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中国工人阶级

16.1 介绍

2014年，全世界的手机的保有量已超过世界人口，其中大约一半是在中国沿海省份广东生产的。这种“中国制造”的现象产生于历史上最高程度的城市化人口迁移，即数以亿计的贫苦农民从中国内陆地区向拥有现代化工厂以及跨国市场交易的沿海城市迁移。[1]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农民和工人的汗水和牺牲上的，但相较于于50年代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水平，工农的平均真实工资却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的失业潮导致了数以千万工作岗位的消失，这些岗位原本被视为“铁饭碗”，终身都有保障，并有养老金、医保和住房补贴。“铁锈地带”出现在了以东北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地区，作为中国旧国家计划的中心地带，许多亏损的国有企业，包括工厂和矿山，都在转向私有化——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到现在，大多数中国工人也是作为短期移民在大型高科技工厂着从事低薪工作。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没有享受到曾经重工业工人所享有的福利。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司退休金基本消失，私有化的医疗服务使人们难以负担，住房也被私有化，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房租成为工厂扩张的主要资金来源。1949年革命的许多成果已经化为泡影。

16.2 新工人阶级的诞生

在中国，庞大的工人阶级以惊人的速度聚集起来，尤其是在三大工业化地区：珠江三角洲（广东）、长江三角洲（上海地区）和黄河流域（京津地区））。同时，女性劳动力在新无产阶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占工厂工人的60%至70%，其中许多人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这些女性比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受过更好的教育，她们也对自己的权利有着更多认识。在经济特区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中，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

中国的城市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扩张。2013年，据估计，中国14亿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居住在城镇。[2]预计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超过200个，而欧洲此类城市只有35个。为了满足该人口增长，中国至少需要四千万名建筑工人来进行城市建设。

这种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造就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威慑力的无产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大大增强。这种经济增长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外来的农村人口之所以愿意居住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从事最差的工作，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比农业劳动至少高一倍的工资，同时也能够给家属提供生活补助。数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中共亲资派轻松获胜的主要因素。[3]

而我们正在目睹亿万的资本主义“掘墓人”——一个新的巨型无产阶级的诞生。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与一百多年前俄罗斯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规模要大得多。同时，由于工业的发展而放弃农耕的农民组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领导十月革命的群众无产阶级还是诞生了。今天，中国正在为未来的阶级冲突创造条件，一个不可避免的革命将要诞生。

中国面临着严重且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正如英国政府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4]指出的那样，农民工总数可能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约为2.74亿，但增长率一直下降【编者注：2024年，中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997亿】。目前，工农人口增长率几乎为零。农村人口偏好的城市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离家较近的小城市寻找工作，因为他们在大城市的户口制度下受到歧视（见下文第16.3节）。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并开发新的劳动力来源，中国正在投入巨资在内地建立工厂。

其次，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和2016年增长率分别为6.8%和6.5%。[5]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要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就业水平、以及社会稳定，未来一到两年内7-10%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6]第三，这种下降发生在自2009经济危机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的一年（2015年），而且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放缓，2016年的前景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位于华南的新经济特区工作。这些人大多是来到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蛇口工业区的电子厂和玩具工厂的女工。第二代农民于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到来。其中包括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他们受益于父母获得的经验，更愿意采取集体行动来改善工作安全并提高工资水平。

现在，第三代中的第一代农民工正在深入生产过程，他们对工人权利和抗议方式有了更强的认识。他们有了自我价值意识，并开始要求尊重，因此车间工人的行动数量急剧增加。贯穿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不变主题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通常发生在来到工业中心工作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7]

中国政府没有公布罢工的统计数据（按官方说法并不存在罢工。罢工和相关活动，如怠工、街头示威等，被称为“集体行动”），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罢工正在增加。那些父母前往一家公司工作的工人正在返回另一家公司工作，但他们带来了一个认识：短暂而有力的罢工是解决不满情绪的有效方式。随着工人信心的增强，罢工和纠察线正在变得常态化。[8]

16.3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特特征

然而，中国决心于最大限度地削弱其无产阶级以对抗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这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具有某些特定的特征。[9]

1949年后，中国政府主要通过五年计划和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塑造劳资关系。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干预的核心转向与最大的公司合作，以提供招聘-工作-居住模式，从而产生了低成本高产出的劳动力。[10]

在中国，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调节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工业区的流动。这是通过地方政府和省际协调与合作来实现的，直接向当地工厂、经济特区和城市供应劳动力。例如，湖南和广西等内陆省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招聘办公室为广东的建筑工地和工厂系统提供劳动力，以确保劳动力成本保持在美国的四十分之一。[11]

提供廉价劳动力已成为内陆省政府的重要活动，因为他们直接从公司支付给劳工的费用中获益，并间接地从寄回家乡的钱中受益。地方政府作为劳务中介，协调供需，筛选和招聘17至22岁之间的单身女性，提供所有必要文件（前往大城市可能需要不少于六个独立许可），并安排村庄到工厂的交通。[12]招聘者往往渴望离开他们所在村庄，在那里存在着压迫性父权制度、16岁后几乎没有学校教育机会、少数就业机会，并且可能逃避一场不愿接受的包办婚姻。

到20世纪90年代末，不少的非法行为背后都有这些政府机构的参与，例如掩盖招聘公司未能按照1995年（和2008年）劳动法的要求提供工作合同。如果没有合同，工人就无法要求带薪产假等权利，也无法将雇主告上法庭要求工伤赔偿。为了削减成本，农民工的权益被故意忽视了。[13]

然而，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农民进城务工，但无权在城市居住，合同期满后必须返回户口所在地。这种安排就产生了一种特殊情况，例如深圳只有30%的人口被归类为常住居民。[14]这种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甚至适用于在城市出生的农民工子女，因为地位是通过母亲传承的。户口制度现在是一种世袭制度，旨在确保经济特区获得大量低成本农村劳动力。它使那些如此愿意与资本主义企业合作的城市政府不必为这些没有资格在当地城市公立学校上学的农民工及其子女支付医疗费用。事实上，前往城市的工人被剥夺了包括投票权在内的一系列的福利和权利，

农民工被当作临时居民，只要他/她有工作，就可以在城镇里居住。未经公司许可的行为不仅可能意味着解雇，还可能被取消居留许可，并被迫返回家乡。由于农民工没有权利留在城市，居住证是国家试图控制劳动力流动和工人异议的一种手段。对雇主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成本，而且有组织的劳工团结起来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然而，来自农村的富裕人士只要结婚、在城市范围内购买住房并任职规定期限（通常为一年）即可获得城市居住证。鉴于中国的城市房价过高，农民工被排除在这种可能性之外。

宿舍劳动制度是维护中国作为全球工厂地位的农民工管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工人宿舍是单身工人（绝大多数）一到两年的临时住所。通常，宿舍位于或者靠近他们劳动的工厂，将工作和非工作生活融为一体，以便公司对工人的活动进行密切的控制。这些宿舍是多层公用建筑，可容纳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一般来说，八到二十名工人共用一个房间，有公共洗涤和卫生间设施。生活空间是高度集体化的，工人铺位拉上窗帘的区域才是私人空间。为了削减成本，宿舍总是面临着过度拥挤的压力，这会使宿舍变得肮脏和不卫生。

工作团队根据集体绩效获得报酬；因此，共用宿舍可以迫使工人工作和遵守公司规定。然而，许多公司都有随机分配宿舍的政策。这意味着，由于工作时间不同，员工的睡眠经常受到干扰，甚至可能出现夜班和白班工人混居同一宿舍的情况。其目的是破坏工人的社交活动，并阻碍同班员工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公司认为这会降低工人的自组织能力。同时，这也使新的工人孤立无援，他们丧失了社交生活，遇到了巨大的孤独和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疏离感，并可能导致绝望的行为。极端情况下，这种条件会造成外来工人的自杀行为。

宿舍是“准时制”生产的理想选择，因此受到国际公司的青睐。在工厂内，工人可能会被要求加班或在休息日工作，以确保公司按时交货。工人居住在公司的宿舍，同时经常被要求加班，这使得工人与一个雇主绑定在一起，因为工人几乎不可能寻找另一份工作。

总的来说，这些年轻女性所承受的压力与工人阶级以前经历过不同。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苹果公司实现了全球有史以来最高的利润，接近180亿美元，主要来自中国第二代女农民工生产的7450万部iPhone。苹果供应商富士康在中国各地雇佣了超过100万名工人[15]，在2010年14名年轻农民工自杀以及另外4名农民工自杀未遂后，他们的年龄集中在17岁到25岁，该公司的工作条件成为潘毅和陈慧玲调查的对象。本节借鉴了潘和陈对富士康工作条件的调查。[16]

富士康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生产基地从台湾迁至中国大陆，以受益于国家的支持和廉价劳动力。这种支持使富士康得以快速发展，如今它生产了全球一半的电子产品，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最初仅限于深圳经济特区，其30家工厂如今遍布中国各地，最小的工厂约有2万名员工，最大的超过40万名员工。

这种地域扩张使富士康能够继续利用中国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这些地方政府正在通过承诺提供土地、公路、铁路、银行贷款和劳动力来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当然，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竞争，为了富士康的投资而互相竞争。

例如，四川省政府赢得富士康2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后，总共拆除了14个村庄，为15平方公里的富士康“生活区”腾出了空间。据报道，四川领导人免除了“大量”租金和税收，并提供了“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此外，四川政府还提供免费劳动力招聘服务，当地政府官员获得招聘配额，在路边摆摊，护送新员工到工厂门口。据称，一些激进的官员告诉村民，如果一家人都不去富士康上班，那么该家庭将被罚款1000元。[17]

富士康最大的工厂位于深圳龙华，拥有超过43万名工人。富士康内部，大部分员工都是年轻的女性农民工，她们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平均年龄在21岁左右。这类女性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她们被认为温顺、手指灵活，缺乏工人自我组织的经验，而且愿意从事单调、详细和令人头脑麻木的工作。

公司领导将其称为“富士康园区”，是向媒体和其他考察单位展示的样板工厂。这个“园区”包括工厂本身、十二层宿舍、仓库、员工关怀中心（包括诊所和医院设施）、图书馆和书店、邮局、小型消防队、电视台、教育机构、众多的体育设施、超市、自助餐厅和餐馆，甚至还有婚纱店。

在设计生产线时，富士康借鉴了自亨利·福特首次引入汽车大规模生产以来世界各地的经验教训。因此，尽管龙华有设施，但它是一个宿舍劳动制度，旨在每天24小时组织工人活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富士康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郭台铭明确了“园区”的理念：“领导就是正义的独裁。”[18]

生产线有两个特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力要素，以实现生产标准化和消除潜在风险；以及精确细致的分工，使工人成为机器上的齿轮。如今，富士康的生产操作员普遍从事无休止的机械重复动作，并尽可能快速、简单地进行。

工作被计时到秒，并且必须达到时间和运动研究设定的目标，在工人可以生产的限度内：“我从生产线上取出一块主板，扫描标志，将其放入防静电袋中，粘在上面一个标签，并将其放在传送带上。 ……每十秒我就完成五项任务”，一位年轻女士说道。一般情况下，她一天可能会重复这项工作超过1万5千次，难怪这么多工人声称自己感觉毫无价值。这是精神的毁灭。

如果一名工人违反规定，则整个班次（可能有一百名或更多工人）必须在下班后留下来。这名妇女（其中80%是女性）被迫起立并大声宣读检讨书。她的声音必须足够大才能被听到。生产线领导询问车间另一端的工人是否清楚地听到了所犯的错误，从而在羞辱中加深了这一教训。这一过程构成了一项政策的一部分，用于惩罚工人的轻微违法行为，从而加强车间纪律。员工可能“因为留长指甲、迟到、打哈欠、吃饭或坐在地板上而被扣分”，而这种扣分会影响每月的奖金。站立工作的生产工人每两小时应休息十分钟，但这仅适用于达到每小时生产目标的情况。12小时轮班结束后，工厂车间经理和主管可以对生产工人进行长达半小时的讲座，评估轮班的产出并列出需要改进的领域。

富士康的工作时间和工资标准似乎符合全国模式，富士康喜欢指出工人在加班前签署书面“协议”。然而，由于工人没有有效的工会代表或保护，这样的协议毫无意义，而中国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但实际上富士康工人每月可以加班80小时。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让工人们累得精疲力尽，而每月的工资却只有300美元。一周能有一天的休息日已经算是好运的了。

然而，尽管工人的生活几乎处处受到控制，但严格的限制意味着如果出现共同利益的问题——例如当地政府决定不提高最低工资——工人们可以讨论并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一旦行动一致，宿舍的安排可以大大加强工人的团结。[19]

研究还发现，工人们利用近距离的方式组成学习小组，并收听广播中的教育节目，特别是有关劳动法的节目，以帮助他们向雇主提出要求：例如，法律上每个工人必须签订合同，支付的工资必须等于或高于当地法定最低工资，公司必须缴纳社会保险，等等。[20]

显然，富士康管理层对工人实行了尽可能多的控制，但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Pan和Chan发现工人以多种方式进行抵制，包括怠工、停工、小规模罢工，甚至进行破坏活动。据富士康工人反映，有一次，他们故意不达标，目的是为了让高层罢免粗鲁严厉的一线领导；还有一次，有紧急订单时，大家都停工，以获得具体让步。[21]在父辈工人那里吸取来的教训正在带来回报。

16.4 工作环境

2014年，香港《中国劳工通讯》对中国劳动争议的成因进行了调查。[22]当然，每一个争议都是具体的，并且显然有其特定的原因。不过，CLB关切地指出，其所确定的三大因素均因中国工业产出同比下降而大大加剧。

最常见的因素是雇主寻求将工厂搬迁到其他地方以利用更便宜的劳动力——搬到中国内陆，甚至孟加拉国——其中一些人试图卖掉设备并撤出市场，这不仅让中国工人失业，而且试图逃避支付所欠工资、法定裁员和其他义务。赔偿要求约占所有纠纷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最常见的因素是试图压缩劳动力成本，例如将周六和周日工作重新归类为工作日，以避免周末工作支付双倍工资，或者结束周末工作并迫使工人加班在一周内以较低的费率支付。许多工人只有在当地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时才会加薪，但雇主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减少甚至取消住房和其他津贴或削减奖金来收回工资的增加。另一种技巧是推迟向工人支付工资，使他们拖欠工作的时间不是一周，而是一个月。拖欠工资和加班费问题约占所有罢工的四分之一。

第三个最常见的原因是直接要求增加工资，以补偿消费品价格、租金等的上涨。增加工资的要求约占所有纠纷的五分之一。

以上比例是指工厂工人的比例，其他行业的经验会有所不同。例如，小城市和乡村的教师工资往往较低，特别是与具有相同经验和资格的公务员和其他公共雇员相比。教师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情况并不罕见。CLB在其报告期间记录了69起教师罢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拖欠工资和加薪。

大多数工厂的实际工作日至少为十小时（包括强制加班），只有在生产中断时（例如淡季期间）才提供休息日。如果是紧急订单，员工必须每天轮班工作12小时。许多工厂的情况是员工每周工作至少72小时，远远超过中国法律允许的总工作时间（每周40小时，每月加班36小时）。

可以预见，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事故很常见。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官方表示，每年约有38万名中国工人死于工业事故，但这个数据往往是严重漏报的：

东莞（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主要出口中心）有2万多家存在职业病危害问题的工矿企业。他们雇佣了超过550万名工人，但只有6000家企业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告了职业危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只上报了其中280个……”[23]

最极端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建筑业，2010年，该行业雇佣了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安全标准低得惊人。即使在香港，高层建筑的脚手架也只不过是用看起来像绳子的东西绑在一起的一段竹子。建筑劳动力流动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84年，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定，规定建筑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保留永久现场员工是违法行为。从那时起，工人就被分包商雇佣，这些分包商从农村地区招募廉价、非技术的农民工。

分包商雇用的工人靠维持最低生活工资工作是正常的，他们希望在年底一次性收到工资。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在建筑行业，是许多分包商在完工后直接消失，导致工人甚至没有办法回家。拖欠工资问题导致的罢工占据了一半以上比例，其中许多罢工导致了愤怒的工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中国已开始认识到这种情况的不可持续性，并于2008年颁布了《劳动合同法》，赋予部分工人向法庭质疑雇主的权利。然而，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人实际上被排除在这一程序之外，因为工人在审理其案件之前必须签订合同，而在一些经济特区以及建筑行业，近三分之二的工人没有合同。

第二个障碍是绝大多数法院判决都存在明显的反工人倾向。地方政府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的成功。因此，各地之间对外部投资的激烈竞争使得地方法院对雇主的需求更加敏感，导致劳动法的执行参差不齐。然而，上级法院（或中共）很有可能推翻任何有利于工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权利往往止步于法庭门口。”[24]

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到达法庭门口，已经设置了许多障碍。在向法院提交案件之前，工人必须首先经过强制仲裁程序，对于少数拥有合同的人来说，这个过程既复杂又漫长。

到达相关部门大楼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的路程，而提起诉讼通常需要几天的时间，并且需要在不同的政府单位里提交资料，那里总是挤满了其他寻求赔偿的工作人员。如果任何一次出现超过五名申请人，他们就犯有非法集会罪，可能会被逮捕（正如阿蒂加斯工人所发现的那样，请参阅第16.3节），如果是外来务工人员，则被剥夺居住证并被赶回农村。工人们必须向专业律师提出自己的诉讼，无论法院如何判决，当地政府总是缺乏执行该决定的意愿，而工人们的境况往往会变得更糟。[25]

任何因违反中国反歧视法而寻求法律补救的女性都会遇到同样的障碍，此外，律师会对她们的案件进行筛选，以避免此类纠纷，因为她们的费用较低且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有限。[26]

中国工人阶级传统的“工人贵族”是重工业和采矿业的工人，这些工人在所谓的改革中受害最深。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手段包括充分了解所有相关计划、巨额裁员金、找到新工作岗位以及支付出售企业所得的大笔资金等承诺。

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工人都没有收到这些东西。相反，地方官员、企业管理者和私掠者开始掠夺国有资产以谋取私利。据官方估计，自中国开始国有企业重组以来，每年被侵占的国有资产价值在80至1000亿元人民币之间。[27]

2007年3月，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徐德明表示，被“改制”的国有企业拖欠工资超过20亿元，拖欠补偿金总计达10亿元。他进一步指出，在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中，25%的下岗工人没有领取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福利。[28]

为了平息工人的不满，他们被鼓励使用所谓的上访程序，公民可以单独或集体就具体的不满向当局提出上诉。在中国，这是一个完善的程序。但这是一个保护政府官员的缓冲体系，平息了上访者的愤怒，但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对于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来说，这是一个官僚陷阱，官僚们相互推诿、互相掩饰，申诉人被送去进行无休止的文件追逐。如果不当行为是政府部门所为、被告是政府高级官员或商业伙伴时，案件就会被悄悄搁置。

更糟糕的是，该制度通常意味着请愿书最终会落到被投诉的组织和官员手中，而这些人可能是投诉人的雇主。因此，请愿者可能面临被投诉对象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

在上访的同时，工人们也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种情况往往指向了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他们往往也是私有化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私有化纠纷案件数量迅速增加，中国高级司法当局指示法院停止审理此类案件。 2006年3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向其会员发出指示，如果他们承办集体案件，那么他们有责任“积极协助司法机关”，即配合被告人对抗其委托人。[29]

当他们发现该制度可以保护腐败分子，并可能使投诉人面临报复的风险时，工人们很快就对它失去了信心。这就导致了许多工人的自发行动，几乎每一次国企改制/私有化计划都会与下岗工人发生某种纠纷，要求支付所欠工资、支付养老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以及为确保再就业而承诺的援助。

工人们别无选择，被迫走上街头示威，表达他们的要求。然而，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和党的高层亲自参与了私有化交易，并将这些工人示威视为对他们自己地位的威胁，当然，他们公开表示这是对“政治稳定”的犯罪威胁。他们利用对警察和司法部门的影响力，试图驱散和禁止示威活动，并惩罚抗议领导人的活动。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警方可以在未经司法审判的情况下将被指控刑事犯罪的抗议者长期关押数周、数月甚至数年。

1998年至2001年间，铁合金厂的工人向多个政府机构提交了大量请愿书，指控厂长范一成等人贪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2002年3月，一万多名工人走上街头，公开向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行动后，范一成才受到调查。罢工领导人试图将罢工扩大到邻近的工厂，并因此被捕、殴打并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恐怖主义罪被监禁。[30]

国有企业私有化引发的争议通常会持续多年，因为地方政府、法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未解决重组过程中针对工人的不公正现象。事实上，这些长期存在的集体劳资纠纷已成为溃烂的疮口。争取工人权利的领导人遭到噤声、迫害和监禁，而他们所代表的人的不满却被当权者忽视，下岗工人只能自生自灭。

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官方承认的工会和劳动法名誉扫地。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工人，尤其是女农民工，越来越愿意绕过这些法律并进行自我组织：罢工、公开示威，并采取直接行动，例如封锁主要道路，甚至破坏工厂或产品。[31]

时任国家主席兼党委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担心这种强硬措施并没有减少独立劳工行动的数量，因此采取了更为温和的做法，并发起了一场呼吁“和谐社会”的运动。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工人们公开抗议时，法院的工作人员不顾一切地试图通过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来缓解局势并恢复社会稳定。这时，警方控制群众并逮捕罢工领导人，驱散示威活动。但任何伤亡都被视为对局势的“处理不当”，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职业生涯的污点。 [32]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根源于孔子的家长式和等级制伦理。甚至有人努力使孔子与马克思相统一，但这必须完全消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观念才能实现。诉诸儒家思想是为了给现代观念披上中国特色的外衣，并宣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走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造福整个国家。[33]

对“社会和谐”的诉求意味着该政权不得不向农民和工人做出让步：例如：减税、提高农产品价格、给予补贴；而对于城市工人来说，2015年5月政府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同时，政府承诺在农村和城市地区扩大教育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政府还承诺大幅改善养老金供应——无疑是希望扩大内部市场。人们正在大力宣传将最公开腐败的中共干部绳之以法，并且已经进行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审判。呼吁社会和谐的需要是说服工人尤其是相信中共领导人并且不采取任何威胁现行制度的幌子。[34]

国家还向工人阶级开脱，将其当前的经济问题描述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对国际上所有工人来说都是共同的。例如，英国的“工作福利”计划被用来支持中国自己的计划，即拒绝向不参加再培训计划的工人提供福利。[35]

16.5 官方工会

所有工人的基本权利——罢工权——在1982年的中国宪法中被删除。然而，国家从不以罢工名义逮捕工人，罪名都是破坏财产、扰乱公共秩序或袭击，但这些被广泛使用。尽管有关工会的法律此后经过两次修订，一次是在1992年，另一次是在2001年，工人仍然被剥夺了自由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和罢工行动的基本民主权利。工人阶级的最终力量来自集体行动，否认该阶级的权利就是在雇主及其国家面前削弱该阶级的力量。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唯一合法许可的工会，与中共有着非常密切的结构关系，其成员和主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人员有相当大的重叠，甚至在地方一级也是根据中共的建议任命的。[36]中华全国总工会过去（现在）都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工会，而是一个由野心家组成的政府部门，其主要职责是确保工人接受政府政策。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领导人一样，这些人确保生产环节的工会权力瘫痪。迄今为止，现实情况是，如果工人采取罢工行动，他们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由雇主、国家（警察）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的集团——该集团有时会雇佣流氓破坏示威队列并打击罢工者。

工会官员有时会看望生病或受伤的工会成员，确保他们收到应得的工资，安排新年晚会、郊游、运动会以及中国特有的婚介活动，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事故或工业行动造成的停工。

然而，官方工会的形式在工人运动和政府指示的压力下发生了变化和发展。传统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大部分成员来自东北地区的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它的收入不是来自工人缴纳的会费，而是来自政府的直接支付，通常为工人工资的2%。工会支部主席的职位与相关企业的副厂长的工资和福利一样，如果工人的活动保持在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则该职位是终身的。[37]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为私有化做准备而裁员，全国总工会会员数量和收入大幅下降。十年间，会员人数从占全国劳动力的40%左右下降到略高于四分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特区工人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以及自发罢工和其他行动的爆发，政府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坚定地尝试在私营部门建立控制工人斗争性的机制，并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规模增加了成员数量，并像是其曾经信奉的斯大林主义一般声称在某些区域已经招募了110%的劳动力。

这些招聘活动基本上都只体现在直面数字上，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地区或城镇工会理事会联系特定地区所有员工超过25名的公司，并提醒他们在法律上有义务成立工会，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不采取集体行动。雇主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签约，但通常不会向工人提及，并允许他们任命公司的工会代表，通常是人事部部长担任该职位。

必须理解的是，工人本身在这次招募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许多（可能是大多数）情况下，工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与雇主谈判，以集体招募公司所有工人（和经理）。工会会费将同国有企业一般由公司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支付。[38]李静君对经济特区的工会结构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管理者本身就是工会官员。在审查的250家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分会主席的有144家，其余大部分是中层管理人员；在极少数情况下，车间工人可以担任最次要的工会职位。[39]

通常，公司所有者建立工会的框架，任命经理作为所需的官员，并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注册工会，支付所有必要的费用。一旦得到承认，并且没有此类提交材料被拒绝的记录，工人在该公司工会之外组织的任何活动都是非法的，任何相关人士都可能被逮捕，被剥夺居住证并被送回老家。

例如，广东石楼镇的一家台湾企业NCW雇佣了550名（主要是）未签订合同的农民工。作为全总招募活动的一部分，石楼镇工会委员会（STTUC）敦促NCW建立一个“基层工会”。在当地党委的压力下，NCW完成了所需的文件，向石楼镇工会委员会缴纳了会员费，并收到了宣布成立NCW工会的正式文件，但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工人们对这个过程完全一无所知。

  随后，一群有过工厂工作经验的农民工来到NCW，对公司的非法劳工行为提出质疑。他们相信工会可以帮助他们，于是他们联系了石楼镇工会委员会，结果却被告知他们已经加入了工会，必须停止自行建立工人组织，因为中国《工会法》规定，一个企业只能存在一个工会。与此同时，资方迅速行动，召集所有经理（当然，他们也是工会成员）开会，任命人力资源经理担任工会分会主席。工人们自然拒绝参加，也就是说真正的工会不可能合法成立。[40]

第二个例子是富士康。成立八年后（2006年），龙华工厂管理层成立了工会。此时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媒体对富士康工厂工作条件的负面宣传和深圳市总工会的双重压力。富士康工会主席是首席执行官的特别助理，具有相应的薪酬和条件。[41]然而，参加工会活动似乎并不那么容易，一项调查发现，约90%的富士康工人称从未听说过工会官员选举。

这些招聘过程的一个变体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一个地区工会，试图将许多小工厂的特定行业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引入这一做法可能是因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层想要阻止和防止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运动。这些工会独立于任何一位雇主，但仍然高度依赖中共和国家政策。招聘过程同之前所说的是一样的，但由于工会分支覆盖了许多小企业，因此工资有上涨到最高水平的趋势，这是到工人喜闻乐见的。这种制度之所以受到雇主的接受，是因为它有国家的支持，可以控制工人的反抗情绪，而且归根结底对企业是有净利益的。

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经济特区发展过程中的政策。然而，它存在三个严重问题。首先，工人普遍不知道自己已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员，因此对劳资关系的直接影响不大。其次，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是与大雇主进行谈判，但当时罢工、示威和在公共场合威胁自杀，围攻工厂、放火焚烧设施，甚至囚禁老板的主要人群是人数不足1000人的中小型私营企业的工人。第三个问题是，全总干部中的干部几乎没有处理过与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冲突的经验，而同情工人的干部就更少了。

然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的影响正在对这些企业产生影响。逐渐的，真正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开始出现，尽管这是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非官方罢工行动期间出现，积极代表罢工者，并在罢工结束后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在深圳一家玩具厂，工人们选出了五名代表，其中三名是女性，她们领导了最近的一次罢工，并组织了纠察线，阻止了警察的行动。然而，一旦罢工结束、局势缓和后，这些工人往往会以各种借口被解雇。

与此同时，工会官僚机构的最底层越来越不得不面对采取罢工行动的愤怒工人们，并试图让他们结束抗议并重返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全职工会官员会发现让工作人员批准但不直接指派当地分支的领导是有益的。迄今为止，全总支部唯一一次反对一家企业的行为，就是由这样一位分支官员领导的。 [42]随着阶级斗争发展到官僚机构的下层，那些在生产现场与工人日常接触的人逐渐受到来自工人的压力，使他们很难以公开独裁和阶级合作的方式行事。一旦阶级斗争爆发，一些官僚很可能会站在工人一边。经验表明，少数工会官僚会放弃私利，站在工人一边，但前提是工人的意志坚定不移。

一般来说，沃尔玛是反对其员工成立工会的。但在中国是一个例外。毫无疑问，由于中华全国总工会颠覆有效集体谈判的历史，这一决定变得更容易。

沃尔玛工会为该公司400家商店的10万多名工人创建的工会同其他公会一样，交换信件、填写表格，然后由沃尔玛支付工会会费。但这一过程是在逐家商店的基础上悄然进行的，将员工的意识和团结降到了最低限度。当当地的沃尔玛商店经理收到商店要成立工会的通知后，工会领导就会从商店的经理被中选出。

2014年初，为应对中国经济放缓，沃尔玛突然宣布关闭其湖南常德门店。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该店全总分会主席黄兴国率领超过75名工人罢工反对关闭门店，并在配送站周围24小时设置纠察队，阻止该公司从已关闭的大楼中取出货物。

尽管公司和地方当局联手，警察也被派去清理纠察队现场，但工人的决心和围绕该事件的宣传使得被拘留的工人被释放，纠察队在第二天得以返回。结果是沃尔玛被迫走上仲裁程序，与罢工者进行谈判，并大幅提高遣散费。[43]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了所谓的“草根”倡议，在少数企业中，分支主席直接由职工选举或批准。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黄说，他的动机是感受到同事所遭受的不公正：“我知道我需要帮助工人们……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将无法原谅自己。”[44]

沃尔玛罢工被广泛认为规模虽小但具有象征意义。黄担任全总支部主席的加入，对工人的战斗力和组织化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兴国的例子被誉为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反动派来说，这是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化危险的警告，对于激进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在官方工会运动中可以使他们获得成果的一个方向。[45]

16.6 2015年劳动法

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未能有效阻止工人斗志的上升和罢工次数的迅速增加。从2011年到2015年的五年间，罢工次数增加了七倍。除此之外，以前不受影响的部门也开始受到罢工波及，例如国有电力公司（国家电网）。为了回应工人加薪和同工同酬的要求，他们还尝试推行了一种不受欢迎、将严重损害最低收入者的利益的工资标准。

当然，政府愿意继续与雇主合作，无视公司违反劳动法的行为，骚扰活动人士，并派遣警察带着警犬来限制工人的任何行动。但这种政策的有效性正在下降，因为尽管警察活动有所增加，但仍有一些客观因素使工人变得更为激进。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本身也认识到工厂车间日益动荡的许多因素[46]：

1. 中国经济整体增速已放缓至7.4%，但广东等地区的制造业活动却还在萎缩，随之而来的是对裁员、缩短工作时间、用临时工取代全职员工的罢工，工厂主未能制定法定裁员计划来补偿工人，工人发现养老金尚未支付（有时长达数十年），等等。结果，各个年龄和背景的工人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失业或
2. 现有数据显示，在经济特区工作的核心年龄组工人数量增长为零，这意味着车间工人的谈判地位更强。
3. 工人逐渐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且变得更有组织性。中国劳工通讯等非政府组织开设热线电话、临时服务中心和其他宣传活动，以提高工人对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时间限制、雇主缴纳养老金要求、健康和福利等合法权利的认识。同时还提供福利捐款，甚至住房支持。这些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骚扰的对象，但仍继续对工人就如何自我组织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供建议。
4. 警察第一次突破纠察线并逮捕罢工领导人，对参与其中的工人来说是一个重大创伤，但第二次，工人做好了准备，震惊效果大大减少。警察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暴徒的残暴行为对国家来说其效用日益递减。

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工人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更加激烈。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加大镇压力度，这种趋势在事实上的罢工行动刑事定罪中已经观察到，罢工工人被指控刑事犯罪而不是民事犯罪的频率不断增加。然而，政府最近的方案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阻止工人的好斗情绪，并将其转移到对其政权安全的方向，而不是公开的对抗。第一步是批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中国最激进的地区——广东省，提高了19%，以平息工资要求。政府显然相信，只要工人们觉得他们在现行制度下有所收获，他们就不会继续激进下去。

更重要的是，劳资关系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作用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个拥有2.6亿会员和近100万官员的机构被工人们普遍认为是无效的，而且最近的所有罢工（除了沃尔玛的罢工）都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之外发起的。广东省人大颁布的新规定为集体谈判和争议解决制定了新的框架，预计中华全国总工会将更多、更严格地控制员工诉求和集体谈判。鉴于广东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这些方案必然源自北京。

新法规提供了一种旨在对工人进行额外控制的结构。首先，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新规定（第24条）规定，在任何“集体协商”期间，任何罢工行动和煽动罢工行动均属非法。在此期间，工人们必须“和平理性”地行事。工人不罢工的义务意味着工人无法立即、有效地应对雇主的单方面行为，例如任意降低计件工资、缩短午餐时间等。

广东省的新条例明显是借鉴了其他地方反工会立法的经验而制定的。工人运动只有得到至少50%劳动力支持的要求才能提交，必须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支机构传达，并且必须是“合理的”。[47]任何提高工资的要求必须符合约定的绩效标准并以企业的利润为基础。50%的数字看似合理，但这实际上是为了限制激进工人的活动。延长谈判期限将允许企业要么尝试消磨工人意志，要么将其设施转移到其他地方，《经济学人》总结道：“这些规定有效地关闭了那种自发形成的、在广东较为常见的工人团体的大门。”[48]

广东经济特区罢工的最大单一原因是工厂主试图将企业秘密搬迁到新地点，以逃避支付拖欠的工资、逃避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缴费、逃避支付裁员补偿等。与其他任何元素相比，新规定显示出其阶级偏见。该规定规定，因工厂关闭而发生争议的工人不得阻碍设备和材料的拆除，获悉此类计划的工人也不得将该信息传达给他/她的同事，因为这将被视为违反第22条，作为参与“加剧冲突”的行动。

唯一的遮羞布是对工人谈判代表的所谓保护，他们在谈判进行期间不得被解雇，除非雇主通知阶级合作主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听取中华全国总工会可能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

重要的是，这些法规试图通过不为在经济特区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的临时工提供保障来分裂工人。这是蓄意破坏工人团结的行为，而这正是因为在最近的一些重要罢工中，农民工和本地工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支持。

有工会谈判经验的人都知道，雇主总是试图拖延谈判，试图侵蚀和破坏工人的团结，并促成工厂搬迁。新规定允许雇主将谈判拖延至少九十天，之后纠纷将进入调解程序，这一过程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工人必须继续维持先前存在的工资和条件。

在2015年广东省规定公布以来发生的大罢工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不顾有关工人的抗议，毫无疑问地延续了之前公开支持雇主反对工人的政策。其中有两项行动被广泛报道。

最广泛报道的行动是阿蒂加斯服装和皮革制品深圳工厂的工人所采取的行动。[49]2014年12月，阿蒂加斯约1000名工人罢工9天，试图让公司听取他们关于不支付加班费和不支付社会保险的诉求。工人领袖请求当地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但12月18日上午，数百名警察突袭工厂逮捕罢工领袖并驱散纠察线。工人们被迫重返工作岗位。

2015年6月，当阿蒂加斯管理层在没有通知工人或与工人协商的情况下开始从工厂拆除设备和机器时，矛盾进一步升级。从6月9日起，超过900名阿蒂加斯工人罢工并占领了工厂厂房，以阻止管理层秘密地将剩余机器移出工厂。

阿蒂加斯希望正式提出保留员工的要求，尽管此举会导致工人实际转移非常困难，但可以避免向工人支付根据现行规定有权获得的遣散费和其他社会保险金。通过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关闭，该公司打算在工人做出反应之前完成搬迁，而且因为很少有工人愿意或能够搬迁，这样的举动将结束一直以来的社保费和工资纠纷。

这些行动是在新规定下进行的，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管理层拒绝与工人就关闭和安置计划进行集体谈判。7月初，资方和工人代表召开临时会议，但工人所要求的集体协商被拒绝了。随后，资方单方面终止了进一步的谈判，并宣布只与工人单独沟通，这是众所周知的分而治之的手法，破坏工人的团结，阻止他们使用集体力量。

阿蒂加斯工人前往广东省省会广州向省政府请愿，但该团体被视为非法集会，并由警车与巴士送回深圳。代表团抵达后全部被捕并被拘留了一整晚。

作为其策略的一部分，管理层试图出价15万元人民币收买工人的主要代表吴卫华。但她拒绝了贿赂并被解雇。罢工第一天，警方就拘留了吴卫华等十多名工人。除吴外，所有人员均于当天晚些时候获释。据警方称，她是“被工厂扣留”的，意思是厂里告诉警察要拘留她。重要的是，警方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对罢工者提出民事指控，而是以“妨碍公共管理”的刑事罪对吴提出指控。这意味着她在被带上法庭之前可能会在监狱里待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很快，警察又回到工厂，又拘留了五名工人，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停止罢工，并接受每人500-1000元的补偿，就可以释放他们。无奈之下，工人们同意了。五名被拘留的工人获释，但吴仍被关押在监狱中接受审判。[50]

这个例子展示了中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某些历史特征。参与其中的工人倾向于利用手头的组织，许多中国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支持的努力就是证明。新规定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利用它为中国资产阶级谋利。中华全国总工会将面临巨大而矛盾的压力。他们需要偶尔激进一些，并领导工人团体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同时他们必须告诉工人，他们不能采取集体行动来满足他们的诉求。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迄今为止的事件表明，这将是一个高度矛盾和动荡的过程，全总笨重的官僚机构正在努力应对即将发生的变化。

中共希望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控制工资和工作条件谈判来阻止工人的斗争，但工会内大量担任重要职位的资本主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无法帮助这一进程的。他们将反对任何对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变化。政府对调解程序负责将直接卷入劳资纠纷，这将为潜在的政治问题打开大门。这一过程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结果，因为工人激进主义浪潮的上升速度可能会淹没中华全国总工会遏制它的任何努力。

尽管工人对于如何利用当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分支机构来帮助他们的斗争尚不清楚。然而，今天的工人运动拥有相当多的国营工会经验，例如在斯大林的俄罗斯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1934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通过了一项法律，结束了所有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并赋予一小部分民选官员负责谈判如厕所设施等次要问题。担任此类职位的激进分子应确保选举涉及最大数量的工会成员，并在支部会议上进行讨论，不仅使积极分子能够相互了解，而且使成员能够讨论工会民主和车间代表的角色。新的广东省条例规定（第十三条）：“职工协商代表由工会产生或者由工会组织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如果这个漏洞仍然存在，那么激进分子就应该利用它来开展关于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会民主的竞选活动。

16.7 不平等的增长：“改革”后的妇女

过去三十年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其中大部分是在私营部门，而且大部分是为改善生活条件而从农村搬来的农民。这为该政权带来了巨大的支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农民工不再因为随便得到一份工作而感到满意；他们要求体面的工资和条件。与此同时，在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得多的地区，也存在着巨大的不满情绪。这些发展伴随着阶级之间巨大且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巨大的贫富显而易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最富有的10%人获得了全国85%的资产。[51]当然，没有遗产税。

收入也同样存在偏差。收入最高的5%的人获得了中国家庭总收入的23%，但收入最低的5%的人却只得到了0.1%。[52]一个新的富裕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但仍有数百万人失业或就业不足，特别是在所谓的“铁锈地带”。现在，即使在北京，贫穷的当地人吵着要清洗百万富翁的劳斯莱斯车窗也是常见的景象。[53]这些明显的社会不平等是不满的一个主要根源，国家和党官员的明显腐败也是如此。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如何在其公民之间分配的指标。基尼系数为零代表所有公民收入平等的社会。基尼系数为100时，一名公民获得所有收入，而其他公民则一无所获。经合组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声称，基尼系数大于40左右，表明社会收入分配不平衡，并可能破坏社会不平等的稳定。

中国自2000年以来就没有公开其基尼系数，当时的基尼系数为41。据中国媒体非正式报道，2012年基尼系数为47.4。在这个水平上，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比印度尼西亚的34.3、印度的36.8和美国的40.8还要严重。过去十年，城市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47至49之间，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54]

巨大的豪华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但周围却是大片城市贫困地区。能够获得清洁水的中国人比拥有手机的人少得多，这一事实就体现了这种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仅此一点就足以在中国引发阶级斗争，那些新富阶层的举止和做法越来越让人联想起革命前地主的行为，导致新华社声称：“如果这种趋势不加遏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可能引发社会动荡。”[55]

总体而言，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从改革初期的约30%上升到1990年代的40%，再到现在的约45%。然而，当国有企业准备私有化时，却出现了先解雇女后解雇男的政策，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就业率从2000年的75%下降到2010年的61%，为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相对薪酬有所下降。1988年，女性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男性工人平均工资的55%，到1994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42%，而如今，平均约为三分之一。政府实行同工同酬的政策，但即使男女做同样的工作，中国女性的工资通常也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左右。女性就业比例正在上升，但她们的工资水平却相对下降。解释是，在改革下，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非技术性、低薪工作，而与此同时，薪酬差距急剧扩大。[56]

市场力量正在加剧性别收入不平等。跨部门分析表明，政府和公共机构的性别收入差距最小，私营部门的性别收入差距最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受雇于生产线、服务业或文职工作，收入较低，附加福利也较少。正如所料，这些女性中很少有是共产党员。[57]

在中国政府为技术工人短缺而苦恼之际，女性接受的教育明显低于男性，平均为7.5年，而男性则为8.5年。大学公然执行性别歧视的入学政策。由于女性现在在中国最重要的高考中通常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因此大学和学院提高了女性的录取标准，导致女性的分数高于男性而没有名额。[58]许多大学课程经常拒绝女性申请者；许多工程学位不允许女性获得，而这些工程学位保证了毕业后的高级工作。

歧视正在增加，这一点很重要。仅仅因为一个人是男性就将他推上崇高地位的做法表明，如果社会条件合适，数百年之久的歧视可能会在21世纪重新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强化并鼓励了帝国时代的做法，哪怕是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也认为这些做法是令人憎恶的。

大约自2007年以来，政府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由中共的官僚组成）的积极支持下，针对那些选择不结婚的妇女开展了一场广泛、喧闹和厌恶女性的运动。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未婚男性正在转向“危害社会秩序的活动，包括赌博、骚乱、盗窃和帮派斗殴”。[59]中国是世界上男女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约为120：100.相比之下，印度的男女比例约为115：100。这两种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基于性别的性别选择性堕胎造成的。这意味着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多达十分之一的女婴被流产。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这种做法仍然是非法的，但数据显示，虽然法律在工人国家时期被强制推行，但资本主义政权却对此事视而不见。

全国妇联成员公开对抗暴力丈夫并让他们付出教训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中国正处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开始泛滥。中国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警察在事件发生时是作为社会稳定的执法者，而不是保护受害者。是的，中国将故意伤害定为刑事犯罪，但在家庭案件中，只有长期、反复的暴力行为，并有独立证据支持，才足以代表妻子作出判决。即便如此，丈夫也有可能在诉讼中分得家庭住宅！[60]

在考虑出生缺陷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污染水平的增加，出生时患有畸形的婴儿数量也在急剧增加。两者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众多科学出版物甚至政府出版物的主题。[61]然而，官方的说法却将这些缺陷归咎于母亲的行为、晚婚或在怀孕期间忽视健康。[62]

邓小平政府的反妇女态度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党和国家领导层中许多女性领导人被强制退休，并由男性接替。2012年，中共组织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部长级及以上官员中，女性占11%，而党员中女性的比例超过40%。政治局常委（7名委员）中没有女性，政治局委员（25名委员）中只有刘延东和孙春兰两人。在这两个人中，刘延东是“太子党”的老成员，“太子党”是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封闭圈子，他们在中国瓜分金钱和影响力。她的父亲是原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从不在公开场合表达政治观点。[63]

16.8 总结

中国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其中三个关键指标——对外贸易垄断、计划经济和重点产业国有化已经被逆转，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每个企业都在力争利润最大化。这一转变是由贪图保留其特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发起和监督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工人民主更安全。

在评估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作用时，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实现目标的程度。无论他们的根源是什么，这个集团瓦解了计划经济，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通过这样做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大量私人财富，这些财富不仅被投资于中国，而且投资于世界各地。他们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同时仍然以党内高层的身份攫取巨额薪水和福利，他们在法国南部拥有别墅，在贝弗利山庄拥有公寓，在伦敦拥有房产。他们的孩子就读于世界顶尖的私立学校，根据现行法律，他们将继承父母的巨额财产。重读列宁对英国工党的看法：

“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角度来看，工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它虽然是由工人组成的，但领导它的却是反动派，而且是最坏的反动派，他们完全是以资产阶级的精神行事的。”

中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分化已是事实；尽管国家对工业和汇率等因素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控制，但2008年经济衰退的情况显而易见。如今，国家控制力大大减弱，世界生产过剩危机的威胁正在迅速增长。中国的钢铁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而生产过剩意味着中国每吨钢铁的价格现在比白菜还低。

垄断资本（富士康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正在创建巨大的全球规模工厂，主宰中国工人的生活。富士康及其同事得益于国家层面的经济转型，中共领导层选择与大企业结盟并成为大企业的一部分，相信这将使其能够继续统治中国。富士康提供的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托洛茨基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所做的分析，即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并不依赖于竞争和自由的私人首创性，而是依赖于中央集权的指挥。这些大公司、银行财团等为首的资本集团与国家政权掌权者之间的观念和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每一步都进行合作，而且都不允许自由工会。 [65]在中国，这种情况已经走向极端，同一集团（中共成员）控制着政府、工会以及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和银行。

该联盟的范围包括地方政府降低搬迁成本、将最低工资维持在最低的水平、为即将建立的工厂招募工人，以及有效禁止罢工的劳动法。我们看到，为了从这些工厂中获得最大的利润，资产阶级重组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形式。这些形式，包括居住证和宿舍劳工计划，使工人遭受更严重的剥削和巨大的困难和痛苦。尽管有国家、工会和雇主的联盟，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在生产环节不断积累，导致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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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Yang Su and Xin He, Street as Courtroom, …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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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ingwei Liu,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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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LB, 24 April 2014, cl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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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

[56] Burnett, Op. cit.

[57] Nie, L. et al. Gender,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ork Values in China, Am. Int. J. Soc. Sci. Vol. 3 No. 2; March 2014.

[58] BBC News 17 Oct. 2013.

[59] People’s Daily, June 2012, quoted in Fincher.

[60] Fincher, L. Leftover Women, Zed Books. 2014.

[61] Bienkowski, B. China’s Babies at Risk from Soot, Smog. Environmental Health News, April 2014.

[62] Fincher, Op. cit.

[63] The Telegraph, 16 March 2013.

[64] Lenin, V. Speech on Affiliation to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May 1920, CW 31: 257-263.

[65] Trotsky, L. Marxism and Trade Unions, Plough Press,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