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格外短命的新民主主义

11.1 简介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中国革命是仅次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1949年，人民解放军夺取政权后，在短时间内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地主主义。 

然而，毛泽东使用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逻辑。他在掌权后，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压制每个独立的工人活动的迹象。但资产阶级已经大批的随蒋介石逃亡，毛泽东为了维持自己的愿景，被迫与残存的资产阶级余党结成统一战线。尽管毛泽东宣布了目标方向，但是第三次中国革命却从明确确立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其包括广泛发展国有化，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并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向未来推迟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开始迅速发展至工人国家的雏形。在这一快速转变中，沉浸在斯大林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中共领导成员站在了这些变化洪流的对立面。 

有人会说，中国工人国家的建立极大地证实了在落后国家的革命可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而直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趋势。二战后的形势或许赋予了中国革命一些特殊性，比如帝国主义暂时虚弱和群众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手中等。但这个趋势不可避免地导向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或者如一些人所描述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1] 

在当时，考察中国事件的人们只能粗略笼统地分析，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我们今天知道的详细的信息。本章将尝试还原这些细节，其描述并分析了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实现工人国家之间的过渡时期所起作用的过程和因素。国家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分析过渡政权考验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矛盾和变化现象的能力，这对于分析未来革命运动的发展非常重要。 

11.2 新民主制度的第一阶段(1949-51) 

一个基于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缺失意味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在中国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上台执政，这场群众运动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其摧毁了资产阶级政府并瓦解了其武装力量。1949年之后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中共试图建立一个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国家，并宣称其目标是维持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鼓励资本家继续掌控他们的工厂，稳固他们的地位，而海外华商也被鼓励回国帮助建设资本主义中国。 

11.2.1 新民主主义与官僚资本 

1947年，毛泽东估计中国的四大家族已经积累了二十亿美元的资产，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已经达到了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状态。[2]事实证明，这是对官僚资本规模的严重低估。 

当新政权夺取官僚资本时，它惊讶的发现官僚资本占据了全国五分之四的重工业（90%的冶金工业、90%的发电和电力设备、75%的化学工业和70%的机械制造工业），约三分之一的轻工业，以及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控制。夺取日资工业后，新政权获得了中国83%的外资。新民主主义政府发现自己最终雇佣了全国大约一半的工厂工人，这远远超过了它的预期或需求。[3]对于中共来说，继承如此大的经济体份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恰恰表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多么的软弱。 

四大家族在银行系统中也根深蒂固。占领上海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查封了“买办封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拥有的银行，其中包括两家最重要的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银行。现在中共政权需要在措手不及、没有任何长远计划的情况下接手这个银行系统了。作为权宜之计、并为了加强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该政权试图通过强迫中小型银行合并来使这个银行体系更合理有效。这些中小银行必须跟政府注册，但他们仍被鼓励继续私有化运营。[4] 

如果中国想要与资本主义决裂，那么国有化银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控制银行是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因为在计划经济中，资源分配的规划执行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将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决定性问题。中共确实任命了干部参与银行的决策机构，但政府很高兴看到前国民党统治下存在的公私合营银行和私人银行继续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运作。 

四大家族的银行被合并为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合并事宜是与大部分留任的前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协商完成的。总体来说，原本的人员只是转移到了新成立的人民银行继续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周恩来亲自邀请那些曾逃离中国的重要银行家回国并担任人民银行的领导职务。[5]为了吸引这些银行家和海外的其他中国商人，中共暗示会将至少其中一些银行私有化，以加强民族资产阶级。起初，新民主主义努力支持私人银行，但控制通货膨胀的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化，这使得私有化被排除在议程之外。 

通货膨胀是如此地严重，到了经济崩溃的地步，许多工厂和商店无法维持生计，而那些存活的都是通过不支付员工工资的方式维持。贸易沦落至以物易物的境地，而工人们要求以实物支付，通常是大米。纠正措施必须规模宏大、协调一致、严厉苛刻才能有效。

控制通货膨胀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严格监管信贷和外汇。1951-52年间，私人银行被逐步重组，合并为少数公私合营企业后进行国有化。到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时，银行业已成为中国经济体中第一个完全社会化的部门。但这一极其重要的发展并不符合毛泽东所期待的方向，也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期望。 

为了尽量减少通货膨胀和其导致的混乱，国有工业代表开始起草未来发展计划。这标志着整个经济综合计划的第一步。例如，为了避免普遍的饥荒、并避免有人从中投机倒把，国有工业代表发现有必要建立国营贸易公司，令其垄断食品和农产品等基本必需品的零售和批发贸易。这些措施通过有着固定价格的国有商店和合作社来运作。至1950年8月，这些商店和合作社已拥有2000万会员。[6] 

党承诺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很顺利，但能与党合作的本土资本家相对较少，因为任何规模的企业要么被四大家族接管收购，要么随蒋介石逃亡了。资产阶级财产大致没有受到影响，而是被保护起来并有意地促进了其增长。 在此阶段，私营企业可以依靠国家提供原材料、分销渠道和现成的市场。资产阶级的代表被安排在享有声望的公共职位上，尽管他们可能没有实权，但他们能够影响国家，因为国家需要他们的意见并经常听从他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重要性被人为地故意放大了。 [7]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实际的力量非常薄弱，新民主政权提出了鼓励七百万个以上的小零售商和个体工匠继续经营的特殊政策。斯大林政权强行没收个体经营者的财产是一种官僚主义和短视的行为。强迫这些个体经营者进入国家控制的合作社并不是工人国家的标志，而是一种官僚政权的行为。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反对这种强制没收工匠和店主的财产的行为。 

11.2.2 新民主主义和工人民主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由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等政治权利受到严格限制。自由、民主的工人苏维埃或工厂理事会是群众评估并将其意志施加给自称代表他们的政党的机构，因此也被完全禁止了。为了正当化这种方法，洛甫（张闻天）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是为了反对苏维埃而上台的新颖论点——任何其他解释都被视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 [8] 

少数工人担任政府职务（极少数担任高级职务），但这些都是任命的——劳动群众无权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工人被称作此政权名义上的主人，实际上他们却像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工人一样被剥夺了权利。工人民主对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很关键，因为没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就不可能创建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健康的工人国家。 [9] 

尽管如此，新民主主义确实给工人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最无节制的剥削。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帝国主义在通商口岸开展商业时基本不关心中国的法律或他们雇佣的中国人。解放军很快相继控制了南京、杭州、武汉，然后是上海。外国公司现在必须遵守中国的雇佣法；公司必须雇用长期员工而不是临时员工或小时工，并必须以大米支付工人的工资以对抗通货膨胀。然而，虽然外国公司现在面临着与中国公司相同的财务负担，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推行的政策中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元素。”[10] 

直到1950年8月，《解放日报》都还在向外国公司承诺，它们可以继续在保护下在中国经营。但是，失去了特权的外国公司发现竞争太激烈了，于是他们逐渐减少了他们的经济活动。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实施的禁运使外贸沦落为以物易物，并意味着它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随着“三反”、“五反”运动（见下文），外国企业正式撤出了中国。 

新民主主义非但没有粉碎旧的国民党国家机器，反而吸收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后来，在1952年，也就是夺取政权三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懊恼地报告说：“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崩溃时，人民政府采取了接管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和教育机构全部人员的政策。”[11]在国家结构中的这种程度的存在意味着新民主主义为支持资本主义举措而采取的措施自然引起了共鸣并被放大。 

在三年的恢复期内，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从12.3万户增加到15万户；其中大多数是雇用人数不足10人的小型企业，但一些生产消费品的大型工厂确实也发展起来了。私营工业劳动力规模从160万人增加到220万人。到1951年底，主要城市的商人数量增加了四分之一，而当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惊人的29%。[12]香港一份商业杂志总结道：“新政权迄今为止为所有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条件；银行家和交易员没有任何理由抱怨，事实上，也没有听到任何抱怨。私人贸易做得很好，利润也很高。”[13]这些发展几乎没有独立的实质，而只是依赖于中共的善意，但事后看来，在中共领导层的持续支持下，这些小势力很明显的会迅速成长为国家内不可小视的一股力量。 

11.2.3 新民主主义与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政府后不久，就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在消除封建残余方面具有历史意义，例如上述的妇女拥有土地的权利。但一切活动都是在党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受到中共官僚手段的制约，而且其并没有破坏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私有制的原则。这个点目的是让中国75%的农田归私人小农所有。[14]中共允许土地买卖、租赁，并允许富农保留自己的财产并使用雇佣劳动力。

布尔什维克国有化土地以建立一种最灵活的土地制度，可以将社会主义革命带入农村。通过这样做，他们证明了在转型时期，乡村农民经济与国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可以共同存在一段时间，土地上的私人生产（如零售业的私有制）并不是决定一个政权的阶级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由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中占绝大多数，土地政策的变化很好地表明了政权希望前进的方向。不将土地国有化是毛泽东政权前进方向的一个重要路标。这个新民主主义执行的“耕者有其田”并不反资本主义，它承诺建立一个基于土地私有制和（尽管有限）的地主占有制的“富农经济”。[15]与此同时，中共和解放军随时处于准备镇压那些要求革命政策的农民的独立行动。 

内战期间（1947年），中国共产党制定土地政策是为了和国民党军队竞争农民的支持；内战结束后（1950年），中国共产党立即试图向民族资产阶级再次保证，新民主主义不会对其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而朝鲜战争（见下文）则是为了增加对政权的支持，保护其免受资产阶级的破坏。 

中共的土地政策因此是有时间顺序，但也有地理上的考虑：(a)根据1947年十月的土地改革法，在1948年以前完成土地改革的有超过一亿多的人口的解放区和苏维埃；(b)根据1950年六月的土地改革法，长江流域及周边拥有超越1.5亿的人口的地区在1950-51年间被分配了土地；(c)中国中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直到1952年底才完成的土地改革，后者含人口近1亿。鉴于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和监督被委托给地区行政部门。[16] 

在1949年，解放军的推进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在解放军到达并占领之前，只来得及成立部分的、不完整的农会。曾有一些不付租金的尝试得到了容忍，这是因为中共的重点是不破坏收成，因此土地重新分配的开始被推迟到1950年秋天。1950年五月通过的土地改革计划禁止了贫农和无地劳工对地主和富农的过度行动，并特别强调要“逐步实行土地改革”。如上所述，中共立即采取的行动是将租金限制在不超过收成的37.5%，并将利率降低至15%，但事实证明后者几乎不可能执行。 

1947年的《土地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和富农的剩余土地（即那些超过当地典型中农的土地面积）。而1950年的法律规定，富农的土地，无论是家庭成员、雇工耕种的还是出租给贫农的，都必须受到保护，不得分配。这自然引起了大多数农民的强烈抗议，他们看到北方的农民被分配了土地而他们却没有。 

为了给中共更大的控制权，土地分配计划是按一定顺序实施的：先打击劣绅，然后减租降息，最后征用土地。该过程按顺序逐村进行，因此在一个地区完成后才会在另一个地区开始。由于在任何一个村庄这一过程都可能会持续数月，因此土地分配进行的很缓慢。 

中共的保护富农对政策，往往以粮食产量最大化为由，给予他们最肥沃、最大份额的土地，使富农在农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富农向贫农借钱以牟利，这些活动现在得到机会蓬勃迅速的发展起来。许多获得了土地的贫农往往由于偿还债务和缺乏耕种所需的工具而再次陷入贫困。因为土地改革允许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土地，所以贫农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要再出售土地。因此富农很快重新成为主导的社会份子（例如，作为当地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土地面积。[17] 

11.2.4 新民主主义与婚姻改革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妇联）；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由毛泽东亲自宣布的新婚姻法：“一切婚姻应当建立在男女自由同意的基础上”。该法将男性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20岁，女性的提高到18岁，禁止代理婚姻，并规定婚姻必须经双方同意。在“粉碎封建婚姻”的口号下，中国法律首次赋予妇女提出离婚和分享部分家庭财产的权利。这代表了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并成为土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些改变对许多农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概念，尤其是在中国南方，那里的共产党没有传统根据地，而且那里的妇女常被认为不如人，而更像是羊或牛。 [18]妇女被鼓励参加在中共指导下召开的村级群众大会，以决定如何分配被没收的土地。形式存在，但现实是，大多数妇女已经多年没有走出家门，害怕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她们无法贡献自己的意见，所以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 

当妇联干部劝说年轻女性参加并发声时，她们往往遭到忽视，有时甚至会遭到人身攻击。然而，与江西妇联直接采取行动结束人身恐吓不同，这边的妇联的态度保持温和。 

三年之内，中共迫于父权制压力和对歉收的担心，彻底放弃了实施《婚姻法》中土地权利相关的的任何努力。人们认为，给予妇女土地是不利于生产的，因为：妇女缺乏农业技能、大量妇女因缠足而无法耕种土地、而且妇女必须照顾孩子，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同时，父权制家庭的结构也意味着在这之下的女性没有能力把她们的法定权利落实到对土地的真实控制上。[19] 

莱德指出，中共干部（至少南方的干部）十分同情农民的观点，认为妇女是丈夫的财产，并认为解放妇女是合法化的盗窃。[20]他认为，尽管新法律下的离婚数量很少（不到婚姻的百分之二十分之一），但妇女可以用离婚的威胁作为实现其解放的武器。但在中共干部眼里，这不是在家庭中获得更好待遇的武器，而是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被称为“对自然秩序的叛国罪”。看来，干部们掩盖甚至主导了用“好女人上吊，坏女人离婚”等口号恐吓威胁离婚年轻女性的犯罪行为。[21] 

到1953年，有多达25万女性（大多数年龄在25岁以下）因此自杀或被谋杀。可以说，这些女性正在为用官僚方法解决根深蒂固的古老问题付出代价。官僚心态认为发布命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真正需要的是大量的教育工作和为受影响的妇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预言，随着妇女经济上的日益独立，她们将能放弃婚姻制度，自由地进行基于爱情的结合。然而，中共却强烈反对女性进入不基于婚姻的结合，并试图确保女性在家庭中实现其生理角色。党的领导人确实发表公开声明，鼓励男性分担家务，但他们同时也明确表示，家庭幸福的首要责任，包括做饭、织衣服、勤俭持家、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应该由女性承担。 

“参与农业生产是农村妇女的权利和义务。然而，照顾孩子、处理家务也是女性无法推卸的责任。这就是女性和男性不同之处。”[22] 

中共领导层在颁布《婚姻法》之前已经考虑了至少两年，并且根据他们在解放区类似颁布法律的经验，他们预料到这肯定会引起极大敌意。然而，他们没预料到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为了继续获得农民的支持，《婚姻法》至少从1950年起就被缓和了，而到1953年3月就已经基本上被被废弃了。官僚机构破坏了《婚姻法》的价值，因为它需要家庭作为政权的支柱，就像斯大林一样。 

周恩来发表的题为《彻底执行婚姻法》的官方声明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内容与标题正相反。周恩来下令限制离婚理由，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来临之际，要求妇女组织在团结、和睦、和谐的家庭从事有收益生产的框架内，承担起粉碎封建家庭的责任。[23] 

对于中国女性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将是一次矛盾的经历。官方宣传呼吁中国妇女需转向工业，强调加入有酬劳动力对于她们的解放至关重要。但该计划并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就业的政策，现实中女性往往局限于低技术工作（例如在合作社，女性负责插秧，男性则负责开拖拉机）；尽管有官方政策，但女性失业率仍然很高，而且女性从事同等价值的工作时获得的报酬往往较低（女性占农业劳动力的一半以上，但只获得总工资的35%），而且回家后，妇女还要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的重担。 

到了1955年，随着农民工涌入城镇，妇女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中共提出了新的群众路线：妇女应留在家里，鼓励丈夫努力工作，用努力和节俭的品德操持家庭。[24]女性就业比例急剧下降，那些继续工作的女性被要求从事与男性相同的体力劳动，这对她们的健康和子女的照顾造成了严重负面后果。[25] 

11.3 朝鲜战争

朝鲜是苏联的卫星国，现存证据表明，在1950年6月对南韩的攻击决定中，北京并没有被告知、也没有做任何准备，而且几乎没有参与这个决议。朝鲜战争的时机对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不利的：其对中国的控制仍未完全稳固，而且它现在最需要和平来实施其经济重建政策。1950年5月的中央会议决定大规模复员解放军（140万军人），以减少政府开支，为加快国家重建提供资源。战争造成的国防费用高达国家预算的15%至18%，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因为战争占用了本来用在民生发展上的稀缺资源和高技术人才。 

战争爆发时，中国驻扎在鸭绿江边境地区的只有一支军队，即第四野战军第42军，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收割。离此最近的具有采取军事行动能力的部队是距东海岸约1000公里、原本准备解放台湾的第九和第十野战军。[26]最初，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仅限于应金日成的要求派遣14,000名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但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中国逐渐更多地参与其中。[27]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下令直接向韩国提供海空军支援，并通过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部署第七舰队来保卫蒋介石，重新介入了中国内战。 

到1950年8月，联合国行动的目标已经很明确，那就是消灭朝鲜政权，并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下强制统一韩国。即使华盛顿不打算立即攻击中国，但其意图是在朝鲜半岛建立和保护中国的敌对政权，并沿中朝边境部署军队施加军事压力，这将对东北，中国的工业中心，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中方明确表示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为它担心被麦克阿瑟将军支持的韩国“强人”李承晚可能会试图吞有大量朝鲜族人口的南满洲部分地区。[28] 

周恩来警告美国，如果联合国部队越过北纬38度分界线，“将遭遇中国的抵抗”。[29]中国领导人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采取了这最后手段，在美军进入朝鲜并接近中国边境之后派遣了“志愿军”。中国最初的干预是谨慎而有限的，直到1950年11月的重大交战，中国才不可逆转地卷入战争。 

1949年解放军越过长江后，美国政府将中国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出口直接军事用途的货物（总是被拒绝）或多用途的资本货物（仅在不可能用于军事用途时才批准）都需要许可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要求石油公司停止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即使在今天，每艘停靠在中国港口的油轮都受到美国海军军舰的跟踪）。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不久，在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国银行的资产，并正式禁止与中国的一切贸易。作为报复，中共查封了所有美国银行和企业，包括所有学校、医院和类似机构。到1950年底，进出口的中美贸易都已停止。[30]1951年5月15日，联合国也对中国实施了制裁。 

这些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们与毛泽东想要的恰恰相反，当时他承诺成为美帝国主义比国民党更好的合作伙伴，为华尔街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投资机会。[31]毛泽东政权现在成为美帝国主义最痛恨的政府，其所希望的妥协被推迟到了遥远的未来。[32]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方开展了广泛的群众动员运动——“抗美援朝”——以提高其声望。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提高，管理层被要求更加敏感地听取工人的意见。尽管如此，生产的执行权仍然掌握在上级任命的经理手中。在私营部门，政权对工人的斗争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允许工会与资本家进行“合法斗争”，以改善生活条件，并反对减薪和任意解雇工人，只不过是在不阻碍生产的条件下。 

进入工业界的女性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在轻工业领域；例如，北京第三棉纺厂70%的劳动力和无锡国有丝厂80%的劳动力是女性，但在重工业中男性仍占绝大多数。总的来看，劳动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对加大生产的要求也作为战争努力的一部分被加剧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民主参与和对政府的控制——仍然是中共深恶痛绝的话题。 

为了战争的成功，国家必须能够根据其需要来调配经济。朝鲜战争迫使中国政府扩大公共部门对工业的控制，到1952年底，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战争还使经济更加集中化。正如帝国主义对俄罗斯的干预加速了其基础工业的国有化一样，朝鲜战争也推动中国走向工人国家。 

在苏联军队士兵的武装、训练和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了由美帝国主义资助和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而现在同样的敌人正威胁通过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后院进行入侵。面对着使俄国摆脱贫穷落后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是美国的威胁和怒火。事态发展的势头不可阻挡地推动中国走向工人国家的方向，而毛泽东则在斯大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试图推迟甚至扭转这一进程。 

中共政权实际走上的方向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将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视为其最后的希望，并开始采取相应的行动。此政权发起了镇压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和反革命的运动。数以千计的“恶毒当地独裁者”，比如最反动的地主和富农，最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官僚，以及被俘的国民党特工，通常在党组织的由大量群众围观的审判之后被监禁和公开处决。 

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扩大到大学和艺术界。这个的源头是一篇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对电影《武训传》（一 位历史人物，他认为慈善事业比革命活动更能改善穷人的生活）的批判性影评。讨论很快转变为一场广泛宣传的意识形态改革运动，要求教师、电影制片人、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进行自我批评和公开检讨。他们都因没有遵守毛泽东关于文化和文学必须反映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即避免对党的任何批评）的教诲而受到批评。 

该运动扩大到政府下的政党。作为接下来一系列事情的预警，几个民盟的普通成员被捕。民革因为有宋庆龄而毫发无伤。同样在镇压“反革命”的借口下，工农中比较先进和更不满的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镇压、监禁和杀害，这表明该政权仍然背负着反民主、斯大林主义的包袱。[33] 

11.4 三反和五反运动（1951-54）

1951年至1954年间开展的运动的结果是，超过50万党员因受贿、“受阶级敌人污染”、缺乏贡献或不胜任工作而被开除党籍。[34]这些运动将从铲除被资产阶级腐化的分子开始，但到最后，将铲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那些在美国和联合国禁运后仍留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将受到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影响，到1952年初，几乎所有外国公司都已停止运营并撤出中国。[35] 

11.4.1 三反运动

在镇反运动结束之前，毛泽东又发动了两次新的重大运动。第一次是在1951年底；三反运动（反腐败、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目的是查明城市干部的腐败行为，特别是那些与私营企业打交道的工商管理人员。这是当朝鲜战争陷入了血腥的困境，中方在朝鲜的推进开始举步难坚时开始的。中共不能再对这种极其严重的情况视而不见，它给国家各机构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损失，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特别是党内的产业工人。消除政府机构中的腐败和低效率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36] 

1950年8月的一篇新闻报道称，腐败干部挪用了45万吨粮食，然后以“傲慢和虚荣”的方式炫耀他们的不义之财。1951年初，《新华报》和《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腐败的程度是如何的惊人。当时公务员的年薪只有1000元，而仅中央政府的腐败就达730亿元。[37]显然，地方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如果腐败在短短两年内就达到了这种程度，未来会怎样？

腐败干部挪用国家资金，用公款过奢侈的生活来养肥自己。他们低价出售原材料等国家资源，例行公事地上报高额的生产成本，以确保资本家获得额外利润。资本家也毫不犹豫地回报了这些恩惠。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器、 军队、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业和商业部门中变得根深蒂固。中共内部出现了普遍的病症。在一些农村地区，共产党员已成为商业、土地购买和高利贷的焦点，甚至主动要求退党，从而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职业生涯。据称，在一些地区，这些共产党员买下了20%本来分配给贫农的土地。[38] 

反腐败运动始于中共控制最牢固的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是因为在满洲地区，朝鲜战争为新一代资本家的产生和对行政官员的明目张胆的贿赂提供了最大的机会。资本主义的影响腐败了干部的行为，并被放大，因为这些干部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不受工人和农民的批评，也不受民主控制和罢免。他们习惯于滥用权力，接受更高的工资、特殊待遇和特权，认为自己有权利享受越来越奢侈的生活。他们很容易腐败和沉沦，因为官僚国家机器已经具有特权文化。 

对于行径肮脏的数百万国民党官僚来说，腐败早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现在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利用宣扬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合作伙伴，就像朝鲜战争造成的短缺为不正当交易创造了理想的条件一样。三反运动表明，受保护的资本主义部门所产生的影响与它的规模是不成比例的。 

要有效消除这种做法，则需要工人民主。这在毛泽东政权下是不可能的，但中共确实拥有发起和监督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这些运动利用妇女和青年组织、专业团体和工会来动员民众支持政府认为值得解决的问题。这些技巧被用于“三反”运动，并鼓励公开批评那些公然受贿或公开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的地方官员。如此一来，这场运动就起到了平息党内不满情绪的有益作用。 

因为这场运动的目的不是改变中共的官僚性质，因此不能消除机会主义、腐败或浪费，正如党高层的行为完全不受这次运动的影响所证明。[39]中共领导层不得不驱逐那些明显腐朽的干部，打击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在与美帝国主义的 战争中，它不能容忍无能、政治上不可靠的公职人员和一个效率低下、纪律不严、反应迟钝的官僚体系。 

中共的迅速腐败和道德堕落标示了新民主主义的失败。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技术先进得多的世界体系的代表，他们的腐蚀性比其人数或其产品价值所暗示的要强得多。中共根本不明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不明白为什么民族资产阶级背弃了中国如此明显合理的前进道路。1952年1月15日，《天津日报》的社论哀怨地说：“人民民主阵线的方向没有改变……我们仍希望资产阶级认真完成自己的改革，在新民主主义中和平行事。”毛主义政权日益面临着必须结束新民主主义或走向资产阶级全面复辟的困境。 

11.4.2 五反运动

1951年期间，很明显许多经济部门的产出将很快恢复到1949年之前的峰值。这给了国内资产阶级更大的信心，他们更加大胆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国家，通过贿赂和腐败来干预国家机器。随着经济开始扩张，以轻工业为基础的私营企业发展的最快，并试图通过合法方式（比国家支付多达40%的费用）或通过黑市（贿赂）获取更大份额的稀缺原材料。技术工人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营企业，因为后者的高利润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私营部门的这些繁荣盛况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三反运动刚刚开始，毛泽东就于1952年1月发起了五反运动（反贿赂、反逃税、反欺诈、反贪污、反间谍）。该计划是对“三反运动”的补充，旨在消除商人和工业大亨的腐败行为。事实上，毛泽东政权不能允许一个客观利益在于美国胜利的阶级继续控制轻工业和大部分农业。大规模征用——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将是朝鲜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仅在上海，就有15,000名检查员接受了培训，以调查他们所处的公司的商业事务是否存在逃税和其他腐败行为。中共鼓励商界人士坦白或互相揭发（一些大公司为了保护自己，自愿供认了数千次）；公民被邀请写信谴责企业（每月收到约20万封信）；朋友和家人也被鼓励参与其中。活动中，每个街角都设有扩音器，谴责当地的反抗者，大字报报道了商人的不当行为和犯罪行为，街道上有公司员工举行示威，谴责其公司的罪行，工人们会不断围攻厂主的办公室，要求他们承认并悔过自新。 

其目的是对“五反”认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羞辱、恐吓，让他们被通报批评交代自己的罪行，并强制他们缴纳巨额罚款（大化铜业公司老板承认非法获取5000万元，但员工的不断批评他致使他重新承认非法获取20亿元）。这些罚款很高，一些违法者甚至被送进了劳改营。 

在其早期阶段，这场运动仅限于强调中共从下到上对社会的控制。为了保全面子，官方将这场斗争描述为针对资产阶级个别“癞皮羊”。然而，在这次行动中，党揭露了重要商人和实业家精心组织的腐败党和政府官员的企图。因此五反运动将成为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全面战争。[40] 

1952年3月15日的《人民中国》社论抱怨道：“随着（资本主义）企业初现繁荣，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共同纲领和遵守政府规定。”据报道，资本家建立了秘密垄断组织来控制对国家或国有企业的供应；中国资产阶级正在使用“与资本主义国家大资本家惯用的同样可悲的方法”。很明显，民族资本家与新民主政府合作只是出于迫在眉睫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理想主义或对共同纲领的信仰。毛泽东的稳定和发展私营企业的政策越成功，它就越大胆、越坚定地对抗国家利益以捍卫自己的利益。该政权借朝鲜战争看清了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愿意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盟友，并可能成为卖国贼。

陈伯达（中央委员）在《真理报》上对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1952年4月23日）：“在对利润的渴望的刺激下……（资本家）在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公共组织中安插了他们利益的代理人……雇佣了国家和公共机构的雇员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并没有放弃在国家中一点点夺取权力的希望。……资产阶级正在努力推动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41] 

1952年，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认为有必要将私营部门变成公私混合企业，并让政府作为其主要领导人。1950年，私人经营占批发贸易的四分之三，但到1953年，其份额已缩减至不到三分之一。五反运动的结果是，国家通过联合公司的形式在剩余的私营企业中占有很大的影响力。[42]

内战结束后，新民主主义本应该提供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即使缓慢）过渡。五反运动中发现的现实情况是，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破坏政权，而政府在广泛使用武力迫使最大的私营企业转为国营私营联合企业，迫使最小的工厂主和商人放弃他们的资本资产。许多人庆幸自己活着逃过一劫，而有些人确是另外一种结局。[43] 

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资本主义的毁灭，例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终结和国有制的引入，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才能实现。这里的群众动员明显偏离了理想的规范，是在解放军的监视下、在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与东欧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44]在中国，为了保持技术连续性并获得一定的认可，前所有者通常会在私营国有合资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以便他们能够继续为国有经济做出贡献，并且前任股东还获得养老金作为补偿，每年按其业务份额的5%提供担保，为期七年。这种安排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原则性的，但其最终的结果是私营部门的急剧萎缩。 

对毛泽东和中共来说，这些事件的呈现是一个问题。从官方意义上讲，新民主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将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好准备。像奥威尔的小说里一样，许多材料被重写以符合实际事件；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1951年被重新出版。现在，新民主主义被描述为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科恩描绘了一幅有趣但令人不安的情况，许多人必须进行这种自我纠正，特别是研究过《新民主主义》的学者和学生，认为自己已经很好地理解了它，甚至被赋予了讲授它的责任，但现在发现他们其实对其一无所知。[45]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第三次革命描述为在毛泽东指导控制下发生的。人们以为新民主主义会持续几十年，但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从1949新中国成立到三反、五反运动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只有两年的时间。事实上，更早地采取行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困难的。作为一个官僚机构，中共过度反应了，甚至连小零售商都被赶进了党控制下的合作社。列宁认为，只有当个体零售商自己想要的时候，这种小企业才应该由国家接管。 

11.4.3 农业政策与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一切反动分子活动死灰复燃，反共游击队在华南各地重新出现。这些反动势力不仅成功地煽动了地主，而且还煽动了许多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工（他们对从土地改革中几乎一无所获感到愤怒）公开反抗，例如拒绝纳税、结成团体掠夺公共食品仓库、骚扰地方官员。一些县的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长江日报》（汉口出版）得出结论，农民有追随国民党代理人和地方独裁者而不是追随中共和中国人民政府的危险。曼德尔声称，在南方许多县，一场名副其实的内战正在爆发，数千名土匪在国民党特务的动员下，在当地地主的支持下，对抗中共组织的贫农协会。 [46] 

中共被迫对贫苦农民采取较为和解的路线，而对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剩余地主采取较不和解的态度。“抗美援朝”运动（1951-52）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因为地主剩余土地的重新分配为此加速并向南延伸到全中国，直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与党在城市地区的政策并行的是，党更加重视动员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工，动员他们以根除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地主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影响。这些活动本应受到党的干部的密切监督，但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动者常常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实现更全面、更公平的分配。面对朝鲜战争，中共领导层普遍默许，甚至允许干部在并不会正式改变政权政策的情况下去领导一些此类行动。[47] 

中共巧妙地利用这种情况，迈出了合作化的第一步，并走向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控制，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源。但不干扰粮食生产的要求对农村变革的速度造成了重大限制。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以帮助贫农、提高生产为理由，提出成立志愿互助队。这是一种基本的合作形式，农民个体在各自的土地上共同劳动，然后根据他们贡献的劳动力和农具的数量分享他们丰收的农产品。这意味着拥有锄头和手推车等工具的富农可以获得大部分农作物，但该计划增加了总体产量，因此每个人都受益了。合作社的模式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在解放区进行了试验，发现可以显着提高产量。中共中央的目的是到1955年将80-90%的农民以互助队的形式组织起来。[48] 

11.5 新民主主义的终结

国际范围内阶级矛盾的变化暴露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弱点，迫使毛泽东一步步放弃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针对中共的经济封锁迫使其没收美国在中国的财产，并破坏了曾备受期望的合作。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入侵的直接威胁，加上经济实力的增强，使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有足够的信心发动经济破坏运动、腐败共产党员以及开展其他反革命活动。在农村，富农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进而要求继续从事粮食生产工作，即成为地主。 

1949年之后，工业产出迅速增长，每年大约增长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限制增长的一个明显因素就是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增长差距；原材料不足，电力供应和交通设施不足。这些表明了对加强协调和规划的需要。在这些压力和威胁下，中共被迫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反动幻想，采取了一系列客观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措施都是出于自我保护而做出的反应，对历史前进的方向没有任何真正的了解。 

在二战后的特殊情况下，中共的阶级合作主义立场并没有阻止毛泽东上台。但中共掌权后的官方立场意味着新民主主义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其实不一致。民族资产阶级没有理性地评估什么对中国最有利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它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尽管它只占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它成功地腐蚀了中共和国家机器。仅仅三年时间，它就表明它可以快速发展成为对官僚机构利益的真正威胁。官僚决心保护他们新获得的特权和权力，所以在接受新民主主义已不可逆转地崩溃之前，他们根据经验对事件做出了一系列调整。 

1953年初，中国共产党宣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步入的是社会主义阶段。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代之以公私合营政策，旨在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开始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政府宣布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行动路线”，正式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尽管新民主主义在正统毛泽东主义理论中占据突出地位，并承诺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中国革命后的资产阶级阶段历史却在短短四年后就突然结束了。 [49] 

科恩描述了1953年中期党的路线突然发生的变化，当时中国突然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七月到十月），新民主主义是个私营部门可以蓬勃发展的经济观点就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可以而且应该迅速被消灭的观点。1953年10月，一场激烈的国有化运动开始了。这种运动持续了大约两年半，到了 1955/6年已经进行了彻底的转变，当甚至小企业也变成了国有企业。 [50] 

到1956年，所有现代工业企业中约三分之二都是直接由国家拥有，其余三分之一为公私合营。不剩任何私营企业了。对整个经济的改变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全方位的，甚至最小的工厂也被组织成合作社，其包括所有手工业工人的90%以上。 

1954年，人们广泛讨论新国家宪法将取代共同纲领，其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阶段正式结束。新出的宪法是以斯大林1936年制定的党政一体、高度集权的苏联宪法为基础。 [51]自然地，关于宪法和政权性质的讨论是由倾向于更多而不是更少自由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中共迅速采取行动遏制异见，对著名作家兼党员胡风发起攻击，因为他批评了党对艺术和文学的严厉控制。1955年胡风被捕，并以反革命罪入狱。该运动很快扩大了范围，超过190,000人“自愿”认罪，以避免公开羞辱或更糟的情况。这为党与知识分子打交道奠定了基础，并将导致1957年5月至6月的百花齐放（见 第十三章）。 

11.6 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么？

我们可以在这里回答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亚洲政治发展的文章，相信在革命中取得政权并最终建立工人国家的政党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的。 [52]鲁塞并不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是恰恰相反！罗塞此前对斯大林主义的实力和前景做出了过于积极的评价。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能带领中共，创建一个工人国家。于是，他决心给毛泽东加上革命的滤镜，并美化毛主义。 

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而是二战末期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矛盾性质。说不断革命论在中国得到证实是一回事，中国共产党被迫采取社会主义措施来解决民族独立和摆脱地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暗示毛泽东表现得像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则是另一回事。[53] 

鲁塞认为，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可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推翻资本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鲁塞的理由似乎很可信，因为在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审议了在革命高潮夺取政权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最终认为它不可能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然而，1949年的情况与1922年截然不同。帝国主义已经被严重削弱，中国革命的时机也已经成熟。 

马克思解释说，尽管小资产阶级政党是一种矛盾现象，但它仍然可以是革命性的，例如，在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中，马克思报告说，共和联盟——一个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政治协会——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凡尔赛政府和君主制国民议会，支持公社。[54]小资产阶级组织过去和现在都准备好使用革命手段，但他们目标（协调资本和劳工的利益）的矛盾性质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这些团体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那边。

但它们在这个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也被拉向相反的方向。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掌权后能否走向工人国家？根据他在俄罗斯的经历以及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分析，托洛茨基得出结论： 

“我们不能预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战争、战败、金融崩溃、大规模群众革命压力等）的影响下，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可能会比他们比他们希望的沿着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走得更远。……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即使这种极不可能的情况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成为现实……它也只是通往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的一个短暂插曲。”[55] 

在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上台的前提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剧变，以致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军队被一扫而空。可以预见的是，由此产生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即使是斯大林主义的形式，也会对制度进行实质性改革，但在关键时刻，必将在深化革命或将权力让给资产阶级之间做出选择。 

是什么特殊情况促使毛泽东政权最终决定成为工人国家？有十个明显原因，但可能还有更多。 

•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僵局。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国民党的内爆和军队的崩溃证实了这一点。 
• 事态发展的最初推动力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拒绝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建议，不听中共的恳求，决定出兵反对解放军，进行生与死的决斗。 
• 帝国主义暂时陷入瘫痪。 
• 除了毛泽东政权之外，没有其他可靠的治理选择，这种政治真空使得小资产阶级斯大林主义政府得以巩固。
• 中共铁了心要夺取官僚资本，但四个家族的资产如此巨大，以至于国家直接有效控制了重工业、银行、通讯、交通。中共无法将这些资产私有化，因为社会崩溃如此严重，以至于要结束饥荒、控制通货膨胀并让经济重新运转，必须要广泛的国家干预并采取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措施。 
• 新民主主义政府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没有什么独立影响力，没有群众支持，因此可以被容忍。当这些资产阶级分子成为政府的障碍时，他们很快就被轻易地消灭了，尽管为了保持连续性的假象，这些政党至今仍留在政府中！ 
• 中国和俄罗斯共产党之间的历史联系、苏联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进步以及苏联提供的援助意味着大多数中国党员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视为他们努力水到渠成的方向。 
• 包括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都真正希望进行社会改革，以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农民群众（包括解放军中的许多人）也会对他们施加压力，希望以革命的方式迅速推行土地改革。由于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这种群众压力将政权推向工人国家的方向。 
• 在帝国主义（马歇尔计划）的压力下，斯大林左转并推翻了东欧联合政权。这种短暂的左转意味着，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转向工人国家过渡这一”极不可能的变种”在二战后的一些国家中实际发生了。中国是这一国际趋势的一部分。 
•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广大地区的唯一统治机构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尽管有三三主义）。1949年10月，管理政府对于毛派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相反，这是他们多年来实践的延续。在分析苏联吞并领土时，托洛茨基写道：“……莫斯科政府将继续实行对地主土地的征用和生产资料的重组……不是因为官僚机构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纲领，而是因为它既不渴望也没有能力与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以及后者所带来的特权……”[56]虽然毛派准备表面上与衰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分享权力，但他们并不准备接受可能导致他们权力和特权终结的反革命活动。 

关于小资产阶级能否革命的争论，由古巴革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是一个起初甚至不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政党所做的，它最终消除了人们对这些革命动荡性质的任何神秘感。关键在于小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的矛盾性质和资本主义腐朽腐败的程度。 

即使在中国迈向工人国家的最后一步时，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合作框架（体现在“和平共处”的口号中）、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分阶段革命、官僚政党结构和行政方法，对苏联民主的系统否定和对工人权利的限制仍然是毛泽东政权的常存因素。 

11.7 总结

1949年的中国，斯大林主义小资产阶级政党是政府中唯一有效的力量，其掌握着国家权力（武装团体等）。它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因为有原则有意识地决定与自己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因为它自己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崩溃了，烂到了骨子里。只有在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时，毛泽东才结束了平衡民族资产阶级和群众的企图。毛泽东打破了他既定的纲领，接受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颠覆，但他还没达到允许独立工人民主组织出现的程度。在中共内部逐渐扎根的特权官僚阶层继续将群众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农民军队而不是无产阶级起义夺取政权的。它颁布的政策是推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种发展与阶段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相冲突。毛泽东人为地拖延了革命的进程，扼杀了群众的积极性，一度使中共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眼前问题的压力——通货膨胀、人口的粮食和住房、取代战争期间被毁坏或被盗的工业、启动新工业、大规模修建良好的水坝、运河和灌溉系统——所有这些都迫使该政权使用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到1951年，政府各部委内部自发地进行规划和合作，因为这是实现该政权既定目标的唯一现实手段。 

最初，毛泽东竭尽全力抵制这一趋势，但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禁令最终迫使政府宣称的目标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的矛盾找到出路。中共被迫正视资产阶级控制轻工业和中小银行的腐蚀影响。资产阶级对国家和党的腐蚀 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工厂主们组建了自己的秘密合约来操纵供应和价格，对经济计划进行了积极破坏。该政权以两次群众动员运动——三反和五反——作为回应，有效地终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业和金融中的重要地位。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统一、独立（推翻帝国主义枷锁）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遗产）。这两项任务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断革命论预言，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充分完成这两项任务。[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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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bid, p54.

[18] Kazuku Ono,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Stanford, U.P., 1989, p179.

[19] Duncan, and Li, Op. cit.

[20] Leader, S, The Emancipation of Chinese Women, World Politics, 1973 26(1) 55-79.

[21] Kazuku Ono, Op. cit. p180.

[22] People’s Daily, 16 May 1956, quoted in Manning, K. Marxist Maternalism … The China Review, 2005, 5(1) 81-108.

[23] Leader, Op. cit.

[24] People’s Daily, editorial, Mobilize all Women to Build up the Country and Manage Family Affairs by Industry and Thrift September 9, 1957.

[25] Leader, Op. cit.

[26] Hao Yufan and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1, 1990, p94-115.

[27] Ibid.

[28] Ibid.

[29] Whiting, A.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Macmillan,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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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hompson, Op. cit.

[33] Peng Shuzi, Report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Education for Socialists, SWP, 1952.

[34] Twitchett and Fairbank, Op. cit. p94.

[35] Thompson, Op. cit.

[36] Fairbank, J.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Harper Perennial, 1987, p277 et seq.

[37] Kwong, 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ruption in China, 1997, Sharpe, p6.

[38] Peng Shuzi, The Causes of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ver Chiang Kai-Shek, Feb., 1952, w.m.org.

[39] Ibid.

[40] Peng Shuzi, Report … Op. cit.

[41] Mandel, E. Report to 11th Plenum IEC of the FI, May 1952, w.m.org.

[42] Harris, Op. cit.

[43] Cohen, A. 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6, p113.

[44] Hansen, J. The Problem of Eastern Europe, w.m.org.

[45] Cohen, Op. cit.

[46] Mandel, Report to 11th Plenum … Op. cit.

[47] Chatham House, From Land Reform to Communes in China, The World Today, 1959, 15(3)124-133.

[48] Li, H.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Stanford U.P., 2009, p24.

[49] Meisner, M. Mao’s China and After, The Free Press, 1999, p108.

[50] Cohen, Op. cit. p116-121.

[51] Fairbank, Op. cit., p281.

[52] Rousset, 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umber 3.

[53] Grant, Op. cit. p279.

[54] Marx, K.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Part III, 1871, w.m.org.

[55] Trotsky, L.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1938, w.m.org.

[56] Trotsky, L. In Defence of Marxism, 1938, w.m.org.

[57] Trotsky, L.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Red Letter Press, p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