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新民主主义

10.1简介

新民主主义，是对列宁在1905年提出、但于1917年4月所坚决拒斥的、工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理论的毛式解读。[1]

尽管有了内战的经验，毛泽东和斯大林仍然认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才能建成工人国家。根据这种阶段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力量。

 随着蒋介石军队的崩溃，这一理论构想：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四阶级联盟——将建设一个繁荣、独立的中国。这个联合政府将发展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现民族独立，并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它不会推翻整个资产阶级或没收私有财产；相反，民族资产阶级将在经济重建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2]

10.2新民主主义

陈伯达在其1951年撰写的小册子《毛泽东思想》中证明，毛自然地倾向人民阵线的观点[3]: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后不断地驳斥了那些在革命性质问题上错误的‘左’倾思潮。他认为必须彻底地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所经历的斗争证明了共产国际观点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向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行动纲领。[4]该文明确且系统性地表述了阶级合作论。为了维护毛泽东全知全能的形象，这篇文章后来被事后诸葛地篡改了。1955年在北京出版的官方版本与原文有很大不同，可以将其与美国共产党在1945年出版的小册子《为新中国而斗争》中毛泽东的演说原稿相对比。[5]官方版本中阐述道：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6]

黑体字内容于1955年添加。这样的例子在全文中比比皆是。

刘少奇解释说：

“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7]

 毛泽东预计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将持续几代人。1945年的原版报告是这样说的：“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内，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总览纲领是不变的”，“实行这个纲领并不能让中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并非取决于个人在主观意愿上想做或不想做成这一推进，而是因为中国的客观政治与社会条件不允许人们这样做”。1955年版删去了这两段话【编者注：根据比对，毛选版保留了第一条引文，但删去了第二条引文】，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规律与毛的话相悖。事实上，工人国家的建立相当迅速，而并非经过了所谓的漫长的时间或者“几十年”。

机械的阶段革命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联合政府和阶级合作。因此，即使在蒋介石政权被推翻后，毛泽东仍坚持与脱离蒋介石和注定失败的国民党政权的部分资产阶级联手，以实现他的新民主主义。这种“团结”体现为由中共、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在最后时刻抛弃蒋的国民党领导人、工会和农民组织以及众多只代表自己的个人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国家总政策的四阶级联合人民政府是被直接任命的。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没有由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空间——不然就太像苏维埃了。[8]

1945年，毛泽东试图与蒋介石和平共处时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论联合政府》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英美两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上所作的伟大努力，以及两国政府与两国人民对于中国的同情与援助，是值得感谢的。......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产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这几句话被删除。在美国外交官面前，毛泽东则没那么拘谨：

“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在中国，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并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中美利益是相近且相联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合得来......美国会看到我们是比国民党更好的合作者。我们不会害怕美国民主的影响——我们欢迎它。”[9]【编者注：该段由美国外交官谢伟斯（John S. Service)的英文笔记译出】

设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联合政府，但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都坚定地支持国民党，尽管它是如此腐败堕落，而且在内战中一败再败。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呼吁潜在的盟友加入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广大统一战线：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

这一呼吁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但从香港传来了一阵欢呼声。流亡的前国民党领导人看到了重夺失去的声望和地位的机会。有几个团体抓住了抛来的橄榄枝，每个大多不超过几十人。不过，有两个小组织是重要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因屠杀广州公社而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将军李济深领导，其成员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和民联（代表城市中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得到了约5万名教师、专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在18个月内，其中的许多人将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要人。有百万党员的中共不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与它的幽灵结盟。这些乘机攀附中共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自己之外代表不了多少人，与蒋派也没有实质上的政治分歧。[11]

传统上，中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有与现有政制妥协的倾向，毛也不例外。他呼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试图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从毛的行动和著作中可以看出，这基本是他入党后一贯坚守的清晰目标。支持四阶级联盟的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时常常不愿意使用严格的阶级术语。1926年3月，他用是否是“我们的朋友”（自然包括资产阶级的左翼）来划分社会，后来他又谈与“良绅”不同的“劣绅”。现在，中共试图把资产阶级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一个是“官僚的、封建的、反动的”，一个是“民族的、民主的、进步的”。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的暴政和腐败达到了顶峰。主导国民党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没收了他们认定的敌人和叛徒的财产，并利用政府的低息贷款很快控制了采矿业、重工业（冶金、机床、电气、化工等产业）、纺织业、制糖业、运输业，当然还有银行和海外贸易。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把这些国有企业当作私人领地，确保其垄断地位，并由此积累了巨额财富。[12]

这四个家族和他们最亲密的伙伴所拥有的企业被统称为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家是那些通过利用原本的公职或以重金购买政府中重要职位而在经济上获得主导地位的人。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那些相对较小的、在金融寡头之中无力获得一席之地的资本家。四大家族固然是反动寡头，但把他们说成是封建势力意味着掩盖中国资产阶级政权顶层的真实面目。

自然，这四个家族涉足各种高利贷以谋取天文数字般的利润。作为金融资本家，他们与华尔街有着密切的联系。利用中国的四家政府银行，他们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咽喉，沉迷于疯狂的投机热潮中，好在他们无可避免的垮台前从群众中榨取最大利益。这些官僚资本家向乡绅和地主提供资本，让后者以毁灭性的利率贷款给农民。[13]

是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四大家族肆无忌惮的腐败统治感到不满。是的，他们抱怨政府的专横不公。是的，他们谈论民主。但是，他们的“进步“仅限于支持新民主主义，同时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财产并保证其利润。一旦机会出现，这些“民主的”民族资本家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反动面孔和其与世界帝国主义本质上的阶级团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府是由斯大林主义者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携手组成的人民阵线联盟。毛泽东为确保合作所付出的部分代价是放弃中国南方土地改革中更为激进的成分。

然而，毛泽东的秉性以及他从1925-27年和后来江西苏维埃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很重要。很明显，毛虽然真心愿意建设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或多或少自由支配的经济，而且没有垄断对外贸易，但更重要的是他决心成为新民主主义的领导人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令资产阶级和工农互相制衡，同时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粉碎了所有独立工人运动的苗头。[14]

当毛的队伍接手中国政府时，他们相较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拥有巨大的优势：在内战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在涵盖数百万人的地方政务（税收、公共服务、治安、司法、军队等）中积累了约20年的宝贵经验。因此，当解放军抵达华南时，中共对其保留200万国民党官员的决定的意义是很清楚的。[15]然而，中共与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执政经验，也不在于前者有更多的受训干部（Fairbank估计超过50万），而是在于两党的政治观点。布尔什维克党明白，从旧政权继承下来的官僚队伍是必须压制的敌对阶级力量（alien class force)。中国共产党则将他们视作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的一部分。当中共的党员数从1947年的270万上升到1958年的580万时，许多入党者是正是当时现有的官员。当中共政权邀请他们担任领导职务时，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方法和观点。

在此期间，党努力地尝试招募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有效的治理需要他们的读写能力。尽管他们只有很少甚至没有经验，也没有接受过党的意识形态的系统性教育，他们所拥有的技能依旧使他们得到了相对较高的职位。这些”新人”和他们的新方法，与试图独揽权力的老干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这也是导致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活动如此重视的因素之一。[16]

我们不应认为联合政府是用来蒙蔽公众的幌子。的确，真正的权力仍然在解放军手中，但民革是联合政府中其中一位重要的合作者。李济深周围集结了代表华南“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分子，这些资产阶级在最后一刻抛弃了蒋介石那艘正在沉没的国家之船。他们试图通过民革在新中国里占据一席之地，保住他们的财富，并伺机重回政治舞台。李济深如今成为了人民政府的六个副主席之一，坐在毛泽东身旁。[17]

新民主主义政权初期（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的首要任务是清除国民党的军事残余，并镇压独立的工农活动。在政治方面，中共竭力拉拢资产阶级、地富、军官和国民党高层官僚，试图通过四阶级联盟来巩固政权。但与此同时，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它还不得不从有产者那里榨取钱粮。他们对所有工商业都征收重税，要求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购买胜利公债、爱国公债等，并从农村取得“自愿捐赠”的粮食。[18]据称，即便地租降到了收成的37.5%，中共征收的税款（且以更高效的方式）并不比国民党时期征收的少多少，但是当然，分配得更均匀。

尽管大多数政府部门都由党外人士领导，但事实上，通过对武装力量的垄断，中共掌握着最终决策权。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只有经中共允许才能存在。它们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民政府的政策，只是因为中共希望维持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资产阶级代表在各级人民政府中担任着重要职位：副国家主席、正副部长，省政府主席等等。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和贫农不得不接受由中共委任的工会和农民协会代表，他们的席位数量远远少于分配给所谓民主党派的。当然，苏维埃是不被允许的。工人因被剥夺了罢工权而受到了进一步限制；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早的活动之一就是帮着民族资产阶级破坏罢工。[19]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夺取政权后，中共逮捕了许多革命家，特别是托派及其配偶和亲朋。这些人直接消失了。许多人被直接杀害，还有部分人在没有公开审判或公示的情况下被囚禁了几十年。

从形式上看，人民代表大会遵循普选制，但代表是由中共事先与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团体商议后决定的。从新政权的组成及其政治路线来看，它当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但它也不能被定性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说，它是在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过渡阶段（尽管是扭曲的），但过渡的完成仍是不确定的。通常这种矛盾的过渡形式被称为工农政府（Workers‘ and Peasants’ Government）。早期共产国际也用“工农政府”来指代采取了反资本主义措施但在政治经济上都没有明确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的政权。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中国版本。然而，新民主主义经过了斯大林主义的过滤，因此阉割了列宁1905年思想中的许多革命内容。事实上，中共压制了无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三个基本元素：自由和民主的工农兵苏维埃；无产阶级的革命（反蒋）运动；以及农民独立夺取土地的行动。

如果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在中国夺取了政权，就像列宁在俄国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那么这一政权的性质是毫无疑问的。即使布尔什维克政府在执政初期尚未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结构，并且政府中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少数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但从1917年十月革命起，苏俄的国家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是列宁从革命到去世的一贯观点。[20]

但在中国，上台的不是列宁主义的党，而是阶级调和主义的官僚党。这个曾背叛大革命（1927年）的党凭着农民军队在取得了政权后，宣称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它在工人中没有真正的基础，也不打算允许他们成立自主的工会或引入任何直接民主，特别是苏维埃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当时提出了三个论点：a）毛泽东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有意识地将斯大林为满足官僚主义的需要经验主义地制定的许多战术纳入他的思想和战略；b)延安领导人“简单朴素的生活”（后来人们知道，即使在延安，官僚层也有其特权）将消失；掌权者很快就会享有荣华富贵；c)中共一手建立并掌控的国家机器将与群众分离，并作为镇压手段耸立其上，以保护官僚机构免受批评。[21]

没过多久，中共高级官僚们就赶上了他们俄国前辈的铺张浪费。一位在1949年至1956年期间担任人大代表的民盟领导成员【编者注：即周鲸文】逃亡香港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22]党的高级干部占用了原最富有的资本家的顶级别墅，进口豪华家具和地毯，佣人和大厨，还有私用的奢侈品服装，内部影院和舞会。中共给干部配车的方式是其等级制度的佳例——顶层的几人像苏共政治局委员一样坐豪华轿车，部级干部们坐不太奢华的车辆，以此类推，直到公车和自行车。在各省市，党领导有专属的住宅区，中低层党员被排除在外。特供厨房蔚然成风；京津沪等地的一些顶级餐厅专门服务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大员及其随从。其余干部也有相匹配的餐厅，档次随级别递减。党政官员享有额外的（而且是最好的）购物票券。这一切的巨额费用——也包括避暑和海滨假期——都由国家承担。

就像引进苏式特权结构那样，中共也复制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警察系统。数以千计的俄国专家来到中国培训特工，其情报网涵盖一切公民的工作、旅行、访客、观点、收入、通信邮寄等等方面。

工人阶级名义上当家作主了，可中共却利用其在工会中刚刚确立的统治地位建立了普遍的强制劳动仲裁制度，在私营企业中实行先增产、后改善条件的政策。【编者注：1950年工会法曾明确提出：“在私营企业中，推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反对违背政府法令及妨碍生产的行为......”】党承认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可能存在实际利益冲突，但应当被“友好地”解决：工人代表拥有建议权，但最终决定权在工厂经理手里。如同在苏联一样，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把工会变成了“鼓励无产阶级生产效率和积极性的生产学校”。捍卫工人的利益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23；编者注：引文由英文译出]

政府召开了一系列讨论如何恢复工商业的劳资协商会议。在政府支持下，这些会议接受了工商资本家的建议并决定：工厂工人和商店雇员应该接受减薪和“自愿”无偿加班，否则就得回乡务农。这些决定随后在1950年5月通过政协讨论后由政府正式公布成为法令。[24]

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工人——则深受其害。不过，所有工人都领略了严控实际工资，延长工作时间，以及通过计件工资和斯塔罕诺夫主义竞赛进一步压榨他们的苏式管理学。

美国特勤局认为，中共的这些政策在沪宁商人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中共通过限制税款和工资要求，不创立有害于私企的国营企业，以及不遗余力鼓励私营工业生产的承诺博取了他们的欢心。中产阶级也支持中共，因为后者向技术和管理人员支付两倍于政府官员的工资，并在工作中给予了他们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多的权力。[25]

1950年初，党被迫需要面对南方农民的大骚动。土地改革的不彻底让广大农民认为新政权光让他们不停交粮交税，却不付诸任何实际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由于农民对北方和解放区的土地再分配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便更加不满了。农民往往感到困惑，甚至有时会破坏生产。社会秩序越来越不稳定。“无法无天”的地主利用局势的不明朗让佃户替他们交税。这些佃户由于缺乏粮食和种子，几乎无法进行春播。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开始抢劫公共粮食储备。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增强了反动派的信心。国民党特工成功地利用这一形势杀害了许多不被爱戴的中共干部。[26]

难以实现农业目标的共产党政权不得不从《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开始改变其政策重心。该法严禁一切暴力活动——逮捕、殴打和/或杀死地主富农——但南方的形势恶化意味着必须使用安全阀，允许在党的严格控制下，农民与个别“恶霸”做斗争并没收其土地。[27]为了进一步安抚农民，国家减轻了征粮和总税收负担，但中心的政策无疑还是执行减租减息。

在朝鲜战争之前，尽管气氛愈发紧张，但大多数地主和富农至少保留了部分财产，许多人还持有原来的大部分土地或动产。[28]

10.3新民主与工业

中国共产党对工业运转的具体计划很少，并且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毛泽东和中共根据苏联1946-1950年的四五计划制定了类似计划。挪用苏联计划一部分是因为党内缺乏相关经验，一部分是因为像中国一样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苏联正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复苏，也因为没有提供类似帮助的外部来源。

在重工业中，中国引进了苏式的工业管理模式。该计划的基本特点是：(1)将经济目标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比如说，党员和积极分子会在工厂墙壁上粘贴口号或分发传单以敦促工友加倍努力工作；(2)通过工作单位和工厂会议，让工人参与增加产量和减少浪费的运动；(3)工会教育和激励工人改进其工作方法；(4)严格注意计划的执行；(5)厂内的党小组是负责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当地中共基层权威。[29]

在私营企业中，资本家得以保留权力。在国有工厂里，权力名义上由管理委员会掌握。管理委员会由原业主代表、监管人员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由厂长或经理担任主席，规定[30]如果主席认为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定与“企业利益冲突”或“与上级指示不合”，则其有权禁止执行该决定。

由于其高度农民化的党员组成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理念，中共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性质很快就显而易见了。《东北日报》也承认这一点：

“现在有些企业行政干部习惯于直接听从的行政命令，认为厂长负责制理应‘独霸一切’，负责处理任何重大问题。因此，他们不仅不去倾听群众意见，甚至不征询党和工会负责同志的意见，认为管理委员会是毫无用处的，而‘工会只会找麻烦’”。[31]

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策是“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国家没收官僚资本，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和“合法利润”，只要其与国营工业协作。

毛的计划中的矛盾愈发明显。中共希望建立“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没收官僚资本却让它夺取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工业和很大一部分轻工业。它希望使中国（特别是内地）工业化，但任务的艰巨性合理地导向自发的计划。它希望为富农、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留下资本积累的道路，但南方的土地斗争却不断爆发。[3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要求建立混合经济并保护私人资本，但中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却明显指向国家计划和控制。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会上的讲话敲响了警钟。他呼吁调整国营和私营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采取新的国家经济政策：通过大量国家订单和宽松的信贷鼓励私营（轻）工业；大幅减少国营零售商店的数量并限制其销售的产品量；大规模复员解放军将大大减少税收负担；在农村，将“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变为维持富农经济的政策”。他提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为了消灭这类错误思想，需要进行“全党整风”运动。[33]

中共政权试图执行毛的方案，但被朝鲜战争干扰了。1950年秋，由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军——所谓的“联合国军”——将北朝鲜军队逼到中朝边境。这为国民党反共游击队打了鸡血，他们也得到部分反党农民的支持。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中国在10月参战），中共不得不动员广大群众的支持，并相应地修改其工农政策，并加强了对城乡资产阶级的斗争。[34]

10.4新民主主义与妇女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费正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1949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仿若天壤之别。”妇女解放是说明新政权下的进步及其局限性的好例子。“新婚姻法规定妻子与丈夫平等。对于妇女，这是一个新纪元。”“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在旧政权下几乎不可能的离婚，现在也可以了。一夫多妻制、贩卖妇女从事卖淫和杀害女婴都被禁止，违法者将受到严厉惩罚。[35]2亿多中国妇女从封建礼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革命在一年内实现了千年的历史性飞跃。

1946年2月18日，《解放日报》【编者注：当时的中共机关报】为修订党的妇女政策开展了预备性的讨论。考虑到在解放区内通讯不畅的情况下举行如此大范围讨论的困难（几乎没有电话，速度不过一天20英里的邮寄要花一个月才能到达几百英里外）。[36]可是，短短两星期后的3月3日，《解放日报》便结束了讨论并列出了18点共识。这不啻为一场闹剧。根据《解放日报》3月8日的社论，妇女不出意料地支持中共的政策：即只要求农民减租减息，而不是夺取土地。同样不出意料地，妇女平权排在名单的后面，最重要的要求是呼吁与其他团体合作来和平解决中国的战后问题。[37]如此看来，妇女完全赞同党的政策。

党接下来发起了妇女的政协会议，试图动员全国妇女支持其政策。据说，减租减息使妇女能更多地参与群众斗争。动员口号是政治自由和妇女平权，而组织目标是和平、（资产阶级）民主和民族团结。《解放日报》所有关于妇女的文章的主旨都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中国。[38]

到1946年底，当内战全面爆发，中共的宣传开始用类似于30年代末的话语敦促妇女为战争做贡献。妇女的地位是很清楚的。1946年11月8日，《解放日报》鼓励妇女动员起来应对战争问题，并列出了她们的责任：扩大纺织品生产，保证家家有衣穿；为外出作战的男丁提供精神支持；鼓励丈夫和儿子参军；普及健康习惯。一周后，一篇社论补充说：妇女应在田间从事农业工作，以替代入伍的男子。显然，中共将妇女解放视为一个重要但仍然次要的目标。

即便如此，新民主主义对妇女而言依旧代表着一个重大进步。《共同纲领》第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1949年3月24日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其宗旨是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过程中保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

然而，“布丁的味道是什么一尝便知”（恩格斯）。虽然进步是巨大的，但斯大林主义官僚总是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像在江西和延安一样，屈服于男性农民的压力，中共常常主动限制妇女的民主权利。中共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妇女的工作权和拥有土地/财产的权利视为妇女解放的充分条件。然而，后者往往没有执行。例如，根据新的法律，寡妇应继承其亡夫土地，但当地村民组织（虽然总是受中共领导）经常以寡妇不能照管自己的田地为由没收土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她亡夫的一个男性亲属，任由她自生自灭。[39]截至2011年，大约80%的农村土地完全在男子名下，且这个比例还在增加。

10.5“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资产阶级学者长期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谋略：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幌子，是毛泽东掩盖其真实意图的糖衣。这是为了欺骗民族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在安抚他们的同时，中共已经在准备把中国改造为一个工人国家。据说，新民主主义的反复无常和迷惑性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但实际上，和这种“据说”里听起来的煞费苦心相反，不过是革命没被新民主主义的噪音没能搞砸罢了。

当然，不言而喻的是，革命者应该尽可能地联合反帝力量，但如果这样做是以牺牲原则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统一将会弄巧成拙。不幸的是，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投机心态，不断通过试图抄近路以绕过建设列宁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他们说，通过联合其他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多快好省地完成。这些人把毛主义看作一种真正的革命力量，并依此改造自己的政治活动。例如，在意大利，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著名成员）领导的组织欢迎毛派团体的建立，也没有对毛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的政治斗争。其结果是在60年代末，迈坦派的大多数人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转而加入了毛派。这在历史上或许是独一无二的。

迷失头脑的迈坦和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书记）赞成毛主义的农村持久游击战战略。他们认为，“出于技术和军事考虑”，该战略适用于拉丁美洲的环境。[40]可耻的后果是，托洛茨基的英名被拿来支持极左毛主义宗派的农村游击队，把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引进了死胡同，导致了其中许多人的无故牺牲。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 统一书记处最大和最有名望的支部）内部甚至还讨论过，拉美的农村（是的！）游击战术是否应该应用于法国，毕竟“枪杆子里出政权”嘛！

曼德尔和迈坦不过是很好地代表了一种国际倾向。知名学者迈克尔·洛伊（Michael Lowy）所写的《综合与不平衡发展》（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该书被广泛宣传为托洛茨基思想的辩护词——也未能幸免。该书对毛的论述说明了作者的态度。据说，“默默无闻的青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组织了1927年的湖南激进农民运动，杀土豪，分田地，“基本上无视了共产国际的指令，”还得到了托洛茨基本人的支持。然而，稍做研究就能发现，1927年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共和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同时还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托洛茨基赞扬的却是两湖不顾中共和毛本人意愿发动的独立农民运动。[41]

迈坦、洛伊等人自欺欺人地认为毛泽东可以替代他们搞革命。洛伊明确表示，他不认为中共是斯大林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的；他认为红军和中共里的大部分人都有社会主义意识。[42]有人会说，事实还不明了，毕竟毛泽东曾领导过一场革命，看起来也像个如假包换的革命家。但这种分析方法是肤浅的印象主义，把表象当作现实。这些人想要信赖毛泽东，所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历史抛诸脑后。

在英国，那些自封的“左派”知识界刊物，如《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都转而支持毛泽东和中共，其编辑部里的许多人似乎认为毛和托洛茨基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43]当毛主义的革命面具脱落后，《新左派评论》并没有对毛的历史或自己的分析进行深入批判，可能是因为这会构成其内部分裂的威胁。相反，它采取了迷你版的意识形态和平共处政策。更丢脸的是编辑部领袖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刚刚才成为曼德尔第四国际的明星新成员。

在法国，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认为，尽管毛泽东对外宣传斯大林主义，但他在实践中坚持了革命马克思主义。鲁塞之所以犯迷糊可能是由于他选择性地阅读了毛泽东著作，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被描述为：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44]

可是，黑体字部分并不在1939年讨论的四阶级联盟的原文中，而是后来加上去的。

也许鲁塞不知道原文；也许和洛伊一样，他也把毛泽东的修改当作“自我批评”，而不是斯大林式好面子的篡改。[45]然而，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领导”只有通过苏维埃或类似的民主组织动员广大的城市无产阶级才能得到保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产阶级领导”意味着它自己永坐江山。苏维埃则是想都不用想的。

这股政治潮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是在各种世界事件机缘巧合的组合下才得以掌权。然而，许多人说，毛泽东的实际政治实践“与斯大林的政策完全相悖”。[46]

10.6总结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除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实现了统一，这使新政权获得了合法性和群众支持。对于克服让国家大伤（仅存的）元气的经济混乱来说，这一项功绩无疑是最重要的。没有有效的中央行政管理，就不可能有货币标准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反通胀斗争，也不可能有协调和公平的税收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运输系统，就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地方饥荒。新的中央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努力，并迅速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革命宏大地表现了综合发展的逻辑。中共军队和官僚的胜利是由于资产阶级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甚至被其帝国主义主子抛弃，而农民群众追随共产党造反。这一胜利主要是二战所造成的特殊条件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整体处于空前的衰落和混乱状态，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只是其最极端表现；在活不下去的中国农民群众奋起反抗时，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放弃对蒋介石的援助。[47]

当解放军进入大城市时，中共的保守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立即得到了体现——据称在上海无产阶级中，中共只有800名干部。[48]斯大林主义者立即表明，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赢得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信任。城市工人建立独立组织的尝试被扼杀了，罢工权也被褫夺——1949年8月19日在上海颁布的调解劳资纠纷的临时条例推行了强制仲裁。只有资本家有权雇工和解雇，而所有劳资冲突都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在这期间工人必须“遵守纪律”。[49]

无法调解的劳资冲突交由解放军处理。然而，解放军士兵几乎全是农家子弟；军官中大约有70%来自农民，其他人要么是工人、学生出身，要么是商人和小地主家庭子弟。[50]当工人为增加工资或反对压迫人的劳动条件而罢工时，解放军的镇压是残酷的。类似事件证实了中共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和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甚至敌视。[51]

然而，从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近三十年间，在斯大林主义中国的支持下，欧美的许多学者和评论家将毛的成就理想化。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既然毛夺取了政权，那么他的总体战略一定是正确的。费正清、亚历山大·潘佐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цов）和史蒂文·莱文（Steven Levine）等中国问题专家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战略看作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妙计。亚瑟·科恩（Arthur Cohen）声称，毛泽东把资产阶级政党纳入政府是建立工人国家过程中的点睛之笔，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帕特丽夏·斯特兰纳罕（Patricia Stranahan）认为，毛泽东的高招和成功的关键是安抚地主和富农。这些评论家将表象误认为现实。

毛泽东希望将革命限制在中国境内，但帝国主义明白，革命不能被官僚的法令所遏制，于是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尽管毛泽东打算让新民主主义中国走一条与1917年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但朝鲜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封锁迫使该政权把国有制扩展至各经济部门；加强而非放松外贸的国家垄断；扩大而非减少国家计划以至于囊括整个中国经济；不是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不断让步，而是动员群众来拯救新政权。在一代人之前，列宁就已经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52]为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中国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使其一只脚踏入......社会主义。

解放军和中共在中国取得政权，不是因为运用了正确的理论，而是因为中国的广大农民不能再以旧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了，他们按照自己的光荣传统起来造反。中国共产党得益于此。他们的农民军能够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因为世界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使其无法全力支持蒋介石。毛泽东的阶级合作主义理论和方法是有根本性缺陷的，因此，当它被应用在1965年印度尼西亚不那么有利的条件中时，导致了多达一百万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PKI）是除中苏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它遵循毛的战略，主张建立四个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并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接下来的事件与1927年中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印尼共甚至交出了党员名单和地址！最大的不同是屠杀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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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Lowy, Op. cit. p118.

[46] Lowy. Op. cit. p122.

[47] Peng Shuzi, The Causes … Op. cit.

[48] Roux, A, Le Casse-tête Chinois, Editions Sociales, 1970, p. 83.

[49] Anon. Labor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p. cit.

[50] Belden, Op. cit. p331.

[51] Peng Shuzi, The Causes … Op. cit.

[52] Lenin, V. Draft of a Revised Programme, May 1917, CW 24: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