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真假“不断革命”？

中文编者对标题中“不断革命”的注释： 在1958年1月31日发表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详尽阐述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概念，并强调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区别。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中公开引用此概念，称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前进的。托洛茨基和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概念都来自马克思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其中马克思使用了“不间断革命”的提法。原文如下：

“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

18.1简介

本章汇集了关于毛主义阶段论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哪个对中国第三次革命进程的描述更准确的争论。本章将解释为什么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有可能在所谓的平稳转型中无需革命就能够重建资本主义。最后，本章探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重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不断革命论，以及不断革命论在当今的中国是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是否符合现实，是对任何理论的严峻考验。第三次中国革命是否证明了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阶段论是正确的，而不断革命论是错误的？古巴负责土地改革的部长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íguez，1962-1965）[1]等强硬派的斯大林主义者仍然主张阶段论。这些人的观点现在得到了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支持，例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因为他们对建立革命政党这一缓慢而艰巨的工作感到厌倦与急躁，因此选择以牺牲基本理论为代价，不加批判地赞颂卡斯特罗政权，并且错误地希望这会加速他们自己组织的发展。

然而，老古巴领导人主要是活动家而不是理论家。为了获得俄罗斯的援助和打破美国的封锁，他们确实愿意认可诸如阶段论之类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并且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或苏维埃并非必要的。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选择的不是与卡斯特罗政权中最好的部分妥协，而是与最坏的部分妥协。 

在此，这里有一个需要被提及的，即1968年在巴黎街垒上进行斗争的激进学生这一现象，以及他们在伦敦、罗马和柏林街头示威的同伴中的类似现象，且这种现象由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消息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人们普遍认为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而且由于毛泽东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上台的，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此，他对阶段论的理解与不断革命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种观点感染了许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于是那些本应更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向自称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敞开了组织的大门，并由此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两种论点的结论看似相反，但令它们产生的机会主义思维是相同的：缺乏耐心，企图寻找建设革命政党的捷径。

18.2 新民主主义——一个必要的阶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资产阶级阶段是必要的，不经过这个阶段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而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民族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联盟。当然，毛泽东有权相信他想相信的任何计划，但政治领导人有责任用现实来检验他/她的想法是否正确。不幸的是，在斯大林主义走入穷途末路时，那些将毛泽东理论解释为两阶段不间断革命的人又重新提起了这一主张。[2]

这个主张的实质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和十月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是一切社会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前提。这些人认为这个阶段是必要的，例如，为了实现必须先于社会主义的土地革命。这是对加米涅夫1917年4月的论点的旧事重提，即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因为土地革命在俄国才刚刚开始，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还为时尚早。当然，这与列宁完全相反，列宁一贯认为，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令农民满意的土地革命 ，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的原因。正是因为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革命在俄罗斯才得以完成[3]。托洛茨基和列宁（顺便一提，还有斯大林）都同意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因此建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工农政府。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间阶段显然是多余的。六个明确且不可否认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

• 中共和解放军在中国掌权，不需要与其他势力结盟。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真正掌权的政党，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一开始就是新国家的武装力量。
• 因为夺取了官僚资本和国民党高层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拥有大量的工业和银行体系，以至于它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国家本应该有一份提前准备好的国民经济计划在手并立刻推出，其中包括垄断对外贸易和食品批发分配。如果中共当时主动采取了这些理性措施，而不是等到通货膨胀、破坏、美国禁运和朝鲜战争的才被迫采取这些措施，那么该政权从1949年起就将是一个工人国家，人们将不必经历不必要的贫困和苦难。
• 1949年后留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比重很小，其增长和力量是人为的，是由于国家赋予其的优势而稳固的。当中共不再支持他们时，民族资产阶级就被迅速、轻松、几乎完全和平地从舞台上扫除了。这是因为两者的力量对比极大程度上倾向于中共/解放军，这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在革命后的中国所拥有的任何基础都只是幻想而不是现实。
•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虽然得到了落实，但却被人为地拖延了，因为中共试图建设“富农经济”，而不是关注绝大多数农民——贫农和中农的意愿。土地革命本来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得更快、更有效、更彻底。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推迟了土地改革，与俄罗斯一样，向工人国家的过渡最终先于土地分配的完成。
• 资产阶级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持续时间短得不能再短了。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大力发展经济，就被抛弃了，而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权的特殊待遇造成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本质上是消极和腐化的。它对利润的追求使其打算破坏政府的经济计划，其贪婪的本性意味着大规模地贿赂国家官员。由于它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合作，而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又将特权视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并迎合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腐败的现象无处不在。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其造成的腐败、贿赂和欺瞒。

然而，一旦想到新中国与苏联有很长的边界线，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畸形的本质最无可辩驳的论点就显而易见了。正是两个政权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以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错误信条和阶段论阻止了两个国家的联合，阻止了中国立即进入工人国家阶段。

在俄罗斯和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推翻都是在土地革命完成之前发生的。这两个工人国家在农业领域都拥有大量的私营部门。这并不奇怪，因为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决定政权阶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一开始由列宁领导的，还是后来畸形的官僚政权，其以私有制农业为基础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29年。如果没有斯大林过早的强制集体化，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而在中国，建立工人国家的“一五”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农户。

不断革命论积极承认民主要求对动员城乡群众的重要性。然而，它认为落后国家的反动分子（如买办、地主、大资产阶级等）的共同利益及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意味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将反对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推进。为了克服这种阻碍，实现民众的民主要求（例如民族独立、解决饥荒、妇女平等、控制通货膨胀、土地收归农民所有、通过计划战胜天灾人祸等），社会被压迫阶层夺取政府权力是必要的。通过这一行动，事件的自然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迈向推翻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建立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初步建设。

如此分析形势，制定策略，就能制定一条最适合二战后中国各阶级实际力量对比的政治路线。这样的分析当然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传统上声称的极左。例如，手工业者和个体户不会被强行纳入国家控制的合作社，农民也不会被强行集体化。在苏维埃民主和工人控制生产的条件下，视情况需要，也有可能将私营轻工业纳入国家计划中。

对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必要性的盲信导致了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因为为了安抚国民革命军里军官的地主家族，它束缚了被压迫群众的改革要求和阶级动员。但即使在1949年之后，这个不必要阶段的弊端也有很多，其中包括：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剥夺了贫农和中农夺取土地的权利，限制了妇女权利，浪费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迎合民族资产阶级，助长了党和政府中腐败现象的蔓延。 

历史上不乏像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的领导人，他们一开始坚持一个纲领，但在事态的压力下又实施了另一个纲领，毛泽东也是这样的领导人。1949年之后，毛泽东再次评估了角逐政府内部势力的各方实力，了解了情况并采取了相应的策略。这并不奇怪，这正是小资产阶级的特征。

今天，在资本主义晚期，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成果、退回到前列宁主义的论点，即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公开的、毫不含糊的反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不断革命，转而支持阶段革命后不久，东欧和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就轰然倒塌了。在这些官僚政权摇摇欲坠并开始崩溃之时，社工党却宣布自己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基本主张之一。当然我们不能直接断言此处政治上的堕落，即为了支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而牺牲不断革命论，会自然地导致该组织普遍的政治衰颓。但符合这一轨迹的最新进展是，2014 年夏天，当以色列在加沙开展屠杀之时，社工党领导层决定拥抱犹太复国主义。[4]

18.3毛泽东与不断革命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这个名字取自列宁1905年9月1日的文章《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5]包含了中国革命将经历两个阶段的关键假设。第一阶段，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和反动叛徒。这一阶段将实现民族独立，并且实行土地改革。

随后，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独立于国际帝国主义且到能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程度后，资本家将和平地（希望如此）退到一边，让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并由中共领导中国到社会主义。最后，新的工人国家将在国际上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从而使中共能够保留其狭隘的国家权力基础。

中共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而这需要先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将会增长，但同时仍处于中共的指导和控制之下，这将使中国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摆脱帝国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1940年，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他希望建立统一的抗日战线，并在战后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他期望支持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将会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将在不挑战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原则的情况下实现。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来说，革命的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以一种完全独立的转变方式到来。这两个阶段被小心谨慎地划分开并将相隔“数十年”，毕竟社会主义革命是“相当遥远的未来”。

毛泽东也并不在乎于历史的准确性与真实性，因此，经过现实的检验，当1951年重新出版《论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通过删去一些具有冒犯性的词汇和加入一些如“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等新的表述，所谓的与“其他阶级”的团结被刻意淡化了。

添加这些编辑过的内容的原因显而易见：人们发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是有缺陷的。抗战期间，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至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战后，蒋介石也没有邀请共产党加入他的政府，而是对他们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未能团结到统一战线。而到内战结束时他们发现，留在中国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一无所有。新民主主义的主要支柱之一就这样引人注目地缺席了。另一方面，中国群众面临的饥饿、贫困、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则需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办法才能解决。

然而，尽管毛泽东必须要面对1949年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在经济上的弱势，他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经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所有必要阶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正如斯大林的“说一套做一套”，1958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回顾了他的分析：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  [6]

事实上，托洛茨基的真实解释是，社会主义革命将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开始，并与之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决心展示他的不间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同之处。尽管中国1949年至1953年的经验见证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互渗透，特别是引入国家计划和工业大规模国有化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毛泽东仍然断言，不间断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间是泾渭分明的，不应混淆，民主革命将在社会主义之前完成：

“民主革命将经历几个发展阶段，所有阶段都是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下进行的，而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我们主张经历民主共和国的所有必要阶段，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  [7]

自从斯大林于1924年4月发表了《列宁主义的基础》[8]以来，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历史潮流——斯大林主义——就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将不间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对立起来。然而，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主要成员，负责制定第四国际21世纪的战略）却声称，毛泽东的不间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差异只是纸面上的而非实践上的，只是因为其“理论公式缺乏精确性。” [9]

因此，在今天，毛泽东的不间断革命理论仍然被吹捧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胜利战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试图实行毛式“不断革命”时，其结果是100万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然而，这一事件的教训仍尚未被吸收，毛主义继续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例如尼泊尔的游击运动。 [10]

18.4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提出了一种模式，即在所谓的落后国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后，将自然而然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相比与贫农、中农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封建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本家与帝国主义者的共同利益要多得多。

1917年8月29日，列宁撰写了《政论家札记》，公开赞同托洛茨基的分析：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些要求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同资本家完全决裂，不同资本家阶级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不推翻其统治，而同资本家建立联盟，那么这些要求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11]

列宁还得出结论，苏联的存在意味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 1920年9月举行的巴库东方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表示赞同。该代表大会明确宣布，东方的贫苦农民不必走资产阶级民主之路；在转向苏联制度之前，他们不必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2]代表大会还承认，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如果最终政权批准没收土地并交由农民自行分配，中农就会支持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这种分析与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四个阶级合作”是完全相反的。 1949年，当中共掌权时，它就已经控制了对社会主义转型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重工业和银行业。此时必须立即铲除大庄园和地主制度，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且最好是由农民自己分配，这本该也本可以很快完成。而人为地推迟向工人国家的过渡只是由错误的意识形态观念导致的。

当然，不断革命论并不排除前资本主义殖民地国家像印度那样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可能性。它认为，争取民族民主要求的斗争开启了直接向工人国家过渡的可能性，正如1917-1918年在俄罗斯发生的那样，并在1949-1953年的中国得到了出色的证实。该理论还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领导民族独立斗争时的局限性。在印度等国家，斗争以赢得政治独立而告终，但民主的任务只完成了一部分，妇女和贫苦农民如今的地位就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该理论也不否认某些外部因素可能干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强行在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可能符合一部分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这就是日本于1852年所处的位置，当时佩里利用了炮舰外交迫使日本港口向美国开放贸易。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后，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不重组并加强日本的经济基础，它就有可能倒向共产主义。

18.5资本主义重建与不断革命论

中国回归资本主义是否与不断革命论相矛盾？不断革命论又是否能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任何见解？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不断革命论放在资本主义晚期那些所谓的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的背景下，并且用其对应的综合与不平等发展的普适规律来审视这些具体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不断革命论并不直接适用于资本主义重建。同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本身的人为性，因为它同样适用于前苏联和东欧。我们同样还会注意到，托洛茨基对俄罗斯苏维埃政权的分析[13]确实准确地预测了，如果一个顽固的官僚阶层继续掌权，那么资本主义重建的可能性就很大（见第15章）。

第二个问题有一定的意义，但仅限于不断革命论从一开始就将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分析为经典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如今中国城市人口占多数，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拥有先进而广泛的工业基础。该理论所包含的方法告诉我们，无可避免地，革命的首要目标必须要包括对民主要求的考虑以及组织为了真正将这些要求融入他们的斗争之中所作的努力，这将会帮助他们赢得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制定民主要求必然会与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同时进行。不断革命论完全拒绝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融入世界帝国主义。

罢工数据表明，近三亿的新无产阶级正在中国工厂斗争的铁砧上接受试炼。任何程度的国家镇压都无法阻止这一客观进程的兴起。同时，中国工业融入世界市场意味着它无法避免由生产过剩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这势必会激发革命运动的兴起。革命的主力军将是工人阶级与其领导的农民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式将是群众罢工与与其呼应的农民起义。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与中国共产党（因此也与国家机器）有很大的重叠，因为正是这个组织负责在中国带回资本主义，并为许多重要企业提供了所有者和管理者。这使得资产阶级在处理罢工等方面获得了高度的国家支持。但这也导致了一个必然的副作用，这种国家机器与资产阶级的整合，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将很难满足群众对公正和民主的要求。该集团的物质利益和天生的保守主义导致其强烈反对言论自由，特别是任何自由独立的工人运动。

然而，由于现成的工人贵族的缺失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缺乏经验，革命有可能会毫无征兆地爆发。彼时这将在世界市场危机四伏的背景下发生，并且将会堵死中国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动力阀门——快速的工业扩张和出口的增加。（译者注：工人贵族，在列宁的著作中指西方发达国家中享受优厚待遇且安于现状的部分工人运动领导层（如右翼工会官僚），该群体倾向于与统治阶级合作，极力打击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成分。）

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资本主义下的进步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通过这种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在斗争中获得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经验和组织。然而在中国，任何抗议者都将面对的是，由可怕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最可憎的特征融合起来组成的国家机器。

虽然缺乏革命政党甚至工人政党，但无产阶级意识正在崛起，许多人都感觉到左派正处于力量飞跃的边缘。但目前这只有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找到能够团结所有反对力量的问题时才会发生。当然，社会主义者会为眼前的要求而奋斗，但提出这些要求的方式则必须是将日常问题与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起来。这些要求，即托洛茨基所说的过渡性要求，充当了改善群众状况的斗争行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之间的桥梁。

18.6总结

第三次中国革命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性成就，尽管斯大林主义者竭尽全力将其引入阶级合作的死胡同。他们首先尝试与国民党合作，而当这被证明是痴心妄想的时候，他们又与没有随蒋逃往台湾的民族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合作。

显而易见，新民主主义既不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自然阶段，也不是必然阶段。它是中 共自己以最不自然和人为的方式强加给革命的，目的是让革命进程看起来遵循斯大林和毛泽东规定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土地改革受到限制，无产阶级受到束缚。但革命拒绝以这种方式受到束缚，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取得的表面成就是由于政府提供的资源和精心照料才取得的，但其回报的却是大规模的国家经济破坏和党的腐败。在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面对破坏性的贸易禁运，官僚国家便迅速采取了行动来保护自己。于是在新民主主义推出仅仅四年之久，它就已经灰飞烟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有意识地走向一个新的方向，那便是中央计划经济（尽管没有工人民主）。

斯大林主义政权可能因国家、时代而异，但都有某些共同的品质。中共符合所有必要的标准；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国内的一国社会主义和国外的和平共处，它拥有特权官僚阶层（1953年后这建立在工人国家的财产基础上），它压制工人民主，它无论在党还是政府内都是一个庞大而单一的极权主义政权，其政策根据官僚机构的短期需要在极左主义和公开的阶级合作之间摇摆不定。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斯大林主义政党被迫与资产阶级决裂，但也并没有成为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

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所以重要的是要观察在中国发生的实际事件，看看新民主主义的阶级合作主义观点和阶段论如何以及为何如此彻底如此迅速地崩溃。但同时也有必要将这些事件置于正确的全局视野中。列宁在1917年就明确指出，必须采取客观上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此后又多次重复同样的话语。不断革命是落后国家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并且直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 [14]中国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斯大林主义政权一直是经济进步的刹车，但在国民党彻底混乱之后，通过实施国家计划和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它最初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变得日益复杂，试图控制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已无法应对，并逐渐沦为进步的绝对障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党采取了中国版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最初成功地大幅增加了农业产量，并使许多中共党员相信市场经济是让工业快速扩张的途径。

但是由于对政府政策的不满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不断升级，并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达到了高潮。社会动荡的结果是，强硬派控制了党，并确信为了产生必要的经济增长来保全自己的利益，有必要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确保他们继续享有既得利益并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向资本主义制度迈进，让他们自己成为财产所有者。最常见的形式是担任乡镇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的中共官员以低价收购这些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将受贿所得用于购买房产和股票。官僚机构从来没有将工人民主视为治理经济以消除浪费和腐败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特权的末日。

中共一步步地放弃了建立工人国家所必需的制度。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被认为是维持经济活力和扩大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就业前景所必需的举措。首先是对外贸易的垄断，然后是利润主导和商品生产取代了中央计划，然后是中小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如今，只有少数特定战略产业（例如控制媒体的电信）、无利可图的产业（例如铁锈地带的产业）和四大国有银行（每家都负债累累）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拥有一个非常缺乏经验和修养的资产阶级。

中国作为资本主义大国的崛起，暂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了急需的推动力，但很快，它就会激化所有的旧矛盾，并将其提升到新的水平。对中国工业的大规模投资表现为廉价商品的大量生产，并很快就在世界经济的许多市场达到饱和。如今，中国经济本身的产能过剩日益严重。

资本主义回归、伴随着经济开放之下大量以国家补贴的资本投资的涌入，加上来自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但那个爆炸性增长的时期已经快走到其尽头。现在的中国发现自己面临着困扰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同样问题。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来自于中国工人的劳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巨大的阶级分化出现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最腐败的社会之一。统治精英及其子弟（“各种二代们”）炫耀的夸张财富受到民众的强烈不满。尽管如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基础依旧非常狭窄。中国由极少数超级富有的寡头精英统治，他们通过掠夺国家和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的劳动力来致富。确实，他们的下面还有工厂经理、厂长、官僚以及国家和党机构的官员。这些人与他们的家人一起构成了机构的一部分。但即使考虑到这些群体，绝大多数人仍被排除在社会经济财富及其赋予的权力之外。

鉴于不满情绪的大量积累，对东北重工业大工厂实行的“合理化改革”(译者注：事实上即以此为借口转向私有化）尝试可能会引发激烈的抵抗，在某些条件下，这种斗争很有可能会转变为进攻性行动。世界工人阶级正在进入一个永久的财政紧缩的时代，只有阶级斗争才能保留住二战后相对繁荣的时期留下的成果，例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工人们已经开始寻找反击的方法。尽管一开始会有许多错误的尝试，例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但一旦阶级开始运动，工人的整体态度就会改变，整个政治气氛就会改变，在今天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就会成为现实。杰瑞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选英国工党领袖尤为重要，因为他现在是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政党的领袖。他的胜利为英国工人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如果他获得胜利的势头能够保持下去，那么对英国统治阶级的真正威胁就会出现。（译者注：本书写作的时期正值科尔宾成功竞选成为工党领袖不久。在当时，他提出了相对进步的经济政治诉求，如铁路能源等产业重新国有化，因此受到当时工人阶级的热烈欢迎，并成功组织起声势浩大的草根工人阶级运动。这代表了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高潮，工人运动也因此有了更进一步的潜力。但后来他因为自身改良派固有的向统治阶级妥协的懦弱倾向，最终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科尔宾也宣布再不竞选工党领袖一职。）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健康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以世界范围革命运动的集体经验为基础的、并由正确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领导组织。没有列宁，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没有这个主观因素，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中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领导组织，工人就会陷入混乱且迷失方向，运动就很有可能失败。今天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革命领导组织的缺失。

中国的资本主义可能会在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上持续一段时间。但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客观条件、人数实力甚至群众的战斗意愿，主观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领导层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积极地监控互联网。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用于内部安全的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这并非偶然，2015年的预算为246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11%。 [15] 然而，新一代年轻工人并没有准备好忍受他们的祖父母——那些刚从赤贫农村来到这里的前农民所愿意接受的低工资和恶劣条件。因此，在控制工人不满情绪和镇压工人自我组织方面，中共让中华全国总工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表现为街头示威、工厂罢工和其他行动的不断增加。在极权社会中，不满情绪被强行镇压，合法的安全阀又很少，因此爆炸可能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

老旧重工业的工人忠于政权，是因为政权为他们提供了有保障的就业和合理的生活条件，但现在他们正面临着大规模失业、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减薪。他们对这个政权真正且彻底地失望了，并开始反击。

经济特区新电子工厂的工人最初是缺乏经验的农民，他们对离开自己的村庄心怀感激，现在第三代人来到了工厂，要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到目前为止，这两批工人在与政权的斗争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他们的利益正变得一致，说明斗争已然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工人阶级注定将在未来一段时期的世界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据说，拿破仑曾说过：“中国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当她醒来时，她将震惊世界。”套用拿破仑的话，我们可以说，今天这个沉睡的巨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当它崛起时，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它将改变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1] Rodriguez, C. Lenin and the Colonial Question, New International, 1(1)93-144, 1983.

[2] Lorimer, D. www.dsp.org.

[3] Roberts, J. Lenin, Trotsky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Wellred, 2007, p172-192.

[4] Young, A. Decline and fall: The US SWP’s Final Embrace of Zionism, Links International, 18 Sept. 2014.

[5] Roberts,Op. cit. p182-183.

[6] Star, J.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Mao Tse-Tung’s Theory of Continuous Revolution, Asian Survey, 11(6)610-662, June 1971.

[7] Schram, S. 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6 (Apr.-Jun., 1971), pp. 221-244.

[8] Stalin, J.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April 1924, w.m.org.

[9] Rousset, 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umber 3.

[10] Conlon, B and Hulaki, K. Nepal: A Revolution Adrift, 2013, w.m.com.

[11] Lenin, V. From a Publicist’s Diary., From a Publicist’s Diary Aug 1917, CW 25:278-286.

[12] Report of 6th Session, Baku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September 1920, www.marxists.org.

[13] Trotsky, L. Revolution Betrayed, Ch9, w.m.org.

[14] Grant, T. The Unbroken Thread, Fortress Books, p282-288 and 345.

[15] Bloomberg News, 5 March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