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尽管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中国革命是仅次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并将对21世纪产生更大影响。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政权，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扼杀了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屈辱和有损人格的枷锁，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公民进入世界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不朽的变化。

解放军横扫中国大陆的胜利是由于表面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资金充足的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共产党胜利的速度令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感到震惊。尽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分阶段革命”的计划，并宣称要建立长期的人民阵线政府，对经济的关键部门不实行中央计划或国有制，但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成为了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真正权力。

小资产阶级政客——有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被弄得晕头转向，急忙为毛泽东的成功欢呼。本书认为，在斯大林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特殊的、不寻常的情况的出现而可能的。由于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特别是在那些本会被用来对付解放军的军队中，美英帝国主义无法直接干预。

同样重要的是，与中国接壤强大工人国家苏联的存在，它在反对蒋介石和民族主义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关键阶段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资产阶级政权是如此彻底的腐败和堕落，以至于它无法对解放军进行任何严肃抵抗。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浪潮，反对饥饿、地主主义和腐败。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在这股浪潮中取得了政权。

斯大林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狭窄的民族主义前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中国和俄国与东欧国家一起组成社会主义联邦，以联合和合理的方式利用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制定国际生产计划。相反，中国和苏联官僚机构的民族主义观点最终导致了极具破坏性的中苏冲突，因为双方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保护其利益。

尽管有缺点，但中国共产党还是成功地实现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的目标，即建立了真正的民族团结和一个现代国家。1949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惊人的，中国和印度在革命后三十年间的相对经济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50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久，其人均GDP领先中国36%。印度经济每年增长约7%，但到1980年，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12%，后来甚至进一步领先，因为中国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有计划经济，奠定了现代中国今天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在1949年夺取政权时，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是由农民组成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完全与城市工人阶级隔绝。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将以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形象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一个畸形的、官僚主义的的工人国家——它可被视作是对健康工人国家的讽刺漫画般的临摹。即便如此，虽然它是一个一出生就畸形的工人国家，但它到底仍旧还是一个工人国家。可是这个工人国家既没有苏维埃，也没有工人的控制，也没有独立于国家的真正的工会，更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民主的最基本的条件从一开始就缺乏了。

这样一个事件对革命者来说是一个新的、严肃的理论挑战。中国共产党上台后拥护斯大林主义的阶段性理论，宣布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它试图将国有的 "四大 "银行私有化。这就是殖民革命的出路吗？“阶段论”战胜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

1917年的俄国革命清楚地表明，必须采取客观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解决俄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从那时起，不断革命的理论经常被描述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并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然趋势的过程。

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吗？如果是，过程是什么？从1949年到1953年形成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回答。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为毛泽东思想赢得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对中国缺乏工人民主的情况视而不见，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毛泽东被美化和浪漫化了，甚至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某些部分所美化：毛泽东被认为是亚洲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他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统治，他是长征的精神领袖，他负责制定长期的农村游击战战略，他领导的革命成功地改造了中国。毛泽东似乎是一种新的共产党人，一个有着牢牢扎根于中国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诗人。毛泽东，尽管充满了缺点，似乎是一名真正的【编者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即使是处于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现得像被毛泽东催眠了一样，对毛泽东胜利的原因和意义的严重分歧导致了相当的理论混乱。不幸的是，这种混乱并没有停留在理论领域，而是成为革命者在确定对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毛泽东主义团体采取何种态度时的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

如果毛泽东主义真的能进行革命，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该放弃争取一个单独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按照毛主义路线组织的共产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适当工具吗？作为一个对现有领导权的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甚至与这些力量合并是否更好？同样的问题今天以其他形式提出：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的法国分部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法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将是劳工运动左派“重组”的结果。2009年2月，革共联决定解散自己并发起一个新反资本主义党（NPA），这只是这个论点的逻辑结论。

人民阵线主义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但它被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接受，意味着它仍然被视为一条可能的革命道路。今天，它的遗产有可能破坏委内瑞拉革命的成果，玻利瓦尔领导人中的一部分人呼吁与资产阶级、资本家、银行家和地主和平共处，他们仍然控制着该国三分之二的经济。本书评估了人民阵线战略对于毛泽东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否必要，或者它是否推迟了中国工人国家的建立，并为后来回归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长是惊人的，但它曾是始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俄国、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斗争的结果不是由经济增长速度决定的。相反，它是由两个阵营的相对总经济实力决定的，表现在物质积累、技术、文化，尤其是人类劳动生产率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马上就能看到苏联和中国处境的极端劣势。1949年对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按理说是不可能的，但更大的危险仍然存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在廉价、高质量的商品生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在大跃进（1959-62）和文化大革命（1966-68）等冒险活动的干扰下取得的。大跃进造成了全国性的饥荒，多达2000万中国人被饿死。文化大革命意味着1967年至1968年期间工业生产下降了约15%，导致大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然而，由于国家的计划和控制，经济从这两次重大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起初，尽管官僚控制限制了发展，但计划经济还是急速前进。但经济越是复杂，中共就越是成为其发展的束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官僚控制已经变为生产力的绝对障碍。随着经济的日益复杂，很快就可以看出，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指挥系统不可能管理每一个细节。人们看到国家计划的效率不断下降，浪费和腐败现象急剧增加。这种腐败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内部腐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许多党员为了个人利益大规模掠夺国家资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一波三折，为其经济问题寻求一个又一个经验性的解决方案。一个一致的特点是，官僚机构决心不放弃它的特权和权力地位，因此他们可以采取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措施被排除了——不可以有工人民主或群众参与政治。发生变革的框架确保了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成为走向资本主义的一步。

本书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颁布了一系列意味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质变的关键决定。在1980-1989年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国家对外贸和货币兑换的垄断，废除了国家对经济的计划，从而用为利润生产取代了为使用生产，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只保留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中国共产党虽然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的回归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意味着革命者的任务是一场社会革命。

为了有实际意义，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的任何分析都必须面对活生生的事实，不管是理想的还是不理想的，特别是对革命发生条件的决定性影响。必须认识到斯大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贡献，以及它对事件的导向和后果。必须认真评估事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以便正确理解斯大林主义在第三次中国革命胜利的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随后资本主义的回归。

对于那些对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过程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

•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农民革命中，一个本质上是反革命的、有着明确的阶级合作主义战略的力量怎么可能夺权？
• 是什么动力因素促使毛泽东政权违背自己的预言和愿望，采取客观上属于社会主义的措施，建立中国的工人国家？
• 第三次中国革命是对托洛茨基的革命不断理论和毛泽东的不间断革命理论的一次严格的实践检验。哪种理论通过了考验？
• 中国人民共和国向资本主义的堕落，是对托洛茨基分析的第二个严格的实际检验。他的预言，即如果没有政治革命来推翻这个政权，斯大林式的官僚国家就会回到资本主义，这是否被证明是正确的呢？

  然而，除了上述内容外，本书还尝试分析了其他内容。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农妇尤其受到压迫；她们被隔离在家中，不允许与任何陌生人说话，她们的脚被缠足，以便更好地控制她们，成为社会认可的持续家庭暴力的对象，她们的待遇往往不比被驯养的动物好。妇女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革命给中国妇女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必须得到承认和赞扬。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回归，中国妇女取得的许多成果已经并正在被夺走。

没有为提高女性地位而进行的日常斗争，社会革命就无法实现；这就是女性解放的基本公式。本书将表明，本来是从一个很好的开始，但随着中共越是陷入人民阵线主义，它就越是准备将妇女解放让位于给男性农民的利益，许多世纪以来，男性农民认为他的妻子是他的财产，不过是一头牲畜。今天，尽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道貌岸然的声明，但它正在牺牲女性的利益，以便更好、更快地在中国巩固资本主义的地位。

本书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一个政权或政党对女性采取的政策是衡量其革命承诺的直接标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如何影响中国广大妇女的，这将被用作衡量其社会主义资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