Programme, June 1917, CW 24:469.

[58] Lenin, V. Report on the Commission … Op. Cit. p244.

[59] Ibid, p243.

[60] Lenin, V. Draft Theses on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June 1920, CW31:149-150.

[61] Supplementary Theses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2nd Congress CI, w.m.org.

[62] Riddell, Op. cit.

[63] Report of 6th Session, Baku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September 1920, www.marxists.org.

[64] Lewis, J. Peasant Rebellion &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Stanford U.P. 1974.

[65]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rvard U.P. 1960.

[66]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U.P. 1989, p57 and 63.

[67] Morley, Op. cit.

[68] Alexander, R.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1991, Duke U.P. rosswolfe.files.wordpress.com.

[69] Dirlik, Op. cit. p153 et seq.

[70] Fairbank, Op. cit. p250.

[71] Dirlik, Op. cit. p149-150.

[72] Peng Shuzhi, Introduction to Leon Trotsky on China, 1976, Monad.

[73] Saich, T. The Origins … Op. cit., p116-117.

[74] Dov Bing,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 The China Quarterly, 1971, No. 48, p677-697.

[75] Saich, T.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arpe, 1996 p11.

[76] Chang Kuo 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l-27, Lawrence, 1971, p136-152.

[77] Dov Bing, Op. cit.

[78] Pantsov and Levine, Mao, Op. cit. p121.

[79] Benton G. Bolshevising China: From Lenin to Stalin to Mao, 1921–1944. Leeds Univ., East Asia Papers No. 22, 1966.

[80] Pantsov and Levine, Mao, Op. cit.

第二章：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2.1 简介

1917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中国，他决心领导统一中国的斗争。但他对统一的看法是军事的而非政治的。到1921年，在设于广州的地区性军政府内，他已成为一位领袖成员。不过，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陈炯明（Ch'en Chiung-ming）手中。明面上，陈炯明是国民党的主要将领。但实际上，陈炯明是地方军阀，国民党所依仗的正是陈的容许，反过来，只要国民党适合陈，陈就会支持国民党。孙中山坚信，需要以军事征服的方式统一中国。而统一的进程将从南方开始，但若想控制北京，那就必须推翻北方的一众军阀。因此为了取得胜利，手握重兵的陈炯明是孙中山当时的首选[1]。但是，共产国际（CI）却决心说服他去选择另一条路线，并准备作出相当大的让步来将孙中山赢到自己这边。

2.2 共产国际和孙中山

1921年12月底，马林会见了孙中山并提议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结盟。孙中山没有完全拒绝这一提议，因为他对马林的一些建议很感兴趣。比如，马林建议，即国民党可以按照“俄国路线”被重新组织为一个有纪律的、由中央控制的政党。此外，苏联红军可帮助其建立一个国民党军事学院。然而，马林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遭到了中共党员几乎普遍的反对。[2]

1922年1月13日，约3万名香港海员举行罢工，要求当局承认工会，并增加工资以使他们的工资与欧洲人的工资更趋一致。香港海员在这场艰苦血腥的斗争中坚持了八个星期。最终，控制香港的英帝国当局被迫将工资提高20-30%，并取消对海员工会的禁令，释放被捕工人，并对罢工烈士的家属进行赔偿。不久之后，上海长江海员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罢工并也取得了胜利[3]。香港海员的这次成功罢工对所有致力劳工工会化的人来说都是一种鼓舞。

这次罢工是由国民党的激进分子领导的，并得到国民党个别领导人的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并协助了这次罢工，因此也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声望，但这次罢工也表明，即使在劳工工会内部，中国共产党也还不能与国民党势均力敌[4]。据称，多达1万2千名来自广州、香港和汕尾的水手就此加入了国民党[5]。正是在这次罢工的基础上，马林说服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向他们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着严肃且重要的联系，并且国民党也理解采取群众行动以支持反帝斗争的必要性。

这当然不是国民党高层的真面目，但马林认为，国民党的松散结构使中共将很容易渗透进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左翼相信有必要采取群众运动来支持民族斗争，从而赢得国民党的大多数且改变国民党的组成。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将会教育其中所谓的意识形态独立分子并最终将他们招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将利用国民党的关系在工会内建立共产党的核心小组。然而，中共内部对此却有争议：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们能否保持自己的共产党身份，并在工人中开展独立的活动[6]。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反对这些不符合列宁思想的建议。

1922年3月到4月间，陈独秀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他坚持认为：

“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United Front，译者注：中文语境内也翻译为统一战线，联合阵线）。”[7] [中文编者注：该段引文取自中马库版本，网页显示文本时间为十月，但也在注释内写明：本文中文稿未标明时间和作者。俄文稿和英文稿篇末均标明“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于莫斯科”，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

然而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因被指责为极左主义而受到冷落。

可是事实证明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计划，孙中山因此不得不于1922年逃往上海，再次寻求加拿大、德国、英国、美国甚至东北军阀的支持。不过他们全都拒绝了。西方列强如此看重他们的特权，以至于才不会支持一个统一且独立的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吴廷康（Voitinsky）拜访了孙中山。自马林去年12月的访问以来，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孙中山愿意同苏联合作，即便这意味着某种形式上的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8]。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工会秘书处，这很快成为了党最重要的工作。1922年5月，在香港罢工的背景下，中共在广州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共有160名代表参加，代表全国30万名工会会员[9]。那时中国共产党正积极投身工会运动，例如1922年9月李立三领导了安源路煤工人大罢工并取得重要胜利：包括资方承认工会（有11000名会员）；工头被禁止体罚工人；以及禁止将扣留工资作为处罚工人的手段。

中共党员们怀着极大的信心迎来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共有9名代表参会，代表了大约123名党员[11]。代表中最突出的是刚参加完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们，在他们的支持下，中共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宣言，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但同时警告说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12]这完全符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指导意见。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听到列宁把英国工党——一个由工会建立的、旨在保护工会、主要由工人组成的政党——定义为“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政党。”[14]列宁坚持认为，必须由领导它的人和它的行动来判断一个政党。英国工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它的存在是为了系统地欺骗工人。按照列宁的标准，国民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编者注：即虽然国民党领导了22年1月13日的海员罢工，但它不是为了工人的阶级利益，它依旧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马林出席了1922年7月17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并提交了一份报告，在其中将国民党描述为一个革命民族运动；一个由知识分子、支持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组成的集团。马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即使这意味着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然后找到保持其独立性和组织性的方法。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赞同这一新战略，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信息，命令其将总部迁往广州，并在马林的 “联系”（即监督）下开展工作[15]。

马林把联合阵线的提案带给了孙中山，但孙中山顽固地坚持中共党员只能作为个人加入国民党，他们必须遵守国民党的规则；平等的联合阵线是不可能的——马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接受了这个条件，但中共领导层没有接受。

后来成为左翼反对派领袖的阿道夫·越飞（Adolph Joffe）当时正在中国带领一个苏联外交使团。在与孙中山会面后，他于1922年7月写信给莫斯科：

“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应超过对孙中山的支持，......不管这个党现在如何弱小，尊重它的完全独立是必要的，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某些代理人将这个组织与孙中山国民党融合的努力是完全不正确的。”[16］

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反对马林提案的声音依然激烈且普遍，理由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必然会遏制中共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C）认为，与国民党的任何联盟都应该是暂时的、基于具体问题的，并且必须能够保证两党的独立性。1922年8月17日，马林召集中央委员会成员开会，他在会上强烈论争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严肃的革命民族团体”，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成员的强大的革命民族政党”。马林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加入国民党，以推进革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弱小的政党如果进入国民党，可以极大且迅速地扩大其成员和影响。经过两天的争论，并最终在开除出共产国际的威胁下，中央委员会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17]。同时为了保住面子，大会同意在下次的中共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陈独秀、马林和国民党之间的讨论发生在共产国际第三和第四次大会之间，这两届大会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推进联合阵线策略（United Front strategy）。因此，中共内部的讨论是以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的名义进行的，但这一策略并不是为中国提出的。联合阵线是独立党派之间为特定目标而建立的临时联盟，但在中国的战略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工作以实现国民党设定的目标。[18] 对于缺少政治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们，这种合作将带来严重的危险。党的组织必须改变，以配合国民党的组织；中共可以公开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有限制。中国共产党正式和非正式地都被绑缚在同与国民党成员的关系之中，并被诱导做出各种让步以被国民党接受。而更糟糕的可能是许多中共党员的主要工作变成从零开始建立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这意味着这些缺乏经验也未经曾经受任何考验的中共党员将直接面对国民党及其意识形态的渗透，这样的潜在危险甚至可能会影响中共内部。

1922年8月25日，马林在上海的法租界会见了孙中山。合作的条件得到了认可，虽然孙中山再次拒绝在平等条件下建立联合阵线，但他会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援助。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将于次年夏天开始陆续到达[19]。

1922年9月4日（正巧是四位中共领导人象征性地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一天），孙中山宣布他打算重组国民党并加强纪律性。以马林和陈独秀为首的委员会制定了新的纲领和宪法的章程[20]。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年11月7日至12月3日）审查了远东地区的民族革命运动，联合阵线战略作为《东方问题指导原则》的一部分获得批准。共产国际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所有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民族运动；但在联合行动之前，共产党必须将自己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只有在其政治自主权得到完全保障之后，才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达成临时协议。这些文件不厌其烦地指出，在所谓的落后国家，争取土地的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关键因素[21]。

大会收到了中国代表的报告，大意是中国共产党正在与民族革命政党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我们以个人的名义和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没有提醒中国共产党，任何限制中国共产党批评和鼓动自由的加入安排都是 “绝对不能接受的”，而是让拉狄克（会议领导人和联合阵线策略的支持者）宣布，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如此落后，甚至连民族共和国都还没排上议程[22]。俄国领导人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当拉狄克大放厥词时（推翻清帝国并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发生在11年前，而且激励了整整一代工人和学生的五四运动爆发在3年前）没有人开口反驳他。相反，陈独秀因为主张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共产党而被指责为极左主义。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扩大后的经济委员会计划每四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并按照俄国政治局的模式设立主席团。列宁通常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是决定性的作用[23]。但随着列宁日益丧失行动能力，中央委员会的软弱与各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软弱相结合，就在保加利亚、德国、爱沙尼亚等国的工作中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当然也包括中国。

1923年1月初，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意见仍然强烈，以至于季诺维也夫将此事提交给俄共的政治局进行裁决。在列宁去世后，他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秘密结成了同盟，在政治局内取得了多数并顺利获得了对“党内合作”策略的批准（托洛茨基投了反对票）。1923年1月12日，在此基础上，他起草了一份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决议，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合作”的可取性[24]。季诺维也夫可能真诚地认为加入国民党是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发展民族民主革命最合适的策略，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中有一个诡计：将国民党定为一个“集团”。这使他们能够强调其由多个阶级构成的成员组成。决议案文只在引号中提到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这样一来，文件就避免了将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定性为资产阶级。季诺维也夫为中国提出的政策也反映了他在1917年10月所展现出的阶级调和的调性。

该决议再次确认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重申国民党是唯一严肃的民族革命团体，因此国民党和中共应当共同开展活动。中共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只要国民党保持“客观上正确”的政策，就应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保留自己独立的组织架构，不应在国民党内失去自己的身份，即"不要收起红旗"。决议还指示中国共产党需要独立地开展工作，公开地建设工会，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奠定基础，但它并未说明在中共党员受到国民党纪律限制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隐含的假设是，中国的民族革命将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阶段，其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坚定不移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而中共则起到辅助作用。然而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可能比他们与无产阶级及农民的联系更紧密的可能性却被忽略了，相应地资产阶级也会据此做出调整。在这种情下，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像1917年的俄国一样——必将面临不得不把枪口对准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刻，届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投降或斗争之间做出选择。然而来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压力确保了它会收起红旗，选择投降。

在第一届全国劳动大会的鼓舞下，热情高涨的铁路工人试图在华北地区建立工会。1922-23年间，所有由中共党员领导的铁路干线都发生了罢工。2月7日，军阀吴佩孚命令他的军队进入汉口的火车站（武汉的一部分），向罢工者开火。这一惨剧被称为“二七惨案”，有60名铁路工人被杀，罢工也被镇压了[25]。马林利用这次中共领导的工会运动的失败来证明他的论点，即中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独立行事，国民党的支持是必要的。随着罢工的失败，左翼激进分子受到了广泛的迫害，但工会组织却出人意料地迅速恢复，到1925年，加入工会的工人人数达到了57万，一年后又增加到102.3万[26]。

毛泽东是一位积极而能干的领导人。为了回应“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湖南分支组织了示威游行、悼念集会，甚至试图让当地铁路工人罢工以示哀悼。3月，为抗议日本的领土要求，该分支组织了一次约6万人的抗议示威。然而，毛泽东的政策是走向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1923年4月，他写道：“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27]

由于确信中国共产党需要更进一步因而需要更全面的指导，马林于是动身前往莫斯科。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发布了著名的十三条纲领，作为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28]。

十三条纲领重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并根据最近的罢工情况宣布，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提出的主要要求是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南北的劳工运动。据称，这将凝聚工人阶级的力量，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但中共党员仍然属于国民党!

在这一指示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公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数百万小农。它建议中国共产党敦促国民党通过一个方案，其中最重要的要求是夺取大型私人田庄、教堂和寺院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农民。作为回应，国民党象征性地同意说将呼吁减少25%的地租。这个对农民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的小让步被鲍罗廷赞美得天花乱坠，并被用作掩盖其失败的遮羞布。[29]

把俄国和中国的情况过于相提并论是不对的，但俄国1917年的革命已经清楚地表明，农民不会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地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事实上，列宁曾得出结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跨入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准备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30]。资产阶级的不同部门：买办、银行家、工厂主，特别是军官家庭，都在农村地区拥有大量土地。中国共产党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如果它的要求破坏了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国民党将不可避免地打破这一联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虽然听起来很好，但其任何有意义的实施都绝对摆脱不了国共直接的对抗。[31]

2.3 党内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上，40名代表（代表432名党员，其中仅有19名女性，且100多人在狱中）中对党内合作持反对意见的占了多数，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声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但对中共的实际限制使“独立”更像是一种“幻觉”而非现实。其次，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建立国民党的分支机构[32]。最终，遵从共产国际纪律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党员对国民党的敌意导致四分之三的党员退党，到1923年11月，党员人数下降到只有约100人。

中共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 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33]

这份宣言与中共的第一个宣言有着本质上的明显区别。从此开始，当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多地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领导最激进的工人斗争，并使中共对中国的观点走向阶级合作主义。

大会上选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CB），陈独秀担任主席。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中央局秘书负责组织工作。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他是中央局中少数几个认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路线的人之一。在党内，毛泽东在职务上仅次于（编者注：总书记）陈独秀。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毛泽东为《向导》周报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重要的话是这样说的：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商人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34]

现在，毛泽东利用他在中央局的地位，积极推动中共党员组建国民党分支，特别是在湖南，1923年9月中旬，他回到长沙，以三个地方小组为基础组建了国民党湖南分支，到1924年1月，湖南分支声称有近500名党员，只有广州和上海分支比它规模更大[35]。

马林回了莫斯科，米哈伊尔·鲍罗廷接替了他在中国的工作，鲍罗廷于1923年9月抵达中国。鲍罗廷的主要职责是担当国民党的而非中国共产党的顾问，并对斯大林而非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36] 他和孙中山两人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因此不需要翻译，这有助于两人之间形成密切的私人关系。在适当的时候，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CEC）会议将用英语进行，鲍罗廷是被接受的积极成员。鲍罗廷将按照马林和陈提出的“俄国”路线重建国民党，并把它变成一个执行孙中山命令的有纪律、有效率的工具。从对鲍罗廷任命的性质可以看出，莫斯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利益冲突，这说明莫斯科对中国的看法在时间和政治方面都很乐观。

《向导》周刊现在刊登了陈独秀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瞿秋白等党内领导人士的文章，宣传、美化和具体化新的总路线：国民党是老百姓的党（尽管它有某些负面的封建因素），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可以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其推论是：“一切工作应以建设国民党为目的”，在国民党内形成一个左翼，推动和引导国民党走上革命道路。[37]

鲍罗廷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组织能力，还因为在1924年期间，他每月向国民党支付约35000元法币。在鲍罗廷的建议和指导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整个大会都是由鲍罗廷一手操办的：他召集大会，撰写主要文件，确保孙中山当选为终身领导人，让大会正式同意接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入党（必须遵守国民党的规则），并安排三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正式党员，七名共产党员当选为总人数共41人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这10名中共党员中，有李大钊、李立三和毛泽东[38]。但是，中共被排除在国民党秘书处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职位之外。

在鲍罗廷的敦促下，结合香港罢工的经验，孙中山在大会上的讲话包括了这样的宣言：没有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可能成功。但在幕后，国民党内的保守分子正在串联并攫取其权力。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地主和工厂主要求国民党员将他们的工作限制在单纯的民族主义目标上，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员可以将工人力量工会化，但不能采取罢工行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和更高的工资。

为了以最好的方式展示他的策略，鲍罗廷根据是否批准共产党人加入来任意地将国民党分为左派和右派。毫不意外，这呈现了一幅国民党内绝大多数是左派、只有少数是持不同意见的右派的画面。不同集团的阶级基础被故意忽略以更好地掩盖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39]

从1924年1月起，全体中共党员都要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的纪律约束。在国民党内，中共党员公开地把自己组织成一些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也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活力的党务工作者和组织者，就连建立工会的关键人物李立三也被重新分配去协助改组国民党。然而，从一开始，国民党就抵制中共党员提出的任何政治建议。孙中山认为：

“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40] 

正是诸如此类的言论，以及孙中山要求说他要审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CCI）与中共的所有通信，使得陈独秀希望重新评估中共的策略。

此前，孙中山一直在军阀之间周旋，但现在在俄国的支持下，为了打倒军阀他开始坚定地试图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国民革命军（NRA）。广州的黄埔军校——仿照红军的军事院校，也是蒋介石上台的基础——成立了，教职主要由苏联顾问担任。在有着雇佣军历史的中国，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道德操守、诚实和忠诚的期望产生了类似于在英国内战中引入克伦威尔铁骑兵的效果。蒋介石于1924年5月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共产党人周恩来（Chou En-lai）是他名义上的第二把手[41]。大多数学员——未来的国军军官——来自地主家庭，这种阶级偏见将在农民对土地提出要求后爆发出来。

目前，共产党人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机会，继续组织无产阶级，但随着国民党重组改组过程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党内合作的制约。然而在1924年，没有人能够预见到，随着斯大林登上权力的宝座，中共将被命令紧紧依附国民党，直到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对准后背。

从1924年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被授权向各国支部发布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并废除它不同意的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在1924年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和1928年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之间，大多数有才华、有独立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被奴才和“五流人物”所取代[42]。作为起点，大会将列宁在1921年对派别的临时禁令国际化，并将其上升为一项原则：从那时起，公开的异议是不允许的。

彭述之曾在莫斯科当过一段时间的学生和讲师。1924年8月，他和其他一些人回来，帮助解决中国共产党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的问题。他们发现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松散”的党，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三项行动：归国人员负责恢复党的组织和纪律，李立三在彭述之等人的帮助下重返工会工作，以及对国民党采取更严厉的态度。这第二次布尔什维克化浪潮受到普遍欢迎，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它需要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干部。[43]

然而，由于国民党的基本阶级性质而产生的矛盾比比皆是，这加剧了双方的对抗，以至于在1924年，中共的领导成员再次敦促中国共产党结束党内合作。1924年12月，彭述之在他担任编辑的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中国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44]。这篇文章显然是为了影响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与之相配套的是陈的文章《过去二十七年来民族运动的教训》，其结论是民族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45]

鲍罗廷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利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联合活动的成功来反驳陈和彭的论点，掩盖两个组织之间的根本政治分歧，从而证明其路线必须被继续执行。例如，1924年夏天，国民党在广州的统治受到了由英国人及其走狗武装和资助的商团志愿军的挑战。国民党激进分子（包括中共党员）缴获了一船准备给商团志愿军们的武器，并于8月26日在一次短暂而激烈的交战中击败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几个月后的1925年2月，一个地方军阀威胁广州，但国民党军队和农民民兵的联合行动迫使他退缩。工人阶级正在从前一年的五七大屠杀中恢复过来，罢工活动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广州和上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激进分子经常合作建立工会，在1924年5月和1925年5月之间，工会会员从22万增加到54万，到1926年5月，已经超过100万。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至22日）投票决定维持留在国民党内部的策略，但对那些被认为过于屈从于国民党、将国民党的利益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之上的共产党人提出了重大批评。在同一次大会上，中共（当时人数不到1000人）在阶级斗争高涨的基础上，放宽了入党条件，并试图开始向群众化的无产阶级政党迈进，而不是继续成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在18个月内，党员人数将翻倍。这条无产阶级主导路线是由彭述之和陈独秀在第四届大会上提出的，与瞿秋白等人“应该主要从国民党内部招募党员”的论点形成鲜明对比。彭述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被选为中央宣传部主任[46]。正是在四大之后，李立三等党的领导人停止了以建设国民党为主要任务，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工作中。

在工作的压力下，毛泽东病倒了，他在四大召开前两周请了病假，并且中央委员的连任也没戏了。在这期间，毛泽东对民族革命的支持正在发展和加强：1925年秋，他写道：“（我）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小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47]。”和斯大林一样，毛泽东也基于同样的错误观念独立发展出了“四个阶级的集团”的思想，即认为可以赢得国民党对革命的支持。

孙中山于1925年3月突然去世。随着他的去世，一直受他控制的国民党内部紧张局势彻底公开化了。1925年期间，国民党从社会各阶层招募成员，人数增加到约25万，共由两个人领导，一个是左派的汪精卫（汪精卫在其政治生涯开始时曾主张将土地平均分配给人民），他担任所有名义上重要的文职职位，另一个是孙中山的门生蒋介石，他背后是军队和黄埔军校学员的支持[48]。

1925年，上海各地的企业工人因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工资而零星地举行罢工，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代表着50多万工会会员的23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49]。1925年5月15日，上海一家棉纺厂的日本工头开枪打死了中方工人领袖，该厂自2月以来一直在举行罢工。5月28日，中国共产党呼吁协调各方进行抗议示威。1925年5月30日，数千名工人和学生游行抗议，有几人被捕。游行队伍直奔警察局，要求释放他们的同志。在那里，一名英国军官命令他手下的警察开火，打死了九人，打伤了几十人。这次五卅事件引起了工人阶级前所未有的爆发：有100多场独立的罢工，涉及40万工人，直接由这次枪击事件引起，最终导致整个上海的大罢工。“打倒帝国主义”是当时的口号，但上海地方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怂恿下，以暴力的方式镇压示威和集会，枪杀、打伤数十人。当时中共上海分支由陈独秀、彭述之领导，他们保持了足够的独立性，在整个事件中严厉批评了当地国民党向工厂主妥协的企图[50]。一场起初只是关于工资纠纷和对帝国主义不公正的抗议，后来却演变成了一场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

随着上海无产阶级力量的显现，它吸引了“全体人民”；学生、工匠、店主、小商贩、商家以及资本家，以及在中国作为一个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特殊条件下，甚至包括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从5月底到9月中旬，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为争夺主宰权而斗争的阶级力量之间出现了差异。起初，所有城市阶级似乎都支持罢工，商人和部分资本家也加入了抗议活动。但工人无疑占了大多数，中国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斗争的核心组成力量，随着罢工的发展，运动急需一个能够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51]

面对罢工，拥有发电站的外国资本家通过切断中国工厂的电源进行报复。一向不怎么热心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经营自己的工厂，看到工人阶级日益激进，迅速停止支持罢工，开始与帝国主义秘密合作，反对罢工运动——这是自1848年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的特点，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不仅做好了准备甚至渴望与贵族妥协[52]。

1925年7月和8月期间，小资产阶级和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的人开始摇摆不定。在赢得了一些小的胜利后，罢工开始退潮，李立三在组织结束罢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上海工人在良好的秩序下返回工作岗位，“有了活生生的、重要的经验来帮助他们今后的工作。”[53]在上海，罢工在夏季结束时已经结束，但罢工浪潮已经通过为英国航运公司工作的海员传到香港和广州，6月18日，粤港罢工开始了。一周后，在广州的一次示威中，50多名学生和工人被英法军警杀害，广州、香港人民对此的回应是前所未有的大罢工和对英国商品的抵制，所有外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停顿了下来。

为了避免被迫返工，罢工者离开香港前往广州（珠江上游90英里）。通过一个由13名成员组成的粤港罢工委员会，该运动得到了很好的组织。该委员会对代表会议负责，每50名罢工者就有一名代表，每周召开两次会议。为了显示工人的力量，委员会建立了一所医院，组织了17所学校，并有大约2000名武装纠察队，他们逮捕、审判和监禁了破坏罢工者和其他流氓分子。他们在广西省的整个边境地区组织了纠察队（其中许多是农民），以阻止英国船只和英国货物从香港进入。这个组织被称为 "二号政府"，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的雏形。它的存在迫使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给予坚实的支持，使工会合法化，并为罢工者提供食堂（并为自己赢得了“左派”的标签）[54]。

粤港大罢工持续了15个月，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罢工之一。罢工的要求是反帝国主义的，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的，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工人和农民手握枪支，夺取政府权力，谁将掌握国家权力——他们是会自愿按兵不动，还是用革命的浪潮将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彻底淹没？

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强大的中国海员工会的领导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主要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增加了10倍的成员，其中一半到三分之二是工人。中共从少数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变成了一个扎根于工人阶级、拥有群众支持的政党。在罢工期间，中国共产党针对特定人群，特别是妇女和青年进行鼓动，并协助建立了与城市工人联合的农民协会。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仍然很小，但它在大规模无产阶级行动中担任领导角色，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它能在多长时间内继续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

席卷中国的激进主义也使国民党受益匪浅，在两年内，它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势力（在许多地区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工作）；同时，它也从一个松散的协会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并拥有一支有效的军队。1925年6月底，国民党在其稳固的控制下（陈炯明已被赶走），国民政府宣布自己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现在，国民党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国家曾经的权力中心——北京。

1925年期间，国民党的左翼对工人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并开始组织农民联盟，与农村地主军阀的民团和民兵进行斗争。但是，就像1917年的革命党人一样，他们空洞地承诺土地将在适当的时候合法地被重新分配，并坚持认为农民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夺取土地。然而，即使是改革派组织的农民联盟也引起了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不满。国民党的核心人物（军官的家属）是地主，他们对土地的控制不容挑战。如果共产党人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要求，那么这将迫使中国共产党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前者与被压迫者在一起，后者与地主和帝国主义在一起。[55]

革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右翼正在组织起来，反对工人的罢工行动，反对把农民依靠农民联盟组织起来，反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利。在1925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C）上，陈独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走向反革命的一边，并敦促中国共产党不要让自己被党内合作所挟持。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一个公开的政治面孔，应该随时准备退出国民党，以便能够独立领导工人和农民的斗争。陈独秀的提议被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反对，且吴廷康赢得了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理由是这个时候退出国民党，会导致在党内合作的利益成熟待收割时被排斥在国民党之外，以至于共产党无法分一杯羹[56]。

吴廷康指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由左派主导；由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也由左派主导；汪精卫（一个关键的左派人物）是国民党和广州/武汉政府的首脑，并支持粤港罢工；鲍罗廷受到汪精卫的青睐，他正在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会议起草决议；中共党员将担任农民部、宣传部、妇女部、工人部和青年部的秘书。对中共的许多人来说，这听起来一定很美妙。吴廷康还指出，党内合作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发展壮大。到1925年11月，它声称有1万名成员（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将增加两倍）[57]。

然而，吴廷康其实轻描淡写了资产阶级对上海罢工的反应和以及将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的要求。对在农民中开展工作的最初阶段便暴露出来的关于土地分配政策的非常尖锐的分歧，他视而不见；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但国民党的社会构成使它不可能进行土地再分配。他闭上了眼睛，认为中国共产党迟早要在支持饥饿的中国农民或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之间做出选择。

布哈林为继续执行党内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将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客观的革命作用（忽略了俄罗斯的例子，该例子显示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提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竞技场，一个各个派别可以客观地讨论并通过多数票决定民族革命的最佳途径。他利用马林的论点，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招募足够多的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就会改变其社会构成和政治性质，并使其重心向左移动。但即使在严格的组织层面上，这也是不真实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包括布哈林）提供了将国民党改组为一个严格受自上而下控制的组织的模式和手段，这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自下而上转变的可能[58]。一个更根本的错误是，他们竟然假设中国资产阶级在其基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会被民主制度约束。

列宁的观点与布哈林的观点截然相反，他确定了共产党面临的基本任务：

“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59］

布哈林的设想没有认识到，把革命群众带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就是农民对土地的夺取。最终中国资产阶级将与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这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在中共和国民党内都被视为农民问题的“专家”，1925年10月，汪精卫亲自邀请毛泽东加入国民党宣传部，编辑国民党的《政治周刊》[60]。在这里，毛泽东热情地赞同斯大林口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即共产党人应与小资产阶级以单一政党的形式组成一个集团[61]。当然，斯大林也给了限定条件：中共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的自由不能受限，而且该集团必须有利于中共对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然而，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来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的条件却是可有可无的。

在1926年1月举办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基层党员的积极参与帮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据了会议的主导地位。这在中共内部被大肆宣扬，因为这表明了党内合作的成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中国首席代表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声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278张选票中占了166张，大会通过了许多共产党人的社会改革要求，使工人和农民受益。这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想要听到的，它的成员将这份报告视为对其战略的验证。然而，谭平山议会式的评价不过是自欺欺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甚至有很大的危害，因为它忽略了国民党右翼真实的权力基础——国民党的军队和党内军阀，而且它高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忽略了他们之间在土地归属这一关键问题上非常真实的分歧。正是这次会议，在只有托洛茨基投反对票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国民党作为联合党派加入共产国际，并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誉成员[62]。在列宁的时代，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被接纳进共产国际是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会想到的事。

1926年2月和11月，来自兄弟党国民党的代表出席了两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然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合作，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其队伍中的中共党员以及欺骗群众。但这种模仿性的联合意味着共产国际执委会更加反对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建议，它敦促中国共产党避免参与阶级斗争，因为他们会在斗争中走向与国民党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2.4 总结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和物质支持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建立和初步发展，但随着布哈林-斯大林集团在俄共内掌握权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逐渐走向它自己的对立面，之后它将系统地引导中国共产党走上歧路。对于国民党未能通过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事先进行了辩解，说是因为国民党的“多阶级构成”即意味着不能指望它“没收私有财产”。[63]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失败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中，大量工人被粤港罢工委员会和上海总工会等团体（这些团体有一段时间实际上起到了工人苏维埃的功能）组织起来。工人们被动员起来，共产党人也在全国性的运动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广泛发起了大型罢工和示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人阶级参与了几次胜利的武装起义，如汉口和九江的工人群众夺取了英国人的定居点，以及在上海他们占领了除了外国租界外的整个城市[64]。

当中国共产党既年轻又很弱小，而且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而国民党仍有大量工人的支持的时候，加入国民党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策略。事实上，如果把打入国民党内部视作中共通往独立党派道路上的一个插曲，它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不幸的是，在现实中，这一策略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以一种扭曲的形式继续被应用，进而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65]。

斯大林在俄共（RCP(B)）内部有成功操纵和游说的记录[66]，但他在俄国的成功是由于革命的退潮。而在中国，革命浪潮正在快速上涨。关于谁会被选入哪个委员会以及哪个决议会被国民党国会通过的这类官僚主义算计，在阶级战争面前毫无价值。现实不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把右派赶出国民党，而国民党的左右派联手将驱逐及屠杀共产党人。

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功。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布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共产国际[67]。然而仅仅一周后的3月20日，蒋介石就对共产党人发动了他的第一次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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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enin, V. Speech on Affiliation to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May 1920, CW 31: 257-263.

[15] Dov Bing,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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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hen Duxiu Appeal to All the Comrad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cember 10, 1929, w.m.org.

[18] Alexander, Op. cit.

[19] Sneevliet papers, Op. cit.

[20] Brandt et al., A Documentary …. Op. cit. p67.

[21] 4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5 December 1922, w.m.org.

[22] 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Op. cit.

[23] Trotsky, L.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8-29) New York 1981, p202-3.

[24] Sneevliet papers Op. cit.

[25] Mao Zedong,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Footnote 13, 1926 w.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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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chram, S. Mao’s Road to Power Sharpe, 1992, Vol 2 p157.

[28] Degras, J.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Selected Documents, 1965, OUP, Vol 2 p25-26.

[29] Jacobs, D.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Harvard U.P., 1981.

[30] Lenin, V. From a Publicist’s Diary, Sept. 1917, CW 25:278-286.

[31] Borkenau, 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5, Faber and Faber, Ltd., p278 and 343.

[32] Pantsov, A., and Levine, S. Mao, Simon & Schuster, 2012, p123.

[33] Brandt et al, A Documentary … Op. cit. p71-2.

[34] Mao Zedong, Peking Coup d’Etat and the Merchants, 11 July 1923, w.m.org.

[35] Pantsov and Levine, Op. cit. p129-133.

[36] Jacobs, Op. cit.

[37] Peng Shu-tse, Introduction to Leon Trotsky on China, Pathfinder, 1976, p42-44.

[38] Lescot, Op. cit.

[39] Jacobs, Op. cit.

[40] Chen Duxiu, Appeal… Op. cit.

[41] Alexander, Op. cit.

[42] Benton G. Bolshevising China: From Lenin to Stalin to Mao, 1921–1944. Leeds Univ., East Asia Papers No. 22, 1966.

[43] Benton, Ibid.

[44] Alexander, Op. cit.

[45] Peng, Op. cit. p47-48.

[46] Alexander, Op. cit.

[47] Schram, Op. cit. p237.

[48] Dorland, Op. cit.

[49] Isaacs, H.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m.org.

[50] Millward, L. Worker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26-7, Workers’ Liberty 12-13, August 1989.

[51] James, C.L.R. The World Revolution, w.m.org.

[52] Marx, K. and Engels, F. Address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st League, March 1850, MESW, 1:107.

[53] Lescot, Op. cit.

[54] James, Op. cit.

[55] James, Op. cit.

[56]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57] Dorland, Op. cit.

[58] Broue, P. Chen Duxiu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Rev. Hist. Vol 2 No 4 1990.

[59] Lenin, V. Preliminary Draft Theses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s, June 1920, CW31 p144-151.

[60] Pantsov and Levine, Op. cit. p143 et seq.

[61] Stalin, J. Speech Delivered at a Meeting of Students of the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the East, May 18, 1925 Vol 7 p135 – 155.

[62] Broue, Chen Duxiu … Op. cit.

[63] Isaacs, Tragedy …, Op. cit.

[64] Peng Shuzi, The Causes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ver Chiang Kai-Shek, February, 1952 w.m.org.

[65] Pantsov, 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Curtzon. 2000, p106.

[66] (Note: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changed its name twice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book. In 1918 it had adopted the nam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RCP(B)), between 1925 and 1952 it was the All-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AUCP(B)), and after 1952 it was known as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SU)).

[67] Degras, J.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 – 1943, Documents, OUP, 1956, Vol 2, p275 et seq.

第三章：斯大林为中国革命设定基调

3.1 简介

共产国际（CI）的建议和物质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组建至关重要。起初，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真正的帮助和指导，但在列宁去世后，随着斯大林及其派别首先在俄国、然后在共产国际上台，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被系统地强加给中国共产党。

随着实践证明新路线其实是灾难性的错误，俄罗斯党内的派系利益（而不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需求和情况）成为了制定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而直接下命令取代了建议和指导。如果有人提出质疑，共产国际（CI）的代表就会以开除出共产国际来威胁个人甚至整个组织，以此迫使他们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试图组织反对派的个人被开除，而一种黑色传言则一直流传，即中共领导层中的某一些人积极向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出卖反对派。这种行为与斯大林派别在俄国使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在为维持斯大林派系当权而进行的大清洗期间，被杀害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比内战期间还要多。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至少在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之前，斯大林的意愿在决定中共所有重要问题的政策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失败，失去了任何有分量的无产阶级支持，并且走了二十年的弯路，而在这二十年期间，中国人民遭受了可怕的痛苦。了解布尔什维克党内斯大林派系的发展，以及斯派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如何从自己的派系需要而非中国的现实出发的，对于理解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至关重要。

3.2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

3.2.1 斯大林成为总书记

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同意季诺维也夫代表列宁提出的建议，即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应该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局(Politburo)（也称为政治委员会）和一个中央组织局（Orgburo）。前者旨在成为党的真正领导层，并且由于其成员相对较少，可以快速有效地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后者将分配资源以执行中央委员会（CC）的决定。在列宁的大力支持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还批准了斯大林担任新成立的拉布林（工农监察局）委员的任命。[1]

在1920年之前，斯大林在领导党的机器方面没有发挥直接作用，但从现在开始，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党的事务上，并通过这三个职位，斯大林参与制定政策决定，负责分配党的资源来实施这些决定，然后也掌管着负责评估他做得如何的委员部。[2]列宁把斯大林提拔到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位置，可能是对一名高效的党的管理人员的提拔，但这也反映了对这个人灾难性的错误评估。

到了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斯大林已经有足够的实力让他的支持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成员，以取代那些对托洛茨基友好的人。中央组织局(Orgburo)被扩大到七个成员，使斯大林获得了其内部的多数。[3]第十次大会（1921年3月）结束后两天，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一致接受了加米涅夫的建议，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可以指导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这包括挑选和分配干部担任党内职务。随着斯大林权力的扩大，总书记办公室成为党的活动的事实上的控制中心和新兴的党内等级制度的枢纽。[4]

毫无疑问，斯大林在精简党的组织和使党更有效地执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斯大林开始利用党的资源来加强对他个人忠诚的小集团。这个无原则的集团和所有类似集团一样，刚开始时以流言蜚语和背后捅刀子为基础，而其主要目标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毋庸置疑的组织能力正在从建设党的积极力量转变为破坏性力量，使党的机构成为最终摧毁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的因素。到了党的第十三次会议（1924年1月16-18日），斯大林成了党内掌握实权的人物。

3.2.2 政党禁令和战时共产主义

 在1917年10月之前，布尔什维克内部没有任何领导人提出过革命后会有一党制的政治制度，在起义后的这段时间里，甚至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Cadet Party）也仍然合法。唯一被镇压的政治组织是因煽动大屠杀而臭名昭著的新法西斯主者 “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前的政府目标是“自由召开的全体人民的制宪会议”，“人口中的每一个阶级” 都会参加。[5]在这样的模式下，只有死硬的沙皇和土地贵族才会认真反对革命，所以禁止政党的概念从未出现过。

但是，事与愿违，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意味着城市中产阶级——1905年列宁曾预测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6]现在反对着布尔什维克的起义。1917年11月9日，最起初的反应是颁布了禁止敌对报纸的法令，但该法令特别指出，该禁令是临时性的，一旦正常的条件被重新建立起来，它就会被立即撤销。[7]

然而，在主要由英国和法国提供资源的白军（the Whites）以及包括美国、法国、捷克和日本在内的不少于13支干预军队的保护下，在立宪民主党（Cadets）的支持下，右派社会主义革命党（The Righ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和一些孟什维克在一些地方宣布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如阿尔汉格尔斯克、鄂木斯克、萨马拉和乌法。这些人嘴巴上支持民主，但实际上却把真正的权力让给了反革命军队。这使得这些政党在苏维埃控制的地区内不可能有宣传和鼓动的自由。苏维埃内部发生了剧烈的两极分化。内战使布尔什维克别无选择，只能把右派社会革命党（Right SRs）和孟什维克排除在苏维埃之外。

到1918年11月，在第六届全俄苏维埃大会的950名代表中，有933名是共产党员。[8]但随着党对权力的垄断，党和国家的分离变得不现实了；党的核心小组所决定的事情对参加苏维埃的所有党员都有约束力。一般来说，到1921年，在地方一级，党分支书记已经取代苏维埃主席成为领导官员。[9]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党和国家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只能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削弱和党的官僚化。

第12次全俄党员大会（1922年8月4日至7日）把已经存在的实际情况正式的形式化了：关于《协会和工会登记》（The Registration of Associations and Unions）的决议意味着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所有政党都被禁止。[10]由于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在进行反革命活动，该禁令是必要的，但这也是一个警告信号，它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施加于一个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上所造成的影响。

在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被迫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政策，对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中央集权和受党控制，对维持军队供应必需的产业实行国有化，并取消了国家机构和非党组织的决策权。[11]

战时共产主义包括强制征用粮食。然而，一旦白军被打败，并且农民认为自己的土地是安全的，广大的农民就会大力抵制征用，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盗窃行为。而面对强制征粮（译者补充），农民的应答则是只种植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意味着很少或没有粮食可供征用。[12] 城镇里的粮食状况越来越糟，几乎要饿死人了。1921年3月1日，庞大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的水手们叛乱了——这反映出苏维埃国家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13]这次兵变是证明战时共产主义不可持续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全俄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ARCP(B)）上（3月8日至16日），会议同意走向新经济政策（NEP, New Economic Policy）。[14]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产生了不利的长期后果：以自上而下的指挥取代了党内民主，并引入了任命而非选举地方党领导人的制度。这些变化是在禁止反对党的同时发生的，这意味着战时共产主义带来了一个基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等级社会制度，党同时也成为了获得稳固工作的途径。[15]

3.2.3 新经济政策和新成员的特点

新经济政策（NEP）意味着农民为他们生产的东西交税，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物。这种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满足了农民的当前需求，但也代表着共产党转向了中层农民和富农——他们是最有效和最大的食品生产者。随着苏维埃政权采用新经济政策，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并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得到加强的土地所有权平等化进程被逆转。[16]

新经济政策对市场的依赖，加强了富农和耐普曼（NEPmen）（资本主义投机者）的实力，损害了贫困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富农们拥有最大和最肥沃的农场，以及购买设备、马匹和化肥所需的资本；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新经济政策（NEP）下，农村的贫富差距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与此同时，对工人国家的政治反对力量也在不断增加。[17]

新经济政策给了苏维埃政权喘息的机会，但代价是社会分化加剧。为市场经济生产商品和农产品，不仅使小资产阶级的富农、店主和商人迅速致富，而且也使一些手脚麻利的党员官员迅速致富。伴随着阶级分化的重新出现，国家、工业和党的官僚机构的萌芽开始凝聚起来并发挥它们的力量。[18]

物质上的不平等开始迅速扩大。1920年，政府规定，收入最高的管理人员的收入不应超过最低工资的四倍。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出现，这一比例被提高到8倍。192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万名国家官员承认自己的收入超过了上限，1.5万名官员的收入超过了最低工资的15倍——更不用说腐败和非法收入了，而大家都认为这是普遍现象。[19]

私营贸易蓬勃发展，但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要在不亏损的情况下弥补战争损失，并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资助任何工资增长。这对诸如八小时工作制、妇女享有带薪产假或趁着休息的时间给在工厂托儿所照顾的婴儿喂奶的权利等革命成果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20]工厂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在1922年秋至1923年夏期间，失业的产业工人人数从大约50万增加到125万。妇女受到的打击尤其大。

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全国，有时是由坚定的党员领导的，他们作为积极的工会会员，感到对自己的工友有责任。[21]党机器的反应则是让秘密警察格别乌（GPU）介入，逮捕一系列的此类活动家，然后草草地开除。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1877-1926）是格别乌的负责人，也是斯大林的虔诚支持者，他要求政治局成员向格别乌通报任何已知的反对活动。[22]这是格别乌第一次被公开用来对付党员，尽管它很快就会成为监视工厂里的活动家们的正常做法。[23]

新经济政策产生了一种个人膨胀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污染了从红军中返回的无产阶级党员。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会在新的国家机构或工厂管理层中担任行政工作，与他们原来所在的工厂车间隔绝。在这一时期，党的职能管理人员，特别是新涌入的党员，正在变得更加自信，并开始在政府组织、工业管理和国家机器内部建立起关系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在凝聚成一个将成为苏联统治者的精英层。[24]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大多数基层党员从支持工厂工人捍卫工资和条件的行动，到——在地方党委书记的压力下——站在工厂经理一边反对劳动大军，支持削减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增加工作负荷。在许多情况下，这导致了基层党员的幻灭和士气低落，他们退出了党。留下来的人不得不变得更加铁石心肠，而这些人往往是政治上最落后的党员。[25]

在技术先进国家中革命的接连失败使得俄国处于孤立状态，并为敌对阶级力量的增长和内部官僚主义的腐化提供了条件。

在1917年10月和内战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当时被白军俘虏意味着必死无疑且死法很痛苦惨烈。在这一时期，党员招募采取了筛选相对宽松的政策。然而，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人们认识到，许多加入的热心人并不具备必要的正直、诚实、奉献精神或政治觉悟。[26]于是大会决定将那些“不配 ”的人筛掉，在六个月内，党员人数从大约25万人减少到大约15万人。

然而，到了1919年秋天，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受到白军包围的威胁，政权情况危急且没有退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大门再次敞开，在1919年10月至12月期间，有近20万名新兵入党。到1920年3月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超过60万，到1921年3月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几乎达到了75万。[27]大量人员涌入党内，意味着到第十次大会时，只有约10%的党员是在1917年以前入党的。新党员绝大多数是诚实的共产党员，准备为革命冒生命危险，但他们的政治教育更多的是军事手册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这是一个真正在战场上锻炼出来的党” [28]，在那里约有20万人丧生。[29]

在内战中，问题的决议及解决必须是即时的，这伴随着决策的集中化和非选举的指挥结构。红军的目的和党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加强了国家和党的融合，并提高了党内决策的集中化程度。1920年后，复员的党员士兵成为地方苏维埃和各地经济的管理者，服从命令的趋势被加强，因为人们既希望自己服从上级，又希望下级服从自己。[30]

政府和工业界的高级别职位里面需要共产党员，这意味着在复员时，很大一部分党员被直接任命为行政职务。皮拉尼（Pirani）给出了1922年下半年的数字，当时仅在莫斯科就有近2000名党员被任命到地方和中央国家机关。[31]到1921年底，仍是工厂工人的党员比例不超过20%，而农民小组中的党员比例为30%。[32]

从1922年的党代会到1923年的党代会，在加强俄罗斯共产党（RCP）对俄罗斯生活各个方面的主宰地位方面，跃进巨大：工会地区级别的领导人中党员的比例从27%提高到57%，军队中指挥人员的比例从16%提高到24%，合作社经理的比例从5%提高到50%，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重要机构中皆是如此。[33]为了调集力量，党的书记处现在有一个人事部，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并保存所有成员的详细档案。它有权在短时间内命令党员改变职业和居住地，这不仅是为了晋升，也是为了维持纪律：从首都调到西伯利亚的荒野的可能是对表达异议的惩罚。

3.2.4 禁止党内派别以及党的权威

内战结束后，一张党员证几乎是一份稳定工作的保证，（一心想飞黄腾达的）野心家纷纷涌入。[34]列宁一再警告野心家、资本家、白卫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SR）对党的渗透的危险性，并主张全面驱逐他们。尽管如此，据估计，到1927年，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约占在职高级干部的四分之一。[35]

如果忽略俄国的实际情况，就无法正确理解列宁在这一时期推行的、而又得到托洛茨基支持的政策：此时的实际情况是饥饿、无产阶级的部分原子化碎片化、经济灾难、人口的文化和技术水平非常低，以及来自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的压力（由于新经济政策，这部分农民群众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些都是国际革命延迟的后果。面对这样的压力，苏维埃国家该如何维持？列宁确信，进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有意识地利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如工人反对派）提出的分歧来削弱党的力量，达到反革命的目的。[36]列宁担心的是，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俄共（布）会开始反映敌对阶级的压力，如果允许这些阶级以派别形式表现出来，最终会按阶级路线分裂党。这将意味着工人国家会被推翻，因为正是共产党把它维持在一起并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因此，1921年初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喀琅施塔得起义几乎就在其门口发生——禁止了党内的派别。列宁明确表示，这是为了应对特殊情况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且，他赞成对这一规则进行灵活的解释，拒绝让它成为定例的企图。[37]

这种限制党员民主权利的紧急措施加强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作为强加给党的“必要之恶”，它本应在情况缓和后立即取消，恢复全部民主权利。但事实上，在列宁去世后，这一临时措施被永久化了，成为加米涅夫（Kamenev）、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Zinoviev）这三驾马车（Troika）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的一部分手段。[38]最终，对派别的禁令将在国际上推广，成为在中国等地击败反对派的主要武器。

党已经从一个地下党跃升到权力的高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人们也在变化。斯大林越来越多地利用他对党组织越来越大的支配权，招募那些对他有个人义务和忠诚的人担任重要职务。在他的总书记位置上，当他分配恩惠和财富的时候，他正在失去他的道德操守。这正在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打下基础。

随着对内部派别的禁止，党内的权力逐渐集中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种集中化不可避免地有其组织形式：书记处（The Secretariat）（在斯大林领导下）越来越多地监督（即控制）党的人事任命和分配。随着克里姆林宫档案的公开，人们重点关注这个在由总书记实际任命并听命于总书记的的中央集中的党内职能部门系统，是如何发展壮大的，以及此过程的细节。现在可以得到的大量细节恰恰证实了当时俄共内部的反对派所做的基本分析。主要的区别在于，事实证明，官僚机构奴颜婢膝和自私自利的程度反对派做梦都没有想到。

到1920年9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时，省委书记的任命制已经成为惯例，尽管当时仍倾向于由地方推荐担任这些职务的候选人。塞尔日（Serge）描述说，到了1920/21年冬天，“党内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困状态，党内越来越多地由书记们从上层管理。我们对这种官僚化束手无策，找不到补救的办法”。[39] 

斯大林集团的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个人联系可以追溯到1903年之前。他们是高效的、有能力的组织者，工作勤奋，通常有耐心和谨慎，对组织机关的工作轻车熟路并感到非常自然，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保守倾向。斯大林，作为总书记，体现了这个新的团体，团结了他们并把把他们拉到了一起。正是在他周围，他们形成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共济会。对这些 “实际的”人，这些“现实主义者”，这些“委员会成员”来说，花时间和精力达成民主决定是一种浪费，会拖延——甚至威胁到——必要的工作。[40]

在第十次大会（1921年3月）上，据报道，党的书记处负责调动和/或任命了4万2000名成员的职位。可以说，从这次大会开始，斯大林在党内处于如此强大的地位，也就只有列宁的直接反对才能把他赶走，而这正是因为他有一个机制来控制谁参加决策会议，确保“正确”的人成为分支的干部，等等。

第十次大会曾批准对那些行为过于粗暴和公然以至于令人忍无可忍的野心家进行清洗，但在第十一次大会（1922年3月/4月）之后，大会非常强调团结和党的纪律，清洗也开始针对于打击批评和异议者。[41]党的十一大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实行任命而非选举大会代表的大会。[42]十一大之后，从1922年夏天开始，书记处迅速加强了对党和国家机关的控制，并增加扩大了对忠于斯大林的人员的挑选并把将其强加给从属机关。[43]

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时，这种任命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抗议说，大约30%的地方委员会书记是由书记处推荐担任的。[44]事实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严重低估了任命的程度，最近的数据显示，191名省委书记中有94人是被推荐或直接任命的。[45]很快，所有行政区委书记和省委书记都会以这种方式获得他们的职位。

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呼吁自由选举地区和省级党的领导人，但在幕后，他却忙着确保中央机关的主宰和上级任命制。当书记处开始任命一个未经选举的省级机关来监督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的工作时，党内任何剩余的内部民主因素都被扼杀了。[46]

党的官僚化——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组织上的需要是书记处接管控制委员会。这些机构最初由思想独立的党员组成，可以保护基层党员不受霸道和官僚主义官员的影响。但是，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同意中央控制委员会应该在指导地方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当选为中央控制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大多数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这样一来，控制委员会就成了与党委书记平行的控制党员的机制。这个委员会的职能被颠覆了；它从维护党员的权利变成了一个加强控制的机制。[47]

即使是革命前的老卫队现在也受到了攻击；1922年书记处的一份关于干部分配的报告对“老男孩”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可塑性”，并认为内战后的新兵更加听话，因此更受青睐：

“那些年轻的，活跃的工人——他们在某个全俄代表大会或其他会议上当选，当他们在那里参加了会议并掌握了情况之后，他们已经比权威的、受人尊敬的老干部有了很大的优势”。[48]

对老布尔什维克的不满，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独立，这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与斯大林派系的做法发生冲突。

3.2.5 特权和其地位的确立

1920年，大约数万名布尔什维克党员正试图为苏维埃社会带来秩序。这些党员官员严重超负荷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正试图为苏维埃工人国家执政奠定基础。塞尔日就是其中之一，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们的工资被限制在‘共产主义最高限额’，相当于一个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我在黑市上变卖了我从法国带来的一些个人财物；如果没有在黑市上的这些肮脏操纵，我早就饿死了。我的朋友约诺夫（Yonov）的长子，季诺维也夫的妹夫，苏维埃的执行委员......在我们眼前死于饥饿。尽管在这期间，我们其实一直在看管着大量的存货甚至财富”。[49]

1921年后，一党执政得到了保证，这些党员和从沙皇政权继承下来的专家（工业经理和技术知识分子）一起，开始共同指导着国家和工业的行政机构。随着这层人行使其权力，他们开始积累物质利益，先是偷偷摸摸的，然后被党合法化。

正当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由老卫队组成的一个小圈子决定的时候，[50]他也同意采取了一个后来会被滥用并被用来使物质特权合法化的措施：打破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推动了官僚特权群体的发展。第11次大会上他指示中央委员会检查在职同志的物质条件，“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他们有可容忍的生活条件”。

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莫洛托夫（斯大林的亲密盟友）领导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22年8月向党的第十二次会议报告，并提出了一项决议，规定约15000名党的高级官员可以获得：(i)相当于高出中级和高级管理级别50%的工资，(ii) 住房和医疗服务被保障，以及(iii)子女的保育和教育。会议上，许多有资格享受这些福利的代表，他们热情地赞同了这些提议，然后呼吁中央委员会为未被纳入的农村分区的党员干部制定类似的制度。[51]

在十二大之前，强烈的物质抑制因素阻止工厂经理们加入共产党，但这之后共产党的身份则提供了大量的额外好处。卡尔(Carr)考虑了自称非工人背景的工业管理人员的数据，发现了两个趋势：1922年至1923年期间，这类管理人员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类管理人员加入共产党的比例增加了七倍。[52]经理们现在把加入共产党看作是保护他们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

毫不奇怪，在这个时候，党内和党的周围所有那些自由讨论政治问题的活动都被逐渐取消了。最先取消的是党的讨论俱乐部和学习小组，但后来所有的自由讨论，甚至是大会前的自由讨论，都会被劝阻，然后消失。[53]在一个以派系忠诚和物质利益为基础进行投票的组织中，客观、自由的讨论是不能被容忍的。党的新闻必须受到严格控制，《真理报》和《新闻报》，成了掩盖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部正在发生的极为尖锐的斗争的一种手段。例外的情况是，当党的机器动员起来对反对派发起攻击时，就像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新方向辩论中发生的那样。中央委员会很快就把这种控制扩大到全国，并在1925年后定期向地方报纸编辑发出指示，告诉他们什么应该发表，什么不能发表。[54]

3.2.6 国际上的挫折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和之后的那段时间是非常乐观的。[55]大规模的罢工和街头斗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共产国际下许多国家的政党都变成了群众组织——到1920年底，德国、捷克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都声称自己有30多万成员，法国的分部有14万，保加利亚的分部有2.1万多。

但革命浪潮被击退了。最具决定性的失败发生在德国和匈牙利。1919年1月5日，德国共产党（KPD）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允许自己被挑衅起来参加了过早的武装冲突。结果是一场灾难，右翼军队暴动，杀害了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数百名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在匈牙利，一个苏维埃政权在1919年3月21日至8月1日期间存在，但在机会主义（同意与社会民主党分享权力，而后者迅速背叛了革命）和极左主义（拒绝在农民中分配地主的财产，让他们没有理由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混合作用下崩溃了。[56]为了对于挑衅作出回应，红军曾挺进波兰，使人们产生了对波兰甚至德国革命的巨大期望，但却在混乱中撤退。这些事件加强了苏联内部的每一个保守的和非国际主义的政治趋势。

到了1923年，德国的形势再次迅速接近革命，这主要是由于德国货币马克的完全崩溃。1923年，买一杯咖啡需要一车钞票，由此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但出口行业却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工会的机构组织崩溃了，对议会制度的信念消失了，全国各地爆发了由工厂委员会领导的大规模罢工，对德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巨大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工厂工人中——主要是因为该党采取了统一战线战略。[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评估了局势，认为局势正在迅速走向革命，并批准了一个过于复杂的革命夺权计划。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有匈牙利的前车之鉴，但该计划纸面上行得通的前提是，德国中部“红色”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社民党内部左派分子领导的政府可以被改造成革命的堡垒。在许多工厂里，德国共产党的军事组织M-Apparat开始公开组织被称为无产阶级百人团（The Proletarian Hundreds）的武装防卫队。中央政府随后迅速采取行动，要求他们在三天内交出武器。最后通牒被置之不理。10月21日，军队进入萨克森州。[58]

在萨克森州，左翼社民党政府拒绝支持武装抵抗，也并没有呼吁举行总罢工，而是放弃了政治职位。德国共产党在伟大的工人城市开姆尼茨匆忙召开了一次工会会议，以发起全国大罢工的呼吁。被邀请坐在讲台上的是社民党劳工部长格奥尔格·格劳普（Georg Graupe），他在对罢工进行投票的节骨眼时，反对该提案，理由是它不符合宪法！一个支持率很低的总罢工很快就这样平息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了起义的计划，德国十月不是在轰轰烈烈中结束，而是由于策略上的错误灰头土脸地不了了之。[59]

德国革命失败的后果对俄国的政治局势产生的影响比德国要大得多。在1923年的夏天和初秋，一种国际主义的革命热潮震撼了党。会议、标语和文章都在庆祝德国十月的到来和苏联的孤立状态的结束。年轻一代以革命的热情作出回应，在他们的刺激下，党暂时恢复了活力。但是，德国革命未经斗争就被击败的冲击和它所引发的幻灭感，在俄国党内的讨论中回荡着。这种幻灭感，由于俄国领导人把革命的胜利说成是有保障的，所以更是加深了，它沉重地压在布尔什维克的士气和信心上，加强了孤立主义和把眼光局限在苏联内部的倾向，使斯大林受益匪浅。[60]

3.3 一国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斯大林采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TSOC）的时间。1924年4月至5月，《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题为《列宁主义基础》的七次系列讲座，准确表达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政策：

“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在一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府，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61]

讲座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但几周后，即1924年8月，小册子被撤下，10月又出了第二版，标题和日期与第一版相同，但表达了相反的观点。第一版没有出现在斯大林的作品集中，第二版则出现了：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62]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它是对官僚机构及其物质利益存在的辩护，它是为了应对疲惫和失望而产生的教条。[63]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回归，首先是在俄国，然后是在中国。

斯大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反驳列宁多次表达的观点中的结论，因为该结论对新生的官僚集团是极为可憎的，即社会主义仅在俄国就能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64]和 “不可想象的”。[65]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革命必须扩散到西欧，否则它最终会屈服于资本主义反革命。斯大林现在说，俄罗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因为它有广阔的空间、丰富的原材料和计划经济带来的优势。[66]

斯大林颠覆了列宁的观点，但从现在开始，反对派却将被说成是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是懦弱和悲观的。在筹备党的第十三次会议时，斯大林对他的对手展开了简单到不合逻辑的攻击：“（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者）......俄国革命剩下的唯一选择是：要么腐烂，要么堕落成资产阶级国家”。[67]“要么......要么”的二分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不是来自试图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俄国，而是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国社会主义将成为崛起的官僚机构的民族主义理论，用来阻碍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68]斯大林的理论为新上位者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即没有任何东西（除非发生战争）可以动摇他们对俄国的控制。在其早期阶段，斯大林的理论是防御性的，声称苏联是要通过提供稳定的支援基础来加强世界革命，并在措辞上排除了单独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69]然而，这个理论的吸引力对所有实用主义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在俄共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可以从目前的苦难走向繁荣，而不必等待其他地方的革命。[70]这在官僚群体的耳朵里一定听起来像美妙的音乐；而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首水妖之歌，是首靡靡之音。

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能够在受到挑战之前将这样一个明显的反列宁主义政策推行的如此之远。一国社会主义在1925年12月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通过。[71]然后，斯大林故意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第十五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以消除反对派的批评之声。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会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被大会的吼叫声野蛮的叫停，尽管他们指出该理论是建立在对列宁的明显曲解之上的。从此时起，忠诚的党员就是毫不怀疑地接受斯大林对 “列宁主义 ”的解释的人。[72]

一国社会主义取代了列宁的要求，即在俄罗斯实现社会主义之前，“至少要在几个先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73]转而要求停止帝国主义的干涉，以便俄国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工作。有了这样的观点，把共产国际各个国家的党支部们看作是保护苏联不受帝国主义攻击的筹码，也就只差一步了。

今天，当我们研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时，乍一看，很难理解为什么国际运动中有几十万之多的诚实的共产主义者会接受这种破坏性的、反动的胡说八道。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理论的背后似乎有十月革命的权威，并且得到了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的物质资源的支持，且这个超级大国准备使用任何方法来使它的反对者闭嘴。[74]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并将其贯彻地如此极端，以至于中共在1979年初与越南工人国家进行了一场短暂而尖锐的战争。毛泽东如此坚定地推崇和平共处的政策，以至于1972年2月，所有美国总统中最被鄙视的一位——尼克松——被邀请到北京，之后尼克松觉得可以对越南的独立战争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轰炸了（越南）与中国的铁路连接。

3.4 斯大林主义和平等主义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创始人承认，革命后的社会将需要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但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官僚机构的重要性预计会不断下降，并很快消亡。在反革命势力被打败后，社会将不需要针对内部的国家暴力。[75]然而，苏维埃社会的实际发展却与此相反。官僚主义的程度不断提高，公民之间的物质不平等不降反增，国家的镇压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飞速增加，真正的民主权利在萎缩而不是增长；这个政权似乎正朝着与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发展。十月革命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强烈的平等主义，但苏联社会的现实是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出现，社会分层化和差异化日益严重，从而造成了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

俄罗斯官僚机构建立在特权的金字塔上，因此斯大林一贯以来敌视平等主义思想。在列宁去世后和整个三十年代，工资和薪金的差别被推到了极致。1931年1月5日，中央委员会宣布增加工资差距，《真理报》还领导了一场反对平均主义的媒体宣传攻势。[76]斯大林主义政权滥用了反对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合理论点——【编者注：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完全的平等还无法实现】，为劳动力内部的工资差别辩护。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在技术较好、工资较高的工人中获得对工资差别和特权制度的支持，尽管官僚自己是这种制度的主要受益者。1932年，斯大林谴责薪酬中的平均主义是“反社会主义”，并批准取消最高工资标准——该标准将党员的最高工资限制在每月约250至300卢布。就此，特权就像泄了洪一样，所有闸门都被打开了。[77,78]

3.5 妇女与家庭

1917年，在所有主要大国，妇女不仅没有投票权，而且还被缠在了一个厚厚的歧视性法律和性别压迫的网络中。1917年10月的苏维埃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苏维埃俄国的妇女获得了充分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包括拥有财产、担任户主、婚后分居权和单方面要求就可以获得离婚的权利。苏联法律保证妇女同工同酬，同时还为她们提供在职保护。也有其他法律保护和帮助母亲，并保证非婚生子女的充分权利。堕胎在1920年变得合法。1922年通过的苏维埃法律也加强了妇女的选择自由，该法律规定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关系是合法的。欧洲这个最落后的国家在五年内取得的成就比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千年前后取得的成就还要多。[79]

1919年，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妇女部（Zhenotdel），这个组织是为了把妇女团结起来，为实际落实她们新获得的合法权利而进行斗争。数以千计的妇女部人员前往工人区和农村。她们组织了妇女俱乐部，并通过这些俱乐部使数万名妇女代表被选入地方苏维埃和其他组织。妇女首次担任法官，并被任命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职位。然而，妇女部的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党员或党员的妻子，这往往使它成为党的女性下属团体。[80]

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这些举措被逆转了。国际妇女月刊在1925年被关闭，妇女书记处在1926年被关闭，妇女部在1930年被关闭。[81]这些都是斯大林政权蓄意的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苏维埃社会中的保守态度和社会结构；妇女权利问题被排挤出了议程之外。官僚机构认为传统家庭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国家所没有提供的东西——家务劳动和看护照顾儿童，还因为它有助于满足官僚机构争取社会里面保守倾向的支持；因此，该政权现在大肆鼓吹家庭的神圣性。十月革命建立的婚姻和家庭法被改写了。在革命后的几年里，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儿童免受“停滞不前的落后传统”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家庭那看似“自然”的权威结构。现在，苏维埃政权急转直下：成为妻子和母亲是国家宣传机器所赞颂的目标。[82]

1934年，同性恋被定为刑事犯罪，可判处最高8年的监禁。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反对性滥交、迅速和随意结婚、以及通奸。1936年，合法堕胎被废除，除非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或可能遗传严重疾病。[83]一场反对过于频繁和轻易离婚的运动被开展，并在1935-36年实行了离婚税：对第一次、第二次和以后的离婚征收50、150和300卢布的费用。[84]

1929年启动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数百万妇女带入劳动力市场。妇女就业为她们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但它不一定就能创造解放本身。由于改善女工的生活不是斯大林政权的政治优先事项，它从未真正超越将其视为一个经济问题和一个生产成本的狭隘视野。因此，社会公用的食堂（如工厂食堂）和社会洗衣房的状况仍然令人震惊；经济条件较好的工人几乎不再使用它们——这意味着工人的妻子们又回到了锅碗瓢盆中。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数量仍然远远低于需求，而且质量很差。[85]

1944年7月8日的法律清楚地表明了官僚机构的保守态度和对之前家庭进步性政策的反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该法律使离婚几乎不可能实现，并重新确立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法律差异。非婚生子女不能再要求取用其父亲的姓氏、抚养费以及获得继承权。[86]

3.6 斯大林、毛泽东和理论创新

毛泽东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贡献。然而，对他的著作的仔细研究证实了这样的看法：毛泽东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斯大林主义者，他的许多所谓的创新，只是有意识地将斯大林为保护官僚机构的需要而凭经验主义发展的手法，转移到了中国。[87]

在俄国，社会不平等随着“新的特权阶层的壮大而加剧，他们渴望权力，渴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对自己的地位感到恐惧，对群众有致命的恐惧，对任何反对派充满仇恨”。[88]为了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这层人正在把苏维埃政权变成一个官僚暴政，并以不断增加的镇压来扼杀抗议。苏联国家机器当时正在成为一个保护特权的机制，而普通公民则工作过度，食物不足，住房不足。但一个对其公民的监督如此严密、镇压如此明显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却必须被证明是合理的。[89]斯大林的辩护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毛泽东政权所采纳，并得到发展和应用。

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期望截然相反，斯大林公然宣布阶级斗争不会消失，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变得更加尖锐。1933年，斯大林认为，苏联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软弱无能的”，但随着他们的社会分量下降以及社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莫名其妙的）他们反倒将成为更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国家镇压，包括监禁、流放和处决“阶级敌人”，中止民主权利，并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强国家的镇压机制。[90]

后来，毛泽东会引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即对政权过度行为的批评，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来为反右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护。但实际上，镇压的程度和警察国家的力量反映了官僚机构对工人阶级和那些剩余的革命共产党人的恐惧，他们可能在政治危机中充当火花。

斯大林通过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美化了官僚政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以及在清算富农这个阶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标志着“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土地上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胜利”。[91]财产所有权（如国有化工业和集体化）被认为对界定苏联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而恰恰被忽视的是为了支付五年计划，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可怕的贫困状态中。被忽视的是由于管理不善、工业化速度过快和强制集体化，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而被忽视的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此时苏联工人的产量约为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物质分配方式（存在着严重社会不平等），以及最最重要的是，缺乏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民主。与斯大林主义类似的概念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定义的准则。

1936年6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新的苏维埃宪法草案。题为“社会结构”的第一节的结论是：“在苏联实行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92]这将是中共内部关于中国工人国家何时以及如何产生的辩论中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编者注：这个辩论是指按劳分配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原则还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这个公式的目的是为苏联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辩护。“各尽所能”是指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包括警察恐吓的鞭子，榨取最大限度的劳动力；而“按劳分配”是指大多数劳动人口生活在普遍贫困之中，拿着近乎挨饿的工资；但就与此同时，上层人士保留着特权和奢侈的生活。[93]斯大林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等同于“按劳分配”原则——这个资本主义原则最明显的体现在了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中。

同时，在军队中，从中尉到元帅的军官等级制度被重新建立起来。这些变化并不仅限于头衔的引入。军官团还获得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一个加快速度的建设计划旨在改善军官生活区域，工资被大幅提高（高达约50%）。这些改革有一个纯粹的政治目的：赋予军官以新的社会分量，使他们有别于普通士兵，并使他们更接近于统治精英。[94]

周恩来自豪地吹嘘说，在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95]而周恩来和他的共同思想家到底是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的，则他们在一年前就于解放军中引入了正式的军衔制度这一点上暴露无遗。

斯大林改变了革命党的概念和理论。在一系列的步骤中，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战斗党的这种机制，被转化为一种凭借总书记这个位置就可以控制苏联政治生活所有方面的机制。从对最重要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开和坦率的辩论（即使在打内战时也是坚持如此），到用诽谤和谎言取代自由辩论，到使用恶霸和流氓战术；甚至到反列宁主义的概念即多数人永远不会错，到使用秘密警察压制反对派；斯大林一步步走向了书记处即是一切、而党纯粹就是个附属品的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对党的理解，只是“党主席”取代了“党的总书记”。

斯大林还将反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概念引入党的工作：他在党的十七大上宣称“......我们的党和（它的）领导人的力量和威望，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是他们的工作决定了一切，或者几乎决定了一切。......所谓的客观条件起到的作用已经降到最低限度；而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人所起的作用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格外大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工作中的失败和缺陷，有十分之九的责任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在于我们自己，而且只在于我们自己。”[96]这种膨胀的、虚荣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毛泽东接受，并在强行推行公社和所谓的大跃进中发挥到了极致。

3.7 1923-1929年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秘密档案的开放，使人们获得了大量关于苏联革命干部培训的新信息。[97]苏联有许多重要的培训中心，如为党内高级官员服务的国际列宁学校，但这里值得关注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UKT），因为在1930年后的一个重要时期，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都在这里接受教育和培训。

从1925年起，数百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涌入俄国并在中山大学学习，而中山大学则试图从哲学基础和学生的世界观开始完全塑造学生的思维，但核心却是给学生彻底培训斯大林主义的党组织和纪律概念。[98]因此，得知最重要的课程是学习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也就不奇怪了。[99]1927年后，学生们还被要求参加关于“托洛茨基的错误”的课程。

1925年11月，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苦大众大学的学校在莫斯科正式成立，有近300名学生。这所大学的寿命只有5年，在其鼎盛时期，入学的中国学生不到一千人，但它是俄共当权派系支配中共的一个关键因素。从1930年到1935年，它的学生主宰了中共的领导层，此后许多学生继续担任重要职务。例如，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95名中央委员成员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曾在中山大学学习。[100]

描述在中山大学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必要的，以了解这些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接受了什么被认为是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正常做法，以及他们如何获得权威。

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在大学成立时被任命为校长。[101]然而，从1926年3月蒋介石政变开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入主义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会削弱革命的前景。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的《真理报》上亲自批评了他，之后他被罢去了校长职务。

拉狄克被帕维尔·米夫（Pavel Mif）取代，他是斯大林的热心支持者，先是被提拔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主任，然后是中山大学校长。在两年内，米夫成功地在自己周围组织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被称为“28个布尔什维克”；而米夫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将把这些学生放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1929年夏天，米夫辞去校长一职前往中国，次年大学被关闭。

当米夫担任校长一职时，一位名叫王明（陈绍禹）的学生用了各种办法和他拉近乎，赢得他的信任。王明是在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是第一届毕业生中的一员（1927年，大约23岁），但他仍留在大学担任翻译，偶尔协助米夫研究中共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其他文件。米夫发现王明是一个对他有用的人，从那时起，王明就作为米夫的内线报告大学和党的事务。

最初，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成立了自己的党分支，这可能是为了图个方便，因为很少有人会说俄语。然而，在1926年底，中共莫斯科分支被解散，其成员转入俄罗斯党，尽管大多数人被降级为候选党员，对政策决定没有投票权。从这时起，大学里的所有党员会议都有受秘密警察雇用或审查过的“俄国人”的参加，而大学里的所有关键党员职位都由俄国人担任。[102]

通常情况下，每个党小组有20名左右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一个俄罗斯监督员。在会议上，每个学生都必须就所讨论的主题发言。不允许任何人保持沉默——这种做法是为了在异端思想形成之前将其挑出并加以处理，并确保每个人都坚持可被接受的观点。[103]

1927年2月，克鲁普斯卡娅【编者注：Krupskaya, 列宁妻子】应邀在大学演讲，她发表了正式主题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演讲。党分支对女学生的态度特别专横，这在其文件《培训工作的具体指南》中有所规定，而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来看，她似乎已经被告知所发生的事情。

克鲁普斯卡娅关心的是如何驳倒《指南》中坚持的态度，其认为党员没有个人自由意志的权利，而这在当时的官僚机构中是一种普遍态度。在共产主义组织中，确实必须有纪律和明确方向，但这应该是自律，是通过执行以共同目标为基础而共同商定后确立的任务而产生的自律。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共产党人按照党的指示工作，但除此之外，共产党人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毕竟，加入和离开党都是个人行为。将自由意志视为缺乏纪律的表现是非常不正确的。党的团结不可能通过向党员强加思想的恐怖行为来实现，而是需要党员在相关问题上自觉达成一致。在党内营造一种党员之间相互猜疑的气氛会严重损害整个党。她说，党的团结应该建立在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这种论调暗中批评了党的制度体系，帮助许多潜在的反对派下定决心。

在大厅里的男性离场后，她会见了大学的女学生。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如果女党员怀孕，将受到严厉的批评。党分支的立场是，女性共产党员不得生育。党分支认为，这样做会使她们变成单纯的家庭主妇，她们会把养家糊口看得比从事革命工作更重要。结果一些学生因受到恐吓而堕胎。克鲁普斯卡娅承认，有了孩子会使地下工作变得困难，但认为强迫堕胎并不是解决办法。她建议，位于莫斯科郊区的为大学女学生的子女托儿所应该以此为目的进行扩建。克鲁普斯卡娅的访问给了女学生们巨大的知识上和情感上的支持。

1927年3月上海工人夺取政权时给学生们带来的精神振奋，使蒋介石后来的背叛更加令人震惊（见第6.3节）。学生们被期望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蒋介石的政变是苦口良药，因为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代表着国民党摆脱了它的右翼。学生们尽职尽责地遵循了党的路线，宣布支持以汪精卫为首的“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然而，斯大林以前的和蒋介石极度亲近温情的政策（莫斯科党组织曾计划在五一游行中展示纪念蒋介石的巨大雕像）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生们对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提出质疑。

5月13日，斯大林出现在中山大学来解释对华政策。[104]斯大林对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作为“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心”的明显信心，以及他关于它能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的预测，很快就会被证明是危险的胡说八道。党的主席团安排大学里的所有党小组召开会议，讨论该演讲。小组书记被要求利用这些会议不为斯大林的演讲进行解释，而是批评反对派。不试图从寻求紧迫问题的有效答案的角度来讨论中国革命，这些会议只是为了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的派系斗争中支持斯大林。而学生对这些做法并不感冒。[105]

在两个月内，在“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统治的地区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开始了。学生们（现在人数超过550人）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怎么回事以至于导致了数千名的中共党员被屠杀，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对许多学生来说，他们无法理解的是，在国民党左派将领杀害共产党人的时候，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决议（1927年7月14日），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左派内部。他们还发现，对这些事件的自由讨论和党内意见分歧受到如此严厉的压制，这让他们难以接受。[106]

党分支委员会的态度变得更加专制，会议上的报告现在主要限于反对派的“罪行”，那些为了获得对事件客观看法的阅读材料被大力压制，他们还试图确保反对派的文件不进入大学，只批准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表达无保留支持的材料。这样的限制却只是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许多学生对发现反对派真实言论的兴趣。[107]

面对中国的灾难，斯大林迅速而决断地采取了行动。1927年11月11日，中央委员会宣布，反对派的集会，即使是在私人住宅中，也将被武力驱散。[108]三天后，中央委员会和控制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开除了所有身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科夫斯基、斯米尔加和叶夫多基莫夫）。在随后的日子里，数百名反对派人士被逮捕。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日至19日）开幕时，1600名代表中没有一个来自反对派，并一致宣布反对派的纲领与党员身份不相容。[109]

为了向自己的追随者证明他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恰恰在大会期间组织了一个政治噱头。一场起义将在广州发生，以证明他自己对中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争取到政权。大会按照字面意思全盘接受了这个消息，并热情地欢呼这一“胜利”。

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在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并没有得到城市群众或周围农民的支持、且在广州及其周围仍有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夺取广州（详见6.3节）。艾尔曼（Elleman）描述了大会和起义的日期是如何被刻意安排的，以便起义【编者注：在俄国内部】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并认为有七千多名工人为掩盖斯大林在中国的错误而付出了生命。[110]到12月14日，广州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牺牲了，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开始了，尽管这一消息却完全没有被带到大会上。

在形式上认可党的所有决议的同时，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能依靠共产国际来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在事件的压力下，许多学生打开心扉并寻找起问题的答案。其中的许多人将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成员。然而，那些右派学生（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却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正是农民对自由和土地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引发了蒋介石的两次政变。[111]

1928年初，一些参加过失败的广州、秋收和南昌起义的革命家以及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开始抵达中山大学。[112]这些人提供的报告和讲述在很大程度上使许多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变得激进，并使他们对官方路线产生怀疑。

由于米夫并不在俄罗斯而是在中国（王明在俄罗斯），在拉狄克离开和米夫担任校长一职之间出现了短暂的空隙。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出现了两个派系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个人权力斗争：一方面是由莫斯科中共党分支被罢免的领导人（“幸存者”）主导的党分支派别，另一方面是由高级学者领导、得到大量学生支持的学术事务派别。米夫回国后，在王明聚集了大多数未表态未站队的学生的情况下，米夫很快就掌握了校长的位置。在这场短暂的斗争中，王明以校长的发言人的身份出现，继而成为学生团体的领袖；在这个身份下，他开始形成联盟，这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基础。

紧接着在这之后，就迎来了十月革命的十周年纪念，在庆祝活动期间，中山大学的学生公开示威以支持反对派。在一名学校工作人员（贝拉·埃普施泰因，他将在1938年春天被枪杀）的帮助下，十或十一名学生制作了标语牌，上面写着“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万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口号。[113]这些学生与另外一组留学生的队伍一起游行，然后在到达列宁陵墓对面时，展开旗帜，开始喊口号支持反对派。震惊的斯大林指示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进行彻底调查，并迅速向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其调查结果。

随后慌忙的调查一致决定将埃普斯泰因和那些他们设法查出来的学生开除出党。被发现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只是托洛茨基同情者的学校工作人员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雇。[114]正是在这一事件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群体正式成型了了。

重要的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需要自己的独立组织，因为在俄国当局的支持下，他们现在控制着党的分支。米夫并没有创造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反而是他们自己在中山大学的第一次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的表现其实就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因此他们引起了米夫的注意，并让米夫认为他们确实是一股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力量。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成立，就决心根除对其统治地位的任何潜在威胁，于是对开始重新争取并维护自己地位的学术事务派（现在名为第二线）的残余分子采取行动。

对“第二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指控为：他们根据老乡的亲密关系组成了一个非法的反党团体，即“江苏-浙江友好协会”。[115]在提出这一指控的同时，这29名布尔什维克则竭力掩盖他们中几乎每个人都来自长江流域的事实。[116]

这29名布尔什维克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最后苏共中央控制委员会认为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对其反党的指责。正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忠亮后来承认的那样：

“一些很勉强的证据被发现了，这顶多模糊地表明这样一个组织可能已经形成了，尽管当时我不相信它正式存在。但是，在权力斗争中使用夸大其词作为武器，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不寻常的事情，而且也许这种武器在(斯大林主义化)共产党内的使用比其他地方更随意更自由。”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不仅仅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还包括利用格别乌(GPU)对付他们的同伴。这使学生群体与其疏远，而学生中的大多数人现在都支持“第二线”。这种行为充分说明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心态，他们为了提高自己在大学和党内的地位，准备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导致一些“第二线”领导人被判处在难以形容的恶劣条件下进行多年的强迫劳改。应该记住的是，这其实是两个斯大林主义集团之间以个人权威为基础对地位的争夺，在此之中王明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他的目标——登上最高权力位置，他认为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无论它有多么可耻。

王明现在准备挑战整个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权威，将其与“第二线”联系在一起，并在之前“老乡拉帮结派”的指控上还要进一步添油加醋，加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指控。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现在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包括以“左倾机会主义”为由攻击瞿秋白。瞿秋白于1927年8月7日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而当时，按照共产国际正在形成的惯例那样，把中国共产党最近失败的锅扣到了他的头上。[117]米夫把这些批评带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后，在1928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被撤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并被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当时在场的周恩来评估了王明的攻击是多么的野心勃勃：“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不能胜任，要换人。”[118]在收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判决!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斯大林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马克思主义的头脑......(从而)能够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在1928年7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阐述了他的解决方案：

“现在我们真的应该埋头组织一个隶属于如下机关的党的顾问系统：中共中央、中央各部门、各省的地区组织、这些地区组织的部门、党的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农民部门、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部门、中央机关报[报纸]、中国工会联合会.....一个结构必须被建立以使所有这些党的顾问在中央委员会的首席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工作......党的顾问将弥补中共中央委员会及其高级地区官员的巨大缺陷。他们将（暂时）作为钉子来把现有松散的联合体整合为一个党。”[119]

这个提议揭示了斯大林对同中共之间建立起兄弟关系的态度，即通过他的代理人从上到下地控制中国共产党。而由斯大林任命的米夫则会非常清楚斯大林的意愿；显然，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1929年4月的苏共第十六次会议在俄罗斯党内发起了一场清洗，并决定将其扩大到对苏联境内的所有外国共产党员进行大力清洗。[120]在1929年秋天：“铁面无私”的清洗委员们，这些经过无数次对反对派的猎杀而变得强硬起来的经验丰富的秘密警察，他们来到了中山大学。[121]在这些政委的主持下，一系列的会议被排上议程。王明精心挑选了他可以信赖的成员，这些成员的任务是对“反党”分子进行轰炸式的指责。

中山大学的清洗会议是一场令人惊愕的经历，最轻微的政治或个人瑕疵都被公开和无休止地质疑直到现场弥漫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氛围。这种迫害导致学生中至少有一人自杀。到最后，格别乌（GPU）掌握了大约八十到九十名学生的名字。这些人作为反对派领导人的嫌疑人被逮捕，并立即被带到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的格别乌总部下面的地下监狱。审讯的自招方法是剥夺睡眠，同时强迫他们站着直到获得“口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些审讯。[122]对那些没有立即招供的人使用的审讯手段没有被描述。

这场清洗的强度和复杂程度都在增加，到最后，格别乌已经逮捕了把171名中国人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者逮捕。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但绝大多数人被立即开除出党，相当一部分人被送往集中营，如西伯利亚阿尔泰金矿强制劳动营，据报告说很多人在那里被强制劳动致死；有一少部分人被送回中国，因为他们没有人愿意传播托洛茨基主义。[123]

王明于1929年初返回中国。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力于1930年底返回，并将上海作为其总部。1930年11月或12月，米夫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秘密会面，计划在中共内部发动领导层政变，推翻并取代党委书记李立三，建立 “王明帝国”并在1931年1月的中共四中全会上任命年仅26岁、在中国没有任何实际政治工作经验的王明为总书记。[124]

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那些接受过彻底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训练的人手中。但这些人也接受过俄罗斯大清洗期间使用的斯大林主义方法的训练。他们有压制党内民主的实际经验，有使用赤裸裸的谎言、污蔑、勒索、威胁、恐吓甚至身体暴力的经验——作为解决党内政治争端的可接受手段。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曾亲自参与了格别乌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的残酷审讯。[125]

3.8 总结

俄国共产党的堕落始于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无原则地联合起来阻止托洛茨基的地位上升，而最后以斯大林派官僚集团的上台而结束。从个人诽谤、政治谎言和对真相的压制，斯大林派堕落到了对政治对手的组织恐吓和人身恐吓，然后是酷刑和处决。为了孤立和压制反对派，一种猎巫式的歇斯底里气氛被故意创造出来；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接受培训的。值得称赞的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一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从其余那些准备用反对派的鲜血染红自己双手的人中，斯大林主义者从中选择了那些将在下一个时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人。

苏联事件的进程是由远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者们的个人素质更深的历史原因决定的。面对在内战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情绪和倾向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自己的英勇努力感到疲惫，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心灰意冷，而且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内无产阶级与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产阶级自身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复苏。

“三驾马车”的形成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出现的分歧随着事件证明一方的正确或错误而得到纠正，但从现在开始，对事情的决定以及分歧将建立在派别基础上。对多数派的忠诚很快就会取代对党的忠诚，而那些反对派则被视为反对党——这都将成为普遍做法。比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提出符合形势需要的路线而言，打败反对派变得更为重要。揭穿【编者注：斯大林主义】派别路线的事件被隐藏起来，不为党员所知。在党的最高层，个人考量取代了政治考虑，这使三驾马车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变得非常剧烈，并导致了党的领导层的迅速堕落。

斯大林立即大力地主导发展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并让党的宣传机器疯狂地加足了马力；列宁在每一个概念、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分歧上都是正确的，而一直在他身边的同志是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巧妙地利用所有老同志对列宁的自然感情和推崇、爱和尊重，把列宁变成一个偶像，掩盖了列宁的所有错误，并给他的政治思想冠以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直线性。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列宁的批评变得不可能。

列宁政治遗产的活力被完全被抹去了。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列宁在1917年从阶段论到不断革命论的变化被抹去了。口头上接受列宁的所有建议，而（官僚集团事实上）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俄共的情况是这样的：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被罢免的了。他视野狭窄、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他的经验主义、个人膨胀和虚荣心凸显出来，使他成为崛起的官僚集团的自然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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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Pantsov, Chinese Students …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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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Yueh, Op. cit. p118.

第四章：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兴起

4.1 引言

斯大林对中国的前瞻是，民族资产阶级将领导一场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国民党的领导层——不管他们自己的意愿如何——是客观上革命的力量，不会背叛自己的革命。

这种观点的假设是：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国民革命军的军官阶层）在彼此间比他们和帝国主义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据称，这个多阶级联盟可以形成“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在1905年提出了这一理论，但在1917年坚决反对它）[1]，并完成民族革命，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资产阶级国家。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对此有着更正确的认识。他们明白，革命不会在命令下停止，而是会直接冲向苏维埃政权。他们因此而做出了计划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他的第一次政变【编者注：即中山舰事件】，明确无误地表明资产阶级打算控制中国革命以保护其与工农截然不同的利益。

尽管有这样的警告，斯大林仍然认为全民族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反帝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必须牺牲自己组织和政治的独立性，屈从于国民党。为了将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应将造反的农民限制在国民党可接受的范围内，即停止没收土地。

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军队北上并控制了主要的工业中心。此时，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再也无法控制在一个政党内。国民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将是发动白色恐怖，并屠杀所有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最高峰时有六万，其中约一万二千人为女性[2]，而他们其中绝大多数人在1927年底将退党或死去；这标志着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结束。

4.2 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1926年3月20日

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开始公开主张将共产党人踢出国民党，并反对广州政府政策的激进成分。引起右派担忧的直接原因是工人阶级在省港大罢工中的动员；中国工人正在成为民主革命运动中一支强大的领导力量，有力地推进了运动并大大加强了国民党左派。

1925年7月，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包括共产党人士）首次公开争夺领导权的较量是在广州的（国民党）党内选举。左派大获全胜。对省港大罢工表示支持的汪精卫宣布成立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由他本人担任主席。

右派随即召开自己的会议，要求国民党：1.驱逐共产党人；2.将权力交给军队；3.罢免鲍罗廷及其俄国军事顾问；4.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迁往上海。国民党中执委委员戴季陶编写了一本反共小册子，号召右派行动。之后，一场不断攻击共产党人和左派的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在黄埔军校的学员中尤为成功，反共分子（占大多数）在那里自成一个圈子。[3]另一边，彭述之在《新青年》1925 年 12 月刊中发表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编者注：该文实际发表于 1924 年 12 月的《新青年》国民革命专号】。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指出，包括工业资本家在内的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过于紧密，无法成功领导一场民族独立革命。[4]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和中共占据了主导地位，汪精卫被确认为领导人。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执委委员。大会谴责了右翼的行为，强调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结盟的必要性。[5]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认为这一切进一步证明了“党内合作”(bloc within)的成功和右派的虚弱。

在孙蒋的远大北伐理想中，国民革命军将在蒋介石领导下击溃北方军阀并统一全国。蒋介石明白，没有苏联大量的物质支持，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苏联驻华顾问反对北伐，反而表示倾向于冯玉祥（所谓的“基督将军”）的“国民军”。蒋介石担心他远征所需的军事物资会被转移。他也不希望在向北京进军时留下一个受鲍罗廷政治影响的国民党政府。有必要对共产党及其盟友进行一场突击，以确保国民党军派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但同时又不引起太大的反应。如果处理得当，此举还可以消灭他在国民党内的竞争对手。[6]

3月19/20日夜，蒋介石“发现”了一个据说是由共产党海军军官组织的阴谋。蒋介石的部队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处，逮捕所有他指挥下的军队的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并且，尤其重要的，蒋介石的动机在他搜查并关闭了当时正值省港罢工高潮的当地工会之中暴露了出来。[7]

1926年3月20日上午，蒋介石成为了广州的主人。所有火车站都被占领，所有电话通讯都被切断，并宣布了戒严令。蒋介石证明了他在国民党内掌握实权。他的下一步行动是尽量减少事件的影响，以确保获得胜利进军北京所必需的苏联持续物质（和政治）支持。在公开场合，蒋介石将该事件描述为一场误会；他向苏联顾问道歉（这些顾问则责怪中共的宣传过火），并将其部队撤回兵营。[8]

蒋介石的政变在苏联内部是保密的，但一年后，拉狄克在《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泄露了这一消息。《真理报》急忙发表了一篇来自武汉的答复，肯定了蒋介石对国民革命的忠诚，且宣称国民党内部没有任何党争。[9]

4.2.1 政变的結果

处于困惑和迷茫中的斯大林并没有做出公开回应，而是与蒋介石达成了幕后交易：苏联明确支持北伐，对政变大事化小或否认。

3月22日，苏联大使馆参赞索洛维耶夫（Соловьёв）会见了蒋介石。次日，汪精卫称病前往法国。3月24日，包括黄埔军校首席顾问在内的许多苏联顾问离开中国。蒋介石安排自己的人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支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并协助接下来的北伐。在排除了反蒋或脱离国民党的可能性后，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诺支持蒋介石。[10]

右翼政客和商界人士接二连三地赞美这位轻而易举地把资产阶级统治强加给群众运动的人。而中国共产党的不作为展露了其严重的软弱性，破坏了未来与国民党左派结盟的可能性。

面对政变，彭述之和陈碧兰（《中国妇女》编辑，也是彭述之的配偶）前往广州，与鲍罗廷一起召开了一场共产党领导人会议，讨论中共是否应该：退出党内合作集团，代之以独立组织的合作；扩张其领导下的军事单位并与国民党左翼的军事力量联合。但这些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鲍罗廷通过透露斯大林已经亲自下令维持现有的国共“合作”，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11]

斯大林、布哈林和苏维埃顾问们不仅对政变发出的警告视而不见，还积极进行隐瞒。国际共产党报刊故意发表误导性的材料；当政变的消息出现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时，1926 年 4月8日的《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称其为“谎言报道”，而在5月6日刊上吴廷康称其为“帝国主义者的捏造”。[12]

蒋介石的下一步行动是将自己伪装成群众的英雄。在1926年的五一节，代表一百五十万工人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邀请了蒋介石作为嘉宾，他现在是一支由训练有素的军官指挥的高效军队的总司令。在中共的支持下，这位资产阶级代表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身着军装的蒋介石对着空气击拳，高呼“世界革命万岁！”[13]

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国民党党魁，并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中革军委特别全会上，给中共保持党内合作集团提出了以下要求：

1.中共报刊不得批评孙中山的反阶级斗争原则。2.中共必须交出其在国民党内的党员名单。3.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任何高层委员会中不得控制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4.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或政府部门的负责人。5.未经上级批准，国民党党员不得以党的名义召开任何会议讨论党务。6.未经上级机关允许，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治组织或从事党外政治活动。7.如果中国共产党要向其在国民党内的成员发出指示，这些指示必须首先提交给一个非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联合委员会批准。8.任何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党员都必须辞职，不得重新加入国民党。[14]

在革命需要布尔什维主义领导的时刻，共产国际执委会把中国共产党禁锢在资产阶级政党左翼的行动框架内。在莫斯科看来，国民党是“一个独特的工农政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即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封建秩序的总斗争中的阶级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革命集团”。[15]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把国民党吹捧为一个友好的革命党，并保留其在执委会中具有建议权的代表。

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致命的限制：它不能公开批评国民党，不能在国民党内组织派系以争取改变官方路线，它必须公开认同孙中山的资本主义原则，它不能够武装人民、组建苏维埃、解除资产阶级武装，也不能做争取国民革命军士兵的工作。鲍罗廷援引布哈林的话公开说，共产党人的活动仅限于为国民党做苦力。[16]

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将使许许多多共产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对许多中共党员来说，对国民党的让步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值得的，毕竟他们入党时就被要求接受党内合作集团，并不断接受与国民党决裂会破坏反帝斗争的说教。斯大林主义错误的教育，包括它对盲从共产国际的要求，将导向革命运动的崩溃。

地主们把3月20日的政变当作攻击农民协会的许可证，杀害农民领袖的行为变得十分普遍。共产党人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将杀戮的责任归于个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而不是地主制度。这一做法将被不断重复。在广东省，袭击尤为严重。1926年6月26日，陈独秀在其呼吁书中报告说，中共领导层要求鲍罗廷从分配给蒋介石的步枪中抽出5000支，让广东农民保护自己。鲍罗廷拒绝了，理由是农民可能会利用枪支夺取土地，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可接受的。

1926年底，鲍罗廷在华中汉口的农民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应该支持作为统一中国第一步的北伐。必须先打败军阀和帝国主义，然后成立全国政府。这将(1) 对农民做最低限度的土地分配，(2)降低地租，(3)在县、省和国家各级建立人民政府。这正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给出的拖延方案，也是他们被消灭的原因。

4.3 北伐：从广东到上海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四个多月后，自以为后方已无革命危险，便开始北伐，企图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规模并不大，只有约 10 万士兵，而军阀部队则超过50万。它取得一场场胜利的原因是其活力与民众支持。[17]与国民革命军并肩作战的还有一大批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做了充分的工作，以至于军队往往只需向一村庄或一城镇推进，军阀的部队就会烟消云散。为了支持国民革命军，铁路和电报工人会努力去瘫痪军阀的通信，农民会刺探军阀部队的动向并立即告知国民革命军，他们还组成游击队袭击军阀部队的后方。有时，地方农民协会甚至在国民革命军到来前发动起义。[18]

国民革命军兵分两路，西面的部队向长江流域中部的行政、工业和交通中心，战略重镇武汉挺进；东面的部队由蒋介石率领，向江西省会南昌进发。

当国民革命军开始进军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会议收到并再次否决了彭述之在陈独秀支持下提出的共产党人退出党内合作集团并与其左派建立统一战线的动议。[19]发表的会议进程浸透了中共试图说服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对其利益没有威胁的渴望。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很典型，它建议将中共的政策限制在国民党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减租减息、降低税赋和罢免腐败官员。这种谄媚的做法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挫败。

中共领导层投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不仅是因为后者有着十月革命的威望并提供了维持党的大部分资源，而且也是出于对这个助其建党、在最初的艰难岁月里提供了必要的领导的组织的忠诚。但现在，共产国际提出的行动方针却与列宁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总书记陈独秀在公开场合遵守纪律，声称国民党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柱之一，但在中共内部却极力将两个组织分开。

共产国际代表竭尽全力争取中共的领导权以反对陈独秀和彭述之，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是把那些同意共产国际观点的人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妒忌者以及那些真正相信阶段论方法的人都追随鲍罗廷的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陈独秀和彭述之在提到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时得到的支持不断减少，而在党内，大多数新党员（鉴于党的迅速发展，他们占绝大多数）都是在支持蒋介石和北伐的基础上加入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二号驻华代表（仅次于鲍罗廷）M.N.罗易后来声称，此时中共领导层的大多数人都赞同斯大林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相信农民运动‘过火’的故事，并宣称打击反革命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遏制农民。”[20]

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凡西正在北京。他描述了中共是如何蓄意误导党员的，让他们以为除了少数老人外，国民党是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的；在党员会议上，没有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不久，王凡西来到广州，却发觉现实与他所听到的大相径庭。他发现所谓的国民党左翼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国民党内部愿意为自己的主张挺身而出的左翼人士数量极少，根本无法形成一股可观势力。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右派势力却拥有真正的力量——军权。[21]

随着他的信心增强，蒋介石镇压了国民革命军控制区的工会、农会和共产党人的活动。1926年7月29日，他宣布戒严。在北伐期间，一切劳工纠纷都是禁止的。国民革命军持续高歌猛进，到9月，长江流域已落入蒋介石之手。共产国际欣喜若狂。

1926年8月9日，国民党宣布对所有劳资纠纷进行强制仲裁，禁止工人携带任何武器、集会或游行。军事巡逻队控制了街道。斯大林说：“目前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特点和前景无疑都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应留在国民党内，并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为了给自己的政策辩护，他不顾事实地把蒋军的推进说成是“中国所有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的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和组织自由”的保障。[22]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和国民党宣传使中共内部的许多怀疑者相信，遏制农民夺取土地的尝试是合理的。 

在广州，地方政府一直由国民党左派控制，并起初支持粤港罢工。但随着蒋介石政变的后果逐渐明朗，它很快向右转了。“四阶级联盟”开始露出它的真面目。5月，广州政府提出要确保“在广州政府直辖的领土内，完全停止抵货及其它一切反英的表示”，以换取英国的1000万元贷款。一队队士兵和警察在广州街头巡逻，食品厨房也停止了运作。广州政府的背叛破坏了罢工。1926年10月10日，罢工和抵货被无条件中止。英国没有给出贷款。

罢工和抵货为独立的工人阶级路线打开了大门，并证明了中国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的权益组织起来行动。这十五个月的历史性斗争在没有取得丝毫让步的情况下戛然而止。可是，中共称这“不是失败而是伟大的胜利”。

中共在不知不觉中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广州工人将为这一“胜利”付出沉重代价。广州的匪徒们被动员起来成立了“中央工会”，并在街头袭击革命工人。[23]激进工人不听中共的劝告，捍卫了自己的组织，但由于失败的群众心灰意冷，他们的斗争无济于事。

10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占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武汉，其三镇武昌（铁路中心）、汉阳（工业中心）和汉口（长江上的重要商港）各自具有庞大的工业人口。11月，蒋介石攻占南昌。南昌随即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中心。

鲍罗廷成功说服了残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将政府迁往武汉，以利用那里的工人阶级基础。毫无疑问，省港罢工的失败让他耿耿于怀。此举恰逢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这是3月20日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一次全会，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会上只字未提政变，只字未提国民党在几省枪杀工农，只字未提撤销对省港罢工的支持，只字未提广州政府为扼杀与诋毁农民运动，试图阻止其传播和发展所做的努力。第七次全会对中共中央关于不批判孙文主义的公开承诺的缄口不言，实际上是认可了中共放弃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权利。

全会以1926年10月26日苏共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为指导，该决议要求中共大步右转。[24]全会发表了马尔丁诺夫（列宁《怎么办？》一书的论战对象）关于关键的农民土地问题的宣言，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实现民族解放——必须土地国有化[25]。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国民党领导人和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和财产却被排除在外。中共土地纲领的核心被阉割为蒋介石可以接受的要求。

马尔丁诺夫建议共产党人打入新政府内部，利用国家机器征收土地、减税并将实权交给农民委员会。但3月20日的政变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确保农民委员会不掌握实权。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家机器中任职意味着共产党员要惩罚农民的革命行动。甚至在宣言发表之前，中共党员就已自愿成为执行资产阶级法律的地方官，进一步说明了中共内部的错误教育程度和党员的政治水平[26]。中共对公众展现的面貌是阶级合作，这自然吸引了赞成这种政策的入党者。

马尔丁诺夫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左派”政府辩护，说这将加强“革命”左派对抗右派的力量，使国民党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人民党”。在他“革命”左派名单上的第一位正是当时正在解除工人武装、保护黄色工会并试图扼杀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广州政府。[27]由于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中没有独立的基础（这就需要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中共在国民党内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制衡有军队支持的右翼。

中国共产党落于一个相互矛盾的网中，倘若要想突围并挽救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支持农民夺取和分配土地——而这需要苏维埃。但根据斯大林的直接命令，苏维埃是不允许的。相反，中共奉命使用“国民革命政府的机关”，也就是什么也干不成。例如，在军队中，这意味着为努力让个别同情者担任指挥职务，而不是在普通士兵中建立共产党核心来争取他们的革命化。

全会的确警告说资产阶级正试图“粉碎革命”，但却没有说明这些敌人是谁（斯大林亲自宣称蒋介石是忠诚的），他们将在何时、何条件下、哪里做什么事情。国际的警告极其抽象，但它所要求的行动却是直接而具体的——向资产阶级国民党投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试图在既不成立苏维埃又不冒犯军官团的情况下支持农民，这显然是自欺欺人。中共必须在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农民革命中做出选择；它决定与其冒与国民党决裂的风险，不如阻挠革命。[28]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向党的领导人作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鲍罗廷和吴廷康也在场。公开的报告说明了中共屈服于国际的纪律：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团结，并消除中共内的“左派幼稚病”。报告认为，中共在发动群众运动方面的成功以及其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的主导地位让右派分子“害怕”。解决的办法是让中共党员呼吁信任国民党领导层，但更重要的是努力阻止群众左倾。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左翼文治派政府。[29]

4.4 工农的自行组织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和数百万渴望土地的农民正开始行动。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十月革命的威信和共产国际为砝码抑制这一运动。在湖南，毛泽东向300多名农民代表阐述了党的路线：“我们推翻地主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是......减租减息和增加农村雇工工资的时候。”[30]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的反应没有被报道。

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夏季进军，中国农村显然处于大起义的边缘。在国民革命军的后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要求减租和废除苛捐杂税。但这类行动有其自身的逻辑，两湖的农民在自行减租后，很快就自然地走上不交租，然后夺取土地的道路。[31]

在1926年，不仅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而且所有主要工业中心都出现了汹涌的罢工潮。以省港罢工为例，直接参与的工人超过百万。在湖南，工会会员人数从6万增至15万，武汉有30万工人组织起来，而全国则有280万工人入会，人数超过了1917年10月的俄国。当然，绝大多数罢工都是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其中大多数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的胜利。中国工人历史性地抬起了头。到26年底——尽管有省港罢工的失败——罢工潮已经超越了经济诉求，进入到公开的政治斗争。这表明当群众运动兴起时，个别的，即使是重大的失败，也是可以克服的。

汉口工人一跃成为反帝斗争的先锋。1927年1月4日，汉口英租界边界发生示威游行。人们自发地喊道：“现在夺回它吧！”工人队伍破开了铁丝网和路障，然后欢乐的人群冲进租界将其收复。这是在没有国共中任何一党领导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汉口的国民党政客从工人的勇猛对他们的惊吓中恢复过来时，英方的撤退给了他们勇气。在谈判后，他们与英方达成了将汉口和九江租界归还中国的协议，这一“外交胜利”靠的是汉口工人及其同志的行动（詹姆斯，Op.cit.）。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先是短暂地沉默，然后称这些行动是不正确的！[32]这是革命组织为了与非革命力量团结而温和化其纲领时损害自身的范例。为了不破坏党内合作，中共的政策还不如地方国民党那么革命、反帝！

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间，仅在江西、广东、湖南（最激进）和湖北等南方省份，就有一千多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在湖南，农民协会会员数发展到200多万。与1905年和1917年初的俄国类似，当农民组织起来时，农村鼓动者试图打破中共或国民党设下的限制。[33]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27年2月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4]，布哈林在国际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日至30日）上称该报告“非常好”。共产国际发表了其中的选段，使毛泽东在国际中声名鹊起。[35]毛泽东首先向武汉的中共领导人，然后是1927年3月10日的国民党中执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提交了《报告》。该报告最初是给湖南革命领导的建议，在3月15日于国民党中执委的机关周报上首次发表。[36]

今天所看到的毛泽东著作往往与最初发表时不同。柯亨(Cohen)已经证明，许多毛泽东的“原创”思想都来自多年后事后诸葛亮的改写，而《报告》就是其中一例。据说，它包含了毛以下创新：中农和（特别是）贫农将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重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事实上，列宁早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就已经提出了该观点，并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原文的政治内容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即认定国民党——而非无产阶级——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报告》原文没有提到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没有提到工农联盟，这些概念都是1951年加上去的。[37]

重要的是，在《报告》的最初版本中，毛泽东避免在土地问题的讨论中谈及到土地革命，这无疑是由于中共为维护党内合作而施加的限制，但从革命后的中国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疏漏。在1951年版中，毛泽东说：“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黑体字为后来加入）原版中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当作独立组织来提及，这是另一个严重的疏漏。毛泽东说：“一切革命的党”都要正视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对其领导权的考验。在1951年版中，共产党突然出现在许多地方，如“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38]。

报告的语气锋芒毕露：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其形式激进好斗，但内容却是阶级合作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将继续存在，富农甚至一些地主将成为好盟友，被“葬入坟墓”的是封建特权者），很容易为莫斯科和国民党左派所接受。

别的一些文本也受到了类似的处理[39]，因此很难将现在的出版物视为当时言论的真实再现。篡改历史文本是一个处于意识形态危机中，不单是无法面对自己过去的不诚实政权的特征——事实上也是其对自身当时所犯错误的承认——同时还表明中共完全不尊重自己的党员。

还有其他形式的篡改：1930年，在俄国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职工运动史》的小册子，作者是后来被国民党处决的劳工领袖邓中夏。这本小册子只字未提毛泽东。1943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其在延安重新出版时被插入了一段话：“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40]毛泽东以斯大林为榜样，让人把长征中的每一次失败都归咎于那些不听他领导的人，而像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捷”等胜利则归功于毛。

1927年初，蒋介石在南昌站稳了脚跟。在攻占上海之前，他企图完全控制国民党。他要求将政府所在地迁往南昌，但因（群众）打败英国而沾沾自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拒绝了这一要求。1月4日事件坚定了武汉左派领导人的决心，也表明了中共要想把左派争取到反帝立场上，在国民党外建立一个独立基础的重要性。

作为回应，蒋介石宣布要将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铲除：

“在我们当中不应再有异见和派别！我既然以孙文学说的忠实信徒见知于世，我就有权利说，每一个真党员应该就是孙文学说的忠实信徒。谁违背孙文指示的目的和方法就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敌人不应留在我们中间”[41]。

3月10日至17日，情绪高涨的国民党左派在汉口召开了自己的三中全会。它宣称收回蒋介石一年前刚刚夺取的权力。会议上通过的农村政策决议呼应了毛泽东的报告，在抨击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阶级时听起来很激进，但在内容上却是温和改良的。左派完全支持与中共“合作”，并呼吁后者派遣“负责同志参加国民政府及各省府。”[42]左派公开反对中共必须保留批评自由的列宁原则，提出：“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出版物在报告及互相批评之时，不要破坏合作的精神。”

1927年3月，国民党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并于4月27日召开会议。委员会由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组成，包括代表共产党的谭平山。该委员会本该设法实施国民党去年十月通过的工农纲领——包括对农民二五减租，禁止（年息超过20%的）高利贷的承诺——但它却向后退了一步，只是劝说不要收取超过收成40%的地租。[43]在讨论中，中共用“良”绅和“劣”绅等道德范畴替代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据说，团结前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绝不能侵犯他们的土地。但事实很快证明，个个地主在国民党那里都是良绅。

在1917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是陷入了这样一个消极等待的泥潭，由此列宁推断，要在俄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正如当时的俄国，中国的土地委员会除了向农民证明了局部改良行不通以外对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一无是处。

即使是国民党左派所要求的温和改革，也令占有土地的阶级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在焦虑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表现为在蒋控地区对工农鼓动者和共产党人的虐杀（Dorland，Op.cit.）。这位有产者的大救星越是接近上海，他夺取政权的意图就越明显。

在江西省，蒋介石摧毁了罢工并解除了工农武装，但资产阶级却被允许组织自己的力量（黑帮和民团）来镇压罢工和杀害工人。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报刊都没有报道这些事件——他们都急于保持与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国民革命军的联盟。后来才知道，至少自27年初时，蒋介石就在对农民组织实施恐怖袭击，但中共遮掩了这些消息，理由是在国民革命的关键时刻，必须维护统一战线，这意味着“凡是参加反帝斗争者，其一切罪恶均可暂时宽贷。”[44]

“四阶级联盟”的战略要求与这些反动派”团结“起来，以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但结果只是中共和国际的自欺欺人。武汉对蒋介石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宣称国民革命运动正在向前推进，不存在内部冲突。这与蒋介石的意图不谋而合，以便他提前准备好再与左派决裂。

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呢？最好的办法是在群众中发起一场揭露蒋介石行径的运动，并启动最激进的社会改革（首先是将土地分给农民），这样如果蒋介石反击，他只能以公开的反动派身份出场，还得对抗群众运动。相反，由于斯大林对蒋介石的赞誉言犹在耳，中共没有采取任何阻挠蒋的行动。

列宁曾建议尽快让农民组建苏维埃。在中国，1926年春至1927年夏是这样做的最佳时机。在城市中心，工人们已经开始行动，而在农村，苏维埃本可以以农民组织为基础，围绕着“耕者有其田”和“免除债务”的口号成立。这样就能使得群众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开始在解放区和城市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

4.5 小结

共产国际强行灌输给中国共产党必须先通过“党内合作”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阶段论。国共联盟被认为是反帝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一个无法绕过的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让自己的特殊利益屈从于国民党，并放弃批判性的独立立场。俗话说，好心办坏事，尝试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牢不可破的反帝阵线就是如此。新生的中共作为国际的支部服从了国际的纪律和莫斯科的领导，尽管其路线与现实的冲突越来越大。

在1917年2月，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卫戍军中的农民）根据民主要求自发成立了苏维埃。这些苏维埃是摧毁军队中反革命力量的关键。正是通过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得以与群众接触，评估他们的革命精神，然后动员他们采取行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党、工会甚至农民协会都无法像苏维埃那样接触、动员、教育和组织群众，使他们为起义做好准备。1905年至1917年间，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布尔什维克的引导，俄国无产阶级的认识水平大大提升了。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路线意味着放弃党内合作、革命阶段论和四阶级联盟理论。

国民革命军挺进长江和群众运动的高涨使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阶级矛盾达到了爆发点。与此同时，共产党仍然在隐瞒群众，尤其是上海工人。在缺乏警觉和准备的情况下，他们将首先成为蒋介石的棋子，然后再做他的刀下亡魂。蒋介石此时已然确信只有血流成河才能制止群众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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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Dorland, A.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China” in Trotsky MA thesis McGill Univ., Montreal, Canada.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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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lexander, R.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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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egras, J.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O.U.P. 1965, Vol 2:337.

[23] Cliff, Trotsky, Op. cit. Vol 3:187-224.

[24] Pantsov, A. & Levine, S. Mao, Simon & Schuster, 2012, p163.

[25] James, C.L.R. The World Revolution, w.m.org.

[26] North, R. and Xenia E. M.N. Roy’s Mission to Chin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31.

[27] James, Op. cit.

[28] North and Xenia, Op. cit. p30-35.

[29] Saich, Op. cit. p219-228.

[30] Schram, S. Mao’s Road to Power Sharpe, 1992, Vol 2 p421-422.

[31] Cliff, Trotsky Op. cit. Vol 3:203.

[32] James, Op. cit.

[33] (ibor, M.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1, p73-79.

[34] Mao Zedong,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March 1927 w.m.org.

[35] Wittfogel, K.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1960 Vol 2: 72-86.

[36] Wittfogel, Op. cit.

[37] Cohen, A. 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 Univ. Chicago Press, 1966, p30 and 49.

[38] Wittfogel, Op. cit.

[39] Cohen, Op. cit. p37.

[40] Kwan, D. Marxist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249.

[41] Isaacs, H.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ecker & Warburg, 1938 p143.

[42] Lescot, Op. cit. p75/7.

[43] Tawney, R.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Allen & Unwin, 1932.

[44] Isaacs, Op. cit. p235.

第五章：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

5.1 引言

在国民革命军推进的同时，北方军阀正分为两个阵营【编者注：即奉系与冯玉祥派】彼此作战，这大大增加了蒋介石取胜的机会。在过去三年里，上海曾两度易手。1925年底，孙传芳军占领了上海的华人区（当然，租界区几乎未受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挺进鼓舞了上海工人采取行动。尽管处于军阀统治下，但在北伐开始后的九个月里，20多万上海工人勇敢地参与了各种罢工行动，且常常取得了成功。到1927年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的先锋部队已到达距上海不足40 公里（25 英里）处。上海的银行家、买办、民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蒋介石不仅是一股维稳力量，而且是群众运动的遏制者，因此准备把他当作救世主来欢迎。只有工人对蒋介石将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1]

陈独秀认识到，如果上海工人起义成功，统治权力的归属成为问题。在中央委员会中，他根据农民中的革命高潮和无产阶级的战斗性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2]

这一提议当然遭到了拒绝。

农会和工人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并提出了越来越激进的诉求。中国共产党此时所做的不是推动革命发展，而是阻挠尝试夺取土地的农民和发起政治罢工的工人。斯大林1917年的政策（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统一为一个党，并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旗帜下将革命限制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诉求范围内）现在正在中国实施。但革命形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由于没有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党来领导行动，中国的局势很快恶化了。

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一致反对陈独秀，认为如果上海起义成功，统治权就应该交给资产阶级，工人代表没有必要参加政府。这一论点与1917年2月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使用的论点毫无差别。[3]

随着国民党军队向上海推进，总工会号召于1927年2月19日发起总罢工。几乎所有上海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也有部分小资产者关闭了店铺加入他们——直接参加罢工的人数在50万到80万之间。惊讶的中共立即与当地国民党联系，商讨对策【编者注：瞿秋白后来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指出，”宣布罢工并不是党的正式决议。罢工爆发之后，它并没有被认为暴动之第一步。不仅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没有什么政治宣传，就是在工人间也很少人明白总罢工的方针和目的。”】。在“北伐万岁”、“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声中，罢工自发地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第一次上海起义很快就被军阀部队击退，而此时国共两党还在讨论该怎么办。[5]

5.2 蒋介石准备第二次政变

蒋介石了解起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构成的威胁，于是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进攻。在蒋控制的地区，黑帮对工会和农民协会发动了越来越多有预谋攻击。地方工会总部遭到袭击和捣毁，防卫者被殴打甚至杀害。农民协会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在纠察队成功自卫的情况下，警察或军队会以中立身份出现，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将其逮捕，之后匪徒会接管并“重组”工会。在各种情况下，工会很快就会作为黄色工会重新出现。尽管这类事件频频在各地发生，但中国共产党却被联合蒋介石的渴望所蒙蔽，对这些袭击的组织性视而不见，只限于通过决议敦促军队保护工人！

1927年3月21日，总工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二次起义。两天内，工人武装就从军阀手中夺取并控制了整个城市。然而，中共和地方国民党给工人提供的战斗口号是：“国民革命军万岁！”、“欢迎蒋介石！”。在国际上，斯大林派的报刊纷纷赞扬蒋。德国《红旗报》（Rote Fahne）和法国《人道报》（L'Humanité）甚至声称，蒋入城不仅解放了上海，成立了“中国公社”，而且是“全世界工人解放的开始”。[5]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自愿地把工农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为蒋介石在上海以最彻底坚决的方式摧毁群众运动铺平了道路。

在上海无产阶级战斗的同时，蒋介石却在拖延时间，等待军阀部队消耗工人的鲜血。然而，工人们成功占领了这座城市，甚至有人自发宣称他们不希望蒋介石入城。尽管有中共的阻挠，他们仍然可以迎击蒋介石。正是上海工人的这一胜利让蒋介石确信，他不能再等了。与此同时，国际发出电报，指示中共“不要发动公开斗争”，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并将上海的控制权交给国民军。[6, 7]

蒋介石在3月26日入城。戒严令于28日宣布。为掩盖他正策划的袭击，蒋发表了大量声明否认与国民党左派或中共有任何分歧。他甚至邀请汪精卫回国，并表示“完全服从”武汉国民党。由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愿意相信他，蒋的花招超预期地管用。[8]

1927年3月31日，托洛茨基以不断革命论的精神致信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截然相反的是，他认为如果不通过苏维埃扩大和深化土地革命，就会出现以军官骨干为基础的中国波拿巴政变的现实危险。[9]国际和中共中委的多数根据斯大林路线坚持认为反动活动的幕后黑手是封建势力而非资产阶级，结果是忽略了革命主要也是眼前的敌人——蒋介石和他的军队。[10]被他们寄予厚望的汪精卫于4月1日从法国回国，到达上海。

4月3日，托洛茨基在一篇未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共放弃了政治独立而屈从于国民党的要求，而这未能吸引激进工农，甚至于国民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不作为事实上意味着加强资产阶级一翼的力量和权威，后果将与国际的预期恰恰相反。在阶级分裂迅速加剧的时候，国际讨好蒋介石的政策是为其军事政变准备条件。[11]

然而，斯大林在4月5日于克里姆林宫圆柱大厅对3000名党员说：“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除了引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12]彭述之和陈独秀徒劳地指出，去年3月的政变已经证明了蒋介石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变数，因此上海工人必须保卫自己及其城市。陈独秀认为汪精卫是不大可能经得起考验的墙头草。

为了打消工人们的顾虑，中共和国民党于4月6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在斯大林派的所有文件中，这是最可恶的之一：

“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13]

汪精卫于4月10日抵达武汉。在鲍罗廷、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趁着蒋介石不在，他试图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汪在汉口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除了蒋（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的党内职务，但仍允许他保留总司令的头衔。[14]未能组织工农反抗蒋介石在其控区对他们的攻击的中国共产党则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因此将汪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推向右边，迅速向蒋介石靠拢。

直到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当时遵循陈、彭的建议，协助农民建立苏维埃，领导夺取土地的浪潮，中共完全有可能至少在华南华中取得政权。起义最初可能采取传统农民造反的形式，但有了苏维埃作为组织中心以及不可或缺的土地和反帝诉求，起义很快就会发展成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确保苏维埃完成土地革命。

5.3 上海屠杀

首批抵沪（4月10日）的部队中同情工人的第一师的师长薛岳向中共中央提出，他应该留在上海，与上海工人一起抵抗密谋中的兵变。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回答说，他们知道阴谋的存在，但他们不想过早地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第一师随后被调离上海。

4月12日凌晨4时，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在黑帮分子的协助和外国当局的支持下，开始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同情者。蒋的部队在扫荡街道的过程中对任何反抗的工人格杀勿论。共产党、职工运动和所有工人组织都被非法化并剿灭。蒋介石对革命的公开背叛是向全国资产阶级发出的一个信号。上海革命的失败是全中国革命失败的开始。上海政变之后，厦门、广州、福州、宁波和汕头的工人也遭到了类似的打击。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反革命在蒋介石控制的地区大获全胜。[15]

上海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反动势力，于是在农民运动取得最大成就的两湖，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爆发了。杀戮如此普遍，以至于短发或未裹脚的妇女都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

一位年轻的斯大林派干部拉斐尔·奇塔洛夫（Rafael Chitarov）被派往中国担任国际代表，他后来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11日）上提交了一份报告。[16]从报告上看，当时的形势即使在最后关头也不是无药可救的。上海工人一度掌握着政权，手握武器，并有可能得到蒋军中至少一个师（还有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的支持。[17]可是，中共领导层无所作为。他们非但不准备与蒋介石决战，反而提议为他办庆功宴。奇塔洛夫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共领袖们遵循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因此后者称赞其“忠于共产主义事业”。

5.4 武汉溃败

奇塔洛夫承认，上海政变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正在从革命中退却”（即使在这个阶段，斯大林派仍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积极的反革命——那是封建主的角色——而屠杀成千上万的工人是“退却”）。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对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抱有幻想，这使他们对武汉政府自己为“从革命中退却”的准备视而不见。跟随斯大林，中共中委多数继续把武汉政府说成是工农的民主专政的雏形。[18]

4月17日，国民党左派将蒋介石开除出党，这时华南和华中分别为中共支持的武汉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控制。斯大林转而声称蒋介石的政变净化了革命队伍，并不是工人的重大失败。据说，国民党已分裂为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国民党左派现在可以自由地领导反军阀和反帝的决定性斗争，与共产党人联手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19]这一立场完全忽视了上海的反革命不是由封建分子和北洋军阀，而是由斯大林和布哈林口中那不可能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势力发动的。

在莫斯科，斯大林以攻为守，把上海政变说成是共产党的胜利，以此证明他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几乎把对上海工人的屠杀说成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揭露右派分子并将其清除出国民党的计划的一部分。[20]

“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22]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聪明”地指出上海工人被屠杀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预言！他们说，斯大林曾预测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退出统一战线”，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可他完全忘记了蒋介石本人曾得到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也忘记了政变不是反国民党而是符合其发展方向的。他们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正确”的分析和预测会指示中共在政变面前从政治和军事上解除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其陷入瘫痪，以至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不战而落入阶级敌人之手，致使五千多名党员牺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蒋介石的政变被说成是对国民党中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的清除。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甚至把“武汉革命政府”说成是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式的国民党”，[22]不顾列宁的警告：“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23]

斯大林坚称苏维埃会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造成威胁，因为它们将与武汉政府对立。[24]这一全盘错误的看法建立在闭着眼不看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它还错误地评估了中国革命中的真实阶级关系。斯大林以为国民党左派是武汉周边地区的唯一政权，但它事实上只不过是依靠于首鼠两端的旧官僚机构残余以及一些地方军阀的暂时支持的几位自封的领导人。[25]

在武汉境内，工会仍然是合法的，工人尚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要求。但是，上海反革命政变给武汉的雇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们开始反攻，以关厂等方式竭力破坏以致瘫痪经济生活。农民得不到任何贷款，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购买种子和其他必需品以度过下一个收获季节。投机者将米价抬高到难以承受的水平。外国人也给予配合，工商业主关闭他们的产业，航运公司减少发船，对武汉实施了事实上的封锁。从5月到7月，国共联盟在革命的压力下逐渐土崩瓦解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共不够顺从，而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再准备容忍有组织的反对派，那怕只是其可能性。

只有发动群众运动，例如夺取关闭的工厂、商店和船只并恢复其运营，建立农民合作社，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运动，才能打败这场反攻。但要采取这些措施，需要以城乡的工农兵委员会/苏维埃为基础的革命力量。对于国民党左派来说，这些措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们违反了现有的财产关系。对共产党来说，这些措施同样不可想象，因为“党内合作”不允许它们。

进一步促进阶级斗争的是，武汉工人坚持为生存而斗争——1月至4月间，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和童工成功争得了12到20美分的日加薪，码头工人的工资从每月3（中国）元增加到7元，丝厂工人胜利地将工作日从17小时减少到12小时。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屡次号召工人不要提出“不正当要求”，尽最大努力维护“革命之各阶级性”，中止对武汉资本家的斗争，因为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工商业主的支持。在革命向反革命的过渡中，中国共产党与剥削者结盟反对被剥削者。

仔细想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在武汉对汪精卫及其将领执行的政策与在上海对蒋介石执行的政策完全相同！中共中央指示工人服从国民党左派，声称其不是需被推翻的克伦斯基式的政权，而是可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工农民主专政。

奇塔洛夫描述了武汉时期的政策：

 “......中共中委会......发明了所谓的退却理论。他们宣称：我们必须立即后退，以保全合法工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自卫或试图前进，我们将失去一切。......共产党......不战而屈。......他们同意使所有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组织服从国民党；他们拒绝进行未经国民党中委会许可的独立行动；他们自愿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

中共的政策帮助了“民族资产阶级”镇压群众，消灭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战士。

1927年4月24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开幕，汪精卫作为嘉宾列席。约一百名代表代表了五万多名党员。大会正式将上海的灾难归咎于陈独秀，但再次选举他为总书记。彭述之被移出政治局（前中央局），但仍留在中委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委委员，但被解除了农民委员会的领导职务。[26]同时，在整个华中地区，尤其是在两湖，农民正暴动并夺取土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会不得不呼吁土地无偿收归国有。然而，没收的只是最大的，即面积超 30公顷（80 英亩）的地产，这一面积之大当然排除了富农甚至大多数地主。[27]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军官们的土地，不论其大小，都不得侵犯。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宣言用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说法来描述上海的屠杀——据说这种“脱离”使国民党左派变成了革命集团。这种叙事进一步地混淆视听，因为它阻碍了对国民党左派的任何现实分析，同时播种其之于中共的革命和谐之幻想。大会的总口号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万岁！”[28]

罗易在4月27日的国际执委会议上报告了中国的情况，但没有一次直接提到上海的反革命屠杀！提到的是新的革命领袖——汪精卫和他的武汉“国民政府”，尽管汪一直避免推行任何会导致与国民党保守派发生冲突的激进政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会坚决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更不用说转变为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了。[29]

就在湖南和湖北的农民运动达到高潮时，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支持据说好些、左些的新国民党。还是老规矩：不准搞土地革命，不准反国民党的鼓动，不准“过激”，不准“挑衅”。可是，农民正在赶走地主，夺取土地，建立农民协会（苏维埃的雏形），接管乡村行政机构，并组织武装队伍与地主的私兵作战。国民党反动军官手下的许多士兵都受到了农民的影响。他们需要与农民建立组织联系，而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组建工农兵苏维埃。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此举将会动摇国民党军队并阻止反动。

相反，中共接受了国民党的邀请，提名两名共产党人担任政府的劳工部长（广州工会领袖苏兆征）和农业部长（谭平山）。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正式推行阶级合作政策，让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中为其承担责任。[30]科恩认为，二战后在东欧兴起的人民民主思想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就起源于此。[31]

国民党报纸《民众论坛》解释说，组建联合政府是为了加强工人党与（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间的联系：

“目前的合作计划是重要的，因为它表示国民党对一切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握有更大的支配权……共产党将必须完成它的义务，使党（国民党）及政府能对群众运动行使充分的支配权。”[32]

国民党的计划奏效了；这些部长非但没有把政府拉向左翼，反而被用来遏制革命。

现在，斯大林终于发出了武装工农的号召，但和他在4.12前发出的警惕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警告一样，都看似常识，实际上根本没法执行。武装工农是正确的做法，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维埃的组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直到为时已晚才这样做，而且是以一种扭曲的、注定失败的官僚方式。

随着农民的“过激行为”遭到强力镇压，土地问题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来说都变得日益紧迫。作为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武汉领导人了解群众的需求。但现在，他们早先承诺土地革命的激进言论需要转化为行动。事实证明，国民党左派与地主（部队军官往往来自于地主的儿子）之间的纽带要比他们对农民的忠诚强大得多。

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学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在中国需要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吗？”斯大林的回答是：

“是的，需要成立。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维埃的。”[33]

也就是说，苏维埃将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组建。这与历史经验背道而驰。哪怕在俄国民主革命的初期，苏维埃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斯大林面临的问题是，如果苏维埃在中共出席，谁也无法阻止它们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满足的要求。

这次讨论一周后，国民党左派手下的将军们首次采取了反共行动。事变的进程令人难以置信。在距武汉250英里（通铁路）的湖南省省会长沙（约有25万人），国民党部队有1700名士兵，而城市周围的农民武装约有2万人。当农民听说反革命已经开始时，他们聚集在长沙周围，准备于5月21日向城内进军。很明显，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城市，但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来信取消了进攻，并告诉农民等待武汉政府的指示。由于中共领导人的动摇和调和，反动军队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破坏了革命组织并杀害了其领袖，建立起独裁统治。

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其他地方——在湖北西北部，多达两万人被反动派杀害，其中许多人被公开处决。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发展使局势愈发紧迫：中国共产党是支持工农，还是支持国民党地主和武装力量？农村里残杀的消息传到了武汉，于是共产党的部长们和国民党官员一起抱怨农会不遵守“纪律”。谭平山认为，农民一直在提出过分的诉求，虽然这些诉求是他们世世代代受压迫后的自然结果，但“管理并遏制他们仍然是必要的。”[34]

谭平山后来承认，中国共产党“牺牲了工农的利益……当在大地主和贫农之间爆发冲突时，政府总是站在前者一边......右派乘我们一部份政策的错误，得施行其政策的可能。”[35]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四个阶级联盟”不断地把被解除武装的工农交给将军们屠杀。

国际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再次“最坚决地”拒绝了中共脱离国民党的任何建议。共产国际无视上海政变的教训，继续断言由于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反帝的，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中那些有推翻帝国主义动机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临阵脱逃。如果现实不是这么悲剧性，这种说法就简直好笑了。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人服从武汉政府，根据奇塔洛夫的说法：“连离开资产阶级的念头都没有。”

在5月24日——长沙及附近的工农组织被镇压三天后——斯大林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不应在武汉成立苏维埃：

“显然，托洛茨基在这里已无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宫里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他‘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必须在各地广泛地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成立苏维埃的基础，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成立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的工农代表苏维埃。”[36]

就在国民党左派所信任的将军们合力清剿中共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却要求中共继续做它的忠实仆人，并努力把它“改造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强大群众组织”。在这过程中，既要深化土地革命，又不准农民夺取土地！上海流血的教训不留痕迹地过去了。

1927年6月1日，罗伊通过电报收到了斯大林在长沙事件后制定的中国路线。[37] 我们从电报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作用是涵盖所有可能性，以便斯大林日后引用其中的段落来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辩护。

这一点可以从电报中提出的任务相互排斥的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况且无论如何，它们都远远超出了中共的能力范围。[38] 美词佳句比比皆是，但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共的条件却使其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比如说，中共必须“保持”（原文如此！）其独立性，同时继续服从国民党左派。

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中评论说：

“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39]

这些都是骗局外人的胡话！问题不在于如何将“反动军官”送上法庭，而在于如何逃脱他们的行刑队。

电报中的革命空话没有对现行政策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为了执行真正的左翼革命政策，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必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行革命的土地政策，从而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主动权。政治局电告国际，“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40]

罗伊把斯大林的电报给汪精卫看，显然觉得汪精卫会把它当作俄国支持国民党左派的确认，并制定联合行动方案。不过，汪精卫无意与将军们作对，他与最亲密的支持者一起立即开始准备将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41]

6月8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离开武汉前往河南省城郑州与他们的将军们谋划。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彻底与共产党决裂。[42]另一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20号的会议上讨论应对之法。李立三的提议被采纳：举行群众集会欢迎国民党领导人归来。集会的口号是中共要求国民党采纳的改良主义诉求。[43]一周后，武汉的代表就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

斯大林坚持说退出国民党是“破坏”革命，是“摧毁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要求武汉的左派国民党必须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以开展土地革命。[44]国际自然是唯他是从的。

武汉的局势迅速恶化。汪精卫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始着手准备驱逐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并更加嚣张地打击他们所谓的农民运动“过激行为”，越来越多地要求中国共产党遏制武汉工人的积极性。党的领导步步后退，没有做出任何政治反攻，也没有尝试进行任何组织，甚至连自卫都没有。

 “一天下午，我在汉口街上走，只见许多辆黄包车上装着枪枝，后面跟了工会的纠察队员。行人纷纷议论，据说是工会自动向警备司令部李品仙缴械。我看了非常诧异，就去找到我的上级来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据他说，这举动为的要避免引起误会，使政府相信我们没有异心。”[45]

在6月23日，在代表300万有组织工人的第四届全国劳动大会上，汪精卫受到了热烈欢迎。

中共领导层继续在国民党左派面前俯首称臣，在7月3日的中委紧急会议上发文重申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随后，照着上海的悲惨剧本，中共又一次命令手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和其他工农武装服从国民党；同意工农群众组织接受国民党的控制； 停止一切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活动和工人自卫队的巡逻，后者不能未经国民党许可采取行动；禁止工会提出“过火”要求，或质疑雇主的雇佣和解雇权；然后，最重要的，强调共产党人是作为国民党党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武汉政府。 [46]

毛泽东此时的表现并不好。罗伊回忆说：“农会组织主席毛泽东在1927年的关键时刻代表了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极右派观点。”[47]作为国民党领导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一，没有同期的证据显示毛泽东曾以任何方式反对在反革命向农民进攻的同时遏制农民的政策。后来，毛泽东试图改写历史，比如他在接受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采访时声称自己曾大力提倡激进的土地政策。[48]

根据官方评价，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人民阵线派【编者注：即新民主主义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在党内，陈独秀和彭述之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理由是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正在步蒋介石的后尘，因此倘若中国共产党不改变政策，就是死路一条。但是，正如鲍罗廷所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这一次，陈独秀终于坚持了他的意见——他正因儿子陈延年近日被国民党处决而深陷悲痛之中——并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辞呈。

是的，国民党左派确实代表了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勉强养活自己、真心支持革命的贫苦农民，也有与地主和资本家通过裙带关系沆瀣一气的小剥削者。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有太多是后者。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分歧是量上而不是质上的，因此他们绝不会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反革命在武汉周围的乡村肆虐，但国际仍旧予以否认。1927年7月3日，《真理报》以“工兵联谊”为题刊登了军队解除中国工人武装的照片。当月15日，国民党左派发出最后通牒，大意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所有中共党员都必须退出中共，否则将受到惩罚；这标志着“党内合作”的终结。武汉政府的武装力量现在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反共政变，尽力捕杀一切共产党员。斯大林加冕的“民族革命领袖”从标兵蜕变成了屠夫，先是在上海，然后在长沙，现在又在武汉。可是，造成这场灾难的责任被推到中共，尤其是陈独秀身上。

1927年7月，两名新代表，贝索·罗明纳兹（Besso Lominadze）和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被派往中国奉命召开党的特别会议，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将斯大林的政策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怪罪于中国共产党上[54]，并在南昌和广州组织暴动。

这些代表没有与中共领导层进行任何讨论，就直接找到了急于对长沙周边残害农民行为展开报复的湖南省委，开始在南昌组织“起义”。[55]国民革命第四军在该地区的共产党残部也被编入了起义部队。南昌“起义”于7月31日晚开始，但到8月5日就结束了。下一小节（6.2）将把它当作秋收起义的一部分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随后，国际代表于8月7日以瞿秋白（他从5月起才成为政治局委员，并准备接受国际新的极左路线）的名义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召开得很仓促，只有十二三名党员参加，其中两名是地方支部的党员，五名是共青团中央成员。据潘佐夫（Pantsov）所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言支持罗明纳兹，还借机论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56]——正准备武装暴动的国际代表想必是很欢迎这一看法的。

八七会议标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起码是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循国际下达的指示，但都是在与国际代表进行讨论之后。讨论中允许对路线的实施——但绝不是路线本身——提出批评。这样就有可能保持意见统一的假象。现在，这一面具被丢弃了，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莫斯科打算用强力取得完全服从。中共政策的急转弯——从阶级合作到盲动——证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程度。

当这场残兵败将的议事（后来升格为“会议”，以便更好地欺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党的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和谭平山的机会主义时，中共的官僚堕落程度就昭然若揭了。瞿秋白事实上成为了新的总书记。一批旧领导，包括毛泽东，退出了领导层。为了维护斯大林的威信，“八七会议”宣布新的领导层认为国际的中国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并同意其对中共的批评。责任在于过去的领导层，因为他们执行了机会主义的非革命政策。然而，新提出的观点却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革命不仅未退潮，而且还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中国劳苦大众的力量......才刚刚开始表现为革命斗争的新进潮。”[57]

实际上，国民党在其控制的各地都进行了对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的大屠杀。运动的失败不仅使许多人牺牲（罗伊后来估计有25000名共产党员丧生），还导致了生者中的士气低落。群众被他们曾信赖的人带向失败——现在他们还能相信谁呢？残存的共产党人流落各地，意志消沉，而群众陷入消极。然而，共产党人却被告知武汉的失败将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58]

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发动一系列毫无希望的暴动，并将其作为胜利展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掩盖斯大林和国际决策的灾难性后果。即使是在开除反对这一新极左路线的中共党员的时候，共产国际也通过警告反动“盲动”的策略来自我保护，以防万一。如果成功了，国际将居功至伟；若是失败了，中共将受到指责。

1927年9月30日的《真理报》报道了农民游击运动和广州军队中革命分子的革命精神，称他们“在农民起义的帮助下正战胜中国人民的压迫者”。这篇文章得到了国际执委会10月26日指令的肯定，标志着共产国际在农民起义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变化。[59]现在，中共在城镇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国际和中共领导层急需寻找一种替代方案，以便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展示斗争的顺利发展，而不必承认退却。游击战被说成是中国农民斗争自然和理想的进展。当然，为了预防担责，共产国际提出了条件：这些行动必须与群众的武装斗争相结合，并且能够创建可以扩大的革命根据地。[60]当然，是否“与群众相结合”和“能够”都是中共领导层的问题，因此，无论它做什么，共产国际都能予以否定——除非成功。结果，中共的活动明显地从城市转向了农村，试图利用农民游击战、暴动和军事行动进行革命。

罗明纳兹（和瞿秋白）认为中国仍存在革命形势，而且至少会持续数年，无论中共犯多少错误。1927年11月，中央委员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称“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编者注：即‘不断革命’】”【编者注：原文出自《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因此中国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工农革命，可以而且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民主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术语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混乱，使许多著名的中国问题权威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土地革命，因此民主革命将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国际代表在中国的极左错误相混淆。[61，62]

八七会议决定的新路线是一个突然的大转弯，用孤立的暴动尝试取代了之前对国民党的屈从政策。苏维埃在五月份是不被允许的，而在现在的革命低迷期却是马上的任务了。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国中委同意党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攻打国民党军队！

新领导层由瞿秋白领头，并得到了李立三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在将来，“八七会议”将为斯大林的新错误背黑锅，被批评为犯下了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号召斗争，对其抱有幻想的严重错误！[63]

5.5 小结

共产国际把一种机械的阶段论强加给中国共产党，要求中国必须先通过党内合作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际的纪律和莫斯科的领导。随着国际的路线日益违背现实，而中共领导层又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建议让位于命令，在斯大林主义组织中各国支部与中央的真正关系也暴露无遗。

维持国共合作被视为中国民族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民族革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被要求舍弃自己的特殊立场，屈从于国民党，放弃独立的批评声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殖民地国家的不同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会有真正的共同利益，但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实际出发的，至少在1925年，“共同利益”显然开始分崩离析了。

 支持蒋介石反对北方军阀、争取统一中国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但这种支持的基础应该是准备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政治独立，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到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席卷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直逼南京城。同时，在群众运动爆发后，国民党将领们决定必须尽快以武力解决问题，并开始从战败的军阀中招募尽可能多的雇佣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共产党协助了这一过程。

在中国，近6万名共产党员和约3.5万名共青团员被投入到阶级斗争中，不是为了推动它，也不是为了使群众运动具有革命性和方向性，而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渴望土地的饥饿农民，反对为糊口而斗争的女工和童工。结果是党几乎被彻底摧毁。

斯大林派坚持奉行导致一场又一场灾难的政策（从蒋介石的3月20日政变到武汉惨败），因为决策时苏联本国官僚集团的利益比中国革命的成败更为重要。为了自己的派别利益，苏共官僚对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反应是掩盖、撒谎，最后将灾难归咎于他人。官僚集团对中共隐瞒了托洛茨基关于退出党内合作集团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会比较和权衡两种政策，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倾向于托洛茨基的建议。这可能会给中国革命带来胜利，但也会破坏斯大林派对联共（布）的控制，这是反动的俄国特权官僚无法容忍的结果。陈碧兰认为，“第二次中国革命是为了维护俄国官僚特权而牺牲掉的。”[64]

最后，在工人和农民都在撤退的时候，瞿秋白和罗明纳兹反对基于民主和过渡性要求动员群众的统一战线战略。在反动时期，民主和经济运动，如对组织工会权和提高工资的争取，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结果，工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迅速下降。这证实了国际和中共并不了解上海和武汉失败的重要影响。一开始是广大无产阶级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抵触情绪，然后很快农民也是如此。

武汉惨败后，鲍罗廷说:

“大资产阶级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并非真正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和他们联合，靠他们赚钱的。小资产阶级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摇摆于工农与大资产阶级之间，末了则投降后者。工农也没有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太相信小资产阶级了。”[65]

罗伊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没有牺牲反动地主和资本家的狭隘利益，而是背叛了革命。阶级团结超越了民族团结。”[66]

第二次中国革命证实了列宁的分析，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不可能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得到解决。它还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和地主的利益统一程度远远大于其与工农的利益之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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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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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Stalin, J.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pril 21 1927 CW9:224-234.

[20] North, Op. cit. p98/9.

[21] Theses of Comrade Stalin for Propagandists, Approved by the CC of the CPSU,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28 April, 1927, p. 543.

[22] Isaacs, Op. cit. p224.

[23] Lenin, V. Draft Theses on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s, June 1920, CW31:149.

[24] Stalin, J.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pril 21 1927, CW9:224-234.

[25] Chen Duxiu, Pravda of 15 May 1927 reprinted the speech of Chen Duxiu made just over a fortnight earlier on 29 April at the Conven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6] Alexander, R.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1991, Duke U.P. rosswolfe.files.wordpress.com.

[27] North, Op. cit. p102.

[28] Isaacs, Op. cit. p256.

[29] Peng Shuzhi, Introduction Trotsky on China, Monad Press, 1976.

[30] Burnham, J. The People’s Front, 1937, w.m.org.

[31] Cohen, A. 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6, p94 et seq.

[32] Isaacs, Op. cit. p145.

[33] Stalin, J. Talk with Students of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y 13, 1927 CW9:243-73.

[34] North, Op. cit., p102.

[35] Trotsky, L.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Park, 1969.

[36] Stalin, J. Concerning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ay 24, 1927 CW9:241.

[37] North, R., and Xenia E. M.N. Roy’s Mission to Chin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106-107.

[38] North and Xenia, Op. cit., p106.

[39]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40]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41] North and Xenia, Op. cit., p108.

[42] Vishnayakova, V. 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5-2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71, p320.

[43] Tien-wei Wu A Review of the Wuhan Debacle: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plit of 1927, Jnl Asian Studies, 1969, 29(1)125-143.

[44]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16 June 1926, p737.

[45] Fan-hsi, Op. cit. p37.

[46]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47] Roy, M.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Renaissance Publishers, 1946, p 615.

[48] Wittfogel, K. The Legend of “Maoism”, TCQ, 1960, No 2, p16-34.

[49] Chen Po-ta. Mao Tse-tung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3 FLPH, Peking.

[50]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51] Stalin, J.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m.org.

[52]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53] Alexander, Op. cit.

[54] Hsiao Tso-liang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Canton Soviet of 1927, The China Quarterly, 1967, No 30 p49-78.

[55] Hofheinz, R. The Autumn Harvest Insurre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67, No. 32, p37.

[56] Pantsov AND Levine, Mao, Op. cit. p191-192.

[57] Roy, Op. cit., p405.

[58] Roy, Op. cit. p405.

[59] Thornton, R. 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8-31, p102-105.

[60] Hsiao Tso-liang, Op. cit.

[61] Thornton, R. Emergence of a New Comintern Strategy for China: 1928,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43, MUP, 2004, p66-110.

[62] Stranahan, P. The CCP During the Third Period, 1927-34, in In Search of Revolution, Ed. Worsley, M. Tauris, 2004.

[63] North and Xenia, Op. cit., p112.

[64] Peng Pi-la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Education for Socialists, SWP, 1972, p12.

[65] Strong, A. China’s Millions, Univ. of Michigan, 2006, p242&251-2.

[66] Roy, M. The Less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abour Monthly, Nov., 1927, w.m.org.

第六章:从广州“公社”到江西“苏维埃”

6.1 简介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称：共执委）的代表罗明纳兹和诺伊曼的领导，意味着尊重客观现实被抛在了脑后。每一次挫折都被誉为一种进步：蒋介石1926年3月的政变将革命据称提升到了1927年4月上海大屠杀的更高阶段，而上海大屠杀又将革命提升到了武汉大屠杀的更高阶段，而武汉大屠杀又将革命推进到了直接发动暴动的阶段。[1]

这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做法是一系列起义尝试的基础，而每一次起义都是灾难性的；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中推断出，放眼整个中国，特别是在广州，立即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评估这些“起义”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共已经以真正斯大林主义的方式美化了这些事件，重写了历史，并在今天把它们说成是一种全新的、在仔细考虑研究之后实施的成功战略的开始，并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努力。[2]

共执委政策所造成的灾难并没有削弱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反而使控制增强了。中共党员当时几乎唯一的生存来源（衣食住行）是共产国际提供的资金，而共产国际则相当冷酷地利用这种情况来推进它对党的控制。那些表现顺从的人获得了物质上的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因此得到了保护，免受恐怖的影响。像彭述之这样的批评者发现自己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费，而且随时有被逮捕和枪毙的危险。斯大林主义的组织规则得到了推广：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反对派，即便他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彭述之也被拒绝参加党的会议，因为共产党担心彭对党的冒险主义行动的批评还会感染其他人。[3]

中国的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第三时期”的预演，其正式版本在1928年夏天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通过。它宣称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解体，革命浪潮将很快吞噬资本主义世界。例如，对于活跃在工会运动中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意味着建立独立的、激进的、在共产党控制下的所谓的赤色工会。即使这样的行动成功了，也只能导致中国现有非常薄弱的工人运动的分裂。更糟糕的是，中国共产党为这些赤色工会强加了一个纲领和战略，在作为工会成员可能意味着被毒打或枪杀的情况下，还要求他们采取进攻性行动。[4]

在中国，关于赤色工会的冒进行为将最终摧毁党剩余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并协助帕维尔·米夫（Pavel Mif）、王明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控制中共。随着党在城市中的实际消亡，中央委员会将从上海转移到中国南方江西的农民“苏维埃”，而中国共产党成员的阶级成分绝大多数将成为农民，并在政治上变得小资产阶级。

6.2 秋收起义

在共执委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为1927年的秋收时节策划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计划，因为一般农村地区的阶级斗争在每年这个时段最为激烈。“起义”这个词完全是个错误的说法。真正的起义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武装队伍先行对一个城镇发动军事攻势，然后再邀请当地工人和农民来提供支持（那些熟悉后来拉美和其他地区毛主义游击队活动的人会很眼熟这种战术）。

他们都同意全国性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起义只限于湖北、湖南、江西和广东四省，其中特别看重湖南，因为那里的农民运动被认为是最激进的。[5]不幸的是，湖南受到了特别恶毒的清剿，之前全国最激进和组织上最有效的农民协会被白色恐怖粉碎了。武装起义往往是由已经在乡村和深山里面避险的干部发起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导致了他们和许多农民的白白牺牲，并没有换来任何成果。

然而，想要转变斗争方针，就要面对当时摆在眼前严重的实际障碍。上海的事件对党员、工人和农民普遍造成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中共党员多年来一直被错误地引导去接受机会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然而现在他们却被期望作出突然的180度大转弯，领导武装暴动！中国共产党会发现，它自己的人员并不能胜任策划暴动的任务，但为时已晚。[6]中共党员之前一直在不断地抑制群众的革命情绪，而且因被认为反对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共产党员普遍被不信任。在发动起义的命令到来时，这种不信任感便浮现出来，农民协会所承诺给予的支持也消失了。

在这种不合适的条件下尝试起义只会削弱党的力量，使其更加孤立于群众。然而就像历史上许多极左派一样，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们正在实施一种休克疗法，其将立即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

新路线下的第一次起义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生；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位于武汉西南约250公里（160英里），由罗明纳兹全面指挥，但由瞿秋白和李立三在当地指挥。这次进攻是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由多达2万名士兵组成，主要来自从国民党起义的部队，其中许多部队之前就是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由于守军人数极为劣势，南昌被轻易拿下。[7]

起义后南昌被置于一个由25名成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之下，其中既有共产党人又有国民党人。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发动反对国民党的起义，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最荒谬莫过于委员会中居然包含了一位此时正急行军去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将军（张发奎）。[8]部队在8月5日之前撤离了南昌，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任何正面冲突。

很明显的是，在南昌或周边地区都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起义，尽管中共宣布“要进行土地改革”。只有面积超过三公顷（约八英亩）、不属于国民党军队家庭的土地才会被没收，这意味着许多当地地主不太可能受到影响。[9]但农民对起义缺乏热情的深层原因，是中共之前关于土地政策的表现。

在1927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又发动了两次同样不成功的暴动：一次是对长沙不奏效的攻击（毛泽东来得太晚，没有参与）【编者注：秋收起义的一部分，起义军在接近长沙前就被击败】，另一次是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对通商口岸汕头的攻击，结果被打败。[10]在此期间，共产党继续在国民党左派的青天白日旗帜下行进，进一步对党员错误地引导列宁主义政党原本该有的原则和组织。最糟糕的是，它向农民群众展示了一种假象，即战斗仅限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11]

所有地方的起义在一两天的“成功”之后就被打败了。这些起义几乎是灾难，是一系列缺乏农民支持的错误军事盲动行为。第二次中国革命失败后所剩不多的中共军队被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所摧毁。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暴动未能引发革命时，责任并不是归咎于斯大林、共执委或其代理人，甚至不是归咎于瞿秋白；黑锅落在了谭平山头上，他因为所谓鼓吹对国民党左派的幻想而被批判并开除党籍。[12]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终于宣布：“起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发动”，并正式让这个国共“合作”的腐臭尸体安息。【编者注：来自于《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描述了在这些冒进行动中幸存下来的个人和小股基层部队是如何逃到偏僻的农村地区的，如湖南和江西边境的井冈山；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往往采取半土匪式的生活。[13]

6.3 广州起义及其后续

1927年9月30日的《真理报》报道:“在南方革命军取得重要胜利后，事实已经清晰地表明，中国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然而，之前占领了南昌并向汕头进军的共产党部队，就恰恰在《真理报》文章发表的当晚被击溃。原先的计划是让这些部队从共产党将要控制的汕头出发，前往广州参加一场大型城市起义。这是一个来自反动派之实力的警告：但这个警告不出意外地被忽略了。

彭述之和陈独秀，为了纠正极左政策并劝说领导层放弃计划中的广州起义，于1927年10月26日尝试了最后一搏，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他们强调中国的形势不再是革命的，而能够唤起群众行动的、正确以及关键的口号是民主要求，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关于政治体制的口号则是“召集国民大会”。这样的口号将会吸引广大群众再次投入活动，并且为日后提出革命性的口号、特别是呼吁建立苏维埃做好准备。[14]该建议被立即驳回。后来，刘少奇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全面评估时，认为政治体制问题确实是“群众最关心的核心实际问题”，并间接地承认民主口号确实是当时需要的东西。他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当时谴责合法途径为 “右倾”，并尽力鼓励冒险主义活动……“而我们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是数不清的”。[15]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举办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评估八月七号中央紧急会议批准的路线的实际结果。然而，党的通讯秘书李昂后来承认，“共产国际每天都发来电报，敦促中共在广州和其他大城市发动起义。这些电报的语气都是极其斩钉截铁的，不留有任何争论的余地。”[16]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顺从地以及盲目地接受了革命热浪正在高涨的说法，并要求中共采取更夸张的行动。那些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反革命时期的证据被嗤之以鼻，而一连串由淋淋鲜血书写的失败不被归咎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却被归咎于相关人员的个人能力不足。例如，毛泽东因为迟到所以没有参与对长沙的进攻；这导致他被踢出政治局。

没有任何农民要起义的迹象，城市群众因为上海大屠杀仍然心有余悸，而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就驻扎在广州和其附近；然而，即便在上述所有的条件下，共产国际还是坚持要求中共领导工人试图夺取广州。暴动的时间被定在与俄罗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相吻合的日期（1927年12月11日至14日），其主要目的是让斯大林声称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以便更好地攻击俄国反对派。艾尔曼的研究描述了暴动和大会的日期是如何像儿戏一样硬是被安排在一起的，以便广州的暴动能在莫斯科产生最大的影响。任何共产党领导的暴动，如果要唤起城市群众的行动，就必须要有总罢工的号召；但为了使起义能够符合共产国际制定的时间表，这一号召被取消了。7,000多名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了给斯大林的错误盖上遮羞布。[17]

在共产党员的行为上，广州起义是英勇的；然而领导层的盲动冒进主义却是向革命犯下的严重罪行。事实很快就清晰地表明，这次起义没有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实际上主导暴动的共产党军队干部叶挺后来说到：

“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参与暴动.....发电站的工人切断了电源供应，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河上的水手们可耻地为白军服务。香港和广东-汉口线的铁路工人传递敌人的电报，并运送他们的士兵。农民没有帮助我们破坏铁轨，也没有试图阻止敌人进攻广州。香港的工人对暴动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

到12月14日，广州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被国民党血腥镇压了，反动派的恐怖统治开始了。当然，后面这个消息，从未传递到俄国的党代表大会。

在共产党人控制城市的四天里，《真理报》确实声称 “一个苏维埃政府在广州被建立了”。但这个 “苏维埃”只是由一小群未经选举的人组成（布利克称在一个上百万人的城市中苏维埃成员居然只有16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在斯大林的直接指示下，精心挑选出来的。广州的工人对它的存在完全不知情，直到起义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18]“广州苏维埃”或“广州公社”是斯大林主义的虚构，是掩盖暴动失败的烟雾弹。

早前在武汉溃败期间苏维埃的概念就已被扭曲，以避免呼吁建立苏维埃的可能。在广州暴动中它被更不正当地应用和被进一步扭曲，变成了官僚机构的工具，而不是那个被剥削人民群众的组织者和表达者。一个真正的苏维埃，它首先是一个由工人、农民和士兵行使最广泛的选举权来选出的组织。在革命剧变时期，苏维埃会从群众运动中有机地被产生出来：从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农民协会和其他民主代表机构中产生。苏维埃将全社会范围内最广泛的群众吸引过来并鼓动起来。它直接表达他们的意愿。苏维埃自发的政治活动则会用直接行动的方式教育群众。它提供了一个训练场，可以一直支持和训练群众从革命开始直到夺取政府和国家权力。但此种苏维埃的概念则在斯大林和中共这里消失了。相反对他们而言，苏维埃只会在夺取政权的节骨眼上通过官僚式的法令出现。

苏维埃教育群众和民主地代表群众的性质被完全排除。群众对苏维埃的信心是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包括运动上升和撤退时）才能被获得的，因此这种信心在此地当时是不存在的。暴动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穿上了苏维埃的制服，但它的角色只是个观众，并且观看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冒险。一个沉痛的事实是，在广州暴动时中国的运动已经陷入低潮，在政治上和数量上都已经非常衰弱，因而无法发动真正的苏维埃。

共产国际和中共对中国有一个阶段论的看法，那就是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在日后某一天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有必要歪曲苏维埃的概念，以便使其成为党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最民主的群众组织。如果在1926-27年期间，苏维埃真的存在并且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那么这些苏维埃就会要求没收土地。但这些要求只会把矛头指向那些被中共指定为革命领袖的人，并且必然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议程。

罗明纳兹在中国从1927年7月呆到了12月；在此期间他忠实地听从斯大林的命令，并对广州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当他向俄共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的时候，他说这场灾难是一场胜利，证实了斯大林的分析，并且开创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直接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代。为此，他被选为俄共候补中央委员。后来，罗明纳兹受到了斯大林在中国的新手下帕维尔·米夫的猛烈抨击，后者继承了他留下的烂摊子。罗明纳兹很快就失宠了，并在1935年自杀，避免在即将到来的作秀审判中成为被告。三年后，米夫也被处决了。

中共政治局在1928年1月3日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中宣布：

“只有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会认为这次暴动是过早的行动，是盲动，是军事阴谋......十二月中旬的广州暴动，是阶级斗争整个儿的发展之客观条件的结果所必然要发生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事实。”[19]

他们公然违背摆在面前的每一个事实，宣称革命力量并没有减少，而是在不间断地增长，并且武装暴动的问题仍然是“直接的实际问题”。据称，中国的总形势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变成了目前工农革命中的实际问题。

随着中国共产党被愈加严厉地逼迫着去做出对中国局势越来越不现实的评估，莫斯科对中共的支配和控制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斯大林本人自然不能与随后发生的灾难被联系在一起。国际共产主义报刊上开始发表由谎言组成的烟雾弹。1928年2月7日，《真理报》写道：

“中国共产党正朝着武装暴动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整个局势说明了这是正确的方向。......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它一切力量集中在为武装暴动进行持续的、广泛的精心准备。”

1928年3月的《共产党人》刊登了英国共产党人拉尔夫·福克斯的一篇文章。[20]该文描述了继广东之后出现的巨大的（但完全是虚构的）农民暴动浪潮，该浪潮在广州建立了所谓的“苏维埃政府”

“广东东部，在广州和汕头之间，海防、陆防、普宁、河源等区......海南岛......在湖南省的沙林、奎屯和临城等区有苏维埃；在江西，在遂川和海陵区；......在湖北东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1928年2月9日至25日）预见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这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以及）推翻现存政权。......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暴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暴动。”[20]共执委批准了一项不负责任的盲动主义政策，这意味着最优秀的革命分子将在新的盲动中摧毁，进一步使中共与群众割裂，并进一步削弱党的力量。

2月7日的与上文同一期的《真理报》厚颜无耻地写道：

“各路地方省份的军队团结起来与红色广州作战，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最大和最古老的缺点是，从内部分解和弱化反动派军队的政治工作做的不足。”

但在一年前，就在上海大屠杀的一个半月前，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共产国际》曾经是这样写的：

“中国共产党和有觉悟的中国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分化革命军队的策略....”[21]

当然，蒋介石当时已经在积极筹划上海大屠杀；我们现今知道，鉴于蒋的部队的弱点，如果（按照托洛茨基领导的俄国反对派的建议）使国民革命军“陷入混乱”，将使上海工人处于更优势和强大的地位，并且加上薛岳和叶挺的部队，几乎肯定会使天平向他们倾斜。

在上海大屠杀发生两个月后，同一本杂志将指出：

“最能说明反对派的左倾路线是胡说八道的典型，正是他们提出的士兵代表大会的口号，作为双重权力的形式之一。......现在对为武汉政府作战的军队宣扬这个口号，就是有意识地寻求瓦解这支军队”。[22]

事实证明，瓦解这支军队正是形势所需要的。相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注意到普通士兵的关切，也没有尝试在士兵、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联系。现在，这些军队血腥的镇压了广州的叛乱。

6.4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局势非常危险，而且也是为了让共执委更好地操纵并导演会议的进程，专门给外人看的。这次大会是在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失败以及国际范围上路线的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国际上，“第三时期”的路线已在共执委第九次扩大全会（1928年2月）上通过，并在第六次世界大会（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上即将得到确认，该大会宣布中国即将发生革命性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并概述了基于城市暴动的革命方案，类似于上一年12月流产的广州起义。[23]这些思想自然而然地流入了中共六大，这意味着中共对任何民主要求都是口诛笔伐，并拒绝任何有意义的统一战线活动。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并一贯地提出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主张，组织苏维埃以使其作为暴动的机关（类似广州那样），没收地主和大地产业主，并驱逐外国帝国主义列强。

这种观点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时运动正处于严重的衰退期，这种性质的建议只会疏远那些还支持共产党但所剩无几的城市群众。第二，武装暴动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但是却由......“工农民主专政”取代【编者注：列宁在1917四月提纲之前为落后国家工农革命所设想的一个模糊概念的政体，之后列宁抛弃了这个概念】。另一个背叛的循环正在形成。

在政治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而言，这次大会是一场灾难。大会就像一个豺狼虎穴，指责声四起（除了针对斯大林！），而不同的派系则争夺着莫斯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失败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接受并执行的政策所造成的。但大会并没有试图直面这些失败背后的根本性错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能扮演的革命角色出的错误评估，以及未曾意识到存在一个真正独立的共产党的必要性。这些错误进一步滋生了党不支持组建工农苏维埃的错误，以及服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对于党的管束以及党员服从他们的纪律的错误。

在大会上，布哈林长达9个小时的讲话居然将党的失败通通归咎于那些莫斯科指示的执行者，即陈独秀和瞿秋白（后者被任命不到一年）。[24]在中国共产党内，那些试图客观地回顾并审视事件的人被开除了党籍。

从八七会议开始的，与之前意义完全不一样的“布尔什维克化”，在第六次党代会上期间被进一步加深执行，代表们接受并认可了斯大林式的自我批评。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少数需要接受多数的决定，不过之后会让事件的检验来决定谁是正确的。这样的程序在官僚体制下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理想的结果不是一条最匹配和符合事实发展的政治路线，而是一项最能保护官僚利益的政策。但事实上，一条与现实需要相匹配的政治路线将意味着官僚机构需要立即停止其存在。新式的“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任何少数派不仅要执行多数派的路线，而且要公开承认和忏悔自己的“错误”，承诺清除自己的“错误”思想，并无条件地宣誓对多数派（官僚）的路线效忠。这种自我鞭挞成为中共内部公认的程序，并发展成为在延安和后来广泛使用的整风运动。

不得不捍卫斯大林的路线，却还得掩盖不久以前的错误，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它正式谴责军事阴谋，但却赞同继续执行孤立的起义政策；它正式赞同中国需要一个民主革命纲领，但其极左活动却阻碍了联合行动。它把建立国民议会的呼吁批判成一个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的民主要求缺乏一个核心焦点。建立苏维埃的呼吁，的确意图是把其作为一个宣传口号来在未来某个时间付诸行动；然而就在无产阶级需要防御性口号的时候，这个口号却被默认地当作了党的政府口号。[25]

大会为创造广州悲剧的政策辩护。一项决议宣布，“南昌暴动、秋收起义，特别是广州公社，并不构成盲动主义”；相反，它宣称“广州公社开启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时期”，却在同时自我矛盾地说广州公社是一次“英雄的且战且退”。中国共产党正式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即只有在“起义的胜利得到稳固保障时”才应出现苏维埃，但警告说，允许在这些苏维埃中进行选举会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了发言权，这是危险的（对党的领导来说）。[26]鉴于中共的历史，自由讨论是个大忌，所以它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并且是对革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认为它有权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发起苏维埃，以及谁将被选举进苏维埃；这鲜明地揭示了其官僚主义和反民主的观点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对那些正在由红军在根据地里面建立起来苏维埃所实行的管理方式，这意味着一记公开的警钟。

第六次代表大会选择了一个40岁的工人向忠发作为新的总书记，因为他有无产阶级背景，是一个有奉献精神但不太聪明的人。党内真正的权威不久将落到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的手上，由作为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协助。在第六次大会期间，李立三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接受斯大林的接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获得了领导权。[27]我们可以相信，斯大林评估了李立三对他个人和新的极左第三时期路线的忠诚程度。

大会同意在农民中开展工作是必要的，但其总体方针是由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决定的，而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1928年夏天，布哈林为首的右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之间的斗争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因此，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意，党应该“与小资产阶级和富农联合起来，对抗一切反动势力”。1929年6月，与右派反对派的斗争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改变为与富农坚决斗争，争取农民群众的领导权。[28]这些变化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像毛泽东这样赞成更温和路线的人之间引起了相当大的摩擦，而其他人则试图强迫采用更激进的路线。

大会在共执委的指导下，通过了一项长篇决议《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29]该决议案宣布，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是需要将中国共产党、农民苏维埃和红军联合起来，在农村建立军事化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发展到包围城市，并推进上升的革命浪潮。对这一决议案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强调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人（毛泽东），与想利用红军攻击城市中心来引发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李立三）之间的分歧。毛泽东的标志性战略，后来被解读为“从外围到核心”，起源于共执委；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以掩盖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争取城市无产阶级方面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每一处都很混乱，团体，支部和个人之间的沟通很困难，也很缓慢。因此，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央的指导，并利用这种情况来推行他自己的观点。1927年4月，他说服朱德与他合作，在江西和湖南的边境地区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控制的区域。随后，毛泽东声称有近2万名“战士”加入了他。此举得到了地方党委的批准，后来又得到了中共六大的批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作为一名“要求迅速进行土地革命的倾向的代表人”。[30]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28年底，红军一般在一个地方并不会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到能执行中共的土地政策。毛泽东曾在江西/湖南边境地区尝试过这一政策，但被赶了出来，并南迁到更加偏远的江西/福建边境地区。然而，在192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能够在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土地分配，从而获得了以前所缺乏的重要的社会地位。根据六大通过的决议，没收的土地仅限于大地主的土地和公共土地。很快事实证明，这种分配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经济条件已经较好的农民身上；他们随即积极的参加红军，并积极的在中共控制的领土上担任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31]

毛泽东的土地计划听起来是激进的、革命的；旧的税务局被摧毁，许多税吏、国民党官僚、军阀分子、乡绅和传教士被杀死。无租（给地主）、无税（给国民党当局）、无债（给高利贷者）的政策得以实施。旧政权的所有地契、土地产权证、债务单、税单都被彻底销毁。[32]这些政策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以前耕种这块土地的农民，而该政策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但是，我们也不应贬低这些措施对个体农民的进步性。对许多人来说，这代表了他们生活上的重大改善，也是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与此同时，蒋介石占领了南京，夸夸其谈地宣布它是已被统一的中国的首都，宣布一个全中国的政府已经建立，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军事统治也已结束！

6.5李立三路线

李立三在党内是有真正威望和支持的，因为他在好一些工人斗争中英雄的表现和重要角色。[33]因为有莫斯科的支持，李立三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以及类似周恩来这样紧跟莫斯科路线左右摇摆的人的支持。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所谓李立三路线【编者注：并不是他自己的独立创造】是斯大林主义“第三时期”的中国版。它所推行的极左和盲动主义政策，进一步将党与无产阶级隔离开来，并有效地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主要城市中心的组织。

上海大屠杀结束了党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武汉和广州大屠杀的发生，党的威望一落千丈，工人们纷纷背弃了它。而随着军事盲动政策的推行，党员一个接一个脱党，就像泄洪一样；这完全是因为军事盲动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符合中国的实际需求，而是为了维护斯大林在俄国的威信。[34]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一封信，声称在中国已经可以清楚地判断识别出新的革命浪潮。1929年6月的中共中央全会正式批准了斯大林的所谓“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最后的崩溃”路线，并确认了李立三的领导地位。[35]1929年10月26日，共执委再次致函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中国“革命浪潮已经在开始”。党要通过克服其“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来接管这一新的革命浪潮的领导权。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又强化了这一观点，宣布“右派”既是国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危险的倾向。

中共作为回应，在1929年12月20日和1930年1月11日通过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立场，并欢呼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36]李立三断言，中国正处于立即革命的形势下，不惜一切代价的发动暴动是当务之急。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准备工作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这个错误造成了城市地区中非常多中共党员不必要的牺牲。[37]

江苏省委和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员带头反对李立三对“革命高潮”过于乐观的估计；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在上海。只有在1929年6月的中共中央二次全会整改了江苏省委，并开除了包括彭述之在内的几个“托洛茨基分子”后，这种反对才被压下去。[38]

陈独秀是批右路线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他于1929年底被开除出党。他因其“托洛茨基分子”、“取消派”和“右派”的倾向而被恶毒地攻击。鉴于他的巨大威望，他对托洛茨基立场的接受在党内造成了一场危机；作为回应，面对党的机关，一场以真正斯大林主义方式的大清洗被发动了。陈独秀一直是党内民主的坚定捍卫者，他警告党员，压制不同意见会导致党从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变成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他立即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就在他被开除时，党又正式执行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通过的禁止派别的决议案（即禁止民主讨论和辩论）。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本人被正式开除出党，之后领导层又开除了数百名支持他的成员。这是一次“以俄国方式”进行的大清洗；反对派被除掉了。每周，党报《红旗报》都会公布一长串最新被开除党员的名单。[39]

中国代表向俄共第十六大报告的1928年和1929年的罢工数字清楚地表明，主要由于经济好转，工会活动确实有了激增。中国共产党如果采取正确的策略，就可以与这些工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无产阶级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但就算是向工人呈现党的防御性纲领，党都严厉弃绝了诸如“为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这样的民主口号。相反，作为极左路线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试图建立赤色工会，积极分化工人阶级，就像德国共产党在面对纳粹时的做法一样。城市地区的党员们努力工作，积极介入每一次劳资纠纷：例如5月13日在上海，大约300名罢工者在党员的鼓动下，袭击了轮渡路的有轨电车并使其瘫痪——但共有约100人被捕，其中大多数人遭到毒打。

在1929年底和1930年初，一群又一群工人与警察之间发生了许多小规模的暴力冲突：比如法国租界的警察公开攻击了罢工的棉纺厂女工，而后者进行了反击，并最终赢得了罢工。极左的李立三自以为他看到了足够多的活动，足以证明他对即将到来革命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李立三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计划：客观形势是立即革命的，所以党将从五一节开始加强鼓动，直到5月30日的光荣纪念日，届时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总罢工将启动革命。

“在当时，为了配合或促成‘快要来到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起见，我们真是昼夜奔忙，不放过一星半点儿的火种。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伙计间的一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至还加上江苏省委，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睛，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借以造成燎原的局势。......一天亮就要起身，因为要在商店没有开门之前，去找有关的工友们谈天，然后是会议，接头；接头，会议，非弄到深夜不能回家”。[40]

中共党员的公开行动需要高度的英雄主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种表现描述为“不要命的”，并将上海的党员人数下降尤其归咎于由此产生的逮捕和牺牲。[41]这种狂热活动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总罢工，而是大量中共党员被逮捕被监禁，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立即杀害。[42]尽管5月经历的失利清楚地表明，工人并没有革命情绪，但李立三继续推行“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崩溃边缘”的路线......并且任何事件都可能点燃“伟大的斗争”。[43]李立三怎么会对他政策的结果如此视而不见？可能是因为，和许多极端左派一样，他坚信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只是成员们不够努力。[44]

为了寻找恢复其在城市影响力的途径，领导层决定利用党在农村取得的、相较于城市毋庸置疑的成功。这在中共政治局1930年6月11日题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得到了详细说明，该决议提议发动一系列武装斗争，包括军事夺取武汉，并预测这些初期成果将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45]

革命年代培养了相当多的农村地区领导人，而反革命并没有成功地将他们全部消灭。另外，大量的革命工人在农村躲避白色恐怖分子。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轻型枪械；起义到农民这一边的士兵，有个人的，有集体的，有时还有整个连队的——他们组织了游击队（自称“红军部队”）。因此，即使在革命失败后，一些地区的农民起义仍在继续，往往以共产党员为首，以至于在个别地区，武装的农民队伍赶走了当地的地主、高利贷者和富农。例如，在汕头战败的部队残部在广东海陆丰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46]李立三认为这些力量可以结合起来，激发无产阶级的活动。

为了实施他的计划，李立三决心对武装斗争进行更直接更集中的控制。为了反制针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毛泽东于1929年12月亲自召开了红军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并对李立三进行了实质性的（尽管是隐含的）批评。对李立三的这种拆台，采用的是似乎与中共中央委员会决策目标完全一致的措辞：反对平均主义，加强组织纪律，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政治需要。[47]毛泽东这时的小册子大肆宣扬他自己其实完全赞同中共六大的决定，并声称要贯彻落实共执委的指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毛泽东批评了李立三的策略，强调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会有良好收获，而攻击城市中心则有风险。[48]

毛泽东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已经声名鹊起，并以其四项战术原则【编者注：十六字诀】而闻名：

1. 当敌人前进时，我们就撤退。（敌进我退）

2. 当敌人停顿下来并扎营时，我们就对其进行骚扰。（敌驻我扰）

3. 当敌人疲惫想逃避战斗时，我们就攻击他。（敌疲我打）

4. 敌人撤退时，我们就追击他。（敌退我追）

历史学家布劳恩则坚持认为，这些原则代表了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解释。布劳恩还指出，毛泽东著名的关于训练红军部队良好行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来源于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运动规则的更新版。这些纪律为红军赢得了大量的支持，因为农民已经受够了一贯以来把掠夺和强奸视为理所当然的雇佣军。[49]

为了抵制毛泽东的政治操作，对各地方构成红军的这些不同武装团体建立更好的中央控制，并提出为了实施上文提到的政治局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决议的战略，李立三于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红军代表会议。尽管存在地形和距离上的困难，为了新战略做准备，李立三希望红军分散的部队合并成四个军，并准备从游击和草莽战术转向运动战以及占领城市中心。[50]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出席，表明了他们的反对。

1930年6月，共执委的政治秘书处写信给中国共产党，评价了李的提议。[51]信件没有提到李立三偏离了共执委的总政策或实际策略，之后这封信被认为是对李立三路线的认可。因为共执委貌似是点了头，李立三便在7月1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掩护组织【编者注：表面上较为温和，可以在白色恐怖下运转的合法组织】的全国会议，并通知他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动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

最初的焦点是武汉和其周边地区。随着红军向武汉集结，计划里面估计长江中游地区将出现城市起义，这将引发一系列全国性的革命罢工，这将变成一场内战，并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根据计划，在武汉的胜利之后，北京、广州、香港、南昌、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都会发生起义。[52]

《国际新闻通讯社》宣告，“在所有大城镇，如上海、汉口和香港，都在成立工人保卫团，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准备上海第四次起义已成为该市全体工人的普遍口号”。[53]这种无稽之谈被编造出来欺骗全世界的工人，让他们相信斯大林的第三时期路线是成功的。李立三知道在武汉三镇地区只有200名党员和150名赤色工会会员，他们是唯一的可以建立任何武装工人军事组织的基础。李立三战略的毫无根据性在这个口号的结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起义的时候到了！组织起来吧！”；然而，例如在整个上海，只有125人前来应征加入赤卫队。[54]

红军第五军团被赋予对武汉进行攻击的主要军事责任。这是一支由大约1万人组成的军队，虽然小但是很有经验，其中可能7千人有武器。它离开了湖南-江西-湖北边境地区的根据地，于7月5日夺取了小城攸州；此后在向武汉进军之前，它行军剑指长沙（湖南的省会）。[55]

1930年7月28日，长沙被占领。为了证明这一战略的合理性，所取得的成果被极度夸大。《国际新闻通讯社》吹嘘说：

“长沙，湖南省的省会，中国心脏地带最重要的省份之一，于7月28日被中国苏维埃领土的第五红军胜利占领。从城市到乡村，在起义的工农支持下，以及一些政府士兵的哗变下，......工农红军经过英勇的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整个长沙被红色旗帜的海洋所覆盖......苏维埃政权作为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力量被宣告成立了......夺取华中最大的三个姐妹工业城市（汉口、武昌和汉阳）是红军的目标......在武汉周围已经有了苏区。红军正努力在起义农民的帮助下，把它的行动范围越来越多地扩展到中心地区，并包围武汉......”[56]

最初的报道完全脱离了现实，吹嘘长沙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集会，50万居民中有10万人参加。后来李立三承认，只有大约3000人参加；群众总体并没有涌来支持红军或中国共产党。同样，关于三天内有5万名工人被组织到工会的说法也是虚构的。193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承认：“红军的进攻与长沙的群众斗争之间没有足够亲密的关系，缺乏群众基础”。这个事实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群众对红军和中共的欢迎程度是李立三路线成功的根本。没有民众的积极支持和群众基础，这些运动永远不可能超过军事冒险。城市居民的消极态度再次明确表明，“路线”不会成功，但李立三却盲目地坚持他的预测，认为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的冒险行为就会把群众召集到革命中来。[57]

红军第5军（已经与毛泽东的第4军汇合成第1方面军）于8月3日撤出长沙，以避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沙后，杀害了约5000名同情红军的当地居民。莫斯科强烈谴责撤军，但没有谴责进攻；他们还命令李立三指示红军再次进攻长沙，但红军未能夺回该城，而此次军事冒险戛然而止。在任何时候，红军部队都没有接近到对武汉构成威胁的程度。长沙事件暴露了整个行动的致命弱点：军队与城市的工人没有亲密的关系，军队缺乏群众基础。对长沙的攻击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其严重性直接终结了李立三作为中共领导的地位；唯一的问题变成了什么方式和什么时候把他彻底踢下台。[58]

共执委让瞿秋白和周恩来调查失败的原因。但瞿秋白和周恩来发现，李立三在进攻长沙时，只犯了战术错误，也就是在具体情况下错误的落实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政策。他们没有要求中共中央委员会撤换他，而只是批评他“高估了革命的节奏”。他们说，他的总路线是“与共产国际完全一致的”。[59]

这样的结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把斯大林与失败联系得太直接了。瞿秋白和周恩来被排挤到一边；在1930年春天，帕维尔·米夫被委派为共执委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60]

帕维尔·米夫准备罢免李立三，启用王明和“归国学生”集团。这个团体，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将与以前的所有任命明显不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独立的根基，他们的职权将完全依赖米夫，他们彻头彻尾是莫斯科的产物。他们深受斯大林主义方法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个人的进步，他们准备好不惜让自己的中国同学当牺牲品，从而证明自己对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忠诚。王明针对李立三的反对其实与政治没什么关系。在来到中国之前，王明的出版物没有显示出与李立三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而在担任领导之后，这个团体提出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又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差异。[61]

1930年10月，共执委对李立三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并上纲上线，给他扣上了“反共产国际”和“半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大帽子。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是统一的；李立三黯然辞职。米夫于12月中旬抵达中国，提议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以便重新组织中共的领导层。

由米夫和王明主宰的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期间他们严厉谴责李立三背叛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给党带来灾难。[62]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两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党名义上的领袖仍然是不威胁任何人但令人尊敬的向忠发（直到他于6月在上海被俘并被杀害），而周恩来收回了他的观点，以现在斯大林主义政党标志性的方法的贬低鞭挞自己；但由于他的组织能力、丰富的经验和“认识所有人”，设法保留了一个很高的职位。毛泽东被莫斯科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共执委远东局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抱怨毛泽东被局限于军事事务，建议让他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63]

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他在那里流亡了大约15年），政治舞台现在属于王明了。[64]

6.6赤色工会

    1926年，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共党员是无产阶级，只有5%的农民和2%的士兵，但到了1930年的最初几个月，无产阶级的成分已经下降到不足5%左右。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将权力交给蒋介石后，党遭受了持续的白色恐怖的镇压和破坏。1927年4月，上海的党员约为8000人，1930年不超过2000人，1932年约为500人，到了1934年已经所剩无几。盲动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反动派取得胜利并横行霸道的时候，意味着党员会仅仅是为了活命而不在岗。

到了1930年，由于李立三个人的工会工作背景，以及共产国际警告党内“农民心态”的危险并敦促党加强在城市的工作，李立三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去纠正这一缺陷。[65]全中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此时由于白色恐怖受到了严重打击，势力比以前大大缩减，而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工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黄色”工会被勉强允许。汪精卫集团是其中大多数工会的领导，并且一定程度上把部分重要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民主要求成功的引向和控制在了资产阶级能容忍的范围。

李立三当时承担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寻求在工会运动中重建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基础。他决心成功地应用第三时期的政策，既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并自信地认为他自己之前的斗争经验将是非常宝贵的。然而，李立三是在广大工人已经背弃了党的时候，试图采取这种极左的政策。最终，赤色工会仅由中共党员和一些亲密合作者组成。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受到惊吓的工人拒绝接受赤色工会。黄色工会宣扬阶级合作、妥协和服从，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不屑于进入这些工会并从内部进行斗争，中共把场地留给了汪精卫集团。

其实早在1928年，短暂的经济复苏已经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恢复了信心，而工人们为争取更好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当然，罢工者还是会被逮捕、殴打和杀害。从他们的直接需求出发，被每一次经济斗争的经历所迫，他们对基础民主权利的鼓动是会作出积极的反应的：比如集会自由、组织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口号。呼吁建立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的口号，将会是这种方案的焦点，并能够广大团结那些受到国民党军事独裁统治压迫和恐吓的中国群众。[66]

但是，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在成千上万的有工会组织的工人里面，也没有在数百万的无组织的工人里获得任何地位。共产党人仍然无能为力，因为第三时期的方法是“把我们党的全部纲领和基本口号全盘移植”到每张传单中，事实上把赤色工会周围合作和同情的小团体变成了第二个党。并没有人理睬“总罢工”、“支持红军”和“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抽象呼吁。[67]192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该党在产业工人中没有一个健康的党的基层支部”。[68]

工人们与中国共产党如此对立，以至于共产党干部经常向党内隐瞒即将发生罢工的消息！根据当时全国总工会领导人项英所述，“赤色工会的工作和影响几乎缩小至零。群众遂均受黄色工会影响。”[69]

在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里，要接受第三时期路线是一场灾难的说法是极为不可能的。为了自我保护，共产党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夸张和荒谬地宣称政策的成功。将失败归咎于替罪羊是标准的做法；共执委会指责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指责省委员会，省委员会指责地方党组织，地方党组织则指责.....，等等。每一个新的领导层被任命后，他们都会揭露其前任的错误主张。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地持续着，领导人不断抱怨他们的追随者没有执行“党的路线”。从来没有人提过，实际上“党的路线”本身就是工人顽固地不愿意跟随党的原因。

1929年2月，共产国际的一封信里面说，“在多数城市里，甚至在武汉、天津和广州这样大的工人阶级中心里没有干出一点工作……在大的和重要的企业里没有支部”。信中继续说，全党只有4000名工人，其中1300人在上海，其余的分散在其他地方。1929年11月，第五次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大会召开。它声称只代表了3万名工人，大概是两年前在汉口举行的第四届大会代表人数的百分之一。1930年9月，周恩来告诉中央委员会，党员里面只有2000名工厂工人了。

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背过身去，而中国共产党直到第二次国共内战结束前都没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中心重新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立足点。在工人离开政治舞台的同时，在1925-27年期间大放异彩的农民起义继续时不时地爆发。军事暴动的方法在有农民拿起武器或有哗变的前国民党士兵的地区，得到了更多的响应。共产党的剩余力量从1927年的失败中重新出现，领导着一个分散的、各异的农民起义运动，其范围主要局限在华中最不发达的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它将建立所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6.7王明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李立三和王明的政策相互关系是同一个极左第三时期战略下不同的变种。但再怎么说，李立三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激进分子，而王明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官僚；李立三有勇气积极参与以执行他的政策，而王明则是通过电话、电报或广播来遥控执行。尽管两人的斗争产生了激烈的谩骂和指责，但两人的政治政策在原则或意识形态上并无不同；区别在于谁会为过去的错误背锅，以及谁更顺从于莫斯科。在共执委看来，李立三的一个主要罪行是他的“危险精神”——他敢于提出中国人比莫斯科人更了解中国的当地情况这一观点。[70]

王明和他的帮手博古（秦邦宪）的任职属于共产国际下全世界各地共产党都在发生的类似事件，即由斯大林主义的走狗来领导各国的共产党；因为他们的权威来自于他们与莫斯科的联系，他们非常积极地甘当苏联官僚的外交工具。这种（编者注：在讽刺的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干预，旨在彻底改变党，并将对其政治和内部制度产生持久影响。随着王明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原则上与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没有一丝区别。

王明和28名布尔什维克不是为了补充现有的领导层，而是为了彻底取代它。王明特别会拍马屁和卑躬屈膝；李立三曾谈到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说中国的革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阶级战争。相比之下，王明的批评是，这种分析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否认苏联是世界的中心”，因此与斯大林对立，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对立。[71]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赤裸裸地表明其对莫斯科的奴颜卑膝？

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博古（1932年至1935年1月间的代理总书记），王明在中共内部掌握了四年的权力。根据共产国际的分析并经其批准，他将把中共领导层从城市带到红军控制的相对安全的农村地区。

王明具备斯大林主义警察的所有必要素质，他个人雄心勃勃，意志坚强，聪明伶俐，但也心胸狭窄，墨守成规，并擅长操纵人际关系。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僵化表现为绝对不容忍哪怕是最轻微的、知识性的好奇心或创新；他组织上的执行手段是通过无情的清洗制度和绝对而又严苛的组织纪律进行一刀切。[72]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王明的文件《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也称为“两条路线”。这份文件颂扬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事务的直接干预——它是王明与米夫的联合行动的产物，其核心特征是用忠于王明的人取代有经验的干部（因此党内有很多反对意见）。[73]帕维尔·米夫和王明完全主导了1月的全会，因此很有意思的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选委员，而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选委员。毛泽东和朱德获得这些职位主要是由于斯大林的支持。两人都被俄国报刊广泛赞誉为“英雄”，在上海的共执委远东局还推荐毛泽东为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74]

在中央委员会议之后，一些还幸存的中共工运领导层人员组织了一个团体反对王明，称其政策是李立三路线的延伸。由于这一行为，他们被开除出党。1月17日，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在上海的国际租界开会，但在那里被英国警察突袭，20多人被杀害【编者注：龙华二十四烈士，包括林育南等早期领导人】。在这些人死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失去了它与城市无产阶级最后有任何价值的具体联系”。[75]此事发生之后，一直有谣传说王明出卖了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工运老党员，以消除一个可能令人尴尬的反对派；当王明在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居然要求对他判处死刑时，这种谣传变得更加强烈。[76]当时，中共新闻界针对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炮制了各种卑鄙的诽谤和挑衅【编者注：王明坚称就算陈独秀不是汉奸也得说他是汉奸】，以夺走人们对他们的支持，混淆视听；并且假如俄国特工真的杀害了陈独秀或者彭述之，届时将为其行为提供掩护。[77]

在党内，28名布尔什维克们实施了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东西。为了在意识形态上重塑党员，消除异议，他们开始了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这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批斗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此同时，他们还开除了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然而，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党员们开始对新领导人产生敌意，因为这些新领导人极为执念于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他们对下属颐指气使，让别人做自己的杂事，并拒绝对自己作出指令的后果负责。[78]

在党内，很多人对王明对待陈独秀、罢免李立三和开除工会小组的方式颇有微词；据说反对王明的人非常多，有多达四分之一的成员被开除，其借口是“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的人就是在反对党，反对党的人就应该被开除”。[79]这些开除行为是王明“布尔什维克化”的核心；之后，党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了铁板一块的中央官僚集权主义之典范。[80]

6.8农民苏维埃

中共在城市地区的失败和红军的相对成功（红军7月28日对长沙的进攻在运动里面反响很大），都对共执委产生了影响。共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再次建议中共集中力量建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但这次改口了，建议将其作为“最优先事项”。[81]任何在城镇立即暴动的想法（如李立三所设想的）都被放弃了。托洛茨基在八届共执委全会上说，中国革命将以苏维埃的形式前进，或者根本不前进；这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与他本来倡导的路线是相反的。[82]

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干部都集中在这些苏维埃中，由于这些苏维埃位置偏僻，而且在李立三被解职后缺乏有效的中央领导，因此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中国中部的武汉地区周围有三个苏维埃区域；北部的鄂豫皖苏维埃，西部的湘鄂西苏维埃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江西中央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存在于两个或多个省的边界，这些地区政府管理责任不明确，国民党的存在很薄弱或不存在，它们都是经济落后的丘陵或山区；它们被反动政府认为不重要，所以就没管。[83]

1930年11月16日的一封共执委信件确认了早先的指示，即集中党内最好的力量建设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鉴于在城市的失败，这意味着建立农民苏维埃。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特别是要能够招募新的部队。当王明和他的盟友遵循这些共执委的指示时，他们采取了一个比赤色工会更具破坏性的政策。他们没有寻求在工厂里建立党的小组，而是将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转移到苏维埃地区，试图使红军无产阶级化。在工人中的活动不是用来建立工人运动，而是用来作为苏区的征兵活动。[84]

28个布尔什维克拒绝为他们提出的政策承担任何责任，并通过指责是党员自己放弃的来推卸责任，特别是指责党员在重工业中放弃了组织赤色工会。1931年2月，中共承认，“现在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它们已经被消灭了。所有工作都被放弃了”。[85]1931年是日本入侵的那一年，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工厂出现了抗议罢工的浪潮，但党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没有成功地组织一次反帝国主义的罢工”。

在日本入侵后的短时间内（1932-1933年），工人的战斗性有所提高，党员人数也有小幅但明显的增加。然而，王明和他的盟友丢掉了这个机会——他们遵循了共执委的指示，继续号召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离开工厂转移到苏维埃地区。

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秘书处已经用了最大努力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留在上海，但他们最终被迫转移到了中央苏维埃；这一行动在1933年春天完成。28名布尔什维克中的许多人和中央委员会的所有人都被选入新的江西苏维埃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4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出：

“我们的同志竟不知道工厂将要发生斗争……孤立的结果是，我们不仅不能领导群众斗争，我们连他们的尾巴也捉不到了！”[86]

赤色工会和红军征兵的六年，是中共在城市没有实际力量的六年。这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力量，以至于当国民党在1934年3月和1935年再次进行一系列逮捕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活动几乎终止。[87]

6.9总结

农民起义和游击战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在1925-27年流产的革命中，这些传统在中国南部和中部都很活跃。数以百万计的人站了起来，反抗压迫，努力为自己夺取土地，他们与那些建立了汉朝和明朝的人一脉相承，并紧紧跟随着“长毛”太平天国运动的脚步坚定前行。

然而，1926-27年起义的农民，可以在他们所有祖先都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编者注：作者指的是农民运动在历史上必然堕落陷入旧体制的官僚腐败集权，无法带来他们所承诺的确保均田地的新社会】。从一个在帝国主义侵蚀下解体的社会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解决方案的必要因素正在形成。落后的、分散的、在各个细分阶层内因而很难团结的农民可以提供变革的动力，但不能发挥独立作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要保护自己土地租金和高利贷利息的经济利益，被束缚在这个体系中。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寻求改变社会的新生城市工人阶级，可以把自己的阶级利益与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阶级利益联系起来——通过领导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并让农民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来突破恶性历史循环。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后不久，就面临着巨大的革命问题和任务。领导层的不成熟，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再加上事件极快的发展速度，意味着它几乎没有可能制定自己的独立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真诚地相信，他们避免犯严重错误的唯一希望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他们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并这样就把党的独立性交出去给了资产阶级。[88]

由于共执委的建议和指示，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27）分三个不同阶段被彻底击败：上海、武汉和广州。被中共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共产国际的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路线在五个问题上得到了体现：

• 党的问题。一个绝对阶级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主义政治的首要并且决定性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并成为它的附庸，并在之后阶级斗争最关键时期的剥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但不管国民党内工人和贫农的比例如何，由于它的领导和它的行为，它到底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 帝国主义的问题。共产国际说中国的农业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非常正确的，但共产国际拒绝接受这个历史现实：封建势力、买办、地主、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的根本利益都是联系在一起，它们在高利贷和地租的利益网络中联系在一起。（编者注：中国前现代历史上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主导，漫长的历史中其内部存在封建要素的发展。殖民时代清廷的覆灭意味着亚细亚方式在中国进入了历史性终结，因此在当时中国残余的地主等旧剥削者确实代表了封建性质的残余。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古代主导性的农业生产模式为封建制。）

  当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最反动的封建军阀是会发生冲突的，并有时也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在决定性的时刻总是次要的——始终从属于它与工人和贫农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之下。反帝国主义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无产阶级在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粉碎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企图。

• 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国际领导层把国民党高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误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盟友。然而，这些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系比与农村和城市贫民的联系更密切，并在决定性的时刻把他们出卖，自己投靠大资产阶级。正确的方针不是与汪精卫结盟反对蒋介石，而是与劳苦大众结盟，既反对汪精卫又反对蒋介石。
• 苏维埃的问题。苏维埃是可以而且必须在波及广泛的革命高潮第一个阶段就建立起来。苏维埃可以从罢工委员会或农民协会中产生，然后发展壮大，扩大其职能，提高其在群众眼中的权威。最后，它们将成为革命起义的组织，如果取得胜利，它们就成为革命政权的机关。

  当革命浪潮兴起时，斯大林主义者否认苏维埃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占据任何地位，于是中共积极反对苏维埃的成立。然后，随着革命的退潮，中共突然180度转变了态度，宣布苏维埃是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并亲自发起了苏维埃；它们都具有官僚主义的畸形，以及存在时间都很短。

  斯大林主义者与现实完全脱节。一个国际范围内的、由谎言和欺骗组成的障眼法被用来掩盖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斯大林的政策，特别是关于苏维埃的政策，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 在反革命形势下采取什么策略？托洛茨基提出了一项沿用民主要求的防御性政策，以保存革命力量的有生力量，团结并重新激励群众。这些要求将类似于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要求罢工权，而最终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全国制宪会议。相反，斯大林提出，作为 “当前的实际任务就是准备和进行武装暴动，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的唯一途径。”[89]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将因这一指令而死亡（仅在一次国民党围剿战中就有约100万人），更不用说数百万农民被落在了磨刀霍霍想要报复的地主的手里，任其宰割。

革命的失败使蒋介石掌控了政治权力，并迎来了一个反革命白色恐怖、经济瓦解崩溃、面对帝国主义无能为力、以及日本皇军军事入侵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无法发展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只能通过残酷血腥的军事独裁来掌握权力。蒋介石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但面对中国群众却没有“不抵抗”的政策；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无情地镇压任何组织抵抗日本入侵的企图，这意味着成批的屠杀和灭绝中国中部所有革命性的农民，这意味着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些都是1925-27年革命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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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December 12, 1928.

第七章：从江西“苏维埃”到延安

7.1 简介

本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城市中撤退时建立的所谓农民苏维埃。中共的斯大林主义性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些苏维埃的特征。这些政治和组织结构本应该是由农民自我管理的，但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强加给当地人民的，而共产党实际上是一支入侵和占领的力量，尽管其是善意的。这些所谓的苏维埃是在最落后和最孤立的地区建立的，几乎或根本没有相关农民工作的经验基础。[1]

在任何时候，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都凌驾于当地农民的意愿，最终红军将离开，并把他们留给了蒋介石“温柔的怜悯”。尽管如此，苏维埃确实受到了中农和贫农的欢迎，甚至在许多富农中也是如此。

国民党的剿匪行动反映了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平衡，迫使共产党退出他们在江西的主要基地，并开始了长征。江西“苏维埃共和国”的毁灭和共产党人的逃离对中共来说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失败。它标志着此种企图的第一次尝试之结束：建立一个只基于农民起义的革命政权。而且，关于苏维埃政权可以用红军的运输队从江西运到延安的想法完全是官僚主义的，是更进一步地将社会主义革命消融在农民起义中。

中国地图——显示长征开始时第四次 “剿匪行动”后剩余的主要苏区（1934-35）。注：苏维埃区域非按比例绘制。

中共以一个真正斯大林主义式的方式重写了自己的历史以消除其中的褶皱，使其自传变成了一个持续的和线性的过程，并将一个全知全能的毛泽东置于主导地位。随着官僚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变得更加稳固，并为自己聚集了更多的组织性权力，它越来越需要自己的“教皇”来解决因官僚机构内部个人和团体之间由于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争端。官僚机构的本质意味着它不能把这种争端提交给群众的民主讨论过程和行动，那将会危及它自己的生存。

官方历史所呈现的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长征开始后不久）上掌握领导权，在这次会议上，他在军事战略上的才华使他赢得了胜利，此后他始终是正确的，是中共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赶走了带领党几乎走向灭亡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种重写始于1945年，当时毛泽东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改写了党的历史，把中共的失败说成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朱秋平、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2]毛泽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指责中共政策的设计者约瑟夫·斯大林，因为毛泽东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阶段理论、四个阶级的集团，以及允许斯大林将其战略强加给中共的官僚结构。

在长征结束时，共产党人将抵达陕西省，一个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中心以外的地区。长征的最后阶段恰好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和启动人民阵线战略的时候。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出现了转折，将极左主义抛在身后，回到了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将被宣布为国民党的特别行政区，而不是苏维埃，其社会政策则将受到相应的限制。

7.2 苏维埃和土地改革

向农民苏维埃的转变是公开承认，到1930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冒险主义路线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绝大多数是农民的政党，在城市工人中几乎没有根基，也少有或完全没有影响。这些苏维埃只能存在于中央国家机关几乎不存在的地区，远离任何军事中心，与世隔绝，没有什么道路，没有铁路，因此对国民政府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苏维埃至少在最初是由共产党军事单位的残余人员、当地的中共党员、逃债的贫困农民、起义的国军部队以及被秘密警察知道并在其死亡名单上的农民组织者组成的。他们是被国民党所控制中国汪洋大地上的小岛，因此必须尽可能地自给自足。然而，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国的性质，他们的规模可能很大。布劳恩称，江西苏维埃是一个连片的地区，面积在4万至6万平方公里（1.5万至2万平方英里）之间，农民人口多达400万，大大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全中国总共有多达1000万人在苏区）。[3]

共产国际发表了大量关于“势如破竹的”苏维埃革命的材料，据这些材料所述，由于斯大林的政策，苏维埃革命已经在整个中国取得了进展。[4]共产国际持续使用这样的说辞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事件。而共产国际最高层之外的党员无法获得中国实际情况的准确信息。共产国际需要持续胜利来继续吹捧斯大林，所以苏维埃在中国——这里的报告几乎不可能被证实或反驳——被誉为巨大成功。这意味着公共记录对诸如江西苏维埃的成就过于肯定。光荣的苏维埃神话美化了现实，并美化了与之相关的人——特别是毛泽东。

1925-7年的第一次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将组建苏维埃的孤立落后地区是土匪的传统猎场。在江西，有人试图将成千上万的武装土匪纳入革命队伍。然而，土匪团伙并不是站在当地权力结构对立面的罗宾汉式的人物；更多的时候，这些团伙与当地的地主和司法部门连伙。政府部门接受贿赂，对土匪团伙视而不见，甚至对赃物进行出售。[5]很少有帮派能从土匪过渡到共产主义者。

因此，当毛泽东于1929年抵达江西并开始将地方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时，他必须在三条战线上作战：与反动势力和地方土匪进行战斗，抵御上海国民党领导人的集权势力，以及克服地方共产党领导人对他接管其根据地的抵抗。[6]到江西苏维埃成立时，朱德和毛泽东可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朱德是司令员，毛泽东是政委），赞扬他们个人以及行动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7]

组建苏维埃的决定是在党经历第三时期阶段时做出的，这决定了在苏维埃内实施的最初政策。例如，强制没收土地和对其重新分配，这对最贫穷的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8]总的来说，苏维埃所采取的司法和社会措施是非常进步的，但必须记住，苏维埃最基本的要求从一开始就缺席；没有真正的民主。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人为的、官僚主义的产物，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都是由党事先决定的。既然以苏联为榜样，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自然和正确的方式。

每个16岁以上的人都应该参加会议，但他们既没有经验，也不了解民主决策的过程，而且除了富农和地主之外，其他所有人几乎都是文盲，这就使管理一直受到阻碍。苏维埃地区并不肥沃，农民很难养活自己，因此有相当大的压力，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产量，以养活占领区的红军，大多数农民的高负荷工作使他们过于劳累，无法参加冗长的社区会议。[9]

然而，江西苏维埃是行政结构和治理方法、税收、儿童保育、司法等方面的一个重要试验场，这将成为后来苏维埃政府的基础。

在1926-27年的农民起义中，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真正权力属于农民协会，它们维护和平与秩序，解决农民之间的纠纷。在湖南省，当农民协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执行土地再分配、降低利率、废除苛捐杂税、促进妇女权利、禁止赌博和吸食鸦片以及铲除腐败官员和地主时， “人民司法”开始出现。[10]

在苏维埃的最初阶段，这些农民协会的残余人员（其中许多是中共干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并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措施，逐渐为苏维埃赢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地契被销毁，对贫困农民的税收被废除，官员腐败、缠足、奴役儿童和杀婴被定为非法。在使农民群众行动起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采取的措施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法律条文奠定了自然基础。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的正义将从阶级的立场进行实施。必须考虑到罪犯及其帮凶的阶级；具有资本主义背景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和富农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死刑），而所有来自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行列的人将受到相对宽松的对待。[11]

自唐朝中期以来的一千五百年间，农民起义的特点是起义者决心与地主争夺土地。[12]因此，例如，当1927年11月在农民协会，特别是贫苦农民和无地农民的压力下成立第一个苏维埃（海陆丰苏维埃）时，它立即承诺采取夺取土地的政策。在几个月内，多达1800名地主被处决，被没收的土地在乡村会议上分配。

江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最早的土地法是1928年12月的《土地法》【编者注：即《井冈山土地法》】，法律的颁布在毛泽东到来之前。这部法律要求没收所有土地，并规定“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并能耕种土地。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走向公有化，土地所有权被移交给地方苏维埃政府。[13]后来毛泽东将这些行动称为“左倾极端主义”。[14]

然而，土地的没收和重新分配并没有受到所有农民的欢迎。不仅地主和富农失去了土地，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农也受到了影响并且情况还更糟。毛泽东到任后，以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不强行与富农斗争的政治决议为由，让人修改《土地法》，给富农和中农更大的保护，因为这样做 “会混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15]

这很符合养活苏维埃民众，特别是红军部队的需要。为了不影响作物生产，实际上放弃了为贫苦农民重新划分土地的做法，而富农的土地往往被保留下来。到1931年底，无偿没收的土地仅限于公共土地，以及乡绅、军阀和私人大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的土地将不分性别平等分配，但现在佃农，而不是苏维埃，被确认为以前租用的土地的所有者。这种政策意味着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分配给半无产阶级的农业工人和乡村手工业者。[16]

最初，地主的妻子和子女作为个人被分配土地，但由于家庭仍然是生产单位，而且由于较富裕的农民往往有较大的家庭，他们相对于贫苦农民来说是更受益的。另外，地主的妻子也确实与丈夫分享了他们被分配的土地，所以这方面的重新分配很快就被限制了，地主的妻子、儿子、女儿和儿媳都被正式剥夺了被没收土地的任何份额。[17]

然而，在许多地方，富农采取了激进的面孔，大声疾呼不交租和不交税，并以这种方式——凭借其公开演讲的经验——成为乡村发言人。由于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和写作能力，他们往往成为为执行土地改革而设立的机构中的办公人员，并且往往能够以保留他们以前的大部分地位的方式进行他们的工作，经常为自己获得最好的土地，并保留他们的农具和草畜。1931年初在江西共产党的政治成分对这一过程有很大帮助， “从第一层到最后一层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富农和地主的子女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编者注：原文为成圣昌的《富田事变之经过与分析》，译者译】。[18]

被孤立在单纯的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中，在红军控制地区的共产党人逐渐融入了农村的等级制度。尽管中共有各种虔诚的决议和劝告，但它不得不依靠商人，他们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对于在苏维埃地区维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生存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来，中共领导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维持了根据地经济的运转。[19]

虽然进行了反对富农的宣传，但由于他们是剩余粮食的主要生产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日渐向富农的经济利益妥协了。一些富农确实失去了土地，但依然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他们家庭此前生产所用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工具，他们每人被分配的土地比贫农或中农要多。

从1931年开始，由减租减息和取消债务构成的土地改革模式已经确定，并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一直持续到1945年以后。尽管有1931年11月的《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但这些改革在实践中往往有利于中农。这些人一开始就拥有一些土地，经常被分配到更多的土地，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被免除了债务。[20]受益最少的是农业劳动者。[21]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该政策在广大农民中大受欢迎。

这种做法是由农村生活的经济现实所决定的。喂养红军所需的粮食盈余不能中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生产力最高的农民（富农和中农）周围小心翼翼地行事。必须保持与商人的合作，因为任何制成品都必须进口，从盐到煤油，而只有商人提供这些。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富农和商人站在自己一边。到1930年，在福建西部，中共已经与当地商人达成妥协，以解决物资进出口的困难。商人被免于征税，而农民则支付15%的土地税。商人的涨价行为被忽视，有时商店雇员和工人的经济斗争也受到限制。

即使在武汉的经验之后，在1925-1927年得到如此彻底检验的民主专政理论仍然是中共的主要思想武器。在1925-1927年，这种观点使他们依赖资产阶级，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现在，它为领导一个纯粹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理由，像以前一样，依靠了非无产阶级的利益。

对于有着内部分裂和利益冲突的农民阶级，共产党声称它带来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主张建立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命题上：由于共产党顾名思义是“无产阶级的党”，它的存在保证了农民起义中的工人阶级领导权。它通过从城市输入少量的工人，并让他们在已经建立的红军和政府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来加强这种幻想。它的政策的最终效果是从城市里的工人中夺走了他们最先进的代表。这些工人离开了他们的工厂，在一个斯大林化的党内和一个绝大多数是农民的环境中工作，很快就屈服于小资产阶级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如果说国民党的恐怖政治没有把激进分子从劳工运动中剔除，那么中国共产党则做到了。

7.3妇女解放与江西苏维埃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承认，如果不能赢得农村妇女的支持，就会导致土地革命的失败。共产党的进步到处都受到其对妇女的态度、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与男人的关系以及妇女作为所有物的象征的影响。

江西省苏维埃成立了妇女部，专门负责关心妇女的利益。这向进步迈出的一步被反映在江西苏维埃为提高妇女地位而进行的许多改革中。这些措施往往是毛泽东个人努力的结果，他是“自五四运动时代以来为自由恋爱而奋斗的狂热斗士”。[22]从《毛泽东文集》的编辑中可以看出他在党内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保守主义。在《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的原始版本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性的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的。”这句话在官方版本中被删掉了。【编者注：删改后的毛选版本相比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差了这句话】[23]

然而，农民妇女的生活是这样的：当她们被限制在家中，并且被禁止与亲戚以外的任何男性交谈时，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任何措施都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试图召集和协调各村的妇女。这些协会的首要任务是制止普遍存在的丈夫以及婆婆殴打妻子的习惯，因为任何参加委员会会议的妇女回家后都会受到殴打。

组织者们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效果很好。他们选择了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丈夫；他将被一群委员会成员当众拦住，要求他改过自新。该男子的反应总是傲慢地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的反应会引起周围妇女的愤怒抗议。不一会儿，他就会被打倒在地，受到他自己暴力的报复，直到他答应停止殴打他的妻子才停止。很快，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代表的一次访问就足以使大多数犯错的丈夫就范。然而，韩丁报告说，长弓村的妇女协会第一书记被迫辞职，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名中共干部，要求她花更多时间在家里。[24]

1930年8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简单地说：“让那些没有妻子的男人自由地尽快找到自己的妻子，让那些没有丈夫的女人自由地尽快找到自己的丈夫。”让男女双方都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举取消了结婚的高昂礼金。随即，整个苏区出现了一股狂热的活动；在两个月内，几乎所有以前没有娶过老婆的中农、贫农和工匠都娶了老婆。至于雇工，结婚的比例从大约1%跃升到近5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婚姻条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现了基于迷信宿命的封建宗法婚姻制度的迅速转变。艾萨克·多伊彻把这看成是综合和不平衡发展法则的应用；中国可能是最古老的国家，可又热衷于吸收最新的学说，并且在工业更发达的国家之前把它们转化为行动。[25]在《条例》之前有一个序言，其中概述了可被称为婚姻的三个原则的条款：（1）在苏区，男女的经济独立得到保证，婚姻必须按照自由选择的原则缔结。（2）必须注意保护儿童。（3）妇女在旧制度下的苦难，包括故意让她们遭受身体上的虐待，如使其缠足，意味着她们还没有成功获得完全的经济独立。因此，在离婚问题上，妇女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

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比，这些原则是革命性的。但更大的创新体现在关于离婚的条例中。只有两个条款：（1）如果双方都希望离婚，则允许离婚，但如果双方中只有一方坚持，则同样允许离婚。（这一点后来被缩减了，所以现役军人的妻子只有在丈夫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离婚。）和（2）所有的离婚都必须在苏维埃地区的当局登记。绝对不存在必须事先获得当地中共或当地苏维埃授权的结婚或离婚的问题。

1931年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政府的一个目的是“保证妇女的彻底解放”。在江西时期，党正式颁布了上述《婚姻法》，但约翰逊称，许多地方干部强烈反对，只有当来自上海的党的领导人到来时，才有了实施该法的有效尝试。即使在那时，干部的行为也不统一，有些人滥用他们的地位：在北方地区，当地的党员坚持认为婚姻必须事先得到党或当地苏维埃的批准，在某些县，妇女被禁止要求离婚。[26]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的官方政策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其实施取决于当地的力量平衡，因此既不统一也不持续。因此，在党的需要和男性农民（特别是较富裕的男性农民）的保守主义，与农民妇女和中共年轻干部争取更大解放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分歧。

在实践中，以农民为基础的战略使促进妇女权利变得困难，因为许多男性农民感到他们的父权受到威胁，强烈抵制这种政策，担心失去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保守主义和物质利益使他们很难容忍自由选择的婚姻、离婚、女性平等和妇女在家庭以外的角色。面对这种男性的敌意，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实施《婚姻法》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它需要这些人的支持，毕竟他们为红军和党的官员生产大部分食物。[27]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勇敢地赋予妇女重要的财产和经济权利。但是，在一个有着上千年传统的农民经济中，在传统家庭结构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块土地要重新分配，而妇女要得到一份，那么她的那份地契就会在仪式上交给（男性）户主，接受妇女的土地事实上属于她丈夫的事实。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根据以下指示建立了配额制度，“每个地方党都应尽力达到中央委员会制定的目标，即要求运动中的妇女同志应占党内职位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幸的是，即使是较低的目标也很少能达到。

然而，为了满足红军的人力需求，持续不断的努力意味着缺少男人来耕种土地，于是妇女们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没有被缠足的妇女走出家门，在土地上劳作，执行以前只属于男人的任务。诚然，当男人回来时，妇女被要求交出这些新获得的职位，但她们展示了文化和传统认为她们不可能拥有的能力。

向农村的转移和农民苏维埃的建立对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实践产生了严重的长期负面影响。尽管最初做出了良好的努力，但最终江西时期还是在实行中偏离了对性别平等的承诺。许多党员认为，在农村，妇女对革命的参与被边缘化了，为了不对党的其他政策产生不利影响，她们的解放受到限制。[28]到1934年党离开江西时，在有关妇女权利的问题和男性农民的要求之间的冲突中，党公开支持后者。[29]

程分析了江西苏维埃土地改革的动态，并得出结论：

“尽管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努力......，但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和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残余结合起来，使丈夫和父亲能够操纵妇女，既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又颠覆党所宣称的改变妇女阶级地位基础的目标。......似乎很清楚，在父权制下的家庭经济中，妇女不可能有独立的阶级地位”。[30]

显然，中国共产党离挑战父权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4富田事件

当毛泽东到达江西时，他已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帕维尔·米夫挑出来公开表扬和提拔。在1929年10月的信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呼吁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毛泽东（曾经）活跃的地方。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忽视农民斗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的倾向，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在农民革命斗争活跃和发达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31]

在关于李立三路线的立场上，毛泽东小心地将其反对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据说毛泽东派别在接管江西苏维埃的过程中淘汰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中的地方领导人。最终，毛泽东得以将他的副手以及党羽（曾山）强行推举为主席，并将他的其他随从成员（包括他的两个兄弟毛泽潭和毛泽民）强行推举为苏维埃的领导人。[32,33]

正是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表明，江西苏维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苏维埃。他认定，当他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时，对苏维埃成员使用身体暴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毛泽东引入了不久前才在苏联采用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即忠诚的党员如果诚实地提出不同意见，可能是“客观上的反革命”，会被监禁或处决。[34]

当毛泽东在长沙时（1930年7月至8月），那些以前被毛泽东赶走的人，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受到鼓舞，组成了一个反毛泽东的团体，聚集了支持者，把他任命的人赶下了台。没有任何人声明他们是通过暴力手段做到这一点的。这个反毛团体在提出更激进的土地政策时，显示出了与毛政治上的分歧。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以拥有工具和劳动能力为标准划分土地的做法！”“反对富农！”，“均分土地！”，“反对地主和富农夺取政府！”。反毛势力的基础是以家庭人口数量为基础的更平等的方式分配土地。[35]

正是这一点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富田事件的发生。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即他自己的威信和地位）。[36]从长沙（带着军队）回来后，毛泽东开始着手清除他的反对者。首先，他声称他们遵循李立三路线，这使他看起来支持新的王明领导层，而实际上却加强了他自己的地位。1930年12月7日，毛泽东逮捕了大约70名江西苏维埃成员。红军第二十军被这次大规模逮捕激怒了，约四百人袭击了富田监狱，解放了二十多名被告。在这次攻击中，一些毛泽东的支持者被杀。[37]

现在，毛泽东诬陷他的反对者是一个秘密的国民党组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团的成员，并开始使用斯大林式的猎巫方法大力和广泛地清洗他们。

积极的反对派被逮捕，而审讯者被授权使用“最无情的酷刑”来获取口供和其他人的名字，而这些人也被轮流折磨，如此反复。“杀戮的数量急剧上升，因为每一个供词都会产生新的受害者，而每一个受害者都会有新的供词。”被折磨的人承认了各种疯狂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起义。据称，在第一方面军中，有2000多人被就地处决。[38]接下来，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了江西共产党。这场迫害的细节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在苏维埃俄国所发生的一切——然而，与俄国不同的是，酷刑往往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39]叛乱最终被平息，这令毛泽东满意。

根据不同的说法，在这次旨在镇压党内平等主义者和左派的清洗中被处决的总人数高达1万人。原则上，毛泽东是在重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所做的事情，但规模更大，更凶猛，限制更少。[40]在1931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处决富田叛军被解释为针对李立三支持者的行动，与上海正在采取的反李立三措施有明确的类似之处。[41]

中央委员会（由周恩来领导）在1931年中期完成的调查并没有谴责这场斯大林式的恐怖行动，也没有谴责所使用的方法和所造成的死亡。它确实包含了一个温和的责备，即太多的反布尔什维克团嫌疑人被立即处决——他们应该先被“审讯”。[42]通过这种方式，江西所有三个苏维埃的地方领导层都被置于更严格的中央控制之下，负责人直接效忠于毛泽东。

7.5国民党的“剿匪”运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把共产党人列为土匪，所以摧毁他们及其基地的运动被称为“剿匪”运动。在这些运动开始时，存在着多个苏维埃及其相应的红军，其中江西是最重要的。五次战役之后，据称只剩下一个苏维埃的据点，在中国北部的陕西荒野。[43]这次歼灭战和其他事情一样，使毛泽东得以爬上中国共产党的顶峰。

1930年11月，国民党为回应本年7月中共攻占长沙的行动，发起了五次围剿中的第一次。在江西，红军相对容易地进行了反击，他们利用朱德和毛泽东制定的战术，即撤退以引诱国民党军队深入红色地区并在他们疲惫不堪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打击。当这些战术被其他人使用时，毛泽东会谴责他们是“临阵脱逃”，强调他们固有的软弱性，即把农民交给国民党部队的“仁慈怀抱”。[44]

朱德和毛泽东的策略得到了俄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信息的极大帮助，他们在国民党内有一百多个间谍，其中一些处于非常高级的位置，还有一个由周恩来招募规模较小但非常有效的国民党安全部门高层特工网络。[45]俄国人破译了国民党总参谋部向作战部队传输的密码，从而使地面上的部队运动细节能够被提供给毛泽东。所有这些信息都有助于红军避开国民党的优势部队，并且在它选择交战时，以数量上的优势进行。蒋介石花了五次围剿，才制定出抵消这些情报优势的战略和战术。

然而，江西的无线电设备功率不足，无法直接向俄国传输，信息必须发送到上海，再转发到莫斯科，反之亦然。该办公室还充当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指令以及党的信息的分发中心，从而使王明对红军有了高度的控制和权威。

1931年初和年底，第二次和第三次剿匪运动被击退，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与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为他在红军和党内赢得了巨大的威信。他的威望现在足以使他成为领导权的自然竞争者，并保护他免受反对者对于他的暴行的指控。[46]

1931年9月，日本人入侵满洲，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日本对满洲的入侵使蒋介石暂停围剿运动，这使红军得以重新组建。国民党政权比入侵者更害怕群众，不敢动员民众进行自卫战争。相反，它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让步并希望日本能满足于满洲，或者最多满足于满洲和华北。

作为回应，党决定重新指定苏维埃地区为国家政权，而不等待攻占一个大城市。1931年11月7日（俄国革命纪念日），被轰炸严重破坏的小城瑞金被指定为苏维埃首都，并主办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尽管没有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但官方指定其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47]

为了维持其控制，莫斯科坚持让其选定的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层，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许多人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集体选入新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一个矛盾的情况，中央委员会在形式上有苏维埃的权威在手，但现在中央委员会成员与以前默默无闻的党员坐在一起，他们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有地方上的机构的忠诚、但没有兴趣接受来自上海的傲慢的不了解情况的书商的控制。在国军的外部压力下他们才被迫走到一起，不同团体之间的对抗将被推迟，直到中共和红军逃离江西以逃避灭亡的那天。

中央政府为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结构。它批准了一些已经实施的激进法律：《土地法》（1931年）、《劳动法》（1931年）、《婚姻条例》（1931年），并颁布了新的法律，如《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1934）。它还正式引入了一个人民法院系统来管理这些法律。[48]

关于雇工的法律是首先被违反的，以符合四个阶级集团的利益。农业劳动者和其他农村工人，不论是单独工作还是两三个人一组，都分散在土地上，在农民经济中占据了辅助位置。他们通过出售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是无产者。但与工厂工人不同，他们在生产中没有独立的作用，因此倾向于成为农民中普遍的小资产阶级大众的一部分。资本家离不开工厂工人，但农民可以不用雇工。在极小的利润空间操作下，农民在其劳工要求缩短工时或增加工资时会抵抗，通常通过解雇他们来达到这点。同样，在商店和小企业中，商人通过简单威胁要彻底闭店来对抗员工的要求。这将意味着贸易的缓慢窒息，而商人知道他们掌握了主导权。

因此，新成立的临时苏维埃政府所通过的令人钦佩的《劳动法》从未得到过执行，而是被悄悄放弃了。它对工作时间的限制、对改善工作条件和工资的要求被共产国际广泛公开传播以达到宣传的目的，但在商人和农民的反对下从未被落实。洛甫（张闻天，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3年6月在党刊《斗争》上写道，工人必须明白，虽然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但他们必须同意继续做“被剥削阶级”，不要提出“过分的要求”或进行只有“破坏工农联盟”效果的罢工。[49]这就是苏维埃地区内民主专政的真正实质。党号召贫农、农村工人、工匠和手工业者牺牲自己的利益，以避免疏远富农和商人。

此时，在整个中国，为了回应日本的行动，出现了自发的抵制日货和反对绥靖主义的学生骚乱大潮。这始于上海（1931年11月至12月），并很快蔓延到中国的所有主要城市。日本的回应是在1932年1月袭击并占领了上海。国民党没有进行报复，而是积极镇压了抵制和抗议运动，并随后粉碎了所有独立的反日运动的出现。

随着国民党与日本达成一连串的交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怨恨也在增长。但这种民众情绪没有得到有组织的表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提出有效的方案。[50]中国共产党的孤立和无力，可以从对其所提出的打败日本侵略的极左建议（即立即建立苏维埃和让工人离开城市中心参加红军）工人阶级地区几乎没有反应这一点看出。中国共产党无法号召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它没有表达他们愿望的方案，但此时它也没有力量将这些口号带到无产阶级中。

对日本商品的大规模抵制暂时使中国工厂增加了生产效率，这刺激了工人们的自信心。罢工开始发生，但大多数工人没有组织，那些有组织的工人都在黄色工会【编者注：指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改良主义工会，其显著特征是与资本家妥协或被直接收买】中。罢工者很快就被棍棒打倒在地。[5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中国人民真诚地要求反对日本人的进攻，要求召开制宪会议的政治呼声（当然还有被关于结社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停止高利贷和向农民提供土地的口号支持）会给中共带来重新获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良好机会。

然而，莫斯科对日本的进军感到严重担忧，为了回应对满洲的入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呼吁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场民族革命战争。囿于第三时期的极左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将此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应发起军事计划，并于1932年1月9日通过决议；在一个或多个省份赢得初步的革命胜利。[52]除了江西南部的赣州代替武汉之外，这与李立三路线没有任何重要的不同之处。结果甚至更糟。赣州防守不力，但人数上占优势的红军被打得很惨。毛泽东是一位精明的军事指挥官，他评估到这次进攻将是失败的。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他的冷淡，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次攻击被蒋介石认为是证实了共产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威胁比日本的入侵更大。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他组织了第四次剿匪战役，该战役于1932年夏天开始，成功地摧毁了鄂豫皖苏维埃，并迫使第四方面军撤离，逃到四川北部的安全地带。湘鄂西的苏维埃被摧毁了，第三方面军勉强幸存下来，它的士兵减员到不到3000人，几乎没有作为一支有纪律的部队存在，直到1934年10月与第六军团重新会合。[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1932年9月）再次要求加强红军和苏维埃；它还要求通过所谓“自下的人民战线策略”将苏维埃政府与城市群众联系起来——这种极左的策略正是当初将中共与城市无产阶级分开的策略的延续（在德国是纳粹胜利的一个主要因素）。[54]随着斯大林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越来越紧，博古越来越严格地遵循莫斯科的命令，而不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因此，他的政治变得越来越不负责任，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党内被山头主义所困扰，领导人利用在莫斯科学到的方法来压制批评意见。[55]新的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依赖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而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内有一个坚实而广泛的基础；因此，王明既不信任他又害怕他。

随着国军的推进，党的领导人讨论了江西苏维埃如何最好地保全自身。官方政策是保卫江西苏维埃的农民，抵御蒋军的入侵，但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坚持久经考验的战术，避免大型防御战，这意味着牺牲整个村庄。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农民中极不受欢迎，党的领导人趁机试图削弱毛泽东的影响力，将他从军事和政治职位上撤下来。

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了由8名中共高层成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军事事务。毛泽东因其游击队心态而受到严厉批评，会议同意他“应该”请病假【编者注：此时毛泽东身患疟疾，但症状较轻。应该是为了躲避政治风波向周恩来申请了赴苏联养病】。这意味着他从军事事务中退休，这将持续到长征开始后。[56]毛泽东又挨了第二记耳光，他没有被重新选入中央委员会，而是被任命为苏联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7]在这个职位上，他将取消土地计划中的集体化，并放宽土地法，允许买卖土地。

听到毛泽东被免职的消息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来电报：“对于毛泽东，有必要运用最大的耐心和同志般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从事负起责任的工作”。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驻中国代表（Arthur Ewert）补充说：“我们要求你与毛泽东密切合作”。[58]他们发出这些信息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场新的、更大的剿匪运动即将来临，而新的领导层缺乏毛泽东的作战经验，另外，红军人员和当地中共党员对外来人员针对毛泽东的举动也有敌意。

在1932-1933年冬季持续进行的第四次剿匪运动中，博古、罗孚和其余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从上海总部搬到了瑞金，而王明则去了莫斯科，从1932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国代表。他的总书记职务被博古取代，在周恩来的支持和王明的指导下，他一直控制着党，直到长征。[59]

情报信息和更大的智谋使守卫江西的红军能够伏击并摧毁国民党的两个师，这迫使第四次剿匪战役结束。博古和党中央迅速行动起来，为这次胜利邀功，并巩固其在苏维埃内部的领导地位，指责一些已知支持毛泽东的中、次级中共党员“优柔寡断”和“派系活动”，并以自己的人取代他们。[60]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现在占据了政治局常委六个席位中的三个（包括王明），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控制了这个关键机构。[61]

然而，红军在击败蒋介石第四次剿匪运动中的英勇努力和胜利是“结束的开始”。很明显，国民党的优势力量取得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江西苏维埃内部，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压力导致他们对较富裕的农民和与附近城镇保持贸易往来的商人的态度越来越缓和。随着国民党对江西的封锁越来越严，粮食越来越少，王明将禁止进一步重新划分土地，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改善农民农业的最严重障碍之一”。据报道，到1933年底，一位苏维埃政府官员说，在中央苏区的300万居民中，有200万居民受到富农和地主的压迫，苏维埃本身已经成为压迫穷人的工具。[62]

“土地被分割了，但地主和富农也得到了土地，而且是更好的土地。......他们中的不少人控制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并利用它们来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在许多地方，土地问题似乎完全解决了，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即使是地主也得到了土地，富农仍然保留着他们的优越土地”。[63]

对蒋介石来说，江西苏维埃在打败剿匪运动方面取得的军事成功使其成为优先要处理的对象。在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战役中，蒋介石的轰炸机摧毁了整个地区，而他的部队则不可阻挡地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在过程中建立了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蒋介石放弃了以前派遣纵队深入红军领土的策略，在那里他们被孤立并被消灭。没有强有力的支援，任何部队都不得前进。建造碉堡来控制和保卫一个地区，然后军队再向下一个阵地前进。他的军队有50多万人，在德国将军冯·塞克特的指导下，大约300架美国、英国和意大利轰炸机的支持下，用欧洲和美国军工厂的最新武器武装起来，像一张细密的钢网一样向江西苏维埃靠拢。进攻部队的理念是，不可能在好公民和红色游击队之间划清界限。在这场最后的战役中，有多达一百万人死于炸弹、枪击或饥饿。

7.6遵义会议和长征

为了应对国民党碉堡的逐步蚕食，苏维埃采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所谓持久战的更倾向于防御的战略，即保卫苏维埃的领土，保护居民免受国民党军队的蹂躏。这一战略要求建造静态防御工事。关键的堡垒是在广昌，阻挡了通往瑞金的道路。

另一种战略是由奥托·布劳恩（李德）提出的，他于1933年10月抵达瑞金，刚从军校毕业，被共执委任命为红军的军事顾问。布劳恩以华夫的化名写作，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战略，强调红军的机动性，即选择一个目标，用全部力量一击即中，然后撤退，不给国民党军队准备或回应的时间。朱德的战略被舍弃，毛泽东曾成功地用它来打胜前三次战役，现在它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其没有提供对平民的保卫。[64]

1934年1月，看到情况的严重性，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坚持让毛泽东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然而，由于没有收到恢复军事指挥的提议，毛泽东选择继续做一个病人。博古是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忠实仆人，但共产国际认识到了他的局限性，而毛泽东的能力和经验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斯大林进行了干预，以确保毛泽东在中共领导结构中的存在。流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者，他藐视斯大林，打败了共产国际的代理人王明，从而拯救了中国革命，这种观点早就应该被埋没了。[65]

一次广泛使用重炮的大规模进攻摧毁了广昌，广昌于4月28日落入国民党手中。当广昌显然将沦陷时，周恩来将自己与防御战略拉开距离，搬到瑞金，而奥托·布劳恩则前往前线，担任指挥并指挥军事行动，从而将自己与战败联系起来。广昌的陷落在军事上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一个重大的心理打击，并直接导致了由博古、周恩来和奥托·布劳恩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的决定，即瑞金不再是可守的，苏维埃应被撤离。1934年8月下旬，中央委员会得到通知，同意了“战略转移”或即将被称为著名的、英勇的长征的行动。[66]

1934年8月，由萧克率领的约1万人的红六军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向西逃亡，这是成功欺骗蒋介石部队的一系列转移视线的行动之一。11月，主力部队从在瑞金以西约100公里（约60英里）的于都出发，几乎没有遇到阻碍。尼姆·威尔士报告说，超过86,000名随行者（大多数是青少年，有些只有13岁）花了三天时间撤离，但只有30名女性被允许参加长征，这一观察得到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证实。[67,68]尽管有很多女性跟随队伍，但正式列入长征名单的女性人数如此之少，这清楚表明了中共领导层多么轻视女性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他们的目的是进行一次相对较短的行军，与活跃在湖南西北部的萧克会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带着所有可以携带的东西——--包括一台X光机。

随着广昌的陷落和撤军的决定，莫斯科将毛泽东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清楚地表明它希望谁在撤军期间领导红军。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中，被赞誉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领袖”，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杰出的年轻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共产国际甚至出版了他的作品选集，这可能是第一本此类书籍，然后《国外》杂志刊登了一幅关于毛泽东和朱德的赞许性素描（将两者联系起来是一种明确无误的暗示），最后在1934年9月，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共中央“以朱德和毛泽东为榜样，直接在游击支队工作。”[69]

1934年11月10日，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几乎整整三年后，蒋介石的军队胜利地进入苏维埃首都瑞金。蒋介石没能像他所承诺的那样消灭共产党人，但他成功地为地主赢回了江西。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者都需要胜利来证明共产国际的成功，由于中国的事件几乎无法核实，莫斯科将红军的绝望逃亡报告为一系列的胜利和成功。

为了逃离包围圈，仍由奥托·布劳恩指挥的红军必须突破四道封锁线。前三道很容易，但在第四道，即湘江岸边（在这里穿过湘赣边界），队伍在穿过一半后遭到伏击，到1934年12月1日，只剩下约45000名行军人员向西逃亡。这样的数字是估计的，因为当时的记录很少，存留下来的更少。可以说的是，开始长征的人中有一半以上在最初阶段被杀害或逃离。

从1934年12月12日开始，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继续前进。毛泽东因其相关经验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而被邀请。他理智地提议，红军不要在北方对盘根错节的国民党军队徒劳进攻，而是向西进军贵州省。他的建议首先得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王稼祥的支持，然后得到张闻天的支持，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70]毛泽东赢得了这一天的胜利。

红军进入贵州，袭击了贵阳，但未能夺取，并向遵义进发，于1935年1月14日夺取该镇。[71]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会议上与主要军事官员和奥托·布劳恩会面，以确定长征接下来的军事战略（当时目的地不详）。军事灾难的程度、江西苏维埃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可怕损失，严重损害了周恩来和奥托·布劳恩的地位，并在中共内部造成了权力危机。

在遵义，毛泽东把红军的灾难归咎于布劳恩，并在他的发言中把短平快和持久战的战略结合起来，把广昌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布劳恩，让周恩来脱罪。周恩来一如既往地把他的支持转移到可能的胜利者身上。直接的结果是，布劳恩的建议被拒绝，毛泽东的建议被接受，周恩来、奥托·布劳恩和博古的三人小组被废除，布劳恩完全失去了军事影响力。毛泽东怎么会有勇气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中央代表？我想到了两个原因：毛泽东强调他是在进行军事上的批评，而不是政治上的批评，所以并没有挑战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权威。还有就是他一直受到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赞扬，这给了他必要的信心。

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毛泽东在一段时间内不会登上党的王座，但从遵义会议中脱颖而出，被誉为可以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人。[72]到3月中旬，毛泽东被任命为前线指挥部政委（与朱德总司令一起），并作为三人常务委员会（与周恩来和王稼祥一起）的主要人物，以这个身份处理所有关键的军事事务。[73]

毛泽东现在是党的领导中的首要人物，但他不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他没有控制整个党和军队，因为诸如建立了鄂豫皖苏区并担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员的张国焘，以及王明的追随者如项英（留守江西和浙江的后卫部队司令员）等人，都不准备接受毛泽东的领导。直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才获得了对党的完全统治权。[74]

江西的失败并没有终止农民战争，但它给起义的农民运动带来了惊人的打击，从而也给当时处于低谷的城市劳工运动带来了打击。新的恐怖浪潮、投降和背叛摧毁了留在主要城市的大部分共产党员小团体。这些事件埋下了无数共产国际宣传神话的伏笔。在遵义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红军继续在贵州、云南东北部和四川省南部游荡。红军在湖南、贵州、云南和四川等地行军和后退，进入陕西，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和狡黠的战绩。“长征”已被记录为一项最了不起的军事行动，但它使红军离该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越来越远。共产党人向中国西北部稀疏的沙漠地带进军，走向一个新的僵局。

蒋介石对这次进军有自己的打算。蒋介石的意图是迫使红军进军他不控制的省份，并由他向当地军阀提供帮助（编者注：以绞灭红军），很快就会反客为主。他还打算让红军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带，同时逐步消耗红军，直到红军完成了他的意图，然后他再发动最后一击。蒋介石可以对自己感到满意。到长征结束时，他的控制区增加了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亿；除了中共控制的一个孤立的贫困地区外，苏区已基本被消灭，以至于蒋介石可以声称红军已被赶出了中国本土。[75]但他没能实现自己希望中的最后一击。

7.7红军抵达延安

第一方面军于1月中旬离开遵义，并在毛泽东和周恩向北进入陕西而不是向西进入四川，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之前向南行进了一小段时间。[76]陕西靠近甘肃省的边界，在蒋介石控制的地区之外，包含了中国仅存的安全的苏维埃。在日本军队的大方向上行军，使毛泽东得以将这次行军更名为“抗日大进军”，并声称这一直是他的目标。

1935年10月，当毛泽东率领4000至7000人的部队进入陕西省的保安县时，长征结束。毛泽东到达由刘志丹领导的陕西苏维埃时，部队的人数与他最初到达江西时的人数差不多。保安将成为共产党的首都，直到1936年12月他们夺取延安。

这个地区如此落后，以至于在1928-33年西北大饥荒期间，没有主要的公路、铁路或可通航的河流来运送救济物资，导致当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饿死了。[77]在大饥荒期间，农民不得不借钱度日，到1934-36年，在该县东部一个约有85户人家的典型村庄里，3户小地主、11户富农、39户中农、28户贫农、3户农夫和1户佃农，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都被债权人查封了，土地转入一家金融公司手中。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片沃土。[78]

江西已经够穷的了，但是陕西的这个地区更加贫穷，土壤贫瘠，生产力水平低下。苏维埃的面积起伏不定，但在不同时期确实延伸到了陕西、甘肃和宁夏三个相邻的省份。该地区居住着分散的部族，人数不到一百万；大多数村庄由不超过四或五个农场组成。只有延安，一个人口不足四千的城镇，可以通过货车到达，这些货车只能沿着土路行驶。[79]

在城镇之外，大多数人（包括红军部队）住在山洞里，甚至只是在地上挖洞，融化的雪水流进洞里。食物勉强够用，士兵们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他们的草鞋也破烂不堪。随着冬天的到来，蒋介石将共产党人围困在这些可怕的条件下，确保他们不能再向北前进，从而切断了他们与苏维埃俄国的任何可能的供应。

毛泽东派陈云作为信使向莫斯科报告了他成功到达陕西的情况。1935年12月13日，《真理报》将报告的编辑版作为一篇主要文章刊登，标题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80]到1936年6月，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已经恢复，但现在毛泽东控制着中国的终端，他在党内的权威和威望也随之提高。党中心发给莫斯科的第一份电报的日期是1936年6月16日，而党中心收到莫斯科的第一份电报的日期是7月2日。中共与莫斯科通信的恢复，立即加强了毛泽东的地位。在党中心发给张国焘控制下的第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毛泽东经常使用“根据共产国际电报”这样的措辞，迫使张国焘接受他的权威。有许多案例表明，毛泽东为了与莫斯科保持无线电联系，不惜一切代价——例如，组织复杂而危险的任务，以获得煤油来运行发电机。如果毛泽东反对莫斯科的政策，无法想象他会做出如此坚持不懈的努力。[81]

当共产党人在陕西定居时，他们再次面临确保政治支持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产出的问题。三分之二的农民正式拥有他们的土地，但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高利贷榨干了。中国共产党以其降低租金、税收和利率以及取消地主和高利贷者放出的债务的激进政策获得了群众支持。[82]

用于农业发展的资金很少。毛泽东认识到这一点，并强调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地区，收入的增加只能来自于生产的增加；而人民的支持将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收益是否大于支持红军和地方行政部门的税收增长。解决办法是要求所有党员和部队在村里工作，帮助生产他们所消费的食物和物品，并与村民合作，动员劳动力开垦土地，互助耕作，以及建立销售合作社。这些活动的回报超过了共产党员拿走的粮食，又回到了村里，这让农民感到惊讶和高兴，因为在以前，他们只被任何驻扎在本地的部队掠夺。[83]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中共再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措施，推出了与江西一样的《婚姻法》，在面对当地男性民众的敌意时，又一次退缩了：对妇女离婚的能力进行了限制，这当然会降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她们所拥有的土地的价值。[84]

7.8总结

苏维埃在中国的成立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系列失败的结果，这是由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导致的，该政策将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以便与他们保持“联合阵线”。尽管如此，苏维埃还是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废除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放出的债务；降低利率、租金、税收和抵押贷款。土地的重新分配也改善了大多数中农和贫农，以及一些无地劳工的生活。这些变化确保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忠诚。

中国共产党还推出了有关妇女的进步立法，包括：婚姻改革、废除缠足，以及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权利。这些改革对于改善妇女的生活至关重要。

这些改革和中共采取的所有其他进步措施得到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全心支持。但他们也指出，“苏维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孤岛，它们是阶级合作主义战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建立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指出，这些所谓的苏维埃缺乏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即其是完全不民主的。在列宁主义的意义上，它们根本就不是苏维埃。

尽管有强大的农民支持，但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还是压倒了早期的苏维埃，并迫使红军走上长征路。红军遭受的失败使毛泽东成功地挑战了现有的领导人，并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作为最权威的人物重新进入政治局。

在毛泽东到达陕西省的时候，第三时期的斯大林主义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人民阵线战略，在中国，这种战略被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这种方法造成了1925-27年的悲剧。毛泽东欢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战略，并将其认定为自己的战略。应该记得，列宁认为这种联盟是一种背叛，并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与之斗争。对他来说，这是修正主义的缩影，1917年4月回到俄国后，他曾威胁，要与那些赞成与孟什维克合并且支持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联合政府的布尔什维克（顺便说一句，其中包括斯大林）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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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延安、第二次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

8.1简介

长征以它所具有专制和特权指挥结构，作为主要因素巩固了以农民/士兵路线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并佐证了中国共产党缺乏真心团结城市工人阶级的意图。

本章展示了为何中国所谓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其实是欧美以及世界各地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群众或人民阵线策略的中国翻版。本章描述了其从冒险主义到社会爱国主义的突然转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面前为达成与国民党短暂虚假的联合抗日企图的卑躬屈膝。毛泽东结合了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将会威胁到中国工人国家的建立，并最终构成资本主义重建的概念基础之一。

在于1935至1936年到达陕西北部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了战略变化，这种变化以与国民党形成的第二次所谓统一战线【编者注：实为人民战线】为顶点。苏联为巩固蒋介石抗日，与其呼应的与1937年8月21日与国民党签下互不侵犯条约，并开始为其提供军事物资。

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条款，中华苏维埃政府被重新命名，并在理论上以边区管理局所取代，名义上属于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党继续颁布自己的法律法规，但现在这些法律法规是以国民党的法典为基础的，在许多情况下只是采纳了相关并有用的国民党法律，如反对鸦片和土匪的法律。在延安时期，边区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抗日人民阵线和党的官僚机构；惩治汉奸、罪犯和其他有害分子。[1]

与国民党的协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使许多农民担心已经分配的土地会被收回），在妇女权利方面走回头路（这遭到了党内更激进分子的强烈反对），并提议与国民革命军结盟（这被许多士兵视为对他们在十年内战中做出的牺牲的可耻背叛）。为了克服这种反对意见，中国共产党将发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灌输的整顿计划，试图“统一全体党员的思想”，因此将给予其领导层无上的控制力，其程度将远超斯大林在苏联所施加的版本。[2]

8.2第二次统一战线

斯大林主义第三时期的极左政策在纳粹面前分裂了德国工人阶级，让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就上台了。惊慌失措的斯大林转而采取外交手段以保护苏联不被其早先政策毁灭。苏联领导层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私地操纵各国的共产党，以减轻来自西边的德国和东边的日本的双重压力。各国共产党运用所谓的人民阵线来控制阶级斗争；作为回报，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将对苏联表示善意。

因此，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主张在若干国家实行人民阵线政策，中国是其中之一。[3]中共要与国民党当局达成缓和，以保护苏联的东部沿海地区。[4]中国共产党自己几乎从未使用过人民阵线这个词，而是选择“统一战线”。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与1925-27年的所谓统一战线在政治和社会内容上的相似性，并保持这种冒险是1925-27年“团结”的延续的假象！

王明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反帝国主义的人民统一战线是“普遍动员整个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手段”。[5]但仅仅在18个月前，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届全会上才大胆申明，不完成土地革命，不推翻国民党并由共产党政府取代，中国群众的状况就不可能改善。

西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尝试区分毛泽东和斯大林。到底是谁先采用了统一战线策略便是一个他们对此的尝试案例。在第七届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红军在毛儿盖镇休整，并于1935年8月1日从这里发出《毛儿盖呼吁书》，呼吁中国所有阶级和军队组成抗日政治和军事联盟。它承诺，如果国民党停止攻击自己的人民并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将与之合作。因此，《毛儿盖呼吁书》似乎对共产国际在第二天就发出的人民阵线呼吁早有预示。欧洲和美国的激进分子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都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倡议，不仅因为它早于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呼吁（哪怕只早一天），而且还因为大会把中国作为如何开展工作的主要范例。然而，随着苏联和中共记录的公开，《毛儿盖呼吁》的由来昭然若揭：它是由王明在莫斯科起草并作为共产国际走向人民阵线战之事实的组成部分之一。[6]

诚然，在这个阶段，该呼吁并非是直接面向蒋介石或国民党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军队此时此刻正试图歼灭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此时距离蒋介石能再被称为中共的盟友和中国的救星还要稍有时日。

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呼吁；红军在江西被击溃至所剩无几，1935年迎来了大丰收，经济随着世界贸易的恢复出现了好转，政局也随之稳定。对能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仍抱有幻想的中国资产阶级，正进行着一场拖慢日本人进攻脚步的纯粹防御性斗争，但这对于用以抵御帝国主义的坚决进攻乃至达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却无能为力。

随着人民战线主义的发展，以王明为首的共产国际七大中国代表团批准了一系列对中共政策的修改建议，使其更容易被国民党接受；其中包括让那些积极支持抗日的地主免于被征收。这一点如果实现，将结束土地重新分配和土地革命。这些变化被认为至关重要，以至于特使被派遣去携带七大决议和王明提议的详细内容直接飞抵陕西北部。[7]

莫斯科现在呼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盟并联合武装抗日，以保护苏联免受攻击。在此战略下，毛泽东自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人选，在七大上，他被挑出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杰出英勇的旗手”受到赞扬。在莫斯科的中共历史展览馆里，中共领导人的个人画像只有毛泽东和朱德。在《共产国际》1935年第33-34期上，毛泽东被赞誉为“中国人民的传奇领袖”。[8]后来，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散布了“毛泽东大战王明”与后者作为红色买办的神话，以免除毛泽东对党的政策错误所应负担的责任。不幸的是，西方许多年轻激进分子受此欺骗，由此误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与王明对立并采取了反斯大林的立场。

长征的最后阶段被称作“抗日长征”，红军据说正在“准备”与日本人作战，但在其日常活动中，它必须抵御眼前的敌人，即“中国汉奸的部队”。这体现在其“抗日反蒋”政策的延续上。[9]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一政策相当忠实地反映了大多数红军部队对蒋介石的仇恨。

1936年3月底，共产国际执委出面干预，加快了与国民党组成抗日战线的进程。[10]1936年5月5日，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在给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是该委员会主席）的呼吁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建议。这份呼吁书要求红军和南京部队停止敌对行动，并呼吁“召开和平会议，以实现我们共同的抗日目标”。[11]

蒋介石自认为与一个手下败将谈条件没有任何好处。6月24日，对于广东和广西的地方当局企图迫使蒋介石与日本人作战，《真理报》谴责这乃是日本人的阴谋，这极大地加强了他的立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能握住蒋介石沾满鲜血的手之前，还需要多加时日的低三下四。

在公开场合，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国共产党因朝令夕改所面临的内部困难深表同情：即从抵御国民党军队对苏维埃的进攻转变为改造和重组自身以使其隶属于国民政府，并将红军置于蒋介石的指挥之下。[12]私下里，在他与斯大林会面时所作的笔记中，季米特洛夫的态度更加冷酷无情：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为此必须停止没收土地；只能有一个口号“为了自由的中国，反对日本战争贩子”，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不要再与蒋介石作战；中国共产党“不宜”再进行理论讨论，他们可以把这种讨论留到战后。[13]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使是中共这样一个言听计从的党，它也会在迎合莫斯科的路线时出现延迟。

然而，中国共产党走向第二次统一战线绝不是完全只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它也有基于中国当时政治情况的算盘。毕竟，毛泽东一直是江西富农的积极保护者，在此之前，他一直强烈支持与国民党结盟。但现在有两个很大的不同；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很明显，哪怕蒋介石被迫结盟，只要他觉得有能力就会立刻背叛共产党；其次，毛泽东对党的领导权近在咫尺，这也将影响他的决定——我们知道，在不民主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中争夺领导权可能是关系着数百甚至数千名同志的生死攸关问题。这些考虑导致了莫斯科和毛泽东彼此的侧重不同，但这不是在政治路线上的不同，这在后来被一些人当做是中国共产党脱离莫斯科的斗争。[14]

随着中共与莫斯科重新建立直接无线电联系，1936年7月至8月成为了中共向人民战线过渡的分水岭。7月22日，党认可了王明的土地政策，并在其新闻媒体上开始了一场运动，使国民党相信它不会对基本的资产阶级利益构成威胁。为了做到这一点，王明提醒资产阶级，在1925-1927年的农民起义中，中共是如何放弃土地革命并试图控制农民的。[15]

毛泽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向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与1927年一样的放弃革命斗争的条件。然后他更进一步，保证如果革命力量抬头，如果基层激进分子胆敢谈论“阶级对阶级”，中共随时准备扮演刽子手的角色。[16]

8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正式认可了周恩来的说法，即“‘抗日必先反蒋’的老口号已经不适用了”。[17]政府被改名为“人民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人民红军”，日后又会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共产党”的名称被命令从所有政府机构中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抗日救国协会”。无处不在的红星被青天白日所取代，这是抗日联合战线的标志。苏维埃地区以前所有限制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的法律被废除，取代以不没收富农土地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将保护大、小商人和资本家的财产和工厂。与1925-27年的拙策遥相呼应，中国共产党承诺只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宣布在职官员和抗日大地主的财产不再被没收。[18]

8月15日的共产国际执委指令建议中国共产党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并立即宣布中国共产党准备向蒋介石派遣代表团，或在苏区欢迎国民党的代表团。然而，该指示包含了几项警告：不应利用建立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来削弱苏维埃政权，也不应将红军编入国民党军队中。[19]

这听起来可能是共产国际执委思想上的一大进步，实则不然。俄国官僚机构观察到了蒋介石与日本人的交往，并意识到蒋介石可能会非常热衷于接受与日本的面子交易，让皇军自由地进攻苏联。保留一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是一项必要的防御措施，因为这可能成为冒进的日本军队和苏联之间的唯一屏障。红军必须保持于资产阶级的独立，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独家领导下。将红军泯于在国民革命军中可能会导致其毁灭。共产国际所建议的仍然是建立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老目标，但现在红军将与国民党军队平行作战，而不是作为它的一部分。分离和从属的程度将视情况而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像以前一样，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里发生。

因此，中国共产党于8月25日向国民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抗日。由毛泽东起草的《致中国国民党书》遵循了共产国际执委的建议：“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诸位……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20]

这种对事件的公然造假并不是为了欺骗国民党的领导层（毕竟他们还执意摧毁中国共产党并杀死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而是为了对抗党内大多数人实打实的不信任。

9月1日，党中央指示党组织正式放弃“抗日反蒋”和“打倒蒋介石”的旧口号。[21]该指示指出，与国民党达成政治和军事协议，需要将苏维埃和红军置于国防政府和联合抗日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又说，“苏维埃和红军在其组织和领导上的独立性不应取消”。国民党官员和行政人员将不被允许加入红军或苏区政府。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保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2]

但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可以在革命形势下领导一个由数百万人组成的强大群众运动；而在1937年，它站在十万名装备简陋、纪律松散的农民士兵头上，对工人阶级运动没有丝毫概念。1927年，中国共产党站在农民斗争的对立面并镇压了其诉求；十年后的今天，它誓要重蹈覆辙。

在号召建立人民战线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向国民党的前线部队发出呼吁，提出抗击日军的战斗联盟，且只设定了一些基本条件：停止对苏区的进攻，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志愿者有权组织和武装自己，组成抗日战斗部队。这样的呼吁是为了削弱国民党所获得的支持，从而减轻对苏区的压力以促进抗日斗争，从而为打败蒋介石政权做准备。与此同时，中共还进行了一场宣传攻势，以揭露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已准备好在日本的进攻下瓜分中国。为了帮助这一进程，红军抓来的俘虏在经过急救处理后，会接受密集的政治教育并被释放。这一切优良工作，现在被发现到头来是一个错误，并被要求立即终止：反帝国主义阵线将“以新的方式”被推进。

1926-27年使用的论据被重新翻出来为第二次统一战线辩护，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些论据显然是不够的。三个新理由被制造出来。第一个理由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扩张政策的普遍愤慨（事实上，以大规模抵制和学生行动为代表的群众性反对在1931-32年日本夺取满洲时曾是最为强烈的）；第二个理由是红军的实力增强，已经发展成为“全中国强大的军事因素”（事实上，红军在江西被打败后到达中国郊区的陕西时已经大不如前）；第三个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摆脱对国民党的幻想，转向劳苦大众（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在1926-27年选择了支持国民党，并仍然坚持着）。

在当时，任何陈述基本事实的人（中国共产党最近才公布出来的这些事实），即推翻国民党才是民族革命战争成功的条件，都被打成“中国人民的敌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政策被公开抛弃了。斯大林宣传的主题是欢迎“人民抗日统一阵线”，包括“所有党派和团体”（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致建立一个“全中国国防政府”。任何关于中国共产党可能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暗示——即使是作为一个遥远的目标——也都被小心翼翼地抹除了。王明宣布任何这样的暗示都是“亲日分子散布的绝对错误和毫无根据的传说......这是诽谤，是挑衅！”[23]

8.3西安事变

1936年期间，蒋介石受到了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进犯的压力，特别是那些在东北部受到威胁最大的军队。这些部队曾多次与日军交战，并极力反对蒋介石的不断后撤和避战。到1936年底，地方将军和红军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休战，以至于红军得到了军装和武器，中共也允许通过延安与国统区中的共产主义团体接触。[24]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飞往西安，亲自向当地指挥官张学良将军提出异议，并敦促他开始对苏区发动进攻。事态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变，青年军官们拘捕了蒋介石，并拒绝释放他，除非他同意一项大胆的抗日计划。基层士兵们威胁要进行“人民审判”，毫无疑问，最初毛泽东也支持这一提议。

莫斯科进行了强烈的干预；12月14日，《真理报》的一篇社论和12月15日《新闻报》的一篇文章都谴责了这一行动，称反叛的将军们是日本的傀儡。几天后，季米特洛夫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电报，要求其释放蒋介石。据说毛泽东对这一提议拊膺顿足，但当博古和周恩来立即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的指示时，这也证实了毛泽东并不是中共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周恩来出面与蒋介石会面，以挽救他的生命，恢复他作为国民党领导人的地位，并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送回南京。蒋介石命悬一线，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些建议非常温和，并不难下咽。[25]

中共对斯大林的意愿很敏感原因之一是其从莫斯科得到的物质援助。1936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补贴约为200万美元（约为延安苏维埃年度预算的一半）。[26,27]这一水平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

就在这个时候，红军总部搬进了延安城墙内，那里有几百座足够得体的房子，有些甚至还有小花园。当时在西安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在接管后不久就到达了延安，她描述了红军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延安，将苏维埃控制的地区不费一枪一弹地扩大到了囊括一百万人的好几千平方公里，因为当地部队已经受够了对日本人的不抵抗。[28]到1938年底，延安在日本人的轰炸下基本变成了废墟，人们搬到了周围的山上，又住进了山洞里。

回到南京后不久，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审议中共关于人民战线的建议。1937年2月间，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坚持其根除中国共产主义的决心，但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不过有四个条件：（1）暂停阶级斗争，（2）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3）解散苏维埃共和国并任命国民党官员负责地方，以及（4）废除红军并将其纳入政府军队，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但其人数不得超过3000人，师长以上军官必须出国。[29]

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3月15日作出答复，并宣布它已经自愿满足了前两个条件；没收地主土地的行为已经停止，而且共产党将不再推动阶级斗争。为了表示善意，4月在延安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起担任主席团成员。中共的这些举动拯救了处于军官团叛乱边缘的蒋介石。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以评估其工作，解决其内部的混乱问题，批准共产国际执委提出的路线，并讨论其实际执行。这次会议只是走形式，就像在苏联一样，与会者是被指定的。在延安，从来没有选举过参加中共会议的代表。[30]

1937年7月14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接受了尼姆·威尔士（埃德加·斯诺的妻子）的采访。[31]洛甫对党内合作作了非常积极的描述，认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一战线”，“1927年7月，中共和国民党最终分裂了”。十年后，斯大林主义者仍然拒绝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场血腥的反革命中屠杀了农民、工人和共产党人。洛甫把中共的苏维埃纲领说成是只是持续到西安事变为止，“它只是在与国民党完成谈判之前继续进行”，洛甫把延安称为“前苏维埃首都”。洛甫认为，“继续执行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要求推翻国民党即意味着内战，使抗日斗争无法实现”。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基础。[3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宣布它对民族解放事业的诚挚奉献。因此，它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

• 既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我们党准备为其完全实现而奋斗；

• 我们将放弃鼓励暴动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取消苏维埃化运动，并停止强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 我们将废除目前的苏维埃政府，呼吁实行民主，希望国家权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统一；

• 红军将放弃其目前的名称和称号，它将被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并置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它将随时准备接受命令，开赴抗日前线并履行其职责。”

从此，延安放弃了苏维埃的称号，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即陕西-甘肃-宁夏边区，并放弃了所有的革命主张。然而，唯一明显的变化（除了名称的改变和建筑物上红星的消失）是中共自己的货币停止流通；邮局、学校和所有地方服务仍然非常严格地由地方控制。

然而，不顾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不分划老苏区，不进行新的地方政府选举。中国共产党确实同意红军名义上作为八路军并入国民革命军（新四军于1937年10月加入），重新组织为三个师，并置于国民党的名义控制之下。然而，针对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其指挥人员不会改变且每个师的人数为15000人。

讨论未能解决分歧。对蒋介石来说，日本军队于1937年7月进军京津地区与日本炮舰于8月炮击上海将此事一锤定音。蒋介石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自己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毫无疑问，苏联的武器承诺让他吃了定心丸。

日本人决心占领整个华北地区和沿海的每个重要港口。在日本人面前俯首了六年之后，国民党终于被迫进行抵抗，因为日本的侵略现在有可能完全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任何多一步的退却都可能在自己军队引起哗变。在一年之内，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北方的所有主要中心：几乎所有的主要海港，以及除两条主要铁路外的所有铁路。“在全部历史中，爱国主义总与政权与财产不可分离地相联结的。感受到危险之时，统治阶级（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来不惜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分解的，它们只求在这种方式之下能使它们在一部分的国土上保持权力。”[33]但这之于当时的中国已不再是选项之一。

作为斯大林人民阵线战略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向其政府施压，要求其与俄国结成联盟来共同对付德国和/或日本。作为回报，他们的共产党将试图中止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策略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是俄国外交的一颗棋子，目的是阻止国民党政府加入日本的反苏盟约。红军和共产党坚持认为，他们不会再为土地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而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斗争。

8.4王明回归

王明于1937年11月回国时，他被直接空运至延安，这足以证明他的重要性。陪同王明的还有另外两名政治局委员康生和陈云，这三人在政治局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周恩来的支持下，这三人作为多数派反对毛泽东、张闻天和任弼时。王明是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曾得到斯大林的亲自指示。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时，他的“讲话类似于帝国特使在传达圣旨”。[34]

尽管毛泽东和王明之间没有明显或重大的政治、政策或战略分歧，但无论政治局讨论什么议题，会议总是以激烈的僵局结束。会议同意由共产国际进行裁决。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分歧的主要因素是王明和毛泽东之间对中共领导权的争夺。季米特洛夫对此毫不掩饰：

“你必须告诉大家，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必要的。他已经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像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再争夺领导权了”。[35]

为了摆脱掉王明，他被指派与国民党进行联络。在这一职位上，他继续推动极端版本的人民阵线：例如，任何民主改革的斗争都应事先得到国民党的批准。1937年12月，国民党下令对在战争期间进行罢工甚至鼓动罢工的工人处以死刑时，王明告诉一位采访者，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行为“完全满意”。从1937年到1945年，“共产党人反对罢工，认为这不利于战争，并在国民党管理的地区没有进行独立的劳工（或农民）组织”。[36]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回答问题时阐明了中共的观点：“国共合作会长久吗？”他回答说：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想过要脱离国民党。在过去10年的分裂中，两党和人民都饱受磨难。这种痛苦的经历将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合作，其目的是当下的共同抵抗和未来的共同重建。”[37]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向一个来访的学生代表团解释了他对战胜日本后的中国的设想；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民主国家，农业、工业和商业由国家和人民共同经营。工人将从8小时工作制中受益，农民将拥有自己的土地。资产阶级将拥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这样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而是一个在尊重私有制的原则下实行民主的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希望与国民党和其他革命党派以及全国人民联合起来。[38]可又有哪个改良派、社会民主主义政客没有描绘过同样的画面呢？

在1938年10月的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分析。[39]他的报告的基调是以《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为副标题，而且，应该指出，还有“光荣的历史”！他说，蒋介石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正在发动战争！蒋介石被称为“伟大的领袖”，发动了一场勇敢的抵抗战争：“在其50年的历史中，国民党每当遇到伟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将自己转变为民族革命的联盟”。1927年的大屠杀和随后的灭绝运动被从历史上抹去了。

前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发言人、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创始成员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声称，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重新建立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联系做出了“重大努力”，并引用了刘少奇所领导的工作作为证据。[40]事实上，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全会上的讲话批判了刘少奇关于更加重视动员城市工人的建议。他的选择是：“党的活动的支点‘必须是’在前线地区和敌人的腹地”。[41]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开展了相当多的地下工作，这是很正确的。但没有关于在工厂开展实质性或有效工作的记录。

当时在场的贝尔登报告了在解放区与中共地方领导人的谈话：

“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它的地下工作者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但信使和传令兵被派往大城镇张贴标语，分发传单，并尽可能地传播消息。一般的指示是让工人、学生和农民联合起来，立即疏散城市，帮助组织游击战......他们在蒋控地区工人中的核心几乎为零”。[42]

诚然，随着中国共产党披上了抗日民族政党的外衣，它在大学生中的支持率也越来越高。在1947年和1948年期间，国民党政权发起了一场针对大学和中学的运动，以努力铲除任何共产主义的痕迹。数以千计的学生被殴打、逮捕、监禁和折磨。这些行动引起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许多非社会主义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结束内战的唯一希望就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重点不是鼓励学生把他们的要求与工人的要求联系起来，而是让他们离开城市前往解放区帮助管理边区政府。据说仅在1948年10月这一个月里，就有超过4500名学生迁往共产主义地区。[43]

为了证明统一战线和四个阶级联盟的合理性，毛泽东在1937-40年的著作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有质的不同，因为俄国资产阶级虽然是军事封建化的，但对其他国家进行了帝国主义侵略，所以完全没有任何革命的品质。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所以保留了一些革命的品质。[44]毛泽东的观点被当时的需要所左右，因此，譬如北伐的成功被归功于蒋介石的睿智，而不是大规模的农民动员。毛泽东确实意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相对弱势意味着民主革命必须在城市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下进行。但他没有跟随列宁从而认识到这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他是打算让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为资产阶级服务，让革命中道崩阻。毛泽东不仅对历史的教训视而不见，还改写了历史，以配合他自己的阶级合作主义观点。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毛泽东是最适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既是因为他的军事能力和技能，也是出于他与国民党结盟的自然倾向。1939年，莫斯科Ogiz-Izogiz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这是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缩短版，其中剔除了对毛泽东的所有批评意见。同时，一本名为《毛泽东和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的小册子出现，将毛泽东描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领袖。[45]1940年初，季米特洛夫对政治局成员进行了一系列评论。毛泽东被描述为“真正是中共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他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了解中国，了解人民，正确解读政治事件，基本上能正确框定问题”。[46]

国民党正在进行一场进步的战争，代表一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战争的进步性并没有因为这场斗争是由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所领导而被否定。那么支持他必然就是所有革命者的责任吗？因此，斯大林主义者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难道还能是不对吗？

革命者有责任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支持中国的斗争，包括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达成严格意义上的协议——但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把自己溶入人民阵线，放弃批评和谴责国民党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权利。斯大林主义者抛弃了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策略并背道而行，进而助纣为虐并成为背叛中国斗争的一方。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在“支持”克伦斯基反对白俄将军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在准备推翻克伦斯基，建立工人政权。然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给予了蒋介石无条件的政治支持，从而背叛了革命和与革命密不可分的民族斗争。

正如在1925-1927年，国共团结意味着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从属于国民党，所以在1937年，它所针对的是任何革命活动的迹象。王明写道：

“中国人民......将根据（国民党）对日本分子和民族叛徒，特别是对日本托派法西斯分子的态度，来判断国民党......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准备程度。苏联的政府和人民正在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说明怎样......清除国家、军队和党的机构中的这些毒蛇”。[47]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东部的平型关伏击并击败了两个日本师团，这是在普遍失利的情况所急需的胜利。由于这一点以及图谋来自苏联的武器和弹药供应，国民党政府同意在1938年、1939年和1940年期间，向八路军提供现金补贴（按45000人的兵力计算）和少量弹药供应。[48]

然而，国民党展示的不是它保卫中国的能力，而是它完全的腐朽。保卫武汉和守住长江流域的关键战役，从1938年6月开始，到10月底以日本帝国陆军的胜利而结束。这是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战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一百万的国民革命军被动员起来保卫武汉。然而，国军高层腐败猖獗，日本将军松井岩根可以向《纽约时报》记者吹嘘说，他用8万美元的银元为他的部队购买了安全通道和登陆。武汉的关键防御是马当要塞，马当要塞几乎不战而败，因为指挥官当时正在几英里开外一座城镇的妓院里。所有治疗伤员的物资都被卖给了关系户，受伤的中国士兵只能尽力爬行——日本军队从不收俘虏。[49]武汉的沦陷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的丧失，也是唯一剩下的主要军事和经济中心。

随着战争的继续，红军（八路军）的部队渗透进日军防线后方，并向合肥（河北）、察哈尔（内蒙古）和山西等北方省份推进。日军通常只派先头侦察兵进入村庄，而国民党军队一旦看到此景就会逃跑。摆脱了国民党统治、不受日本直接控制的当地村民，自发地组成了自己的民兵和选举产生的地下行政机构，成为反帝抵抗的核心。八路军到达后，继承了这些组织。民兵部队很快就被协调起来，并被纳入抗日队伍。地方政府组织也通过中国共产党进行协调，但鉴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混乱局面，它们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50]

到了1939年，中国共产党在远离日本驻军的地区建立了六个解放区，这些解放区的活动往往局限于控制经济上重要的地区。每个解放区都有几千平方公里的面积，总人口多达2000万。1939年1月，来自这些地区的500名代表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边区政府。这成为一种模式，凡是共产党军队赢得控制权的地方，都会建立一个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见第8.5节），代表是通过无记名普选产生的，但八路军的存在对所有重要的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广大农民认为，新政府是第一个没有与人民作对的政府，并欢迎它在租金和利率方面的政策。他们准备给予其支持。

令贫农和中农感到高兴的是，那些被认为是叛徒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和分掉了。通过这种方式，大约15%的农业用地被重新分配。租金被削减，禁止驱逐租户，并对所有债务实行三年延期。对落在贫苦农民身上最重的粮食税进行了改革，这样一来，越是富有的农民缴纳的税就越多。起初，约有四分之一的最贫穷的农民被免除税收，但随着战争需求的增加，税收的负担也在增加。最高法定利率被降低到每年10%。税款被严格执行，但在执行利率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松懈，仍然远远高于10%的目标。为了防止日本利用该地区的资源而改种种植小麦以替代棉花，在最初的混乱之后，这一变化产生了增加粮食供应的有利影响。重要的是，尽管进行了土地和税收改革，许多富裕的公民（商人和地主）在人民红军接近时逃离，现在又回来了。似乎，共产党的政策对他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51]

尽管有日本皇军这个共同的敌人，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随着共产党在建立广泛的控制区方面取得的相对成功，这种紧张关系也在增长，最初是在国民党设定的局限内，但逐渐向外扩展。随着蒋介石操纵他的军队与日本人作战，与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相邻的广大地区军力空虚，红军进驻，取代国民党官员并建立新的地方政府机构。这样一来，陕甘宁的行政区域就显著扩大了。新四军在以前与国民党达成协议的地区之外的安微省和江苏省跨越日军防线作战，并与国民革命军中一些最反动的将领保持密切联系。

1940年1月，汪精卫的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同时国民党和日本人都开始优先清理他们的腹地。[52]1941年1月，毛泽东接受了蒋介石的请求，从第4军中派出1万名部队渡过长江。他们被8万多国民党军队包围和攻击。约有5000-6000名共产党军队被杀或受伤，而国民党方面则有20000名。这被称为“皖南事变”。[53]从这时起，国民党花在攻击共产党人上的资源与打击日本军队的资源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情报部门当时的分析称，随着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1941年12月7日），国民党最好的部队被重新分配到封锁共产党地区，因为蒋介石意识到打败日本的任务可以留给美国和英国了。[54]

8.5延安的妇女

陕西曾在很大程度上被军阀控制，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带来了法律和秩序，这受到了广泛欢迎。在地方管理方面，毛泽东引入了他自己的四个阶级联盟的变种，即所谓的三三制：

“所有解放区都实行了这样的制度：共产党员（代表工人和贫农）和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以及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各占政府行政部门领导人员的三分之一。”[55]

中共党员被告知要真诚地与非共产党员合作，并真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从1937年2月起，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政府所在地。在这块由共产党控制的飞地上，中国共产党继续努力通过实施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计划来赢得民众的支持。然而，制定和实施这些计划的方式受到了向人民阵线发展的限制，例如，停止了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受影响最大的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56]

共产党人被围困在陕西这片物资匮乏的干旱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依赖于党的纪律，更重要的是，与腐败、堕落和自私的国民党相反的社区精神。中国共产党渴望向世界展示，延安是按照公平和公正的社会理想组织起来的，是一个人人不分职位和权力，为共同利益工作的模范社会。然而，在延安，那些日复一日与严酷的现实作斗争的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资源和特权的获取不均让许多人感到不满。

从早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特别关注妇女问题，因为妇女是革命支持的巨大源泉，而她们也是最能从中受益的人。贝尔登引用了他在解放区看到的一本学校的书，标题是《论妇女平等》：

“旧社会太黑暗了；男人和女人受到不同的对待。男人去办公，女人呆在院子里。男人穿新衣服，女人穿破烂。男人吃白面，女人吃谷壳和谷糠。男人可以骂到天崩地裂，女人却很少开口。男人看书，女人站在大锅边。男人三变性情，女人把她要讲的话吞进肚子里。在（解放区），发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人是自由的，男女有平等的权利，男女共同从事生产，男女共同享受美好的时光。”[57]

在形式上，边境地区的行政方案确保“妇女在社会中享有平等地位”，包括“同工同酬”和“五周带薪产假”。[58]在与国民党建立人民阵线的推动下，该党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目标，其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转变是重心的改变，对传统家庭价值观（妇女在家庭中的极端屈从）的批评被淡化了，人们转而认为妇女只需与男子一起从事生产就能达到平等。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介绍他们的政策。他们非常强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论点，即”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59]但这种片面的、经济学的观点降低了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如婚姻和离婚中的平等。它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即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将是一个自由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妇女仍将是二等公民。

领导层的主要关注点是最大化备战强度，党的文献中强调妇女要成为纺纱和织布工人，生产自己的衣服和部队的服装。这在陕西当地有一定的共鸣，因为那里的妇女往往在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但它向父权制低头，保留了妇女留在家里不参加农业劳动的传统。

1938年出版的一本名为《陕甘宁边区群众运动》的小册子概述了人民阵线期间妇女团体的责任和目标。党的政策是，解放妇女的运动要次于建立抗日的团结。党的领导人不愿意冒触怒人民阵线盟友的风险，要求在实施任何解放妇女的行动时都要极其谨慎。以前曾大力推动根除传统封建习俗的活动（如包办婚姻、缠足，和要求保护人权），但现在这些活动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并宣布男女平等将通过妇女在地方选举中投票、参与生产和参加国防工作来实现。地方干部告诉妇女，通过为战争做出贡献，她们可以摆脱几个世纪以来压迫她们的传统制度。原则上这是正确的，但对于这些活动如何有助于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社会平等，却没有提出指导意见或证据。[60]

类似的反应也发生在苏联，当时党的斯大林-布哈林领导层向富农的保守社会要求低头，限制了妇女的权利。以离婚问题为例。中共干部来到延安后，对江西的例子记忆犹新，女干部们积极推动离婚作为打破传统家庭结构的手段。结果是妇女的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代价是传统家庭单位被破坏，对当地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共领导层易受富农和“爱国”地主的压力，将其立场转变为要求妇女避免采取激烈的行动，并尝试在家庭中找到解放的机会！中共在边境地区的日报《解放日报》，现在发表文章，认为即使是暴力和极度虐待的丈夫的妻子也应该留在他身边，努力改造他，而不是离婚。[61]

妇女协会的任务是通过使家庭更加和谐来巩固家庭单位；妇女将以得知增加产出有助于日本战败的认知中获得一种成就感。妇女同志们被要求在协会内成立学习小组，以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解力，此举旨在克服成员的反对意见，使她们与新政策保持一致。

《解放日报》文章的主题是，如果妇女运动参与抗日工作，就能实现妇女解放，但唯独却完全没有解释如何实现。对于说明她们如何能够获得与男子平等地进入生产的技能和培训，妇女也未得到任何指导。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妇女担任更多的技术岗位往往是属于被征走的男人的。而当男人回来时，妇女不得不放弃这个岗位。虽然妇女协会仍然鼓励妇女参与乡村政治，但其主要重点已转向协调儿童保育和其他提高生产的努力。

同时，在关于党的工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某些领导干部的保守主义，他们声称“淫乱的妇女”在“普通农民”中引起“厌恶”和“恐惧”。[62]这些人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中（不带偏见的）提到的有“三角和多角关系”的妇女。[63]随着人民阵线的发展，保守的态度正在逐渐形成。

为了抵制对领导层的批评，男性同志被责令支配他们的女性伴侣并将她们的活动限制在家务上。然而，民主专政的政治观点的后果意味着妇女协会淡化了在家庭中争取平等的重要性。平等被认为是解放斗争的一个方面，但它可能会产生一个不良后果，即妇女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男人而不是社会。[64]

党的官员为了政治和战时目标而牺牲女性解放事业的程度，可以从婚姻改革中看出。传统上，妇女实际上被囚禁在家中，以她的劳动来维持现状；因此，妇女的离婚权与中农的利益相悖，而中农是党的重要支持者。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对日战争日益增长的需求，延安政府决心避免因破坏社会制度而疏远农民。党声称，除了将激进的婚姻改革服从于眼前的生存需要，别无选择。很快，婚姻改革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罢了。[65]

8.6延安、中共和“野百合花”

向日本人投降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都沦为了傀儡部队。中共在其官方历史中声称，蒋介石秘密命令许多部队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然后在日本人的指挥下，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由于蒋介石的命令，日本人能够调动90%以上的投降者。[66]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中共控制的整个地区实行严密封锁，并取消了对八路军的补贴（1940年价值约1000万银元）。在延安，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急剧上升，所有部门包括以前被豁免的贫农都被大幅加税。1940年10月，红军对日军发动了突然袭击，造成日军的重大损失。作为回应，到1941年1月，日本军队将近三分之二的部队集中在位于日本防线后方的解放区，并根据“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运动。这一政策本质上是要包围某一地区，杀死所有年轻人，杀死或偷走所有牲畜，摧毁一切可能的东西，所有房屋、家具、农具和工具，使该地区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居住。[67]

中共在面对这些逆境正收集支持并试图使边区经济自给自足时，发现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由于土地革命（尽管它是温和的）而招募的大部分文盲农民阶层与最近加入的、通常识字的、基于人民阵线和改良主义政策而入党的、在行政人员中占大多数的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对一个群体征收的税款支持了另一个群体，而自给自足运动有可能造成潜在的灾难性的分裂。干部们的素质也令人担忧。1937年至1940年期间，党员人数从4万人增加到近80万人，但除了领导干部和一些知识分子外，几乎没有人接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教育或培训）。[68]

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对当地居民来说，党员身份已成为社会向上发展的途径。塞尔登提供的数据显示，至少在一个地区，超过一半的当地入党者是作为贫农或无地劳工加入的，但在一年之内，大多数人获得了足够的土地，被列为中农：“党员......已经成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受益者”。[69]这产生了保守化的效果，促进了中共内部反对新的高税收，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支持新来者。

开展整风运动，试图用中共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员，激励他们采取自给自足的必要激进措施，并接受党的纪律，便是解决方案。194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的培训计划，以克服党内干部中出现的不足之处。也许是为了准备这场运动，毛泽东在1938年初对斯大林的作品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哪些作品应该被翻译成中文。

从与会者在讨论前要阅读、研究和做笔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次初步整风运动的特点：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组织领导问题》；季米特洛夫，《干部政策和干部教育政策》；斯大林关于党的纪律、党的民主和平等主义的部分著作；《苏联共产党史》的结论部分。[70]为了强调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卓越地位，他的六本小册子被列入要学习的名单。

在党内，有一批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愈发不满，他们认为人民阵线中的富农分子阻碍了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妇女解放方面。该组织以党内最直言不讳、思想最自由的女性丁玲为中心，利用整风运动的机会，发表材料，指出延安的不平等现象，揭露中共的虚伪。

丁玲曾作为农民文艺宣传团的一员到边疆地区巡演，并被任命领导延安妇女组织的发展，这使她成为动员妇女与限制妇女活动之间矛盾的焦点。她编辑了《解放日报》的文学版，每周出版几期。根据她对农民妇女和党内妇女实际生活的广泛经验，她写了一篇《三八节有感》刊登在1942年3月9日的报纸上。[71]

这篇文章只暗示了一些问题（那些寻求堕胎的人可能会受到惩罚；有些婴儿被包裹在柔软的羊毛中，由家庭教师照顾，而另一些婴儿则被包裹在脏布中，留在父母的床上哭泣），其主要重点是指责党提倡妻子和母亲角色的矛盾态度，然后当“妇女的皮肤起皱，头发稀疏，疲劳使她失去了最后的吸引力时，她又被指责为政治落后”，然后被作为离婚的理由。这篇文章被谴责为“狭隘的女权主义”，丁玲被解除了《解放日报》的职务，她和其他人被成功地逼迫忏悔并否认了他们的批评。[72]

丁玲指责党的领导人在方便的时候结婚，在适合的时候离婚，很少考虑到平等的原则，这一点得到了华长明（音译）的支持。[73]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这种行为一定显得特别应受谴责，而且明显是滥用职权。在延安，官僚机构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家庭这一机构的维护具有维护社会中的保守因素的性质，这将成为党内精英的支柱。这与苏联在这个时期对家庭的保护非常相似。周恩来率先强调了母性的重要性，认为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具有照顾家庭福利的“自然”倾向。[74]他制定了党将忠实遵循的基本规则。1958年，毛泽东将回到这个主题上，并声称中国社会不仅需要家庭，而且家庭需要一家之主。[75]

丁玲的文章是批评党内精英的众多文章中的第一篇。最具破坏性的文章来自王实味，他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和翻译，曾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到莫斯科学习。他与上海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有联系，并为其翻译了一些托洛茨基的作品。1936年，他来到延安，成为马列主义研究院翻译部的一名研究人员。在这个职位上，他享有干部服装和额外食物的特权，并与党的精英阶层关系密切。[76]

王实味还受雇于《解放日报》，擅长在中国向来用于揭露社会弊端，经常被共产党作家用于政治辩论的短文（杂文）。王实味绝不是唯一一个公开反对中共领导层的人，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拒绝悔改，始终不悔改。他的《野百合花》批评了党的官僚机构的等级结构和特权，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分两部分刊登在该报的文学版。[77]

题目《野百合》本身就是对毛泽东对女性的喜好——特别是来自上海的年轻女演员——的讽刺，这是常见的八卦。毛泽东曾在1939年与这样一位女演员蓝萍（江青）结婚。表面上看，《野百合花》是一个关于26岁的学生同志李芬的故事，她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她的叔叔移交给了当局。“在赴死之前，她把自己的三套内衣全部穿上，并把它们的顶部和底部紧紧缝在一起。这是因为在宝鸡的部队经常染指他们射杀的年轻女共产党员的尸体”。李芬被介绍为性沉默和自我牺牲的典范，这与党内精英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以聚会、跳舞和喝酒而闻名，这也是现存社会分层的明显象征。读者完全可以将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女人——李芬——与毛泽东对美丽演员的口味进行对比。生怕这些教训被漏掉，王实味用模仿毛泽东著名的口语风格和咸湿的农民语言来写这些文章。[78]

对于官僚来说，更重要的是对党所维持的等级制度的批评，官僚通过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进行攻击来证明党合理性。普通的共产党员很少或没有钱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食物或衣服，因此依靠当地苏维埃政府分配的食物和衣服。王实味对粮食的五个等级提出了他经常被引用的批评：

“现在，没有汤面给生病的同志吃，青年学生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当他们被问及是否吃饱时，党员要带领其他人齐声说‘是的，我们吃饱了！’。更有甚者，相对健康的‘大人物’得到的吃喝远远超过他们的合理需求，以至于他们的下属将他们视作异类看待”。[79]

王实味还抨击了服装的三个级别，即党的级别越高，提供的服装就越好。

官僚机构在其最薄弱的方面——即其特权——受到了挑战。中共机器开始行动，向王实味施压，要求其收回批评。王实味拒绝了，中共最初的攻击只会让他更加顽固，在支持者中更受欢迎。王实味因破坏党的团结、诽谤党的领导人、宣扬托洛茨基主义思想以及属于中共内部颠覆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成员而受到审判。1942年5月和6月，审判以一系列公开斗争的形式进行，6月10日，王实味被判犯有绝对平等主义、敌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因而是反党罪。

《解放日报》对反王实味的会议进行了逐日记录，包括对王的公开诘问。这篇日记是为今后中共整风运动的公开会议提供指导的。其目的是普及党的观点，引导读者接受领导层对存在的社会分化的解释以及审判的预定判决。

毛泽东和党的领导层扩大了整风运动的范围，将所有批评作家都包括在内；首先是在1942年5月毛泽东的延安谈话中，然后是针对王实味的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相对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解放日报》没有报道。大约一年后，毛泽东发表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80]他的主题听起来很熟悉——尤其是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内容要由党来指导，形式要适合中国农民和工人的需要。党的所有报纸都被重新组织，以配合党的整风运动，也就是说，不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作家。毛泽东避开了批评的内容，按照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路线进行反击：“有几个人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说话，也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概念和秘密攻击的方法”。

毛泽东只是在中国的背景下重复了十年前在苏联提出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艺术的论点。尽管有宣传，但那些试图将文学还原为表达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直接政治和实际需要的论点，实际上是保护官僚机构利益的论点。由于官僚机构将自己的利益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等同起来，它将任何对自己的攻击都解释为反革命。

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之后，“纠正非正统倾向”的整风方案呈现出了更加黑暗的性质，并被扩大和深化，以根除党内的所有独立批评。1941-44年期间在延安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后来成为中共干部培训的一个既定部分。与富田事变一样，为了刺激和证明运动的过度性，其突然宣布多达10%的中共党员是国民党特务，必须被铲除。

本顿将毛泽东在1942-1944年期间对党的密集清洗描述为中共的第四次布尔什维克化，并声称它甚至比斯大林在1924年后掌握共产国际时更加有效。[81]1942年的整风运动没有使用“布尔什维克化”一词，主要是因为它对于一个旨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结合起来的运动来说，听起来太陌生了。其目的是根除和摧毁所有剩余的反对党的领导的左派，特别是那些受到反对人民阵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影响的人。它的目的还在于将毛泽东集团的统治扩展到在陕西主要根据地之外建立的附属根据地，并在政治上使新招募的生力军同质化。

这场运动之所以独特险恶而有效，是因为它延伸到了普通党员的生活中去。在延安，类似的同志们往往在他们的工作小组中睡觉和社交。领导层的首要指示之一就是限制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仅限于值得信赖的党内干部。这些半孤立的小组随后成为运动的基础，该运动的管理使小组内形成的个人关系和联系成为反对个人成员的武器。小组批评孤立了个人，使他们受到在场所有人的责备和训诫，目的是动摇他们的自信心。这些会议可能每天都有，持续三四个小时，可能导致降职和额外的工作，使受训者处于羞辱的境地。据称，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员都对他们的活动进行了审查，如果发现有足够的理由（一句偶然的话，甚至开个玩笑），就会让他们提供关于自己和生活经历的额外信息，足以让他们的同伴们对他们进行广泛批评。

被认为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人被报告给党委，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召开一次或多次公开斗争会议，在通常是嘲笑的广大听众面前公开指责和羞辱这些人，而这些观众据称代表了社会。在过去和现在都非常强调集体荣誉的中国社会，这些都是获得对权威的服从的强大而有效的方法。

如果毛泽东感觉到任何党的高层也成了弱点，他也不会放过他们。处理彭德怀（八路军副司令员）时，他把平等和博爱看得太重了，据说这些会议持续了四十天，而对与王明关系太密切的周恩来来说，五天被认为是足够了。[82]

工友、同事、同志、朋友和同伴的共同作用，对一个人产生了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压力，要求他顺从。随着压力的增加，个人发现无法摆脱对旧日自我的诋毁，他们被迫反复写下对自己邪恶行为的忏悔，分析原因并宣称他们希望改变。入狱一段时间后，压力往往会增加，可能是单独监禁，但更有可能是与其他人一起关在牢房里。这使他们为忏悔和和解的最后阶段做好准备。当忏悔最终被接受，党欢迎他们重新加入时，被告自然会有一种巨大的解脱和欣喜，并愿意接受党的指导。这种心理体验也许可能真的改变了人格，但更像只是一种将来需要避免的极不愉快的经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服从党的路线。[83]

整风运动从1942年持续到1944年，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消除了中共内部最后的民主、言论自由和对领导层的公开批评的残余。有多少人被逼疯了，被逼得神经衰弱或精神失常，这一点永远无法得知，但肯定是数以千计。遗憾的是，抗议的主要方式是自杀，一些绝望的人首先杀死了他们的家人。

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主义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人们经常声称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质的区别，因为整风运动没有屠杀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对他们进行了再教育。甚至某些托派领袖也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质的区别。

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领导人的完全统治。毛泽东在富田事变中表明，他准备杀死成千上万的党员和红军部队，以确保他的地位。在延安，他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

•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阵线的一部分并促进团结。要想同时发起大规模的灭绝运动，是非常困难的。
• 斯大林清洗的是领导过一场成功的革命，并有内部民主的历史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确保官僚统治，他必须清除所有那些活动时间可以追溯到1917年及之前的人。在中国不存在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落败时已经彻底斯大林化，党员不像苏联那样对领导层构成威胁。
• 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控制党。任何从肉体上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举动都可能被视为对他的对手（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他们会为了保全自身进而不得不进行反击，而且他们仍然在党内占据着大量的领导职位。
• 斯大林是想在革命成功后消除对官僚机构掌握国家权力的任何可能威胁。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革命进行的阶段，毛泽东有时间通过其他手段实现对党的统治。
• 当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时，苏联的大清洗很明显已然导致了政府部门的普遍混乱，在这种氛围下，没有人愿意做出决定，党内的招募人数急剧下降。在毛泽东看来，大清洗是一个浪费和破坏性的过程。整风运动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同样的目标，而且不会造成混乱。
• 与斯大林不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诚实地声称自己处于领导地位；为了让自己被接受为列宁的副手，斯大林不得不监禁或杀害那些了解1917年真实历史的人。

有人公开争辩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对对手的宽宏大量。这是所谓“延安精神”的一部分。[84]然而，例外可以检验规则的这一条科学真理，在这里也同样适用。西方能接受整风运动是因为毛泽东对那些他认为是政治威胁的人显得相对仁慈。王实味在监狱里做了五年的火柴盒，并被允许会见一些外部访客，以显示中国共产党的高尚。1947年，当延安再次受到国民党的攻击时，共产党人被迫迅速撤退。王实味在撤离延安的过程中被立即处决。消息来源不一，但都认为他是被杀的：要么被枪杀，要么被斧头砍成碎片，很可能是根据毛泽东的直接命令，并由共产党安全部部长康生证实。[85]虽然王实味因为揭露了延安存在的层层官僚特权而被监禁，然后被谋杀，但像艾萨克·多伊彻这样的知名社会主义者可以写道，毛泽东“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最贫穷的农民中间，......不允许在食物配给和制服方面存在差异，不允许官兵之间存在社会隔阂。”[86]

1942年初，随着整风运动大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在解放和性别平等的呼吁下动员妇女的任何尝试。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认为，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一般是允许的，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和对男性农民潜在怨恨的担忧，干部们应确保它排在经济动员的第二位。在下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强调妇女参与生产，而不是更广泛的普遍平等，并果断地采取行动，巩固其文职和军队的父权制，理由是要使边境地区自给自足，就需要避免社会间冲突。[87]

1943年2月26日，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表面上是批评自己在实现妇女平等方面缺乏进展。事实上，这是党的工作远离妇女的自我组织、针对妇女的项目和口号的重新定位。这些现在被认为是对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浪费。现在，党强调“需要逐步推翻封建主义”，并呼吁妇女通过“在（父权制）家庭中和谐地工作，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来实现解放。随后，《解放日报》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说明生产劳动及其带来的经济自由是妇女逐步从封建纪律下解放出来的途径。[88]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需要恢复被西方机器制造的商品涌入破坏的旧手工业，因为这些物品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而无法再获得。为了供应制服所需的布匹，重新引进了织布和纺纱。

让妇女参与生产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功，如纺织业的发展，妇女联合会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利用当地的技术知识来发展棉花和亚麻生产，几乎完全依靠妇女的劳动和专业知识。大部分原材料是通过妇女工作小组种植的，几乎所有的纺纱和深加工都外包给在家工作的妇女合作社。《解放日报》刊登的文章现在几乎完全集中在促进这种活动和赞扬有关妇女的贡献上。

然而，延安妇女在自我组织方面过于成功，到1945年，党的高层缺乏协调和规划，导致严重的供应和分配问题。官僚主义的指导和有关妇女缺乏对整体规划的参与很快就变得很明显；没有使生产与需求相匹配的工作计划，很少或没有使培训和人员与现有设备相匹配，种植棉花的地方离纺纱的地方太远，党的干部强调纺纱，因此一个村庄可能没有织布设施，也没有关于如何培训妇女进行维修的计划，等等。[89]

古德曼指出，中共在口头上仍然致力于性别平等，但并没有得到实际行动的支持。以前对妇女参政的鼓励现在逐渐消失，而动员她们生产却受到高度赞扬。社会问题的重点放在男性的权利上。尽管妇联不断施压，但寡妇禁止再婚的传统做法却一再坚持。直到1944年，迫于粮食短缺的压力，这种情况才终于得到改变，导致300名单身汉和寡妇结婚。然而，同样的逻辑——人数较少的家庭应该得到普遍鼓励，因为他们需要的粮食较少——也导致了一年前离婚被禁止。[90]当然，偶尔在一些地方，杰出的妇女确实发挥了领导作用，为真正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创造了机会，但这些都是一般规则的例外。

尽管有人民阵线，但直到1945年左右，在妇女解放方面还是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让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生产方面，因为这需要消除诸如裹脚和妇女隔离等封建习俗。然而，激进的社会措施只有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才能颁布，因此，党制定了一个制度，例如，起诉离婚的妇女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要承担向其丈夫支付粮食或金钱以补偿损失一名工人的额外负担。[91]

8.7总结

国民党联合了所有的反动势力，包括封建残余势力，来抵制群众镇压群众。因此，它无法完成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甚至连减租25%这样轻微的改革都做不到。它的主要特点是完美的亚细亚式专制主义、腐败和低效率。这些特点在“抗战”中完全暴露出来。

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执委的波折之后，中共又回到了以白色反革命和屠杀数万名共产党员和数百万农民为结局的阶级合作主义政策。所谓的统一战线被恢复了，中共的政治方向不是由中国工人和农民的需要决定的，而是由斯大林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政治纲领——特别是它的土地纲领——受到了限制，以免得罪国民党。这种团结还产生了其他后果，例如，通过在结婚和离婚方面获得的自由上走回头路，破坏了妇女在社会中取得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了公平正义、人人平等、人民幸福的延安社会美好图景。然而，在苏区和党内，官僚机构正在悄悄地为自己获取物质和社会特权，使其与老百姓不同。这种行为正在腐蚀着党，许多加入的陕西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和/或股票，以便从无地劳工或贫农上升到中农。

毛泽东是党内的主要人物，他决心压制对官僚机构的批评，并在必要时杀死有关个人。在党内，整风运动中使用了极端的方法，以确保广大党员的无条件服从。这种对待党的纪律和民主的方法是彻底的斯大林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斯大林化的组织：它接受一国社会主义和阶段性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斯大林国际的一部分，并有相应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党的结构和规范。党内民主被扼杀，个人崇拜得到提倡——首先是斯大林，然后是毛泽东。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方案的总体方向是阶级合作；偶尔在特定情况下，它会向左弯曲以加强对农民的支持，然后再向右弯曲，回到其自然轨道：因此，土地征用和重新分配政策因日期和地点而异。

关于毛泽东曾与斯大林作对并将中国人的利益置于俄国官僚机构的利益之上的童话，已被莫斯科和北京公布的文件揭穿。在延安时期之前和期间，共产国际执委和莫斯科一直在促进毛泽东的利益，最后在1938年，总书记明确表示，毛泽东是他选择的中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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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Braun, O. A Communist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Hurst & Co. Ltd., 1982, p187.

[26] Pantsov, A.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 Issues & Studies, 2005, 41(3)181-207.

[27] Snow, E. Red Star Over China, Gollanz, 1968, p231.

[28] Smedley, A. Battle Hymn of China, Da Capo Press, 1975.

[29] Li Fu-jen, End of the Chinese Soviets, New International, Jan 1938 pp16-20, MIA.

[30] Braun, Op. cit. p195-197.

[31] Wales, N. Wh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upport the United Front: An Interview with Lo Fu, Pacific Affairs, 1938, 11(3)311-322.

[32] Saich, T.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CP, Sharp, 1994, p771-3.

[33] Trotsky, L. Revolution and War in China Jan 1938 w.m.com.

[34] Kampen, T.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0, p86-93.

[35] Pantsov, A. & Levine, S. Mao, Simon & Schuster, 2012, p323.

[36] Epstein, I. My China Eye, Long River Press, 2000.

[37] Shum Kui Kwong, Op. cit.

[38] Mao Zedong, Talks with Messrs K’o Lo-man, Ya-Te, Fu Lu-te and Lei K’o-nan, CW Vol 6 Part 1, 2 July 1938, w.m.org.

[39] Mao Zedong The New Stage, October 1938, www.marxists.org.

[40] Rousset, P. The Maoist Project Tested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umber 3.

[41] Braun, Op. cit. p235.

[42] Belden J, China Shakes the World, Gollancz. 1951, p51 and 398.

[43] Ibid, p406.

[44] Mao Zedong, On New Democracy, January 1940, www.marxist.org.

[45] Pantsov, A.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 Issues & Studies, 2005, 41(3)181-207.

[46] Ibid.

[47] Wang Ming,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14, No.10, Oct. 1937.

[48] North, R. 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Univ. Press, 1963, p189/190.

[49] Li Fu-jen, After the Fall of Wuhan, January 1939, MIA.

[50] Belden, Op. cit. p71-78.

[51] Rosinger, L. Politics and Strategy of China’s Mobile War, Pacific Affairs, 1939, 12(3)263-277.

[52] Braun, Op. cit. p17.

[53] North, Op. cit. p189/190.

[54] Ibid p204.

[55] Hu Chiao-mu, Thirty Years of the CCP, 1951, FLPH.

[56] Stranahan-Jackal, P. Changes in Policy for Yenan Women, 1935-1947: Modern China, 1981, 7(1)83-112.

[57] Belden. Op. cit. p122.

[58] Saich, The Rise, …. Op. cit. p935.

[59] Engels, F.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w.m.org.

[60] Stranahan, Op. cit.

[61] Liberation Daily, 2 and 3 July 1941, quoted in Stranahan, Op. cit.

[62] Saich, The Rise, …. Op. cit. p1016.

[63] Chi-hsi Hu,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the Kiangsi Sovie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9, 1974, p477-490.

[64] Liberation Daily, 26 Oct. 1941, quoted in Stranahan, Op. cit.

[65] Hua Chang-ming, The feminine condi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action: Yan’an, 1935-1946.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4, 1981.

[66] Hu Chiao-mu, Op. cit.

[67] Johnson, C.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U.P. 1962, p56.

[68] Selden, M. The Yenan Way, Harvard U.P. 1971, p188-189.

[69] Ibid, p111.

[70] North, Op. cit. p196.

[71] Ding Ling, Thoughts on 8 March, libcom.org/library/thoughts-8-march-women%E2%80%99s-day.

[72] Benton, G. The Yenan Opposition, NLR., 92. 1975, p93-106.

[73] Hua Chang-Ming, Op. cit.

[74] Manning, K. Making a Great Leap Forward?, Gender & History, 2006, 18(3)574-593.

[75] Wu, E.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1989, Harvard U.P., 1989, p456.

[76] Cheek, T. The Fading of Wild Lil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1, 1984, p25-58.

[77] libcom.org/library/wild-lily.

[78] Cheek, Op. cit.

[79] libcom.org/library/wild-lily.

[80] Mao Zedong 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2 May 1942, w.m.org.

[81] Benton G. Bolshevising China: From Lenin to Stalin to Mao, 1921 – 1944. Leeds Univ., East Asia Papers No 22, 1996.

[82] Chang, J. and Halliday, J. Mao, Vintage, 2007, p321-322.

[83] Fairbank, J.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Perennial, 1987 p255 et seq.

[84] Shao-Chuan Leng, Pre-1949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System of Justi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0, 1967, p93-114.

[85] Short, P. Mao, McMillan, 2001.

[86] Deutscher, I. Stalin, Pelican, 1949, p582-3.

[87] Goodman, D. Revolutionary Women and Women in the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4, 2000, p915-942.

[88] Stranahan, Op. cit.

[89] Stranahan, Op. cit.

[90] Goodman, Op. cit.

[91] Hua Chang-Ming. Op. cit.

第九章：国民党的最终崩溃与中共夺权

9.1 简介

1934年，作为一支协调一致、资金充足且装备精良的军队，在帝国主义的轰炸机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将共产党赶出了江西苏区，并将他们追赶至满洲交界处。1937年的日本侵华使得共产党在陕西的据点免于被“围剿”，随后共产党的军队得以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日本防线后的大片地区。在纯粹军事方面，共产党军队无法与国民党军队相比，但在内战中，政治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他们有着关键的优势。

中日战争期间，撕裂中国社会的力量（饥荒横行和农民渴望土地）迅速加剧，乘着农民反抗的浪潮，中国人民解放军得以摧毁蒋介石的军队。这一切发生在二战后的短暂间歇，当时的战后大规模复员运动使帝国主义无法直接干预中国，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第三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保障民族独立并统一了中国大陆。

毛泽东思想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战略上在全国范围内长期进行农民战争，理论上在中国应用阶段革命论（无论这种理论是用冒险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术语来表达的）。这种阶级合作主义的做法是毛泽东身上的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表现，并在毛泽东试图以联合政府的提议来减缓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和崩溃时暴露无遗，这不但是对中国群众和中国革命的罪行，而且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罪行。[1]

9.2 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

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主席，从此他有权独立地解决争议问题。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一词，此后它开始在党内广泛使用。到1942至44年的整风运动结束时，“毛主席万岁”已经成为中共内部能接受的口号。《解放日报》开始刊登这样的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2]所有的官僚机构都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来在相互冲突的派系团体之间进行裁决，毛泽东就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了这一地位的。整风运动完成后，毛泽东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德国已经在5月投降，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很快就会被打败，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将指导党完成如何对付国民党政权这一重大任务。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主要报告，并主导了所有会议。

大会召开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写了中共的历史，把毛泽东推上了全知全能的神坛。中共在遵义会议之前遭受的灾难被描绘为一连串偏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事件。陈独秀因1925至27年革命的失败而受到指责，瞿秋白与李立三则因冒险主义的第三时期的失败而被责备，王明被认为应对红军在江西失利以至于必须长征负责。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则没有受到任何指责。[3]

刘少奇在一份颂扬毛泽东的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从而在大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党章。党章序言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4]到1948年，在村里和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开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会站起来，就像对皇帝那样，对着毛泽东的画像三鞠躬。[5]在小学里，孩子们被教着唱这样的歌：“毛泽东，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拍手把歌唱。”[6]

在中共七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1945年8月底，他当选为新改组的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终于将所有权力正式集中在自己手中。[7]斯大林在列宁中央委员会的尸体上上升到领导地位，官僚机构靠着警察国家和埋葬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来维持自身。斯大林政策的主要成就便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更不用说在全联盟共产党（布）的中央委员会中禁止自由讨论和异议。毛泽东的情况并非如此。诚然，他受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青睐，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真正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它可以进行真正的讨论，容忍不同的意见（在斯大林的框架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竭力表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是和斯大林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是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者，也就是因为他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斯大林的方法。”[8]

陈伯达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斯大林的讲话：

“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是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9]

1950年春天，斯大林派红色教授研究所所长、来自鼓动宣传部的帕维尔·尤丁院士负责编辑新版《毛泽东选集》，以俄文出版。尤丁负责检查意识形态内容。在北京的两年时间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夜谈，讨论理论问题。他向俄国政治局的一次私人会议报告说：“斯大林同志，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10]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毛泽东在他的葬礼演说中说：“斯大林同志的所有著作都是不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的作品《列宁主义的基础》、《联共（布）简明党史》和他最后的伟大作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过去一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11]这份清单体现了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背叛，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的篡改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捏造。中共党员、每个组织的干部（教师、学生、工会会员、妇女团体等）都被指示要学习这些文本，作为毛泽东领导的思想基础。

9.3 毛泽东试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

1945年7月，红军盘踞在经济原始的陕甘宁边区，涵盖了主要位于中国东北和东部的三十个县和十八个大解放区。总面积约为法国大小，人口数千万，民兵近50万。在1917年的俄国，双重政权的形式是以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为一方，以临时政府为另一方。在中国，它将采取对立的军队的形式。这种情况被中国共产党鼓励，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革命的动力——例如，土地改革被说成是来自上层馈赠礼物，而农民应该对此表感激——这使他们的政治被动性被最大化。[12]

斯大林于1945年8月9日对日本宣战，同一天，第二颗原子弹被投在长崎。苏联军队向满洲发起攻势，战线长达一千多英里。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70万日本军队投降了，苏军占领了满洲、内蒙古和朝鲜。随着日本这一军事威胁的消除，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在此期间，斯大林错误地认为他可以与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盟友们和平共处。斯大林敦促毛泽东会见蒋介石做一笔交易，并以伙伴的身份进入国民党政府。

在华北解放区的敌后，日本人认为大部分地区不值得占领。斯大林主义当局则在战争和他们的阶级合作主义观点所造成的局限下，尽可能改善了他们控制下的农民的生活。在这些地区，大地主被阻止扩大他们的财产，所以独立的中农仍然占主导地位，而贫农则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可国民党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传统上，征税人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来掠夺农民的土地，才使他们变得贫穷到起义的程度。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程度意味着在政权完全崩溃之前，地方官员拼尽一切地想要发财，这成为了一场竞赛。税收被堆积在最贫穷的农民身上，直到税收总额超过作物的价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土地闲置的情况。在河南，税收如此之高，以至于农民不仅失去了所有的粮食，还失去了土地、衣服和农具，并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孩子当奴隶，卖掉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当仆人和小妾。贝尔登声称，这种现象早在1941年就可以观察到，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战争时期的大饥荒——正如贝尔登所说的那样：“他们被征税至死”。[13]

国民党地区的饥饿现象十分严重，农民被迫处于无法忍受的条件下，这些条件传统上通常会导致广泛的叛乱，使广大农民强行踏上历史的舞台 。农民们纷纷涌向一个与可恨的国民党政权作斗争的政党，它主张降低税收和利息，提供秩序和民主改革，并在解放区确保农民不挨饿。

1945年8月，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压力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1937至1945年的国民党陪都）进行和平谈判。美帝国主义已经接受了只用军事手段无法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只要中国内战不断，它就很难、甚至不可能乘着战胜日本来消灭中国共产党。一个被武装斗争蹂躏的国家很难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安全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可能继续实施将中国变成一个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基地的计划。因此，美国敦促蒋介石与中共妥协，使其政权民主化，并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14]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并成功说服他于8月28日在重庆会见蒋介石，同时命令八路军停止在解放区的行动。

斯大林也在兑现他在雅尔塔和其他地方对美英帝国主义作出的承诺，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蒋介石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当满洲交接时，进入城市的是国民党军队。然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从1945年10月起，红军开始悄悄地向解放军提供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军火，冷战的最初迹象正在出现，斯大林希望能保持开放性的选择。[15]

与蒋介石的谈判持续了四十三天。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宣布接受蒋介石为中国领导人，1946年1月30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式签署休战协议。在谈判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蒋介石组织军队的时候，占领了关键的铁路和中国北方的两个主要城市，天津和北京。[16]为了配合所谓阶级斗争的结束，八路军和新四军被合并，并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着日本的投降，蒋介石经美国批准，命令40万日本傀儡部队留在他们的岗位上，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充当他的驻军。在重庆谈判期间，美国向华北运送了三个国民党军队共50万名士兵。根据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政权为官方政府的协议，解放军停止了对城市和工业综合体的攻击。然而，解放军仍保留了对农村的控制。[17]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底，中国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复兴和发展。大城市的学生和工人群众，特别是上海，抗议内战并呼吁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工人们要求获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在此期间，仅在上海就发生了2000多次罢工。这些斗争仅限于民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虽没有达到全国范围的水平，但确实表明群众有足够的信心抬起头来，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没有试图将工厂工人的斗争与农民或学生的斗争联系起来，也没有试图将罢工转变为政治斗争。相反，它试图——正如它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说服工人群众不要走极端，不要阻碍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它与黄色工会的领导人密切合作，制止“过分”的要求。[18]

在解放区，那些受中共控制最少的农民民兵正在进行他们自己的土地掠夺，杀死地主，驱逐富农，并在乡村会议上分享夺取的土地。起初，许多中共的低级干部被这些举措带着走，在一些地区，土地被大量转移到贫农和中农手中。解放军奉命介入，并在官方的“双减”政策范围内遏制这一浪潮。然而，许多贫苦农民积累了足够的土地来养家糊口，因此逐渐成为中农，而且他们的债务和租金偿还也大大减少或取消了。[19]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以确定新政府的基本组织。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及作为门面的民盟（于1947年10月13日被取缔）、青年党和著名公众人物。会议的第一天以蒋介石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宣布了军事休战，会上通过的主要文件是《关于政府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

人们普遍认为，军事问题将是决定性的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参加会议，只是因为解放军的存在和实力。然而，在1946年，蒋介石也对战场上的胜利充满信心，这种错误的评估导致他在每个问题上都不妥协，甚至连40人的国务院（政府最高机关）的组成也成了不可调和的分歧。[20]

国务院应以简单多数票来决定问题，但如果决定涉及行政政策的改变，则需要三分之二的国务委员投票。蒋介石相当故意地挑衅共产党，破坏了这一安全措施的有效性。他不顾美国大使的建议，要求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数限制在13人以内，只差一人就能行使否决权。同时，他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将解放军撤到指定地区并开始退役。

毛泽东从政治自杀中抽身而出，但在其他方面竭力维持协议，甚至呼吁美帝国主义为他进行干预（而美帝国主义确实这样做了！）。但蒋委员长坚持要对方无条件投降。随着中日战争的进展，国民党向内陆撤退，并被切断了与工业中心的联系，结果是大地主中保守和落后的部分的具体分量大大增加。

大地主相信，在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农民享有的自由会引发广泛的农民起义和对土地的夺取。为了避免这种灾难，需要迅速重新征服这些地区。这些地主是蒋介石在反对中共的军事冒险中最有力的支持。他们敦促立即采取行动，而军事力量的平衡似乎对国民党有利。[21]

为了让国民党相信它准备做出真正的让步以被接受加入联盟，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地主比中农多拥有50%的耕地，如果他们曾积极参加过抗日战争，则可多拥有多100%的耕地。任何“多余”的土地都要被购买，卖给有资金购买的农民，削减租金和利息被认为能够 “解决土地问题”。[22]这一政策并不能反映农民群众的愿望，他们想要的是土地革命。

中农和贫农以及土地劳动者占农民人口的90%以上，解放区的事件表明他们已经做好了革命夺取土地的准备。[23]如果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夺取土地，并将其与城市工人的要求结合起来，那么蒋介石政府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垮掉了。这样的号召会将现有的前革命形势转变为叛乱，并且可以以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式夺取权力。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目标。

参加重庆会议的各方都认为，在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国内，中国共产党却控制着独立的解放军，这怎么都说不通。因此，《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规定了基本原则：“军、党分开......禁止一切政党在军队中进行公开或秘密的党派活动”。该决议还包括为新的民主的中华民国建立一支新军队的实际方法。

华盛顿为实现国民党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妥协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因为替代方案将会是由其自己的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干预，接管中国政府并监督其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这被排除在外，美国军队内部的“带小伙子们回家”运动和国内公众舆论使得大规模干预变得不可能。[24]

9.4 蒋介石中断谈判

为了研究如何执行《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一个三人委员会组成，由张治中将军（国民政府）、周恩来（中共）和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主席和‘顾问’）组成，只有一致的决定才会被执行。自然，委员会陷入了瘫痪。国民党军队向满洲的城镇、主要工业和交通线路进军，而解放军部队则以最快的速度向解放区扩展。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46年6月，委员长单方面要求在满洲停止活动15天，并要求解放军在这段时间内撤出，否则后果自负。这一最后通牒被中共谴责为违反了1月的协议。这时，6月30日，蒋介石对解放军发动了全面进攻。[25]由于武器装备和部队人数的差距，国民党军队最初取得了重要的胜利，迫使解放军撤退，使国民党军队控制了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城镇和铁路线路。

到此为止，没有人指出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政策差异。毛泽东忠实地遵守了斯大林战后的人民阵线联盟战略。然而，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敌对行动正在恢复，导致了全面的内战。正是这种升级导致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出现了分歧，理由是斯大林仍然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但就在这个时候，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3月5日的铁幕演说中宣布了冷战的开始，这使蒋介石有信心坚定立场，相信华盛顿会保护他。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钦定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被排除在外。从现在开始，政府权力（更不用说国家权力）的问题将通过武力解决。中国共产党仍然陷于阶段论中，寻求建立一个由自由主义者、民主人士、独立团体组织以及 “社会名流”组成的联合政府，但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

这与斯大林在东欧的轨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斯大林最初宣称，苏联只打算用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取代法西斯合作者，并不打算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这些国家将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共产党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但非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国家形式的问题。[26]当然，在东欧，决定事件进程的因素是红军的存在，但斯大林和毛泽东追求的政治方向是平行的。

与此同时，冷战继续升级，而且相当迅速。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华盛顿将保卫“自由世界”免受共产主义侵略。看来，对苏联的战争将再次成为帝国主义的重要议程。苏联军队在东欧人为强加的联合政府被毫不客气地扔进了垃圾箱，人民民主国家取而代之，其中的领导和决定性作用被赋予忠于和服从斯大林的国家共产党。很快，东欧将成为保护苏联的缓冲区，并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体系。

一个国民党，甚至是一个联合政权（其中中国共产党被剥夺了军事权力），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将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放在斯大林的后门。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发起了第二次联合阵线，以保护苏维埃政权免受两线作战的影响。现在，正是同样的考虑将他推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苏联在其东部边境需要一个盟友，而得到一个盟友唯一的机会是解放军赢得内战。从政治或者军事角度来看，斯大林都没有理由与毛泽东决裂，相反，苏军急于协助解放军准备反攻。[27]

起初，国民党在部队上估计有五比一的优势，并且几乎垄断了重型装备、运输和空中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在于，不仅在至关重要的满洲地区，而且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控着解放区，这些地区此前一直位于日本防线后方，而现在位于国民党军队后方。[28]

美国给国民党的援助总额是相当大的，美国和世界的反动集团试图用华盛顿对蒋介石的支持不足来解释毛泽东的胜利，但这是一个公然的谎言。抗日战争结束后，除了在中国的众多美国顾问和用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士兵和物资外，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援助，以今天的货币计算，达到了近300亿美元。额外的经济援助也达到了300亿美元。事实上，付给蒋介石的美元再多，也挡不住第三次中国革命日益高涨的洪水。[29]

国民党军队一路向西，在1947年3月夺取延安时达到了其军事成就顶峰。国民党人数众多，火力强大，将解放军逼退到俄罗斯和满洲边境，斯大林在那里给了解放军庇护，允许它休整、再武装和训练。尽管苏联官僚机构希望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但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它不得不向毛泽东提供帮助。苏联军队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从日本军队那里获得的轻重武器，并提供了大量的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现代化、装备精良、领导有方、士气高涨、意志坚定的解放军很快就占领了村庄、小城市和城镇，并围攻了由蒋介石配备美械的庞大军队所驻扎的大城市。

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援助，战争还是变得对国民党不利。解放军采用了与反“围剿”相同的战术——切断通讯和歼灭敌军力量——但现在它正在向城市推进。驻防满洲城市使蒋介石的军队四分五裂，最后使这些城市成为一个个死亡陷阱。[3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与以前的任何农民军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系统地组织和训练的部队，有现代技术，有全国性的和最新颖的民主改革纲领——尽管它是机会主义性质的。面对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需要农民的积极支持，因此以更有力的方式实施其减租减息和取消债务的改良主义方案。然而，为了控制在新民主主义范围内，即使在中共控制的地区，如江苏、河北和湖南等地，也没有要求进行革命的土地没收。[31]

国民党的士气正在迅速消退。军队结构士气低落，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无助感。他们所面对的共产党部队现在拥有和他们自己一样好的武器，有更好的团结意识和战斗精神。国民党士兵被孤立被围困，几乎没有得到增援的希望，他们的将军是因为亲近蒋介石而非能力而得到晋升的，他们的军官虐待手下士兵，公开腐败，大发战争财，还面临着敌对的民众。[32]

9.5 中共的土地政策：1945-1949

在江西苏维埃的初期，中共颁布了最激进的土地计划，开始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中农和贫农。但是，为了在一个孤立的社会中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产量，这限制了没收和重新划分土地的程度，因而富农的土地很快得到了保护。

1937年至1945年期间，在延安，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联合阵线，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他们土地计划中的革命内容，宣布自己是土地和工业中的私有财产的捍卫者。他们宣布反对向地主征地（除了与日本人合作的地主），并将农民斗争限制在降低租金（减少25%，但不超过作物的37.5%）和降低利息（每年低于15%）的改良主义要求上。[33]这些改革很重要，它们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使许多人免于挨饿，但斯大林主义者并没有把它们作为建立革命运动的手段，而是对它进行限制。[34]

日本投降后，解放区的干部发现很难将党的政策与希望通过革命夺取土地的农民的要求结合起来。在许多八路军仅在名义上存在的村庄，甚至富农也自发地起来反对地主和那些与日本合作者。农民要求清算账目，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杀死地主，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夺取他们的土地。[35]这场运动如此激烈，以至于中共干部在农民算账和报仇时躲藏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地主们依靠千年传统和强硬的武装手段进行反击。有些人成功地迫使农民暂时退后一步，但新的农民领袖总是站出来，取代那些被杀害的人，并带领群众前进。

1946-47年间，随着休战的破裂和国民党军队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估并激化了其土地计划，并承认农民对改良主义的人民阵线政策不满意。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和农民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在其土地政策上实现了左转。在1946年底，将把与日本人合作的地主和富农带到乡村会议上，对他们进行审判，如果发现他们有罪，就没收和分割他们的土地。[36]中国共产党通过没收地主的“多余”土地，即超过中农两倍的土地，摆出一副激进的姿态。韩丁详细描述了在个别村庄，没有经验的干部如何被普遍的情绪所感染，采取受农民欢迎的措施——所有地主的土地都将被重新分配。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政策仍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土地改革，这些行动后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谴责为“极左主义”。[37]

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两难境地，毛泽东必须解释为什么党必须在各种对立力量之间取得平衡，以及如何控制异议。通过改革来激发人们对战争的热情，这是好事，但干部们必须确保这种热情不会蔓延到征地上，这是坏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改革必须适度：“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38]对毛泽东来说，与国民党结成人民阵线联盟比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更重要。

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耕者有其田”和向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征地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要求。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政策是，分配的土地是个人财产，产权证由政府提供，允许再出售。因此，没收和分配土地并不是农村阶级分化的终结，而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富裕的农民被允许购买从地主手中没收的土地，从而迈出了成为地主的第一步，延续了据称被废除的做法。

这些措施有意为地主提供了逃避土地改革最坏影响的方法。例如，毛泽东坚持对合作的富农和地主（他们把土地中最不肥沃的部分捐给农会以示合作）从宽处理，可以保留他们的动产，并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土地让家庭劳动力耕种（正是这一政策导致了富田事件）。共产党士兵和干部的家庭被允许保留比标准持有量多50-100%的土地。这意味着在实践中，许多地主只要派一个儿子到解放军中服役，就可以保留大部分（甚至全部）最好的土地。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越来越明显的是，赤贫者受益最少。[39]

1947年4月，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在晋绥边区经过两年的土地改革后，1500个村庄中只有200个村庄的重新分配情况完全令人满意，许多贫困农民仍然没有土地。作为其人民阵线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鼓励农村根据地的富农入党，而刘的结论是，地主和富农分子已经渗入了村党支部、农会和地方民兵，并成功地限制了土地改革。[40]这不仅是由于征地的局限性，而且还因为许多当权者通过暗箱操作或不诚实的方式为自己谋获了最好的、更大面积的土地，并对继续这一进程没有丝毫兴趣。

中共试图通过“洗脸运动”【编者注：“干部洗脸擦黑”】来解决问题，主要目的是让上级干部说服地方干部放弃部分或全部非法所得，恢复党的纪律，纠正党内流氓分子和民兵的错误行为。

中共在中国北方先是与日本军队作战，后是与国民党作战。这种变化频繁意味着尽管有官方的休战，但游击战仍有增无减，地方民兵还是许多村庄的第一道防线。在解放的第一阶段，人们对民兵的感激之情是有道理的，比如他们提供了免费的饭菜。不幸的是，鉴于民兵的政治水平和许多民兵组织的斯大林主义性质，腐败开始在许多村庄蔓延。

民兵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审讯地主，以确定谁是国民党人员和代理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性质密切且饱含着被滥用的残忍和暴力，这意味着审讯会议有报复的成分，并经常演变成殴打嫌疑人，其中许多人因此而死亡。许多地主和他们的儿子丢下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逃走了。强奸很快就成了常见的做法。很快，针对地主的做法被用来对付那些提出反对意见或尴尬问题的中农和贫农家庭。民兵常常从乡绅的祸害变成农民的祸害。民兵指挥官往往是中共党员，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韩丁解释说，“洗脸运动”是为了清除这些地方专制者。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所有中共干部的行为都要在村里的会议上进行审查，允许农民提出他们想要的批评，并承诺那些行为令人无法接受的干部将被开除出党。起初，这个过程似乎运作良好，许多干部被停职，有些甚至被关进监狱。然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迅速升级，以至于领导层匆忙介入结束了这个过程。[41]同时，中共明白它很快就会成为国家政府，担心洗脸运动会破坏党的凝聚力和纪律。很快，大部分被批判的干部，甚至被监禁的干部都被重新纳入了党内。洗脸运动的第一部分被广泛宣传，以进一步确立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地位，最后的结果则保持沉默。

1947年10月10日，在国民党夺取延安后不久，为了向左转以巩固农民的支持，中共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项法律将在解放军控制的地区统一严格执行。这部法律正式批准了“耕者有其田”（第一条），并规定无偿征用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第三条）。但是，被查封的土地要进行分配，使村里的每个人都拥有同等面积的土地。其目的是让贫农受益，中农保持不变，而富农和地主则会损失。重要的是，《土地法》取消了所有以前的债务（第4条），但明确允许不受阻碍地转移资金投资于工商业（第12条）。[42]

地主及其家庭成员将各得一份地，国民党士兵将得到一份地，甚至连合作者的家庭成员也会得到一份地。[43]乡村农会的党员干部被授权并被委托实施土地改革，他们主要通过特设的“人民法庭”，即全村的会议来完成这项工作（第13条）。

斯大林主义是一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固有的腐败制度，所以新的土地改革方案常常被扭曲，以利于党员，就像以前的土地改革一样。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来自地主家庭的党员已经渗透到党的队伍中，现在又有了已成为中农甚至富农的干部。山西、山东、湖南地区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1月发表的《给党员的公开信》描述了这种情况：“......党员中的一部分人......是由地主和富农组成的，他们在保护自己家庭和亲属的财产”，在一些地区， “这些人占据了我们党内的大部分职位......（我们的）土地改革......政策似乎反映了地主和富农的意见”。[44]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之外，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以大大加快的速度推进。战争开始时，中国的村庄已经面临着贫困，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村庄在战争中完全被毁。小农、中农甚至一些富农不得不借钱养家糊口，结果是基本破产。大片土地落入大地主、乡村高利贷者、国民党军队军官和国民党地方官员手中，他们都与银行资本家有密切联系。[45]

对日战争结束后，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新的戏剧性转变。凶残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领导层决心不惜一切社会代价来充实自己。政府利用国有公司，开始将以前被日本占领领土上的合作者土地收归国有，剥夺了大量农民的权利，创造了新的投机者和寄生虫阶层。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完全混乱，社会在1945年夏天的大旱中崩溃。由于数百万农民死于饥饿，国民党地区的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这种情况迅速升级，满足了广泛的农民起义的经典条件。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将很快组建政府。经济的蓝图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只有国有化：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46]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官方路线，反对敌视地主，因为这可能“对农村的生产劳动力产生不利影响”。[47]

随着政府权力近在咫尺，党的领导层大力向右转。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仅三个月后，任弼时要求在农民得到适当教育之前停止土地重新分配。六天后，毛泽东亲自出面反对“过激的左倾”，敦促解放区的“新富农”应被视为“中农”，以前的地主和富农可以被重新划分为中农或贫农，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地主追进城镇，农会应该接纳富农、地主和开明士绅：

“一直错误地强调‘一切按群众的要求去做’......片面地宣传农工路线......民主政府应该听中农、手工业者、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意见”。[48]

这一路线的改变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解放军、90%以上的农民、学生和工人的联合力量足以夺取政权，对抗正在解体的国民党军队。但中国共产党有阶段革命的观点，这种模式现在被人为地强加在实际革命中。

土地政策的转变需要地方干部会议来解释新的路线。党的队伍中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并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敌对情绪。为了增加甜头，领导层指示，从此以后，干部的家庭将得到与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相同的支持。现在，干部们将从一个巨大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可以专注于党的工作。那些在土地重新分配过程中被发现有偷窃行为的人，如果他们归还物品，将不会受到指控。那些因强奸罪等原因仍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干部，只要道歉就会被释放。[49]

随着解放军进入南方省份，新政策的局限性与农民的愿望发生了冲突。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湖南，在党的干部能够干预阻止他们之前，农会征用了地主的土地，人民法庭判处了地主死刑。这里的阶级斗争被贴上了“左倾”的标签，共产党领导人呼吁节制，但在许多解放区，夺取和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对地主和富农的严苛待遇仍在继续。[50]

1948年春，毛泽东坚持认为，在新近由解放军控制的地区，并不急于实行土地改革，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在“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的条件下，才应进行土地改革。[51]1948年8月24日，新华社正式宣布，现有的土地改革方案已经结束，从那时起，农民将不得不满足于仅仅是减少地租、减少税收和减少付给高利贷者的利息。土地改革的削减直接来自新民主主义的阶级合作主义方针。

官方的政策恢复了减租减息，斯大林主义者露出了他们政治面孔的另一面。如同在延安一样，租金和利率被降低，分别不超过作物的37.5%和低于15%，但现在中共和解放军把钱强塞给地主和乡村高利贷者。通过这些手段，共产党人试图向地主和资本家证明，他们是比国民党更好、更有效的私有财产的捍卫者，希望这能带来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结盟。[52]

9.6解放军驶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手中最有效的武器是宣传，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土地政策。它通过将农民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的手段联系起来，打破了农民明显的惰性。土地改革的承诺使迄今为止被压制的群众公开反抗国民党政权。

到1948年，蒋介石和国民党通过贿赂和恐怖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国民党被一个完全腐败的集团所控制，部长们通过向解放军出售美国提供的战争物资来充实自己的口袋。[53]负责向军队输送年轻新兵的村庄村长们组织了一个系统，能够支付高额费用的家庭可以将他们的儿子留在家里。失踪士兵被列入团册，这样军官就可以把他们的薪水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其结果是，许多武装编队的人数不超过其名单上人数的60%。[54]

解放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游击战转变为阵地战。1948年秋天，解放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在满洲，由于蒋介石军队的投降或瓦解，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不战而取。关键的战斗是在沈阳的战斗，它的守军——五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带着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向共产党投诚。1948年11月1日，该城被解放军占领。[55]

此后，共产党的胜利此起彼伏。到1948年底，解放军占领了满洲的所有城市，包括其首都长春，以及鞍山和抚顺等大矿区，日本人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微型的匹兹堡，在其鼎盛时期每天可开采2万吨煤炭。共产党占领满洲是对蒋介石政府的致命打击，给了中共与苏联接壤的坚实且几乎不可能脱离的经济基础。[56]

解放军的进步在工人和学生中引起了共鸣，并使他们有信心挑战国民党。新的罢工浪潮出现了，例如在上海对于取缔浮动工资制的抗议，代表了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大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活动：重庆、南京、上海、广州、北京等，口号是要求民主与和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迫害。中国共产党扮演了一个分裂的角色，让工人和学生尽可能地分开，并分别利用两者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使其接受和谈。如果中共对群众的压力有反应，它就会号召大城市的工人和群众与农民和学生一起起来造反，推翻政权，这就像推倒朽木一样容易，但毛泽东却号召人们静静地等待解放军的解放。[57]他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斗争限制在军事层面上，他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工人斗争的刻意阻挠和解放军的快速推进，给工人运动带来了静止期。

在解放军控制下的每一个村庄，共产党人都被指示保留土地，留给任何从蒋介石军队叛逃而加入解放军的士兵。再加上国民党正在迅速输掉战争这一明显的事实，从蒋介石军队在历史上任何军队中最高逃兵率最高就可以看出这是非常有效的。这一点在长江以北的大城市和重要军事基地有明显的证据：在济南，国民党军队反抗他们自己的军官，于1948年9月24日向共产党人投降；在天津，国民党军队直接解散，该城市于1949年1月15日陷落；北京在当月晚些时候不战而降；在开封，国民党军队蒸发了，解放军于1949年6月19日进入。

美国情报部门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处于“死亡边缘”。“瓦解和分裂的过程已经深入到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甚至不可能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共产党的政府”。[58]尊重平民和不掠夺是解放军区别于所有国民党军队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赢得民众的支持。[59]中情局在其报告中提到，这是解放军受到农民欢迎的一个主要因素：

“以下主要政策有利于农民......（3）在自愿基础上征兵，而不是强制征兵......；（4）武装部队和农民之间的密切合作；（5）高度的经济自给自足”。[60]

许多以前支持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处于绝望的状态。反蒋情绪扰乱了军队，瘫痪了政府。通货膨胀使广大人民群众陷入赤贫，包括较低级别的政府官员，他们为了避免饥饿，被迫索要贿赂并在这个从上到下都腐烂不堪的政权内积极地贪污。商业和工业正在停滞，中下层阶级，包括政府机构的中下层职能人员，因生活条件陷入绝望的深渊。它唯一的支柱是美帝国主义，而当这个支柱被挪走后，这个政权就崩溃了。

当解放军准备渡过长江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心理事件，决定性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炮舰外交在中国的结束。4月19日，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从上海出发，沿扬子江航行到南京，表面上是为了接替伴侣号驱逐舰，但实际上是对解放军的威胁，要求他们不要侵犯英国利益。在与解放军的沿岸炮位交战后，紫石英号掉头逃跑。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新民主主义的规则。《解放日报》宣布：

“外国利益集团......在人民政府的管辖下......被剥夺了他们过去所享有的特权......如果他们能尽职地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裁决，从事有利于人民生活和我国国计民生的事业，将被允许存在并受到保护。”[61]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下。4月23日，南京不战而降。在完全胜利在望的情况下，为了消除最富裕的农民的恐惧，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措施，将其政策更多地调整为折中调和与阶级妥协。1949年4月25日，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作为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宣布新政府为民主（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并承诺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和所有私有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只、码头等，“战犯”和“官僚资本”控制除外。[62]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讲话时，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的简短讲话：“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63]在毛泽东的宣言中寻找类似的情节简直是徒劳。

毛还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七点公告：“减租减息应先进行，土地分配应后进行......在解放军到了，组织和灌输工作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进行”。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屈服于群众的压力，允许中国效仿俄国的模式，即农民夺取土地并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后使夺取来的土地合法化。相反，中国共产党将严加控制，限制任何改变。资产阶级评论家赞扬了毛泽东的“谨慎做法”，并报道了贫困农民在解放后没有得到希望的土地时的“困惑”和“迷茫”。另一个令人困惑的原因是，在1947年的《土地法》第4条中取消了所有的债务，但现在只有地租债务被取消了，不过据说其余债务的利息最多不超过15%。[64]

杭州市于5月3日不战而降，福州市于5月20日不战而降。7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华中最高政委林彪向党员发出指令，提请注意农村的严重情况。作为一名军人，林彪直言不讳：农村的农民被忽视了，他们正在拿法律说事。太多的党员干部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享受舒适的城市生活的权利，并抵制被分配到农村。在一个以特权为基础的政党中，这些期望是很自然的，它代表了干部在想要享受特权，和需要参与农业斗争以维持党的控制间的冲突。[65]

1949年8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农民再次起来反抗中共的阶级合作主义土地政策规定的限制。中共的反应很有参考价值；政治路线自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地方干部，他们要么没有足够的警惕性来制止叛乱，要么在对叛乱者进行惩罚性突击时不够坚定。这种官僚主义的反应符合毛泽东的莫斯科导师的一贯做法。[66]

林彪没能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本应被解放的地区的农民感到被忽视了？这是因为一旦掌握了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就从依靠中农和贫农的政策转向了积极争取剥削阶级。与资本家的合作必然也意味着与地主的合作，因为两者在无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纠缠在一起。当毛泽东回到他的家乡时，他不是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先锋领袖回归，而是作为一个失散多年的地主之子凯旋！

上海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但在5月26日投降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67]（《共同纲领》）的第一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谨慎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述为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第三条明确指出，新政权将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10月15日，广州（在此前6个月中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首都）投降了。蒋介石逃往台湾。

中国国民党的彻底崩溃和中国共产党接管华南地区的速度甚至让共产党自己感到震惊。解放军并没有征服城市，而是敌人把城市交给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水到渠成了。当时特殊的历史、国家和国际环境使一支孤立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军能够从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地主统治中夺取政权。[68]

随着其进入大城市，农民的解放军压制了城市工人参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所有企图，并承诺保护中国和外国的私有财产。[69]只有“官僚资本”，即只有国民党政府成员直接控制的企业受到影响；即使在这些情况下，独立的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的战略是先在解放区的农民中扎根，然后再占领城镇。它的推进速度意味着南方的情况发生了逆转。解放军首先占领了城镇，然后向农村延伸。这产生了两个后果：国民党部队的大量武装抵抗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乡绅、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组成的地方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土地改革不得不从头开始。

解放军的胜利是一项宏伟的军事成就，但它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中国的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处于盲区；所有有产阶级相互纠缠在一起，与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反动的集团，它甚至反对可能使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获救的最低限度的变革。

在地主制最发达的中国南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组建贫农委员会的政策，以动员群众支持土地改革。这些委员会将无地农民和贫困农民联合起来，本应由党的干部严格控制，但却开始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强行推进土地改革的步伐。在很短的时间内，贫农委员会被中农和富农都可以加入的农会所取代，后者的职能受到了更大的限制，难怪中共会抱怨这些农会里往往没有包括足够数量的富农和中农。干部们还不断抱怨说，贫农和无地农民“总想控制一切”，“侵犯了中富农的财产”。下一步是农民委员会将权力下放给村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要求村人民代表大会应“包括所有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工匠、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开明地主”。[70]一个基于阶级协作的组织取代了贫下中农的权威。

斯大林主义者在蕴含着最大革命可能性的情况下推行了保守的改良主义政策。自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以来的20多年里，斯大林主义者几乎完全以农民为其活动基础，然后才是其纲领。农民虽然有反对地主的革命行动，但却是一种保守的社会形态：工人想把工业社会化，而农民只想拥有土地。农民的保守主义是由几乎普遍的文盲、与世隔绝和农村的经济落后，以及父权制和古老的社会传统习俗养成的。

斯大林主义者把他们的攻击指向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为他们相信，封建残余具有独立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摧毁封建主义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必要条件。中国的主要斗争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论，自然导致中国共产党寻求在农民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其政治统治。[71]这样的观点对中共本身产生了保守化的影响，因为它使中共远离了无产阶级，而红色工会的极左政策的失败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只有在资本主义开花结果之后，才是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这是一个典型的孟什维克的历史进程概念，使用的模式是将历史切割成任意的、预先确定的阶段，忽略了实际的阶级关系。尽管有沉重的封建残余，但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起着支配作用。中国的财产关系，即使在农村也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把封建主义当作主要的敌人，就是让中国的阶级斗争偏离其真正的轨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纲领的核心弱点。

尽管农民占了很大的优势，农业在经济中的分量也很重，但土地问题不可能与中国的整体经济问题分开解决。即使在征用了地主多余的土地后，小块土地仍然是小块土地，效率低下且原始。这就为村里的高利贷者敞开了大门，甚至是地主制的回归，因为根据《土地法》第12条，较富裕的农民买下了破产农民的土地。

1950年，《城市和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规定，城市土地将成为国有土地，由市政府管理。我们将看到，中共的斯大林主义性质意味着这将成为地方和国家政府内部广泛腐败的根源。

9.7总结

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它正在解体。人们普遍对一个根植于所有腐朽事物的统治政权抱有强烈的敌意，这个政权一再表明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使中国走出其困境。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着饥饿，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几乎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这种特殊条件的结合打破了保守主义的束缚，使群众开始叛乱，农民阶级的起义具有地震般的规模，中国共产党得以乘着这股浪潮上台。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足以击溃江西苏维埃。随着国民党因腐败和失去帝国主义支持而导致的内部崩溃，“耕者有其田”成为对于国民党士兵的一个现实选择，这削弱了蒋军的忠诚度，大大有助于战胜国民党。

农民阶级反对饥饿、饥荒和国民党腐败的大规模起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特殊的、例外的条件。美帝国主义无法直接介入支持蒋介石，俄国入侵了满洲，毛泽东获得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基地和大量的武器，解放军为这场叛乱提供了框架和重点。[72]

然而，虽然革命的农民军有着千年的传统，但在1949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们的祖先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世界，其中一个大国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给予他们急需的支持，另一个大国则支持他们的敌人。农民军胜利的结果必然会受到这种国际环境的根本影响。

1949年开始行使权力的北京政府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尽管毛泽东宣布的目标是长期维持资本主义。当然，如果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他们会在1949年提议建立一个苏中社会主义联邦。相反，毛泽东政权在面对朝鲜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前，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来建设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它采取了原则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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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ullivan, W. Land Reform Plans i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1950, 19(4)33-38.

[37] Hinton, Op. cit. p573.

[38] Mao Zedong, On Policy, 25 December 1940, SW II, p.446.

[39] Tanaka Kyoko, Mao and Liu in the 1947 Land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5, 1978, p566-593.

[40] Ibid.

[41] Hinton, Op. cit. p281-2.

[42] Hsieh Yueh, Mao Tse-tung’s “Revolution”, Report on Chinese Stalinism, 1949, w.m.org.

[43] Saich, T.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CP, Sharpe, 1996, p1295-8.

[44] Hsieh Yueh, Op. cit.

[45] Glass, China … Op. cit.

[46] Mao Zedong, New Democracy, 1940, w.m.org.

[47] Shao-Chuan Leng, Pre-1949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System of Justi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0, 1967, p93-114.

[48] Wang Fanxi, Op cit.

[49] Hinton, Op. cit. p572-583.

[50] Shao-Chuan Leng, Op. cit..

[51] Wang Fanxi, Op. cit.

[52] Glass, China … Op. cit.

[53] Grant, T. The Unbroken Thread, Wellred Books, 1989, p282-288.

[54] Belden, Op. cit., p376.

[55] North, Moscow … Op. cit. p239.

[56] Peng Shuzi, The Causes … Op. cit.

[57] Ibid.

[58] CIA Report, Developments in China 1949, ORE 44-49.

[59] Schram, S. Mao Tse-Tung, Penguin Books, 1966, p242.

[60] CIA Report, … Op. cit.

[61] Thompson, T. China’s Nationalisation of Foreign Firms 1949-57.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9.

[62] Shao-Chuan Leng, Op. cit.

[63] Lenin, V. Report on the Tasks of the Soviet Power, 25 October 1917, CW26:240.

[64] Sullivan, Op. cit.

[65] Lui, C. An Aborted Revolution,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0 11(1)3-7.

[66] Ibid.

[67] North, Moscow … Op. cit. p205/240.

[68] Peng Shuzi, The Causes … Op. cit.

[69] Hsieh Yueh, Op. cit.

[70] Ibid.

[71] Ibid.

[72] Belden, Op. cit., p330 and 341.

第十章：新民主主义

10.1简介

新民主主义，是对列宁在1905年提出、但于1917年4月所坚决拒斥的、工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理论的毛式解读。[1]

尽管有了内战的经验，毛泽东和斯大林仍然认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才能建成工人国家。根据这种阶段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力量。

 随着蒋介石军队的崩溃，这一理论构想：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四阶级联盟——将建设一个繁荣、独立的中国。这个联合政府将发展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现民族独立，并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它不会推翻整个资产阶级或没收私有财产；相反，民族资产阶级将在经济重建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2]

10.2新民主主义

陈伯达在其1951年撰写的小册子《毛泽东思想》中证明，毛自然地倾向人民阵线的观点[3]: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后不断地驳斥了那些在革命性质问题上错误的‘左’倾思潮。他认为必须彻底地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所经历的斗争证明了共产国际观点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向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行动纲领。[4]该文明确且系统性地表述了阶级合作论。为了维护毛泽东全知全能的形象，这篇文章后来被事后诸葛地篡改了。1955年在北京出版的官方版本与原文有很大不同，可以将其与美国共产党在1945年出版的小册子《为新中国而斗争》中毛泽东的演说原稿相对比。[5]官方版本中阐述道：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6]

黑体字内容于1955年添加。这样的例子在全文中比比皆是。

刘少奇解释说：

“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7]

 毛泽东预计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将持续几代人。1945年的原版报告是这样说的：“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内，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总览纲领是不变的”，“实行这个纲领并不能让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并非取决于个人在主观意愿上想做或不想做成这一推进，而是因为中国的客观政治与社会条件不允许人们这样做”。1955年版删去了这两段话【编者注：根据比对，毛选版保留了第一条引文，但删去了第二条引文】，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规律与毛的话相悖。事实上，工人国家的建立相当迅速，而并非经过了所谓的漫长的时间或者“几十年”。

机械的阶段革命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联合政府和阶级合作。因此，即使在蒋介石政权被推翻后，毛泽东仍坚持与脱离蒋介石和注定失败的国民党政权的部分资产阶级联手，以实现他的新民主主义。这种“团结”体现为由中共、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在最后时刻抛弃蒋的国民党领导人、工会和农民组织以及众多只代表自己的个人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国家总政策的四阶级联合人民政府是被直接任命的。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没有由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空间——不然就太像苏维埃了。[8]

1945年，毛泽东试图与蒋介石和平共处时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论联合政府》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英美两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上所作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值得感谢的。......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产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这几句话被删除。在美国外交官面前，毛泽东则没那么拘谨：

“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并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中美利益是相近且相联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合得来......美国会看到我们是比国民党更好的合作者。我们不会害怕美国民主的影响——我们欢迎它。”[9]【编者注：该段由美国外交官谢伟斯（John S. Service)的英文笔记译出】

设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联合政府，但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都坚定地支持国民党，尽管它是如此腐败堕落，而且在内战中一败再败。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呼吁潜在的盟友加入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广大统一战线：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

这一呼吁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从香港传来了一阵欢呼声。流亡的前国民党领导人看到了重夺失去的声望和地位的机会。有几个团体抓住了抛来的橄榄枝，每个大多不超过几十人。不过，有两个小组织是重要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因屠杀广州公社而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将军李济深领导，其成员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和民联（代表城市中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得到了约5万名教师、专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在18个月内，其中的许多人将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要人。有百万党员的中共不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与它的幽灵结盟。这些乘机攀附中共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自己之外代表不了多少人，与蒋派也没有实质上的政治分歧。[11]

传统上，中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有与现有政制妥协的倾向，毛也不例外。他呼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试图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从毛的行动和著作中可以看出，这基本是他入党后一贯坚守的清晰目标。支持四阶级联盟的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常常不愿意使用严格的阶级术语。1926年3月，他用是否是“我们的朋友”（自然包括资产阶级的左翼）来划分社会，后来他又谈与“良绅”不同的“劣绅”。现在，中共试图把资产阶级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一个是“官僚的、封建的、反动的”，一个是“民族的、民主的、进步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的暴政和腐败达到了顶峰。主导国民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没收了他们认定的敌人和叛徒的财产，并利用政府的低息贷款很快控制了采矿业、重工业（冶金、机床、电气、化工等产业）、纺织业、制糖业、运输业，当然还有银行和海外贸易。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把这些国有企业当作私人领地，确保其垄断地位，并由此积累了巨额财富。[12]

这四个家族和他们最亲密的伙伴所拥有的企业被统称为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家是那些通过利用原本的公职或以重金购买政府中重要职位而在经济上获得主导地位的人。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那些相对较小的、在金融寡头之中无力获得一席之地的资本家。四大家族固然是反动寡头，但把他们说成是封建势力意味着掩盖中国资产阶级政权顶层的真实面目。

自然，这四个家族涉足各种高利贷以谋取天文数字般的利润。作为金融资本家，他们与华尔街有着密切的联系。利用中国的四家政府银行，他们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咽喉，沉迷于疯狂的投机热潮中，好在他们无可避免的垮台前从群众中榨取最大利益。这些官僚资本家向乡绅和地主提供资本，让后者以毁灭性的利率贷款给农民。[13]

是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四大家族肆无忌惮的腐败统治感到不满。是的，他们抱怨政府的专横不公。是的，他们谈论民主。但是，他们的“进步“仅限于支持新民主主义，同时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财产并保证其利润。一旦机会出现，这些“民主的”民族资本家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反动面孔和其与世界帝国主义本质上的阶级团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府是由斯大林主义者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携手组成的人民阵线联盟。毛泽东为确保合作所付出的部分代价是放弃中国南方土地改革中更为激进的成分。

然而，毛泽东的秉性以及他从1925-27年和后来江西苏维埃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很重要。很明显，毛虽然真心愿意建设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或多或少自由支配的经济，而且没有垄断对外贸易，但更重要的是他决心成为新民主主义的领导人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令资产阶级和工农互相制衡，同时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粉碎了所有独立工人运动的苗头。[14]

当毛的队伍接手中国政府时，他们相较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拥有巨大的优势：在内战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在涵盖数百万人的地方政务（税收、公共服务、治安、司法、军队等）中积累了约20年的宝贵经验。因此，当解放军抵达华南时，中共对其保留200万国民党官员的决定的意义是很清楚的。[15]然而，中共与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执政经验，也不在于前者有更多的受训干部（Fairbank估计超过50万），而是在于两党的政治观点。布尔什维克党明白，从旧政权继承下来的官僚队伍是必须压制的敌对阶级力量（alien class force)。中国共产党则将他们视作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一部分。当中共的党员数从1947年的270万上升到1958年的580万时，许多入党者是正是当时现有的官员。当中共政权邀请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时，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方法和观点。

在此期间，党努力地尝试招募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有效的治理需要他们的读写能力。尽管他们只有很少甚至没有经验，也没有接受过党的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教育，他们所拥有的技能依旧使他们得到了相对较高的职位。这些”新人”和他们的新方法，与试图独揽权力的老干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这也是导致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如此重视的因素之一。[16]

我们不应认为联合政府是用来蒙蔽公众的幌子。的确，真正的权力仍然在解放军手中，但民革是联合政府中其中一位重要的合作者。李济深周围集结了代表华南“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这些资产阶级在最后一刻抛弃了蒋介石那艘正在沉没的国家之船。他们试图通过民革在新中国里占据一席之地，保住他们的财富，并伺机重回政治舞台。李济深如今成为了人民政府的六个副主席之一，坐在毛泽东身旁。[17]

新民主主义政权初期（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的首要任务是清除国民党的军事残余，并镇压独立的工农活动。在政治方面，中共竭力拉拢资产阶级、地富、军官和国民党高层官僚，试图通过四阶级联盟来巩固政权。但与此同时，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它还不得不从有产者那里榨取钱粮。他们对所有工商业都征收重税，要求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购买胜利公债、爱国公债等，并从农村取得“自愿捐赠”的粮食。[18]据称，即便地租降到了收成的37.5%，中共征收的税款（且以更高效的方式）并不比国民党时期征收的少多少，但是当然，分配得更均匀。

尽管大多数政府部门都由党外人士领导，但事实上，通过对武装力量的垄断，中共掌握着最终决策权。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只有经中共允许才能存在。它们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民政府的政策，只是因为中共希望维持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资产阶级代表在各级人民政府中担任着重要职位：副国家主席、正副部长，省政府主席等等。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和贫农不得不接受由中共委任的工会和农民协会代表，他们的席位数量远远少于分配给所谓民主党派的。当然，苏维埃是不被允许的。工人因被剥夺了罢工权而受到了进一步限制；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早的活动之一就是帮着民族资产阶级破坏罢工。[19]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夺取政权后，中共逮捕了许多革命家，特别是托派及其配偶和亲朋。这些人直接消失了。许多人被直接杀害，还有部分人在没有公开审判或公示的情况下被囚禁了几十年。

从形式上看，人民代表大会遵循普选制，但代表是由中共事先与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团体商议后决定的。从新政权的组成及其政治路线来看，它当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但它也不能被定性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说，它是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过渡阶段（尽管是扭曲的），但过渡的完成仍是不确定的。通常这种矛盾的过渡形式被称为工农政府（Workers‘ and Peasants’ Government）。早期共产国际也用“工农政府”来指代采取了反资本主义措施但在政治经济上都没有明确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的政权。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中国版本。然而，新民主主义经过了斯大林主义的过滤，因此阉割了列宁1905年思想中的许多革命内容。事实上，中共压制了无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三个基本元素：自由和民主的工农兵苏维埃；无产阶级的革命（反蒋）运动；以及农民独立夺取土地的行动。

如果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在中国夺取了政权，就像列宁在俄国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那么这一政权的性质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布尔什维克政府在执政初期尚未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结构，并且政府中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少数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但从1917年十月革命起，苏俄的国家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是列宁从革命到去世的一贯观点。[20]

但在中国，上台的不是列宁主义的党，而是阶级调和主义的官僚党。这个曾背叛大革命（1927年）的党凭着农民军队在取得了政权后，宣称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它在工人中没有真正的基础，也不打算允许他们成立自主的工会或引入任何直接民主，特别是苏维埃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当时提出了三个论点：a）毛泽东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有意识地将斯大林为满足官僚主义的需要经验主义地制定的许多战术纳入他的思想和战略；b)延安领导人“简单朴素的生活”（后来人们知道，即使在延安，官僚层也有其特权）将消失；掌权者很快就会享有荣华富贵；c)中共一手建立并掌控的国家机器将与群众分离，并作为镇压手段耸立其上，以保护官僚机构免受批评。[21]

没过多久，中共高级官僚们就赶上了他们俄国前辈的铺张浪费。一位在1949年至1956年期间担任人大代表的民盟领导成员【编者注：即周鲸文】逃亡香港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22]党的高级干部占用了原最富有的资本家的顶级别墅，进口豪华家具和地毯，佣人和大厨，还有私用的奢侈品服装，内部影院和舞会。中共给干部配车的方式是其等级制度的佳例——顶层的几人像苏共政治局委员一样坐豪华轿车，部级干部们坐不太奢华的车辆，以此类推，直到公车和自行车。在各省市，党领导有专属的住宅区，中低层党员被排除在外。特供厨房蔚然成风；京津沪等地的一些顶级餐厅专门服务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大员及其随从。其余干部也有相匹配的餐厅，档次随级别递减。党政官员享有额外的（而且是最好的）购物票券。这一切的巨额费用——也包括避暑和海滨假期——都由国家承担。

就像引进苏式特权结构那样，中共也复制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警察系统。数以千计的俄国专家来到中国培训特工，其情报网涵盖一切公民的工作、旅行、访客、观点、收入、通信邮寄等等方面。

工人阶级名义上当家作主了，可中共却利用其在工会中刚刚确立的统治地位建立了普遍的强制劳动仲裁制度，在私营企业中实行先增产、后改善条件的政策。【编者注：1950年工会法曾明确提出：“在私营企业中，推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反对违背政府法令及妨碍生产的行为......”】党承认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可能存在实际利益冲突，但应当被“友好地”解决：工人代表拥有建议权，但最终决定权在工厂经理手里。如同在苏联一样，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把工会变成了“鼓励无产阶级生产效率和积极性的生产学校”。捍卫工人的利益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23；编者注：引文由英文译出]

政府召开了一系列讨论如何恢复工商业的劳资协商会议。在政府支持下，这些会议接受了工商资本家的建议并决定：工厂工人和商店雇员应该接受减薪和“自愿”无偿加班，否则就得回乡务农。这些决定随后在1950年5月通过政协讨论后由政府正式公布成为法令。[24]

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工人——则深受其害。不过，所有工人都领略了严控实际工资，延长工作时间，以及通过计件工资和斯塔罕诺夫主义竞赛进一步压榨他们的苏式管理学。

美国特勤局认为，中共的这些政策在沪宁商人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中共通过限制税款和工资要求，不创立有害于私企的国营企业，以及不遗余力鼓励私营工业生产的承诺博取了他们的欢心。中产阶级也支持中共，因为后者向技术和管理人员支付两倍于政府官员的工资，并在工作中给予了他们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多的权力。[25]

1950年初，党被迫需要面对南方农民的大骚动。土地改革的不彻底让广大农民认为新政权光让他们不停交粮交税，却不付诸任何实际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由于农民对北方和解放区的土地再分配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便更加不满了。农民往往感到困惑，甚至有时会破坏生产。社会秩序越来越不稳定。“无法无天”的地主利用局势的不明朗让佃户替他们交税。这些佃户由于缺乏粮食和种子，几乎无法进行春播。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开始抢劫公共粮食储备。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增强了反动派的信心。国民党特工成功地利用这一形势杀害了许多不被爱戴的中共干部。[26]

难以实现农业目标的共产党政权不得不从《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开始改变其政策重心。该法严禁一切暴力活动——逮捕、殴打和/或杀死地主富农——但南方的形势恶化意味着必须使用安全阀，允许在党的严格控制下，农民与个别“恶霸”做斗争并没收其土地。[27]为了进一步安抚农民，国家减轻了征粮和总税收负担，但中心的政策无疑还是执行减租减息。

在朝鲜战争之前，尽管气氛愈发紧张，但大多数地主和富农至少保留了部分财产，许多人还持有原来的大部分土地或动产。[28]

10.3新民主与工业

中国共产党对工业运转的具体计划很少，并且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毛泽东和中共根据苏联1946-1950年的四五计划制定了类似计划。挪用苏联计划一部分是因为党内缺乏相关经验，一部分是因为像中国一样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苏联正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复苏，也因为没有提供类似帮助的外部来源。

在重工业中，中国引进了苏式的工业管理模式。该计划的基本特点是：(1)将经济目标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比如说，党员和积极分子会在工厂墙壁上粘贴口号或分发传单以敦促工友加倍努力工作；(2)通过工作单位和工厂会议，让工人参与增加产量和减少浪费的运动；(3)工会教育和激励工人改进其工作方法；(4)严格注意计划的执行；(5)厂内的党小组是负责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当地中共基层权威。[29]

在私营企业中，资本家得以保留权力。在国有工厂里，权力名义上由管理委员会掌握。管理委员会由原业主代表、监管人员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由厂长或经理担任主席，规定[30]如果主席认为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定与“企业利益冲突”或“与上级指示不合”，则其有权禁止执行该决定。

由于其高度农民化的党员组成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理念，中共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性质很快就显而易见了。《东北日报》也承认这一点：

“现在有些企业行政干部习惯于直接听从的行政命令，认为厂长负责制理应‘独霸一切’，负责处理任何重大问题。因此，他们不仅不去倾听群众意见，甚至不征询党和工会负责同志的意见，认为管理委员会是毫无用处的，而‘工会只会找麻烦’”。[31]

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策是“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国家没收官僚资本，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和“合法利润”，只要其与国营工业协作。

毛的计划中的矛盾愈发明显。中共希望建立“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没收官僚资本却让它夺取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工业和很大一部分轻工业。它希望使中国（特别是内地）工业化，但任务的艰巨性合理地导向自发的计划。它希望为富农、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留下资本积累的道路，但南方的土地斗争却不断爆发。[3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要求建立混合经济并保护私人资本，但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却明显指向国家计划和控制。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会上的讲话敲响了警钟。他呼吁调整国营和私营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采取新的国家经济政策：通过大量国家订单和宽松的信贷鼓励私营（轻）工业；大幅减少国营零售商店的数量并限制其销售的产品量；大规模复员解放军将大大减少税收负担；在农村，将“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变为维持富农经济的政策”。他提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为了消灭这类错误思想，需要进行“全党整风”运动。[33]

中共政权试图执行毛的方案，但被朝鲜战争干扰了。1950年秋，由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军——所谓的“联合国军”——将北朝鲜军队逼到中朝边境。这为国民党反共游击队打了鸡血，他们也得到部分反党农民的支持。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中国在10月参战），中共不得不动员广大群众的支持，并相应地修改其工农政策，并加强了对城乡资产阶级的斗争。[34]

10.4新民主主义与妇女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费正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1949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仿若天壤之别。”妇女解放是说明新政权下的进步及其局限性的好例子。“新婚姻法规定妻子与丈夫平等。对于妇女，这是一个新纪元。”“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在旧政权下几乎不可能的离婚，现在也可以了。一夫多妻制、贩卖妇女从事卖淫和杀害女婴都被禁止，违法者将受到严厉惩罚。[35]2亿多中国妇女从封建礼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革命在一年内实现了千年的历史性飞跃。

1946年2月18日，《解放日报》【编者注：当时的中共机关报】为修订党的妇女政策开展了预备性的讨论。考虑到在解放区内通讯不畅的情况下举行如此大范围讨论的困难（几乎没有电话，速度不过一天20英里的邮寄要花一个月才能到达几百英里外）。[36]可是，短短两星期后的3月3日，《解放日报》便结束了讨论并列出了18点共识。这不啻为一场闹剧。根据《解放日报》3月8日的社论，妇女不出意料地支持中共的政策：即只要求农民减租减息，而不是夺取土地。同样不出意料地，妇女平权排在名单的后面，最重要的要求是呼吁与其他团体合作来和平解决中国的战后问题。[37]如此看来，妇女完全赞同党的政策。

党接下来发起了妇女的政协会议，试图动员全国妇女支持其政策。据说，减租减息使妇女能更多地参与群众斗争。动员口号是政治自由和妇女平权，而组织目标是和平、（资产阶级）民主和民族团结。《解放日报》所有关于妇女的文章的主旨都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中国。[38]

到1946年底，当内战全面爆发，中共的宣传开始用类似于30年代末的话语敦促妇女为战争做贡献。妇女的地位是很清楚的。1946年11月8日，《解放日报》鼓励妇女动员起来应对战争问题，并列出了她们的责任：扩大纺织品生产，保证家家有衣穿；为外出作战的男丁提供精神支持；鼓励丈夫和儿子参军；普及健康习惯。一周后，一篇社论补充说：妇女应在田间从事农业工作，以替代入伍的男子。显然，中共将妇女解放视为一个重要但仍然次要的目标。

即便如此，新民主主义对妇女而言依旧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共同纲领》第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1949年3月24日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其宗旨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过程中保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

然而，“布丁的味道是什么一尝便知”（恩格斯）。虽然进步是巨大的，但斯大林主义官僚总是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像在江西和延安一样，屈服于男性农民的压力，中共常常主动限制妇女的民主权利。中共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妇女的工作权和拥有土地/财产的权利视为妇女解放的充分条件。然而，后者往往没有执行。例如，根据新的法律，寡妇应继承其亡夫土地，但当地村民组织（虽然总是受中共领导）经常以寡妇不能照管自己的田地为由没收土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她亡夫的一个男性亲属，任由她自生自灭。[39]截至2011年，大约80%的农村土地完全在男子名下，且这个比例还在增加。

10.5“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资产阶级学者长期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谋略：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幌子，是毛泽东掩盖其真实意图的糖衣。这是为了欺骗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在安抚他们的同时，中共已经在准备把中国改造为一个工人国家。据说，新民主主义的反复无常和迷惑性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但实际上，和这种“据说”里听起来的煞费苦心相反，不过是革命没被新民主主义的噪音没能搞砸罢了。

当然，不言而喻的是，革命者应该尽可能地联合反帝力量，但如果这样做是以牺牲原则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统一将会弄巧成拙。不幸的是，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投机心态，不断通过试图抄近路以绕过建设列宁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他们说，通过联合其他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多快好省地完成。这些人把毛主义看作一种真正的革命力量，并依此改造自己的政治活动。例如，在意大利，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著名成员）领导的组织欢迎毛派团体的建立，也没有对毛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的政治斗争。其结果是在60年代末，迈坦派的大多数人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转而加入了毛派。这在历史上或许是独一无二的。

迷失头脑的迈坦和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书记）赞成毛主义的农村持久游击战战略。他们认为，“出于技术和军事考虑”，该战略适用于拉丁美洲的环境。[40]可耻的后果是，托洛茨基的英名被拿来支持极左毛主义宗派的农村游击队，把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引进了死胡同，导致了其中许多人的无故牺牲。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 统一书记处最大和最有名望的支部）内部甚至还讨论过，拉美的农村（是的！）游击战术是否应该应用于法国，毕竟“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曼德尔和迈坦不过是很好地代表了一种国际倾向。知名学者迈克尔·洛伊（Michael Lowy）所写的《综合与不平衡发展》（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该书被广泛宣传为托洛茨基思想的辩护词——也未能幸免。该书对毛的论述说明了作者的态度。据说，“默默无闻的青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组织了1927年的湖南激进农民运动，杀土豪，分田地，“基本上无视了共产国际的指令，”还得到了托洛茨基本人的支持。然而，稍做研究就能发现，1927年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共和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同时还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托洛茨基赞扬的却是两湖不顾中共和毛本人意愿发动的独立农民运动。[41]

迈坦、洛伊等人自欺欺人地认为毛泽东可以替代他们搞革命。洛伊明确表示，他不认为中共是斯大林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的；他认为红军和中共里的大部分人都有社会主义意识。[42]有人会说，事实还不明了，毕竟毛泽东曾领导过一场革命，看起来也像个如假包换的革命家。但这种分析方法是肤浅的印象主义，把表象当作现实。这些人想要信赖毛泽东，所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历史抛诸脑后。

在英国，那些自封的“左派”知识界刊物，如《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都转而支持毛泽东和中共，其编辑部里的许多人似乎认为毛和托洛茨基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43]当毛主义的革命面具脱落后，《新左派评论》并没有对毛的历史或自己的分析进行深入批判，可能是因为这会构成其内部分裂的威胁。相反，它采取了迷你版的意识形态和平共处政策。更丢脸的是编辑部领袖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刚刚才成为曼德尔第四国际的明星新成员。

在法国，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认为，尽管毛泽东对外宣传斯大林主义，但他在实践中坚持了革命马克思主义。鲁塞之所以犯迷糊可能是由于他选择性地阅读了毛泽东著作，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被描述为：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44]

可是，黑体字部分并不在1939年讨论的四阶级联盟的原文中，而是后来加上去的。

也许鲁塞不知道原文；也许和洛伊一样，他也把毛泽东的修改当作“自我批评”，而不是斯大林式好面子的篡改。[45]然而，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领导”只有通过苏维埃或类似的民主组织动员广大的城市无产阶级才能得到保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产阶级领导”意味着它自己永坐江山。苏维埃则是想都不用想的。

这股政治潮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是在各种世界事件机缘巧合的组合下才得以掌权。然而，许多人说，毛泽东的实际政治实践“与斯大林的政策完全相悖”。[46]

10.6总结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实现了统一，这使新政权获得了合法性和群众支持。对于克服让国家大伤（仅存的）元气的经济混乱来说，这一项功绩无疑是最重要的。没有有效的中央行政管理，就不可能有货币标准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反通胀斗争，也不可能有协调和公平的税收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运输系统，就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地方饥荒。新的中央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努力，并迅速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革命宏大地表现了综合发展的逻辑。中共军队和官僚的胜利是由于资产阶级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甚至被其帝国主义主子抛弃，而农民群众追随共产党造反。这一胜利主要是二战所造成的特殊条件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处于空前的衰落和混乱状态，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只是其最极端表现；在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群众奋起反抗时，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对蒋介石的援助。[47]

当解放军进入大城市时，中共的保守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立即得到了体现——据称在上海无产阶级中，中共只有800名干部。[48]斯大林主义者立即表明，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赢得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信任。城市工人建立独立组织的尝试被扼杀了，罢工权也被褫夺——1949年8月19日在上海颁布的调解劳资纠纷的临时条例推行了强制仲裁。只有资本家有权雇工和解雇，而所有劳资冲突都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在这期间工人必须“遵守纪律”。[49]

无法调解的劳资冲突交由解放军处理。然而，解放军士兵几乎全是农家子弟；军官中大约有70%来自农民，其他人要么是工人、学生出身，要么是商人和小地主家庭子弟。[50]当工人为增加工资或反对压迫人的劳动条件而罢工时，解放军的镇压是残酷的。类似事件证实了中共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和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甚至敌视。[51]

然而，从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近三十年间，在斯大林主义中国的支持下，欧美的许多学者和评论家将毛的成就理想化。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既然毛夺取了政权，那么他的总体战略一定是正确的。费正清、亚历山大·潘佐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цов）和史蒂文·莱文（Steven Levine）等中国问题专家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战略看作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妙计。亚瑟·科恩（Arthur Cohen）声称，毛泽东把资产阶级政党纳入政府是建立工人国家过程中的点睛之笔，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帕特丽夏·斯特兰纳罕（Patricia Stranahan）认为，毛泽东的高招和成功的关键是安抚地主和富农。这些评论家将表象误认为现实。

毛泽东希望将革命限制在中国境内，但帝国主义明白，革命不能被官僚的法令所遏制，于是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尽管毛泽东打算让新民主主义中国走一条与1917年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但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封锁迫使该政权把国有制扩展至各经济部门；加强而非放松外贸的国家垄断；扩大而非减少国家计划以至于囊括整个中国经济；不是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断让步，而是动员群众来拯救新政权。在一代人之前，列宁就已经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52]为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中国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使其一只脚踏入......社会主义。

解放军和中共在中国取得政权，不是因为运用了正确的理论，而是因为中国的广大农民不能再以旧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了，他们按照自己的光荣传统起来造反。中国共产党得益于此。他们的农民军能够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因为世界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使其无法全力支持蒋介石。毛泽东的阶级合作主义理论和方法是有根本性缺陷的，因此，当它被应用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不那么有利的条件中时，导致了多达一百万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PKI）是除中苏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它遵循毛的战略，主张建立四个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并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接下来的事件与1927年中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印尼共甚至交出了党员名单和地址！最大的不同是屠杀的规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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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eng Shuzi, Report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Education for Socialists, SWP, 1952, p43-47.

[19] Kerry, The Mao Myth, …Op. cit.

[20] Roberts, Op. cit. p17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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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eng Shuzi, Report on …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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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bid.

[32] Anon. Labor in Revolutionary China, Fourth International, March-April 1953.

[33] Mao Zedong, Fight for a Fundamental Turn, June 1950, w.m.org.

[34] Peng Shuzi, Report on …. Op. cit.

[35] Fairbank, J. –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 Harper Perennial, 1987, p279.

[36] Belden, J. China Shakes the World, Gollancz, 1951, p109.

[37] Stranahan-Jackal, P. Changes in Policy for Yenan Women, 1935-1947: Modern China, 1981, 7(1) 83-112.

[38] Ibid.

[39] Sargeson, S. Why Women Own Less, China Perspectives [Online], 2012/4)

[40] Maitan, L. Cuba, Military Reformism and Armed Struggle in Latin Americ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 April 1970, p360.

[41] Lowy, M.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Verso, 1981, p83.

[42] Ibid, p95.

[43] Birchall, I. 1980, w.m.org.

[44] Mao Zedo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c. 1951, w.m.org.

[45] Lowy, Op. cit. p118.

[46] Lowy. Op. cit. p122.

[47] Peng Shuzi, The Causes … Op. cit.

[48] Roux, A, Le Casse-tête Chinois, Editions Sociales, 1970, p. 83.

[49] Anon. Labor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p. cit.

[50] Belden, Op. cit. p331.

[51] Peng Shuzi, The Causes … Op. cit.

[52] Lenin, V. Draft of a Revised Programme, May 1917, CW 24:469.

第十一章:格外短命的新民主主义

11.1 简介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国革命是仅次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1949年，人民解放军夺取政权后，在短时间内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 

然而，毛泽东使用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逻辑。他在掌权后，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压制每个独立的工人活动的迹象。但资产阶级已经大批的随蒋介石逃亡，毛泽东为了维持自己的愿景，被迫与残存的资产阶级余党结成统一战线。尽管毛泽东宣布了目标方向，但是第三次中国革命却从明确确立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其包括广泛发展国有化，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并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向未来推迟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开始迅速发展至工人国家的雏形。在这一快速转变中，沉浸在斯大林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中共领导成员站在了这些变化洪流的对立面。 

有人会说，中国工人国家的建立极大地证实了在落后国家的革命可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而直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趋势。二战后的形势或许赋予了中国革命一些特殊性，比如帝国主义暂时虚弱和群众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手中等。但这个趋势不可避免地导向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或者如一些人所描述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1] 

在当时，考察中国事件的人们只能粗略笼统地分析，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我们今天知道的详细的信息。本章将尝试还原这些细节，其描述并分析了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实现工人国家之间的过渡时期所起作用的过程和因素。国家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分析过渡政权考验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矛盾和变化现象的能力，这对于分析未来革命运动的发展非常重要。 

11.2 新民主制度的第一阶段(1949-51) 

一个基于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缺失意味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在中国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上台执政，这场群众运动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其摧毁了资产阶级政府并瓦解了其武装力量。1949年之后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中共试图建立一个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国家，并宣称其目标是维持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鼓励资本家继续掌控他们的工厂，稳固他们的地位，而海外华商也被鼓励回国帮助建设资本主义中国。 

11.2.1 新民主主义与官僚资本 

1947年，毛泽东估计中国的四大家族已经积累了二十亿美元的资产，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状态。[2]事实证明，这是对官僚资本规模的严重低估。 

当新政权夺取官僚资本时，它惊讶的发现官僚资本占据了全国五分之四的重工业（90%的冶金工业、90%的发电和电力设备、75%的化学工业和70%的机械制造工业），约三分之一的轻工业，以及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控制。夺取日资工业后，新政权获得了中国83%的外资。新民主主义政府发现自己最终雇佣了全国大约一半的工厂工人，这远远超过了它的预期或需求。[3]对于中共来说，继承如此大的经济体份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恰恰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多么的软弱。 

四大家族在银行系统中也根深蒂固。占领上海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查封了“买办封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拥有的银行，其中包括两家最重要的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银行。现在中共政权需要在措手不及、没有任何长远计划的情况下接手这个银行系统了。作为权宜之计、并为了加强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该政权试图通过强迫中小型银行合并来使这个银行体系更合理有效。这些中小银行必须跟政府注册，但他们仍被鼓励继续私有化运营。[4] 

如果中国想要与资本主义决裂，那么国有化银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控制银行是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因为在计划经济中，资源分配的规划执行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将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决定性问题。中共确实任命了干部参与银行的决策机构，但政府很高兴看到前国民党统治下存在的公私合营银行和私人银行继续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运作。 

四大家族的银行被合并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合并事宜是与大部分留任的前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协商完成的。总体来说，原本的人员只是转移到了新成立的人民银行继续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周恩来亲自邀请那些曾逃离中国的重要银行家回国并担任人民银行的领导职务。[5]为了吸引这些银行家和海外的其他中国商人，中共暗示会将至少其中一些银行私有化，以加强民族资产阶级。起初，新民主主义努力支持私人银行，但控制通货膨胀的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化，这使得私有化被排除在议程之外。 

通货膨胀是如此地严重，到了经济崩溃的地步，许多工厂和商店无法维持生计，而那些存活的都是通过不支付员工工资的方式维持。贸易沦落至以物易物的境地，而工人们要求以实物支付，通常是大米。纠正措施必须规模宏大、协调一致、严厉苛刻才能有效。

控制通货膨胀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严格监管信贷和外汇。1951-52年间，私人银行被逐步重组，合并为少数公私合营企业后进行国有化。到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时，银行业已成为中国经济体中第一个完全社会化的部门。但这一极其重要的发展并不符合毛泽东所期待的方向，也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期望。 

为了尽量减少通货膨胀和其导致的混乱，国有工业代表开始起草未来发展计划。这标志着整个经济综合计划的第一步。例如，为了避免普遍的饥荒、并避免有人从中投机倒把，国有工业代表发现有必要建立国营贸易公司，令其垄断食品和农产品等基本必需品的零售和批发贸易。这些措施通过有着固定价格的国有商店和合作社来运作。至1950年8月，这些商店和合作社已拥有2000万会员。[6] 

党承诺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很顺利，但能与党合作的本土资本家相对较少，因为任何规模的企业要么被四大家族接管收购，要么随蒋介石逃亡了。资产阶级财产大致没有受到影响，而是被保护起来并有意地促进了其增长。 在此阶段，私营企业可以依靠国家提供原材料、分销渠道和现成的市场。资产阶级的代表被安排在享有声望的公共职位上，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实权，但他们能够影响国家，因为国家需要他们的意见并经常听从他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重要性被人为地故意放大了。 [7]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实际的力量非常薄弱，新民主政权提出了鼓励七百万个以上的小零售商和个体工匠继续经营的特殊政策。斯大林政权强行没收个体经营者的财产是一种官僚主义和短视的行为。强迫这些个体经营者进入国家控制的合作社并不是工人国家的标志，而是一种官僚政权的行为。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反对这种强制没收工匠和店主的财产的行为。 

11.2.2 新民主主义和工人民主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由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等政治权利受到严格限制。自由、民主的工人苏维埃或工厂理事会是群众评估并将其意志施加给自称代表他们的政党的机构，因此也被完全禁止了。为了正当化这种方法，洛甫（张闻天）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是为了反对苏维埃而上台的新颖论点——任何其他解释都被视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 [8] 

少数工人担任政府职务（极少数担任高级职务），但这些都是任命的——劳动群众无权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工人被称作此政权名义上的主人，实际上他们却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工人一样被剥夺了权利。工人民主对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很关键，因为没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就不可能创建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健康的工人国家。 [9] 

尽管如此，新民主主义确实给工人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最无节制的剥削。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帝国主义在通商口岸开展商业时基本不关心中国的法律或他们雇佣的中国人。解放军很快相继控制了南京、杭州、武汉，然后是上海。外国公司现在必须遵守中国的雇佣法；公司必须雇用长期员工而不是临时员工或小时工，并必须以大米支付工人的工资以对抗通货膨胀。然而，虽然外国公司现在面临着与中国公司相同的财务负担，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推行的政策中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元素。”[10] 

直到1950年8月，《解放日报》都还在向外国公司承诺，它们可以继续在保护下在中国经营。但是，失去了特权的外国公司发现竞争太激烈了，于是他们逐渐减少了他们的经济活动。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实施的禁运使外贸沦落为以物易物，并意味着它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随着“三反”、“五反”运动（见下文），外国企业正式撤出了中国。 

新民主主义非但没有粉碎旧的国民党国家机器，反而吸收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后来，在1952年，也就是夺取政权三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懊恼地报告说：“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崩溃时，人民政府采取了接管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和教育机构全部人员的政策。”[11]在国家结构中的这种程度的存在意味着新民主主义为支持资本主义举措而采取的措施自然引起了共鸣并被放大。 

在三年的恢复期内，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从12.3万户增加到15万户；其中大多数是雇用人数不足10人的小型企业，但一些生产消费品的大型工厂确实也发展起来了。私营工业劳动力规模从160万人增加到220万人。到1951年底，主要城市的商人数量增加了四分之一，而当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惊人的29%。[12]香港一份商业杂志总结道：“新政权迄今为止为所有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条件；银行家和交易员没有任何理由抱怨，事实上，也没有听到任何抱怨。私人贸易做得很好，利润也很高。”[13]这些发展几乎没有独立的实质，而只是依赖于中共的善意，但事后看来，在中共领导层的持续支持下，这些小势力很明显的会迅速成长为国家内不可小视的一股力量。 

11.2.3 新民主主义与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政府后不久，就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在消除封建残余方面具有历史意义，例如上述的妇女拥有土地的权利。但一切活动都是在党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受到中共官僚手段的制约，而且其并没有破坏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私有制的原则。这个点目的是让中国75%的农田归私人小农所有。[14]中共允许土地买卖、租赁，并允许富农保留自己的财产并使用雇佣劳动力。

布尔什维克国有化土地以建立一种最灵活的土地制度，可以将社会主义革命带入农村。通过这样做，他们证明了在转型时期，乡村农民经济与国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可以共同存在一段时间，土地上的私人生产（如零售业的私有制）并不是决定一个政权的阶级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由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中占绝大多数，土地政策的变化很好地表明了政权希望前进的方向。不将土地国有化是毛泽东政权前进方向的一个重要路标。这个新民主主义执行的“耕者有其田”并不反资本主义，它承诺建立一个基于土地私有制和（尽管有限）的地主占有制的“富农经济”。[15]与此同时，中共和解放军随时处于准备镇压那些要求革命政策的农民的独立行动。 

内战期间（1947年），中国共产党制定土地政策是为了和国民党军队竞争农民的支持；内战结束后（1950年），中国共产党立即试图向民族资产阶级再次保证，新民主主义不会对其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而朝鲜战争（见下文）则是为了增加对政权的支持，保护其免受资产阶级的破坏。 

中共的土地政策因此是有时间顺序，但也有地理上的考虑：(a)根据1947年十月的土地改革法，在1948年以前完成土地改革的有超过一亿多的人口的解放区和苏维埃；(b)根据1950年六月的土地改革法，长江流域及周边拥有超越1.5亿的人口的地区在1950-51年间被分配了土地；(c)中国中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直到1952年底才完成的土地改革，后者含人口近1亿。鉴于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和监督被委托给地区行政部门。[16] 

在1949年，解放军的推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在解放军到达并占领之前，只来得及成立部分的、不完整的农会。曾有一些不付租金的尝试得到了容忍，这是因为中共的重点是不破坏收成，因此土地重新分配的开始被推迟到1950年秋天。1950年五月通过的土地改革计划禁止了贫农和无地劳工对地主和富农的过度行动，并特别强调要“逐步实行土地改革”。如上所述，中共立即采取的行动是将租金限制在不超过收成的37.5%，并将利率降低至15%，但事实证明后者几乎不可能执行。 

1947年的《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和富农的剩余土地（即那些超过当地典型中农的土地面积）。而1950年的法律规定，富农的土地，无论是家庭成员、雇工耕种的还是出租给贫农的，都必须受到保护，不得分配。这自然引起了大多数农民的强烈抗议，他们看到北方的农民被分配了土地而他们却没有。 

为了给中共更大的控制权，土地分配计划是按一定顺序实施的：先打击劣绅，然后减租降息，最后征用土地。该过程按顺序逐村进行，因此在一个地区完成后才会在另一个地区开始。由于在任何一个村庄这一过程都可能会持续数月，因此土地分配进行的很缓慢。 

中共的保护富农对政策，往往以粮食产量最大化为由，给予他们最肥沃、最大份额的土地，使富农在农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富农向贫农借钱以牟利，这些活动现在得到机会蓬勃迅速的发展起来。许多获得了土地的贫农往往由于偿还债务和缺乏耕种所需的工具而再次陷入贫困。因为土地改革允许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土地，所以贫农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要再出售土地。因此富农很快重新成为主导的社会份子（例如，作为当地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土地面积。[17] 

11.2.4 新民主主义与婚姻改革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由毛泽东亲自宣布的新婚姻法：“一切婚姻应当建立在男女自由同意的基础上”。该法将男性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20岁，女性的提高到18岁，禁止代理婚姻，并规定婚姻必须经双方同意。在“粉碎封建婚姻”的口号下，中国法律首次赋予妇女提出离婚和分享部分家庭财产的权利。这代表了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并成为土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些改变对许多农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概念，尤其是在中国南方，那里的共产党没有传统根据地，而且那里的妇女常被认为不如人，而更像是羊或牛。 [18]妇女被鼓励参加在中共指导下召开的村级群众大会，以决定如何分配被没收的土地。形式存在，但现实是，大多数妇女已经多年没有走出家门，害怕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她们无法贡献自己的意见，所以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 

当妇联干部劝说年轻女性参加并发声时，她们往往遭到忽视，有时甚至会遭到人身攻击。然而，与江西妇联直接采取行动结束人身恐吓不同，这边的妇联的态度保持温和。 

三年之内，中共迫于父权制压力和对歉收的担心，彻底放弃了实施《婚姻法》中土地权利相关的的任何努力。人们认为，给予妇女土地是不利于生产的，因为：妇女缺乏农业技能、大量妇女因缠足而无法耕种土地、而且妇女必须照顾孩子，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同时，父权制家庭的结构也意味着在这之下的女性没有能力把她们的法定权利落实到对土地的真实控制上。[19] 

莱德指出，中共干部（至少南方的干部）十分同情农民的观点，认为妇女是丈夫的财产，并认为解放妇女是合法化的盗窃。[20]他认为，尽管新法律下的离婚数量很少（不到婚姻的百分之二十分之一），但妇女可以用离婚的威胁作为实现其解放的武器。但在中共干部眼里，这不是在家庭中获得更好待遇的武器，而是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被称为“对自然秩序的叛国罪”。看来，干部们掩盖甚至主导了用“好女人上吊，坏女人离婚”等口号恐吓威胁离婚年轻女性的犯罪行为。[21] 

到1953年，有多达25万女性（大多数年龄在25岁以下）因此自杀或被谋杀。可以说，这些女性正在为用官僚方法解决根深蒂固的古老问题付出代价。官僚心态认为发布命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真正需要的是大量的教育工作和为受影响的妇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预言，随着妇女经济上的日益独立，她们将能放弃婚姻制度，自由地进行基于爱情的结合。然而，中共却强烈反对女性进入不基于婚姻的结合，并试图确保女性在家庭中实现其生理角色。党的领导人确实发表公开声明，鼓励男性分担家务，但他们同时也明确表示，家庭幸福的首要责任，包括做饭、织衣服、勤俭持家、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应该由女性承担。 

“参与农业生产是农村妇女的权利和义务。然而，照顾孩子、处理家务也是女性无法推卸的责任。这就是女性和男性不同之处。”[22] 

中共领导层在颁布《婚姻法》之前已经考虑了至少两年，并且根据他们在解放区类似颁布法律的经验，他们预料到这肯定会引起极大敌意。然而，他们没预料到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为了继续获得农民的支持，《婚姻法》至少从1950年起就被缓和了，而到1953年3月就已经基本上被被废弃了。官僚机构破坏了《婚姻法》的价值，因为它需要家庭作为政权的支柱，就像斯大林一样。 

周恩来发表的题为《彻底执行婚姻法》的官方声明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内容与标题正相反。周恩来下令限制离婚理由，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来临之际，要求妇女组织在团结、和睦、和谐的家庭从事有收益生产的框架内，承担起粉碎封建家庭的责任。[23]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将是一次矛盾的经历。官方宣传呼吁中国妇女需转向工业，强调加入有酬劳动力对于她们的解放至关重要。但该计划并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就业的政策，现实中女性往往局限于低技术工作（例如在合作社，女性负责插秧，男性则负责开拖拉机）；尽管有官方政策，但女性失业率仍然很高，而且女性从事同等价值的工作时获得的报酬往往较低（女性占农业劳动力的一半以上，但只获得总工资的35%），而且回家后，妇女还要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的重担。 

到了1955年，随着农民工涌入城镇，妇女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中共提出了新的群众路线：妇女应留在家里，鼓励丈夫努力工作，用努力和节俭的品德操持家庭。[24]女性就业比例急剧下降，那些继续工作的女性被要求从事与男性相同的体力劳动，这对她们的健康和子女的照顾造成了严重负面后果。[25] 

11.3 朝鲜战争

朝鲜是苏联的卫星国，现存证据表明，在1950年6月对南韩的攻击决定中，北京并没有被告知、也没有做任何准备，而且几乎没有参与这个决议。朝鲜战争的时机对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不利的：其对中国的控制仍未完全稳固，而且它现在最需要和平来实施其经济重建政策。1950年5月的中央会议决定大规模复员解放军（140万军人），以减少政府开支，为加快国家重建提供资源。战争造成的国防费用高达国家预算的15%至18%，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因为战争占用了本来用在民生发展上的稀缺资源和高技术人才。 

战争爆发时，中国驻扎在鸭绿江边境地区的只有一支军队，即第四野战军第42军，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收割。离此最近的具有采取军事行动能力的部队是距东海岸约1000公里、原本准备解放台湾的第九和第十野战军。[26]最初，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仅限于应金日成的要求派遣14,000名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但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中国逐渐更多地参与其中。[27]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下令直接向韩国提供海空军支援，并通过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部署第七舰队来保卫蒋介石，重新介入了中国内战。 

到1950年8月，联合国行动的目标已经很明确，那就是消灭朝鲜政权，并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下强制统一韩国。即使华盛顿不打算立即攻击中国，但其意图是在朝鲜半岛建立和保护中国的敌对政权，并沿中朝边境部署军队施加军事压力，这将对东北，中国的工业中心，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中方明确表示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为它担心被麦克阿瑟将军支持的韩国“强人”李承晚可能会试图吞有大量朝鲜族人口的南满洲部分地区。[28] 

周恩来警告美国，如果联合国部队越过北纬38度分界线，“将遭遇中国的抵抗”。[29]中国领导人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采取了这最后手段，在美军进入朝鲜并接近中国边境之后派遣了“志愿军”。中国最初的干预是谨慎而有限的，直到1950年11月的重大交战，中国才不可逆转地卷入战争。 

1949年解放军越过长江后，美国政府将中国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出口直接军事用途的货物（总是被拒绝）或多用途的资本货物（仅在不可能用于军事用途时才批准）都需要许可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要求石油公司停止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即使在今天，每艘停靠在中国港口的油轮都受到美国海军军舰的跟踪）。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不久，在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国银行的资产，并正式禁止与中国的一切贸易。作为报复，中共查封了所有美国银行和企业，包括所有学校、医院和类似机构。到1950年底，进出口的中美贸易都已停止。[30]1951年5月15日，联合国也对中国实施了制裁。 

这些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们与毛泽东想要的恰恰相反，当时他承诺成为美帝国主义比国民党更好的合作伙伴，为华尔街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投资机会。[31]毛泽东政权现在成为美帝国主义最痛恨的政府，其所希望的妥协被推迟到了遥远的未来。[32]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方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动员运动——“抗美援朝”——以提高其声望。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提高，管理层被要求更加敏感地听取工人的意见。尽管如此，生产的执行权仍然掌握在上级任命的经理手中。在私营部门，政权对工人的斗争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允许工会与资本家进行“合法斗争”，以改善生活条件，并反对减薪和任意解雇工人，只不过是在不阻碍生产的条件下。 

进入工业界的女性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轻工业领域；例如，北京第三棉纺厂70%的劳动力和无锡国有丝厂80%的劳动力是女性，但在重工业中男性仍占绝大多数。总的来看，劳动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对加大生产的要求也作为战争努力的一部分被加剧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民主参与和对政府的控制——仍然是中共深恶痛绝的话题。 

为了战争的成功，国家必须能够根据其需要来调配经济。朝鲜战争迫使中国政府扩大公共部门对工业的控制，到1952年底，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战争还使经济更加集中化。正如帝国主义对俄罗斯的干预加速了其基础工业的国有化一样，朝鲜战争也推动中国走向工人国家。 

在苏联军队士兵的武装、训练和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了由美帝国主义资助和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而现在同样的敌人正威胁通过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后院进行入侵。面对着使俄国摆脱贫穷落后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是美国的威胁和怒火。事态发展的势头不可阻挡地推动中国走向工人国家的方向，而毛泽东则在斯大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试图推迟甚至扭转这一进程。 

中共政权实际走上的方向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将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视为其最后的希望，并开始采取相应的行动。此政权发起了镇压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和反革命的运动。数以千计的“恶毒当地独裁者”，比如最反动的地主和富农，最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官僚，以及被俘的国民党特工，通常在党组织的由大量群众围观的审判之后被监禁和公开处决。 

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扩大到大学和艺术界。这个的源头是一篇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对电影《武训传》（一 位历史人物，他认为慈善事业比革命活动更能改善穷人的生活）的批判性影评。讨论很快转变为一场广泛宣传的意识形态改革运动，要求教师、电影制片人、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进行自我批评和公开检讨。他们都因没有遵守毛泽东关于文化和文学必须反映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即避免对党的任何批评）的教诲而受到批评。 

该运动扩大到政府下的政党。作为接下来一系列事情的预警，几个民盟的普通成员被捕。民革因为有宋庆龄而毫发无伤。同样在镇压“反革命”的借口下，工农中比较先进和更不满的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镇压、监禁和杀害，这表明该政权仍然背负着反民主、斯大林主义的包袱。[33] 

11.4 三反和五反运动（1951-54）

1951年至1954年间开展的运动的结果是，超过50万党员因受贿、“受阶级敌人污染”、缺乏贡献或不胜任工作而被开除党籍。[34]这些运动将从铲除被资产阶级腐化的分子开始，但到最后，将铲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那些在美国和联合国禁运后仍留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将受到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影响，到1952年初，几乎所有外国公司都已停止运营并撤出中国。[35] 

11.4.1 三反运动

在镇反运动结束之前，毛泽东又发动了两次新的重大运动。第一次是在1951年底；三反运动（反腐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目的是查明城市干部的腐败行为，特别是那些与私营企业打交道的工商管理人员。这是当朝鲜战争陷入了血腥的困境，中方在朝鲜的推进开始举步难坚时开始的。中共不能再对这种极其严重的情况视而不见，它给国家各机构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损失，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特别是党内的产业工人。消除政府机构中的腐败和低效率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36] 

1950年8月的一篇新闻报道称，腐败干部挪用了45万吨粮食，然后以“傲慢和虚荣”的方式炫耀他们的不义之财。1951年初，《新华报》和《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腐败的程度是如何的惊人。当时公务员的年薪只有1000元，而仅中央政府的腐败就达730亿元。[37]显然，地方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如果腐败在短短两年内就达到了这种程度，未来会怎样？

腐败干部挪用国家资金，用公款过奢侈的生活来养肥自己。他们低价出售原材料等国家资源，例行公事地上报高额的生产成本，以确保资本家获得额外利润。资本家也毫不犹豫地回报了这些恩惠。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器、 军队、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业和商业部门中变得根深蒂固。中共内部出现了普遍的病症。在一些农村地区，共产党员已成为商业、土地购买和高利贷的焦点，甚至主动要求退党，从而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职业生涯。据称，在一些地区，这些共产党员买下了20%本来分配给贫农的土地。[38] 

反腐败运动始于中共控制最牢固的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是因为在满洲地区，朝鲜战争为新一代资本家的产生和对行政官员的明目张胆的贿赂提供了最大的机会。资本主义的影响腐败了干部的行为，并被放大，因为这些干部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不受工人和农民的批评，也不受民主控制和罢免。他们习惯于滥用权力，接受更高的工资、特殊待遇和特权，认为自己有权利享受越来越奢侈的生活。他们很容易腐败和沉沦，因为官僚国家机器已经具有特权文化。 

对于行径肮脏的数百万国民党官僚来说，腐败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现在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利用宣扬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合作伙伴，就像朝鲜战争造成的短缺为不正当交易创造了理想的条件一样。三反运动表明，受保护的资本主义部门所产生的影响与它的规模是不成比例的。 

要有效消除这种做法，则需要工人民主。这在毛泽东政权下是不可能的，但中共确实拥有发起和监督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这些运动利用妇女和青年组织、专业团体和工会来动员民众支持政府认为值得解决的问题。这些技巧被用于“三反”运动，并鼓励公开批评那些公然受贿或公开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的地方官员。如此一来，这场运动就起到了平息党内不满情绪的有益作用。 

因为这场运动的目的不是改变中共的官僚性质，因此不能消除机会主义、腐败或浪费，正如党高层的行为完全不受这次运动的影响所证明。[39]中共领导层不得不驱逐那些明显腐朽的干部，打击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在与美帝国主义的 战争中，它不能容忍无能、政治上不可靠的公职人员和一个效率低下、纪律不严、反应迟钝的官僚体系。 

中共的迅速腐败和道德堕落标示了新民主主义的失败。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技术先进得多的世界体系的代表，他们的腐蚀性比其人数或其产品价值所暗示的要强得多。中共根本不明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不明白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背弃了中国如此明显合理的前进道路。1952年1月15日，《天津日报》的社论哀怨地说：“人民民主阵线的方向没有改变……我们仍希望资产阶级认真完成自己的改革，在新民主主义中和平行事。”毛主义政权日益面临着必须结束新民主主义或走向资产阶级全面复辟的困境。 

11.4.2 五反运动

1951年期间，很明显许多经济部门的产出将很快恢复到1949年之前的峰值。这给了国内资产阶级更大的信心，他们更加大胆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国家，通过贿赂和腐败来干预国家机器。随着经济开始扩张，以轻工业为基础的私营企业发展的最快，并试图通过合法方式（比国家支付多达40%的费用）或通过黑市（贿赂）获取更大份额的稀缺原材料。技术工人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营企业，因为后者的高利润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私营部门的这些繁荣盛况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三反运动刚刚开始，毛泽东就于1952年1月发起了五反运动（反贿赂、反逃税、反欺诈、反贪污、反间谍）。该计划是对“三反运动”的补充，旨在消除商人和工业大亨的腐败行为。事实上，毛泽东政权不能允许一个客观利益在于美国胜利的阶级继续控制轻工业和大部分农业。大规模征用——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将是朝鲜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仅在上海，就有15,000名检查员接受了培训，以调查他们所处的公司的商业事务是否存在逃税和其他腐败行为。中共鼓励商界人士坦白或互相揭发（一些大公司为了保护自己，自愿供认了数千次）；公民被邀请写信谴责企业（每月收到约20万封信）；朋友和家人也被鼓励参与其中。活动中，每个街角都设有扩音器，谴责当地的反抗者，大字报报道了商人的不当行为和犯罪行为，街道上有公司员工举行示威，谴责其公司的罪行，工人们会不断围攻厂主的办公室，要求他们承认并悔过自新。 

其目的是对“五反”认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羞辱、恐吓，让他们被通报批评交代自己的罪行，并强制他们缴纳巨额罚款（大化铜业公司老板承认非法获取5000万元，但员工的不断批评他致使他重新承认非法获取20亿元）。这些罚款很高，一些违法者甚至被送进了劳改营。 

在其早期阶段，这场运动仅限于强调中共从下到上对社会的控制。为了保全面子，官方将这场斗争描述为针对资产阶级个别“癞皮羊”。然而，在这次行动中，党揭露了重要商人和实业家精心组织的腐败党和政府官员的企图。因此五反运动将成为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全面战争。[40] 

1952年3月15日的《人民中国》社论抱怨道：“随着（资本主义）企业初现繁荣，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共同纲领和遵守政府规定。”据报道，资本家建立了秘密垄断组织来控制对国家或国有企业的供应；中国资产阶级正在使用“与资本主义国家大资本家惯用的同样可悲的方法”。很明显，民族资本家与新民主政府合作只是出于迫在眉睫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理想主义或对共同纲领的信仰。毛泽东的稳定和发展私营企业的政策越成功，它就越大胆、越坚定地对抗国家利益以捍卫自己的利益。该政权借朝鲜战争看清了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愿意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盟友，并可能成为卖国贼。

陈伯达（中央委员）在《真理报》上对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1952年4月23日）：“在对利润的渴望的刺激下……（资本家）在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公共组织中安插了他们利益的代理人……雇佣了国家和公共机构的雇员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并没有放弃在国家中一点点夺取权力的希望。……资产阶级正在努力推动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41] 

1952年，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认为有必要将私营部门变成公私混合企业，并让政府作为其主要领导人。1950年，私人经营占批发贸易的四分之三，但到1953年，其份额已缩减至不到三分之一。五反运动的结果是，国家通过联合公司的形式在剩余的私营企业中占有很大的影响力。[42]

内战结束后，新民主主义本应该提供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即使缓慢）过渡。五反运动中发现的现实情况是，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破坏政权，而政府在广泛使用武力迫使最大的私营企业转为国营私营联合企业，迫使最小的工厂主和商人放弃他们的资本资产。许多人庆幸自己活着逃过一劫，而有些人确是另外一种结局。[43] 

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的毁灭，例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终结和国有制的引入，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才能实现。这里的群众动员明显偏离了理想的规范，是在解放军的监视下、在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与东欧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44]在中国，为了保持技术连续性并获得一定的认可，前所有者通常会在私营国有合资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以便他们能够继续为国有经济做出贡献，并且前任股东还获得养老金作为补偿，每年按其业务份额的5%提供担保，为期七年。这种安排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原则性的，但其最终的结果是私营部门的急剧萎缩。 

对毛泽东和中共来说，这些事件的呈现是一个问题。从官方意义上讲，新民主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将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像奥威尔的小说里一样，许多材料被重写以符合实际事件；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1951年被重新出版。现在，新民主主义被描述为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科恩描绘了一幅有趣但令人不安的情况，许多人必须进行这种自我纠正，特别是研究过《新民主主义》的学者和学生，认为自己已经很好地理解了它，甚至被赋予了讲授它的责任，但现在发现他们其实对其一无所知。[45]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第三次革命描述为在毛泽东指导控制下发生的。人们以为新民主主义会持续几十年，但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从1949新中国成立到三反、五反运动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两年的时间。事实上，更早地采取行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困难的。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中共过度反应了，甚至连小零售商都被赶进了党控制下的合作社。列宁认为，只有当个体零售商自己想要的时候，这种小企业才应该由国家接管。 

11.4.3 农业政策与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一切反动分子活动死灰复燃，反共游击队在华南各地重新出现。这些反动势力不仅成功地煽动了地主，而且还煽动了许多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工（他们对从土地改革中几乎一无所获感到愤怒）公开反抗，例如拒绝纳税、结成团体掠夺公共食品仓库、骚扰地方官员。一些县的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长江日报》（汉口出版）得出结论，农民有追随国民党代理人和地方独裁者而不是追随中共和中国人民政府的危险。曼德尔声称，在南方许多县，一场名副其实的内战正在爆发，数千名土匪在国民党特务的动员下，在当地地主的支持下，对抗中共组织的贫农协会。 [46] 

中共被迫对贫苦农民采取较为和解的路线，而对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剩余地主采取较不和解的态度。“抗美援朝”运动（1951-52）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因为地主剩余土地的重新分配为此加速并向南延伸到全中国，直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与党在城市地区的政策并行的是，党更加重视动员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工，动员他们以根除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地主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影响。这些活动本应受到党的干部的密切监督，但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动者常常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实现更全面、更公平的分配。面对朝鲜战争，中共领导层普遍默许，甚至允许干部在并不会正式改变政权政策的情况下去领导一些此类行动。[47] 

中共巧妙地利用这种情况，迈出了合作化的第一步，并走向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控制，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源。但不干扰粮食生产的要求对农村变革的速度造成了重大限制。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以帮助贫农、提高生产为理由，提出成立志愿互助队。这是一种基本的合作形式，农民个体在各自的土地上共同劳动，然后根据他们贡献的劳动力和农具的数量分享他们丰收的农产品。这意味着拥有锄头和手推车等工具的富农可以获得大部分农作物，但该计划增加了总体产量，因此每个人都受益了。合作社的模式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在解放区进行了试验，发现可以显着提高产量。中共中央的目的是到1955年将80-90%的农民以互助队的形式组织起来。[48] 

11.5 新民主主义的终结

国际范围内阶级矛盾的变化暴露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弱点，迫使毛泽东一步步放弃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针对中共的经济封锁迫使其没收美国在中国的财产，并破坏了曾备受期望的合作。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入侵的直接威胁，加上经济实力的增强，使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有足够的信心发动经济破坏运动、腐败共产党员以及开展其他反革命活动。在农村，富农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进而要求继续从事粮食生产工作，即成为地主。 

1949年之后，工业产出迅速增长，每年大约增长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限制增长的一个明显因素就是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增长差距；原材料不足，电力供应和交通设施不足。这些表明了对加强协调和规划的需要。在这些压力和威胁下，中共被迫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反动幻想，采取了一系列客观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措施都是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的反应，对历史前进的方向没有任何真正的了解。 

在二战后的特殊情况下，中共的阶级合作主义立场并没有阻止毛泽东上台。但中共掌权后的官方立场意味着新民主主义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其实不一致。民族资产阶级没有理性地评估什么对中国最有利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它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尽管它只占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它成功地腐蚀了中共和国家机器。仅仅三年时间，它就表明它可以快速发展成为对官僚机构利益的真正威胁。官僚决心保护他们新获得的特权和权力，所以在接受新民主主义已不可逆转地崩溃之前，他们根据经验对事件做出了一系列调整。 

1953年初，中国共产党宣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步入的是社会主义阶段。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代之以公私合营政策，旨在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开始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政府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行动路线”，正式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尽管新民主主义在正统毛泽东主义理论中占据突出地位，并承诺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中国革命后的资产阶级阶段历史却在短短四年后就突然结束了。 [49] 

科恩描述了1953年中期党的路线突然发生的变化，当时中国突然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七月到十月），新民主主义是个私营部门可以蓬勃发展的经济观点就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可以而且应该迅速被消灭的观点。1953年10月，一场激烈的国有化运动开始了。这种运动持续了大约两年半，到了 1955/6年已经进行了彻底的转变，当甚至小企业也变成了国有企业。 [50] 

到1956年，所有现代工业企业中约三分之二都是直接由国家拥有，其余三分之一为公私合营。不剩任何私营企业了。对整个经济的改变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全方位的，甚至最小的工厂也被组织成合作社，其包括所有手工业工人的90%以上。 

1954年，人们广泛讨论新国家宪法将取代共同纲领，其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阶段正式结束。新出的宪法是以斯大林1936年制定的党政一体、高度集权的苏联宪法为基础。 [51]自然地，关于宪法和政权性质的讨论是由倾向于更多而不是更少自由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中共迅速采取行动遏制异见，对著名作家兼党员胡风发起攻击，因为他批评了党对艺术和文学的严厉控制。1955年胡风被捕，并以反革命罪入狱。该运动很快扩大了范围，超过190,000人“自愿”认罪，以避免公开羞辱或更糟的情况。这为党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奠定了基础，并将导致1957年5月至6月的百花齐放（见 第十三章）。 

11.6 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么？

我们可以在这里回答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亚洲政治发展的文章，相信在革命中取得政权并最终建立工人国家的政党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的。 [52]鲁塞并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是恰恰相反！罗塞此前对斯大林主义的实力和前景做出了过于积极的评价。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能带领中共，创建一个工人国家。于是，他决心给毛泽东加上革命的滤镜，并美化毛主义。 

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而是二战末期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矛盾性质。说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得到证实是一回事，中国共产党被迫采取社会主义措施来解决民族独立和摆脱地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暗示毛泽东表现得像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则是另一回事。[53] 

鲁塞认为，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推翻资本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鲁塞的理由似乎很可信，因为在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审议了在革命高潮夺取政权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最终认为它不可能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然而，1949年的情况与1922年截然不同。帝国主义已经被严重削弱，中国革命的时机也已经成熟。 

马克思解释说，尽管小资产阶级政党是一种矛盾现象，但它仍然可以是革命性的，例如，在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中，马克思报告说，共和联盟——一个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政治协会——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凡尔赛政府和君主制国民议会，支持公社。[54]小资产阶级组织过去和现在都准备好使用革命手段，但他们目标（协调资本和劳工的利益）的矛盾性质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这些团体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那边。

但它们在这个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也被拉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掌权后能否走向工人国家？根据他在俄罗斯的经历以及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分析，托洛茨基得出结论： 

“我们不能预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战争、战败、金融崩溃、大规模群众革命压力等）的影响下，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可能会比他们比他们希望的沿着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走得更远。……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即使这种极不可能的情况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成为现实……它也只是通往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的一个短暂插曲。”[55] 

在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上台的前提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剧变，以致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军队被一扫而空。可以预见的是，由此产生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即使是斯大林主义的形式，也会对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但在关键时刻，必将在深化革命或将权力让给资产阶级之间做出选择。 

是什么特殊情况促使毛泽东政权最终决定成为工人国家？有十个明显原因，但可能还有更多。 

•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僵局。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国民党的内爆和军队的崩溃证实了这一点。 
• 事态发展的最初推动力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拒绝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建议，不听中共的恳求，决定出兵反对解放军，进行生与死的决斗。 
• 帝国主义暂时陷入瘫痪。 
• 除了毛泽东政权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治理选择，这种政治真空使得小资产阶级斯大林主义政府得以巩固。
• 中共铁了心要夺取官僚资本，但四个家族的资产如此巨大，以至于国家直接有效控制了重工业、银行、通讯、交通。中共无法将这些资产私有化，因为社会崩溃如此严重，以至于要结束饥荒、控制通货膨胀并让经济重新运转，必须要广泛的国家干预并采取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措施。 
• 新民主主义政府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没有什么独立影响力，没有群众支持，因此可以被容忍。当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成为政府的障碍时，他们很快就被轻易地消灭了，尽管为了保持连续性的假象，这些政党至今仍留在政府中！ 
• 中国和俄罗斯共产党之间的历史联系、苏联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进步以及苏联提供的援助意味着大多数中国党员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视为他们努力水到渠成的方向。 
• 包括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都真正希望进行社会改革，以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农民群众（包括解放军中的许多人）也会对他们施加压力，希望以革命的方式迅速推行土地改革。由于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这种群众压力将政权推向工人国家的方向。 
• 在帝国主义（马歇尔计划）的压力下，斯大林左转并推翻了东欧联合政权。这种短暂的左转意味着，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转向工人国家过渡这一”极不可能的变种”在二战后的一些国家中实际发生了。中国是这一国际趋势的一部分。 
•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广大地区的唯一统治机构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尽管有三三主义）。1949年10月，管理政府对于毛派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相反，这是他们多年来实践的延续。在分析苏联吞并领土时，托洛茨基写道：“……莫斯科政府将继续实行对地主土地的征用和生产资料的重组……不是因为官僚机构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纲领，而是因为它既不渴望也没有能力与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以及后者所带来的特权……”[56]虽然毛派准备表面上与衰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分享权力，但他们并不准备接受可能导致他们权力和特权终结的反革命活动。 

关于小资产阶级能否革命的争论，由古巴革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是一个起初甚至不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政党所做的，它最终消除了人们对这些革命动荡性质的任何神秘感。关键在于小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矛盾性质和资本主义腐朽腐败的程度。 

即使在中国迈向工人国家的最后一步时，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合作框架（体现在“和平共处”的口号中）、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分阶段革命、官僚政党结构和行政方法，对苏联民主的系统否定和对工人权利的限制仍然是毛泽东政权的常存因素。 

11.7 总结

1949年的中国，斯大林主义小资产阶级政党是政府中唯一有效的力量，其掌握着国家权力（武装团体等）。它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因为有原则有意识地决定与自己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因为它自己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崩溃了，烂到了骨子里。只有在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时，毛泽东才结束了平衡民族资产阶级和群众的企图。毛泽东打破了他既定的纲领，接受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颠覆，但他还没达到允许独立工人民主组织出现的程度。在中共内部逐渐扎根的特权官僚阶层继续将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农民军队而不是无产阶级起义夺取政权的。它颁布的政策是推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种发展与阶段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相冲突。毛泽东人为地拖延了革命的进程，扼杀了群众的积极性，一度使中共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眼前问题的压力——通货膨胀、人口的粮食和住房、取代战争期间被毁坏或被盗的工业、启动新工业、大规模修建良好的水坝、运河和灌溉系统——所有这些都迫使该政权使用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到1951年，政府各部委内部自发地进行规划和合作，因为这是实现该政权既定目标的唯一现实手段。 

最初，毛泽东竭尽全力抵制这一趋势，但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禁令最终迫使政府宣称的目标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的矛盾找到出路。中共被迫正视资产阶级控制轻工业和中小银行的腐蚀影响。资产阶级对国家和党的腐蚀 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工厂主们组建了自己的秘密合约来操纵供应和价格，对经济计划进行了积极破坏。该政权以两次群众动员运动——三反和五反——作为回应，有效地终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业和金融中的重要地位。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统一、独立（推翻帝国主义枷锁）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遗产）。这两项任务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断革命论预言，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充分完成这两项任务。[5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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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bid, p54.

[18] Kazuku On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Stanford, U.P., 1989, p179.

[19] Duncan, and Li, Op. cit.

[20] Leader, S, The Emancipation of Chinese Women, World Politics, 1973 26(1) 55-79.

[21] Kazuku Ono, Op. cit. p180.

[22] People’s Daily, 16 May 1956, quoted in Manning, K. Marxist Maternalism … The China Review, 2005, 5(1) 81-108.

[23] Leader, Op. cit.

[24] People’s Daily, editorial, Mobilize all Women to Build up the Country and Manage Family Affairs by Industry and Thrift September 9, 1957.

[25] Leader, Op. cit.

[26] Hao Yufan and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1, 1990, p94-115.

[27] Ibid.

[28] Ibid.

[29] Whiting, A.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Macmillan, 1960.

[30] Kailai Huang, 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China trade Embargo in the 1950s, 2001,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31] Service, J. Lost Chance in China, Random House, 1975, p306-07.

[32] Thompson, Op. cit.

[33] Peng Shuzi, Report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Education for Socialists, SWP, 1952.

[34]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94.

[35] Thompson, Op. cit.

[36] Fairbank, J.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Perennial, 1987, p277 et seq.

[37] Kwong, 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 in China, 1997, Sharpe, p6.

[38] Peng Shuzi, The Causes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ver Chiang Kai-Shek, Feb., 1952, w.m.org.

[39] Ibid.

[40] Peng Shuzi, Report … Op. cit.

[41] Mandel, E. Report to 11th Plenum IEC of the FI, May 1952, w.m.org.

[42] Harris, Op. cit.

[43] Cohen, A. 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6, p113.

[44] Hansen, J. The Problem of Eastern Europe, w.m.org.

[45] Cohen, Op. cit.

[46] Mandel, Report to 11th Plenum … Op. cit.

[47] Chatham House, From Land Reform to Communes in China, The World Today, 1959, 15(3)124-133.

[48] Li, H.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Stanford U.P., 2009, p24.

[49] Meisner, M. Mao’s China and After, The Free Press, 1999, p108.

[50] Cohen, Op. cit. p116-121.

[51] Fairbank, Op. cit., p281.

[52] Rousset, 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umber 3.

[53] Grant, Op. cit. p279.

[54] Marx, K.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Part III, 1871, w.m.org.

[55] Trotsky, L.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1938, w.m.org.

[56] Trotsky, L. In Defence of Marxism, 1938, w.m.org.

[57] Trotsky, L.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Red Letter Press, p289.

第十二章：建立中国的工人国家

12.1简介

在内战之后，中国所面临的非比寻常的矛盾局面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并不能再找到一个与之相似的政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新民主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矛盾性，而且将是短命的。这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政权，因此在当时，只有最有远见的人才会悉知，它有着彻底清除资本主义的残余、带动社会向前迈进的潜力，而不是认为它将胡乱地走上向帝国主义势力低头的道路。

12.2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年）

在新民主主义发展的初期，出于历史、政治和地理等多方面原因，新民主主义下的中国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他们则给予了非常实际的支持，譬如在五年内以1%的利息提供了3亿美元的信贷，送来了12300名技术专家到中国工作，并为大约14000名中国学生和38000名学徒提供了专业培训。与此同时，他们还免费向中国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量技术信息，并且安排多国联合的设计团队在所有重大和重要的项目中工作。

政府各部门在工作单位上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旨在建立一个全面的、有计划的、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作为中国克服自身惊人问题的最佳和最合理的前进方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扩大和整合主要在中日战争影响下于中国发展起来的独立经济体：东北的重工业，沿海地区的轻工业、纺织品和消费品，以及中国内陆的巨大农业区。对于后者而言，修复被日本帝国和国民党军队破坏的运河和排水系统需要着重投入更多的精力。[1]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政权在经济和军事上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在1952-53年期间，苏联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尤其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草案细节方面的推敲，使得该计划延续了俄国强调重工业的传统。为了成功发动朝鲜战争，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日益加强的掌控出乎意料地创造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首先不可避免引导着共产党在1953年6月商定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方针，然后并将其对外宣布。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军事开支的大幅削减，由此释放出大批用于加速经济扩张的资源。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定了生产目标和物资分配。关键商品的分配是根据中央计划而非市场力量来被控制的。产品的分配是为了实现国家计划的目标，而不是为了私人利润。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台，消除了中国共产党宣称的政策的和实际采取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它将国家控制扩展到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并意味着在总体计划中协调不同的部门。作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一部分，私营国营混合企业实质上都被收归国有，私营零售商被合并成合作社，农村地区的私营市场被取缔。也正是从1953年10月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追溯出畸形官僚化工人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准确时期。

由此，中国经济的私营部门被边缘化，因此不再是生产或就业的重要来源。到1956年底，所有私营企业都被国有化或被吸收到联合企业中。值得强调的是，到这时，对外贸易已经完全归由国家掌控。[2]

1954年，周恩来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要“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而且还要消除“小生产的限制”。[3]第一个五年计划效仿了苏联的模式，对资本密集的大型工业项目进行了高比率的投资，旨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奠定基础，并由农业生产提供主要的资金来源。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55年7月30日，第一个五年计划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随后，在1955年9月相应地公布了关于1954年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4]延迟两年公布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方面的表现出乎意料地糟糕。因此，需要就如何处理这一情况做出相关决策。

就整体经济增长而言，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帝国主义势力竭力破坏该计划，实际工资依旧增长了三分之一；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6岁左右上升到1957年的57岁；上小学的儿童比例达到了50%，比原先增加了一倍；城市住房的质量和数量显著提高，妇女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扩增和保护，其中，废除妇女缠足就是例子之一；饥荒似乎已经成为过去。[5]

由此，围绕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要承担的任务的讨论就此展开。毛泽东主张提高国家收购私营小型手工业企业的速度，并提高工业发展速度。毛的提议引发了新闻界（如《人民日报》）中新一轮的私密意见交换。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其中反驳了毛，并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应避免对重工业的过度投资，且应转而尝试实现囊括轻工业和农业在内的更均衡的发展。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在被清洗后于1954年8月自杀，显然是因为他敢于表达对毛的反对。然而，高岗在计委中一定有着相当大的支持，因为这场争论直到毛绕过计委，在1958年春天发起大跃进之时才得以消退。[6]

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刘少奇所作的报告，中共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共的理论家们就“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艰深难懂的讨论：譬如按劳分配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原则。苏联在1936年公布的新的苏维埃宪法草案中也探讨过同样的问题（详情请见上文3.6小节）。在俄国，这个公式旨在从工人和农民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劳动，同时为保留党内高层的特权和奢侈品享受提供辩护。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得出了与他们的前辈相同的结论，说服自己说这条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原则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并且中共宣布中国为工人国家。[7]

中共推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让政党自身处于尴尬的境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原创和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该理论宣称这一阶段在实践中将一直持续几十年，并最终无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新民主主义只持续了四年，就在解放军和激进的群众运动的注视下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中共政策的变化清楚表明，在客观事件的压力下，它被推着向前采取了“实际措施”。并且这些措施一旦实施，就会使中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了”。[8]

12.2.1农民和五年计划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筹备讨论过程中，人们很快意识到，扩展重工业所需的经济来源需要通过增加农业生产量、防止原材料的囤积、以及终止向私人消费的流失来获取。此外，还需要控制食品的去向，以确保城镇获得充足的粮食，从而养活大量涌入的将成为新的产业工人的农民。1949年，城市人口为4900万，到1956年达到接近1亿，并于1961年达到1.3亿。人口的显著增长意味着需要对城市的粮食进行配给，并由国家来垄断农业商品的贸易。

随着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相对富裕的农民（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开始发挥其政治力量，要求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但是，政府现在已经决定采取一个不同的政治方向，并让由选定的贫农和中农组成的委员会取代了包罗万象的村委会。这是对1947-48年在解放区，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推进的策略的颠覆。[9]

党的所有高层都明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对农民群体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但在改革的具体内容上他们却出现了分歧。1951年7月，当位于山西的组织的领导层提出加快合作化的步伐这一方针时，这种分歧就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

刘少奇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了这一点，同时强调了农民应该享有的“四大自由”：即从事贸易、雇佣劳动、租赁土地、贷款和收取利息的自由。毛泽东的做法则更为激进，以至于到1953年1月，他直接提出了彻底消除土地的私有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财产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然而，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刘少奇采取了较保守的立场，对工业化采取了更加循序渐进的方法，并放慢了农村改革的速度。[10]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毛泽东直接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没有指名道姓）对维护农村私有财产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集中的攻击。[11]

同时，党还宣布了尽可能多地汲取盈利以资助工业化的多项策略。1953年8月，为了限制个人消费，全域实行粮食配给制，由地方政府发放配给卡（或“优惠券”），其中最小的配给卡只能兑换5克米或小麦。更重要的是，政府开始直接从村一级控制粮食贸易，这意味着农民不能再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或出售粮食，而只能从国家购买或卖给国家。在公开场合，这些举措被宣传为为了养活最贫穷的农民和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地区的百姓所必需的获取粮食的策略，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增加农业税。这种市场垄断很快就扩展到了棉花和棉布，以及含油的农作物。[12]

为了提高农耕的效率，增加政府对农产品的获取量，中国共产党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成立由“国家指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APC）。农民经历了互助组带来的好处，互助组进展顺利，在这过程中很少有反对的声音，因为任何额外的工作都会给农民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195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指令，建议从互助组转向村级合作社（初级社）。在村级合作社中，农民不仅集中了设备，还集中了土地，并按其投入比例获得相应的回报。毛泽东可能会将这些合作社描述为“半社会主义的”，但它们实际上坚定地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和计件工资的根基之上。中央委员会建议在1957年底前将20%的农户纳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消委会认为合作社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万灵药：最贫穷的人将会过得更好，更多的盈余将会被产出并用于工业投资，土地占有现象的重新出现和高利贷的增长都将被终止。到1953年底，已经有了大约4000个持续运行的合作社存在。[13]合作社的典型规模是30-50户，包括允许私人使用的小块水果和蔬菜地。起初，大多数农民确实是自愿加入的，因为有规章制度的合作意味着所有团队成员都必须公平地完成他们被分配到的工作，因此最后，每个人都将受益其中。一旦项目达到一定规模或合作的过程足够复杂，雇用“知识分子”来进行记录就逐渐成为了惯例。[14]

随着国家从内战的破坏中逐渐恢复过来，1951年和1952年的农业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这段时期显著的增长只是一次性的，不可能持续下去，但它导致的结果是过于乐观的目标被提出。即使引入了合作社，1953年和1954年的粮食产量增长率也仅仅只有2%，与目标的9%相差甚远。这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农业直接为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大约80%的原材料，而农产品的税收则为重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投资。[15]显然，依赖近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所产生的盈余来资助工业发展是远远不足够的。

到1954年底，有5万多个下级农业生产者合作社已经投入运营，而到1955年底，官方声称这种合作社的数量接近200万，囊括了7000多万农村家庭。[16]

到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强烈主张加快农业政策的推进，在他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他热情地呼吁“农村社会改造的高潮”，并戏称保守派为“裹小脚的女人”。在描绘了一幅群众“争先恐后地跑去”组建合作社的图景之后，他要求在1960年之前将整个农民纳入高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将归村里而不是个人所有，所有的农民都转为为工资工作，他们投入的财产、工具或土地将不会再有额外回报。毛泽东认为这一发展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农业生产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在其中绝大多数工业都被国有化，并且由国家来垄断主要的农产品。[17]

刘少奇、邓小平和邓子恢（农业部部长）则主张采取更保守的政策，即在1967年之前完成基于真正自愿加入的农民的合作社的转型，并且宣称这一政策很可能得到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18]毛泽东简单地回避了他们的反对意见，越过了政治局，直接召开了1955年10月的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全会，并把党的低级官员、以前宣布过支持他的政策的市、省和地区的书记们全部聚集在一起，使得他们的人数比正式成员多出大约10比1。[19]

合作社创建的速度反映的不是农民真实的愿望，而是党员干部讨好上级的愿望。毛泽东的目标已经实现；到1957年底，近95%的农户加入了高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负责建立合作社的干部为了达到和超过他们的目标，对待农民的行为极为粗鲁、武断、苛刻甚至暴力。随着合作社数量的扩大，为了进一步加快步伐，一些农民被胁迫：要么加入，要么失去你的鱼塘或果树，要么被扣留信贷。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农民记得三反和五反运动，而这些行动又恰好在另一次镇压叛徒和反革命的运动中被采用。[20]

初级农业生产者合作社普遍受到欢迎，但中农和富农往往反对向高级阶段过渡，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农作物份额将会减少。在许多地区，这些变化需要通过群众斗争行动来迫使所谓的反革命农民接受。这种策略导致的结果是合作社的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在某些合作社，降幅甚至高达1/3。由于大多数地方干部的职位都是受惠于北京，所以为了保住他们的位置和面子，他们选择不去报告真实情况。这意味着国家的采购量没有相应减少到与实际收成相符的程度，农民因此饱受饥饿。所以，一些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怨恨、普遍骚乱，甚至暴乱的迹象。这些都在打击反革命群体的运动中被镇压。许多表示异议的人则被送到边境地区做苦工，以此来“改造他们的思想”。[21]

许多农民试图通过逃往城镇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意味着种植和收割庄稼的人手减少和城市所需的粮食量的增加。政府的回应是启用居住证和通行证，使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变得非常困难。工厂经理被告知禁止雇用农村工人，“非生产性”的工人被派往农村，以增加农村“生产前线”的劳动力。政府规定了企业的产量、工人的数量和工资总额，同时指示银行对每个企业的财务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在刚把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政府就实行了严格的工资控制，使城市的最低工资率接近农村的收入，以此来降低成本。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劝阻农民向城市迁移。

1957年8月9日，基于对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及其对工业化产生的威胁的担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入农村，参与农民的日常工作，并动员他们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这一运动，再加上极好的天气，在1958年迎来了一次极好的收成。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粮食收成被报告为创纪录的3.75亿公吨。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这个数字的产生既是由地方干部为了讨好而夸大业绩得来，也是得益于好天气和辛勤劳作。如此的夸大其词说明，宣布创纪录的收成更多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一次真实统计。这无可避免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2]

12.3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工农政府？

人们通常选择用来标志中国向畸形工人国家过渡的日期是1953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的时间。那么，在1949年至1953年之间的过渡政权的性质是什么？中国革命的现实是，无产阶级并非那个发挥领导作用的阶级。恰恰相反，这个角色是由农民承担的。这就导致站在革命顶端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的政党。不仅如此，新政权还相当有意识地培养了斯大林主义。针对这些矛盾，我们应该作何解释，又该如何确定从中吸取的教训，以及它们对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在俄国，十月革命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权力。这是通过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的大规模崛起得来的。领导这场革命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该党的政策在几乎每个城市的苏维埃中都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革命后的国家权力掌握在以工厂工人为基础的赤卫队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忠于布尔什维克。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动势就注定了当政政权必然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它被人们称为“工农政府”。

从1917年10月起，列宁一直把十月革命称作社会主义革命，即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工农政府，即便在这个阶段，财产关系还未发生根本变化。[23]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到工人国家（1918年夏天，当工业已经被广泛国有化之后）之间的过渡性政权持续时间很短，但这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必须经历的，因为他们需要确保新的政权免受帝国主义的威胁。如果全由他们自己决定，布尔什维克则会选择推迟国有化的进程。对俄国来说，工人国家意味着财产国有化、外贸垄断、国家计划经济、摧毁沙皇遗留下的国家机器（尽管列宁明确知道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根除），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国家权力必须由无产阶级持有，直到国家自身消亡）。

在俄国革命期间和之后，布尔什维克以两种互不兼容的方式广泛地运用“工人和农民政府”这一术语。

案例1：“‘工农政府’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中，并在十月革命后被明确接受。到最后，它只不过是对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称呼。这个称呼的意义主要来自于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这一思想纲领，而苏维埃政权正是建立在这种联盟之上的。”[24]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工农政府代表了由无产阶级革命向工人国家之间过渡的政权。

案例2：“从1917年4月到9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党和孟什维克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决裂，转而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党真的与干部党（自由派）和外国帝国主义决裂了，那么由他们建立的工农政府只会加速和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25]

在后一种情况下出现的工农政府绝对不会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会是一个由改良派政党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会鼓动社会党和孟什维克组建工农政府，鼓动他们夺取政权，恰恰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揭露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这一行动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并且在协助布尔什维克建立他们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政府——这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2年，在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世界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接受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国家权力转移至工农政府手中这一被视作阶级斗争的现象可能产生的结果。但是，它同时还宣称这样的政府并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因为这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而是一个可以成为建立这一专政的起跳点。然而，基于1922年的条件，这一举动并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只有一个大规模的扎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共产党才能实现这一点。[26]

直到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的创始文件公布之前，事情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下面这段话，但它是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的关键，因此值得再次提及：

“......我们不能事先断然否认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战争、战败金融崩盘、大规模革命压力等等），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派，可能会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走得比他们希望的更远。在任何情况下，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即使这种看似极不可能的变种在某个地方的某个时刻真的成为了现实。即使上述意义上的‘工农政府’确实因此被成功建立，它也只会是在通往无产阶级实际专政的道路上的一个短暂插曲。”[27]

有人声称，托洛茨基的助手之一乔·汉森（Joe Hansen）提议了在《过渡纲领》使用这种形式的文字。不管是真是假，二战后汉森研究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作品中仅仅简单提及过的可能的革命进程，即小资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形势下上台并推翻资产阶级政治和他们的经济权力。然而，汉森还考虑到了一个新的特点，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也同样观察到了这一点：在帝国主义暂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这种“革命”的过程有可能一直持续到工人国家的建立，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

汉森将第四届大会的理论探讨（即，小资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夺取政权）与观察到的事实结合起来（即，这种政权确实有向工人国家发展的可能性，譬如中国和古巴），尽管它可能在有些国家产生倒退（譬如阿尔及利亚）。所有真正的进程都需要时间，所以在推翻资产阶级军事和政治权力与正式征用资产阶级经济权力之间会有一段间隔期。这个时期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个过渡性政权：一种由工人和农民共同组成的政府。[28]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强调了动员群众来打破资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性。[29]没有群众具有革命性质的动员，就不可能有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在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的完全特殊的情况下，打破资产阶级权力的群众动员甚至有潜力迫使小资产阶级领导层完成向工人国家的过渡。也就是说，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那些所谓的落后国家中，那些下定决心改善劳动群众生活条件的领导层确实可能做到与资产阶级决裂。而中国的畸形工人国家的形成则表明，实际情况很少按照理想状态发展；相反，扭曲和变异才是常态。[30]

从1959年1月起，古巴花了大约18个月的时间才成为工人国家，并于1960年秋季进行了全面且迅速的国有化。这个过程，在“七二六”运动（The 26 July Movement）的推动下，才更彻底地摆脱了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包括取得对外贸易的控制权，实行计划经济，征用美国制糖公司的土地，并与当时的苏联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公共领域发生的。

在中国，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明确，因为当政权从一个经验性的反应跌跌撞撞地转向另一个经验性的反应时，它的官僚主义的内核促使它试图通过掩盖其既定目标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来挽回面子。毛泽东政权的最初目标是维护资本主义，但与古巴一样，这一目标在现实事件的压力下逐渐消散了。

在中国，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革命。相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斯大林政党。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最明显的起点还要属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该大会将这样一个政权归类为工农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1922年制定的规范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二战后截然不同的情况。

新民主党声称自己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但很显然，该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并且农民占大多数。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该政权的宪法和法律保护了生产的私有制，并寻求发展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是，革命的群众动员已经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工农政府的建立是对不断革命论的明确而醒目的证实；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存在着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并或多或少直接进展到工人国家的自然趋势，即使它是畸形的。

然而，在中国，新政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分析，而是阻止了这样的发展，转而呼吁与民族资产阶级维持结盟，赋予其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称的经济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保护私有工业的地位，包括帝国主义利益，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的平等利益。

尽管如此，新民主时期在开始之初，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远远超过了布尔什维克，甚至在1918年也是如此。它最初的措施是让大部分经济的关键部门，如银行业等，主要由原本为国民党服务的人控制（尽管解放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即中国银行），以此来协助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现实否定了这些举措。为了解决最紧迫、最直接的问题，中共干部的前进方向是加强国家控制和国家计划的实施。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例如，一直到三年后（1952年底），中共领导层才勉为其难地发布指示，将所有重要银行正式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控制之下。

二战后，许多先进国家，例如英国，将煤矿、钢铁和铁路等关键基础工业归入国家管控之下，好为其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投资和协调，并维持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国有化本身并不能使一个国家成为工人国家。然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无论在规模上（人口是英国的20倍）还是深度上（中国从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开始，其最先进的工业被摧毁，基本的灌溉系统也遭到破坏）都具有更大的规模。从克服饥饿到建立民族团结，从控制恶性通货膨胀到重建工业，这些任务都是如此的艰巨，且它们的不可分割性表明只有通过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定向投资才能完成。这些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采取原则上被视作社会主义的措施，朝着发展只有单脚迈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前进。

问题的出现源自于中共的既定计划与自然发展之间的冲突的结果，而事件的自然发展在任何地方都超过了毛泽东设定的限度。1927年，这种冲突以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但是这次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可能有一个两个（或更多）阶级具有同等权重的政党：在1925-27年间，国民党曾被誉为多阶级政党，但其真实性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同样的，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同时包括两个阶级的国家机器——尽管两级政府是有可能的。在中国，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基础的军事独裁政权。中国老牌托洛茨基主义者彭述之认为，“鉴于其维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基本立场，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31]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彭没有坚守他原本相对其他党的领导人而言，把实际的财产关系看作更具有决定性的一环这一立场。

12.4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的斯大林主义？

本书展示了在国际和国家范围内存在的特殊情况是如何使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率领农民军队夺取政权的：包括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今天，我们可以获取相关资料，以便我们能够重新梳理事件的进程，并证明中共高层迫于建立一个国家政权、养活中国人民和维护其权威和特权所面临的多重压力，使其走上了通往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的不归路。

今天，在历史背景下引用这些事件，我们便能够很轻而易举地回答那些介于我们长期所坚持的理论假设与事件的实际进程之间的明显矛盾。大约在1949年之前，就以下问题，领导层从未产生过任何严重的分歧：

•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成功地领导革命；这必须且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实现。
• 无产阶级只有在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 斯大林主义绝不等同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它过去是，现在也依旧是，反革命的。

当时，这些假设与实际事件之间的冲突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不幸的是，许多人，甚至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所提供的怪异答案都是基于先验的模式、主观印象和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些都取代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严谨分析。然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目的，即美化毛主义并将其呈现为一种真正的革命力量——拼命地与毛主义者抱团取暖，并试图用走捷径的方式完成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需的艰苦工作。中共和解放军的政治活力往往被高估，而国民党的解体程度则往往被低估。中共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填补了国民党垮台后留下的空缺。领导层未能意识到这一事实，因此常常导致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者，并且中国农民可能已经拥有了无产阶级意识。

后一点是作为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问题提出的：小资产阶级势力怎么可能进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这种由左派领袖人物提出的论点，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及其组建庞大军队推翻政府并建立新政权的卓越能力一无所知。太平天国革命持续了14年（1850-1864年），在中国南部取得了对大约3000万人的控制，直到帝国主义军队的介入才被推翻。同时发生的捻乱持续了17年，征服了中国北方的大片领土。我们早已就此引用过了马克思的观点，并看到他从未在这些叛乱中暗示过它们包含任何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的性质，也从未怀疑过小资产阶级领导层能否发起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和漫长的斗争。斗争的持续时长和农民军夺取政权这些事实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任何挑战。

这就引出了问题的第二部分：如果1953年10月后中国存在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并且这个政权是建立在农民之上的，这是否意味着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进行了长期内战的农民军的阶级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特征被误判了？也许是因为中国农民已经获得了无产阶级甚至社会主义意识，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武装斗争不仅是针对国民党的，而且也针对了其背后的帝国主义支持者。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明确而简单的，入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改变了他们原有的阶级性质，就此成为“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战士”。[32]在建立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之后，许多左派人士还在玩弄着这种哗众取宠的想法，认为其中可能有些什么值得参考的东西。

列宁认为，一个民主、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是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条件。一些人表明，假设这是真的，那么中共真的还会在1930年代沦为一个农民政党吗？从城镇流入苏维埃的工人是否足以维持中共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性质？其他人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即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完全可能重新变回一个无产阶级组织。

第二次中国革命失败后，从1930年左右开始，中共放弃了组建城市工人运动，继而将目光投向农村。它倾尽全力地创立农民苏维埃，随之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农民，以至于最后组织几乎全部由农民组成。来自城市的一小部分工人既不足以维持该党的工人阶级组成亦或其工人阶级的名号。与农民一起生活，与农民一起工作，从农民游击战的角度与农民一起长期作战，党的干部，甚至那些来自工厂的干部，都同化了农民，即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行动都可以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的；是毛泽东于1927年发布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中提及的政治路线的内在逻辑的延伸和延续。中共纲领的关键要素，譬如四个阶级联盟和新民主主义，都是具有阶级合作主义的小资策略。中共纲领中的让毛泽东非常引以为豪的三民主义，则直接取自由主义者孙中山撰写的国民党纲领。[33]通过这种方式，毛泽东自行表明了中共本质上就是一个小资政党，不仅因为它的农民成分，而且因为它的小资产阶级纲领。

证实中共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解放军迅速南下的过程中，它并没有试图动员城市群众参与革命行动，而是选择完全依靠农民军来夺取政权。[34]

在中共刚上台时，它声称自己有约350万党员，其中工人不超过5%。诚然，在1950年6月进城夺权之后，中共确实暂时停止了对农民的招募，转而大力招募工人。但一个政党不可能在24小时内改变其成分，尤其是像中共那样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的政党。到1951年，中共党员中6.3%是工人；1952年增至7.2%；1956年变为14%——即1100万党员中有150万工人。[35]

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党员数字是否真的能作为反映中共重新无产阶级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谈论的是这七分之一的党员，而作为新招募的党员，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格兰特指出，即使中共优先招募工人，他们也是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进行的，招募和工会化工人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控制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党的政策，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36]

另一个论点是，斯大林主义是俄国工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在这个前提下，中共的斯大林主义性质有没有可能赋予它无产阶级性质？中共不可能同时是斯大林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这一论点将斯大林主义与工人国家相提并论了。但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认为，斯大林主义与工人国家从本质上而言是对立的，它是一颗反革命的毒瘤。

在俄国革命中，只有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财产被征用了。农民、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仍然是财产所有者。苏联无产阶级则作为一个与这些因素截然不同的阶级存在。随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发展，苏联官僚机构的组成变得越来越小资产阶级化。从精神层面来说，它也几乎完全是小资产阶级化的，是一个主要关注自身特权的寄生性增长。[37]这个官僚阶层为维护自身及其特权而创造的意识形态和方法在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并被中共完全吸收，以至于到1949年它们已经成为了中共意识形态和实践方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俄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曾在1936年警告过——随着苏联的斯大林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越来越多地采用资产阶级的分配准则，他们正在准备资本主义复辟）暂时终止了这一讨论，并埋葬了任何关于斯大林主义具有革命性质的想法。是的，官僚机构捍卫了国有化的财产关系，但是是以其特有的怪异方式——维持其特权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预见到官僚机构的特权最终必然会与国有化的财产关系相冲突，那便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38]

为了避免将表象误认为现实，有必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视角将中国的社会进程视为在历史和国际背景下将第二代工人国家带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朝鲜、北越和东欧）。对中国事件的任何考虑都必须参考二战的四个主要后果：（a）世界资本主义既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时也具体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削弱（尽管这是短暂的），（b）苏联的胜利，（c）由此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暂时加强，以及（d）在帝国主义中心和各殖民地区的大规模的革命热潮的高涨。

12.5总结

对中国来说，1953年10月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为经济建设和工业化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宣布了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共最终拒绝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转而选择了一种被委婉地称为国家和私人合作的政策——夺取资产阶级财产并建立中国（畸形）的工人国家。

如果我们要提炼中国的革命经验，可以引用《过渡纲领》的以下段落来总结：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乃是落后国家。但落后国家却是帝国主义所统治的世界之一部份。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的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结合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文化。同样情形，也决定了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之政治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之最起码的成就所作的斗争，与反对那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相结合。在这一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不是分成各别的历史时期，而是直接从此到彼地迈进的。”[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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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bid. 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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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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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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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o Zedong, On the Coope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www.marxists.org.

[18]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168.

[19] Pantsov and Levine, Op. cit., p418-420.

[20] Fairbank, J.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Perennial, 1987.

[21] Bernstein, T.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9-1960,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2006, p421-445.

[22]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366 & 379.

[23] Roberts, J. Lenin, Trotsky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Wellred Books, 2007, p156-158.

[24] Trotsky, L. Transitional Programme, 1938, www.marxists.org.

[25] Ibid.

[26] Riddell, J. The Comintern’s Unknown Decision on Workers’ Governments, 14 Aug. 2011, John Riddell.wordpress.com.

[27] Trotsky, Transitional Programme, Op. cit.

[28] Hansen, J. The Problem of Eastern Europe, w.m.org.

[29] Trotsky, 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reface w.m.org.

[30] Woods, A.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49, 1 Oct 2009, w.m.com.

[31] Peng Shuzi, The Causes of the Victory of the CCP over Chiang Kai-shek, Feb. 1952, w.m.org.

[32] Hinton, W. Fanshen, Pelican 1972, p210.

[33] Mao Zedong, On New Democracy, 1940, FLPH, p362, www.marxists.org.

[34] Grant, T. The Unbroken Thread, Fortress books, 1989, p282-289.

[35] Rousset, 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umber 3.

[36] Grant, Op. cit., 1989, p282-289.

[37] Hansen. J. The Problem of Eastern Europe, Feb. 1950, w.m.org.

[38] Trotsky, L.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m.org.

[39] Trotsky, Transitional Programme, Op. cit.

第十三章: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跃进

13.1 简介

中国革命成功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究竟是工人阶级独立动员的政治障碍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替代工具的质疑，被随后发生的事件完全消除了。本章对大跃进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对农业集体化的灾难性尝试毫无疑问地确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内核。

有两个因素使毛泽东的领导风格与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截然不同。在俄罗斯，斯大林是一个篡位者，他是十月革命中扮演边缘角色的“灰色影子”，他的派系通过欺骗获得了权力，因此也只有通过大规模谋杀才能保住权力。毛泽东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尽管莫斯科的支持对于加速他的晋升非常重要，但他在中共内部被视为天生的领导人。第二个主要区别是，中共是在世界革命兴起时上台的，而斯大林政权的当权折射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失败。

随着革命的推进，毛泽东作为无可争议的领袖，可以让中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就实际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如果毛泽东确实在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上落败了，那么凭借他作为主席的权力，他可以召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吸纳他的支持者。这样的安排对毛泽东来说有许多非常积极的好处，尤其是他可以随时了解党内正在发展的不同思想路线。然而，直到由于毛泽东明显的错误判断使得政权陷入严重困难时，政治局内部才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3.2 百花齐放

当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许多罪行时，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尤其是中共政权。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刘少奇（中共政权的二把手）提议修改党章，删除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取而代之的是，代表大会强调集体领导。[1]不知道刘少奇是否对这一宣布感到高兴，因为去年10月，毛泽东利用他作为主席的权力召开了一次党中央扩大会议，并利用扩大会议中纳入的自己的支持者否决了刘少奇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所倡导的更为审慎的集体化政策。（见第 12.2.1）。

无论其宣称的意图是什么，该决议都是对毛泽东的批评。由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声浪足够强大，毛泽东不会公开抵制党章的修改。由于贬低毛泽东，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至死。

东欧的一系列起义（特别是 1953 年的东德和 1956 年的匈牙利）在中共内部，特别是在激进青年中引起了反响。毛泽东不顾刘少奇等人的建议，试图通过鼓励异见人士发声来推动一股批判潮流的发展，并于1957年2月向最高国务会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官僚特权及其专断行为的揭露和批评的猛烈程度是一个严重的震动。至夏末百花运动结束时，大约5万名左翼分子被开除出党、被学校和大学开除、解雇、逮捕、送进劳改营，并被迫放弃信仰。群众评价百花齐放运动是残酷的伎俩，是识别和消灭异己的陷阱。[2]

官僚机构并未将这些批评解读为群众要求其改变行事方式，与之相反这些批评被认为反映了资本主义思想对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影响力。这一削弱了人们对毛泽东判断信心的事件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误判。该事件也给了更加谨慎的政治局委员们更大的信心并让他们更加不信任毛泽东的决定。

斯大林主义政权本质上是独裁且不会进行自我改革的——至少不会朝着民主方向进行改革。面对这些可能威胁到党的统治的言论，毛泽东态度大变，于1957年夏天正式发动反右运动进行还击，并宣称其目的是驳斥对党的批评。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出现了强烈的反右、反知识分子运动。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毛泽东以知识分子、专家和专业人士革命觉悟不足为由抛弃了他们。反右运动被纳入经济发展计划中，成为“政治挂帅”；对党的忠诚而非专业能力决定了技术讨论的结果。[3] 在未来一段时期，这种唯心主义而非唯物主义的做法进一步扩张并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害。

13.3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1958-19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波拿巴政权，一个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基础的，并且剥夺了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的官僚化的独裁政权。斯大林从迎合富农转向强制集体化的大转变表明，这种政权可以很快从机会主义转向冒险主义。在中国，毛泽东对农民的强制集体化也证实了这一点。

农民公社需要被特别讨论是因为许多政治左派、特别是某些小资产阶级圈子和知识分子，天真地接受了公社的表面意义，并大肆赞扬它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和工业化的重要一步。利维奥·梅坦（参见第 10.5 节）就是其中之一。在仅凭印象的裹挟下，梅坦称赞公社运动的成功为：“下层人民真正有可能做出民主选择。”[4]

随着“一五”规划接近尾声，政治局内部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出现了分歧。重工业的资本投资被视为发展现代社会的关键，而农业产品则提供了必要的资助。但中国对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投资却很少。而且很明显，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将不得不大幅放缓。一方认为，如果没有物质激励，农民就不会增加生产。这种做法至少暂时意味着降低重工业的投资率。这符合该政权的承诺，即农业集体化将被推迟至有一个强大的工业部门能够提供数以万计的拖拉机、收割机和其他必要的机器。然而，毛泽东唯心主义地认为，可以通过党指导下的劝告、群众动员和公社化，说服农民增加产出，为工业化提供资助。[5]

苏联的强制集体化是一项违背农民意愿而实施的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计划。斯大林主义官僚为了结束富农对粮食生产的束缚对政权构成的威胁，纵身跃入集体化。官僚们对于如何尽量减少农民的反对并顺利过渡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考虑过。行政上的无能与对农民的不民主和根本上充满敌意的立场相关，而这种无能加剧了 1931 年春夏严重干旱的后果，并导致 1932-33 年的饥荒和 3% 的人口死于饥饿。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这样一次斯大林主义冒险——这是试图为一项过于雄心勃勃的工业计划提供资助的尝试。它的目的是通过强制动员数千万农民来克服落后造成的限制。人们相信这足以克服中国社会面临的技术、工程、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唯意志主义是公社的基础。

大跃进呼吁加大从农民那里榨取资源的力度，正如斯大林的情况一样，国家榨取的资源数量是基于中央拒绝接受生产严重短缺的事实，以及对于上报实际存在的灾难性情况的恐惧。毛泽东及其同僚应对大跃进管理不善以及由此引发的饥荒负责。当尘埃落定后，事实证明，1960-62年中国死于饥饿的人口比例与 1931-33 年苏联的人口比例大致相同。[6]之后正如1933年斯大林退让并以牺牲集体农庄为代价重新引入农民自留地一样，中国领导人也放弃了大跃进的政策并重新引入了私有地。在这两种情况下，私人农业和对政权的敌意都对资本主义的复辟有着重大影响。

毛泽东发起了一系列行动，认为意志的能动足以征服客观现实。正如中共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对公社的态度是“对历史辩证法的主观主义误解……而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物质条件的准确认识或对革命经验的充分总结的基础上。”[7]

当时，毛泽东深受小资产阶级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他将自己对物质现实的看法表述为：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8]

知识分子也被要求以类似的方式表现：著名作家巴金被要求每年写一部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并完成若干翻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激发对党的政策的热情。

让我们回忆一下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民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是大生产优于小生产。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个体农民的农业必须让位于农业集体。只有合作社经济取代个体、分散、小规模的小农经济，农民才能成为一体化、高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大农业的优越性无疑是公社最有力的客观论据，国家计委主席李富春在1955年7月就曾说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9] （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

但这一经济原则必须放在政治背景下考虑：农民参加大型单位或集体必须是自愿的。如果忽视“政治原则”，那么集体化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害，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弊大于利。

恩格斯结合了这些经济和政治原则，写道：

“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10]

列宁采纳了恩格斯的策略并将其应用于俄国革命的现实。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在大规模集体路线上和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对整个工业进行重组后，城镇才能为落后和分散的农村人口提供充分的技术和社会援助从而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力和农场劳动力的生产力，从而使得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采用大规模集体机械化农业。[11]

列宁多次明确指出，绝对禁止对农民采取强制措施——他们必须通过实际例子来说服。[12]他并没有将这一政策限制于以农村为主的国家，而且认为它们也适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3]

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过渡纲领中总结了恩格斯和列宁的集体化原则：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是一件可能的和必要的事。”[14]

中国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本应该是一种相互支持、合作的关系；毕竟，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在内战期间及之前，共产党人获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并建立了广泛的农村组织。党的领导人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福祉，至少直到1957年，中共的经济政策在采购农业资源用于发展工业时都相对克制。[15]

然而，工业投资的资源只能来自农业，而小规模农业的剩余很少。政治局同意了一项计划，将高级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单位，并于 1958年 4 月为这些巨型组织采用了“人民公社”的名称。

这样的提议在政治局看来有很多好处。在转型时期，党需要加强控制，但由于小合作社数量众多而使得控制很困难。通过将它们合并为更大、更集中的单位，地方干部能够更好地行使权力。大型公社更容易征税，控制农产品价格，并迫使农民支付工业产品的高价。干部们将更有能力制止囤积粮食、实施更严格的配给，并为国家征用更多农产品。

公社被视为最大限度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力的便利工具。通过优化分工——比如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让妇女摆脱家庭生活的苦差，下地干活：劳动力数量据称将增加三分之一。这本应将会使大量农民根据自身需要和公社要求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工作转移到另一个工作。

然而，政治局内部毛泽东和那些主张渐进进步的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斯大林在俄国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客观条件的作用已降至最低限度，而党的作用已变得具有决定性。就像斯大林，毛泽东的公开言论变得越来越冒险主义：失败“不是取决于‘客观’条件，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且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16]

在中国，大部分农业是通过极其原始的手段完成的，其中大部分仅依靠人力。但公社规模宏大——平均面积约 4000 公顷（10,000 英亩），有 5000 户家庭。如此巨大的农场与低水平的耕作技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与普遍看法相反，经过几个世纪的调整以适应特定的气候条件（包括种植适合当地土壤和气候的特殊作物），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水平很高。[17]只有普遍应用现代技术（拖拉机、化肥、电气化等）才能再提高生产力。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生产力就不会再提高；然而，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在田里劳动的农民人数来增加产量。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克服农业技术的落后；它们只会让更多的农民工作更长时间、更辛苦。

这种做法只会增加农民对公社的反对，并有降低农民生产力的风险。因此，中共对公社的政策比对合作社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强制性。中共的宣传称，中国公社是在农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成立的，但是农民大规模涌入城镇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只是谎言。

1958年4月，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嵖岈山成立。这个由27个合作社、4.3万人组成的项目被宣布为试点项目。然而，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实验，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公社之前，它的表现就会受到监督和评估；没有进行这样的评估无疑表明了该计划的冒险主义和官僚性质。

1958年8月初，毛泽东视察公社，在没有征求政治局意见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全国运动，动员中共普通民众在各地建立人民公社。公社被描述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18]即使在最大的公社，这种观点也是无稽之谈。在劳动分工国际化的时代，如果将劳动力分散到不必要的、不经济的活动中，从而对农业生产的主业造成消耗，公社主要事务的生产力只会被削弱。

这些公社是根据地理位置通过合并毗邻的合作社而形成的，因此往往是包含当地行政中心的村镇或周围的传统集市区域。公社纳入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当地共产党干部自然而然地发挥了公社的领导作用。

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五亿农民就组织成了公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何能够让农民充分了解所提出的建议？更不用说给予他们知情同意了。一切都是由法令决定的，公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是通过党干部强制执行实现的，他们完全控制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更多地是为了恐吓农民而不是说服他们。[19]农业工作周期长达数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公社如何在两个月内证明其在增加生产或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优于其所取代的合作社？ 

中共的理论月刊《红旗》描绘了公社制度带来的好处的美好图景。1958年8月刊指出：“公的涵义：它是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形式，而且还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它逐步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自留地、私有小片林木、私养牲畜等逐步消失。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不幸的是，共产主义的这些萌芽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计件工资制度中。[20]公社成员们被允诺提供食物、衣服、住房、生育护理、教育、医疗、婚礼、葬礼，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可以理发，但质量问题却被置若罔闻。[21]

这样的画面或许能让驻扎在公社地区的共青团员信服，但相信绝大多数农民会在八周内被这种说辞说服去交出他们的土地、工具、牲畜，甚至锅碗瓢盆等个人财产就太荒谬了。

1958 年风调雨顺，收成接近创纪录的水平。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将惊人的收成归因于公社作为一种优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事实上，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幅增长并不是公社的成果。公社直到1958年初秋才开始普及。小麦在六月中旬收割，早稻在七八月间收割，而在夏季种植的棉花在公社成立时已经成熟，可以收获。因此，公社最多只是收获合作社种植和照料的农作物。

13.3.1 后院炼钢

美国持续的贸易禁运（直到 1971 年才结束）意味着建筑和其他用途的钢铁供应非常短缺；除了最重要的项目之外，要获得钢铁用于任何其他项目，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拒绝放慢重工业的发展，他呼吁公社建立各种工业，包括使用微型高炉生产供当地使用的钢铁。负责高炉建设和运营的中共干部被赋予了他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知识的任务。[22]

直到1957年，冶金工业部的战略一直是建立一个由14家现代化中小型冶金厂组成的网络，这些工厂可以快速建设，利用当地的原材料资源，减轻当时中国由交通系统薄弱所带来的生产压力。该策略被西方专家评估为存在严重的环境缺陷（烟雾排放），但可以实现工业部宣称的生产目标。

1957年，以批判知识分子和专家为主要内容的反右运动变得尖锐起来。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警告党的政策可能导致问题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被降职或解雇。专家的建议遭到拒绝，微型平炉高炉的建设和运营成为公社的额外负担，除了在田间劳作之外，还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繁重劳动。

中国的一些地区，如四川和湖南，有着长期的高炉运营经验，在过往都满足了当地需求，但这些区域相对全国却很少。1958年9月，毛泽东参观了安徽一家土造小型钢铁厂，印象深刻，号召开展群众性炼钢运动。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23]

到1958年底，据说已建成微型钢厂多达60万座，涉及人口达90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由村里铁匠等缺乏经验的当地工匠匆忙建造和操作的土造高炉。对建筑材料的争夺不遗余力。就连标记埋葬毛泽东父母位置的那块石头也被拿走了。然而，传统高炉并不简单。高效的运营需要经验，而经验只能通过长期的学徒期才能获得。[24]

公社的规划非常仓促，经济地理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例如，福建省的一个公社预计要建设一座年产2000吨的炼铁厂——但该地区既没有铁矿石，也没有石灰石。这个公社只有1700公顷（约4,000英亩）农田，却需要密集地种植水稻和蔬菜来养活4万多人。尽管由于自然条件不利从未种植过棉花，公社仍被指示留出近70公顷耕地用于棉花种植以满足公社成员的衣物需求。[25]

在这种情况下，锅碗瓢盆被当作公社炉子的宝贵原材料来源。干部们认为，因为公社成员们要在食堂吃饭，因此家庭不再需要炊具。1968-70年担任英国卫生和社会服务部劳工部长的理查德·克罗斯曼 (Richard Crossman)在大跃进期间访问了中国，亲眼目睹了这些荒谬的事情：

“在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五位老太太围成一圈，就问她们在做什么。有人告诉我，‘那是滚珠轴承部分。’果然，一根细铁棒被切成了一厘米厚的片，每个老太太都在用研杵和研钵把一片片磨圆，而几个男孩则在打磨成品。” [26]

这种情况在中国各地都在发生，另辟蹊径但同时增加产量的努力意味着产品质量普遍令人咂舌。比如根据报道，为了实现目标，煤矿工人正在向卡车装载碎石。

据称，到年底，钢铁产量已超过1100万吨。毛泽东很高兴，因为他费尽心力创建的官僚机构使他脱离了现实。事实上，他催促农民建造的小高炉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几乎所有生产的钢材质量都很差，根本没有用处。当时的中国宣传杂志对群众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伴随着热情洋溢的报道的照片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在西方，只有对炼钢技术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这一点。

随着公社土造高炉彻底无用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失衡，1959年的钢铁产量目标逐渐从3000万吨减少到2000万吨，再到1300万吨，最终减少到1200万吨。 《北京日报》的一篇社论（1959年1月20日）指出，“凡是举办钢铁生产公社成本过高的地方，应迅速停止经营，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领域”。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及其巨大，而此时正是其他地方最需要这些资源的时候。

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派去从事钢铁生产，而牺牲了收成。幸运的是，天气很好，收成很好，但收割工作主要由老人和儿童进行，因此造成了延误和缺陷。由于干部减产粮食以满足国家其他的采购指标，导致丰收的同时，城市里却出现了粮食短缺和排队现象。[27]

官僚机构相信，由于公社化，1958年的粮食收成异常好，因此这种改善有望继续下去。结果之一便是尽管煤炭开采、发电、化工厂和冶金厂的大规模扩张导致非农村劳动力的粮食需求大量增加，1959年收获时分配给粮食作物的土地大幅减少，而棉花等其他作物的土地增加。

13.4 庐山会议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

1959年7月，中央召开了如今著名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称人民公社为“少数人主观愿望的结果，并不反映农民群众的愿望”。这一对公社的批评反映了农民对公社的批评，实际上挑战了大跃进的基础。毛泽东将此称为“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立即被林彪（毛泽东的门徒）取代，那些支持彭德怀的人被撤职并从公众生活中消失。[28]

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秋冬季，以刘少奇、邓小平（中共总书记）、彭真（北京市长）为首的党的领导层发起了极其严厉的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在 1960 年春天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坚持不懈地推动了这场运动，其目的是保卫公社并压制公社的批评者。[29]那些对大跃进表示怀疑的人被清除出党，而那些支持更加谨慎的做法的干部则受到公开谴责。当然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小小的让步：包括指示公社确保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口粮，并且成员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获得现金工资。这些让步被认为足以安抚农民，使公社的扩张得以继续。但这些让步是基于公社将加速农业生产的增长的假设做出的。[30]

公社制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然而1959年中国遭遇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但由于反右运动，地方干部不敢如实反映，几乎无一例外地反映农业指标超额完成。事实上这一年的收成几乎是一场灾难，但大量的努力仍然浪费在无用的高炉上。[31]

1959年，西北大旱，南方暴雨，造成了严重洪涝。安徽、甘肃、四川等省遭受饥荒威胁，到了1960年初，歉收已达到全国性灾难的程度已是不争的事实。到1960年，天气更加糟糕。首先，一场可怕的干旱席卷了整个国家，随后又发生了大范围的洪水和台风——这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到不足1.5亿吨。由此引发的饥荒可能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正如莫斯科拒绝接受1931-33年灾难的严重程度并继续推进其采购计划一样，北京也是如此。当一切都取决于来自官僚集团中央的指挥时，可能会产生可怕扭曲的情形，而这场造成多达2000万人死亡的饥荒就是一种极端形式。

1960年的收成是一场灾难，但由于试图通过基于严重夸大的报告的国家采购水平来维持工业增长，后果更加严重。中国政府的举措毫无疑问地表明农业日益困难的原因不仅是天气，组织和技术问题也是不可推脱的原因，并且反而可能是更重要的成因。[32]

在公社里，饥肠辘辘的农民们正在提出自己的批评，他们的批评不仅针对未指明的“上级”，而且针对毛泽东本人。中共领导层无法再掩盖灾难的范围，现实情况的严峻已经被广泛意识到。 1960年至1963年间，这些公社非但没有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反而迫使中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粮食。1960年7月，周恩来试图将遇到的问题归咎于当地干部行为未经授权，超越职权。

出于自保，毛泽东将反右运动扩大化：“目前主要危险来自于一些干部的右倾思想的增长”，各级党委“必须坚决批判和克服这种思想”。[33]

毛泽东将反右运动引入公社，理由是如果党员提供更直接、更坚定的领导，大多数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党的干部被要求“深入群众”，即减少坐在办公桌前的时间，重新融入公社的工作团队，以提供更直接的监督，镇压异见，增加农业生产。这是北京试图重新确认其对因大跃进失败而严重受损和迷失方向的党机构的控制。

然而在灾难性的歉收之后粮食供应必须尽快被恢复。其基础是恢复对农民更大的物质激励。 1960年11月，政治局经由周恩来之手起草了调整农业政策的紧急措施：人民公社十二条。表面上一切都将保持不变，但在所有重要方面都会回归合作社。中央公社管理的权力被严重削弱：生产单位有权根据土地的土壤条件进行种植和劳动，牲畜和农具现在由生产大队全权拥有、保管和使用。

正如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土地和牲畜的个人所有权得到恢复，自由市场也得到复兴。合同制度被引入，个人家庭承诺向国家交付一定的收成配额并向公社支付一定的费用（限制在 10% 左右），从而获得土地。这是公社制度的丧钟。农民可以自由出售自留地的产品（猪、羊、鸡、鸭和其他牲畜）并恢复家庭手工业（家庭编织、养蜂、捕鱼、狩猎和采摘）。受人唾弃的公共厨房和托儿所大多被废除。

大跃进的基础已经崩溃，农民的日常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农业生产模式。到 1961 年仲夏，大约 5% 的土地被私人耕种。一年后，20%到30%的足以克服粮食危机的土地被返还给农民。[34] 1962年3月，随着私人市场和私人种植接近全面恢复，周恩来宣布党希望私人手工业能够长期持续下去——这些含混不清的词语希望表明这些变化是被预见和计划的。

到1962年底，一些省份的私人收成大于公社，到1963年初，农业生产几乎恢复到公社成立前的水平，到1964年，至少在贵州和四川，私人土地多于公共土地。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方法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他的地位受到严重损害，他被迫保持沉默，直到1962年7月初，他在自己的支持者中召开了一次会议，打算终止他认为恢复了土地私有制的合同制并且彻底停止刘少奇、邓小平的行动。[35]

在1962年7月中旬至8月底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对刘邓之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将承包制称为“资产阶级的”，导致腐败、投机、盗窃和高利贷卷土重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因此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毛泽东正在集结他的力量并准备清洗他们。

13.5公社中的劳动，生活与死亡

公社的目的是增加生产，尽快积累中国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当然，也是为了满足庞大官僚机构的花费。广大农民的生活条件恶化——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工资持续被拖欠；摆脱家庭责任的妇女被安排从事与男子同样强度的工作（每天在田里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同时保留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公共厨房提供的食物既不够充足，质量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健康状况恶化，经常生病，而药品又极其短缺。虽然多达75%的妇女参与农业生产，但只有5%的儿童能够进入获得批准的托儿所。[36]

一般来说，公社的官僚只是简单地传达上级的指示。拥有一种技能的人经常被分配到需要完全不同技能的工作——一辈子务农的农民被分配去冶炼铁。那些熟悉一个地区的地形和土壤条件的人被送到其他地区工作，而他们对这个地区和农业条件都陌生。农民队伍会被随意转移到其他职责，甚至转移到其他公社，尽管因此公社可以进行大型灌溉和建筑项目，但收成依然可能会减少。很多时候，当一个生产大队被派往不同的地方工作时（有时长达六个月）他们的工资和或者所花时间的补偿会在一些官僚机构内部的混乱中消失。然而，对于许多年轻女性来说，她们是欢迎远离幽闭恐怖的家庭纪律的，她们更喜欢与年轻男性并肩生活。

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因为上头下达了太多与现实不符的命令，比如设定完全不切实际的生产目标并在迫使农民做艰苦的劳动后没收粮食。最后，干部还享有特权，例如在严重短缺时期获得额外的食物。 [37]

对农民的集约化和剥削到了极致便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怨恨和反抗，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59年和1960年的农业失败，对这些反对持续的监管和严格的控制也因此绝对必要——这就是为什么公社从一开始就组织起来民兵风格的纪律被委婉地称为“以集体方式生活”，或更准确地说“像打仗一样工作。”[38]

13.5.1 公社的饥荒

饥荒是大跃进的标志之一，1960年农村死亡率从每年每1,000人中11人跃升至28人以上。[39]例如，河南的人口增长率出现逆转，从1958年的千分之20.46下降到1960年的-25.58。[40]直到1980年，中共才承认大饥荒期间至少有2000万人被饿死。[41]

这场饥荒是由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可能更重要的是）官僚制度本身共同造成的。官僚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并坚持在高炉上进行大量不必要的工作，但第三个也是重要的因素是反右运动吓坏了下层官僚，导致他们夸大了收成好向他们的上级交代。八月下旬和九月，毛泽东本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自吹自擂的省级报告，称国家粮食收购已经完全满足并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毛泽东下令出版和散发这些谎言，并附上对“右派”进行猛烈攻击的评论，进一步增加了下级干部的压力。国家根据这些虚假数字采购粮食是饥荒的主要原因[42]

源于上级对农村干部的巨大压力的“浮夸风”是大跃进的一个特点。反右倾运动猛烈批判右倾、保守、“资本主义”思想，迫使干部竞争性设定目标。公社领导人竞相许诺令人难以置信的产量。这个目标可能会升级到荒谬的——每亩几千斤万斤（1000斤/亩=2500公斤/公顷）。[43]

伯恩斯坦引用了毛泽东时代后的短篇小说《黑旗》中的一段对话。这本小说声称报道了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拒绝遵守邻近公社的根本不可能的每公顷 3万至6万公斤产量的承诺：

“米书记[县委书记]通过扩音器吼道：‘好啊，丁敬忠[公社书记]，你哑巴了吗？你什么都没说’。所有人都转向丁敬忠，他满脸通红，紧张不安，撕着纸片......丁敬忠对着话筒平静地说：‘我们公社已经讨论了我们的计划。今年我们将努力实现每亩800斤（2000公斤/公顷）的产量。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每个人付出大量的努力。’但似乎没有人理解这一点。扩音器没声音了。过了好一会儿，米书记终于说：‘注意。你们都听到了吗？’喇叭里传出愤怒的声音：‘是的，我们听到了。’米书记又说：‘我们该怎么做？他们是往前跃进还是开倒车？他们是在故意搞破坏吗？’有更多的喧闹声。‘他们是在搞破坏。我们和他们势不两立。我们要让他们去见阎王爷！’当丁的一个支持者支持他的时候，公社书记的助手孙就感叹道：‘那个人不是群众。他是一个大右派，一个极右派！’最后，就像劣币驱逐良币，坚定的英雄被清洗了。”【编者注：根据英文译文译出】

尽管该国部分地区初步出现饥荒迹象，但整个1960年政府仍坚持努力维持工业增长。但1960年的农业产量远低于1959年，工业的努力也因原材料和粮食的短缺而崩溃。年中苏联突然撤回援助大大加剧了这一问题。 [44]政府被迫遏制重工业的扩张，增加对轻工业、手工业、家庭商业活动和农业的援助。毛泽东呼吁官僚减轻对农民的压力，但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他从未承认其根本问题是系统性的，也从未放弃大跃进背后的唯意志论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45]

13.5.2 公社中的妇女

在大跃进之前，中共允许传统的父权关系在村庄中继续存在，甚至建立了强化这种关系的机构。新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使贫中农重新分配了土地，并减少了地租和赋税。随着父权家庭结构得以延续，贫中农实际上成为了自己家庭小地产的家长。当这些农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合并为互助小组，小合作社和大合作社时，这一过程是在现有结构和先前存在的男性亲属群体的基础上进行的（妇女结婚会离开成长的村庄，因此往往孤立无援），这使得传统的家庭和父权结构得以持续存在。妇女对农业劳动的参与可能已大大增加，但她们被带入生产过程的条件增加了她们作为动产的价值，但并没有让她们对自己的生活甚至劳动成果有更大的控制权。[46]

在支持公社的宣传中，我们发现大意如下的说法：“公社把陈旧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外壳犁碎了”，公社“加速了妇女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并）开辟了文化发展的新途径”。这些说法是指妇女从封建或父权制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问题是：“公社是否真正实现了妇女的这两种解放”？

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那些造福中国妇女的巨大积极进步举措。从1927年起在苏维埃和解放区，以及1949年以后在全国，妇女被承认：在法律上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有继承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参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自由、同工同酬、结婚和离婚自由（士兵的妻子除外）。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在农村地区还远未实现。公社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吗？

许多妇女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ACWF）等妇女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并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如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公社成立前几年完成的，并不是公社成立的结果。

对于女性来说，大跃进的第一年充满了希望。今年春天，女性和男性都开展了扫盲运动，据称，几乎所有16至25岁之间的女性都学会了读书和写字。重要的是，他们还与直系亲属和家庭以外的人交谈。据称，大跃进在炼钢（真实）和驾驶拖拉机（极不可能）领域为女性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但代价是大多数女性的日常工作量急剧增加。[47]全国妇联和党的领导层确实指示农村干部对怀孕妇女给予特殊照顾，例如给她们分配较轻的工作。公社还被警告要限制怀孕、产后和经期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和工作天数，但违反规定往往比起遵守这些规定更受人尊重。[48]在一些特别活跃的公社，基层妇女干部会组织妇女一起缝纫和洗衣，以及组织妇女到敬老院和新设立的生殖健康中心工作。

在启动公社时，宣布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将妇女解放出来从事生产劳动，因此，据称家务劳动将通过食堂、托儿所和公共洗衣房实现社会化。1959年，《人民日报》称，几乎100%的农村妇女在公社中从事农业或其他生产劳动。同时，鼓励妇女参与公共和政治事务：妇联将协助培训妇女，以便在每个合作社任命一名妇女主任或副主任，在每个生产队找到一名妇女主任或副主任。在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和控制委员会中，女性成员、女性副主任、女性技术人员和女性簿记员每年都要增加和提高。[49]

一个重要的创新是，公社将工资直接支付给挣钱的人（不分年龄和性别）。这打破了把钱交给户主或妇女的丈夫的传统，并对父权制进行了打击，即使妇女立即把工资交给了户主。有偿就业的妇女人数增加了，但当妇女加入劳动大军时，她们发现自己被分配到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而男性所做的工作的工资率较高，其依据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当然现在也有人声称，党干部故意将“妇女工作”（无论其性质如何，对智力或体力的要求有多高）的工资率定得比“男子工作”低。

在毛泽东时代，干部对村民的虐待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代中期的土地、劳动力和工具的集体化大大增加了地方干部的权力。1957年百花运动后的反右运动，使一些狂热的干部在大跃进初期成为了地方暴君。为了让妇女最大限度参与劳动建造了食堂和托儿所，且干部迫使村民放弃在家做饭并把孩子放在托儿所里。但食堂和托儿所往往不够用，结果是妇女不得不在田间长时间工作，然后又在家里工作，只是为了完成分配给她们的任务。[50]

中共在物质文化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强行以集体生活取代家庭生活，给许多农民妇女带来了苦难。公社运动变成了强制行军，在公社厨房上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被凸显出来。干部强迫大家到食堂吃饭，甚至在部分极端情况下还会被迫拆除家里的炉灶——这导致孩子、老人和病人没有热水或取暖。公社没有给个人发放口粮，但食堂质量很差，食物也不够。许多食堂没有天花板，农民就在露天吃饭，或者在雨天和寒冷的日子里带回家吃饭。但干部们却无耻地在单独的小食堂里吃饭！[51]

如果说比起食堂托儿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托儿所里的情况更糟。人们很少考虑建立和运营托儿所的成本。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掌权后不久，他们试图引进托儿所，但发现“建设、设备和维护成本非常高”，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可以提供的托儿所数量。[52]在中国，这意味着许多孩子被挤在没有托儿所设备的临时小房间里，由不识字的老人或裹脚的妇女看管。这样的孩子怎么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呢？在离家较远的田地里劳动的母亲无法给孩子喂奶，回到家里看到的是心烦意乱、肮脏和饥饿的孩子。我们只能想象这些妇女的精神痛苦；人们常说：“母亲虽身在田野，心却在家。”[53]

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参与社会生产的妇女是什么情况？在许多公社，“与男人平等”意味着在农场、水坝、公路、矿井和工厂上12和14小时的轮班。1957年末及1958年，许多孕妇因睡眠不足、流产和疾病而痛苦不堪。在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监督，儿童也会受伤甚至死亡。[54]公社的主要目的不是彻底解放妇女，而是为农业调动最大的劳动能力，正是这一点把农村地区的妇女从家里赶出来，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妇女从家庭奴役中被丢向社会奴役，这往往是由妇女干部驱动。

到1960年，公社显然不会成为妇女平等的道路。在大跃进期间，反右运动意味着专业知识被轻视，蛮干则受到青睐并通常会被给予更高的工资。最常由妇女从事的社会劳动——比如在公社厨房——被用作对违反某种规则的“坏分子”的惩罚，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劳动的地位。党豢养的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性别平等得被推迟到女性能够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劳动，即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时。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被视为使女性能够做男性的工作，而不是质疑男性工作的所谓优越性和性别陈规定型观念。[55]

公社被认为是对封建家庭的一次大规模攻击，为妇女提供了地位和收入更高的新角色（但仍低于男性），并使家务劳动的某些方面社会化。然而，到了1960年，中国的报刊上充斥着各种文章，目的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化的家务劳动，而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家庭生活正在被破坏的恐惧。为了消除大众（男性）对妇女进步的忧虑和怨恨，出现了大量关于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家庭也是必要的理论作品。[56]

大跃进的失利及失业率上升意味着对妇女采取新的、极其保守的路线。妇女再次被劝说回到家里，为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守住家。模范妇女不再是斯塔汉诺夫式的工人，而是给衣服打补丁以使其持续十年的家庭主妇，党的杂志上有“如何选择丈夫”等文章。其结果是包办婚姻、彩礼和婚宴的大规模回潮。

随着百花运动的失败和反智主义的兴起，妇女政策的重点从实现平等和从父权压迫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接受只有忠于政权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计划才能实现妇女解放。因此，有人宣称解放的基础已经在法律中存在，而妇女被告知要把她们的精力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作中。中国领导层现在鼓励妇女平衡家务和生产性劳动，并重点关注前者。

公社确实给妇女解放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最初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的举措，例如扫盲运动，例如公社内转向更多的个人权利（例如向个人支付工资）。这些确实提高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地位。但该项目的官僚主义和冒险主义性质意味着它注定会失败，并最终让女性地位倒退。随后向合同制度的转变将权力归还给家庭，并增强了父亲和丈夫对女儿和妻子的权威。食堂和托儿所可能受到人们的憎恨，但它们的消失意味着妇女家务劳动的增加。合同制度至今仍然存在，尽管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调整，其中大多数进一步削弱了妇女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力。例如，中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重新解释《婚姻法》和《离婚法》，从而使得无法以自己名义出具土地契约的妇女在离婚时将失去一切。该女子面临的问题是，该房产证很可能已交给她的丈夫，并由其家人保管，但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却消失了。由于中国没有中央土地登记处，因此财产契约至关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妇女发现自己本应属于她们的土地被抢了。

随后，这种做法悄然进入城市，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现在的习惯是，即使妇女做出了主要贡献，住宅也只登记在男子名下。1950年的《婚姻法》赋予了妇女平等的权利，但在2011年，最高法院裁定，财产属于房契上的人。即使在那25%的（城市）案例中，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费用，并且两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房契上，男方的名字也排在第一位，因为他被认为是对财产有更大利益分配的“主要贷款人”。[57]

13.5.3 公社的民主

中共对党内民主的看法来自于1930年代的俄国，因此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外，毛泽东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领袖。1962年，可能是反映了政治局内部的情况，毛泽东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党执行他的指示，无论正确与否，除非在“大家都不同意我的意见”的特殊情况。[58]

在领导层之外，党员能期望的最好的情况就是当出现问题时，领导层与干部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做出决定。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也是如此。鼓励后者参加公社会议并发表意见，但只是为了确保反对派暴露出来，并微调“路线”，使其更有效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任何一级官员都不能自由选举，不能被罢免，也不能获得平均工资。中国国家的官僚机构是被任命的，工作不透明且在收入和地位上享有特权。

乡镇委员会的选举也遵循同样的一般模式。村长或公社党委书记（通常是由党的领导层选定的同一个人，充其量是由党支部批准的）将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其中总是以党的干部为主。农民经过多次的程序后对这种选举很熟悉，他们很清楚，他们唯一的权利是批准而不是反对候选人的名单。[59]公社的管理是对民主的侵犯，一切都由官僚的命令来决定，其结果是农民变得越来越疏远，政治上越来越消极。曼宁在访问中国村庄时，似乎证实了小组长等职位优先分配给当地党政领导的亲属。[60]而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回忆起大跃进是一个“快乐”的时代！曼宁还透露，普通农民在四十年后仍然很痛苦，他们指控这些领导人在饥荒期间从村里的商店偷米，虐待和殴打农民以维持纪律，确保当地党的高层享有特权（包括从未偿还的公社的无息贷款）。

干部必须忠实地执行党的指令（无论是否受欢迎，是否可行），如果党的政策失败，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干部的困境和对他们创新能力的真正考验是他们能否遵循《人民日报》的指示——干部既不能“不请示就改变党委的决议”，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就照章办事”。我们需要有创造力的、灵活的、足智多谋的官僚；而那些僵化的、不灵活的官僚会被赶出党。

干部被指派到他们的岗位上，而不是由公社成员选举产生，他们的工资是由国家支付的，而不是与农民商定的工资，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和关注以及对当地资源的优化利用没有什么个人或物质利益。作为国家雇员，他们的回报来自于对中央政策的忠实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和人民对公社人员的真正监督就无法维持，公社的业绩就会严重扭曲。[61]

13.6总结

大跃进和公社的现实是中共的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本质无可争议的证据。但没有人比那些看不到的人更盲目：事件发生后，当鲁塞掌握了事实时，他继续为公社提供半心半意的辩护——公社的本意是好的，但中共却贪得无厌，在“初步成功”之后，政府承受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导致了混乱和失败。[62]

公社的真正教训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工人民主，尤其是因为它可以使中国人民免受大跃进和公社造成的浪费、痛苦和饥荒。集权的官僚机构无法决定生产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和低效。中央计划经济只有在各级工人受到监督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转。工人民主、工人控制和工人管理对于确定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最佳目标和有效运作至关重要。工人们也是消费者，他们对确保计划在各个层面上有效运作有着物质利益。官僚们只关心完成他们的指标，而不考虑产出的质量——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奖金并保住自己的职位。[63]

大跃进和公社已经证明，官僚机构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要的社会阶层，而且很快就成为了障碍。这清楚地证实了托洛茨基1939年10月发表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对官僚机构的分析。托洛茨基解释说，苏联官僚机构没有历史目的——它是苏联在极度落后和孤立的条件下堕落的产物。他认为，苏联境内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最终将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不进行政治革命来消除官僚机构，很有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而且官僚机构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可能性就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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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enin, V.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1st Congress of Agricultural Communes, 4 December 1919 CW 30:195.

[12] Lenin, V. Report on Work in the Countryside, 23 March 1919, CW 29:198-215.

[13] Lenin, V. Preliminary Draft Theses on the Agricultural Question. June 1920 CW 31:152-164.

[14] Trotsky, L. Transitional Programme, w.m.org.

[15] Bernstein, Stalinism … Op. cit.

[16] Stalin, J, (1934) Report to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on the Work of the CC of the C.P.S.U.(B.) w.m.org.

[17]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145.

[18] Red Flag,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mmunes, No. 8, Sept., 1958.

[19] Peng Shuzi, A Criticism of the Various Views Supporting the Chinese Rural People’s Communes, Aug 1959, w.m.org.

[20] Dutt, G. Problems of China’s Rural Commun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 1963, p112-136.

[21] Red Flag, Op. cit.

[22] Lippit, V. The Commune in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rn China, 1977 3(2) 229-255.

[23] Wagner, D. Background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Iron and Steel, Curzon Press. 1997.

[24] Harris, N. The Mandate of Heaven, Quartet Books Limited 1978.

[25] Dutt, Op. cit.

[26] Crossman, R. New Stateman, 28 December 1958, p6.

[27] Harris, N. The Mandate of Heaven, Quartet Books Limited 1978.

[28] Dutt, Op. cit.

[29] Bernstein, T.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9-1960,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2006, p421-445.

[30] Dutt, Op. cit.

[31] Ibid.

[32] Ibid.

[33] Bernstein, Mao Zedong… Op. cit.

[34] Dutt, Op. cit.

[35] Pantsov, A. and Levine, S. Mao, Simon & Schuster, 2012, p480.

[36] Duncan, J and Li, P. Women and Land Tenure in China, 2001,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37] Dutt, Op. cit.

[38] Bernstein, Mao Zedong … Op. cit.

[39] Ibid.

[40] Manning, K.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Woman-Work: Rethinking Radicali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dern China, 2006, 32(3)349-384.

[41] Pantsov and Levine, Op, cit, p475.

[42] Bernstein, Mao Zedong … Op. cit.

[43] Bernstein, Stalinism, … Op. cit.

[44] Harris, Op. cit.

[45] Bernstein, Mao Zedong … Op. cit.

[46] Johnson, K.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3.

[47] Crook, I.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Sociology, 1966, p244.

[48] Manning, The Gendered … Op. cit.

[49] Kyung Ae Park,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1990 14(4)747-774.

[50] Manning, The Gendered … Op. cit.

[51] Peng Shuzi, A Criticism of the Various Views Supporting the Chinese Rural People’s Communes, Aug 1959, w.m.org.

[52] Borge, T. Women in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Pathfinder, 1982.

[53] Peng Shuzi, A Criticism … Op. cit.

[54] Manning, The Gendered … Op. cit.

[55] Leader, S.G. The Emancipation of Chinese Women, World Politics, 1973 26(1)55-79.

[56] Ibid.

[57] Fincher, L, Leftover Women: The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Zed Books, 2014.

[58]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61.

[59] Peng Shuzi, A Criticism … Op. cit.

[60] Manning, K. Marxist maternalism, memor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Review, 2005 5(1)81-108)

[61] Shue, Op. cit.

[62] Rousset, P.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 Maoism and Popular Power, 1949–1969, links.org.au.

[63] Weston, F. China: Communist or Capitalist, 2010, w.m.com.

第十四章: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4.1简介

第二件给全世界的政治左派带来了冲击的重大事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GPCR）——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本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广泛描述为青年人对党内顽固派的反抗，如果那些老顽固派自豪地称自己为斯大林主义者，那么与他们作斗争的青年（及其毛派支持者）怎么能不算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呢？

然而，如果不将红卫兵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由毛派发起、支持、指导并最终结束的现象，就无法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与1968年5月至6月在巴黎竖起路障的学生革命热潮截然相反，后者激励了法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并差点推翻了戴高乐将军政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政党，在对毛泽东冒险主义政策的反对变成了一致企图将毛泽东赶下台的紧要关头时，民主的门面就被抛之脑后，随之而来的是毛派发动了大革命，从物理上消灭了走资派， 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1]

本章将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内部缺乏无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就像在俄罗斯一样，关于如何推动中国前进的深刻分歧是通过武力屈服失败派系来解决的。然而，毛泽东在彻底做好准备之前，就将被迫发动攻击，剿灭他的老共产党同胞。但其结果是，他的政敌（至少在某些地区）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组织防御，导致斗争有时表现为内战。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死亡人数有各种估计，从75万到300万不等。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反对者发动了一场半军事政变，推翻了他指定的继承人“四人帮”，并将他们判处长期监禁。当最终尘埃落定时，是毛泽东的对手赢得了这场斗争。

14.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4.2.1 毛泽东准备文化大革命

公社和大跃进的失败对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造成了沉重打击，让他的反对者认为是时候公开批评他的政策了。1962年2月22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彭真呼吁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刘少奇声称经济困难三分是天灾所导致的，七分要怪于党内工作的严重错误和过失。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刘少奇和彭真表面高捧毛泽东，实则公然为他树立起一个被剥夺了所有实权的象征性傀儡。

毛泽东的威望受损严重，被迫向大多数人低头，但他并不准备退休，而是立即开始在党内重建自己的基础，准备反击摧毁刘彭集团。尽管毛泽东暂时脱离了政治前线，但他仍然是政权的代表，在党内拥有相当大的正式权威，在军队内也有基础。林彪作为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和国防部长，将在毛泽东夺回权威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他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的反应与刘少奇和彭真的相反，并开启了一场旨在将军队变成毛派堡垒的运动。他美化了毛泽东，并出版了第一版“红宝书”。在几年内战线演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

在刘少奇和政治局的治下，中国度过了一段经济宽松期：在公社，允许拥有自留地，鼓励私人服务贸易，诸如修补或修理。然而，在刘和他的同僚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与之前的时期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当知识分子被告知他们可以扩大研究范围，甚至包括政治和阶级斗争时——但有明确的条件，即党的权威不得受到挑战——他们仍为百花运动的经历感到害怕，无法做出回应 。正是党内高层知识分子更好地理解了新政策的意图和局限性，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冒险的言外之意的批评。

滕代远（《人民日报》编辑，1952-1957年，北京市委委员）周围的一个团体，其中包括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和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真的支持下，他们发表了多篇批评毛泽东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领导的文章。他们将批评隐藏在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故事和戏剧中：例如其中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廉洁官员海瑞因批评官僚弊端而被皇帝免职——这指的是毛泽东因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而罢免他。当时还不可能在报刊上公开或直接批评毛泽东，例如为了评价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滕代远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了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谴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反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滕代远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大胆，最终他宣称毛泽东的著名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是……“空话”。[3]

北京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呢？1961年5月，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以决定可以从大跃进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研究重点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中央指示的指示和指导。滕代远被任命负责领导调查。他的研究结果将这场灾难直接归咎于大跃进战略本身。毫无疑问，中央不假思索地收到了太多虚假报告，发布了太多相互矛盾的指令，并忽视了少数试图报告现实情况的人。 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归咎于政治局和毛泽东。[4]尽管这些批评很尖刻，但它们是针对毛泽东和他的唯意志主义政策，而不是使得这些政策产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

1962年9月的中央会议一致同意，要对普通干部在大跃进期间犯下的错误和过激行为进行整顿。这样的运动本应按照预期对毛泽东造成巨大的损害。然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的影响，领导层需要对党内基层的情况进行评估。党员通过通常的官僚渠道提交的报告不太可信，因此，受到信任的人被派往各省隐姓埋名地工作，根据他们的经验起草报告。

在编写证词的过渡期间，毛泽东表示支持整风运动，并于1963年12月先发制人地猛烈抨击艺术和文化会宣扬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意旨，因此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泽东表面上与刘少奇集团达成一致，后者也希望控制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批评。然而，1964年2月，毛泽东扩大了攻击范围，贬低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强调明朝仅有的两位不错的皇帝几乎不识字，并称“书念多了要害死人。”[5]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开始攻击《中国妇女》杂志主编、刘少奇的盟友董边及其编辑政策，因为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对她的具体指控是，她强调诸如爱情、婚姻、家庭等利益，而忽视阶级斗争。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意味着她被免职。对董边的攻击是对从大跃进的政策中下令撤退的派系进行公开攻击的开始。这应该被视为同后来更广为人知的，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对吴晗的攻击一样重要的事件。

从农村收到的报告令人深感担忧；腐败现象再次泛滥，许多中下干部卷入其中，人们普遍对党产生不信任，甚至怀恨在心。 1964年底，中央同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从经济上、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清理党内），其重点是打击党内腐败，并重新整肃风纪。然而，1965年1月，毛泽东单方面发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纲领从而占得先机，将其变成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全面运动。选定的目标是中央委员杨献珍（中央高级党校校长），他在1958年下乡后写了一篇文章，声称大跃进代表的是一种服从意志和抛弃客观规律的理论。杨是一个精心挑选的目标，他与刘少奇有紧密的联系，而以上述理由对杨进行攻击，有效地压制了对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

然而，国际层面的事件将迫使毛泽东比他计划的更早发动反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政党，拥有三百万党员和一千万同情者。毛泽东曾多次邀请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迪特（D·N·Aidit）访问北京，并说服艾迪特采取与苏加诺政府合作的政策，效仿中国第二次革命期间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其结果是，面对1965年10月发生的军事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解除了武装，这造成了包括艾迪特在内的多达100万共产党人和武装人员在政变中被屠杀。毛泽东倡导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与1925-27年中国的结果如出一辙。

这场可怕的悲剧进一步沉重打击了毛泽东的威信。刘少奇，特别是彭真，在中共召开的一次讨论印度尼西亚事件的特别会议上表达了对毛泽东政策的不满。彭真在会上竟然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毛主席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批评。[6]继大跃进的灾难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因为听从了毛泽东的个人建议而被消灭，这严重削弱了毛泽东在许多知识分子中的地位。这些人是最强烈要求诚实、公开地讨论党史的人，正因如此毛泽东选择他们作为他的首要目标。

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重新集结他的力量，其中包括文学评论家兼上海出版的中国重要报纸《文艺报》的编辑姚文元。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姚文元撰写并发表了对戏剧《海瑞罢官》的批评（江青作为合著者）。这篇文章被广泛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14.2.2 解放军准备就绪，文化大革命开始

解放军的支持对毛泽东来说至关重要，但不同地区的军队军官往往对当地党的干部忠心耿耿，因为这些人是他们在内战期间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些军官通常是高级官员，毛泽东和林彪则迅速采取行动消除他们的影响。

1965年5月，有广泛报道称，解放军已经取消了所有军衔。废除区别和等级象征被描述为对军队革命实践的回归，旨在促进官兵之间、士兵与平民之间更密切的关系。许多易受影响的左翼人士从表面上将这视为迈向更大民主的一步，也是毛派激进本质的证据。事实上，指挥结构并没有被废除，而只是重新定义，以便让林彪和毛泽东对解放军有更大的控制权。

以八路军为例，虽然没有军衔，但指挥体系明确，纪律严明。军官是在岗的，有班长、连长等头衔。军官的制服与其他军衔相同，但军官的身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识别：他们携带手枪，他们有勤务兵，他们发号施令，师长骑着马或骡子等等。

改革或多或少地保持了战地指挥结构的完整。最大的变化是，直接指挥的部队数量现在取决于军队编制中的地位。那些更有可能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结盟的高级军官往往从事文案工作，几乎不怎么直接指挥士兵，因此失去了军衔及其所赋予的地位。1966年4月5日，《解放军报》暴露了这一点，警告以前的高级军官现在没有军衔来保护他们，他们完全听从林彪发落。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被敦促重塑世界观，彻底服从毛泽东思想。 [7]

林彪加大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力度，在《解放军报》刊登了这样的口号：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8] 1966年1月1日的社论指出：

“毛主席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实行；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这个信息是对刘少奇和中央的直接挑战。[9]

到了1966年4月，对吴晗及其剧作《海瑞罢官》的持续批评已经变得非常阴暗，从吴晗的思想错误转变为反党，甚至可能是反革命。攻击向外蔓延，很快就把彭真也包括在内。刘少奇和邓小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试图封锁毛泽东。毛泽东拒绝出席。毛泽东命令林彪派兵占领北京地方政府的办公室，公开宣示派系战争，并明确表明他将不留余力地维护自己的权威。毛泽东回到北京公开表达了对这一行动的认可，并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政府将于6月初正式解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等文化机构高级干部也将被正式解职。[10]

毛泽东在思想领域发动了大跃进，以清楚党内一切不服从毛主义路线的人，彭真、刘少奇、邓小平首当其冲。然而，毛泽东还没来得及充分调动党内的支持，就被迫发动了这场官僚斗争。在印度尼西亚的灾难和中央委员会的整风运动可能会揭露他在大跃进中所扮演角色的真相，迫使他采取行动。在党内没有足够基础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毛泽东被迫寻求党外的支持。在此过程中，他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措，绕过地方党干部的权力垄断，动员学生在党组织之外行动。[11]毛泽东选择中高校学生作为他的攻城槌，并于1966年5月16日对优绩主义教育政策和教育工作者发起了正面攻击。

教育是两派之间的天然战场。毛泽东对唯意志主义的强调，使他过分夸大了教育中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重要性。这导致他主张优先向中共干部子女敞开教育大门，而刘邓集团则主张采取更倾向于任人唯贤的做法，并得到了大多数现有教育机构的支持。[12]

刘和邓迅速回应了毛泽东的倡议，并于6月3日指示党派出由经验丰富的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大学、主要学院和学校，“指导”红卫兵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下，党的高级干部子弟带头创建了红卫兵。在北京的许多学校中，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几乎全部由党干部子弟组成。[13]工作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反右运动的延伸，主要集中在抑制那些表现出独立自主性的学生上。

毛泽东对这最近一次阻止他的企图立即做出了反应，到1966年6月中旬，他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令关闭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学校。接下来，他于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特别扩大全体会议。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全会，其中包括大量红卫兵代表，并且是在刚刚推翻当地政府的解放军的监视下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全会的性质可以从其中看出。 这次全会持续了十二天，并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14]

“十六条”显然是一份派系文件，其主要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它试图让广大党员（“95%”）相信，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只有“一小撮”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为了尽量减少反对而故意制造的烟幕弹。军队作为毛泽东权力基础的一部分，自然被排除在派系斗争之外（第15点）。

毛泽东充分地认识到，党的干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忠于走资派，而要成功，他的计划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平行组织来平衡党内的“当权派”。十六条的第九点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即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这些将建立一种选举制度，“要像巴黎公社那样”，代表将由群众选举产生并可以罢免。

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题为《巴黎公社普选制度》的文章，旨在动员群众拥护毛泽东。很明显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将受到中共毛派的控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意引入工人民主。

然而，觥筹交错间也会出现意外，上海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并存在了20天，然后又被重新被毛主义束缚。所谓的上海公社成为了对大批威胁着要摆脱党控制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真正鼓舞。对于革命者来说，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点。

十六条要求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造教育”，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 1949年后，学校中农民和工人阶级学生的比例不断增加，他们经常与从国民党政权继承下来的传统教学方法和教职员态度发生冲突。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因其待遇而遭到疏远，并对教育机构怀有敌意。毛泽东正是利用这种被压抑的仇恨来进行反击。导师很容易成为第一个目标。

几乎所有大中学校长、校长以及许多教师、教授都因有“知识分子精英主义”、“资产阶级倾向”、是“反革命分子”而被撤职、公开羞辱，有时甚至被打死。[15]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红卫兵“英雄”被怂恿做出可怕的行为——《新京报》报道，1966年8月至9月，仅北京一地就有1772人被杀害。[16]经过这次试运行后，1966年秋，毛泽东指示红卫兵“把北京带到全国各地”。

安德烈亚斯声称，大约在这个时候，红卫兵团体内部开始出现日益加剧的分化。在高干子弟日益成为党内某一个或其他派别的喉舌时，由工人、农民和下级干部的子弟形成的团体开始希望获得更大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并形成对高级干部子弟领导团体的反对派。这种分化在大学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农民和工人的孩子为了进入大学，在严格的入学考试中取得了高分，因此更加自信。

14.3 上海的人民公社

有关上海公社的大部分事实材料来自蒋洪生于2010年撰写的题为《上海的巴黎公社》的博士论文。读者可以在http://dukespace.lib.duke.edu.上获取副本。

上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商业和工业中心。对文革如何来到上海并在那里站稳脚跟的研究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为性，以及它是如何由北京指挥并由毛及其派系控制的。但上海的教训很重要，它表明毛派和“走资派”都将无产阶级民主视为最大的威胁。当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开始要求一些基本的民主权利时，推动文革的力量和他们攻击的目标“走资派”就联手阻止了一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终结的发展。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宣告结束。

王洪文是上海第十七纺织厂的保安队长，该企业拥有约8400名工人。在与张春桥（上海省委高层、北京中央组政委、文革大局、后来的“四人帮”之一）会面后，王于1966年6月12日左右，建立了一个由约30名工人组成的红卫兵小组并张贴了批评工厂当局的大字报。6月20日，当地党的领导人派出了一个由当时的女老革命家、同时也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石惠珍领导的工作组来控制局势。工作组成立了正式的红卫兵小组，邀请王洪文参选委员会成员，然后确保他没有当选。一时间，王洪文与造反派被成功孤立。

14.3.1 红卫兵到来

在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下，大批北京红卫兵学生前往上海（旅费和生活费由国家支付），打算成立一个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学生们参观了上海的中小学、大学和工厂，鼓励组建红卫兵团体，但9月2日，一些学生遭到工厂工人的殴打。第二天，成群结队的学生聚集在市政府的市长办公室抗议，据说，他们对党内呼吁上海工人提供保护的高层进行了人身威胁——一场斗殴爆发了，而北京红卫兵首当其冲。

王洪文在此时前往北京，张春桥在那确保了他会见了毛泽东——这一事件被宣传为王洪文的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回沪后，他得到了自己工厂1000多名员工的支持。11月6日，在学生的大力支持下，王洪文召集了上海十七家工厂的工人会议，同意建立一个名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WGH）的全市联盟。 [17]当地党领导人的反对使得王洪文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引发了一系列公众骚乱，包括有选择性的罢工。这让北京有借口派张春桥去调查这件他负有重大责任的事件，并授权张春桥提出适当的建议。

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一项预先安排好的协议，王洪文让罢工的工人复工，而张春桥则同意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性的合法组织，允许批评党在上海的高层。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当地共产党由上海总工会组织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大多数“红卫兵”（名义上超过10万）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是劳动模范，他们占据了企业的大部分管理和行政职位，并得到了各级地方当局或明或暗的支持。

然而，王洪文发起的罢工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对工资和工作条件不满的工人们开始表达自己的要求。地方党的高层可能对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迹象感到担忧，但当时认为他们可以遏制它，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其作为与红卫兵对抗的武器。为了赢得这些工人的支持，他们开始了一项改善工资和条件、加强工厂福利、养老金和健康保险的计划。为了让张春桥无地自容，他们允许工人休假去参加红卫兵集会，并以“不妨碍群众”为理由做辩护，声称遵循《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指导方针；迎接厂矿文化大革命热潮[18]自然而然，越来越多的工人提出要求，这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

毛派大声疾呼，如果老党员干部的这些举动持续一段时间，他们将使中国最大的城市破产，并严重扰乱国际贸易。北京以此为掩护，鼓励上海红卫兵夺取政权。1966年12月23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同意尝试更换上海当地党的高层。为了抗议，当地党煽动并推动了一日总罢工。红卫兵发动罢工，有效地关闭了铁路和邮局，严重阻碍了生产，使许多重要工厂陷入停顿。上海港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仅在码头就有近6000名工人举行罢工。 [19]

毛派现在投入了他们的力量来结束罢工。 [20]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一些在上海活动的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例如，上海玻璃机械厂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拥有1200多名工人。当大约一半的劳动力参加总罢工时，这里的生产停止了。在上海控江中学红卫兵学生的推动下，约100名上班的工人同意成立“生产管理工人委员会”，负责工厂的管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十名工人进入委员会；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同事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他们可以被召回。蒋洪生解释说，这被认为是一项革命性的发展，因为它废除了党内官僚垂直等级制度的做法，这些官僚高于劳动力和生产过程，并脱离了劳动力和生产过程。 [21]这一制度是红卫兵为了争取工人罢工的支持而提出的，但这种民主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上海玻璃厂事件的消息传开，其他工厂也试图效仿。

1月4日，张春桥返回上海会见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领导人，并计划应对罢工行动。1967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内的红卫兵夺取了该报，并让其散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声明，即《告上海全市人民书》。[22] 这既是对维持生产的呼吁，也是对罢工的猛烈攻击。由于这次接管得到了北京当局的支持，这是红卫兵入主上海的关键一步。

1月7日，包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内的多个红卫兵团体参观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他们与银行内的红卫兵一起，说服经理不要在未经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批准的情况下向任何人提供进一步的资金，从而有效地冻结了当地政府、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的账户。这意味着，尽管与当地党高层达成了协议，但从现在起，罢工者将不会获得任何报酬。1月8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卫兵学生组织召开联合紧急会议，成立了由7名工人、2名干部和35名红卫兵组成的“前线指挥部”。该组织最初的任务是动员红卫兵进入工厂，成为无薪劳模，保证上海工厂的生产。由于缺乏生产技能，学生往往会取代失业的体力劳动者。

1月9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向全国播出，明确表明北京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及其战友的行动表示认可。北京还批准了上海发布的《紧急通告》，为争取支持，该通知向工人明确表示，有关工资上涨、拖欠工资和其他物质福利的新安排将继续有效，但原则上可以重新调整。稍后考虑。为进一步表示支持，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下，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向上海革命造反组织发来贺电，进一步表达对上海革命造反组织的支持。[23]

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占领了上海铁路局总控室，1月11日至14日，红卫兵团伙占领了上海市区县级单位、工厂、码头、及其他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接管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学生红卫兵在员工的协助下领导的，当然，最广为人知的事件是少数由员工单独进行扣押的事件。

现在，红卫兵（总是在破坏罢工的工人的指导下的学生）在斯达汉诺夫式的努力下，使火车、工厂等重新恢复运转，并声称在许多情况下产量都超过了原来的数字。此时，红卫兵或多或少已经完全瓦解，许多人加入了一个或另一个红卫兵团体。在接受来自北京的权威的认可的同时也收到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1月12日，为庆祝这份电报，上海造反派举行了由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集会，工人们自愿加班加班，不加工资。会议同意按照《十六条》规定，以新的组织形式取代上海市委。作为官方批准的标志，新华社于第二天发布了该提案的全文。[24]

14.3.2 红卫兵组织接管上海

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的成立表示赞赏。在该篇文章之后又发表了两篇文章，进一步美化了委员会，表明毛泽东坚决支持这一倡议。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声称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支持，试图协调和组织上海众多的红卫兵团体。 1967年1月16日左右，它与其他15个红卫兵组织一起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工人联络部。有人试图将上海所有的红卫兵派别纳入其中，但没有成功，因为一些红卫兵开始质疑破坏罢工是否真的是一项革命活动。

1月16日，《红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对上海事件的评估，许多人认为这是毛派领导层鼓励红卫兵在张春桥的指导下全面接管地方政府。然而，这并不完全正确。北京开始对上海发生的事件持严重保留态度。毛泽东的总体战略是让红卫兵清除“走资派”，但他们的活动会因在林彪和毛派控制下的解放军而保持在安全范围内。在上海，解放军部队迄今尚未参与这一进程。 1月18日，当一群复旦大学学生贴出“发扬怀疑一切的无产阶级精神”的墙报时，这些危险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北京急忙地明确了对红卫兵活动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25]

1月19日至2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当然，这个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叶剑英也在场。他将在之后成为组织推翻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叶剑英在会议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成功否决了江青提出的在解放军内部组建红卫兵组织的建议：相反，会议决定“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进行。”[26]会议确实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解放军更加积极地支持红卫兵活动，但它拒绝认可江青的建议，并随后全军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辞职表明，尽管有林彪的努力，解放军并没有坚定地支持毛派。

1月22日至23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与上海主要红卫兵组织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在所有所谓无产阶级派别最广泛团结的基础上组建全市联络中心。一致认为，这个联盟接管上海的管理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最终被同意，可能是在张春桥的建议下，以表明与农业公社的联结。

必须记住，红卫兵组织缺乏经验，他们的政治和组织上的训练是通过观察斯大林化的党的工作而获得的，他们主要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同时他们很大程度上受到毛主义政治的激励。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想法浮出水面并被讨论。一些团体提出的批评客观上挑战了毛派的领导。复旦大学红卫兵开始公开批评张春桥，作为罢免和打倒“所有干部”运动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最大的红卫兵团体（约有四万名成员的红革会，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也开始对张春桥进行批评，但批评的依据尚未确定。一群红色革命造反派将张春桥扣为人质，并将他送上法庭，让他站了六个小时，同时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们决定第二天让他游街示众，并举行群众集会公开羞辱他。直到1月29日北京致电要求红革会释放张并向他道歉后，才避免了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及其盟友的重大暴力冲突。这些活动给毛派及其在中共官僚机构中的反对者都带来了问题。敢于批评张表明红色革命造反者正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民主，这威胁到所有官僚机构的存在。红革会作为一个组织，被排除在上海公社之外。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由毛本人修改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这篇社论被视为全国红卫兵向各地攻击地方党高层的信号。只有北京的军事单位和中央政府部门除外。社论谨慎地呼吁建立将红卫兵作为地方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地方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以及党和政府组织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起来的三位一体临时权力机构。前者是为了清除毛泽东的反对者，后两者是为了阻止他们在组织上或政治上走得太远。

14.3.3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1月底，“前线指挥部”的一个小组向张春桥提交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草案。它试图效仿巴黎公社，呼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并表示“所有委员会成员都将作为人民的公仆被选举出来”。张春桥建议推迟公社的启动，以便他听取北京的建议。红卫兵坚持立即进行，成立典礼定于1967年2月5日举行。

张春桥把宣言的标题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并对文件进行了编辑，使最终形式力求弘扬毛主席至上、毛泽东思想优先。这份编辑后的文件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三结合政策，要求公社的领导层由革命群众组织、驻沪解放军负责同志和忠实遵循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在沪中共干部组成。它保留了广泛民主的承诺。

会议商定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代表：张春桥、姚文元（均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三名驻沪部队三名负责人、三名来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一名农民、一名学生、革命造反组织联络中心的一名上海市委常委。该委员会还包括被任命领导管理的七个上海部门的红卫兵，例如：抓革命促生产队，主管工业。张春桥——其权威主要来自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将担任公社的领导。红卫兵代表大多是由他们自己的群众组织选出的（并可以罢免），因此公社整体上采取了代表与任命相结合的制度。在接受上海处于张的控制之下的保证后，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安排。 [27]

然而，事实证明，要形成三结合是很困难的，因为红卫兵和造反工人团体几乎把所有党的老高层都排除在公社之外，并且拒绝任命有经验的党干部担任任何负责的职务。这不仅使中共难以发挥有效领导作用，而且给毛派带来了潜在的严重问题；如果它的路线实际上意味着呼吁将党的干部赶下台，那么它怎么能希望赢得党的支持呢？

在上海实施三结合的另一个困难是，许多地方党的高层与当地军官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友谊，这些关系有时甚至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坚持认为，任何新的权力结构都必须包括军队，以便在需要时充当其派系的稳定因素和权力基础，但公社的基层创建者担心上海驻军会忠于其在党委上的老朋友。结果，来自军队的三人只能勉强参与。[28]

许多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领导人都不是中共党员，人们很快就发现，如果党的高层和军官的存在受到限制，公社很可能会出现党员占少数的行政机构。惶恐不安的毛主义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可能不会追随中共，从而中共也可能因此失去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

1967年1月31日（上海公社成立前六天），在中国最东北部的黑龙江省，红卫兵与解放军的领导成员成功形成三结合，毛派松了一口气。解放军和省委，成立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于2月10日社论盛赞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革命造反派……旗帜鲜明地执行党的政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各兄弟革命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团结革命的领导干部，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29]

毛泽东本的原意是通过大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高层，而不是中层干部和基层党员，但上海事件表明，“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等口号是不合时宜的。红卫兵和造反工人将其解释为攻击官僚的许可证，无论其派别忠诚度如何。

毛泽东看到了不祥之兆，大众民主，即使是以上海人民公社的扭曲形式，也威胁着官僚控制。他辩解道：“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 ……公社能代替党吗？”[30] 红卫兵的官方报纸《红旗报》介入了支持三方联盟的争论，并提议在上海用革命委员会取代公社。

14.3.4 …和废黜

诚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曾公开主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从他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反应可以看出，这只是一个烟幕弹。公社领导人和反对者都将向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的祝贺以及对上海发生的事情没有正式承认的情况视为一种谴责。中共对公社的控制程度相当大，例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但普选原则和罢免权都已提出，且已有有限地实施。这些被其他红卫兵团体接管只是时间问题。

毛泽东提议更改公社的名称。从他给出的滑稽理由就可以看出他对事态发展有多不安：这意味着他作为主席的头衔将不再有效，他将不得不采用其他头衔，诸如“主任”；这个国家不能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必须成为中国人民公社！更严重的是，他担心上海公社的民主元素将向其他城市发出效仿的信号，这将意味着他的波拿巴统治的结束。 2月19日，从毛泽东到叶元帅的中共中央同意向各党委发出通知：“原则上不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31]

现在的重点是中共干部、解放军和红卫兵的三结合，作为效仿的模式。三结合必须得到党的上级（即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军队代表将由军队任命，并须经上级指挥官批准。在2月24日的电视演讲中，张春桥在对上海人民宣布上海人民公社结束，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只存在了二十天。

公社有一些选举成分和一定的群众参与，但上海的三结合仅限于未经选举产生的红卫兵、军队和党的干部代表。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消灭“走资派”，那么公社会比三结合有效得多，三结合为“右、修、官僚、精英分子”打开了大门，条件是他们假装自己赞成毛泽东路线。毛泽东的三结合使精英管理和政府机构重新占据了权威地位。 [32]

党的领导层声称，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区别在于，革命委员会里包括了有许多改正了错误、回到毛泽东路线的老党员干部。 [33]公社中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七个部门全部被撤销，此举旨在加强上海市区委的行政职能。群众组织被解散。 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利用中苏军队在边境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下令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并禁止成立任何新的群众组织。这使得剩下的红卫兵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被孤立并逐渐被军队或党员取代。

1967年2月，军队在中国各地主动发起攻击，挑战毛泽东指示的红卫兵遭到殴打、逮捕、监禁，甚至枪杀。蒋[34]报道了叶剑英元帅是如何批准四川省（成都军区）甘渭汉将军的请求，批准逮捕和拘留3万多名叛乱分子。据称，四川省所有监狱都关满了叛乱红卫兵，当局不得不将至少一座佛寺改建为临时监狱。最令人震惊是在2月23日西藏边境的青海省的屠杀。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派出部队抓获了滞留在《青海日报》大楼内的数千名叛乱红卫兵，300多人被杀，多人被枪伤，其余被监禁。

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因为不仅造反派红卫兵遭到解放军的追捕，而且红卫兵各派之间还存在公开的战争，毛派红卫兵和忠于党内高层的红卫兵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据《人民日报》报道，仅云南省就有8万至16万人被杀。在武汉，既定领导层成功抵制了（毛派）红卫兵的夺权企图，并在当地军队的支持下逮捕了500多人并试图解散他们的组织。 1967年6月到7月，两个派别之间甚至爆发了内战，在其中一次交锋中，有250人死亡，至少1,500人受伤。 [35]

北京的两名特使抵达武汉进行裁决，结果当然是红卫兵的胜利。当地中共袭击了特使所在的酒店，并劫持了其中一名使节作为人质。林彪调动一个空降师和一个海军中队包围武汉，特使得到了释放。武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开始：北京的指示不断变化使其权威在红卫兵中的激进分子受到了削弱；三结合内部不同势力的不平衡意味着国家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根据哪个集团或联盟在当地三结合中占主导地位来解释的。

中革军委为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最后的孤注一掷，要求对党和解放军中保守分子采取更激进的策略。一些红卫兵刊物要求《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并鼓吹解放军内部造反。1968年春，最极端的红卫兵组织（在广西）在开往越南的火车上夺取了武器，并与解放军和保守派发生小规模冲突，以控制当地革命委员会。 [36]其他红卫兵团体在对形势进行了为自己考量的分析后，开始提出不支持毛泽东的分析。湖南学生发表公告，将周恩来和其他的毛泽东支持者称为“新资产阶级”，并呼吁建立“真正的”公社。 1968年初，上海和北京的激进学生分子不顾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提议召开全国会议。 [37]正是这些威胁到官僚机构根基和分支的事态发展，才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阶段。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党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这次大会由毛派主导：毛被确认为最高领导人，其他曾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也被分配到政治局任职。林彪就任中共副主席，被宪法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思想重新写入党章。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林彪的妻子叶春分别成为政治局历史上头二位女性委员（她们被正式选入由17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一直持续到1973年，但只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由于林彪的身体原因，叶春早已养成了代替他出席党的会议的习惯！[38]

然而，这些胜利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刘少奇、邓小平或许被扣上了“卖国贼、叛徒”的帽子，但党内的“走资派”却大体上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超过40%的中央委员会是现役军官，但在中国，解放军是党的产物，而不是反过来。毛泽东的胜利是表面的、暂时的。红卫兵很快就接到指示返回到地方。 [39]否则，他们将被学校开除，毕业后也不会被分配工作。

1969年后，中共把重点放在重建上：重建党、重振活力、稳定经济。现在由毛泽东夫人（江青）领导的毛派试图保留他们的决策权，但他们正在逆流而行。派系之间紧张的关系依然存在，因此直到1971年初党委才在省一级重新设立，但对当下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才是党的中心主题，毛派不可避免地日益被边缘化。

唯一结构相对未受损且拥有实权的机构是解放军，但其政治上存在分歧。一方面是林彪派，他们继续鼓吹“政治挂帅”和持续反对苏修的斗争。另一边，大部分地区军区指挥员都看向叶剑英元帅，他们的观点普遍与“走资派”一致。这件事的定案是极其果断和令人惊讶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飞机失事去世，其死因至今仍扑朔迷离，但不久之后，林彪最亲密的支持者就被迅速清除，毛派的影响力立即急剧下降。党和国家现在试图在解放军内部实现非政治化并促进职业化，同时也为许多在1966-68年遭受迫害或蒙受耻辱的人平反。

中国的政治潮流决定性地转向了“走资派”，他们呼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物质激励和有效的经济计划。他们还主张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 1972年2月，理查德·M·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总统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清楚地表明了“走资派”掌握着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同意美国将对越南的轰炸范围扩大到北方的重要经济目标。）

其中最著名的是邓小平，他于1973年4月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支持基于1920年代早期俄罗斯采用的新经济政策的方针。 1973年8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再次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委员），其资历足以负责与英国政府就香港回归中国进行的谈判。 [40]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位文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大会确定了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领域的“四个现代化”方针。毛泽东去世后，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这一行动纲领确认为行动纲领。然而，在周恩来于1月逝世后，邓小平还遭受了一次侮辱。在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夫人能够集结足够的支持，将邓小平从最重要的职位上撤下来。毛泽东于同年九月去世，四人帮于十月被捕。邓小平在他们的垮台中扮演的角色尚不清楚，但几周后他就公开重返领导团队。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无论是在执政之前，还是在执政过程中，以及执政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都没有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过清洗。然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潮流将毛泽东关于大革命和上海公社的口头言论视为宝物、认为那些代表着他遏制中国共产党官僚主义的真正尝试，而不是认为它们是毛泽东为重新获得无可争议的中共领导权而采取的派系行动。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托洛茨基在普林基波岛的秘书之一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开始将毛泽东的政策称为官僚中派，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中派一词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托洛茨基在1933 年以前，认为斯大林派是完全反革命之前用来描述的术语。 [41]三十年来的教训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场由中国官僚集团的一个派系针对另一派发动的运动与工人民主的真正尝试遭到混淆。

14.4 总结

1949年后，手握国家资源，中共高层开始大肆支出（见第10.2节）。中国官僚并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将特权和工资差异视为暂时的、由革命的孤立和经济不发达性质所强加的，而是将其视为治理国家的自然奖励。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在某个阶段可能会重建。托洛茨基警告说，如果官僚制度没有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资产阶级的分配规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决定国家阶级性质的关键因素：“如果特权不能传给儿孙，那么只有一半的价值......官僚在这具有决定性的领域的胜利意味着他们成功转变为新的有产阶级。”[42] 正如后来在2011年尼尔·海伍德（Neil Haywood）在重庆一家酒店被谋杀的丑闻中所发现的那样，中共将他们的儿子送到哈罗公学等英国公学。[43]

官僚机构捍卫国家的经济计划，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和特权。正如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所解释的：

“这些官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威望和自己的进欵。他们保卫自己比保卫苏联精明得多了。他们保卫自己，不惜牺牲苏联，不惜牺牲世界无产阶级。”

然而，毛泽东未能将这些植根于中共斯大林主义性质的物质和社会经济条件视为资本主义复燃的主要原因。相反，他指责艺术、文学和科学领域资产阶级思想的力量。他坚信，在内战最黑暗的日子里，中共干部不断发扬的牺牲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足以克服中国生产力在物质上的落后。毛泽东并没有通过走向更大的工人民主来激励中国人民，而是恢复了斯大林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会加剧，并景上添花地说到这种情况可能持续数百年。就像斯大林一样，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压迫性的国家机器来保护官僚机构，并为之辩护。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一部分官僚机构的过度行为的攻击，这些行为威胁到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毛泽东效仿斯大林，枪杀个别过度腐败的官僚，以更好地维护整个官僚体系。毛泽东将对走资派的打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与遏制更极端的腐败形式（以维护整个官僚体系）结合起来。对于特权官僚来说，文化大革命混乱的三年并没有磨合他们与被剥夺权利和受虐待的工农群众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对于理解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后来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多数官僚松了一口气——他们想要恢复稳定，享受体制内的特权。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得出的结论是，群众行动是对他们特权存在的威胁，并以尽可能少让中国群众参与决策的明确条件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分析。这些官僚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引入真正的工人民主。

尽管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存在，这场运动从未得到无产阶级的广泛支持：红卫兵将大跃进的唯意志论带入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要求结束奖金计划和工资差别，并降低安全标准。工人们被要求通过更加努力地工作和无薪加班来增加产量，只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将文化大革命带入工厂的主要是那些急于保住自己特权地位的工厂领导和党内官僚，或者是那些尽管出于好意但对工厂工作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确实对工厂产生了影响，但并没有像毛派所希望的那样。工厂工人利用这一情况抗议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要求更安全、更健康的环境、更高的工资以及结束管理人员的特权并由民选人员取代。当产业工人开始表达自己的要求并采取独立行动时，毛泽东退缩了，并于1969年将文化大革命的灵魂重新掌握在了官僚的控制之下。

不能用官僚手段来对抗官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失败了，最终加剧了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官僚机构中的毛派不能走到可以把权力交给工人那么远，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颠覆他们自己的世界。这意味着毛派与其对手之间的斗争结果将由党内决定，而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各级党员和国家官员都得到了一个直观的教训：急于执行当前的政策会使自身成为仕途和未来政策转变的人质。结果是官僚过度得畏手畏脚。

中共领导层和党本身的合法性严重丧失。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城市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派别之间以政治原则名义进行的明显权力斗争，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商品稀缺意味着中共和政府内部的腐败急剧增加，做事需要依靠人际关系和贿赂。

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略意味着农业生产几近崩溃，所有学校和大学关闭，最后工业生产受到严重扰乱。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一派（大多数中层和高级干部）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并开始从这些经历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过程又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下加速了。

参考文献

[1] MacFarquhar, R. The Politics of China, 1997, CUP, p226.

[2] Peng Shuzi An Appraisal of the Political Life of Mao, Monad, 1980, 394-399.

[3] Peng Shuz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Monad Press, 1980, p270-275.

[4] Twitchett, D. and Fairbank, J.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UP, 1987. Vol 14, p130.

[5] Ibid, p464 and 476.

[6] Peng Shuzi, Two Interview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w.m.org.

[7] Rice, E. Mao’s Wa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208.

[8] Peng Shuzi, Two Interviews … Op. cit.

[9] Peng Shuzi, The Relationship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o Zedong and Liu Shaoqi, 1968, w.m.org.

[10] Peng Shuzi, Two Interviews … Op. cit.

[11] Andreas, J.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1(4)463-519.

[12] Ibid.

[13] Ibid.

[14] Peking Review, Vol 33 No 33,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www.massline.org.

[15] Yan Jaiqi and Gao Gao, A Turbulent Decade, 1996, Univ. of Hawaii, pp55 et seq.

[16] www.npr.org.

[17] Guo Jian, Resisting 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1999 25(3) 343-376.

[18] Hongsheng Jiang, The Paris Commune in Shanghai, PhD Thesis Duke University, 2010, p275. http://dukespace.lib.duke.edu.

[19]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290.

[20] Peking Review, 13 Jan. 1967, www.massline.org.

[21]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292)

[22] Peking Review, 13 Jan. 1967, www.massline.org.

[23] Peking Review, 20 Jan. 1967, www.massline.org.

[24] New China’s News Agency, 12 Jan. 1967 A Proposal of Setting up Shanghai Revolutionary Rebel Organizations’ Liaison Post.

[25] Tao Zhu’s Speech at th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in Jiang, Op. cit. p361.

[26]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28.

[27] Ibid. p408.

[28] Guo Jian, Op. cit.

[29]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17.

[30] Mao Zedong, Talks at Three Meetings With Comrades Chang Ch’un-ch’iao And Yao Wen-yuan, February 1967, w.m.org.

[31]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78.

[32] Marcy, S. China 1977: End of the Revolutionary Mao Era, www.workers.org.

[33]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90.

[34]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2008. Pluto Press, p62.

[35]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42.

[36]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80,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244 et seq.

[37] Hai Feng, An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anton Area, 1971,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Hong Kong, p384.

[38] Qui Jin,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P., 1999.

[39] Hong Yung Lee, Op. cit.

[40] Waldergrave, W. Memoirs, Constable, 2015.

[41] Trotsky, L.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 1933, www.marxist.org.

[42] Trotsky, L.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m.org.

[43] Lafraniere, F., and Burns, J. Washington Post. 11 April 2012.

第十五章：中国向资本主义迈进

15.1简介

本章将解释这样一个过程：为了保护其特权，斯大林主义顽固派将中国工人国家带回资本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血腥镇压了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抗议活动。在这一分水岭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导阶层越来越多地将资本主义视为自己的救命稻草。

解决困扰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替代方案是苏维埃民主，但官僚机构知道这意味着其特权的终结，因此更倾向于资本主义。本章将集中讨论这一过程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如何以及何时放弃了工人国家的三大支柱：国民经济计划、对外贸易垄断、包括食品批发在内的关键行业国有化，尤其是银行。所谓的改革进程是零敲碎打的，这不仅是因为各省当局拥有各自利益的实际权力，还因为中国共产党行事谨慎，并在进程的每一步都进行了测试。

15.2冷过渡？

托洛茨基曾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暴力反革命，苏联就不可能“改革”为资本主义。[1] 但东欧、俄罗斯和中国都在没有武装反革命的情况下，甚至在官僚机构的不同派别之间没有发生重大对抗的情况下，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回归。

这一观点证明，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背景来理解托洛茨基的单个句子。托洛茨基的论点是以1933年的俄国为基础的，在那里，革命的传统依然鲜活。俄国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遭受了可怕的苦难，并为打败白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尽管官僚机构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他们仍会抵制资本主义复辟。肃反运动尚未从根本上清除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尽管官僚机构日益壮大，但党员们仍致力于维护苏维埃政权。

托洛茨基是在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几个月后，但在最终得出官僚机构是不可逆转的反革命这一结论之前写这篇文章的。近两年后，即1935年8月，他发表公开信，呼吁成立第四国际，并通过政治革命清除官僚机构。

然而，斯大林主义政权在苏联存在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托洛茨基的预料，实际上长达60多年。在此期间，革命传统从工人的意识中根除。经历过革命的一代人已经离去。新一代人目睹了贪婪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凌驾于群众之上。他们看到的只是各个层面的管理不善、浪费和腐败，最后，他们面对的只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制度。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斯大林事实上确实发动了一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内战。瓦迪姆·罗戈文（Vadim Rogovin）在其详细而权威的肃反史[2]中总结道，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犯人数达到了约400万，实际被处决的人数在70万到80万之间。在西伯利亚奴隶营中被杀害的党员人数是在反俄国内战中与白军作战被杀害人数的三倍。肃反是官僚集团为保护自己而采取的合乎逻辑的对策，因为它试图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消灭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际和潜在反对派。

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而苏联经济由于其计划性质，仍然突飞猛进。但是，随着工业和商业的日益发展，直到最后阶段，官僚主义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制动器。官僚们把保护自己的利益看得比苏维埃工业的业绩更重要，因此他们从未考虑过引入解决苏维埃经济问题最有效的措施——工人民主。

不过，托洛茨基也警告说，随着官僚机构的发展，官阶越高的人越想把特权传给子女。而这最好通过私有制来实现。他预言，官僚机构可以而且将会非常容易地适应资本主义复辟。

将工人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将主要由官僚自己来实现，他们将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厂长或其宠臣。很少有官僚需要被清除。另一方面，一场政治革命将迫使这些官僚领取工人工资并取消他们的特权。对大多数官僚来说，工人民主比资本主义的冲突更大！托洛茨基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言几乎就是中国斯大林主义者行动的蓝图：

“......这时新（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资料上恢复私有财产。首先它要创造许多条件，使强有力的私人农场主从微弱的集体农场中发展出来......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办法，而这些公司就是这些工业的潜在的所有主由国有工业的首长、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组成”[3]。

还必须记住，1949 年的中国革命不是由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中国共产党早在执政之前就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组织，因此中国从未有过工人民主或苏维埃民主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然会从自身福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未来。

苏联的解体及其造成的混乱是影响中国官僚思想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的多数领导层得出结论，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必须引入市场方法，但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下进行。他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官僚机构从一个支柱跌跌撞撞到另一个，以避免俄国发生的崩溃。有三个因素延缓了这一进程：缺乏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重要的特殊利益集团反对改革，最重要的是担心群众会如何反应。但这一进程有其自身的逻辑，一步一步的经验主义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恢复。

虽然这一过程总体上是和平的，而且经常受到欢迎，但如果说没有针对官僚机构及其采取的措施的抗议活动，那也是不正确的。1989年，中国各地都发生了抗议示威活动，但主要集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党内强硬派斯大林主义者的指挥下，解放军镇压了这些示威。这些人将抗议活动视为改革需要加快步伐的标志。五年内，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允许不受约束的外汇兑换，结束了国家对经济的计划，并利用巨型国有企业（SOE）支持私营企业，牺牲了中国工人的利益。这些措施实施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然而，重要的工业部门和银行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以便更好地支持私有化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官僚机构的高层中，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集团希望保留旧的国有中央计划经济。在党内高层看来，目前的体制是行之有效的。对他们来说，现行制度运行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官僚们正在成功地将他们的特权传给他们的后代。许多官僚子弟已经转变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在这一阶层中，没有人希望回到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他们没有这样做的物质基础。他们会抵制任何让时光倒流的企图，而且他们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军队高层也已转变为财产所有者。事实上，解放军曾一度带头创办私营企业。构成国家权力的“武装团体”中的军官阶层已经融入了新建立的财产关系。

15.3新经济政策

1976年至1978年是中国政治活动频繁的时期。毛泽东于1976年9月逝世，1976年10月6日，国防部长叶剑英元帅下令逮捕了毛夫人和她的三个主要同伙（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他们将于1981年接受作秀审判，并全部被长期监禁。

1978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内斗，邓小平成为党内的关键人物，正是这次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政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取而代之的是党的新路线，即“四个现代化”。为了克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中国将在一个时期内进行巨额投资并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然后将其应用于农业、工业和国防。当时提出的计划强调经济自力更生，但目标是在21世纪初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1978年12月5日，北京的前红卫兵魏京生在民主墙上发帖，呼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几个月后，他被捕并入狱15年[4]。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彻底斯大林化的政党，但却声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其传统的一部分。邓小平自然会从苏联的历史中汲取教训，看看如何振兴中国经济，尤其是提高粮食产量。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就是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在恢复俄罗斯城镇的粮食供应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带动了轻工业的繁荣。新经济政策的要点是： 一旦农民缴纳了税款，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在城市地区的农贸自由市场出售剩余产品；允许私人商人在市场环境中买卖农产品；轻工业由私人掌握，而国有大型工业必须自负盈亏。允许增加工资差别，以便对生产率和责任水平进行奖励；向外国资本家提供优惠。

1919年2月4日，列宁向人民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决议，其大意是：要确保对年轻的工人国家薄弱和不发达的经济进行必要的投资，以发展生产力，方法之一就是为了革命的长远利益而向外国资本提供短期优惠。正是世界革命的延迟迫使布尔什维克提出了这一与资本主义的妥协方案。然而，当时的外国资本家远非想与苏维埃俄国达成经济交易，而是想击垮苏维埃俄国；首先是武装干涉，然后是经济封锁。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帝国主义者完全愿意与管理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达成交易。即使是大反动派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达成协议方面也毫无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普遍存在的条件下，某种形式的新经济政策是非常明智的，但必须符合某些条件。邓小平一派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经济的主要杠杆仍由国家控制，包括垄断对外贸易。这些建议作为刺激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手段是可以接受的。邓小平和他的思想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使中国自给自足的尝试已经失败，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市场。一国社会主义虽然仍是官方意识形态，但最终还是被悄无声息地埋葬了。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缩，而邓小平则认为它是一种进步。区别在于，列宁的俄国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新经济政策将被用来加强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而邓小平的中国则是一个斯大林式的、官僚化的畸形工人国家，实行新经济政策将削弱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

邓小平和他的思想家们认为，尽管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几乎持续增长了25年，但却给经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严重不足，但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日益复杂化，中央集权的官僚指挥系统被证明是如此无能、腐败和浪费，以至于未来的增长都受到了威胁。工业生产力不断下降，成品质量极差，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消费品匮乏。工人和农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并威胁要将他们的要求诉诸街头。

1978年，邓小平上台执政，他无意恢复资本主义。他和他所代表的官僚集团明白，中国经济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但官僚集团固有的保守主义意味着它只能根据经验行事，满足当时的需要。在接受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方法后，中国迟早会向外国投资开放，并全心全意地参与世界市场。

15.4 邓小平在1978年的转折

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中央计划仍将占主导地位，但提议引入分权和鼓励私人创业的元素。其概念是在边缘引入市场力量，以确保计划经济的目标得以实现。

北京领导层一开始就持谨慎态度，农业用地的公有制仍将保留，但允许私人使用这些土地。与此同时，北京还推出了少数受到严格控制的经济特区（SEZ）。

1978年改革的基本要点包括：

• 提供给农民承包其耕种土地的机会。为确保盈利，政府将允许农产品价格在1979年上涨超过20%。
• 地方农村组织将被允许开展集体和/或私人企业：这些被称为乡镇企业。
• 邀请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但需遵守严格条件。
• 市场力量在确定价格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多的投资将从资本投资转向消费品。

中国开始了迈向世界市场的过程。

15.4.1农业、土地和乡村企业

第13章描述了公社的灾难，随着多达2000万人因饥荒而死亡，中共实际上恢复了人民对土地和牲畜的个人所有。这是通过向个体户分配土地，承诺他们将一定数量的收成交给国家来实现的。对农产品自由市场有一定的宽容，农民可以自由出售他们的剩余农产品。个体手工业的复兴也受到鼓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消失的手工业，如制鞋、裁缝、补锅匠和小贩，重新在城市中变得普遍。

在中国的宪法上，土地在城市属于国家所有，在农村则属于集体所有，但这些新措施允许土地被视为私人财产。在“集体所有，但个体使用”的口号下，中国农业正在回归传统模式。农产品自由市场大规模增长。伴随着国家取消对价格的控制，这确保了效益更高的农场的盈利能力。

在增加农产品产量方面，邓小平的举措是非常成功的。到了1980年代末，租赁土地的人被允许出售租赁权，甚至将其作为遗产留下。与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一样，这导致农民中的分化，一些农民变得富有，通过牺牲其他农民来扩大他们的土地。一群又一群中国农民失去土地，陷入贫困，并被迫迁徙到城市，为特区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但在中国，这一过程的规模和速度在范围和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1978年至1984年的时期，改革主要集中在农村，强调分权，并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的自治权[5]。在农村，以乡镇企业的形式鼓励私营企业。这些企业通常起源于公社车间，因此有数以千计的它们存在。随着公社的消亡，这些车间将其修理农具的工作扩展到制造农业轻机械。这些乡镇企业在名义上受地方政府控制，但随着农业的高效私有化，它们处于一种反常的位置，名义上是为当地农民利益而经营的公共企业，但越来越具有自负盈亏和自给自足的特点。[6]

由于乡镇企业（TVEs）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它们在组织和所有权方面非常灵活，显著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增长。乡镇企业最初都是以公共企业的形式开始的，但它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些保持其公共性质，有些采用混合的公共和私人所有制，有些迅速变成私人财产。它们让我们看到了如果在计划经济下释放农民和村民的创造力可能会取得什么成就。

然而，乡镇企业是由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发起的，以更好地维护自己和他们的特权。在这个框架内，乡镇企业的有价值之处在于在较小的城镇和村庄雇佣和培训许多中低级中共干部，这些人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被抛在后面的危险，而且他们可能成为反对政权政策的焦点。在1994年，政府发布了一份乡镇企业里成功的“农民企业家”的“荣誉名单”；值得注意的是，成为一名党员为一个人的成功提供了先机。[7]

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因此当私人公司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尚未确立的时候，它们成为了制度变革的推动力；它们是经理和地方中共高层积累必要经验和知识以经营私营企业并最终收购它们的机制。[8]最初，只有拥有不到十名工人的乡村企业可以成为私人公司（在欧洲联盟，拥有不到十名员工的企业被归类为“微型”），但在1987年，取消了这一限制，为所有乡镇企业的私有化敞开了大门。实际上，即使是本该对地方政府负责的集体所有制的乡村企业，也很快开始像私人企业一样运作。

在许多乡镇和村庄，地方官员迅速出售了乡镇企业（卖给他们自己），价格仅为其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在这些售出的时候，管理乡镇企业的党高层已经有了十年的实践私营企业的经验，并熟悉资本主义管理技术。到了2000年，所有乡镇企业都公开作为资本主义公司运作。在得到慷慨的国家贷款和经济分权的帮助下，乡镇企业迅速发展，1996年，它们达到巅峰时占GDP的30%，雇佣了1.35亿人。[9]然而，1996年后，乡村企业的数量急剧减少，因为国家私有化了许多小型国有企业，其中许多是轻工程公司，然后开始与乡村企业竞争。

乡镇企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经济形式，最初的目标是在扭曲的工人国家内支持农村经济再生，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过渡要素。在支持乡村企业的过程中，国有部门培育和支持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成员，直至他们直接拥有这些企业。

15.4.2外资、贸易和市场力量

在1979年，邓小平宣布创建了首批四个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SEZs），这些特区位于香港和澳门的边界，以及广东和福建两个沿海省份。这些特区被看作是在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中现代化生产力的手段，而在这个阶段，官僚主义非常谨慎，只做出了有限的让步。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中国政权引入了一系列改革，允许特定国有企业（被指定为经济特区联合企业的一部分）的管理人员终止工人的“终身”工作。这是与先前政策的决裂，先前的政策是工人是国家雇员，有终身工作的保障（所谓的“铁饭碗”）。对于这些企业的工人来说，工作安全性被固定期限合同所取代。当时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在内陆从事重工业的中国工人，他们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中就业。然而，为了阻止工人的反对，罢工权在1982年宪法中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共秩序。罢工在实际意义上被禁止了。

然而，经济特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成功。为了让资本家投资，官僚主义必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需要与市场力量妥协。1983年，某些限制被解除：取消了投资必须与中国公司合作的限制，允许完全外资公司运营；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几乎打开了中国沿海的全部长海岸线以吸引外资。官僚主义可能一直在经验主义地前进，但会有多少妥协，以及是何种类型的妥协？

很快，政府积极鼓励外国拥有和运营的企业在中国建立工厂，作为吸纳失业年轻人，特别是迁徙到城镇的农民的手段，同时帮助增加消费品供应。1984年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标志着国有对外贸易垄断的结束。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一个重要初步分歧在于，他们认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国家必须对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先是放宽，然后再放弃这种控制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关键举措之一。

对外贸易的管制得到大大放宽，允许个体企业直接与国外公司进行贸易，脱离了对外贸易部（改名为对外经济关系与贸易部）的控制。随后，政府在1986年引入了另一系列法规，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进入国际贸易的主流，特别是获得外汇和信贷的权限，以及改革工资制度，允许向管理层支付更高的奖金。[10]

从1979年开始，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政府致力于激励大多数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都表现出严重的低效。党认识到从乡村企业中实现的好处，并期望将同样的改革扩展到城市工业部门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他们同意引入市场机制，如允许更大程度的管理自主权，并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横向关系（以前以严格执行的自上而下的结构为特征）。

在1982年9月的中共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宣布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实际上这是对计划经济的一次重大背离。小型（和中等）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权，被鼓励在国家计划之外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上销售，并被允许引入个人奖金。从那时起，经济的计划元素仅应用于重大项目。然而，党的官方立场是国有经济部门是且将保持主导地位。[11]在198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部门在城市劳动力中雇佣了约70%，在整个时期，巨大的国有企业主导了中国的整体经济进程。

政府还对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SMSOEs）[12] 的财务程序进行了改革试验：不再像以前那样将所有利润上缴国库，而是允许这些企业缴纳利润税，并将余额留作再投资和奖金分配。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振兴国有部门的一部分。[13]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本身不足以改变中小企业的基本经济状况，其中许多企业持续亏损。尽管如此，在降低国家经济计划的重要性方面还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了减轻小型和中型国有企业所施加的财政负担，并同时增加中国私营公司的数量，政府鼓励管理层进行收购。这些公司要么作为现有的公司出售，要么拆分成独立的公司，利润较高的部门被私有化，效益较差的被关闭或继续保持国有控制。鼓励管理层合理化公司以使其盈利。数百万工人面临解雇。然而，在中国，国有企业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政府收入，它们还有许多其他目的，包括提供社会福利。[14]这些措施使那些保住工作的人中的许多人失去了医疗保健、病假支付甚至养老金制度。被解雇的人一无所有。

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更熟悉西方做法的人）正在进行资产剥离。工厂中最先进的机器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私营部门的朋友。当时间到了，需要私有化这些公司时，它们的管理者因为其中几乎没有有价值的资产而便宜购买了它们，然后与他们的朋友合作，重新用之前卖掉的机器重新补货。另一些管理者，特别是与控制当地市政府的地方党组织有联系的高级中共成员便与地方政府合作，指定公司为集体企业，但实际上为了私人利润而经营，这些利润流向地方党的高层。这种策略是北京的首选，因为它可以给除此之外很可能失业的党干部工作。私有公司的数量从1981年的183万增加到1985年的1171万。

1987年发生了一场典型的“剪刀危机”，工业产品太少，无法满足新富农的需求。农民做出了典型的反应，尽管丰收，商店里的基本食品（大米、玉米）却供不应求。因此，通货膨胀压力爆发。1988年和1989年，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8%，工人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受到严重打击，社会动荡随之而来。对国有企业的合理化和私有化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将官方失业率推高至5%以上（真实失业率超过10%）。工人进行罢工，失业工人爆发骚乱。

作为回应，1988年，政权刹车所谓的“改革”，并试图通过收紧货币供应来控制通货膨胀。这引发了中国经济一个新的现象，即1989年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危机在中共内部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因未能采取措施制止反对政府政策的学生抗议而被迫辞职。所有这些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和一波罢工。这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抗议运动的背景。

15.5天安门广场

初期，邓小平的改革使得他的政府成为1949年来最受欢迎的一届，但向市场定价体系的转变和取消价格控制意味着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工资，而居住在北京地区的人们尤其受到影响。在1987年至1989年间，消费品价格上涨超过三分之一，导致工人和学生担心他们很快就无法负担基本物资，许多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撤销了价格改革，但通货膨胀仍然飙升。

反对派中的许多是中共党员和/或前红卫兵，他们开始在北京的民主墙上张贴海报，并开始制作杂志出售给聚集在那里的人群。街头的年轻人高唱《国际歌》，仿佛在向政权和世界舆论表达：“看，我们不赞成资本主义，我们不是反革命分子。”虽然没有协调一致的要求清单，但有报告一致认为，从一开始就有要求更大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解除对街头示威的限制）；以及反官僚主义的要求，比如要求公开中共领导人及其家人的资产，以及鉴于抗议者的性质，增加对教育的资金支持和提高教师薪水。[17]

然而，最初作为学生和青年抗议的活动开始扩散到工人阶层。小型和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追求利润意味着为了削减成本而裁员，许多仍有工作的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抗议者最初是学生，但随后得到了工人的支持，占领了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长达七周。四周到处都是抗议恶劣生活条件、失业上升、职业前景差以及中国缺乏民主的标语和会议。在高峰时期，支持天安门广场抗议的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中国24个城市的示威游行。政治革命的要素开始显现。

当然，有许多中共基层党员同情示威者，但他们没有组织或结构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没有理论使他们能够正确评估事件。

起初，中共领导的一部分准备容忍学生抗议，但让工人加入对于政权来说太危险了。首都钢铁公司的工人，即北京的一家钢铁厂，举行了罢工，邮政工人和公共汽车司机的小团体也罢工，参与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BWAF）成立了；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自1949年以来，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独立工人组织。当时在中国的一位独立观察员声称，在上海、西安、杭州和广州也出现了类似的独立工人团体。[18]这显然使党的高层觉得这个倡议是无法容忍的。那些准备对抗议者采取更宽松政策的人被摒弃在一边，运动被镇压。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核心要求于5月21日公布，即学生开始抗议的一个月后，可以立即看出学生的举措如何在工人中引发了重要的发展。

首先，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要求完全独立，不受任何其他组织的控制，并且将成为一个工人自愿参与的民主组织。它要求雇主承认它与其他大众组织拥有平等地位。

其次，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基本目标是提出大多数工人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福利组织，就像现有的国家工会一样。

第三，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要求监督中共和其他工人代表在国有企业和商业中的活动，以确保工人真正成为这些企业的主人（集体所有）。[19]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挑战中共，要求工人成为集体工厂的真正主人。在中共朝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发展的背景下，这显然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中共无法容忍。政权必须迅速做出回应，于是中国军队于1989年6月4日进入天安门广场，击毙了数百名示威者。据称军队进入广场的地点正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设在帐篷中的总部，并首次将其核心领导人定为袭击目标。[20]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并解散。[21] 通过其残酷的打压，政权确保了对社会的牢固控制。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标志着中共强硬派在中共内部的明确胜利。

围绕天安门广场的运动激发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希望，并有可能推翻邓小平的政权，但缺乏一支领导一致和纪律严明的组织意味着它未能实现这个目标。群众被击败了。在天安门事件后，政权追捕了所有主要领导人，其中许多人消失或被监禁多年。事实上，在千禧年，仍大约有50名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被关押，几乎所有被关押者都是工人。与此同时，官僚体制暂时放缓了市场改革的进程，以重新稳定局势。对天安门抗议的镇压导致政治钟摆向右摆动，一旦恢复平衡，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运动加剧。

在1989年，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相继崩溃。俄罗斯官僚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一场对资本主义的混乱过渡开启。苏联抵抗了更长时间，但最终也屈服于同样的过程，政权于1991年崩溃。这些斯大林主义政权是如此腐朽，以至于官僚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就垮台了。它们代表的体制已经超越了极限，并从上到下腐化。

毫无疑问，这些事件对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产生了影响。直到那时，他们一直在推进市场改革，向资本主义投资开放了整个中国的地区，但国有部门仍然占主导地位，这个过程仍然可以扭转。然而，在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共领导层在加速“市场改革”进程方面是团结一致的，以此来刺激经济并抑制社会动荡。在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后，官僚体制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资本主义复辟是解决他们自身危机的方案，但决心确保这一过程在他们的牢固掌控之下进行。[22]

15.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1989/90年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市场崩溃。中国在该地区扮演了主导角色。中国共产党（CCP）坚信其私有化政策支撑了其成功，并加速了这一进程。与世界各地的新自由主义者一样，中共各级坚信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由于其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他们只能想象存在于国家官僚体制下的国有产业，伴随着所有相关的管理不善。他们无法设想在工人控制下高效运作的国有产业。

到1991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国资本投资接收国，到2012年，它以2580亿美元的流入超过了美国的1930亿美元。[23]对中国直接外国投资的数量是帝国主义者对新资本主义关系的信心的明确表现。[24]

中国现在的发展方向非常清晰。1992年1月，年事已高且半瘫痪的邓小平访问了深圳经济特区，并将其作为应在整个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楷模，并提出了他最为人所记忆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只要能赚钱，对中国来说就是好的。”[25]

1992年10月的中共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艰难的经济计划，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下，将在经济特区中运作的市场经济和价值法则应用于整个经济。中央国家经济计划的优先级被降低到地方政府之下，每个地方政府都应在与其他省份竞争的市场中发展自己的市场。公共部门应为商品生产做好准备。从现在开始，市场将决定价格。

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放弃了国家计划主导经济的观念。从现在开始，政府机构将确保国家范围内商品、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流动，而各省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自治权（直辖市）意味着地方政府与企业将密切合作，推动区域发展。中国各省将积极推动经济增长，利用其在地方银行、基础设施、工资水平、劳动法的应用、工会和警察方面的权力。

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正式决定大幅缩减国有部门的规模，并以引入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MES）的口号对所有剩余的小型与中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政府的口号现在变成了“国退民进”。 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了许多西方做法，如董事会和股东，而在这个时期，中国高层管理人员普遍在资本主义大学接受过教育并非巧合。[26]

许多独资国有企业的出售都是低价的。陈引用了一位总经理的案例，该总经理现在每年获得大约300万美元的股息，超过了他购买该业务的成本。[27]在十年内，世界银行分析了六个城市的样本数据，并得出结论，如果这些城市代表了整个国家，那么在中国进行的私有化过程比许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都要深入。[28]

最后，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则上同意结束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尽管还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全实施。[29]

1997年，以“抓大放小”的口号，国家采取了保留对拥有全国38%工业资产的1000家最大国有企业的控制政策，这些企业雇佣了数百万人，其中一些为国家提供了大量收入，但要放弃（私有化）所有其他国有企业。[30]因此，例如，到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将在三年内在所有小型和中型国有企业中逐步取消。通过这样的私有化，国家控制的工业逐步减少；1988年，国家控制的部门占GDP的41%，到2003年已下降到34%，到2011年为26%。[31]

与此同时，大型国有企业获得了更高程度的管理自治权，并被告知将重点从中央国家计划设置的生产目标转移到实现利润上。[32]这伴随着一系列的合理化过程，全国完成后，全国城市劳动力中受雇于国有企业的比例已经从四分之三下降到只有三分之一。[33]

1997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年。参与事件的凯博士透露，中国领导层的行动主要是由绝望的短视和保守主义而不是计划决定的。危机的一个结果是中国迫切需要增加其外汇储备。高层顾问，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匆忙召开会议，并同意争议最小的行动是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一家新公司，即中国电信（香港）。做出这一决定的人是因为他们相信手机只是次要考虑因素，他们的行为不会产生重大后果！该公司以42亿美元的价格上市。今天，这家公司是中国移动，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34]

到了1990年代末，市场决定商品价格已经成为常态。尽管政府干预仍然普遍存在，但决定商品价格和分配的是市场力量。[35]

中国经济的大部分现在都以资本主义基础运作，国有部门生产的GDP仅占四分之一。然而，恢复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出售国有企业的过程，而且在社会转变中，产权关系是决定性因素，国有和私人所有权的相对百分比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特征，因为关于各个行业的运作方式以及目标是相关的问题。在二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广泛国有化了关键产业，并引入了几项重大社会改革，目的不是为了引入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帮助英国资产阶级。因此，有必要看整个过程的总体方向，在中国，这无疑是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

目前，党内似乎存在一致的共识：国有部门的精简过程，即国家控制的1000家最大国有企业已减少到只有112家，将继续，直到只剩下约40家。减少可能通过合并和重组而非出售来实现。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大多数已经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因此它们的股票在交易，但其公司资本中私人掌握的比例总是低于50%。这些公司试图根据市场规律运作，但在被政府要求时，必须遵循政府的要求。国有企业的股票被视为蓝筹股，因为它们是100%安全的，但投资回报率却低于私营部门的一半。这些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银行业，因为政府必须保留四大银行，这是因为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坏账，以及电信（出于安全原因）、能源（以确保供应）和重工业（债务累累）的组合。

随着新私有企业为提高效率而进行了精简，工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千百万个工作岗位，首次裁员以43岁以上的妇女和48岁以上的男性为目标。事实上，在1994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多达6000万名工人被裁员。[37]这些人通常在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部门找到了替代工作，但通常工资较低，没有工作安全性，伴随而来的是关键福利的丧失。同样，涌入城市的农村工人已经被广泛吸收，尽管他们通常从事最低薪的工作，但他们仍然至少挣到了农村地区所能支付的两倍。

在2003年3月，第2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确认胡锦涛为中共总书记，并批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机构领导的变更。伴随着这一过程，负责五年计划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被解散。尽管十年前该机构的实际内容已经消失，但即使是计划经济的象征也被彻底消除，市场正式成为中国经济的监管机制。在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五年计划之后，于2006年引入了“指导方针”。

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是惊人的。在2004年，中国消费的混凝土是世界产量的一半。可以从香港驱车前往深圳，通过经济特区沿着一条现代的八车道高速公路，两侧一望无际的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成千上万的工厂、仓库、办公楼、商店和工人住房正在建设中。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在没有国家援助的情况下管理像辉瑞或葛兰素史克这样规模的主要制造企业。然而，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许多盈利的大型国有企业将进行私有化，如进入《财富》500强榜单的中国医药集团公司。这些公司已在股票交易所上市，因为它们拥有少数股东，但私人股东现在将成为多数，并且公司结构将在盈利的压力下发生根本性变化。[38] 这一举措表明，尽管对某些战略领域的投资仍将受到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认为，它已走到了建立一个无需国家援助就能自给自足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后一环。到2014年，剩下的112家国有企业雇用了全国约20%的劳动力。

而中国的服务业正在赶超其西方同行。在2014年，阿里巴巴处理了中国80%的在线商务，比亚马逊和eBay的总和还要大，并声称年利润超过10亿美元，于是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原则上，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已经完成，不再存在对外贸易的垄断或中央经济计划，而那些有能力的国有企业正在逐步私有化。[39]

15.7融入世界经济

鸦片战争、中国在英法殖民主义面前屈服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人民的巨大苦难，在中国的学校里被给予了极大的强调。中国的官僚体系并不打算成为帝国主义统治的猎物。然而，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建立和壮大关键企业才能实现，比如中石化（石油和天然气）、中国移动（电信）、中国建筑工程（建筑）和上汽集团（汽车）。这些公司可以从政府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中获得巨额资金，而官僚体系愿意将这些资金注入这些企业。

根据尼古拉斯·拉尔迪（Nicholas Lardy）的说法，[40] 在《财富》世界最大公司500强榜单上，有95家是中国公司，这些巨大的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取得成功。这些巨大的公司通过裁减几百万员工以降低成本并简化业务，取得了这一成功。他们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竞争。毫无疑问，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但目前还缺乏与竞争对手相匹敌的经验。

财产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使法律结构与之保持一致，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然而，永远不会有完美的匹配，发展新的财产关系将始终引领，并有时与旧的法律形式发生冲突。尽管如此，早晚，“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一致。正如卡尔·马克思在1859年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指出的：“经济基础的变革迟早要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

在中国，我们面对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反革命。尽管如此，马克思所指出的观点仍然有效。如果看看中国的法律结构，就会很明显地看到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以使法律框架与新的财产关系保持一致。最初，新的就业法律是零散引入的，但1994/95年的《劳动法》试图巩固零散的工作场所法规，并为市场经济进行调整。[41] 为了获得工人的支持，政府试图遏制许多行业存在的过度现象，其中在许多行业已经成为例行公事，工人（尤其是在建筑工地上）不得不等到年底才能拿到工资，其必然结果是许多工人根本没有拿到工资。

2004年，宪法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强调了非国有部门在支持国家经济活动和保护私人财产免受武断查封的角色。一年后（2005年），取消了规范或阻止私营公司进入公用事业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法律。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LCL）生效。在中国，以前经理们通常会求助于中共来解决劳资纠纷，但随着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政府已决定，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模型，法院将成为最终的仲裁机构，公司必须依赖法律体系而非国家。这样的变革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实施，不仅因为官僚体系的保守性以及地方党首与新公司之间的密切家族和政治联系，而且因为这样的体系需要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法律协议，即书面合同。

《劳动合同法》的目标是将所有工人纳入这一合同体系，也就是说，进入资本主义关系，并提供一些甜头以使他们接受这一合同体系。所有工人都应该有一份书面合同，任何雇主如果不与雇员签订合同，就应该支付该雇员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每月工作所得的两倍工资；任何已经为雇主工作超过十年或已经签署了两个连续的固定期限合同的雇员应该被纳入永久工作人员（非固定期限合同）。

今天，拥有合同的工人的比例在一些地方政府办公室可以高达95%，全国平均水平接近60%。然而，对于大多数是女性的农民工来说，只有约三分之一签订了合同。[42] 尽管罢工权被禁止，但正是这些女性农民工在那些为外国公司所有或为其提供服务的巨大工厂中领导争取更好工资和条件的斗争。

15.7.1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1978年之前，中国进出口总值很少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1986年达到35%；2007年为40%；而今天则接近50%。[43] 现今的中国经济只有在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它严重依赖出口，并必须在贸易方面与国际达成协议，并充分参与全球经济。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会员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 的重炮。” 现在中国人自己描述加入WTO为“向世界敞开大门”，毫无疑问，中国资产者希望他们的廉价产品摧毁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城墙。[44]

通过加入WTO，中国正式承诺在2007年之前放弃对外贸易的国家控制。正如人们所期望的，尽管法律框架宽松，但官僚体系采取了谨慎的步骤，并对希望在中国建立业务的外国银行施加了严格的实际限制。因此，审批过程被制得非常缓慢，银行必须提供大量资本以确保持续偿付能力，对贷款金额和借款对象有限制，对银行的设立地点有限制，等等。中国人民银行（PBOC）仍然承诺放宽限制，以便更好地融入世界金融市场，但该过程在新一代中国银行领先的情况下正在放缓。[45]

中国人民银行认识到，坏账使得四大银行无法私有化，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着手进行银行私有化。从所谓的“改革”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鼓励省市政府设立地方银行，自2000年左右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鼓励这些银行扩大对私营部门的服务，并提出通过将这些地方银行，如上海银行，出售为私营公司的方式实现银行私有化。这不仅有助于确保为中国提供服务的金融行业基本上在中国手中，还使地方政府掌控了私有化进程。

中国人民银行还确定上海银行将成为资本的自由国际流动、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自由结算付款和使用中国货币自由贸易的焦点。这个金融自由贸易区将是中国全面走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一步，并进一步确认了中共对整个中国的规划。

15.8中国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邓小平开始引入自由市场改革的三十年里，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它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在2007年超过了德国，并在2010年底超过了日本疲软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6]。

中国在全球的商业活动是巨大的，因为它拥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在一些行业中还拥有非常现代的生产手段。[47] 201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了3000亿美元，并预计在2015年可能会超过这个数字。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1250亿美元。帝国主义者一致声称：中国对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出口过多。

中国高度竞争的工业直接与美国帝国主义发生冲突，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存在深刻的矛盾。大多数美国公司和大多数大型国际公司都在中国大举投资，以低成本生产，并以由世界市场确定的价格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销售其商品。这对它们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与此同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因此目前有兴趣维持美元的强劲地位。

中共官员们更愿意这种舒适的关系能够持续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编者注：本书初版于2016年】。随着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巩固，中国像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一样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它进口原材料和资本，出口制成品和资本，直接与旧的帝国主义大国竞争。

随着中国继续成为支撑美国和欧洲公司盈利的主要支柱，这两个国家愿意积累越来越高的债务，中国商品涌入美洲和欧洲的现象可能会继续下去。然而，美中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围绕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冲突，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华尔街、国会和参议院已经有人提出，“不公平”的中国竞争必须受到限制。

2003年，布什政府声称北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当时约为1200亿美元）导致了100多万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在2005年8月，反映美国对中国扩张目标的反对之处在于华盛顿阻止了中国最大的石油炼油公司中石化对美国石油公司联卡(Unocal)（在亚洲有广泛利益）的收购。

中国将近一半的对外投资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主要是通过联合基础设施项目。2015年1月，南华早报报道称，中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向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并在十年内增加双边贸易至5000亿美元以上。具体而言，在委内瑞拉，中国在2013年9月委内瑞拉总统访华期间宣布了两项大型石油投资交易。中国同意在委内瑞拉奥里诺科石油带的两个油田总投资420亿美元。此外，中国正在与墨西哥建立矿业和能源项目的“战略联盟”。[48]

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在拉丁美洲不断增加的参与水平感到担忧，援引“门罗主义”即在拉丁美洲不应有比美国更大的外部影响力。作为回应，中国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因为清楚未来将需要控制太平洋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毫无疑问，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掌权，都存在爆发一场可能使世界陷入经济混乱的贸易战的潜力。

中国可能看起来非常成功，但使其成功的同时也是其致命的弱点。大量出口使中国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状况。但世界范围内出现过度生产的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的增长——任何世界市场的显著下滑都将严重不利地影响中国经济。反之亦然，中国扩张速度的任何减缓都将对全球范围内的国家经济产生严重的连锁效应。

这引起了警觉，因为已经有很多中国产业，包括煤炭、铁矿石、钢铁、重型机械和造船等，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其结果是全球范围内价格下跌和需求减少。例如，在英国，红卡尔钢铁厂（位于英格兰东北部，是欧洲第二大钢铁厂）的泰国业主于2015年10月宣布将其清算，因为它不再具备商业可行性。在一个已经受到经济衰退重创的地区，剩下的主要雇主成为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受害者。《卫报》于2015年7月25日估计，由于原材料需求下降，南非矿业行业约有12,000名工人将被裁员。这些都是中国和世界未来可能继续面临的问题的症状。[49]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2014年为7.3%）意味着它每十年将其生产能力翻倍，这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更严重的过剩生产危机。然而，一切迹象表明，中共的解决方案是更深入地进行市场改革，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维持现有就业水平，它需要至少7%的增长率。

15.9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资本主义

目前，共产党主导并控制着中国。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呢？中国共产党有超过8500万党员。[50]至少从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是投机分子在国家官僚机构中谋求职业发展的天堂，而且腐败问题由来已久。2001 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主要从大型企业中吸收所谓“红色资本家”的运动。当时这并不被认为是一项重大决策，因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国家官员及其亲属。但这一企业家群体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了自己的生命，并成为代表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强大力量。[5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强了党内亲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一些著名资本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影响力。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漫长、官僚和正式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已经是党员的担保人，要有支持党的政策的记录，还要参加面试，其中包括宣读批准文本的问题。之后是试用期。尽管如此，中国仍有6%的人口是中共党员，但到2004年，多达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家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2]

这些人中有很多已经是中共干部，是私有化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顾名思义，他们在私有化过程中成为了企业家。正是这部分人受到青睐，成为地方人大和其他机构的成员，负责领导地方私有化措施、工厂的健康和安全政策等。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似乎是为所谓的“裙带共产党员”提供政治晋升机会，以此控制经济变革的速度，并防止非中共党员利用官方机构推行任何其他政治议程。

中共为建立市场经济所做的努力是其证明和维持统治、保护党员特权和财产的手段。胡锦涛引用了所谓的“太子党”，这是中共内部的一个集团，由老一代领导人的后代组成，他们被任命担任高级政治职务，以保护党员的既得利益。[53] 中国大约有一半的高级领导人属于这一类。[54] 如今，中共正被那些手握国家权力的高层利用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一类。

中国共产党对商界贿赂党员的容忍度令人吃惊。贿赂行为十分普遍，如为子女支付海外学校的学费、向家庭成员分配股票和债券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让许多党员干部个人受益，也为今天的宽容埋下了种子。[55]

2002年有3位，2005年末只有10位，但到2014年，中国的十亿美金富豪已超过150位，仅次于美国【编者注：2024年，福布斯估计中国大陆十亿美金富豪有406人，超过第三名印度一倍多，香港另有67人。据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十亿美金富豪有814人，世界第一，但其数据包括港澳和台湾】。党内高层与这些超级富豪之间的家族关系往往非常直接。2005年，中国最富有的富豪是荣智健——前国家副主席、“红色资本家”领军人物荣毅仁之子，荣毅仁为中国向全球市场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2012年11月前担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的近亲属拥有约27亿美元的财富。新任国家主席、反腐英雄习近平的家族拥有的利益包括：投资于总资产达3.76亿美元的公司；间接持有一家稀土公司18%的股份，该公司资产达17.3亿美元；持有一家上市科技公司2020万美元的股份。对通信行业的控制和国家审查制度确保了此类信息在中国无法获得。

在中国，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因此对高层官员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制约和/或平衡，所以腐败绝对猖獗。诚然，政府有“杀鸡儆猴”的政策，偶尔也会对官员进行降级、监禁甚至处决，以儆效尤，但能赚到的钱太多，被抓到的机会太小，这些措施一般都不会奏效。一份意外泄露的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中，有1.6万至1.8万名中共官员逃离中国，带走的资金总额约为1600亿美元！

鉴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国家官员都被视为腐败分子，腐败指控是对付对手的一种手段。最近的两起重大审判就属于此类。周永康曾是中国最高决策机构——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公安部部长，负责监督中国的安全机构。在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永康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

周永康似乎是习近平的反对者，试图在中共内部建立权力基础，挑战习近平当选领导人。他还反对进一步减少国家对剩余国有企业支持的举措，这些企业中的许多都由党内精英控制。周永康在派系斗争中败下阵来，随着他被解除常委会职务，他所安排的高级职位也遭到清洗，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56] 然而，作为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收集了大量党内高级官员的污点，人们担心他会利用这些污点做什么。习近平打下这只“老虎”，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维护同事的声誉，赢得中共内部的尊重，并打破反对其经济政策的声音。表面上看，习近平是在“清党”，但实际上他是在清除政敌。

周永康被判定犯有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最后一项罪名无疑表明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腐败问题。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与此同时，薄熙来（前商务部部长）——周迅速崛起的亲信——正在中国西南部大城市重庆发动一场备受争议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战争。薄熙来引入了一套全面的监视系统，监控所有电话和互联网通信，但却越权窃听了胡锦涛主席的来往电话，并利用所获信息对付党内同僚。党内高层集结起来，薄熙来因收受法国豪华别墅等形式的贿赂而在短时间内受到审判。他被判处终身监禁。[57,58]

当然，更小的“苍蝇”也会被卷入反腐措施中。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魏鹏远曾公开威胁要杀死情妇，在当地引发丑闻。2014年10月，警方突袭了他的住所，发现了相当于3000万美元的现金，而当时中国的平均工资还不到5000美元。[59] 随后，魏鹏远被指控犯有腐败罪，被判有罪并终身监禁。

从三位反腐运动人士的被捕就可以看出习主席对打击腐败的重视程度： 刘萍、魏忠平和李思华敢于要求中国前200名官员公开财产。他们最初以颠覆罪被捕，后改为非法集会罪。他们首次出庭的法庭被警察包围，独立观察员无法进入。[60] 2014年6月，刘萍和魏忠平各被判处六年半监禁，李思华被判处三年监禁。[61]

中国资产阶级的超级富豪领袖们身上弥漫着腐败和罪恶的恶臭，无孔不入的腐败在各个层面盛行，这是建立在消耗工人阶级创造的过多财富基础上的官僚极权政权的必然结果。超级富豪得到了党和国家官僚富豪阶层及其企业合作伙伴的支持。私营企业主和商人为跨国公司服务，其中一些公司（如富士康）本身就是经济巨头。接下来是由干部、商人、经理、专业人士和学者组成的“新中产阶级”，他们的绝对数量很大，估计有1亿至2亿人，但从比例上看仍然相当小。正是这些富裕阶层最热衷于新资本主义经济。[62]

只要经济继续以足够快的速度发展，党的领导就能控制局面，并在社会和党内保持一定的稳定。然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其内部包含了政府和国家内部所有政治流派的代表。任何重大的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重大的阶级、民族和社会冲突，这些冲突会反映在党内，而党反过来又会受到强烈的离心倾向的影响。那些认为自己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的群体会浮出水面，成为威胁党的团结的派别，而党对国家的控制也可能被打破。俄罗斯官僚机构的情况就是如此。旧的、铁板一块的斯大林党分裂成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众多党派。目前，中国共产党仍然控制着国家。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省份甚至省内不同地区在解释北京的指令时都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的历史表明，不同省份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利益。党内高层在拟议的反腐败措施和拟议的产权法修改上存在分歧，而这两项措施都会对党内追求更多利益的一派产生影响。习近平和大多数官僚都意识到了阶级分化加速的危险，并呼吁打击最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进行社会改革和增加社会支出，以减轻群众遭受的打击，并让人觉得政权在倾听群众的呼声，能够自我纠正。

目前，中共内部的冲突不是在于那些想要“回到过去”和那些支持资本主义之间，而是关于如何最好地维持当前体制的稳定和延续。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建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工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差异。中共的官僚主义绝大多数站在资本一边。讽刺的是，从长远来看，这个过程将撕裂中共。在这种情况下的关键因素是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会断裂。 

当然，在中共内部会有一些真正希望为人民服务的元素，但这些元素的存在并不改变中共的实质。很可能，反对党的当前领导的人将把他们的观点打扮成毛泽东主义的言辞，回溯到一个时期，当时广大群众有着工作稳定、更好的福利覆盖等。因此，山东省沿海地区的罢工矿工在2015年3月22日的抗议拖欠工资活动中，将毛的大幅画像放在示威队伍的最前面[63]

1995年，直接外国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约5%，到2002年约为12%，到2012年该水平约为20%。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中国资本主义产业中，超过80%的投资来自国内，来自原始的资本积累[64]。这些企业家投资的资金来自于工人因国家强制低工资、城市工人支付的高房租以及剥夺工人养老金、医疗和住房计划而获得的高剩余价值率。

许多富有的党员在掌握成功的乡镇企业时开始积累财富。名义上集体企业的所有权逐渐集中在它们的经理或地方党官的手中，通常是同一个人。[65]在城镇，许多党和政府官员能够将他们的管理职务转化为对私有化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总的来说，党干部发现房地产行业是一个特别肥沃的地方，可以迅速积累财富。根据2014年9月12日CNBC News的说法，中国的百万美金富翁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其中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利用中央土地记录缺失的漏洞，以假名购买黄金地段城市中心公寓的租赁权，藏匿他们非法获得的财富，这些财富来自于贿赂和腐败。

在党外，许多资本家在私人零售和商业服务领域崭露头角，他们最初是小商贩或专业人士。刘永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裙带资本主义和中央计划的结束如何共同促使那些与党有良好关系的人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中国铝业公司（Chinalco，一家国有企业）在中国铝市场占有98%的份额。中央政府授予了中国铝业公司对所有国家铝土矿储量的独家权利。然而，到了2008年，由于大型私营企业进入铝市场，中国铝业公司的市场份额下降到不到50%。

刘永行是东方希望集团的领导者，他理解中国铝业集团的致命弱点；即其对中国铝土矿的独家采购权是由中央政府授予的，而实际上控制矿产的是地方政府。随着中央计划的结束，东方希望集团与河南省中等城市三门峡的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与该地的党委书记达成交易，后者与中国总理李克强有着紧密联系。东方希望集团从2005年开始生产铝，刘永行如今宣称身价达到50亿美元。[66]

15.10总结

中国的阶级性质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可能从形式逻辑和抽象定义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发生的过程。这里没有简单的试金石可以应用，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允许这种基本方法。只有把整个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在各个阶段具体分析其相互矛盾的倾向时，才能清楚地了解情况。

1923-36年期间俄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反革命绝不是预先确定的预定事件。托洛茨基跟踪了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具体地展示了俄国阶级力量平衡、共产党的不同倾向及其与阶级的关系、世界形势的演变、经济和主观因素之间的关系。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不同因素的具体权重的变化，托洛茨基的立场也相应地发展起来，最终得出结论，苏联存在一个新政权，他称之为苏维埃或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67]这种发展并不反映托洛茨基的动摇，而是反映了他的分析如何跟随官僚堕落的过程展开。

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托洛茨基概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提出俄罗斯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

“（一）苏联的历史起源是什么？（二）这个国家在其存在期间已发生了什么变化？（三）这些变化已由量的阶段转到质的阶段了吗？即，它们已产生了一个历史上必需的新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了吗？”

我们分析中国最近和当前事件的方法与托洛茨基的分析方法毫无二致。要求立即回答“工人国家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暴露出的不是思想上的严谨，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要么......要么”的方法。然而，中国的形势现已发展到我们可以给出明确答案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回归是一个持续而复杂的过程，但我们可以通过做出重要决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来确定这一过程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从1982年选定的国有企业开始根据市场力量在国家计划之外进行生产，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最终埋葬了国家计划和外贸垄断，并同意开始对小型和中型国有企业进行整体私有化，以期在做出适当安排后尽快出售较大的公司，这一过渡一直持续到1992年10月。

对混乱的恐惧一直是中国历史的核心主题。1991/92年，东欧苏维埃政权和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这一时期的事件记忆犹新。中国共产党高层看到了由此造成的混乱、各民族共和国的分裂、生产的崩溃、俄罗斯黑手党的崛起，他们感到震惊和恐惧。但与此同时，他们之间也达成了共识和一致，这无疑是受到了最近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刺激，即他们必须继续控制局势，即使这意味着要采取资本主义措施。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分歧的加剧，资本主义重建的步伐时而放缓，时而加快。由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复辟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不平衡。中国历史悠久，权力分散，省、县甚至市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事实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鼓励和进一步下放国家权力。[69]

为了加快改革进程，中国很早就决定将改革的主要责任下放给各省和中国四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的党政一把手。为了进一步加快改革进程，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都依赖于地方营业税和销售税。[70]许多地方党员充当了公私部门之间的中间人和交易者，其他人则通过黑市交易、贿赂和非正式关系网为地方政府的发展铺平道路。这些人在私营企业中拥有股份，或担任公司董事会顾问或私营公司高级管理职位，这是很自然的事。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新的财产关系是否已经明确地、不可逆转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或者相反，向资本主义的回归有可能逆转吗？有必要对这一过程进行整体分析，并揭示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下一章将讨论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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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Ibid.

第十六章：新中国工人阶级

16.1 介绍

2014年，全世界的手机的保有量已超过世界人口，其中大约一半是在中国沿海省份广东生产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现象产生于历史上最高程度的城市化人口迁移，即数以亿计的贫苦农民从中国内陆地区向拥有现代化工厂以及跨国市场交易的沿海城市迁移。[1]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农民和工人的汗水和牺牲上的，但相较于于50年代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水平，工农的平均真实工资却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的失业潮导致了数以千万工作岗位的消失，这些岗位原本被视为“铁饭碗”，终身都有保障，并有养老金、医保和住房补贴。“铁锈地带”出现在了以东北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地区，作为中国旧国家计划的中心地带，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包括工厂和矿山，都在转向私有化——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到现在，大多数中国工人也是作为短期移民在大型高科技工厂着从事低薪工作。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没有享受到曾经重工业工人所享有的福利。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司退休金基本消失，私有化的医疗服务使人们难以负担，住房也被私有化，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房租成为工厂扩张的主要资金来源。1949年革命的许多成果已经化为泡影。

16.2 新工人阶级的诞生

在中国，庞大的工人阶级以惊人的速度聚集起来，尤其是在三大工业化地区：珠江三角洲（广东）、长江三角洲（上海地区）和黄河流域（京津地区））。同时，女性劳动力在新无产阶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占工厂工人的60%至70%，其中许多人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些女性比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受过更好的教育，她们也对自己的权利有着更多认识。在经济特区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中，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

中国的城市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扩张。2013年，据估计，中国14亿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居住在城镇。[2]预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超过200个，而欧洲此类城市只有35个。为了满足该人口增长，中国至少需要四千万名建筑工人来进行城市建设。

这种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威慑力的无产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大大增强。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外来的农村人口之所以愿意居住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从事最差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比农业劳动至少高一倍的工资，同时也能够给家属提供生活补助。数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中共亲资派轻松获胜的主要因素。[3]

而我们正在目睹亿万的资本主义“掘墓人”——一个新的巨型无产阶级的诞生。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与一百多年前俄罗斯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规模要大得多。同时，由于工业的发展而放弃农耕的农民组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领导十月革命的群众无产阶级还是诞生了。今天，中国正在为未来的阶级冲突创造条件，一个不可避免的革命将要诞生。

中国面临着严重且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正如英国政府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4]指出的那样，农民工总数可能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约为2.74亿，但增长率一直下降【编者注：2024年，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997亿】。目前，工农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农村人口偏好的城市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离家较近的小城市寻找工作，因为他们在大城市的户口制度下受到歧视（见下文第16.3节）。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并开发新的劳动力来源，中国正在投入巨资在内地建立工厂。

其次，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和2016年增长率分别为6.8%和6.5%。[5]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要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就业水平、以及社会稳定，未来一到两年内7-10%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6]第三，这种下降发生在自2009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的一年（2015年），而且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放缓，2016年的前景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位于华南的新经济特区工作。这些人大多是来到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电子厂和玩具工厂的女工。第二代农民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到来。其中包括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他们受益于父母获得的经验，更愿意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善工作安全并提高工资水平。

现在，第三代中的第一代农民工正在深入生产过程，他们对工人权利和抗议方式有了更强的认识。他们有了自我价值意识，并开始要求尊重，因此车间工人的行动数量急剧增加。贯穿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不变主题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通常发生在来到工业中心工作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7]

中国政府没有公布罢工的统计数据（按官方说法并不存在罢工。罢工和相关活动，如怠工、街头示威等，被称为“集体行动”），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罢工正在增加。那些父母前往一家公司工作的工人正在返回另一家公司工作，但他们带来了一个认识：短暂而有力的罢工是解决不满情绪的有效方式。随着工人信心的增强，罢工和纠察线正在变得常态化。[8]

16.3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特特征

然而，中国决心于最大限度地削弱其无产阶级以对抗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这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具有某些特定的特征。[9]

1949年后，中国政府主要通过五年计划和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塑造劳资关系。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干预的核心转向与最大的公司合作，以提供招聘-工作-居住模式，从而产生了低成本高产出的劳动力。[10]

在中国，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调节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工业区的流动。这是通过地方政府和省际协调与合作来实现的，直接向当地工厂、经济特区和城市供应劳动力。例如，湖南和广西等内陆省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招聘办公室为广东的建筑工地和工厂系统提供劳动力，以确保劳动力成本保持在美国的四十分之一。[11]

提供廉价劳动力已成为内陆省政府的重要活动，因为他们直接从公司支付给劳工的费用中获益，并间接地从寄回家乡的钱中受益。地方政府作为劳务中介，协调供需，筛选和招聘17至22岁之间的单身女性，提供所有必要文件（前往大城市可能需要不少于六个独立许可），并安排村庄到工厂的交通。[12]招聘者往往渴望离开他们所在村庄，在那里存在着压迫性父权制度、16岁后几乎没有学校教育机会、少数就业机会，并且可能逃避一场不愿接受的包办婚姻。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不少的非法行为背后都有这些政府机构的参与，例如掩盖招聘公司未能按照1995年（和2008年）劳动法的要求提供工作合同。如果没有合同，工人就无法要求带薪产假等权利，也无法将雇主告上法庭要求工伤赔偿。为了削减成本，农民工的权益被故意忽视了。[13]

然而，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农民进城务工，但无权在城市居住，合同期满后必须返回户口所在地。这种安排就产生了一种特殊情况，例如深圳只有30%的人口被归类为常住居民。[14]这种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甚至适用于在城市出生的农民工子女，因为地位是通过母亲传承的。户口制度现在是一种世袭制度，旨在确保经济特区获得大量低成本农村劳动力。它使那些如此愿意与资本主义企业合作的城市政府不必为这些没有资格在当地城市公立学校上学的农民工及其子女支付医疗费用。事实上，前往城市的工人被剥夺了包括投票权在内的一系列的福利和权利，

农民工被当作临时居民，只要他/她有工作，就可以在城镇里居住。未经公司许可的行为不仅可能意味着解雇，还可能被取消居留许可，并被迫返回家乡。由于农民工没有权利留在城市，居住证是国家试图控制劳动力流动和工人异议的一种手段。对雇主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成本，而且有组织的劳工团结起来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然而，来自农村的富裕人士只要结婚、在城市范围内购买住房并任职规定期限（通常为一年）即可获得城市居住证。鉴于中国的城市房价过高，农民工被排除在这种可能性之外。

宿舍劳动制度是维护中国作为全球工厂地位的农民工管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工人宿舍是单身工人（绝大多数）一到两年的临时住所。通常，宿舍位于或者靠近他们劳动的工厂，将工作和非工作生活融为一体，以便公司对工人的活动进行密切的控制。这些宿舍是多层公用建筑，可容纳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一般来说，八到二十名工人共用一个房间，有公共洗涤和卫生间设施。生活空间是高度集体化的，工人铺位拉上窗帘的区域才是私人空间。为了削减成本，宿舍总是面临着过度拥挤的压力，这会使宿舍变得肮脏和不卫生。

工作团队根据集体绩效获得报酬；因此，共用宿舍可以迫使工人工作和遵守公司规定。然而，许多公司都有随机分配宿舍的政策。这意味着，由于工作时间不同，员工的睡眠经常受到干扰，甚至可能出现夜班和白班工人混居同一宿舍的情况。其目的是破坏工人的社交活动，并阻碍同班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公司认为这会降低工人的自组织能力。同时，这也使新的工人孤立无援，他们丧失了社交生活，遇到了巨大的孤独和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疏离感，并可能导致绝望的行为。极端情况下，这种条件会造成外来工人的自杀行为。

宿舍是“准时制”生产的理想选择，因此受到国际公司的青睐。在工厂内，工人可能会被要求加班或在休息日工作，以确保公司按时交货。工人居住在公司的宿舍，同时经常被要求加班，这使得工人与一个雇主绑定在一起，因为工人几乎不可能寻找另一份工作。

总的来说，这些年轻女性所承受的压力与工人阶级以前经历过不同。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苹果公司实现了全球有史以来最高的利润，接近180亿美元，主要来自中国第二代女农民工生产的7450万部iPhone。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在中国各地雇佣了超过100万名工人[15]，在2010年14名年轻农民工自杀以及另外4名农民工自杀未遂后，他们的年龄集中在17岁到25岁，该公司的工作条件成为潘毅和陈慧玲调查的对象。本节借鉴了潘和陈对富士康工作条件的调查。[16]

富士康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生产基地从台湾迁至中国大陆，以受益于国家的支持和廉价劳动力。这种支持使富士康得以快速发展，如今它生产了全球一半的电子产品，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最初仅限于深圳经济特区，其30家工厂如今遍布中国各地，最小的工厂约有2万名员工，最大的超过40万名员工。

这种地域扩张使富士康能够继续利用中国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这些地方政府正在通过承诺提供土地、公路、铁路、银行贷款和劳动力来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当然，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竞争，为了富士康的投资而互相竞争。

例如，四川省政府赢得富士康2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后，总共拆除了14个村庄，为15平方公里的富士康“生活区”腾出了空间。据报道，四川领导人免除了“大量”租金和税收，并提供了“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此外，四川政府还提供免费劳动力招聘服务，当地政府官员获得招聘配额，在路边摆摊，护送新员工到工厂门口。据称，一些激进的官员告诉村民，如果一家人都不去富士康上班，那么该家庭将被罚款1000元。[17]

富士康最大的工厂位于深圳龙华，拥有超过43万名工人。富士康内部，大部分员工都是年轻的女性农民工，她们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平均年龄在21岁左右。这类女性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她们被认为温顺、手指灵活，缺乏工人自我组织的经验，而且愿意从事单调、详细和令人头脑麻木的工作。

公司领导将其称为“富士康园区”，是向媒体和其他考察单位展示的样板工厂。这个“园区”包括工厂本身、十二层宿舍、仓库、员工关怀中心（包括诊所和医院设施）、图书馆和书店、邮局、小型消防队、电视台、教育机构、众多的体育设施、超市、自助餐厅和餐馆，甚至还有婚纱店。

在设计生产线时，富士康借鉴了自亨利·福特首次引入汽车大规模生产以来世界各地的经验教训。因此，尽管龙华有设施，但它是一个宿舍劳动制度，旨在每天24小时组织工人活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富士康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郭台铭明确了“园区”的理念：“领导就是正义的独裁。”[18]

生产线有两个特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力要素，以实现生产标准化和消除潜在风险；以及精确细致的分工，使工人成为机器上的齿轮。如今，富士康的生产操作员普遍从事无休止的机械重复动作，并尽可能快速、简单地进行。

工作被计时到秒，并且必须达到时间和运动研究设定的目标，在工人可以生产的限度内：“我从生产线上取出一块主板，扫描标志，将其放入防静电袋中，粘在上面一个标签，并将其放在传送带上。 ……每十秒我就完成五项任务”，一位年轻女士说道。一般情况下，她一天可能会重复这项工作超过1万5千次，难怪这么多工人声称自己感觉毫无价值。这是精神的毁灭。

如果一名工人违反规定，则整个班次（可能有一百名或更多工人）必须在下班后留下来。这名妇女（其中80%是女性）被迫起立并大声宣读检讨书。她的声音必须足够大才能被听到。生产线领导询问车间另一端的工人是否清楚地听到了所犯的错误，从而在羞辱中加深了这一教训。这一过程构成了一项政策的一部分，用于惩罚工人的轻微违法行为，从而加强车间纪律。员工可能“因为留长指甲、迟到、打哈欠、吃饭或坐在地板上而被扣分”，而这种扣分会影响每月的奖金。站立工作的生产工人每两小时应休息十分钟，但这仅适用于达到每小时生产目标的情况。12小时轮班结束后，工厂车间经理和主管可以对生产工人进行长达半小时的讲座，评估轮班的产出并列出需要改进的领域。

富士康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标准似乎符合全国模式，富士康喜欢指出工人在加班前签署书面“协议”。然而，由于工人没有有效的工会代表或保护，这样的协议毫无意义，而中国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但实际上富士康工人每月可以加班80小时。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让工人们累得精疲力尽，而每月的工资却只有300美元。一周能有一天的休息日已经算是好运的了。

然而，尽管工人的生活几乎处处受到控制，但严格的限制意味着如果出现共同利益的问题——例如当地政府决定不提高最低工资——工人们可以讨论并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一旦行动一致，宿舍的安排可以大大加强工人的团结。[19]

研究还发现，工人们利用近距离的方式组成学习小组，并收听广播中的教育节目，特别是有关劳动法的节目，以帮助他们向雇主提出要求：例如，法律上每个工人必须签订合同，支付的工资必须等于或高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公司必须缴纳社会保险，等等。[20]

显然，富士康管理层对工人实行了尽可能多的控制，但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Pan和Chan发现工人以多种方式进行抵制，包括怠工、停工、小规模罢工，甚至进行破坏活动。据富士康工人反映，有一次，他们故意不达标，目的是为了让高层罢免粗鲁严厉的一线领导；还有一次，有紧急订单时，大家都停工，以获得具体让步。[21]在父辈工人那里吸取来的教训正在带来回报。

16.4 工作环境

2014年，香港《中国劳工通讯》对中国劳动争议的成因进行了调查。[22]当然，每一个争议都是具体的，并且显然有其特定的原因。不过，CLB关切地指出，其所确定的三大因素均因中国工业产出同比下降而大大加剧。

最常见的因素是雇主寻求将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以利用更便宜的劳动力——搬到中国内陆，甚至孟加拉国——其中一些人试图卖掉设备并撤出市场，这不仅让中国工人失业，而且试图逃避支付所欠工资、法定裁员和其他义务。赔偿要求约占所有纠纷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最常见的因素是试图压缩劳动力成本，例如将周六和周日工作重新归类为工作日，以避免周末工作支付双倍工资，或者结束周末工作并迫使工人加班在一周内以较低的费率支付。许多工人只有在当地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时才会加薪，但雇主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减少甚至取消住房和其他津贴或削减奖金来收回工资的增加。另一种技巧是推迟向工人支付工资，使他们拖欠工作的时间不是一周，而是一个月。拖欠工资和加班费问题约占所有罢工的四分之一。

第三个最常见的原因是直接要求增加工资，以补偿消费品价格、租金等的上涨。增加工资的要求约占所有纠纷的五分之一。

以上比例是指工厂工人的比例，其他行业的经验会有所不同。例如，小城市和乡村的教师工资往往较低，特别是与具有相同经验和资格的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雇员相比。教师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情况并不罕见。CLB在其报告期间记录了69起教师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拖欠工资和加薪。

大多数工厂的实际工作日至少为十小时（包括强制加班），只有在生产中断时（例如淡季期间）才提供休息日。如果是紧急订单，员工必须每天轮班工作12小时。许多工厂的情况是员工每周工作至少72小时，远远超过中国法律允许的总工作时间（每周40小时，每月加班36小时）。

可以预见，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事故很常见。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官方表示，每年约有38万名中国工人死于工业事故，但这个数据往往是严重漏报的：

东莞（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主要出口中心）有2万多家存在职业病危害问题的工矿企业。他们雇佣了超过550万名工人，但只有6000家企业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告了职业危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只上报了其中280个……”[23]

最极端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建筑业，2010年，该行业雇佣了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安全标准低得惊人。即使在香港，高层建筑的脚手架也只不过是用看起来像绳子的东西绑在一起的一段竹子。建筑劳动力流动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84年，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定，规定建筑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保留永久现场员工是违法行为。从那时起，工人就被分包商雇佣，这些分包商从农村地区招募廉价、非技术的农民工。

分包商雇用的工人靠维持最低生活工资工作是正常的，他们希望在年底一次性收到工资。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建筑行业，是许多分包商在完工后直接消失，导致工人甚至没有办法回家。拖欠工资问题导致的罢工占据了一半以上比例，其中许多罢工导致了愤怒的工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中国已开始认识到这种情况的不可持续性，并于2008年颁布了《劳动合同法》，赋予部分工人向法庭质疑雇主的权利。然而，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人实际上被排除在这一程序之外，因为工人在审理其案件之前必须签订合同，而在一些经济特区以及建筑行业，近三分之二的工人没有合同。

第二个障碍是绝大多数法院判决都存在明显的反工人倾向。地方政府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的成功。因此，各地之间对外部投资的激烈竞争使得地方法院对雇主的需求更加敏感，导致劳动法的执行参差不齐。然而，上级法院（或中共）很有可能推翻任何有利于工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权利往往止步于法庭门口。”[24]

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到达法庭门口，已经设置了许多障碍。在向法院提交案件之前，工人必须首先经过强制仲裁程序，对于少数拥有合同的人来说，这个过程既复杂又漫长。

到达相关部门大楼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的路程，而提起诉讼通常需要几天的时间，并且需要在不同的政府单位里提交资料，那里总是挤满了其他寻求赔偿的工作人员。如果任何一次出现超过五名申请人，他们就犯有非法集会罪，可能会被逮捕（正如阿蒂加斯工人所发现的那样，请参阅第16.3节），如果是外来务工人员，则被剥夺居住证并被赶回农村。工人们必须向专业律师提出自己的诉讼，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当地政府总是缺乏执行该决定的意愿，而工人们的境况往往会变得更糟。[25]

任何因违反中国反歧视法而寻求法律补救的女性都会遇到同样的障碍，此外，律师会对她们的案件进行筛选，以避免此类纠纷，因为她们的费用较低且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有限。[26]

中国工人阶级传统的“工人贵族”是重工业和采矿业的工人，这些工人在所谓的改革中受害最深。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手段包括充分了解所有相关计划、巨额裁员金、找到新工作岗位以及支付出售企业所得的大笔资金等承诺。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工人都没有收到这些东西。相反，地方官员、企业管理者和私掠者开始掠夺国有资产以谋取私利。据官方估计，自中国开始国有企业重组以来，每年被侵占的国有资产价值在80至1000亿元人民币之间。[27]

2007年3月，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徐德明表示，被“改制”的国有企业拖欠工资超过20亿元，拖欠补偿金总计达10亿元。他进一步指出，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25%的下岗工人没有领取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28]

为了平息工人的不满，他们被鼓励使用所谓的上访程序，公民可以单独或集体就具体的不满向当局提出上诉。在中国，这是一个完善的程序。但这是一个保护政府官员的缓冲体系，平息了上访者的愤怒，但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对于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官僚陷阱，官僚们相互推诿、互相掩饰，申诉人被送去进行无休止的文件追逐。如果不当行为是政府部门所为、被告是政府高级官员或商业伙伴时，案件就会被悄悄搁置。

更糟糕的是，该制度通常意味着请愿书最终会落到被投诉的组织和官员手中，而这些人可能是投诉人的雇主。因此，请愿者可能面临被投诉对象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

在上访的同时，工人们也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种情况往往指向了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他们往往也是私有化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私有化纠纷案件数量迅速增加，中国高级司法当局指示法院停止审理此类案件。 2006年3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向其会员发出指示，如果他们承办集体案件，那么他们有责任“积极协助司法机关”，即配合被告人对抗其委托人。[29]

当他们发现该制度可以保护腐败分子，并可能使投诉人面临报复的风险时，工人们很快就对它失去了信心。这就导致了许多工人的自发行动，几乎每一次国企改制/私有化计划都会与下岗工人发生某种纠纷，要求支付所欠工资、支付养老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以及为确保再就业而承诺的援助。

工人们别无选择，被迫走上街头示威，表达他们的要求。然而，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和党的高层亲自参与了私有化交易，并将这些工人示威视为对他们自己地位的威胁，当然，他们公开表示这是对“政治稳定”的犯罪威胁。他们利用对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影响力，试图驱散和禁止示威活动，并惩罚抗议领导人的活动。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警方可以在未经司法审判的情况下将被指控刑事犯罪的抗议者长期关押数周、数月甚至数年。

1998年至2001年间，铁合金厂的工人向多个政府机构提交了大量请愿书，指控厂长范一成等人贪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2002年3月，一万多名工人走上街头，公开向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行动后，范一成才受到调查。罢工领导人试图将罢工扩大到邻近的工厂，并因此被捕、殴打并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恐怖主义罪被监禁。[30]

国有企业私有化引发的争议通常会持续多年，因为地方政府、法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未解决重组过程中针对工人的不公正现象。事实上，这些长期存在的集体劳资纠纷已成为溃烂的疮口。争取工人权利的领导人遭到噤声、迫害和监禁，而他们所代表的人的不满却被当权者忽视，下岗工人只能自生自灭。

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官方承认的工会和劳动法名誉扫地。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工人，尤其是女农民工，越来越愿意绕过这些法律并进行自我组织：罢工、公开示威，并采取直接行动，例如封锁主要道路，甚至破坏工厂或产品。[31]

时任国家主席兼党委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担心这种强硬措施并没有减少独立劳工行动的数量，因此采取了更为温和的做法，并发起了一场呼吁“和谐社会”的运动。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工人们公开抗议时，法院的工作人员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来缓解局势并恢复社会稳定。这时，警方控制群众并逮捕罢工领导人，驱散示威活动。但任何伤亡都被视为对局势的“处理不当”，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职业生涯的污点。 [32]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根源于孔子的家长式和等级制伦理。甚至有人努力使孔子与马克思相统一，但这必须完全消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观念才能实现。诉诸儒家思想是为了给现代观念披上中国特色的外衣，并宣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走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造福整个国家。[33]

对“社会和谐”的诉求意味着该政权不得不向农民和工人做出让步：例如：减税、提高农产品价格、给予补贴；而对于城市工人来说，2015年5月政府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同时，政府承诺在农村和城市地区扩大教育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政府还承诺大幅改善养老金供应——无疑是希望扩大内部市场。人们正在大力宣传将最公开腐败的中共干部绳之以法，并且已经进行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审判。呼吁社会和谐的需要是说服工人尤其是相信中共领导人并且不采取任何威胁现行制度的幌子。[34]

国家还向工人阶级开脱，将其当前的经济问题描述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对国际上所有工人来说都是共同的。例如，英国的“工作福利”计划被用来支持中国自己的计划，即拒绝向不参加再培训计划的工人提供福利。[35]

16.5 官方工会

所有工人的基本权利——罢工权——在1982年的中国宪法中被删除。然而，国家从不以罢工名义逮捕工人，罪名都是破坏财产、扰乱公共秩序或袭击，但这些被广泛使用。尽管有关工会的法律此后经过两次修订，一次是在1992年，另一次是在2001年，工人仍然被剥夺了自由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和罢工行动的基本民主权利。工人阶级的最终力量来自集体行动，否认该阶级的权利就是在雇主及其国家面前削弱该阶级的力量。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合法许可的工会，与中共有着非常密切的结构关系，其成员和主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人员有相当大的重叠，甚至在地方一级也是根据中共的建议任命的。[36]中华全国总工会过去（现在）都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工会，而是一个由野心家组成的政府部门，其主要职责是确保工人接受政府政策。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领导人一样，这些人确保生产环节的工会权力瘫痪。迄今为止，现实情况是，如果工人采取罢工行动，他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由雇主、国家（警察）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的集团——该集团有时会雇佣流氓破坏示威队列并打击罢工者。

工会官员有时会看望生病或受伤的工会成员，确保他们收到应得的工资，安排新年晚会、郊游、运动会以及中国特有的婚介活动，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事故或工业行动造成的停工。

然而，官方工会的形式在工人运动和政府指示的压力下发生了变化和发展。传统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自东北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它的收入不是来自工人缴纳的会费，而是来自政府的直接支付，通常为工人工资的2%。工会支部主席的职位与相关企业的副厂长的工资和福利一样，如果工人的活动保持在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则该职位是终身的。[37]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为私有化做准备而裁员，全国总工会会员数量和收入大幅下降。十年间，会员人数从占全国劳动力的40%左右下降到略高于四分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特区工人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以及自发罢工和其他行动的爆发，政府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坚定地尝试在私营部门建立控制工人斗争性的机制，并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规模增加了成员数量，并像是其曾经信奉的斯大林主义一般声称在某些区域已经招募了110%的劳动力。

这些招聘活动基本上都只体现在直面数字上，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地区或城镇工会理事会联系特定地区所有员工超过25名的公司，并提醒他们在法律上有义务成立工会，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不采取集体行动。雇主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约，但通常不会向工人提及，并允许他们任命公司的工会代表，通常是人事部部长担任该职位。

必须理解的是，工人本身在这次招募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许多（可能是大多数）情况下，工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与雇主谈判，以集体招募公司所有工人（和经理）。工会会费将同国有企业一般由公司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支付。[38]李静君对经济特区的工会结构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管理者本身就是工会官员。在审查的250家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分会主席的有144家，其余大部分是中层管理人员；在极少数情况下，车间工人可以担任最次要的工会职位。[39]

通常，公司所有者建立工会的框架，任命经理作为所需的官员，并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注册工会，支付所有必要的费用。一旦得到承认，并且没有此类提交材料被拒绝的记录，工人在该公司工会之外组织的任何活动都是非法的，任何相关人士都可能被逮捕，被剥夺居住证并被送回老家。

例如，广东石楼镇的一家台湾企业NCW雇佣了550名（主要是）未签订合同的农民工。作为全总招募活动的一部分，石楼镇工会委员会（STTUC）敦促NCW建立一个“基层工会”。在当地党委的压力下，NCW完成了所需的文件，向石楼镇工会委员会缴纳了会员费，并收到了宣布成立NCW工会的正式文件，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工人们对这个过程完全一无所知。

  随后，一群有过工厂工作经验的农民工来到NCW，对公司的非法劳工行为提出质疑。他们相信工会可以帮助他们，于是他们联系了石楼镇工会委员会，结果却被告知他们已经加入了工会，必须停止自行建立工人组织，因为中国《工会法》规定，一个企业只能存在一个工会。与此同时，资方迅速行动，召集所有经理（当然，他们也是工会成员）开会，任命人力资源经理担任工会分会主席。工人们自然拒绝参加，也就是说真正的工会不可能合法成立。[40]

第二个例子是富士康。成立八年后（2006年），龙华工厂管理层成立了工会。此时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媒体对富士康工厂工作条件的负面宣传和深圳市总工会的双重压力。富士康工会主席是首席执行官的特别助理，具有相应的薪酬和条件。[41]然而，参加工会活动似乎并不那么容易，一项调查发现，约90%的富士康工人称从未听说过工会官员选举。

这些招聘过程的一个变体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一个地区工会，试图将许多小工厂的特定行业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引入这一做法可能是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层想要阻止和防止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运动。这些工会独立于任何一位雇主，但仍然高度依赖中共和国家政策。招聘过程同之前所说的是一样的，但由于工会分支覆盖了许多小企业，因此工资有上涨到最高水平的趋势，这是到工人喜闻乐见的。这种制度之所以受到雇主的接受，是因为它有国家的支持，可以控制工人的反抗情绪，而且归根结底对企业是有净利益的。

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的政策。然而，它存在三个严重问题。首先，工人普遍不知道自己已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员，因此对劳资关系的直接影响不大。其次，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是与大雇主进行谈判，但当时罢工、示威和在公共场合威胁自杀，围攻工厂、放火焚烧设施，甚至囚禁老板的主要人群是人数不足1000人的中小型私营企业的工人。第三个问题是，全总干部中的干部几乎没有处理过与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冲突的经验，而同情工人的干部就更少了。

然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的影响正在对这些企业产生影响。逐渐的，真正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开始出现，尽管这是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非官方罢工行动期间出现，积极代表罢工者，并在罢工结束后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在深圳一家玩具厂，工人们选出了五名代表，其中三名是女性，她们领导了最近的一次罢工，并组织了纠察线，阻止了警察的行动。然而，一旦罢工结束、局势缓和后，这些工人往往会以各种借口被解雇。

与此同时，工会官僚机构的最底层越来越不得不面对采取罢工行动的愤怒工人们，并试图让他们结束抗议并重返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全职工会官员会发现让工作人员批准但不直接指派当地分支的领导是有益的。迄今为止，全总支部唯一一次反对一家企业的行为，就是由这样一位分支官员领导的。 [42]随着阶级斗争发展到官僚机构的下层，那些在生产现场与工人日常接触的人逐渐受到来自工人的压力，使他们很难以公开独裁和阶级合作的方式行事。一旦阶级斗争爆发，一些官僚很可能会站在工人一边。经验表明，少数工会官僚会放弃私利，站在工人一边，但前提是工人的意志坚定不移。

一般来说，沃尔玛是反对其员工成立工会的。但在中国是一个例外。毫无疑问，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颠覆有效集体谈判的历史，这一决定变得更容易。

沃尔玛工会为该公司400家商店的10万多名工人创建的工会同其他公会一样，交换信件、填写表格，然后由沃尔玛支付工会会费。但这一过程是在逐家商店的基础上悄然进行的，将员工的意识和团结降到了最低限度。当当地的沃尔玛商店经理收到商店要成立工会的通知后，工会领导就会从商店的经理被中选出。

2014年初，为应对中国经济放缓，沃尔玛突然宣布关闭其湖南常德门店。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该店全总分会主席黄兴国率领超过75名工人罢工反对关闭门店，并在配送站周围24小时设置纠察队，阻止该公司从已关闭的大楼中取出货物。

尽管公司和地方当局联手，警察也被派去清理纠察队现场，但工人的决心和围绕该事件的宣传使得被拘留的工人被释放，纠察队在第二天得以返回。结果是沃尔玛被迫走上仲裁程序，与罢工者进行谈判，并大幅提高遣散费。[43]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了所谓的“草根”倡议，在少数企业中，分支主席直接由职工选举或批准。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黄说，他的动机是感受到同事所遭受的不公正：“我知道我需要帮助工人们……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将无法原谅自己。”[44]

沃尔玛罢工被广泛认为规模虽小但具有象征意义。黄担任全总支部主席的加入，对工人的战斗力和组织化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兴国的例子被誉为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反动派来说，这是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化危险的警告，对于激进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在官方工会运动中可以使他们获得成果的一个方向。[45]

16.6 2015年劳动法

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未能有效阻止工人斗志的上升和罢工次数的迅速增加。从2011年到2015年的五年间，罢工次数增加了七倍。除此之外，以前不受影响的部门也开始受到罢工波及，例如国有电力公司（国家电网）。为了回应工人加薪和同工同酬的要求，他们还尝试推行了一种不受欢迎、将严重损害最低收入者的利益的工资标准。

当然，政府愿意继续与雇主合作，无视公司违反劳动法的行为，骚扰活动人士，并派遣警察带着警犬来限制工人的任何行动。但这种政策的有效性正在下降，因为尽管警察活动有所增加，但仍有一些客观因素使工人变得更为激进。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本身也认识到工厂车间日益动荡的许多因素[46]：

1. 中国经济整体增速已放缓至7.4%，但广东等地区的制造业活动却还在萎缩，随之而来的是对裁员、缩短工作时间、用临时工取代全职员工的罢工，工厂主未能制定法定裁员计划来补偿工人，工人发现养老金尚未支付（有时长达数十年），等等。结果，各个年龄和背景的工人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失业或
2. 现有数据显示，在经济特区工作的核心年龄组工人数量增长为零，这意味着车间工人的谈判地位更强。
3. 工人逐渐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且变得更有组织性。中国劳工通讯等非政府组织开设热线电话、临时服务中心和其他宣传活动，以提高工人对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时间限制、雇主缴纳养老金要求、健康和福利等合法权利的认识。同时还提供福利捐款，甚至住房支持。这些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骚扰的对象，但仍继续对工人就如何自我组织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供建议。
4. 警察第一次突破纠察线并逮捕罢工领导人，对参与其中的工人来说是一个重大创伤，但第二次，工人做好了准备，震惊效果大大减少。警察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暴徒的残暴行为对国家来说其效用日益递减。

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工人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更加激烈。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加大镇压力度，这种趋势在事实上的罢工行动刑事定罪中已经观察到，罢工工人被指控刑事犯罪而不是民事犯罪的频率不断增加。然而，政府最近的方案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阻止工人的好斗情绪，并将其转移到对其政权安全的方向，而不是公开的对抗。第一步是批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中国最激进的地区——广东省，提高了19%，以平息工资要求。政府显然相信，只要工人们觉得他们在现行制度下有所收获，他们就不会继续激进下去。

更重要的是，劳资关系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作用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个拥有2.6亿会员和近100万官员的机构被工人们普遍认为是无效的，而且最近的所有罢工（除了沃尔玛的罢工）都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外发起的。广东省人大颁布的新规定为集体谈判和争议解决制定了新的框架，预计中华全国总工会将更多、更严格地控制员工诉求和集体谈判。鉴于广东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这些方案必然源自北京。

新法规提供了一种旨在对工人进行额外控制的结构。首先，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新规定（第24条）规定，在任何“集体协商”期间，任何罢工行动和煽动罢工行动均属非法。在此期间，工人们必须“和平理性”地行事。工人不罢工的义务意味着工人无法立即、有效地应对雇主的单方面行为，例如任意降低计件工资、缩短午餐时间等。

广东省的新条例明显是借鉴了其他地方反工会立法的经验而制定的。工人运动只有得到至少50%劳动力支持的要求才能提交，必须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支机构传达，并且必须是“合理的”。[47]任何提高工资的要求必须符合约定的绩效标准并以企业的利润为基础。50%的数字看似合理，但这实际上是为了限制激进工人的活动。延长谈判期限将允许企业要么尝试消磨工人意志，要么将其设施转移到其他地方，《经济学人》总结道：“这些规定有效地关闭了那种自发形成的、在广东较为常见的工人团体的大门。”[48]

广东经济特区罢工的最大单一原因是工厂主试图将企业秘密搬迁到新地点，以逃避支付拖欠的工资、逃避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缴费、逃避支付裁员补偿等。与其他任何元素相比，新规定显示出其阶级偏见。该规定规定，因工厂关闭而发生争议的工人不得阻碍设备和材料的拆除，获悉此类计划的工人也不得将该信息传达给他/她的同事，因为这将被视为违反第22条，作为参与“加剧冲突”的行动。

唯一的遮羞布是对工人谈判代表的所谓保护，他们在谈判进行期间不得被解雇，除非雇主通知阶级合作主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听取中华全国总工会可能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

重要的是，这些法规试图通过不为在经济特区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的临时工提供保障来分裂工人。这是蓄意破坏工人团结的行为，而这正是因为在最近的一些重要罢工中，农民工和本地工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支持。

有工会谈判经验的人都知道，雇主总是试图拖延谈判，试图侵蚀和破坏工人的团结，并促成工厂搬迁。新规定允许雇主将谈判拖延至少九十天，之后纠纷将进入调解程序，这一过程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工人必须继续维持先前存在的工资和条件。

在2015年广东省规定公布以来发生的大罢工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不顾有关工人的抗议，毫无疑问地延续了之前公开支持雇主反对工人的政策。其中有两项行动被广泛报道。

最广泛报道的行动是阿蒂加斯服装和皮革制品深圳工厂的工人所采取的行动。[49]2014年12月，阿蒂加斯约1000名工人罢工9天，试图让公司听取他们关于不支付加班费和不支付社会保险的诉求。工人领袖请求当地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但12月18日上午，数百名警察突袭工厂逮捕罢工领袖并驱散纠察线。工人们被迫重返工作岗位。

2015年6月，当阿蒂加斯管理层在没有通知工人或与工人协商的情况下开始从工厂拆除设备和机器时，矛盾进一步升级。从6月9日起，超过900名阿蒂加斯工人罢工并占领了工厂厂房，以阻止管理层秘密地将剩余机器移出工厂。

阿蒂加斯希望正式提出保留员工的要求，尽管此举会导致工人实际转移非常困难，但可以避免向工人支付根据现行规定有权获得的遣散费和其他社会保险金。通过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关闭，该公司打算在工人做出反应之前完成搬迁，而且因为很少有工人愿意或能够搬迁，这样的举动将结束一直以来的社保费和工资纠纷。

这些行动是在新规定下进行的，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管理层拒绝与工人就关闭和安置计划进行集体谈判。7月初，资方和工人代表召开临时会议，但工人所要求的集体协商被拒绝了。随后，资方单方面终止了进一步的谈判，并宣布只与工人单独沟通，这是众所周知的分而治之的手法，破坏工人的团结，阻止他们使用集体力量。

阿蒂加斯工人前往广东省省会广州向省政府请愿，但该团体被视为非法集会，并由警车与巴士送回深圳。代表团抵达后全部被捕并被拘留了一整晚。

作为其策略的一部分，管理层试图出价15万元人民币收买工人的主要代表吴卫华。但她拒绝了贿赂并被解雇。罢工第一天，警方就拘留了吴卫华等十多名工人。除吴外，所有人员均于当天晚些时候获释。据警方称，她是“被工厂扣留”的，意思是厂里告诉警察要拘留她。重要的是，警方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对罢工者提出民事指控，而是以“妨碍公共管理”的刑事罪对吴提出指控。这意味着她在被带上法庭之前可能会在监狱里待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很快，警察又回到工厂，又拘留了五名工人，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停止罢工，并接受每人500-1000元的补偿，就可以释放他们。无奈之下，工人们同意了。五名被拘留的工人获释，但吴仍被关押在监狱中接受审判。[50]

这个例子展示了中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某些历史特征。参与其中的工人倾向于利用手头的组织，许多中国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支持的努力就是证明。新规定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利用它为中国资产阶级谋利。中华全国总工会将面临巨大而矛盾的压力。他们需要偶尔激进一些，并领导工人团体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同时他们必须告诉工人，他们不能采取集体行动来满足他们的诉求。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迄今为止的事件表明，这将是一个高度矛盾和动荡的过程，全总笨重的官僚机构正在努力应对即将发生的变化。

中共希望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控制工资和工作条件谈判来阻止工人的斗争，但工会内大量担任重要职位的资本主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无法帮助这一进程的。他们将反对任何对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变化。政府对调解程序负责将直接卷入劳资纠纷，这将为潜在的政治问题打开大门。这一过程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结果，因为工人激进主义浪潮的上升速度可能会淹没中华全国总工会遏制它的任何努力。

尽管工人对于如何利用当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分支机构来帮助他们的斗争尚不清楚。然而，今天的工人运动拥有相当多的国营工会经验，例如在斯大林的俄罗斯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1934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通过了一项法律，结束了所有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并赋予一小部分民选官员负责谈判如厕所设施等次要问题。担任此类职位的激进分子应确保选举涉及最大数量的工会成员，并在支部会议上进行讨论，不仅使积极分子能够相互了解，而且使成员能够讨论工会民主和车间代表的角色。新的广东省条例规定（第十三条）：“职工协商代表由工会产生或者由工会组织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这个漏洞仍然存在，那么激进分子就应该利用它来开展关于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会民主的竞选活动。

16.7 不平等的增长：“改革”后的妇女

过去三十年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其中大部分是在私营部门，而且大部分是为改善生活条件而从农村搬来的农民。这为该政权带来了巨大的支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农民工不再因为随便得到一份工作而感到满意；他们要求体面的工资和条件。与此同时，在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得多的地区，也存在着巨大的不满情绪。这些发展伴随着阶级之间巨大且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巨大的贫富显而易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最富有的10%人获得了全国85%的资产。[51]当然，没有遗产税。

收入也同样存在偏差。收入最高的5%的人获得了中国家庭总收入的23%，但收入最低的5%的人却只得到了0.1%。[52]一个新的富裕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但仍有数百万人失业或就业不足，特别是在所谓的“铁锈地带”。现在，即使在北京，贫穷的当地人吵着要清洗百万富翁的劳斯莱斯车窗也是常见的景象。[53]这些明显的社会不平等是不满的一个主要根源，国家和党官员的明显腐败也是如此。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如何在其公民之间分配的指标。基尼系数为零代表所有公民收入平等的社会。基尼系数为100时，一名公民获得所有收入，而其他公民则一无所获。经合组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声称，基尼系数大于40左右，表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衡，并可能破坏社会不平等的稳定。

中国自2000年以来就没有公开其基尼系数，当时的基尼系数为41。据中国媒体非正式报道，2012年基尼系数为47.4。在这个水平上，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比印度尼西亚的34.3、印度的36.8和美国的40.8还要严重。过去十年，城市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47至49之间，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54]

巨大的豪华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但周围却是大片城市贫困地区。能够获得清洁水的中国人比拥有手机的人少得多，这一事实就体现了这种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仅此一点就足以在中国引发阶级斗争，那些新富阶层的举止和做法越来越让人联想起革命前地主的行为，导致新华社声称：“如果这种趋势不加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可能引发社会动荡。”[55]

总体而言，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从改革初期的约30%上升到1990年代的40%，再到现在的约45%。然而，当国有企业准备私有化时，却出现了先解雇女后解雇男的政策，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就业率从2000年的75%下降到2010年的61%，为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相对薪酬有所下降。1988年，女性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男性工人平均工资的55%，到1994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42%，而如今，平均约为三分之一。政府实行同工同酬的政策，但即使男女做同样的工作，中国女性的工资通常也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左右。女性就业比例正在上升，但她们的工资水平却相对下降。解释是，在改革下，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非技术性、低薪工作，而与此同时，薪酬差距急剧扩大。[56]

市场力量正在加剧性别收入不平等。跨部门分析表明，政府和公共机构的性别收入差距最小，私营部门的性别收入差距最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受雇于生产线、服务业或文职工作，收入较低，附加福利也较少。正如所料，这些女性中很少有是共产党员。[57]

在中国政府为技术工人短缺而苦恼之际，女性接受的教育明显低于男性，平均为7.5年，而男性则为8.5年。大学公然执行性别歧视的入学政策。由于女性现在在中国最重要的高考中通常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因此大学和学院提高了女性的录取标准，导致女性的分数高于男性而没有名额。[58]许多大学课程经常拒绝女性申请者；许多工程学位不允许女性获得，而这些工程学位保证了毕业后的高级工作。

歧视正在增加，这一点很重要。仅仅因为一个人是男性就将他推上崇高地位的做法表明，如果社会条件合适，数百年之久的歧视可能会在21世纪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强化并鼓励了帝国时代的做法，哪怕是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也认为这些做法是令人憎恶的。

大约自2007年以来，政府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由中共的官僚组成）的积极支持下，针对那些选择不结婚的妇女开展了一场广泛、喧闹和厌恶女性的运动。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未婚男性正在转向“危害社会秩序的活动，包括赌博、骚乱、盗窃和帮派斗殴”。[59]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约为120：100.相比之下，印度的男女比例约为115：100。这两种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基于性别的性别选择性堕胎造成的。这意味着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多达十分之一的女婴被流产。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这种做法仍然是非法的，但数据显示，虽然法律在工人国家时期被强制推行，但资本主义政权却对此事视而不见。

全国妇联成员公开对抗暴力丈夫并让他们付出教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中国正处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开始泛滥。中国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警察在事件发生时是作为社会稳定的执法者，而不是保护受害者。是的，中国将故意伤害定为刑事犯罪，但在家庭案件中，只有长期、反复的暴力行为，并有独立证据支持，才足以代表妻子作出判决。即便如此，丈夫也有可能在诉讼中分得家庭住宅！[60]

在考虑出生缺陷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污染水平的增加，出生时患有畸形的婴儿数量也在急剧增加。两者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众多科学出版物甚至政府出版物的主题。[61]然而，官方的说法却将这些缺陷归咎于母亲的行为、晚婚或在怀孕期间忽视健康。[62]

邓小平政府的反妇女态度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党和国家领导层中许多女性领导人被强制退休，并由男性接替。2012年，中共组织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部长级及以上官员中，女性占11%，而党员中女性的比例超过40%。政治局常委（7名委员）中没有女性，政治局委员（25名委员）中只有刘延东和孙春兰两人。在这两个人中，刘延东是“太子党”的老成员，“太子党”是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封闭圈子，他们在中国瓜分金钱和影响力。她的父亲是原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从不在公开场合表达政治观点。[63]

16.8 总结

中国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其中三个关键指标——对外贸易垄断、计划经济和重点产业国有化已经被逆转，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每个企业都在力争利润最大化。这一转变是由贪图保留其特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发起和监督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工人民主更安全。

在评估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作用时，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实现目标的程度。无论他们的根源是什么，这个集团瓦解了计划经济，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通过这样做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大量私人财富，这些财富不仅被投资于中国，而且投资于世界各地。他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同时仍然以党内高层的身份攫取巨额薪水和福利，他们在法国南部拥有别墅，在贝弗利山庄拥有公寓，在伦敦拥有房产。他们的孩子就读于世界顶尖的私立学校，根据现行法律，他们将继承父母的巨额财产。重读列宁对英国工党的看法：

“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角度来看，工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它虽然是由工人组成的，但领导它的却是反动派，而且是最坏的反动派，他们完全是以资产阶级的精神行事的。”

中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分化已是事实；尽管国家对工业和汇率等因素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但2008年经济衰退的情况显而易见。如今，国家控制力大大减弱，世界生产过剩危机的威胁正在迅速增长。中国的钢铁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而生产过剩意味着中国每吨钢铁的价格现在比白菜还低。

垄断资本（富士康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正在创建巨大的全球规模工厂，主宰中国工人的生活。富士康及其同事得益于国家层面的经济转型，中共领导层选择与大企业结盟并成为大企业的一部分，相信这将使其能够继续统治中国。富士康提供的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托洛茨基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做的分析，即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并不依赖于竞争和自由的私人首创性，而是依赖于中央集权的指挥。这些大公司、银行财团等为首的资本集团与国家政权掌权者之间的观念和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每一步都进行合作，而且都不允许自由工会。 [65]在中国，这种情况已经走向极端，同一集团（中共成员）控制着政府、工会以及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和银行。

该联盟的范围包括地方政府降低搬迁成本、将最低工资维持在最低的水平、为即将建立的工厂招募工人，以及有效禁止罢工的劳动法。我们看到，为了从这些工厂中获得最大的利润，资产阶级重组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形式。这些形式，包括居住证和宿舍劳工计划，使工人遭受更严重的剥削和巨大的困难和痛苦。尽管有国家、工会和雇主的联盟，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在生产环节不断积累，导致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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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Pun and Chan, Global Capital, … Op. cit.

[22] CLB,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China 2011-2013, clb.org.hk.

[23] Dongguan Daily, 2 Aug, 2011.

[24] Pun, The Role of the State…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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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LB, No Way Out, clb.org.hk.

[29] Ibid.

[30]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ur Protest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31] Pun, N. and Xu, Y. Legal Activism or Class Ac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 2011/2.

[32] Yang Su and Xin He, Street as Courtroom, … Op. cit.

[33] Weil, R. A House Divided: China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3(52)61-69, Dec. 2008.

[34] Ibid.

[35] Blecher, M. Hegemony and Workers’ Polit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0 (Jun., 2002), pp. 283-303.

[36] Howell, J.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beyond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96, pp845-863, Dec. 2008.

[37] Ibid.

[38] Mingwei Liu, Union Organisation in China,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4(1)30-52, Oct 2010.

[39] Ching Kwan Lee, From the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State and Workers in a Changing China. Cornell U.P., 2011.

[40] Mingwei Liu, Op. cit.

[41] Pun and Chan, Global Capital, …, Op. cit.

[42] CLB, 24 April 2014, clb.org.hk.

[43] In These Times, 25 June 2015.

[44] Reuters Business News, 7 April 2014.

[45] CLB, 27 July 2015, , clb.org.hk.

[46]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Op. cit.

[47] Rhomberg, C. A Turning Point for Chinese Workers? 02 Apri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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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huang, The Criminalisation of Strikes, http://chuangcn.org/2015.

[51] Li Liao, et al., Family Finances in Urban China, J. Family Economic Issues, Vol 31 pp259-279, 2010.

[52] New York Times, 19 July 2013.

[53] Forbes Magazine, January 2013 and March 2014.

[54] World Bank,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 Aug 2013.

[55]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

[56] Burnett, Op. cit.

[57] Nie, L. et al. Gender,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ork Values in China, Am. Int. J. Soc. Sci. Vol. 3 No. 2; March 2014.

[58] BBC News 17 Oct. 2013.

[59] People’s Daily, June 2012, quoted in Fincher.

[60] Fincher, L. Leftover Women, Zed Books. 2014.

[61] Bienkowski, B. China’s Babies at Risk from Soot, Smog. Environmental Health News, April 2014.

[62] Fincher, Op. cit.

[63] The Telegraph, 16 March 2013.

[64] Lenin, V. Speech on Affiliation to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May 1920, CW 31: 257-263.

[65] Trotsky, L. Marxism and Trade Unions, Plough Press, 1968.

第十七章：斗争中的工人

17.1 简介

 中国的新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每迈一步都必须同时与资本和国家作斗争。它与以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和警察为形式的国家作斗争，而无论是官方工会还是警察都积极支持雇主并反对罢工。农民工同时也为能在自己选择的工业城镇定居的民主权利而与国家斗争。在与资本的斗争中，这些以女性为主的工人必须寻找在官方工会以外组织的方式，但这些方法往往违背了宿舍劳动体制的纪律。[1]

中国工人越来越多地在各自的工作场所内自发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工资、按时支付工资和社会保障福利。据称仅在广东，现在每天至少有一起涉及1000多名工人的罢工。与之相伴的还有许多小规模罢工。这些独立的罢工目前为止还没有合并成更广泛且协调的运动。而这势必会招致政府的迅速镇压。

17.2 最近的工人斗争

2010年5月17日，在佛山本田变速箱工厂装配线上按下紧急制动按钮的二代农民工谭国成，体现了跨国企业工厂工人的巨大力量。他劝说1900名大多是十几、二十出头的同事与他一起罢工，要求将基本工资翻倍。经理们迅速行动并承诺满足工人的要求，但立即解雇了国成和另一位领导者。作为回应，工人在长达两周的罢工中关闭工厂，同时小心谨慎地防止暴露他们的领导者的身份。[2, 3]

当地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雇主联合起来结束了罢工。当地技术学校的代表被请来威胁学员，如果他们继续罢工将无法获得毕业证书。总工会派出了约100名带着黄色工会帽子的“暴徒”强迫工人们返回工作岗位。但当看到工友们被打到在地，厂里的其他工人团体威胁要停止工作。暴徒们也因此撤退。

意识到罢工工人团结的巨大力量后，总工会和管理层分别会见了每一位工人，共同努力以遏制罢工。公司承诺不会报复或解雇任何工人，并将大幅涨薪。虽然少数工人有所动摇，但大多数人拒绝了公司的提议。[4]

与大多数跨国公司一样，本田依赖于漫长而复杂的供应链。两周之内，佛山变速箱工厂的罢工就使本田在整个中国的业务陷入瘫痪。本田最后提出了30%至50%的加薪，并增加了每月50元的住房补贴。这使得5月31日重返工作岗位的罢工者产生了分歧，然而并不是完全的胜利，因为两名被解职的领导者没有复职。

本田的罢工并非个例。此前一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工业冲突。其中最暴力的两起重大事件发生在即将私有化的国企。2009年8月的第二周，河南省安阳市数千名工人成功组织抗议国有的林州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林钢”）私有化。工人在抗议中绑架了派去监督接管工作的政府官员。不仅其中的许多工人将失去工作，所有人都也将失去养老金、医疗保险和住房补贴。林钢将以不到其估值一半的价格出售给河南凤宝钢铁有限公司。而凤宝钢铁的所有者是李广元，他利用自己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之便收购了一家乡镇企业（TVE），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5] 由于凤宝钢铁缴纳社保的不良记录、拖欠工资和非法侵占耕地等问题，抗议活动变得愈发激烈。[6]

 大约在同一时间，吉林的国有企业通化钢铁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和骚乱。该公司被出售给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私营企业，北京建龙集团。员工数也从约3万人减少到约5千人。消息一出即引发了自发停工和包括了当地居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大规模示威。当地政府出动数千名警察驱散抗议活动。期间，建龙集团任命的新总经理陈国君被杀。地方政府被迫取消该公司的私有化，并将其重新收归国有。[7]

尽管中国对Facebook、Twitter和互联网进行严格审查，但此类事件的消息仍在流传。同时一个事件将影响甚至引发另一事件。[8] 2014年4月和5月，借助群聊、博客和短信，台湾跨国公司裕元集团位于东莞的六家工厂爆发了规模和持续时间前所未见的罢工。4月14日，多达48000名工人因遣散费、拖欠工资以及未支付医疗保险、养老金、工伤赔偿、住房补贴和其他所谓的附加福利而放下工具。罢工者和警察的公开活动立即被报道在互联网上，人尽皆知。

对于新的资本主义中国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事件。警察被叫来制止罢工。互联网上流传着罢工者被殴打的视频。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在洛杉矶、曼彻斯特、墨尔本、纽约、牛津、旧金山和台湾销售裕元产品（如阿迪达斯、耐克和 Timberland）的商店周围就出现了纠察队。[9] 这一强烈抗议产生了效果，政府史无前例地下令工厂涨薪并缴纳社保金。与此同时，因协助罢工者被捕并被关押两天的两名独立激进分子张志儒和林东获释。

公众的同情和媒体的关注也迫使当局放缓逮捕和带走工人的脚步。[10] 本田等一些公司必须保护其国际声誉。如果人们认为它们支持使用武力镇压罢工工人，特别是在罢工者是女性的情况下，它们的销售就会受到影响。

非官方罢工（未经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或批准的罢工）已经席卷了许多制造产业中的跨国公司，从富士康到IBM、本田、库珀轮胎、沃尔玛和微软。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报道，[11] 2014年7月至9月的“集体行动”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2015年第一季度罢工数量增加了额外15%。重要的是，“集体行动”正在从罢工次数基本保持不变的中国制造中心广东，蔓延到中国内陆以及武汉和成都等主要城市。这些动向是中国工人运动未来发展的重要标志。[12]

 采矿业是政权摧毁工人对其支持的基础的另一个行业。煤炭满足了中国近四分之三的能源需求。上世纪末，煤炭行业成为首批私有化的行业之一。中央政府关闭了大部分中小型国有煤矿，或将其承包给私营企业。不久之后，许多大型国有矿山也被承包给私人运营商。

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呼吁中国煤矿企业提高产量以为国家服务。2008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山西省大同煤田（中国煤炭之乡的中心地带），将这一呼吁推向高潮。他恳请矿工确保必要供应，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当时能源短缺和煤炭价格上涨使得煤炭开采非常有利可图。中国对煤炭的看似永不满足的需求，吸引了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不法商人，导致煤矿产量大大超过安全生产水平。[13]

工人们和总工会反响热烈，他们本着合作的精神欣然接受政府关于私有化将增加生产的路线。新的经营者和分包商被允许雇用没有经验的农民工到矿山工作。结果是，生产和利润率提高了，但工资率却同时下降，而且安全标准灾难性地崩溃了。

根据政府数据，自世纪之交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矿工在事故中死亡。2002年达到峰值7千人。这些仅仅是报告的数据，而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地方政府往往会隐瞒事故或是谎报死亡人数，尤其是在死亡人数不足10人的事故中。矿场经营者会将尸体转移到其他地方。只有受害者家属承诺保持沉默，才会向他们支付赔偿金。

政府的矿山私有化计划及其许可和批准程序对腐败大开了门户。矿主、经营者和当地政府官员相互勾结、掩盖事故、逃避处罚成了家常便饭且明目张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承认：“几乎每一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背后都存在腐败。”在现行制度下，矿工的的安全利益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公然侵犯。激进分子已经在论证，保护矿工生命和权利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发展民主选举产生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使其能够对抗目前压倒性的管理权力，并保障生产现场的工作条件。

 然而，煤炭行业却因中国工业扩张放缓而遭受重创。仅2015年前三个月产量就下降了近5%。许多企业目前是亏损而不是盈利。生产现场的矿工面临的后果是拖欠工资、减薪、拖欠工资、裁员、未支付法定赔偿金……[14]

中国煤矿工人的愤怒加倍：他们被政府愚弄，而且不得不承担经济增长放缓的后果。虽然出现了抗议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活动，但由于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导致的煤炭价格下跌，该行业继续萎缩。Redcar失去了其钢铁厂和约2500个工作岗位，而位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中国国有煤炭公司龙煤集团(Longmei Group)于2015年4月宣布将裁员24万名员工中的一半。这是中国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七台河市数千名抗议的煤矿工人立即走上街头。当工人们拒绝解散时，他们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据报道，抗议活动零星地持续了至少一周。[15]

17.3   女性领导和学生的加入

2014年秋季，在拥有约20万名学生的广州高等教育中心(GHEMC，以下简称“广教中心”)发生的环卫工人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会斗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缺席引人注目，但另一个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学生对罢工的支持和参与。

广教中心为了削减成本，将工作承包给出价最低者来外包和私有化地方政府服务。2014年8月下旬，它们试图引进分包商遂城物业资源开发公司，导致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失业。由此产生的罢工让广州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基地街道上垃圾堆积成山。这为当地人和农民工之间的团结、女性工人的领导力和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合作树立了一个有希望的先例。[16]

工人们不得不与新公司签约、接受减薪、失去福利、失去资历、增加工作量或者寻找新工作。泄露的文件显示，当地政府最初计划雇佣426名环卫工人，但实际只顾用了212人，有1100至1600万美元的资金下落不明。

足够的卫生设施对城市环境至关重要。垃圾不能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为劳工斗争提供了战略舞台。此外，由于环卫工人往往年龄偏大，劳动人口普遍比轻工制造业或商业服务业更稳定。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努力维持现状。此外，他们有更坚实的团结基础，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自该中心开业十年以来一直在该中心工作的当地人。尽管如此，这次罢工显示了本地工人和农民工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团结。农民工约占劳动力的10%，在罢工期间尤其活跃，占据了谈判桌上工人代表的一半席位。

本地工人和农民工两个群体在他们的诉求上是一致的。罢工初期，工人们要求向农民工支付合法应得的社会保障金。而公司在此之前一直只向本地工人支付社保，却拒绝了农民工的诉求。这是他们最终赢得的诉求之一。罢工结束时，工人们也表现出了团结。新承包商承诺在为期30天的“评估期”内本地工人可以立即工作，而农民工却被告知必须等待。但工人们拒绝以这种方式被分裂。直到公司收回了之前的声明，并向所有工人承诺将重新雇佣他们后，他们才于9月12日重返工作岗位。

如今，女性参与罢工已经是司空见惯，但如此强势且引人注目的女性领导者却很少见。广教中心80%的环卫工人是女性。许多男性员工的妻子也是在那里工作的女性。最初所有当选代表都是女性。但是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性别平等，应该有一名男性加入谈判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毫不犹豫地担任了领导角色。

一小群学生积极参与工人集会和示威，并在互联网上报道斗争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当地和其他地区的大学成百上千的学生表达了对罢工的支持。虽然广教中心的20万学生中只有一小部分参与其中，但他们的行动为未来学生与工人合作抗争开创了先河。这是重中之重，因为中国学生毕业后的前景正在急剧下降。学生们不再将自己与工人阶级区分开来，这两个重要群体的不满情绪开始融合在一起。学生们正在越来越多地遭受与其他农民工同样的歧视。例如在2015年初，北京拒绝给没有工作、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毕业学生落户。[17]

这次罢工的结果是一次重要的胜利。但具体的成果远不如工人自发组织以及本地人和外地人、学生和工人之间协作的经验重要。[18]

17.4 生产过剩和紧缩

一些人认为，政府呼吁建立“和谐社会”是认识到提供工人权利（如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等）将成为减少罢工行动的第一步。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授予劳工权利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或者公平感，而是出于承认集体谈判可以显著减少罢工以及阶级冲突的发生。[19]

中国经济现在受资本主义规律支配。中国对不断增长的世界市场信心十足，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到一定阶段，中国将面临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虽然我们不可能准确说出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或以何种形式发生，但当它发生时，它将成为世界生产过剩危机的一部分。其后果必然是阶级斗争的爆发。

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见过两次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大规模裁员之后的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经历了第一次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标志着中国从旧的官僚计划经济向生产剩余价值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明显转变。而这意味着少数人的富裕，以及对大多数人来说残酷的供应短缺。[20]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中国一半以上的玩具制造商（3600多家，主要是中小型轻工企业）不得不暂时停业或完全歇业。[21]事实上，到2008年10月，仅广东省就有约8500家企业关门，导致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数十万工人失业。[22]而且不仅仅是裁员，全国各地都暂停了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同时仍在职人员的实际工资也大幅下降。[23]

然而在经历了最初的小插曲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似乎相对毫发无伤地逃脱了困境。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向经济注入了相当于586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了高达81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以及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的大规模投资。这些措施确实保护了经济免受出口急剧下降的影响，并确实实现了经济的持续扩张，但这也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整个经济中大量产能过剩的积累，特别是在建筑业和重工业领域。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0-75%，而美国为79%。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未能提高经济扩张速度。诚然，经济的确在继续扩张。但到2014年，扩张速度已降至一代人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数字预示着中国“奇迹”繁荣结束的开始，因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正在冲击世界最大的出口经济体。[24]

中国经济现在比20世纪90年代更加依赖世界市场，但后者“现状不佳”。迄今为止最大的威胁来自欧元区，其产出几乎占世界产出的五分之一，却是导致世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25]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顽固地停留在36-37%左右。这可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如果其消费国出现经济衰退，中国将不可以避免地遭受大幅下滑。

从对国家和党内官员反腐的角度看，事实上高调宣传的腐败审判是为了作秀，目的是为了平息普通中国人的愤怒，并分散人们对周围正在发生的腐败现象的注意力。但这些举措是否能抵消中国的阶级斗争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事实上，这些措施全都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威胁中国工业大幅削减的生产过剩问题。

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非常特殊的剪刀差危机——要么它的年增长率将继续通过政府的资助人为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它将面临比现在更重要的生产过剩问题，因为世界市场无法消费所生产的商品。否则，经济增长率将严重下降，工业冲突的程度将使得今天工人集体行动看起来像是小孩过家家。盲目乐观一切照旧是第三种可能的选择。政府的刺激措施可以推迟危机的发生。但一旦危机到来，就有进一步加深危机的风险。此类举措只会推迟清算的日子，推迟的时间越长，崩盘就越严重。

中国的年增长率现在正处于不可避免的下降过程中。与此同时，工人的激进行动迫使工资上涨。这一过程并非完全不受国家欢迎，因为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赚到更多钱，提振内部市场。他们希望内部市场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出口的损失。政府已经承诺提高养老金和最低工资率，以扩大国内市场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此类举措为时已晚。中国的官僚机构开始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制约，这场危机正在强行设定其政策议程。

随着政府开始合理化所谓的“浪费生产”，煤炭开采和钢铁行业这两个受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就业不稳定。这些工作几乎无法提供就业保障，只能靠四大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维持。国家现在希望通过协调一致的私有化计划来夺走剩余的福利。但该计划迫使工人团体参与罢工行动并走上街头抗议，并在某些情况下成功了。这种情况不可能继续下去。国家打算打击这种反对派，并且会在必要时动用警察。

中国经济扩张速度的任何下降都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施加重大的连锁反应。澳大利亚、南非，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原材料出口都将受到中国下调增长预期的打击。例如中国目前购买了智利40%的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下调中国增长预期后，铜价下跌了11%。2014至2015年的油价下跌也与中国经济放缓密切相关。

《纽约时报》2013年12月16日解释说，中国对拉丁美洲原材料的渴求推动了该地区一代人以来最繁荣的十年，充实了政府金库，并帮助该地区贫困率降低了一半。不过那个时代正在迅速结束。2014年12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将中国经济放缓视为拉丁美洲“繁荣”的最大挑战。中国扩张速度放缓将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

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投机泡沫的出现，尤其是房地产泡沫。这是工业产能过剩的明显信号。2008年，当中国政府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提振经济的措施时，马克思主义者预测该计划只会带来暂时的缓解，而代价是巨大的投机和通货膨胀泡沫。

然而中国政府维持了这一过程，并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房地产泡沫之一。这种现象从2008年开始，并以如此快的速度加速。以至于到2013年底，相当于北京故宫占地面积的土地面积，在纸面上的价值居然超过了包括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整个加利福尼亚州。[26]其结果是建筑热潮和大规模的供应过剩。未售出的商业和住宅地产数量在2014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这种热潮正在令人震惊地接近尾声。但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价格的下滑可能会破灭人们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希望。

中国政府的一项决定让人想起玛格丽特·撒切尔通过私有化国有产业对资本主义的改革，即决定允许小投资者从国有银行借钱投资工业。此前，政府政策禁止此类活动（称为保证金交易），视其为一种赌博形式。但现在政府正试图在房地产泡沫的尾声重振经济，因此这被视为是向私营企业注资的一种方式，同时让数百万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

在经历了四年的稳步下跌之后，中国股市终于在2014年夏天开始上涨。最初的投资者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很快，数十万人开始大举借贷以购买股票。随着政府政策的出台，疯狂的投机行为爆发。中国股市在2014至2015年间上涨了150%。与纽约、伦敦或香港的股市不同，中国股市由中国的个人投资者而非机构主导。在与“咆哮的二十年代”和1929年股市崩盘非常相似的情况下，数十万人为了购买股票而大量举债：爷爷奶奶、农民工、大学生都纷纷花钱购买股票。[28]

但很快，股票的价格就与发行股票的公司的价值或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无关了。在一段时间，中国股市脱离了现实。尽管最后政府做出了努力，股市还是崩盘了。这导致数百万追随潮流的人面临巨大的个人损失。为了阻止股市继续下跌，中国政府实际上关闭了股市以让局势降温，但无济于事。这次崩盘无疑削弱了决定放宽保证金交易规则的北京政府的权威。这次事件还向人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的危险之处以及公有部分经济的安全和相对稳定。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的生产能力超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极限。2014年底，官方的城镇失业率为4.6%。但这个数字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因为当他们失业时应该返回家乡，因此不包括在这些统计数据中。非官方估计该数字接近20%。

失业问题并不是次要的。至少二十五年以来，官僚机构一直决心为迅速扩张的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试图掌控和稳定社会。如果这种情况结束，国家很快就会发现剥夺产业工人生计的后果。

17.5 革命和领导问题

党和工会领导人的政策与工厂、钢铁厂、建筑业、矿山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愤怒和沮丧情绪发生了冲突。然而世界范围内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意味着与新资产阶级和解的希望渺茫或根本没有希望。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降低大众的生活水平，并最终摧毁任何有罢工权的自由工会。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的任务是什么？显然，当务之急是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以便与工人、学生和真正的共产党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试图用不符合中国人民实际情况的现成方案来处理一个复杂、矛盾、史无前例的进程将是一个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府政党和国家机器，必然会受到各种离心力的牵制。这在西方民主中被各种党派和其他组织所代表。根据这些力量的相对优势，在早已成为亿万富翁和大企业一部分的官僚高层，和要面对一屋子愤怒罢工者（通常是女性）的一线人员（通常是男性）间，必然会有所分歧。一线人员则不得不向罢工者解释为什么他们无能为力。

可以预见的的是，那些从资本主义转型中获利最少、且作为工会官员、因此最接近工人斗争的党员将会发现，领导这些斗争最能满足他们的物质利益。中共内部也会有一些普通人对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及其带来的不平等感到恐惧。这两种趋势都得到了中国媒体上出现的信件和文章的证实。许多人怀念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但在现状下，那些通过“回归毛泽东”寻求出路的人将发现自己被迫面对工人权力和苏维埃民主的问题。这些人越接近基层，他们就越容易接受这样的想法。中国工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回到斯大林主义。他们想要走向真正的工人权力，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目前我们看到罢工运动日益壮大。迄今为止，其行动已经将官方工会推向一边。如果中华全国总工会要发挥带头作用，他就必须利用其剩余的优势。首先，工会在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较不激进的工人中拥有支持基础。其次，最激进的工人群体是流动妇女。由于合同制度，许多人是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甚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临时工。但当地工会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仍然存在，并根据新规定，一些官员正在改变他们的策略，从彻底反对任何针对雇主的行动，转变为倾听工人的不满。并在极少数情况下支持他们。

官方工会具有巨大的优势。当工人阶级开始运动时，它总是通过其传统的群众组织来表达自己。尽管这些表达可能会令人惊讶，出乎意料。即便是现在，许多工人第一次与管理层发生冲突时，他们发现他们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去当地工会分支机构寻求建议和支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有必要找到一条进入中国工会运动基层的道路。

随着俄罗斯回归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分裂了。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共仍然保持控制，并成功将自己转变为一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共有数千万党员，中国阶级斗争的白热化将会反映在党内。但我们无法预测这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然而，如果中共的某一派别与新资产阶级之间发生公开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会为击败主要敌人资产阶级而斗争，同时耐心地解释说，只有将权力转移给工人阶级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目的是动员群众，而不是捍卫官僚的特权地位。在支持中共（或任何分裂派）内部反对新资产阶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会向工人解释，需要通过工人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等最初作为斗争机构将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然后形成工人政权的苏维埃机关。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苏维埃不是布尔什维克或任何其他政党的发明，而是工人阶级的自发发明。中国工人将希望走向真正的工人权力，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

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中国从来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传统。几十年来，主导意识形态是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说的就一定是正确的，毛泽东提出的就一定要采纳。然而自1980年以来，毛泽东思想被抛弃了。事实上北京奥运会的历史回顾中省略了毛泽东时代。这不是一个疏忽，而是不允许提醒人们有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然而毛主义并不是唯一的传统。还有陈独秀（1879-1942）的重要传统。积极的是，近年来学生成立了陈独秀社团和马克思主义社团专门研究他的著作。这体现了许多活动家真正渴望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思想。

年轻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农民和学生现在已经体验到了新的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它。这些中国左翼分子的一大弱点是他们的斗争往往是孤立的。但随着他们冒着严厉处罚的风险利用互联网联系起来，这一点正在逐渐被克服。

虽然缺乏革命政党，甚至缺乏工人政党，但陈独秀第一个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政党才能将中国转变为工人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都必须迈出第一步以建立一个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民主集中政党。

尽管如此，无产阶级意识正在崛起。许多人都感觉到左派正处在飞跃的边缘。但这只有在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找到团结反对力量的议题时才会发生。当然，社会主义者会为了眼前的需求而奋斗，但提出这些需求的方式是将日常问题与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起来。这些需求，也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过渡纲领，充当了改善群众状况的斗争行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理念间的桥梁。

群众的“部分”、“最低限度”要求必须得到支持。因为每一次成功的斗争都会提高参与其中的工人的战斗力。我们可能需要从相对容易赢得的小要求开始以建立动力。进展的速度并不重要。但当工人处于斗争时，事件往往会很快展开。随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变得越来越腐朽和堕落，最先进的工人应该提出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其本质是针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根基。总的来说，过渡纲领旨在系统地动员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29]

如果没有在资本主义下日复一日的进步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只会是痴人说梦。只有在这种斗争中并通过这种斗争，工人阶级才能获得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组织和经验。然而任何抗议者都必须准备好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机器：可怕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最令人厌恶的特征的融合。

过渡纲领和民主需求运动可以为强大的工人和农民动员提供基础。在僵化的的官僚政权的背景下，这些要求基于阶级斗争政策。这些政策以工人为自己利益行事的权利为基础，几乎可以肯定包括：

• 通过公开示威、传单、报纸和网站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
• 无论是工会还是政党的结社自由；
• 就失业、低工资、健康和安全等问题进行集体谈判和采取罢工行动的自由；
• 组建纠察线和自卫队来保护自己的自由；
• 恢复国有医疗服务和免费教育；
• 使各种形式的劳动更加平等，反对社会不公，公开党内高层的资产。

确切的要求、提出的方式以及实现的手段极其重要。因此必须由直接参与的人员来决定。显然，需要提出一个统领性的口号，将这些要求整合成一个连贯的计划。在俄国，“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这一口号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也可能是中国革命的一条道路。这样的口号必须建立在每个工厂、工作场所、大学、街道、军营和村庄都能自由组建行动委员会的基础上，并让这些委员会的集合体成为新一代民主苏维埃的核心。

工人们将要求重新国有化所有主要经济部门，并且可以立即开始接管工业、社会和国家的管理，朝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不是荒谬的官僚斯大林主义。这种人民民主和过渡要求的计划将是斯大林主义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重新建立斯大林极权主义政权。

在斗争中，工人们需要群众组织，而这些组织在早期阶段就是工会。中国的革命者需要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积极活动【编者注：自本书写成以来，全总基层情况和工人自发组织的形式都有改变，故该判断在当下的工人运动中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因为在中共的国家结构中，阶级关系在那里表现得最直接和即时。任何使工会服从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企图都必须遭到反对。相反，工人们必须要求工会支持他们的主张。

在中国，至少在初期，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的，因此想要更换高层、地区甚至是地方的领导层是不可能的。此外，绝大多数支部干事都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可能会使对分支委员会代表权的要求变得特别尖锐。然而，在工厂和地方工会分会中，完全有可能推动选举车间主任和工厂委员会来代表工人，并主张普及将罢工领导人增选为地方分支委员会成员的 "好习惯"。

工厂委员会有组织地表达工人的要求。工厂委员会由全体工厂员工选举产生，这立即建立了一个制衡管理层的力量。厂委会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成为了工人阶级各层的军事总部。在中国，当工厂或部分工厂被临时查封时，实际上就会出现谁是工厂老板的问题——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在这种时候，工厂委员会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17.6 总结

国家的极权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相对缺乏经验意味着革命爆发可能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国家对传统上更重要的工人阶级的轻蔑态度，意味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既定的劳工贵族阶层来阻碍革命意识的成长。上一章描述了重工业中每个阶层的工人是如何遭受严重损失的，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丧失，工资削减，工作条件恶化，带薪病假、住房和养老金计划丧失。在重工业中，没有任何工人特权阶层愿意保护政权。

中国工人所经历的资本主义重建的不利影响是在经济相对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目前在其发展中找到了稳定性，就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样，只有不断前进才能保持稳定。但是世界经济已经踩刹车，正在陷入生产过剩危机，而中国的发展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危机将对中国造成沉重打击。资本主义重建的最坏影响尚未到来。但充满危机的世界市场将堵塞中国资本主义身经百战的安全阀——快速工业扩张和出口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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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ina Daily, 15 Augus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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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Kevin Bai, China’s Crude Steel Capacity and Utilisation Development 03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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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 Telegraph, 2 May 2014.

[24] Time Magazine, 15 May 2014.

[25] Morley, D. Chinese Stock Volatility, 10 July 2015, w.m.com.

[26] Trotsky, L.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w.m.org.

[27] CLB Report: Coal Industry in China, clb.org.hk.

[28] CLB 29 April 2015, clb.org.hk.

[29] CLB 29 September 2015, clb.org.hk.

第十八章：真假“不断革命”？

中文编者对标题中“不断革命”的注释： 在1958年1月31日发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详尽阐述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概念，并强调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区别。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中公开引用此概念，称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前进的。托洛茨基和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概念都来自马克思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其中马克思使用了“不间断革命”的提法。原文如下：

“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

18.1简介

本章汇集了关于毛主义阶段论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哪个对中国第三次革命进程的描述更准确的争论。本章将解释为什么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有可能在所谓的平稳转型中无需革命就能够重建资本主义。最后，本章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重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不断革命论，以及不断革命论在当今的中国是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是否符合现实，是对任何理论的严峻考验。第三次中国革命是否证明了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阶段论是正确的，而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古巴负责土地改革的部长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íguez，1962-1965）[1]等强硬派的斯大林主义者仍然主张阶段论。这些人的观点现在得到了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支持，例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因为他们对建立革命政党这一缓慢而艰巨的工作感到厌倦与急躁，因此选择以牺牲基本理论为代价，不加批判地赞颂卡斯特罗政权，并且错误地希望这会加速他们自己组织的发展。

然而，老古巴领导人主要是活动家而不是理论家。为了获得俄罗斯的援助和打破美国的封锁，他们确实愿意认可诸如阶段论之类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并且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或苏维埃并非必要的。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选择的不是与卡斯特罗政权中最好的部分妥协，而是与最坏的部分妥协。 

在此，这里有一个需要被提及的，即1968年在巴黎街垒上进行斗争的激进学生这一现象，以及他们在伦敦、罗马和柏林街头示威的同伴中的类似现象，且这种现象由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消息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人们普遍认为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而且由于毛泽东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上台的，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此，他对阶段论的理解与不断革命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观点感染了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于是那些本应更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向自称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敞开了组织的大门，并由此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两种论点的结论看似相反，但令它们产生的机会主义思维是相同的：缺乏耐心，企图寻找建设革命政党的捷径。

18.2 新民主主义——一个必要的阶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资产阶级阶段是必要的，不经过这个阶段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而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民族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联盟。当然，毛泽东有权相信他想相信的任何计划，但政治领导人有责任用现实来检验他/她的想法是否正确。不幸的是，在斯大林主义走入穷途末路时，那些将毛泽东理论解释为两阶段不间断革命的人又重新提起了这一主张。[2]

这个主张的实质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和十月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是一切社会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前提。这些人认为这个阶段是必要的，例如，为了实现必须先于社会主义的土地革命。这是对加米涅夫1917年4月的论点的旧事重提，即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因为土地革命在俄国才刚刚开始，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还为时尚早。当然，这与列宁完全相反，列宁一贯认为，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令农民满意的土地革命 ，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的原因。正是因为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革命在俄罗斯才得以完成[3]。托洛茨基和列宁（顺便一提，还有斯大林）都同意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因此建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工农政府。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间阶段显然是多余的。六个明确且不可否认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 中共和解放军在中国掌权，不需要与其他势力结盟。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真正掌权的政党，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一开始就是新国家的武装力量。
• 因为夺取了官僚资本和国民党高层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拥有大量的工业和银行体系，以至于它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国家本应该有一份提前准备好的国民经济计划在手并立刻推出，其中包括垄断对外贸易和食品批发分配。如果中共当时主动采取了这些理性措施，而不是等到通货膨胀、破坏、美国禁运和朝鲜战争的才被迫采取这些措施，那么该政权从1949年起就将是一个工人国家，人们将不必经历不必要的贫困和苦难。
• 1949年后留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比重很小，其增长和力量是人为的，是由于国家赋予其的优势而稳固的。当中共不再支持他们时，民族资产阶级就被迅速、轻松、几乎完全和平地从舞台上扫除了。这是因为两者的力量对比极大程度上倾向于中共/解放军，这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在革命后的中国所拥有的任何基础都只是幻想而不是现实。
•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虽然得到了落实，但却被人为地拖延了，因为中共试图建设“富农经济”，而不是关注绝大多数农民——贫农和中农的意愿。土地革命本来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得更快、更有效、更彻底。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推迟了土地改革，与俄罗斯一样，向工人国家的过渡最终先于土地分配的完成。
• 资产阶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持续时间短得不能再短了。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大力发展经济，就被抛弃了，而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权的特殊待遇造成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本质上是消极和腐化的。它对利润的追求使其打算破坏政府的经济计划，其贪婪的本性意味着大规模地贿赂国家官员。由于它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合作，而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又将特权视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并迎合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腐败的现象无处不在。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其造成的腐败、贿赂和欺瞒。

然而，一旦想到新中国与苏联有很长的边界线，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畸形的本质最无可辩驳的论点就显而易见了。正是两个政权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以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错误信条和阶段论阻止了两个国家的联合，阻止了中国立即进入工人国家阶段。

在俄罗斯和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推翻都是在土地革命完成之前发生的。这两个工人国家在农业领域都拥有大量的私营部门。这并不奇怪，因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决定政权阶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一开始由列宁领导的，还是后来畸形的官僚政权，其以私有制农业为基础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29年。如果没有斯大林过早的强制集体化，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而在中国，建立工人国家的“一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农户。

不断革命论积极承认民主要求对动员城乡群众的重要性。然而，它认为落后国家的反动分子（如买办、地主、大资产阶级等）的共同利益及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意味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将反对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推进。为了克服这种阻碍，实现民众的民主要求（例如民族独立、解决饥荒、妇女平等、控制通货膨胀、土地收归农民所有、通过计划战胜天灾人祸等），社会被压迫阶层夺取政府权力是必要的。通过这一行动，事件的自然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迈向推翻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建立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初步建设。

如此分析形势，制定策略，就能制定一条最适合二战后中国各阶级实际力量对比的政治路线。这样的分析当然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传统上声称的极左。例如，手工业者和个体户不会被强行纳入国家控制的合作社，农民也不会被强行集体化。在苏维埃民主和工人控制生产的条件下，视情况需要，也有可能将私营轻工业纳入国家计划中。

对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必要性的盲信导致了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因为为了安抚国民革命军里军官的地主家族，它束缚了被压迫群众的改革要求和阶级动员。但即使在1949年之后，这个不必要阶段的弊端也有很多，其中包括：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剥夺了贫农和中农夺取土地的权利，限制了妇女权利，浪费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迎合民族资产阶级，助长了党和政府中腐败现象的蔓延。 

历史上不乏像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的领导人，他们一开始坚持一个纲领，但在事态的压力下又实施了另一个纲领，毛泽东也是这样的领导人。1949年之后，毛泽东再次评估了角逐政府内部势力的各方实力，了解了情况并采取了相应的策略。这并不奇怪，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的特征。

今天，在资本主义晚期，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成果、退回到前列宁主义的论点，即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公开的、毫不含糊的反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不断革命，转而支持阶段革命后不久，东欧和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就轰然倒塌了。在这些官僚政权摇摇欲坠并开始崩溃之时，社工党却宣布自己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基本主张之一。当然我们不能直接断言此处政治上的堕落，即为了支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而牺牲不断革命论，会自然地导致该组织普遍的政治衰颓。但符合这一轨迹的最新进展是，2014 年夏天，当以色列在加沙开展屠杀之时，社工党领导层决定拥抱犹太复国主义。[4]

18.3毛泽东与不断革命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这个名字取自列宁1905年9月1日的文章《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5]包含了中国革命将经历两个阶段的关键假设。第一阶段，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和反动叛徒。这一阶段将实现民族独立，并且实行土地改革。

随后，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独立于国际帝国主义且到能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程度后，资本家将和平地（希望如此）退到一边，让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并由中共领导中国到社会主义。最后，新的工人国家将在国际上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从而使中共能够保留其狭隘的国家权力基础。

中共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而这需要先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将会增长，但同时仍处于中共的指导和控制之下，这将使中国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摆脱帝国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1940年，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他希望建立统一的抗日战线，并在战后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他期望支持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将会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将在不挑战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原则的情况下实现。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来说，革命的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以一种完全独立的转变方式到来。这两个阶段被小心谨慎地划分开并将相隔“数十年”，毕竟社会主义革命是“相当遥远的未来”。

毛泽东也并不在乎于历史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因此，经过现实的检验，当1951年重新出版《论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通过删去一些具有冒犯性的词汇和加入一些如“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等新的表述，所谓的与“其他阶级”的团结被刻意淡化了。

添加这些编辑过的内容的原因显而易见：人们发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是有缺陷的。抗战期间，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至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战后，蒋介石也没有邀请共产党加入他的政府，而是对他们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未能团结到统一战线。而到内战结束时他们发现，留在中国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一无所有。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支柱之一就这样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另一方面，中国群众面临的饥饿、贫困、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则需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办法才能解决。

然而，尽管毛泽东必须要面对1949年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在经济上的弱势，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经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所有必要阶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正如斯大林的“说一套做一套”，1958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回顾了他的分析：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  [6]

事实上，托洛茨基的真实解释是，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开始，并与之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决心展示他的不间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同之处。尽管中国1949年至1953年的经验见证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互渗透，特别是引入国家计划和工业大规模国有化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毛泽东仍然断言，不间断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间是泾渭分明的，不应混淆，民主革命将在社会主义之前完成：

“民主革命将经历几个发展阶段，所有阶段都是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而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我们主张经历民主共和国的所有必要阶段，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  [7]

自从斯大林于1924年4月发表了《列宁主义的基础》[8]以来，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历史潮流——斯大林主义——就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将不间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立起来。然而，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主要成员，负责制定第四国际21世纪的战略）却声称，毛泽东的不间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差异只是纸面上的而非实践上的，只是因为其“理论公式缺乏精确性。” [9]

因此，在今天，毛泽东的不间断革命理论仍然被吹捧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胜利战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试图实行毛式“不断革命”时，其结果是100万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然而，这一事件的教训仍尚未被吸收，毛主义继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例如尼泊尔的游击运动。 [10]

18.4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提出了一种模式，即在所谓的落后国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后，将自然而然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相比与贫农、中农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封建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本家与帝国主义者的共同利益要多得多。

1917年8月29日，列宁撰写了《政论家札记》，公开赞同托洛茨基的分析：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些要求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同资本家完全决裂，不同资本家阶级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不推翻其统治，而同资本家建立联盟，那么这些要求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11]

列宁还得出结论，苏联的存在意味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 1920年9月举行的巴库东方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表示赞同。该代表大会明确宣布，东方的贫苦农民不必走资产阶级民主之路；在转向苏联制度之前，他们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2]代表大会还承认，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如果最终政权批准没收土地并交由农民自行分配，中农就会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这种分析与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四个阶级合作”是完全相反的。 1949年，当中共掌权时，它就已经控制了对社会主义转型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重工业和银行业。此时必须立即铲除大庄园和地主制度，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且最好是由农民自己分配，这本该也本可以很快完成。而人为地推迟向工人国家的过渡只是由错误的意识形态观念导致的。

当然，不断革命论并不排除前资本主义殖民地国家像印度那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可能性。它认为，争取民族民主要求的斗争开启了直接向工人国家过渡的可能性，正如1917-1918年在俄罗斯发生的那样，并在1949-1953年的中国得到了出色的证实。该理论还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领导民族独立斗争时的局限性。在印度等国家，斗争以赢得政治独立而告终，但民主的任务只完成了一部分，妇女和贫苦农民如今的地位就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该理论也不否认某些外部因素可能干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强行在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可能符合一部分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这就是日本于1852年所处的位置，当时佩里利用了炮舰外交迫使日本港口向美国开放贸易。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不重组并加强日本的经济基础，它就有可能倒向共产主义。

18.5资本主义重建与不断革命论

中国回归资本主义是否与不断革命论相矛盾？不断革命论又是否能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任何见解？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不断革命论放在资本主义晚期那些所谓的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的背景下，并且用其对应的综合与不平等发展的普适规律来审视这些具体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不断革命论并不直接适用于资本主义重建。同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本身的人为性，因为它同样适用于前苏联和东欧。我们同样还会注意到，托洛茨基对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分析[13]确实准确地预测了，如果一个顽固的官僚阶层继续掌权，那么资本主义重建的可能性就很大（见第15章）。

第二个问题有一定的意义，但仅限于不断革命论从一开始就将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分析为经典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如今中国城市人口占多数，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拥有先进而广泛的工业基础。该理论所包含的方法告诉我们，无可避免地，革命的首要目标必须要包括对民主要求的考虑以及组织为了真正将这些要求融入他们的斗争之中所作的努力，这将会帮助他们赢得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制定民主要求必然会与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同时进行。不断革命论完全拒绝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融入世界帝国主义。

罢工数据表明，近三亿的新无产阶级正在中国工厂斗争的铁砧上接受试炼。任何程度的国家镇压都无法阻止这一客观进程的兴起。同时，中国工业融入世界市场意味着它无法避免由生产过剩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这势必会激发革命运动的兴起。革命的主力军将是工人阶级与其领导的农民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式将是群众罢工与与其呼应的农民起义。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与中国共产党（因此也与国家机器）有很大的重叠，因为正是这个组织负责在中国带回资本主义，并为许多重要企业提供了所有者和管理者。这使得资产阶级在处理罢工等方面获得了高度的国家支持。但这也导致了一个必然的副作用，这种国家机器与资产阶级的整合，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将很难满足群众对公正和民主的要求。该集团的物质利益和天生的保守主义导致其强烈反对言论自由，特别是任何自由独立的工人运动。

然而，由于现成的工人贵族的缺失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缺乏经验，革命有可能会毫无征兆地爆发。彼时这将在世界市场危机四伏的背景下发生，并且将会堵死中国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动力阀门——快速的工业扩张和出口的增加。（译者注：工人贵族，在列宁的著作中指西方发达国家中享受优厚待遇且安于现状的部分工人运动领导层（如右翼工会官僚），该群体倾向于与统治阶级合作，极力打击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成分。）

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资本主义下的进步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通过这种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在斗争中获得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经验和组织。然而在中国，任何抗议者都将面对的是，由可怕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最可憎的特征融合起来组成的国家机器。

虽然缺乏革命政党甚至工人政党，但无产阶级意识正在崛起，许多人都感觉到左派正处于力量飞跃的边缘。但目前这只有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找到能够团结所有反对力量的问题时才会发生。当然，社会主义者会为眼前的要求而奋斗，但提出这些要求的方式则必须是将日常问题与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起来。这些要求，即托洛茨基所说的过渡性要求，充当了改善群众状况的斗争行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之间的桥梁。

18.6总结

第三次中国革命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尽管斯大林主义者竭尽全力将其引入阶级合作的死胡同。他们首先尝试与国民党合作，而当这被证明是痴心妄想的时候，他们又与没有随蒋逃往台湾的民族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合作。

显而易见，新民主主义既不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自然阶段，也不是必然阶段。它是中 共自己以最不自然和人为的方式强加给革命的，目的是让革命进程看起来遵循斯大林和毛泽东规定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土地改革受到限制，无产阶级受到束缚。但革命拒绝以这种方式受到束缚，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取得的表面成就是由于政府提供的资源和精心照料才取得的，但其回报的却是大规模的国家经济破坏和党的腐败。在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面对破坏性的贸易禁运，官僚国家便迅速采取了行动来保护自己。于是在新民主主义推出仅仅四年之久，它就已经灰飞烟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有意识地走向一个新的方向，那便是中央计划经济（尽管没有工人民主）。

斯大林主义政权可能因国家、时代而异，但都有某些共同的品质。中共符合所有必要的标准；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国内的一国社会主义和国外的和平共处，它拥有特权官僚阶层（1953年后这建立在工人国家的财产基础上），它压制工人民主，它无论在党还是政府内都是一个庞大而单一的极权主义政权，其政策根据官僚机构的短期需要在极左主义和公开的阶级合作之间摇摆不定。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斯大林主义政党被迫与资产阶级决裂，但也并没有成为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

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所以重要的是要观察在中国发生的实际事件，看看新民主主义的阶级合作主义观点和阶段论如何以及为何如此彻底如此迅速地崩溃。但同时也有必要将这些事件置于正确的全局视野中。列宁在1917年就明确指出，必须采取客观上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此后又多次重复同样的话语。不断革命是落后国家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并且直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 [14]中国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斯大林主义政权一直是经济进步的刹车，但在国民党彻底混乱之后，通过实施国家计划和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它最初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变得日益复杂，试图控制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已无法应对，并逐渐沦为进步的绝对障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党采取了中国版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最初成功地大幅增加了农业产量，并使许多中共党员相信市场经济是让工业快速扩张的途径。

但是由于对政府政策的不满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不断升级，并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达到了高潮。社会动荡的结果是，强硬派控制了党，并确信为了产生必要的经济增长来保全自己的利益，有必要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确保他们继续享有既得利益并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向资本主义制度迈进，让他们自己成为财产所有者。最常见的形式是担任乡镇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的中共官员以低价收购这些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将受贿所得用于购买房产和股票。官僚机构从来没有将工人民主视为治理经济以消除浪费和腐败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特权的末日。

中共一步步地放弃了建立工人国家所必需的制度。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被认为是维持经济活力和扩大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就业前景所必需的举措。首先是对外贸易的垄断，然后是利润主导和商品生产取代了中央计划，然后是中小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如今，只有少数特定战略产业（例如控制媒体的电信）、无利可图的产业（例如铁锈地带的产业）和四大国有银行（每家都负债累累）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拥有一个非常缺乏经验和修养的资产阶级。

中国作为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暂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急需的推动力，但很快，它就会激化所有的旧矛盾，并将其提升到新的水平。对中国工业的大规模投资表现为廉价商品的大量生产，并很快就在世界经济的许多市场达到饱和。如今，中国经济本身的产能过剩日益严重。

资本主义回归、伴随着经济开放之下大量以国家补贴的资本投资的涌入，加上来自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但那个爆炸性增长的时期已经快走到其尽头。现在的中国发现自己面临着困扰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同样问题。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来自于中国工人的劳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巨大的阶级分化出现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最腐败的社会之一。统治精英及其子弟（“各种二代们”）炫耀的夸张财富受到民众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基础依旧非常狭窄。中国由极少数超级富有的寡头精英统治，他们通过掠夺国家和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的劳动力来致富。确实，他们的下面还有工厂经理、厂长、官僚以及国家和党机构的官员。这些人与他们的家人一起构成了机构的一部分。但即使考虑到这些群体，绝大多数人仍被排除在社会经济财富及其赋予的权力之外。

鉴于不满情绪的大量积累，对东北重工业大工厂实行的“合理化改革”(译者注：事实上即以此为借口转向私有化）尝试可能会引发激烈的抵抗，在某些条件下，这种斗争很有可能会转变为进攻性行动。世界工人阶级正在进入一个永久的财政紧缩的时代，只有阶级斗争才能保留住二战后相对繁荣的时期留下的成果，例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工人们已经开始寻找反击的方法。尽管一开始会有许多错误的尝试，例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但一旦阶级开始运动，工人的整体态度就会改变，整个政治气氛就会改变，在今天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就会成为现实。杰瑞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选英国工党领袖尤为重要，因为他现在是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政党的领袖。他的胜利为英国工人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如果他获得胜利的势头能够保持下去，那么对英国统治阶级的真正威胁就会出现。（译者注：本书写作的时期正值科尔宾成功竞选成为工党领袖不久。在当时，他提出了相对进步的经济政治诉求，如铁路能源等产业重新国有化，因此受到当时工人阶级的热烈欢迎，并成功组织起声势浩大的草根工人阶级运动。这代表了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高潮，工人运动也因此有了更进一步的潜力。但后来他因为自身改良派固有的向统治阶级妥协的懦弱倾向，最终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科尔宾也宣布再不竞选工党领袖一职。）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健康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以世界范围革命运动的集体经验为基础的、并由正确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领导组织。没有列宁，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这个主观因素，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中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领导组织，工人就会陷入混乱且迷失方向，运动就很有可能失败。今天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革命领导组织的缺失。

中国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在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上持续一段时间。但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客观条件、人数实力甚至群众的战斗意愿，主观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领导层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积极地监控互联网。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用于内部安全的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并非偶然，2015年的预算为246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11%。 [15] 然而，新一代年轻工人并没有准备好忍受他们的祖父母——那些刚从赤贫农村来到这里的前农民所愿意接受的低工资和恶劣条件。因此，在控制工人不满情绪和镇压工人自我组织方面，中共让中华全国总工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表现为街头示威、工厂罢工和其他行动的不断增加。在极权社会中，不满情绪被强行镇压，合法的安全阀又很少，因此爆炸可能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

老旧重工业的工人忠于政权，是因为政权为他们提供了有保障的就业和合理的生活条件，但现在他们正面临着大规模失业、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减薪。他们对这个政权真正且彻底地失望了，并开始反击。

经济特区新电子工厂的工人最初是缺乏经验的农民，他们对离开自己的村庄心怀感激，现在第三代人来到了工厂，要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到目前为止，这两批工人在与政权的斗争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他们的利益正变得一致，说明斗争已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工人阶级注定将在未来一段时期的世界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据说，拿破仑曾说过：“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当她醒来时，她将震惊世界。”套用拿破仑的话，我们可以说，今天这个沉睡的巨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当它崛起时，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它将改变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1] Rodriguez, C. Lenin and the Colonial Question, New International, 1(1)93-144, 1983.

[2] Lorimer, D. www.dsp.org.

[3] Roberts, J. Lenin, Trotsky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Wellred, 2007, p172-192.

[4] Young, A. Decline and fall: The US SWP’s Final Embrace of Zionism, Links International, 18 Sept. 2014.

[5] Roberts,Op. cit. p182-183.

[6] Star, J.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Mao Tse-Tung’s Theory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11(6)610-662, June 1971.

[7] Schram, S. 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6 (Apr.-Jun., 1971), pp. 221-244.

[8] Stalin, J.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April 1924, w.m.org.

[9] Rousset, 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umber 3.

[10] Conlon, B and Hulaki, K. Nepal: A Revolution Adrift, 2013, w.m.com.

[11] Lenin, V. From a Publicist’s Diary., From a Publicist’s Diary Aug 1917, CW 25:278-286.

[12] Report of 6th Session, Baku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September 1920, www.marxists.org.

[13] Trotsky, L. Revolution Betrayed, Ch9, w.m.org.

[14] Grant, T. The Unbroken Thread, Fortress Books, p282-288 and 345.

[15] Bloomberg News, 5 March 2015.

后记

中共领导人的经济利益

2015年，位于巴拿马的摩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的大约1150万份文件被一位匿名来源泄露。泄露的文件大体上没有显示任何非法活动，但它们确实揭露了许多本来希望对其细节保密的人的私人财富和商业联系。《纽约时报》等的进一步调查让人们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个人财富有了更多的了解。除非党的高层希望将其公之于众，否则对通讯行业的控制和国家审查制度会确保此类信息在中国无从得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由七人组成；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相比在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里，个人财富的积累当然是可能的，但也有限制。你很难说一位个人财富超过一亿美元（主要投资于私人财产和商品生产）的党高层官员与一位年收入5000美元的矿工属于同一阶级。这些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很贪婪。他们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但仍然充分享受着国家为其工作提供的福利，以及豪华住宿、专人驾驶的豪华轿车等等。

习近平，现任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2013年至今），据称个人资产约为一亿美元。《纽约时报》的调查指控这位新主席和“反腐英雄”的家族拥有包括总资产达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在一家拥有17.3亿美元资产的稀土公司里面18%的间接股份；以及一家上市科技公司的2020万美元持股。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在巴拿马文件中被指控与隐藏数十亿美元的离岸交易有关。

李克强是《中国2030：构建和谐创新高收入社会》报告的幕后推手，该报告与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共同撰写——这是一个全面向全球资本开放中国经济的蓝图，允许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限制地进入中国。该蓝图还包括将大多数剩余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是一个可能摧毁数百万工作岗位的进程。李克强将负责实施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打击（译者注：该计划可能并没有被完全实施）。他目前为止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个人财富。

张德江以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对工人和农民的铁腕手段而闻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张德江掌管广东省时，曾下令暴力镇压数次大规模农村抗议活动，包括2005年在汕尾枪杀20名农民（译者注：东洲事件）。他还与深圳航空的掠夺有关，当时他允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接管深圳航空公司。到2009年，深圳航空公司破产，欠债约160亿美元，但据信巨额资金已被转移到海外。

俞正声曾宣称如果要公开他的资产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事实上，他因涉及房地产和企业的腐败丑闻而臭名昭著。2011年，中国知名财经杂志《财经》在未指名道姓的情况下报道称，一名女商人通过涉及数百名官员的腐败网络建立了一个拥有20家公司的帝国。她进入中共的切入点正是俞正声，当时他是2001年的湖北省委书记。同一杂志在2007年报道称，两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私营公司仅以37.3亿元的价格就买下了山东鲁能集团（山东省最大的国有电力公司，资产738亿元）91.6%的股份。这笔可疑交易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俞正声。2007年俞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后，他的政府为了为诸如上海世博会、迪士尼乐园和京沪高铁等项目腾出土地，拆除了无数居民的家园，为开发商和大企业带来了巨大利润。据说俞氏家族收受贿赂数以百万计。 

刘云山是中宣部部长，他通过加强新闻检查来执行胡锦涛主席构建“和谐社会”的计划：所谓“和谐”，就是在互联网上被屏蔽。2003年，刘云山提出将《新京报》转变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报纸，引领了一波媒体改制的浪潮。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曾是中信私募股权投资公司（CITIC Private Equity）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据报道他个人已融资超过50亿美元。他利用父亲的政治影响力积累了大量财富，并被《财富》杂志列为“亚洲25位最有权势的商业人物”之一。他的儿媳贾立青在巴拿马文件中被提及，但刘云山很好地利用自己地位确保了这些消息不会传到中国公众的耳中。

王岐山是所谓的“太子党”成员，这个群体由于与党内的前重要人物有亲属关系而上升到权力高位。他是前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女婿。长期以来，王岐山一直主张加快开放中国，使其成为一个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平台。他是支持上世纪90年代那些摧毁数千万工作岗位的国企私有化的领军人物。2009年，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时代》杂志上称赞王：“当中国的领导人们想要理解市场和全球经济时，王是他们去请教的人。因此，中国一直支持着美国稳定资本市场的行动，并未曾向那些主张逆转经济改革以使中国隔绝于世界的人屈服。”

张高丽代表了国有巨头（包括那些正准备私有化的公司）中的党员利益，因此可以预期他在采取的方法和采用的速度上与习近平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张支持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恰恰相反。张的女儿嫁给了中国大陆最大的玻璃制造企业之一老板李贤义的儿子。张在香港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他的另一位女儿嫁给了17家公司的董事李圣泼。在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他曾利用在毗邻香港的影响力帮助江泽民（1989-2002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家族购买土地并成立了一家价值80亿美元的电信公司，由最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上海技术大学校长的江泽民长子负责经营。他的女婿李圣泼也在巴拿马文件中被提及。

江泽民在担任主席（1993-2002年）期间，利用政治权力大规模侵吞政府资源。他与时任总理朱镕基（1998-2003年）共同支持国企私有化计划。中央政府拨给国有企业的资金成了帮助与外国公司形成合资企业的贷款。据称，这个过程使政府官员能够私吞数百万美元，并为他们提供了将资金洗往国外的手段。

根据《大纪元时报》出版的、基于熟悉江泽民的上海消息来源的《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中国江泽民的真实故事》一书，江泽民在1993年被任命为党的领导人后，他和他的儿子（江绵恒）走上了个人膨胀捞钱之路。这一过程始于1994年，当时这对父子仅用其价值的百分之几就收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估值数亿元的国有企业——上海合资公司。 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为了江家的私人财产。该书称，以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国有企业，使得江氏家族得以控制中国网通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上海信息网络和上海机场公司。

江泽民的孙子、江绵恒的儿子阿尔文·江似乎也有达成利润丰厚的交易的家族诀窍。阿尔文是第三代“太子党”，中文名字是志成，意为“有志者，事竟成”。据称，阿尔文是博裕私募股权公司的政府联络人，该公司取得了其他公司只能梦寐以求的成功，特别是2011年博裕购买了日上免税店的控股权——该公司经营着上海和北京国际机场的所有免税店。据信，这笔交易证明了江泽民的孙子能够进入严格控制的国家部门，并将这些资产转化为高利润的投资。[1]

2003年至2013年的中国国家总理是温家宝。《纽约时报》的同一调查发现，温家宝的近亲家族拥有约27亿美元的财富。他的儿子温云松是新天域资本的联合创始人，筹集了32亿美元资金，是中国最知名的私募股权“太子党”之一。2012年，温成为国有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的董事长。

胡锦涛，2003至2013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个人财富相对较为适中，仅为40万美元（可能是从他每年1.1万美元的工资中节省下来的）。他的儿子胡海峰则要成功得多。2008年，胡海峰被党提拔为清华控股的领导人，清华控股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控制着包括威视在内的30多家公司（威视是一家国有核技术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是世界顶级的安全扫描设备供应商之一，为大约50个国家提供服务——2006年底，尽管面临腐败指控，该公司还是赢得了在中国147个机场安装先进扫描仪以检测潜在危险液体的合同）。他的女儿胡海清嫁给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网的前首席执行官茅道林。2003年，茅道林的财富估计高达6000万美元。

然而，胡的高级助手令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党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类似于白宫幕僚长的职位，成功地积累了134亿美元的财富。

对其他高级党员的调查显示，他们都是资本主义新精英的一部分。这些人不是在与资本家“分享”权力，他们就是资本家。超级富豪得到了富裕的党和国家官僚阶层及其企业合作伙伴的支持。[2]

周永康是第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代表了党内重工业（尤其是采矿、钢铁和石油）领域的官僚阶层，他们试图延缓国有产业的私有化进程，并敢于组织起来反对习主席。2012年11月，他在中共十八大上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伴随着他的被免职，他曾经安排在高级职位上的人都经历了一场斯大林主义式的清洗，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尤甚（BBC新闻，2015年6月11日）。接下来，他被指控犯有腐败罪，公开蒙羞。鉴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国家官员都存在某种程度的腐败，而且官阶越高高腐败程度越严重，因此腐败指控是对付政治对手的一种万无一失且广受欢迎的手段。周永康被判犯有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最后一项指控清楚地表明，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腐败。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深入调查了周永康及其家族持有的财富。结果显示，周永康仅在中国就积累了约1.5亿美元的私人财富，还有不为人知的数百万美元的海外资产。

然而，获益最多的是周的亲属——主要是他的长子。周永康家族持有或控股着至少37家公司，其中许多与国有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有重大合作合同。周在1990年代曾是该公司的负责人。作为党的高级官僚，周永康与中石油保持了特殊的关系，这使他对这家年收入超过4000亿美元的巨型公司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周永康的长子周滨现年42岁，是一家向中石油出售设备的北京公司的主要股东，并持有多达11家与中石油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公司的股份。他们还在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四川省拥有大量资产，周永康在1999年至2002年期间曾担任四川省党委书记。访问此链接以了解周氏家族的商业联系范围。[3]

中国共产党的腐败表现在它对党员从商界受贿的惊人容忍上。贿赂行为非常普遍，如为子女支付海外学校的学费、为家庭成员分配股票和债券等等。当然，领导人的榜样在整个党内都被模仿。不过，也需要慎重。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魏鹏远曾因公开威胁要杀死自己的情妇，引发了当地的一桩丑闻，引起了公众对他本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关注。随后在2014年10月，警察突袭了他的住所，发现了相当于3000万美元的现金，而当时中国的平均工资还不到5000美元（2014年10月31日BBC新闻）。魏随后被控贪污，被判有罪并终身监禁。

中共地方领导人如何成为大资本家

2002年中国有3位亿万富翁，2005年增至10位，2014年超过150位，到2016年中国拥有大约568位亿万富翁，超过了“只有”535位的美国（2016年2月25日BBC新闻）。一位学者将这视为所谓“太子党”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群体，由老一代领导人的后代组成，他们被任命到高级政治职位，以保护党员的物质利益。[4]党高层与超级富豪之间的家族联系非常直接。2005年，中国最富有的人是荣智健——他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儿子，荣毅仁曾担任国家要职，特别是在1993-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但他彼时并不是中共党员，而是一位“为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5]

在中国，党与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因而对高级官员几乎没有有效的制约和/或平衡，所以腐败极度猖獗。诚然，政府会大肆宣扬其“杀鸡儆猴”的政策，偶尔也会将官员降职、监禁甚至处决，以儆效尤，但由于能赚到的钱太多，被抓到的机会太小，所以这些措施一般都不会奏效。一份意外泄露的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里，逃离中国的1.6万至1.8万名共产党官员共带走了大约1600亿美元，这表明了流入党员手中的财富之多。

许多党员在控制了一家成功的乡镇企业（TVE）之后，开始积累财富。这些名义上的集体企业的所有权逐渐巩固在其经理或地方党政官员（通常是一个人）手中。[6]在城镇，许多党政官员都能通过耍花招或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已私有化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党政干部普遍发现，房地产行业是快速致富的肥沃土壤。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建设项目能否获得批准，取决于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意见，这些人不出所料很快就拥有了大量的房地产。2014年9月12日，CNBC新闻称中国的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超过100万。这些人中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都是共产党成员，他们利用中央土地记录缺失的漏洞，用化名购买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公寓租约，从而隐藏了他们通过贿赂和腐败所获得的非法收入。[7]

刘永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展示了裙带资本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结束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使那些与党有良好关系的人得以极速崛起。在21世纪初，中国铝业公司（一家国有企业）占据了中国铝市场98%的份额。中央政府授予中铝对全国所有铝土矿的独家开采权。然而，到2008年，由于大型私营企业进入铝市场所致，中铝的市场份额已降至不到50%。

刘永行是东方希望集团的灵魂人物，他深知中国铝业公司的致命弱点：它对中国铝土矿的独家采购权是由中央政府而非实际控制矿产的地方政府授予的。随着中央计划的结束，东方希望集团前往了拥有大量铝土矿资源的河南省中等规模城市三门峡市的地方政府，并与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党委书记达成了协议。东方希望集团从2005年开始生产铝材，如今刘永行据称身价达到50亿美元。[8]

中国资本主义重建的进程时快时慢，其过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不断争论并解决分歧。由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重建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不平衡。中国长期以来权力分散，省、县甚至市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事实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鼓励和进一步下放国家权力。[9]为了加速这一过程，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收入都改成了依赖于当地的营业税和销售税。党干部的晋升开始取决于他们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和吸引外资的能力。[10]许多地方党员充当了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经纪人和交易撮合者，其他人则通过黑市交易、贿赂和非正式网络来为资本主义重建提供润滑剂和便利。这些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拥有私营企业的股份，或者担任公司董事会顾问或私营公司高级管理职位。

  显然，在中国，即使是“捍卫”国有产业反对私有化的那部分官僚，也不是出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像其他最高层官僚一样，周永康也是一个腐败的资本家，但他想通过与习近平主席不同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周与习之间的斗争不在于是否要维持中国的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而在于走哪条路线。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与英国资产阶级中的脱欧派和留欧派之间的斗争有着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1] thomsonreuters.com/14/03/CHINA-PRINCELING.pdf  43(52)61-69, Dec. 2008

[2] Weil, R. A House Divided: China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 http://english.caixin.com/2014-07-29/100710458.html

[4] Hu, R. China’s Paradoxical Reforms,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2011, 8(3)11-21

[5] Obituary, The Guardian, 18. Nov. 2005

[6] Hart-Landsberg, M. and Burkett, P., China and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56(3) 2004

[7] Chong-En Bai, et al.,  Crony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ay 2014

[8] Ibid.

[9] Jae Ho Chung and Tao-Chiu Lam, China’s “City System” in Flux,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0 (2004), pp945–64

[10]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