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2025年中文版序言

本书于2016年2月首次出版，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原著的范围很广，从20世纪初清朝末年开始，一直到习近平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任期后期。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中国现已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在这一历史概述中，该书解释了中国如何通过1949年的革命终于摆脱落后以及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枷锁。这场革命不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主动发起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矛盾的过程而达成的。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下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没收了资本，建立了国有化的计划经济。

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殖民地民族的各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的狭隘范围内得到解决——尽管它是以曲折的方式展现出来的。

中国革命历史性地将千百万劳苦大众从地主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革命是继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二大事件。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明白，这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不是以早期苏维埃俄国在弗拉基米尔·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工人民主制为榜样，而是以约瑟夫·斯大林的深度官僚化政权为蓝本。在这种斯大林官僚体制下，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被指挥着计划经济的自私自利的国家官僚集团所剥夺。

本书概述了尽管中共的革命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起初设想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进步”分子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迫使新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并采取措施实行计划经济，以确保革命的生存。这是中国革命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具体证明。如果新政权没有朝着没收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那么另一种选择就是回到类似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而不是发展资产阶级民主。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本书详述的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走的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道路，既有优点，也有重大缺陷。但是，实现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对革命政权的捍卫，这本身就验证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本书的书名由此而来。

计划经济将数百万人从千百年地主奴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带来了革命前中国不曾见过的大规模工业化，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极大幅地消除了失业、文盲和落后。它打破了阻碍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所有枷锁。它摆脱了数十年的屈辱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让这个一直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国家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屹立于世界舞台。

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就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革命浪潮，并激励着同样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们投入到将自己的国家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

然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从斯大林苏联那里继承了两大理论弱点。一个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实践中忽视了积极筹备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际——以完成国际革命扩展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终结资本主义的任务。另一个问题——源于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官僚的崛起——是工人民主的缺失，以及随后工人国家被置于单一政党的统治之下的政治制度。

托洛茨基在1936年写成的开创性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解释道，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可以从一个国家开始，但只有当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的主导体系时才能真正得到巩固。如果工人国家的政治领导层继续将革命限制在本国境内，那么革命就会不断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压力。而如果工人国家继续阻止工人自下而上地民主管理社会，那么一小撮官僚的低效、腐败和主观缺陷就会在某一时刻成为计划经济发展的绝对桎梏，到那时，革命就会面临削弱和毁灭的危险。

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为苏联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结局。其一是工人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专政，从而结束民族官僚性的经济计划方式和振兴计划经济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并重新开启世界革命。

第二种可能是，这种政治革命可能不会发生，在官僚主义弊端的重压下，国家最终会屈服于反革命，从而重建资本主义。第三种可能则是在官僚机构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重建资本主义是摆脱官僚化计划经济矛盾的一种手段，同时还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特权。

几十年后，历史证实了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预测。苏联和东欧的政权先是经济增长急剧放缓，最后接连崩溃。时至今日，那里的群众仍在承受资本主义复辟的后果。

中国同样受到计划经济中官僚主义问题的困扰（本书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它遵循了托洛茨基的第三种预言，即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导致计划经济及其所有成果的拆解，而中共却继续牢牢控制着国家机器。

尽管党和国家仍控制着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但经济的驱动力已不再是经济计划，而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无政府市场、逐利动机和生产资料私有制。

本书详细分析了上述过程，其中包括毛泽东领导时期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大跃进、中苏分裂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书也介绍了邓小平后来如何试图解决毛泽东时代的内部矛盾，但最终却重建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在中国并不是以推翻官僚机构的单一行动发生的，而是在官僚机构本身的控制下，通过一系列连续步骤逐步实现的。这一事实困惑了一些左翼人士，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应始终考虑到真实的，活生生的过程，而不是试图将自己对“事情应该如何发展”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强加于现实之上。

本书随后追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至习近平于2012年就任最高领导人后的第一任期末端。

当今的中共政权偏好将他们转向资本主义（或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作为其成功的证明。然而，事实是具体的，本书解释了这种发展是如何主要由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所推动的，这给急需新投资机会的西方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新投资领域，从而延长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寿命。

本书也指出，尽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似乎掩盖了社会内部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的典型矛盾，如不平等、失业、压制工人利益，尤其是生产过剩，却在暗中滋生，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党专制资本主义政权下阶级斗争的兴起。

自本书出版八年来，中国的发展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当今世界革命的前景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因此需要被清楚指出。尽管其中许多进程在本书出版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它们后来已发展成为改变中国情势的重要因素。这些变化正是这篇新序言所要探讨的。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从与西方投资的深度共生关系，发展成为与西方争夺世界市场份额和影响力的主要竞争对手。虽然中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商品出口，但中国已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主要流入国变为世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国。

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fDi Markets统计，截至2023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再创新高，达到1627亿美元（约合1万2千亿人民币），对外投资与（外国）对内投资的比例为82.1%比17.8%。虽然中国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东南亚，但它们的触角已超越亚洲，伸向世界各大洲，其中对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投资在2023年增长尤为迅猛。

这一发展是中国国内资本的日益壮大以及西方资本从中国撤出的必然结果。FDI Intelligence对这一变化做了如下总结：

“因此，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状况似乎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族企业的崛起，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制造业）的需求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政府优先发展的高附加值服务业，证明比预期的要难。”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中国私营企业及其投资接受国政府协调，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计划。

其中许多投资为接受国提供了国内基础设施，以换取后者向中国开放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

例如，中国“赠送”老挝一条高速铁路，将其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连接起来。作为交换条件，老挝将允许把靠近中国边境的小镇磨丁（高速铁路的其中一站）纳入“经济合作区”，允许中国投资者拥有该经合区百分之百的企业和土地产权。

其他项目则具有跨国性质，旨在简化从中国国内向世界其他市场出口商品的流程。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和秘鲁，中国签署了资助建设特大港口的协议，这些港口将成为现有海上贸易路线的替代品，同时规定这些港口及其邻近地区由中国直接管理。上述老挝高速铁路是东南亚更大铁路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让中国昆明与东南亚最主要港口新加坡建成连接。这些项目是对受到西方较大影响的马六甲海峡等贸易路线造成强大的竞争压力的计划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的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现已可与西方公司相媲美的巨型私营科技公司的出现。这在2010年代后半期之前是从未见过的，这意味着摆脱对西方技术依赖的重要发展。

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当年生产了全球64%的电动汽车。中国在国产无人机技术、人工智能、微芯片制造、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尝试都得到了国家政策的鼓励和对私营企业的补贴，目的是结束对西方供应部件的依赖，并在世界市场上与之竞争。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这些发展——巨型垄断企业的崛起、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以及为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大份额而不断加强的资本输出力度——都符合列宁在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帝国主义的经典定义。

因此，中国与美国这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则不可避免地被酝酿起来。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则使这一冲突走进台前。尽管美国此前已对中国采取种种暗算，特朗普政府迅速将其升级为公开的贸易战。两个大国之间先前表面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去不返。相反，中美之间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新一轮竞争。

这种竞争反过来又成为世界关系新纪元的决定性轴心。随着美帝国主义进入相对但显著的衰落期，它为巩固其霸权地位而不择手段，这迫使它采取冒险主义政策，以威慑其所认为的所有对手，尤其是中国。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后，接任的拜登政府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反而在很多方面将冲突升级到了经济领域之外，更多地在军事方面试图利用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乌克兰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北约挑起的，其目的也是试图通过击败中国盟友俄罗斯来威慑中国，中国政府对此也看在眼里。

然而，拜登政府的如意算盘却本狠狠地打碎了。美国的行为不仅没能打败俄罗斯，反而加强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它还在经济上削弱了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友——尤其是德国——并导致欧盟内部裂痕日益加深。它还将其在不同地区的所有对手，尤其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都推到了一起。其中，中国自然是新世界集团的领导选择。事实上，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正开始扩大成员，试图挑战当下世界资本主义中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秩序。金砖国家仍然是一个由利益不同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其中一些国家仍与美帝国主义为盟，如印度，但它反映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除此之外，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的公开贸易战新纪元也将美国作为世界自由贸易主要倡导者的角色拱手让给了中国。这符合双方各自的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美国是一个衰老的势力，急于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其在世界上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中国仍是新生的帝国主义力量，正在拼命寻找出口其生产过剩的商品和资本的途径。

因此，不同于世界各地为中国辩护的“左派”人士常提及的诡辩，中美之间当前冲突的特点并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美国并不是在为捍卫资本主义而不顾一切地要铲除一个可能推翻它的新兴、具有历史进步性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作为同一场扑克牌游戏中的玩家与中国对抗。双方都在试图抢占上风。即便美国连输了几局给中国，但双方都致力于留在这场游戏中让它继续下去，尽管赌场已经开始在失火了。在世界资本主义走向末路的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与之紧紧相连。

本书介绍了截至2015年的发展情况，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外资推动下的迅猛发展已经显示出即将到来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典型迹象。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在西方社会内看到的所有相同症状：巨大的贫富差距、工资似乎永远赶不上的生活成本上升、在繁荣与萧条之间摇摆的越来越疯狂的周期、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加速增长，以及所有资本主义难题之母——经济放缓。现在，“内需不足”是让所有中国经济评论员最头痛的词。

与此同时，无数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社会中显现出来。处理这些矛盾的责任落在了政治领域中唯一可以试图缓解这些矛盾的角色——中共党国——的肩上。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不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可以通过选举不同的政党或其联盟来混淆和暂时平息来自下层的阶级愤怒——所有这些政党或联盟从根本上都在维护资本主义——而在中国，阶级愤怒只能被引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共党国本身。

邓小平时代的领导试图实现对他们来说两全其美的结果，即在不颠覆党的政治专政的情况下重建资本主义，但这一尝试却从官僚机构的过去出路变成了他们现在的严重问题。中共重建了资本主义，但向群众承诺只要党保留政治权力，所有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就会持续增长。如今，中共必须要面对亿万生活情况与他们的承诺完全相反的群众。

如此猛烈的矛盾与来自社会底层内部的日益情绪发酵也影响了习近平政权的演变。

作为胡锦涛领导层的接班人，习近平上任之初在国内外鲜为人知。作为革命先辈的后代之一，习近平的上位之路与其说是靠他在各级职位上取得的实际成就，不如说是靠他的血统。

习近平与江泽民不同，江泽民能在外国记者面前自如地使用英语和俄语来伸张中共党国的利益。习近平也不像胡锦涛，胡锦涛能以坦率、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出现在群众中间，尤其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习近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魅力和亲和力。因此，他是如何成为被广泛认为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共领导人的呢？

答案就在于他能够预先看到整个官僚体系面临的危险。通过观察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群众动员，他看到了中国在严重危机时刻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他得出结论，为了保全整个政权的生存，必须先发制人地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习近平是最早敲响警钟的大官之一，他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中共作为一个深受腐败侵蚀的政权的形象，中东独裁者们的下场可能会在中国重演。这场反腐运动成为了他的标志性政策，以至于他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既定规则，让周永康这种先前被视为碰不得的前大官入狱。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真正遏制腐败，因为现在各层官僚机构的特权不是来自计划经济，而是来自资本主义。这样做是为了蒙蔽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的愤怒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热度。

现在，无政府的市场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大资产阶级已经完全主宰了经济的发展。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基本上是由官僚机构培养出来的，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天性是追求更大的利润，这反过来又导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采取可能破坏国内社会局势稳定的措施。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马云的下场。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省长时，马云曾是习近平的亲密盟友。马云是中国土生的资产阶级，从一名英语教师成为阿里巴巴集团的亿万富翁和中共党员。

当马云的商业帝国扩展到金融领域时，他一度试图以西方闻所未闻的速度透过蚂蚁集团的业务向数百万人发放廉价贷款。这有可能产生严重泡沫，威胁经济稳定。对此中共试图进行干预，以减缓马云的计划，导致马云后来公开抱怨“国家过度干预”。最终，他被国家剥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公司也受到了国家的严格审查。

马云的遭遇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国家的一个典型例子。后者的战略是加强对最大企业的监管，防止它们像西方国家那样做出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和激起社会愤怒的过激行为。与此同时，习近平希望避免对经济的彻底控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此，必须加强党国官僚机构的力量。这正是习近平所呼吁的，这为他赢得了官僚体系中决定性一部分人的支持，使他能够将更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领导下的官僚机构相信，通过国家英明的管理，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摆脱其所有基本矛盾。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严厉的镇压措施来消减工人的反抗，而个别资本家如果冒着破坏整个体系稳定的风险，则可以通过国家来加以控制。他们妄想着维持一种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

然而，这只是一个白日梦。资本主义不可能没有周期性危机，而周期性危机反过来又会在某一时刻导致严重衰退。资本主义的规律不会因为有一个树大根深的国家官僚机构掌权而改变。中国生产的产品必须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中国发展先进的、有竞争力的生产机器，必然会导致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与美国之间更大、更尖锐的冲突。

中国要想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占领更大份额的新市场。中国的发展导致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这是我们在所有经历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都能看到的现象。这就需要每年都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以维持社会稳定。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加上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强化，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日益严重的内部不稳定。

只要习近平政权能保证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凝聚力就能得以维持。但一旦不再如此，失业问题就会开始出现，这在年轻人中已经很明显，截至2023年，年轻人的失业率已超过20%。与中国的大多数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较低，但正在缓慢上升。虽然工资仍在增长，但增速已开始放缓。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拖欠工资，这已经引发了工人的抗议。账面上工资可能会增加，但如果不支付工人工资，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趋势的走向。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试图保持其竞争优势，压低工资的压力终将增大。与此同时，我们最终会看到中国经济中大量债务积累所带来的影响。2023年12月，中国的国债达到42300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5年发表的数据，中国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超过90%，创下历史新高，且在三年内与其会超过100%，而1995年至2023年期间的平均比率仅为其一半以下。这种债务水平在某一时刻会导致通胀上升。

这里所概述的一切都表明，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在某一时刻爆发，从而动摇现行政权。大规模抗议和动员的潜力体现在迫使政权结束新冠病毒封控的巨大群众运动中。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该政权被迫从上层松绑，以防引发更广泛的、无法控制的群众抗议浪潮。这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人和青年的能力，也给政权高层敲响了警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是典型的波拿巴独裁者的崛起，他试图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利益出发来控管整个社会制度。这可能涉及对工人阶级做出一些让步，如迫使企业补发工资，同时打击个别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危及整个体系的利益，上文引述的马云案例就是例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该政权试图将群众的注意力向外引导，提高强调来自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攻击威胁。特朗普的上台当然会为该政权提供便利。特朗普有在世界市场上挤压中国的严肃计划。这在几年前他刚上任时就开始了，在拜登执政期间得以延续，我们可以预见，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这一政策将被大规模强化。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主义大国，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解释的那样，通过大量的资本输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布全球。但是，有了经济实力，到了一定程度，军事实力就变得很有必要。事实上，中国在2023年的军费开支预计将达到2960亿美元，是25年前的十倍，仅次于拥有9160亿美元军费开支的美国。

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突出表现在台湾问题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一方面，这反映了该政权扩大和加强其势力范围的真实愿望，台湾被其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也是转移其国内问题的有效手段。当统治阶级面临日益严重的内部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强调“外部威胁”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手段。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习近平对西方制裁如何影响俄罗斯经济给予了一定关注，这表明了中国将台湾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决心。中国拥有超过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他们看到了美国及其盟国是如何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的。为了避免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严重危机时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权一直在研究如何使其海外储备多样化。

然而，无论中国政权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建立抵御制裁的防线，都无法避免制裁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普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将标志着全面贸易战的开始，这将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萧条。这反过来又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中国需要增加出口以保持增长和稳定。这种情况将适得其反。

中国之所以如此依赖出口，是因为与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一样，它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这种危机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所有刺激中国经济的政策，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支出，也累计产生了另一种效应：债务积累。

所有这些都导致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放缓。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约为5%，已经大大低于13%和14%的辉煌时期。人们一直认为，如果中国能保持至少7%-8%的年增长率，就能保持内部稳定，每年创造约2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这一过程已经结束，但增长注定会进一步放缓，低于4%-5%，降至2-3%，在某个阶段，我们可能会看到真正的经济衰退。

这一切都促使人们的意识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和青年开始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没有未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政权会不顾一切地试图维持稳定。它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它想方设法扩大出口市场，但我们看到，这正受到世界市场的限制。另一方面，该政权正在采取更多镇压措施。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光靠武力是无法治理国家的。

一切都表明，经济在某个时候会出现严重危机。这将缩小政权的回旋余地，而政权内部的危机也将由此产生。目前的政权表面上看似稳定，权力集中在最高层的习近平手中，但我们将开始看到裂缝的出现，官僚机构中的不同派别将在如何管理这个体制的问题上相互冲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群众开始朝向自为行动的道路就会打开。阶级斗争将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而这一局面的美妙之处在于，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影响：它造就了一个现代化的先进无产阶级。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大约4.7亿的城镇就业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工人，总就业人口中30%是产业工人。

客观地说，这意味着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变得对工人阶级极为有利。这样一个阶级一旦行动起来，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领导这样一个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政党。早在1921年，一小撮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在成立初期，它坚持着真正的列宁革命思想。1926年，随着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那段过去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可能。

本书旨在揭示中国近百年来阶级斗争的真实历史。现在，历史已经绕了一圈，但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将释放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所有潜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充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为今天中国的一代革命共产主义者勾勒出正确的前进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