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国民党的最终崩溃与中共夺权

9.1 简介

1934年，作为一支协调一致、资金充足且装备精良的军队，在帝国主义的轰炸机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将共产党赶出了江西苏区，并将他们追赶至满洲交界处。1937年的日本侵华使得共产党在陕西的据点免于被“围剿”，随后共产党的军队得以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日本防线后的大片地区。在纯粹军事方面，共产党军队无法与国民党军队相比，但在内战中，政治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他们有着关键的优势。

中日战争期间，撕裂中国社会的力量（饥荒横行和农民渴望土地）迅速加剧，乘着农民反抗的浪潮，中国人民解放军得以摧毁蒋介石的军队。这一切发生在二战后的短暂间歇，当时的战后大规模复员运动使帝国主义无法直接干预中国，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第三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保障民族独立并统一了中国大陆。

毛泽东思想大体上可以归结为：战略上在全国范围内长期进行农民战争，理论上在中国应用阶段革命论（无论这种理论是用冒险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术语来表达的）。这种阶级合作主义的做法是毛泽东身上的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表现，并在毛泽东试图以联合政府的提议来减缓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和崩溃时暴露无遗，这不但是对中国群众和中国革命的罪行，而且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罪行。[1]

9.2 毛泽东成为最高领导人

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主席，从此他有权独立地解决争议问题。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一词，此后它开始在党内广泛使用。到1942至44年的整风运动结束时，“毛主席万岁”已经成为中共内部能接受的口号。《解放日报》开始刊登这样的标题：“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2]所有的官僚机构都需要一个最高领导人来在相互冲突的派系团体之间进行裁决，毛泽东就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了这一地位的。整风运动完成后，毛泽东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德国已经在5月投降，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很快就会被打败，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将指导党完成如何对付国民党政权这一重大任务。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主要报告，并主导了所有会议。

大会召开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写了中共的历史，把毛泽东推上了全知全能的神坛。中共在遵义会议之前遭受的灾难被描绘为一连串偏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事件。陈独秀因1925至27年革命的失败而受到指责，瞿秋白与李立三则因冒险主义的第三时期的失败而被责备，王明被认为应对红军在江西失利以至于必须长征负责。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则没有受到任何指责。[3]

刘少奇在一份颂扬毛泽东的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从而在大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党章。党章序言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4]到1948年，在村里和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开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会站起来，就像对皇帝那样，对着毛泽东的画像三鞠躬。[5]在小学里，孩子们被教着唱这样的歌：“毛泽东，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拍手把歌唱。”[6]

在中共七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1945年8月底，他当选为新改组的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终于将所有权力正式集中在自己手中。[7]斯大林在列宁中央委员会的尸体上上升到领导地位，官僚机构靠着警察国家和埋葬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来维持自身。斯大林政策的主要成就便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更不用说在全联盟共产党（布）的中央委员会中禁止自由讨论和异议。毛泽东的情况并非如此。诚然，他受到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青睐，但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真正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具有非常不同的特点：它可以进行真正的讨论，容忍不同的意见（在斯大林的框架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竭力表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是和斯大林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是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者，也就是因为他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斯大林的方法。”[8]

陈伯达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斯大林的讲话：

“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是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9]

1950年春天，斯大林派红色教授研究所所长、来自鼓动宣传部的帕维尔·尤丁院士负责编辑新版《毛泽东选集》，以俄文出版。尤丁负责检查意识形态内容。在北京的两年时间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夜谈，讨论理论问题。他向俄国政治局的一次私人会议报告说：“斯大林同志，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10]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毛泽东在他的葬礼演说中说：“斯大林同志的所有著作都是不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他的作品《列宁主义的基础》、《联共（布）简明党史》和他最后的伟大作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过去一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11]这份清单体现了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背叛，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的篡改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捏造。中共党员、每个组织的干部（教师、学生、工会会员、妇女团体等）都被指示要学习这些文本，作为毛泽东领导的思想基础。

9.3 毛泽东试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

1945年7月，红军盘踞在经济原始的陕甘宁边区，涵盖了主要位于中国东北和东部的三十个县和十八个大解放区。总面积约为法国大小，人口数千万，民兵近50万。在1917年的俄国，双重政权的形式是以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为一方，以临时政府为另一方。在中国，它将采取对立的军队的形式。这种情况被中国共产党鼓励，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革命的动力——例如，土地改革被说成是来自上层馈赠礼物，而农民应该对此表感激——这使他们的政治被动性被最大化。[12]

斯大林于1945年8月9日对日本宣战，同一天，第二颗原子弹被投在长崎。苏联军队向满洲发起攻势，战线长达一千多英里。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70万日本军队投降了，苏军占领了满洲、内蒙古和朝鲜。随着日本这一军事威胁的消除，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在此期间，斯大林错误地认为他可以与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盟友们和平共处。斯大林敦促毛泽东会见蒋介石做一笔交易，并以伙伴的身份进入国民党政府。

在华北解放区的敌后，日本人认为大部分地区不值得占领。斯大林主义当局则在战争和他们的阶级合作主义观点所造成的局限下，尽可能改善了他们控制下的农民的生活。在这些地区，大地主被阻止扩大他们的财产，所以独立的中农仍然占主导地位，而贫农则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

可国民党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传统上，征税人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来掠夺农民的土地，才使他们变得贫穷到起义的程度。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程度意味着在政权完全崩溃之前，地方官员拼尽一切地想要发财，这成为了一场竞赛。税收被堆积在最贫穷的农民身上，直到税收总额超过作物的价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土地闲置的情况。在河南，税收如此之高，以至于农民不仅失去了所有的粮食，还失去了土地、衣服和农具，并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孩子当奴隶，卖掉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当仆人和小妾。贝尔登声称，这种现象早在1941年就可以观察到，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战争时期的大饥荒——正如贝尔登所说的那样：“他们被征税至死”。[13]

国民党地区的饥饿现象十分严重，农民被迫处于无法忍受的条件下，这些条件传统上通常会导致广泛的叛乱，使广大农民强行踏上历史的舞台 。农民们纷纷涌向一个与可恨的国民党政权作斗争的政党，它主张降低税收和利息，提供秩序和民主改革，并在解放区确保农民不挨饿。

1945年8月，蒋介石在美国人的压力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1937至1945年的国民党陪都）进行和平谈判。美帝国主义已经接受了只用军事手段无法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事实，只要中国内战不断，它就很难、甚至不可能乘着战胜日本来消灭中国共产党。一个被武装斗争蹂躏的国家很难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安全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可能继续实施将中国变成一个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基地的计划。因此，美国敦促蒋介石与中共妥协，使其政权民主化，并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14]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并成功说服他于8月28日在重庆会见蒋介石，同时命令八路军停止在解放区的行动。

斯大林也在兑现他在雅尔塔和其他地方对美英帝国主义作出的承诺，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蒋介石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此当满洲交接时，进入城市的是国民党军队。然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从1945年10月起，红军开始悄悄地向解放军提供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军火，冷战的最初迹象正在出现，斯大林希望能保持开放性的选择。[15]

与蒋介石的谈判持续了四十三天。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宣布接受蒋介石为中国领导人，1946年1月30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式签署休战协议。在谈判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蒋介石组织军队的时候，占领了关键的铁路和中国北方的两个主要城市，天津和北京。[16]为了配合所谓阶级斗争的结束，八路军和新四军被合并，并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随着日本的投降，蒋介石经美国批准，命令40万日本傀儡部队留在他们的岗位上，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充当他的驻军。在重庆谈判期间，美国向华北运送了三个国民党军队共50万名士兵。根据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政权为官方政府的协议，解放军停止了对城市和工业综合体的攻击。然而，解放军仍保留了对农村的控制。[17]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底，中国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复兴和发展。大城市的学生和工人群众，特别是上海，抗议内战并呼吁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工人们要求获得组织工会的权利，在此期间，仅在上海就发生了2000多次罢工。这些斗争仅限于民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虽没有达到全国范围的水平，但确实表明群众有足够的信心抬起头来，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没有试图将工厂工人的斗争与农民或学生的斗争联系起来，也没有试图将罢工转变为政治斗争。相反，它试图——正如它以前多次所做的那样——说服工人群众不要走极端，不要阻碍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它与黄色工会的领导人密切合作，制止“过分”的要求。[18]

在解放区，那些受中共控制最少的农民民兵正在进行他们自己的土地掠夺，杀死地主，驱逐富农，并在乡村会议上分享夺取的土地。起初，许多中共的低级干部被这些举措带着走，在一些地区，土地被大量转移到贫农和中农手中。解放军奉命介入，并在官方的“双减”政策范围内遏制这一浪潮。然而，许多贫苦农民积累了足够的土地来养家糊口，因此逐渐成为中农，而且他们的债务和租金偿还也大大减少或取消了。[19]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召开了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以确定新政府的基本组织。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及作为门面的民盟（于1947年10月13日被取缔）、青年党和著名公众人物。会议的第一天以蒋介石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宣布了军事休战，会上通过的主要文件是《关于政府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

人们普遍认为，军事问题将是决定性的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参加会议，只是因为解放军的存在和实力。然而，在1946年，蒋介石也对战场上的胜利充满信心，这种错误的评估导致他在每个问题上都不妥协，甚至连40人的国务院（政府最高机关）的组成也成了不可调和的分歧。[20]

国务院应以简单多数票来决定问题，但如果决定涉及行政政策的改变，则需要三分之二的国务委员投票。蒋介石相当故意地挑衅共产党，破坏了这一安全措施的有效性。他不顾美国大使的建议，要求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数限制在13人以内，只差一人就能行使否决权。同时，他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将解放军撤到指定地区并开始退役。

毛泽东从政治自杀中抽身而出，但在其他方面竭力维持协议，甚至呼吁美帝国主义为他进行干预（而美帝国主义确实这样做了！）。但蒋委员长坚持要对方无条件投降。随着中日战争的进展，国民党向内陆撤退，并被切断了与工业中心的联系，结果是大地主中保守和落后的部分的具体分量大大增加。

大地主相信，在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农民享有的自由会引发广泛的农民起义和对土地的夺取。为了避免这种灾难，需要迅速重新征服这些地区。这些地主是蒋介石在反对中共的军事冒险中最有力的支持。他们敦促立即采取行动，而军事力量的平衡似乎对国民党有利。[21]

为了让国民党相信它准备做出真正的让步以被接受加入联盟，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允许地主比中农多拥有50%的耕地，如果他们曾积极参加过抗日战争，则可多拥有多100%的耕地。任何“多余”的土地都要被购买，卖给有资金购买的农民，削减租金和利息被认为能够 “解决土地问题”。[22]这一政策并不能反映农民群众的愿望，他们想要的是土地革命。

中农和贫农以及土地劳动者占农民人口的90%以上，解放区的事件表明他们已经做好了革命夺取土地的准备。[23]如果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夺取土地，并将其与城市工人的要求结合起来，那么蒋介石政府就会像纸牌屋一样垮掉了。这样的号召会将现有的前革命形势转变为叛乱，并且可以以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式夺取权力。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目标。

参加重庆会议的各方都认为，在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国内，中国共产党却控制着独立的解放军，这怎么都说不通。因此，《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规定了基本原则：“军、党分开......禁止一切政党在军队中进行公开或秘密的党派活动”。该决议还包括为新的民主的中华民国建立一支新军队的实际方法。

华盛顿为实现国民党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妥协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因为替代方案将会是由其自己的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干预，接管中国政府并监督其经济、军事和政府事务。这被排除在外，美国军队内部的“带小伙子们回家”运动和国内公众舆论使得大规模干预变得不可能。[24]

9.4 蒋介石中断谈判

为了研究如何执行《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一个三人委员会组成，由张治中将军（国民政府）、周恩来（中共）和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主席和‘顾问’）组成，只有一致的决定才会被执行。自然，委员会陷入了瘫痪。国民党军队向满洲的城镇、主要工业和交通线路进军，而解放军部队则以最快的速度向解放区扩展。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46年6月，委员长单方面要求在满洲停止活动15天，并要求解放军在这段时间内撤出，否则后果自负。这一最后通牒被中共谴责为违反了1月的协议。这时，6月30日，蒋介石对解放军发动了全面进攻。[25]由于武器装备和部队人数的差距，国民党军队最初取得了重要的胜利，迫使解放军撤退，使国民党军队控制了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城镇和铁路线路。

到此为止，没有人指出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政策差异。毛泽东忠实地遵守了斯大林战后的人民阵线联盟战略。然而，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敌对行动正在恢复，导致了全面的内战。正是这种升级导致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出现了分歧，理由是斯大林仍然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但就在这个时候，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3月5日的铁幕演说中宣布了冷战的开始，这使蒋介石有信心坚定立场，相信华盛顿会保护他。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了一个钦定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被排除在外。从现在开始，政府权力（更不用说国家权力）的问题将通过武力解决。中国共产党仍然陷于阶段论中，寻求建立一个由自由主义者、民主人士、独立团体组织以及 “社会名流”组成的联合政府，但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

这与斯大林在东欧的轨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斯大林最初宣称，苏联只打算用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取代法西斯合作者，并不打算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这些国家将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共产党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但非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国家形式的问题。[26]当然，在东欧，决定事件进程的因素是红军的存在，但斯大林和毛泽东追求的政治方向是平行的。

与此同时，冷战继续升级，而且相当迅速。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华盛顿将保卫“自由世界”免受共产主义侵略。看来，对苏联的战争将再次成为帝国主义的重要议程。苏联军队在东欧人为强加的联合政府被毫不客气地扔进了垃圾箱，人民民主国家取而代之，其中的领导和决定性作用被赋予忠于和服从斯大林的国家共产党。很快，东欧将成为保护苏联的缓冲区，并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体系。

一个国民党，甚至是一个联合政权（其中中国共产党被剥夺了军事权力），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将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放在斯大林的后门。斯大林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发起了第二次联合阵线，以保护苏维埃政权免受两线作战的影响。现在，正是同样的考虑将他推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苏联在其东部边境需要一个盟友，而得到一个盟友唯一的机会是解放军赢得内战。从政治或者军事角度来看，斯大林都没有理由与毛泽东决裂，相反，苏军急于协助解放军准备反攻。[27]

起初，国民党在部队上估计有五比一的优势，并且几乎垄断了重型装备、运输和空中力量。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在于，不仅在至关重要的满洲地区，而且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控着解放区，这些地区此前一直位于日本防线后方，而现在位于国民党军队后方。[28]

美国给国民党的援助总额是相当大的，美国和世界的反动集团试图用华盛顿对蒋介石的支持不足来解释毛泽东的胜利，但这是一个公然的谎言。抗日战争结束后，除了在中国的众多美国顾问和用美国船只和飞机运送士兵和物资外，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援助，以今天的货币计算，达到了近300亿美元。额外的经济援助也达到了300亿美元。事实上，付给蒋介石的美元再多，也挡不住第三次中国革命日益高涨的洪水。[29]

国民党军队一路向西，在1947年3月夺取延安时达到了其军事成就顶峰。国民党人数众多，火力强大，将解放军逼退到俄罗斯和满洲边境，斯大林在那里给了解放军庇护，允许它休整、再武装和训练。尽管苏联官僚机构希望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但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它不得不向毛泽东提供帮助。苏联军队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从日本军队那里获得的轻重武器，并提供了大量的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现代化、装备精良、领导有方、士气高涨、意志坚定的解放军很快就占领了村庄、小城市和城镇，并围攻了由蒋介石配备美械的庞大军队所驻扎的大城市。

尽管有美国的大量援助，战争还是变得对国民党不利。解放军采用了与反“围剿”相同的战术——切断通讯和歼灭敌军力量——但现在它正在向城市推进。驻防满洲城市使蒋介石的军队四分五裂，最后使这些城市成为一个个死亡陷阱。[3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与以前的任何农民军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系统地组织和训练的部队，有现代技术，有全国性的和最新颖的民主改革纲领——尽管它是机会主义性质的。面对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需要农民的积极支持，因此以更有力的方式实施其减租减息和取消债务的改良主义方案。然而，为了控制在新民主主义范围内，即使在中共控制的地区，如江苏、河北和湖南等地，也没有要求进行革命的土地没收。[31]

国民党的士气正在迅速消退。军队结构士气低落，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无助感。他们所面对的共产党部队现在拥有和他们自己一样好的武器，有更好的团结意识和战斗精神。国民党士兵被孤立被围困，几乎没有得到增援的希望，他们的将军是因为亲近蒋介石而非能力而得到晋升的，他们的军官虐待手下士兵，公开腐败，大发战争财，还面临着敌对的民众。[32]

9.5 中共的土地政策：1945-1949

在江西苏维埃的初期，中共颁布了最激进的土地计划，开始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中农和贫农。但是，为了在一个孤立的社会中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产量，这限制了没收和重新划分土地的程度，因而富农的土地很快得到了保护。

1937年至1945年期间，在延安，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联合阵线，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他们土地计划中的革命内容，宣布自己是土地和工业中的私有财产的捍卫者。他们宣布反对向地主征地（除了与日本人合作的地主），并将农民斗争限制在降低租金（减少25%，但不超过作物的37.5%）和降低利息（每年低于15%）的改良主义要求上。[33]这些改革很重要，它们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使许多人免于挨饿，但斯大林主义者并没有把它们作为建立革命运动的手段，而是对它进行限制。[34]

日本投降后，解放区的干部发现很难将党的政策与希望通过革命夺取土地的农民的要求结合起来。在许多八路军仅在名义上存在的村庄，甚至富农也自发地起来反对地主和那些与日本合作者。农民要求清算账目，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杀死地主，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夺取他们的土地。[35]这场运动如此激烈，以至于中共干部在农民算账和报仇时躲藏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地主们依靠千年传统和强硬的武装手段进行反击。有些人成功地迫使农民暂时退后一步，但新的农民领袖总是站出来，取代那些被杀害的人，并带领群众前进。

1946-47年间，随着休战的破裂和国民党军队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估并激化了其土地计划，并承认农民对改良主义的人民阵线政策不满意。在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和农民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在其土地政策上实现了左转。在1946年底，将把与日本人合作的地主和富农带到乡村会议上，对他们进行审判，如果发现他们有罪，就没收和分割他们的土地。[36]中国共产党通过没收地主的“多余”土地，即超过中农两倍的土地，摆出一副激进的姿态。韩丁详细描述了在个别村庄，没有经验的干部如何被普遍的情绪所感染，采取受农民欢迎的措施——所有地主的土地都将被重新分配。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政策仍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土地改革，这些行动后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谴责为“极左主义”。[37]

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两难境地，毛泽东必须解释为什么党必须在各种对立力量之间取得平衡，以及如何控制异议。通过改革来激发人们对战争的热情，这是好事，但干部们必须确保这种热情不会蔓延到征地上，这是坏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改革必须适度：“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38]对毛泽东来说，与国民党结成人民阵线联盟比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更重要。

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耕者有其田”和向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征地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要求。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政策是，分配的土地是个人财产，产权证由政府提供，允许再出售。因此，没收和分配土地并不是农村阶级分化的终结，而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富裕的农民被允许购买从地主手中没收的土地，从而迈出了成为地主的第一步，延续了据称被废除的做法。

这些措施有意为地主提供了逃避土地改革最坏影响的方法。例如，毛泽东坚持对合作的富农和地主（他们把土地中最不肥沃的部分捐给农会以示合作）从宽处理，可以保留他们的动产，并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土地让家庭劳动力耕种（正是这一政策导致了富田事件）。共产党士兵和干部的家庭被允许保留比标准持有量多50-100%的土地。这意味着在实践中，许多地主只要派一个儿子到解放军中服役，就可以保留大部分（甚至全部）最好的土地。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越来越明显的是，赤贫者受益最少。[39]

1947年4月，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在晋绥边区经过两年的土地改革后，1500个村庄中只有200个村庄的重新分配情况完全令人满意，许多贫困农民仍然没有土地。作为其人民阵线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鼓励农村根据地的富农入党，而刘的结论是，地主和富农分子已经渗入了村党支部、农会和地方民兵，并成功地限制了土地改革。[40]这不仅是由于征地的局限性，而且还因为许多当权者通过暗箱操作或不诚实的方式为自己谋获了最好的、更大面积的土地，并对继续这一进程没有丝毫兴趣。

中共试图通过“洗脸运动”【编者注：“干部洗脸擦黑”】来解决问题，主要目的是让上级干部说服地方干部放弃部分或全部非法所得，恢复党的纪律，纠正党内流氓分子和民兵的错误行为。

中共在中国北方先是与日本军队作战，后是与国民党作战。这种变化频繁意味着尽管有官方的休战，但游击战仍有增无减，地方民兵还是许多村庄的第一道防线。在解放的第一阶段，人们对民兵的感激之情是有道理的，比如他们提供了免费的饭菜。不幸的是，鉴于民兵的政治水平和许多民兵组织的斯大林主义性质，腐败开始在许多村庄蔓延。

民兵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审讯地主，以确定谁是国民党人员和代理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性质密切且饱含着被滥用的残忍和暴力，这意味着审讯会议有报复的成分，并经常演变成殴打嫌疑人，其中许多人因此而死亡。许多地主和他们的儿子丢下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逃走了。强奸很快就成了常见的做法。很快，针对地主的做法被用来对付那些提出反对意见或尴尬问题的中农和贫农家庭。民兵常常从乡绅的祸害变成农民的祸害。民兵指挥官往往是中共党员，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韩丁解释说，“洗脸运动”是为了清除这些地方专制者。

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所有中共干部的行为都要在村里的会议上进行审查，允许农民提出他们想要的批评，并承诺那些行为令人无法接受的干部将被开除出党。起初，这个过程似乎运作良好，许多干部被停职，有些甚至被关进监狱。然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迅速升级，以至于领导层匆忙介入结束了这个过程。[41]同时，中共明白它很快就会成为国家政府，担心洗脸运动会破坏党的凝聚力和纪律。很快，大部分被批判的干部，甚至被监禁的干部都被重新纳入了党内。洗脸运动的第一部分被广泛宣传，以进一步确立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地位，最后的结果则保持沉默。

1947年10月10日，在国民党夺取延安后不久，为了向左转以巩固农民的支持，中共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项法律将在解放军控制的地区统一严格执行。这部法律正式批准了“耕者有其田”（第一条），并规定无偿征用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第三条）。但是，被查封的土地要进行分配，使村里的每个人都拥有同等面积的土地。其目的是让贫农受益，中农保持不变，而富农和地主则会损失。重要的是，《土地法》取消了所有以前的债务（第4条），但明确允许不受阻碍地转移资金投资于工商业（第12条）。[42]

地主及其家庭成员将各得一份地，国民党士兵将得到一份地，甚至连合作者的家庭成员也会得到一份地。[43]乡村农会的党员干部被授权并被委托实施土地改革，他们主要通过特设的“人民法庭”，即全村的会议来完成这项工作（第13条）。

斯大林主义是一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固有的腐败制度，所以新的土地改革方案常常被扭曲，以利于党员，就像以前的土地改革一样。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来自地主家庭的党员已经渗透到党的队伍中，现在又有了已成为中农甚至富农的干部。山西、山东、湖南地区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1月发表的《给党员的公开信》描述了这种情况：“......党员中的一部分人......是由地主和富农组成的，他们在保护自己家庭和亲属的财产”，在一些地区， “这些人占据了我们党内的大部分职位......（我们的）土地改革......政策似乎反映了地主和富农的意见”。[44]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之外，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以大大加快的速度推进。战争开始时，中国的村庄已经面临着贫困，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村庄在战争中完全被毁。小农、中农甚至一些富农不得不借钱养家糊口，结果是基本破产。大片土地落入大地主、乡村高利贷者、国民党军队军官和国民党地方官员手中，他们都与银行资本家有密切联系。[45]

对日战争结束后，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新的戏剧性转变。凶残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领导层决心不惜一切社会代价来充实自己。政府利用国有公司，开始将以前被日本占领领土上的合作者土地收归国有，剥夺了大量农民的权利，创造了新的投机者和寄生虫阶层。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完全混乱，社会在1945年夏天的大旱中崩溃。由于数百万农民死于饥饿，国民党地区的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这种情况迅速升级，满足了广泛的农民起义的经典条件。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将很快组建政府。经济的蓝图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只有国有化：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46]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官方路线，反对敌视地主，因为这可能“对农村的生产劳动力产生不利影响”。[47]

随着政府权力近在咫尺，党的领导层大力向右转。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仅三个月后，任弼时要求在农民得到适当教育之前停止土地重新分配。六天后，毛泽东亲自出面反对“过激的左倾”，敦促解放区的“新富农”应被视为“中农”，以前的地主和富农可以被重新划分为中农或贫农，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地主追进城镇，农会应该接纳富农、地主和开明士绅：

“一直错误地强调‘一切按群众的要求去做’......片面地宣传农工路线......民主政府应该听中农、手工业者、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意见”。[48]

这一路线的改变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解放军、90%以上的农民、学生和工人的联合力量足以夺取政权，对抗正在解体的国民党军队。但中国共产党有阶段革命的观点，这种模式现在被人为地强加在实际革命中。

土地政策的转变需要地方干部会议来解释新的路线。党的队伍中出现了巨大的混乱，并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敌对情绪。为了增加甜头，领导层指示，从此以后，干部的家庭将得到与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相同的支持。现在，干部们将从一个巨大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可以专注于党的工作。那些在土地重新分配过程中被发现有偷窃行为的人，如果他们归还物品，将不会受到指控。那些因强奸罪等原因仍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干部，只要道歉就会被释放。[49]

随着解放军进入南方省份，新政策的局限性与农民的愿望发生了冲突。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湖南，在党的干部能够干预阻止他们之前，农会征用了地主的土地，人民法庭判处了地主死刑。这里的阶级斗争被贴上了“左倾”的标签，共产党领导人呼吁节制，但在许多解放区，夺取和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对地主和富农的严苛待遇仍在继续。[50]

1948年春，毛泽东坚持认为，在新近由解放军控制的地区，并不急于实行土地改革，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在“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的条件下，才应进行土地改革。[51]1948年8月24日，新华社正式宣布，现有的土地改革方案已经结束，从那时起，农民将不得不满足于仅仅是减少地租、减少税收和减少付给高利贷者的利息。土地改革的削减直接来自新民主主义的阶级合作主义方针。

官方的政策恢复了减租减息，斯大林主义者露出了他们政治面孔的另一面。如同在延安一样，租金和利率被降低，分别不超过作物的37.5%和低于15%，但现在中共和解放军把钱强塞给地主和乡村高利贷者。通过这些手段，共产党人试图向地主和资本家证明，他们是比国民党更好、更有效的私有财产的捍卫者，希望这能带来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结盟。[52]

9.6解放军驶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手中最有效的武器是宣传，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土地政策。它通过将农民的愿望与实现这些愿望的手段联系起来，打破了农民明显的惰性。土地改革的承诺使迄今为止被压制的群众公开反抗国民党政权。

到1948年，蒋介石和国民党通过贿赂和恐怖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国民党被一个完全腐败的集团所控制，部长们通过向解放军出售美国提供的战争物资来充实自己的口袋。[53]负责向军队输送年轻新兵的村庄村长们组织了一个系统，能够支付高额费用的家庭可以将他们的儿子留在家里。失踪士兵被列入团册，这样军官就可以把他们的薪水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其结果是，许多武装编队的人数不超过其名单上人数的60%。[54]

解放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游击战转变为阵地战。1948年秋天，解放军发动了全面反攻。在满洲，由于蒋介石军队的投降或瓦解，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不战而取。关键的战斗是在沈阳的战斗，它的守军——五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带着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向共产党投诚。1948年11月1日，该城被解放军占领。[55]

此后，共产党的胜利此起彼伏。到1948年底，解放军占领了满洲的所有城市，包括其首都长春，以及鞍山和抚顺等大矿区，日本人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微型的匹兹堡，在其鼎盛时期每天可开采2万吨煤炭。共产党占领满洲是对蒋介石政府的致命打击，给了中共与苏联接壤的坚实且几乎不可能脱离的经济基础。[56]

解放军的进步在工人和学生中引起了共鸣，并使他们有信心挑战国民党。新的罢工浪潮出现了，例如在上海对于取缔浮动工资制的抗议，代表了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大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活动：重庆、南京、上海、广州、北京等，口号是要求民主与和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迫害。中国共产党扮演了一个分裂的角色，让工人和学生尽可能地分开，并分别利用两者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使其接受和谈。如果中共对群众的压力有反应，它就会号召大城市的工人和群众与农民和学生一起起来造反，推翻政权，这就像推倒朽木一样容易，但毛泽东却号召人们静静地等待解放军的解放。[57]他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斗争限制在军事层面上，他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工人斗争的刻意阻挠和解放军的快速推进，给工人运动带来了静止期。

在解放军控制下的每一个村庄，共产党人都被指示保留土地，留给任何从蒋介石军队叛逃而加入解放军的士兵。再加上国民党正在迅速输掉战争这一明显的事实，从蒋介石军队在历史上任何军队中最高逃兵率最高就可以看出这是非常有效的。这一点在长江以北的大城市和重要军事基地有明显的证据：在济南，国民党军队反抗他们自己的军官，于1948年9月24日向共产党人投降；在天津，国民党军队直接解散，该城市于1949年1月15日陷落；北京在当月晚些时候不战而降；在开封，国民党军队蒸发了，解放军于1949年6月19日进入。

美国情报部门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处于“死亡边缘”。“瓦解和分裂的过程已经深入到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政府，甚至不可能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共产党的政府”。[58]尊重平民和不掠夺是解放军区别于所有国民党军队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赢得民众的支持。[59]中情局在其报告中提到，这是解放军受到农民欢迎的一个主要因素：

“以下主要政策有利于农民......（3）在自愿基础上征兵，而不是强制征兵......；（4）武装部队和农民之间的密切合作；（5）高度的经济自给自足”。[60]

许多以前支持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处于绝望的状态。反蒋情绪扰乱了军队，瘫痪了政府。通货膨胀使广大人民群众陷入赤贫，包括较低级别的政府官员，他们为了避免饥饿，被迫索要贿赂并在这个从上到下都腐烂不堪的政权内积极地贪污。商业和工业正在停滞，中下层阶级，包括政府机构的中下层职能人员，因生活条件陷入绝望的深渊。它唯一的支柱是美帝国主义，而当这个支柱被挪走后，这个政权就崩溃了。

当解放军准备渡过长江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心理事件，决定性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炮舰外交在中国的结束。4月19日，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从上海出发，沿扬子江航行到南京，表面上是为了接替伴侣号驱逐舰，但实际上是对解放军的威胁，要求他们不要侵犯英国利益。在与解放军的沿岸炮位交战后，紫石英号掉头逃跑。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新民主主义的规则。《解放日报》宣布：

“外国利益集团......在人民政府的管辖下......被剥夺了他们过去所享有的特权......如果他们能尽职地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和裁决，从事有利于人民生活和我国国计民生的事业，将被允许存在并受到保护。”[61]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下。4月23日，南京不战而降。在完全胜利在望的情况下，为了消除最富裕的农民的恐惧，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措施，将其政策更多地调整为折中调和与阶级妥协。1949年4月25日，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作为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宣布新政府为民主（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并承诺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和所有私有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只、码头等，“战犯”和“官僚资本”控制除外。[62]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讲话时，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的简短讲话：“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在俄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63]在毛泽东的宣言中寻找类似的情节简直是徒劳。

毛还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七点公告：“减租减息应先进行，土地分配应后进行......在解放军到了，组织和灌输工作进行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进行”。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屈服于群众的压力，允许中国效仿俄国的模式，即农民夺取土地并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后使夺取来的土地合法化。相反，中国共产党将严加控制，限制任何改变。资产阶级评论家赞扬了毛泽东的“谨慎做法”，并报道了贫困农民在解放后没有得到希望的土地时的“困惑”和“迷茫”。另一个令人困惑的原因是，在1947年的《土地法》第4条中取消了所有的债务，但现在只有地租债务被取消了，不过据说其余债务的利息最多不超过15%。[64]

杭州市于5月3日不战而降，福州市于5月20日不战而降。7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华中最高政委林彪向党员发出指令，提请注意农村的严重情况。作为一名军人，林彪直言不讳：农村的农民被忽视了，他们正在拿法律说事。太多的党员干部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享受舒适的城市生活的权利，并抵制被分配到农村。在一个以特权为基础的政党中，这些期望是很自然的，它代表了干部在想要享受特权，和需要参与农业斗争以维持党的控制间的冲突。[65]

1949年8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农民再次起来反抗中共的阶级合作主义土地政策规定的限制。中共的反应很有参考价值；政治路线自然没有错误——错误在于地方干部，他们要么没有足够的警惕性来制止叛乱，要么在对叛乱者进行惩罚性突击时不够坚定。这种官僚主义的反应符合毛泽东的莫斯科导师的一贯做法。[66]

林彪没能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本应被解放的地区的农民感到被忽视了？这是因为一旦掌握了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就从依靠中农和贫农的政策转向了积极争取剥削阶级。与资本家的合作必然也意味着与地主的合作，因为两者在无数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纠缠在一起。当毛泽东回到他的家乡时，他不是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先锋领袖回归，而是作为一个失散多年的地主之子凯旋！

上海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但在5月26日投降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67]（《共同纲领》）的第一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谨慎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述为新民主主义或人民民主，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第三条明确指出，新政权将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10月15日，广州（在此前6个月中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首都）投降了。蒋介石逃往台湾。

中国国民党的彻底崩溃和中国共产党接管华南地区的速度甚至让共产党自己感到震惊。解放军并没有征服城市，而是敌人把城市交给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水到渠成了。当时特殊的历史、国家和国际环境使一支孤立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军能够从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地主统治中夺取政权。[68]

随着其进入大城市，农民的解放军压制了城市工人参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所有企图，并承诺保护中国和外国的私有财产。[69]只有“官僚资本”，即只有国民党政府成员直接控制的企业受到影响；即使在这些情况下，独立的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的战略是先在解放区的农民中扎根，然后再占领城镇。它的推进速度意味着南方的情况发生了逆转。解放军首先占领了城镇，然后向农村延伸。这产生了两个后果：国民党部队的大量武装抵抗持续了一段时间，由乡绅、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组成的地方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土地改革不得不从头开始。

解放军的胜利是一项宏伟的军事成就，但它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中国的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处于盲区；所有有产阶级相互纠缠在一起，与帝国主义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反动的集团，它甚至反对可能使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获救的最低限度的变革。

在地主制最发达的中国南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组建贫农委员会的政策，以动员群众支持土地改革。这些委员会将无地农民和贫困农民联合起来，本应由党的干部严格控制，但却开始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强行推进土地改革的步伐。在很短的时间内，贫农委员会被中农和富农都可以加入的农会所取代，后者的职能受到了更大的限制，难怪中共会抱怨这些农会里往往没有包括足够数量的富农和中农。干部们还不断抱怨说，贫农和无地农民“总想控制一切”，“侵犯了中富农的财产”。下一步是农民委员会将权力下放给村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要求村人民代表大会应“包括所有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工匠、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开明地主”。[70]一个基于阶级协作的组织取代了贫下中农的权威。

斯大林主义者在蕴含着最大革命可能性的情况下推行了保守的改良主义政策。自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以来的20多年里，斯大林主义者几乎完全以农民为其活动基础，然后才是其纲领。农民虽然有反对地主的革命行动，但却是一种保守的社会形态：工人想把工业社会化，而农民只想拥有土地。农民的保守主义是由几乎普遍的文盲、与世隔绝和农村的经济落后，以及父权制和古老的社会传统习俗养成的。

斯大林主义者把他们的攻击指向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为他们相信，封建残余具有独立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摧毁封建主义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必要条件。中国的主要斗争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结论，自然导致中国共产党寻求在农民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其政治统治。[71]这样的观点对中共本身产生了保守化的影响，因为它使中共远离了无产阶级，而红色工会的极左政策的失败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只有在资本主义开花结果之后，才是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这是一个典型的孟什维克的历史进程概念，使用的模式是将历史切割成任意的、预先确定的阶段，忽略了实际的阶级关系。尽管有沉重的封建残余，但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起着支配作用。中国的财产关系，即使在农村也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把封建主义当作主要的敌人，就是让中国的阶级斗争偏离其真正的轨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纲领的核心弱点。

尽管农民占了很大的优势，农业在经济中的分量也很重，但土地问题不可能与中国的整体经济问题分开解决。即使在征用了地主多余的土地后，小块土地仍然是小块土地，效率低下且原始。这就为村里的高利贷者敞开了大门，甚至是地主制的回归，因为根据《土地法》第12条，较富裕的农民买下了破产农民的土地。

1950年，《城市和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规定，城市土地将成为国有土地，由市政府管理。我们将看到，中共的斯大林主义性质意味着这将成为地方和国家政府内部广泛腐败的根源。

9.7总结

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它正在解体。人们普遍对一个根植于所有腐朽事物的统治政权抱有强烈的敌意，这个政权一再表明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使中国走出其困境。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着饥饿，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几乎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这种特殊条件的结合打破了保守主义的束缚，使群众开始叛乱，农民阶级的起义具有地震般的规模，中国共产党得以乘着这股浪潮上台。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足以击溃江西苏维埃。随着国民党因腐败和失去帝国主义支持而导致的内部崩溃，“耕者有其田”成为对于国民党士兵的一个现实选择，这削弱了蒋军的忠诚度，大大有助于战胜国民党。

农民阶级反对饥饿、饥荒和国民党腐败的大规模起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特殊的、例外的条件。美帝国主义无法直接介入支持蒋介石，俄国入侵了满洲，毛泽东获得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基地和大量的武器，解放军为这场叛乱提供了框架和重点。[72]

然而，虽然革命的农民军有着千年的传统，但在1949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与他们的祖先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世界，其中一个大国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给予他们急需的支持，另一个大国则支持他们的敌人。农民军胜利的结果必然会受到这种国际环境的根本影响。

1949年开始行使权力的北京政府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尽管毛泽东宣布的目标是长期维持资本主义。当然，如果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他们会在1949年提议建立一个苏中社会主义联邦。相反，毛泽东政权在面对朝鲜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前，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来建设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它采取了原则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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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Wang Fanxi, The Stalinist State in China, 1951, Socialist Review.

[23] Hinton, Op. cit. p711.

[24] van Slyke, L. The China White Paper, 1967, Stanford, U.P.

[25] Kerry, Mao-Stalin, …. Op. cit.

[26] Cohen, A. 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6, p94 et seq.

[27] Kerry, Mao-Stalin … Op. cit.

[28] North, Moscow … Op. cit p223.

[29] Mandel, E. The Third Chinese Revolution, May 1950] MIA.

[30] Peng Shuzi, Op. cit.

[31] Ibid.

[32] North, Moscow … Op. cit. p205 et seq.

[33] Chao Kuo-chun, 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0.

[34] Glass, China … Op. cit.

[35] Tanaka Kyoko, The Civil War and Radi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grarian Policy, 1945-1947,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8, 1973, p49-114.

[36] Sullivan, W. Land Reform Plans in China, Far Eastern Survey, 1950, 19(4)33-38.

[37] Hinton, Op. cit. p573.

[38] Mao Zedong, On Policy, 25 December 1940, SW II, p.446.

[39] Tanaka Kyoko, Mao and Liu in the 1947 Land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5, 1978, p566-593.

[40] Ibid.

[41] Hinton, Op. cit. p281-2.

[42] Hsieh Yueh, Mao Tse-tung’s “Revolution”, Report on Chinese Stalinism, 1949, w.m.org.

[43] Saich, T.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CP, Sharpe, 1996, p1295-8.

[44] Hsieh Yueh, Op. cit.

[45] Glass, China … Op. cit.

[46] Mao Zedong, New Democracy, 1940, w.m.org.

[47] Shao-Chuan Leng, Pre-1949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System of Justi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0, 1967, p93-114.

[48] Wang Fanxi, Op cit.

[49] Hinton, Op. cit. p572-583.

[50] Shao-Chuan Leng, Op. cit..

[51] Wang Fanxi, Op. cit.

[52] Glass, China … Op. cit.

[53] Grant, T. The Unbroken Thread, Wellred Books, 1989, p282-288.

[54] Belden, Op. cit., p376.

[55] North, Moscow … Op. cit. p239.

[56] Peng Shuzi, The Causes … Op. cit.

[57] Ibid.

[58] CIA Report, Developments in China 1949, ORE 44-49.

[59] Schram, S. Mao Tse-Tung, Penguin Books, 1966, p242.

[60] CIA Report, … Op. cit.

[61] Thompson, T. China’s Nationalisation of Foreign Firms 1949-57.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79.

[62] Shao-Chuan Leng, Op. cit.

[63] Lenin, V. Report on the Tasks of the Soviet Power, 25 October 1917, CW26:240.

[64] Sullivan, Op. cit.

[65] Lui, C. An Aborted Revolution, Fourth International, 1950 11(1)3-7.

[66] Ibid.

[67] North, Moscow … Op. cit. p205/240.

[68] Peng Shuzi, The Causes … Op. cit.

[69] Hsieh Yueh, Op. cit.

[70] Ibid.

[71] Ibid.

[72] Belden, Op. cit., p330 and 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