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4.1简介

第二件给全世界的政治左派带来了冲击的重大事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GPCR）——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本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广泛描述为青年人对党内顽固派的反抗，如果那些老顽固派自豪地称自己为斯大林主义者，那么与他们作斗争的青年（及其毛派支持者）怎么能不算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呢？

然而，如果不将红卫兵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由毛派发起、支持、指导并最终结束的现象，就无法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与1968年5月至6月在巴黎竖起路障的学生革命热潮截然相反，后者激励了法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并差点推翻了戴高乐将军政府。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斯大林式的政党，在对毛泽东冒险主义政策的反对变成了一致企图将毛泽东赶下台的紧要关头时，民主的门面就被抛之脑后，随之而来的是毛派发动了大革命，从物理上消灭了走资派， 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1]

本章将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内部缺乏无产阶级民主的表现；就像在俄罗斯一样，关于如何推动中国前进的深刻分歧是通过武力屈服失败派系来解决的。然而，毛泽东在彻底做好准备之前，就将被迫发动攻击，剿灭他的老共产党同胞。但其结果是，他的政敌（至少在某些地区）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组织防御，导致斗争有时表现为内战。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死亡人数有各种估计，从75万到300万不等。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的反对者发动了一场半军事政变，推翻了他指定的继承人“四人帮”，并将他们判处长期监禁。当最终尘埃落定时，是毛泽东的对手赢得了这场斗争。

14.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4.2.1 毛泽东准备文化大革命

公社和大跃进的失败对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造成了沉重打击，让他的反对者认为是时候公开批评他的政策了。1962年2月22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彭真呼吁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刘少奇声称经济困难三分是天灾所导致的，七分要怪于党内工作的严重错误和过失。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刘少奇和彭真表面高捧毛泽东，实则公然为他树立起一个被剥夺了所有实权的象征性傀儡。

毛泽东的威望受损严重，被迫向大多数人低头，但他并不准备退休，而是立即开始在党内重建自己的基础，准备反击摧毁刘彭集团。尽管毛泽东暂时脱离了政治前线，但他仍然是政权的代表，在党内拥有相当大的正式权威，在军队内也有基础。林彪作为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和国防部长，将在毛泽东夺回权威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他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的反应与刘少奇和彭真的相反，并开启了一场旨在将军队变成毛派堡垒的运动。他美化了毛泽东，并出版了第一版“红宝书”。在几年内战线演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

在刘少奇和政治局的治下，中国度过了一段经济宽松期：在公社，允许拥有自留地，鼓励私人服务贸易，诸如修补或修理。然而，在刘和他的同僚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坚定的斯大林主义，与之前的时期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当知识分子被告知他们可以扩大研究范围，甚至包括政治和阶级斗争时——但有明确的条件，即党的权威不得受到挑战——他们仍为百花运动的经历感到害怕，无法做出回应 。正是党内高层知识分子更好地理解了新政策的意图和局限性，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冒险的言外之意的批评。

滕代远（《人民日报》编辑，1952-1957年，北京市委委员）周围的一个团体，其中包括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和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真的支持下，他们发表了多篇批评毛泽东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领导的文章。他们将批评隐藏在有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故事和戏剧中：例如其中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廉洁官员海瑞因批评官僚弊端而被皇帝免职——这指的是毛泽东因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而罢免他。当时还不可能在报刊上公开或直接批评毛泽东，例如为了评价毛泽东的唯意志论，滕代远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了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谴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反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滕代远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大胆，最终他宣称毛泽东的著名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是……“空话”。[3]

北京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群体呢？1961年5月，作为政治局委员的彭真发起了一个研究项目，以决定可以从大跃进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研究重点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中央指示的指示和指导。滕代远被任命负责领导调查。他的研究结果将这场灾难直接归咎于大跃进战略本身。毫无疑问，中央不假思索地收到了太多虚假报告，发布了太多相互矛盾的指令，并忽视了少数试图报告现实情况的人。 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归咎于政治局和毛泽东。[4]尽管这些批评很尖刻，但它们是针对毛泽东和他的唯意志主义政策，而不是使得这些政策产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

1962年9月的中央会议一致同意，要对普通干部在大跃进期间犯下的错误和过激行为进行整顿。这样的运动本应按照预期对毛泽东造成巨大的损害。然而，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的影响，领导层需要对党内基层的情况进行评估。党员通过通常的官僚渠道提交的报告不太可信，因此，受到信任的人被派往各省隐姓埋名地工作，根据他们的经验起草报告。

在编写证词的过渡期间，毛泽东表示支持整风运动，并于1963年12月先发制人地猛烈抨击艺术和文化会宣扬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意旨，因此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泽东表面上与刘少奇集团达成一致，后者也希望控制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批评。然而，1964年2月，毛泽东扩大了攻击范围，贬低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强调明朝仅有的两位不错的皇帝几乎不识字，并称“书念多了要害死人。”[5]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开始攻击《中国妇女》杂志主编、刘少奇的盟友董边及其编辑政策，因为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对她的具体指控是，她强调诸如爱情、婚姻、家庭等利益，而忽视阶级斗争。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意味着她被免职。对董边的攻击是对从大跃进的政策中下令撤退的派系进行公开攻击的开始。这应该被视为同后来更广为人知的，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对吴晗的攻击一样重要的事件。

从农村收到的报告令人深感担忧；腐败现象再次泛滥，许多中下干部卷入其中，人们普遍对党产生不信任，甚至怀恨在心。 1964年底，中央同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从经济上、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清理党内），其重点是打击党内腐败，并重新整肃风纪。然而，1965年1月，毛泽东单方面发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纲领从而占得先机，将其变成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全面运动。选定的目标是中央委员杨献珍（中央高级党校校长），他在1958年下乡后写了一篇文章，声称大跃进代表的是一种服从意志和抛弃客观规律的理论。杨是一个精心挑选的目标，他与刘少奇有紧密的联系，而以上述理由对杨进行攻击，有效地压制了对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

然而，国际层面的事件将迫使毛泽东比他计划的更早发动反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的政党，拥有三百万党员和一千万同情者。毛泽东曾多次邀请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迪特（D·N·Aidit）访问北京，并说服艾迪特采取与苏加诺政府合作的政策，效仿中国第二次革命期间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其结果是，面对1965年10月发生的军事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解除了武装，这造成了包括艾迪特在内的多达100万共产党人和武装人员在政变中被屠杀。毛泽东倡导的政策所产生的结果与1925-27年中国的结果如出一辙。

这场可怕的悲剧进一步沉重打击了毛泽东的威信。刘少奇，特别是彭真，在中共召开的一次讨论印度尼西亚事件的特别会议上表达了对毛泽东政策的不满。彭真在会上竟然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毛主席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批评。[6]继大跃进的灾难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因为听从了毛泽东的个人建议而被消灭，这严重削弱了毛泽东在许多知识分子中的地位。这些人是最强烈要求诚实、公开地讨论党史的人，正因如此毛泽东选择他们作为他的首要目标。

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重新集结他的力量，其中包括文学评论家兼上海出版的中国重要报纸《文艺报》的编辑姚文元。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姚文元撰写并发表了对戏剧《海瑞罢官》的批评（江青作为合著者）。这篇文章被广泛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14.2.2 解放军准备就绪，文化大革命开始

解放军的支持对毛泽东来说至关重要，但不同地区的军队军官往往对当地党的干部忠心耿耿，因为这些人是他们在内战期间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些军官通常是高级官员，毛泽东和林彪则迅速采取行动消除他们的影响。

1965年5月，有广泛报道称，解放军已经取消了所有军衔。废除区别和等级象征被描述为对军队革命实践的回归，旨在促进官兵之间、士兵与平民之间更密切的关系。许多易受影响的左翼人士从表面上将这视为迈向更大民主的一步，也是毛派激进本质的证据。事实上，指挥结构并没有被废除，而只是重新定义，以便让林彪和毛泽东对解放军有更大的控制权。

以八路军为例，虽然没有军衔，但指挥体系明确，纪律严明。军官是在岗的，有班长、连长等头衔。军官的制服与其他军衔相同，但军官的身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识别：他们携带手枪，他们有勤务兵，他们发号施令，师长骑着马或骡子等等。

改革或多或少地保持了战地指挥结构的完整。最大的变化是，直接指挥的部队数量现在取决于军队编制中的地位。那些更有可能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结盟的高级军官往往从事文案工作，几乎不怎么直接指挥士兵，因此失去了军衔及其所赋予的地位。1966年4月5日，《解放军报》暴露了这一点，警告以前的高级军官现在没有军衔来保护他们，他们完全听从林彪发落。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被敦促重塑世界观，彻底服从毛泽东思想。 [7]

林彪加大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力度，在《解放军报》刊登了这样的口号：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灯塔。”[8] 1966年1月1日的社论指出：

“毛主席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实行；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这个信息是对刘少奇和中央的直接挑战。[9]

到了1966年4月，对吴晗及其剧作《海瑞罢官》的持续批评已经变得非常阴暗，从吴晗的思想错误转变为反党，甚至可能是反革命。攻击向外蔓延，很快就把彭真也包括在内。刘少奇和邓小平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试图封锁毛泽东。毛泽东拒绝出席。毛泽东命令林彪派兵占领北京地方政府的办公室，公开宣示派系战争，并明确表明他将不留余力地维护自己的权威。毛泽东回到北京公开表达了对这一行动的认可，并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政府将于6月初正式解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等文化机构高级干部也将被正式解职。[10]

毛泽东在思想领域发动了大跃进，以清楚党内一切不服从毛主义路线的人，彭真、刘少奇、邓小平首当其冲。然而，毛泽东还没来得及充分调动党内的支持，就被迫发动了这场官僚斗争。在印度尼西亚的灾难和中央委员会的整风运动可能会揭露他在大跃进中所扮演角色的真相，迫使他采取行动。在党内没有足够基础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毛泽东被迫寻求党外的支持。在此过程中，他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措，绕过地方党干部的权力垄断，动员学生在党组织之外行动。[11]毛泽东选择中高校学生作为他的攻城槌，并于1966年5月16日对优绩主义教育政策和教育工作者发起了正面攻击。

教育是两派之间的天然战场。毛泽东对唯意志主义的强调，使他过分夸大了教育中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重要性。这导致他主张优先向中共干部子女敞开教育大门，而刘邓集团则主张采取更倾向于任人唯贤的做法，并得到了大多数现有教育机构的支持。[12]

刘和邓迅速回应了毛泽东的倡议，并于6月3日指示党派出由经验丰富的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大学、主要学院和学校，“指导”红卫兵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下，党的高级干部子弟带头创建了红卫兵。在北京的许多学校中，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几乎全部由党干部子弟组成。[13]工作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反右运动的延伸，主要集中在抑制那些表现出独立自主性的学生上。

毛泽东对这最近一次阻止他的企图立即做出了反应，到1966年6月中旬，他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下令关闭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学校。接下来，他于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特别扩大全体会议。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全会，其中包括大量红卫兵代表，并且是在刚刚推翻当地政府的解放军的监视下在北京举行的，这次全会的性质可以从其中看出。 这次全会持续了十二天，并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14]

“十六条”显然是一份派系文件，其主要目标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它试图让广大党员（“95%”）相信，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只有“一小撮”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为了尽量减少反对而故意制造的烟幕弹。军队作为毛泽东权力基础的一部分，自然被排除在派系斗争之外（第15点）。

毛泽东充分地认识到，党的干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忠于走资派，而要成功，他的计划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平行组织来平衡党内的“当权派”。十六条的第九点要求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即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这些将建立一种选举制度，“要像巴黎公社那样”，代表将由群众选举产生并可以罢免。

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题为《巴黎公社普选制度》的文章，旨在动员群众拥护毛泽东。很明显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将受到中共毛派的控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意引入工人民主。

然而，觥筹交错间也会出现意外，上海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并存在了20天，然后又被重新被毛主义束缚。所谓的上海公社成为了对大批威胁着要摆脱党控制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真正鼓舞。对于革命者来说，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点。

十六条要求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造教育”，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 1949年后，学校中农民和工人阶级学生的比例不断增加，他们经常与从国民党政权继承下来的传统教学方法和教职员态度发生冲突。这些学生中的许多人因其待遇而遭到疏远，并对教育机构怀有敌意。毛泽东正是利用这种被压抑的仇恨来进行反击。导师很容易成为第一个目标。

几乎所有大中学校长、校长以及许多教师、教授都因有“知识分子精英主义”、“资产阶级倾向”、是“反革命分子”而被撤职、公开羞辱，有时甚至被打死。[15]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红卫兵“英雄”被怂恿做出可怕的行为——《新京报》报道，1966年8月至9月，仅北京一地就有1772人被杀害。[16]经过这次试运行后，1966年秋，毛泽东指示红卫兵“把北京带到全国各地”。

安德烈亚斯声称，大约在这个时候，红卫兵团体内部开始出现日益加剧的分化。在高干子弟日益成为党内某一个或其他派别的喉舌时，由工人、农民和下级干部的子弟形成的团体开始希望获得更大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并形成对高级干部子弟领导团体的反对派。这种分化在大学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农民和工人的孩子为了进入大学，在严格的入学考试中取得了高分，因此更加自信。

14.3 上海的人民公社

有关上海公社的大部分事实材料来自蒋洪生于2010年撰写的题为《上海的巴黎公社》的博士论文。读者可以在http://dukespace.lib.duke.edu.上获取副本。

上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商业和工业中心。对文革如何来到上海并在那里站稳脚跟的研究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为性，以及它是如何由北京指挥并由毛及其派系控制的。但上海的教训很重要，它表明毛派和“走资派”都将无产阶级民主视为最大的威胁。当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开始要求一些基本的民主权利时，推动文革的力量和他们攻击的目标“走资派”就联手阻止了一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终结的发展。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宣告结束。

王洪文是上海第十七纺织厂的保安队长，该企业拥有约8400名工人。在与张春桥（上海省委高层、北京中央组政委、文革大局、后来的“四人帮”之一）会面后，王于1966年6月12日左右，建立了一个由约30名工人组成的红卫兵小组并张贴了批评工厂当局的大字报。6月20日，当地党的领导人派出了一个由当时的女老革命家、同时也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石惠珍领导的工作组来控制局势。工作组成立了正式的红卫兵小组，邀请王洪文参选委员会成员，然后确保他没有当选。一时间，王洪文与造反派被成功孤立。

14.3.1 红卫兵到来

在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下，大批北京红卫兵学生前往上海（旅费和生活费由国家支付），打算成立一个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学生们参观了上海的中小学、大学和工厂，鼓励组建红卫兵团体，但9月2日，一些学生遭到工厂工人的殴打。第二天，成群结队的学生聚集在市政府的市长办公室抗议，据说，他们对党内呼吁上海工人提供保护的高层进行了人身威胁——一场斗殴爆发了，而北京红卫兵首当其冲。

王洪文在此时前往北京，张春桥在那确保了他会见了毛泽东——这一事件被宣传为王洪文的红卫兵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回沪后，他得到了自己工厂1000多名员工的支持。11月6日，在学生的大力支持下，王洪文召集了上海十七家工厂的工人会议，同意建立一个名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WGH）的全市联盟。 [17]当地党领导人的反对使得王洪文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引发了一系列公众骚乱，包括有选择性的罢工。这让北京有借口派张春桥去调查这件他负有重大责任的事件，并授权张春桥提出适当的建议。

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一项预先安排好的协议，王洪文让罢工的工人复工，而张春桥则同意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性的合法组织，允许批评党在上海的高层。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当地共产党由上海总工会组织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大多数“红卫兵”（名义上超过10万）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是劳动模范，他们占据了企业的大部分管理和行政职位，并得到了各级地方当局或明或暗的支持。

然而，王洪文发起的罢工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对工资和工作条件不满的工人们开始表达自己的要求。地方党的高层可能对无产阶级的独立活动迹象感到担忧，但当时认为他们可以遏制它，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其作为与红卫兵对抗的武器。为了赢得这些工人的支持，他们开始了一项改善工资和条件、加强工厂福利、养老金和健康保险的计划。为了让张春桥无地自容，他们允许工人休假去参加红卫兵集会，并以“不妨碍群众”为理由做辩护，声称遵循《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指导方针；迎接厂矿文化大革命热潮[18]自然而然，越来越多的工人提出要求，这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

毛派大声疾呼，如果老党员干部的这些举动持续一段时间，他们将使中国最大的城市破产，并严重扰乱国际贸易。北京以此为掩护，鼓励上海红卫兵夺取政权。1966年12月23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同意尝试更换上海当地党的高层。为了抗议，当地党煽动并推动了一日总罢工。红卫兵发动罢工，有效地关闭了铁路和邮局，严重阻碍了生产，使许多重要工厂陷入停顿。上海港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仅在码头就有近6000名工人举行罢工。 [19]

毛派现在投入了他们的力量来结束罢工。 [20]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一些在上海活动的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例如，上海玻璃机械厂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拥有1200多名工人。当大约一半的劳动力参加总罢工时，这里的生产停止了。在上海控江中学红卫兵学生的推动下，约100名上班的工人同意成立“生产管理工人委员会”，负责工厂的管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十名工人进入委员会；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同事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他们可以被召回。蒋洪生解释说，这被认为是一项革命性的发展，因为它废除了党内官僚垂直等级制度的做法，这些官僚高于劳动力和生产过程，并脱离了劳动力和生产过程。 [21]这一制度是红卫兵为了争取工人罢工的支持而提出的，但这种民主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上海玻璃厂事件的消息传开，其他工厂也试图效仿。

1月4日，张春桥返回上海会见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领导人，并计划应对罢工行动。1967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内的红卫兵夺取了该报，并让其散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声明，即《告上海全市人民书》。[22] 这既是对维持生产的呼吁，也是对罢工的猛烈攻击。由于这次接管得到了北京当局的支持，这是红卫兵入主上海的关键一步。

1月7日，包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内的多个红卫兵团体参观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他们与银行内的红卫兵一起，说服经理不要在未经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批准的情况下向任何人提供进一步的资金，从而有效地冻结了当地政府、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的账户。这意味着，尽管与当地党高层达成了协议，但从现在起，罢工者将不会获得任何报酬。1月8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卫兵学生组织召开联合紧急会议，成立了由7名工人、2名干部和35名红卫兵组成的“前线指挥部”。该组织最初的任务是动员红卫兵进入工厂，成为无薪劳模，保证上海工厂的生产。由于缺乏生产技能，学生往往会取代失业的体力劳动者。

1月9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向全国播出，明确表明北京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及其战友的行动表示认可。北京还批准了上海发布的《紧急通告》，为争取支持，该通知向工人明确表示，有关工资上涨、拖欠工资和其他物质福利的新安排将继续有效，但原则上可以重新调整。稍后考虑。为进一步表示支持，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下，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向上海革命造反组织发来贺电，进一步表达对上海革命造反组织的支持。[23]

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占领了上海铁路局总控室，1月11日至14日，红卫兵团伙占领了上海市区县级单位、工厂、码头、及其他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接管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学生红卫兵在员工的协助下领导的，当然，最广为人知的事件是少数由员工单独进行扣押的事件。

现在，红卫兵（总是在破坏罢工的工人的指导下的学生）在斯达汉诺夫式的努力下，使火车、工厂等重新恢复运转，并声称在许多情况下产量都超过了原来的数字。此时，红卫兵或多或少已经完全瓦解，许多人加入了一个或另一个红卫兵团体。在接受来自北京的权威的认可的同时也收到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1月12日，为庆祝这份电报，上海造反派举行了由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集会，工人们自愿加班加班，不加工资。会议同意按照《十六条》规定，以新的组织形式取代上海市委。作为官方批准的标志，新华社于第二天发布了该提案的全文。[24]

14.3.2 红卫兵组织接管上海

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的成立表示赞赏。在该篇文章之后又发表了两篇文章，进一步美化了委员会，表明毛泽东坚决支持这一倡议。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声称得到了毛泽东的个人支持，试图协调和组织上海众多的红卫兵团体。 1967年1月16日左右，它与其他15个红卫兵组织一起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工人联络部。有人试图将上海所有的红卫兵派别纳入其中，但没有成功，因为一些红卫兵开始质疑破坏罢工是否真的是一项革命活动。

1月16日，《红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对上海事件的评估，许多人认为这是毛派领导层鼓励红卫兵在张春桥的指导下全面接管地方政府。然而，这并不完全正确。北京开始对上海发生的事件持严重保留态度。毛泽东的总体战略是让红卫兵清除“走资派”，但他们的活动会因在林彪和毛派控制下的解放军而保持在安全范围内。在上海，解放军部队迄今尚未参与这一进程。 1月18日，当一群复旦大学学生贴出“发扬怀疑一切的无产阶级精神”的墙报时，这些危险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北京急忙地明确了对红卫兵活动的限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25]

1月19日至2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当然，这个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叶剑英也在场。他将在之后成为组织推翻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叶剑英在会议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成功否决了江青提出的在解放军内部组建红卫兵组织的建议：相反，会议决定“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应分期分批进行。”[26]会议确实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解放军更加积极地支持红卫兵活动，但它拒绝认可江青的建议，并随后全军文革小组负责人的辞职表明，尽管有林彪的努力，解放军并没有坚定地支持毛派。

1月22日至23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与上海主要红卫兵组织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在所有所谓无产阶级派别最广泛团结的基础上组建全市联络中心。一致认为，这个联盟接管上海的管理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最终被同意，可能是在张春桥的建议下，以表明与农业公社的联结。

必须记住，红卫兵组织缺乏经验，他们的政治和组织上的训练是通过观察斯大林化的党的工作而获得的，他们主要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同时他们很大程度上受到毛主义政治的激励。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想法浮出水面并被讨论。一些团体提出的批评客观上挑战了毛派的领导。复旦大学红卫兵开始公开批评张春桥，作为罢免和打倒“所有干部”运动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最大的红卫兵团体（约有四万名成员的红革会，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也开始对张春桥进行批评，但批评的依据尚未确定。一群红色革命造反派将张春桥扣为人质，并将他送上法庭，让他站了六个小时，同时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们决定第二天让他游街示众，并举行群众集会公开羞辱他。直到1月29日北京致电要求红革会释放张并向他道歉后，才避免了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及其盟友的重大暴力冲突。这些活动给毛派及其在中共官僚机构中的反对者都带来了问题。敢于批评张表明红色革命造反者正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民主，这威胁到所有官僚机构的存在。红革会作为一个组织，被排除在上海公社之外。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并由毛本人修改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这篇社论被视为全国红卫兵向各地攻击地方党高层的信号。只有北京的军事单位和中央政府部门除外。社论谨慎地呼吁建立将红卫兵作为地方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地方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以及党和政府组织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起来的三位一体临时权力机构。前者是为了清除毛泽东的反对者，后两者是为了阻止他们在组织上或政治上走得太远。

14.3.3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1月底，“前线指挥部”的一个小组向张春桥提交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草案。它试图效仿巴黎公社，呼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并表示“所有委员会成员都将作为人民的公仆被选举出来”。张春桥建议推迟公社的启动，以便他听取北京的建议。红卫兵坚持立即进行，成立典礼定于1967年2月5日举行。

张春桥把宣言的标题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并对文件进行了编辑，使最终形式力求弘扬毛主席至上、毛泽东思想优先。这份编辑后的文件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三结合政策，要求公社的领导层由革命群众组织、驻沪解放军负责同志和忠实遵循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在沪中共干部组成。它保留了广泛民主的承诺。

会议商定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代表：张春桥、姚文元（均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三名驻沪部队三名负责人、三名来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一名农民、一名学生、革命造反组织联络中心的一名上海市委常委。该委员会还包括被任命领导管理的七个上海部门的红卫兵，例如：抓革命促生产队，主管工业。张春桥——其权威主要来自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将担任公社的领导。红卫兵代表大多是由他们自己的群众组织选出的（并可以罢免），因此公社整体上采取了代表与任命相结合的制度。在接受上海处于张的控制之下的保证后，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安排。 [27]

然而，事实证明，要形成三结合是很困难的，因为红卫兵和造反工人团体几乎把所有党的老高层都排除在公社之外，并且拒绝任命有经验的党干部担任任何负责的职务。这不仅使中共难以发挥有效领导作用，而且给毛派带来了潜在的严重问题；如果它的路线实际上意味着呼吁将党的干部赶下台，那么它怎么能希望赢得党的支持呢？

在上海实施三结合的另一个困难是，许多地方党的高层与当地军官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友谊，这些关系有时甚至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坚持认为，任何新的权力结构都必须包括军队，以便在需要时充当其派系的稳定因素和权力基础，但公社的基层创建者担心上海驻军会忠于其在党委上的老朋友。结果，来自军队的三人只能勉强参与。[28]

许多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领导人都不是中共党员，人们很快就发现，如果党的高层和军官的存在受到限制，公社很可能会出现党员占少数的行政机构。惶恐不安的毛主义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可能不会追随中共，从而中共也可能因此失去其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

1967年1月31日（上海公社成立前六天），在中国最东北部的黑龙江省，红卫兵与解放军的领导成员成功形成三结合，毛派松了一口气。解放军和省委，成立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于2月10日社论盛赞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革命造反派……旗帜鲜明地执行党的政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各兄弟革命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团结革命的领导干部，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29]

毛泽东本的原意是通过大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高层，而不是中层干部和基层党员，但上海事件表明，“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等口号是不合时宜的。红卫兵和造反工人将其解释为攻击官僚的许可证，无论其派别忠诚度如何。

毛泽东看到了不祥之兆，大众民主，即使是以上海人民公社的扭曲形式，也威胁着官僚控制。他辩解道：“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叫什么 ……公社能代替党吗？”[30] 红卫兵的官方报纸《红旗报》介入了支持三方联盟的争论，并提议在上海用革命委员会取代公社。

14.3.4 …和废黜

诚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曾公开主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但从他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反应可以看出，这只是一个烟幕弹。公社领导人和反对者都将向黑龙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的祝贺以及对上海发生的事情没有正式承认的情况视为一种谴责。中共对公社的控制程度相当大，例如：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但普选原则和罢免权都已提出，且已有有限地实施。这些被其他红卫兵团体接管只是时间问题。

毛泽东提议更改公社的名称。从他给出的滑稽理由就可以看出他对事态发展有多不安：这意味着他作为主席的头衔将不再有效，他将不得不采用其他头衔，诸如“主任”；这个国家不能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必须成为中国人民公社！更严重的是，他担心上海公社的民主元素将向其他城市发出效仿的信号，这将意味着他的波拿巴统治的结束。 2月19日，从毛泽东到叶元帅的中共中央同意向各党委发出通知：“原则上不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31]

现在的重点是中共干部、解放军和红卫兵的三结合，作为效仿的模式。三结合必须得到党的上级（即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军队代表将由军队任命，并须经上级指挥官批准。在2月24日的电视演讲中，张春桥在对上海人民宣布上海人民公社结束，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只存在了二十天。

公社有一些选举成分和一定的群众参与，但上海的三结合仅限于未经选举产生的红卫兵、军队和党的干部代表。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消灭“走资派”，那么公社会比三结合有效得多，三结合为“右、修、官僚、精英分子”打开了大门，条件是他们假装自己赞成毛泽东路线。毛泽东的三结合使精英管理和政府机构重新占据了权威地位。 [32]

党的领导层声称，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区别在于，革命委员会里包括了有许多改正了错误、回到毛泽东路线的老党员干部。 [33]公社中与群众直接联系的七个部门全部被撤销，此举旨在加强上海市区委的行政职能。群众组织被解散。 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利用中苏军队在边境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下令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并禁止成立任何新的群众组织。这使得剩下的红卫兵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被孤立并逐渐被军队或党员取代。

1967年2月，军队在中国各地主动发起攻击，挑战毛泽东指示的红卫兵遭到殴打、逮捕、监禁，甚至枪杀。蒋[34]报道了叶剑英元帅是如何批准四川省（成都军区）甘渭汉将军的请求，批准逮捕和拘留3万多名叛乱分子。据称，四川省所有监狱都关满了叛乱红卫兵，当局不得不将至少一座佛寺改建为临时监狱。最令人震惊是在2月23日西藏边境的青海省的屠杀。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派出部队抓获了滞留在《青海日报》大楼内的数千名叛乱红卫兵，300多人被杀，多人被枪伤，其余被监禁。

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因为不仅造反派红卫兵遭到解放军的追捕，而且红卫兵各派之间还存在公开的战争，毛派红卫兵和忠于党内高层的红卫兵之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据《人民日报》报道，仅云南省就有8万至16万人被杀。在武汉，既定领导层成功抵制了（毛派）红卫兵的夺权企图，并在当地军队的支持下逮捕了500多人并试图解散他们的组织。 1967年6月到7月，两个派别之间甚至爆发了内战，在其中一次交锋中，有250人死亡，至少1,500人受伤。 [35]

北京的两名特使抵达武汉进行裁决，结果当然是红卫兵的胜利。当地中共袭击了特使所在的酒店，并劫持了其中一名使节作为人质。林彪调动一个空降师和一个海军中队包围武汉，特使得到了释放。武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开始：北京的指示不断变化使其权威在红卫兵中的激进分子受到了削弱；三结合内部不同势力的不平衡意味着国家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根据哪个集团或联盟在当地三结合中占主导地位来解释的。

中革军委为夺取全国政权进行了最后的孤注一掷，要求对党和解放军中保守分子采取更激进的策略。一些红卫兵刊物要求《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并鼓吹解放军内部造反。1968年春，最极端的红卫兵组织（在广西）在开往越南的火车上夺取了武器，并与解放军和保守派发生小规模冲突，以控制当地革命委员会。 [36]其他红卫兵团体在对形势进行了为自己考量的分析后，开始提出不支持毛泽东的分析。湖南学生发表公告，将周恩来和其他的毛泽东支持者称为“新资产阶级”，并呼吁建立“真正的”公社。 1968年初，上海和北京的激进学生分子不顾中央文革小组的命令，提议召开全国会议。 [37]正是这些威胁到官僚机构根基和分支的事态发展，才对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阶段。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党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这次大会由毛派主导：毛被确认为最高领导人，其他曾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也被分配到政治局任职。林彪就任中共副主席，被宪法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思想重新写入党章。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林彪的妻子叶春分别成为政治局历史上头二位女性委员（她们被正式选入由170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一直持续到1973年，但只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由于林彪的身体原因，叶春早已养成了代替他出席党的会议的习惯！[38]

然而，这些胜利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刘少奇、邓小平或许被扣上了“卖国贼、叛徒”的帽子，但党内的“走资派”却大体上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超过40%的中央委员会是现役军官，但在中国，解放军是党的产物，而不是反过来。毛泽东的胜利是表面的、暂时的。红卫兵很快就接到指示返回到地方。 [39]否则，他们将被学校开除，毕业后也不会被分配工作。

1969年后，中共把重点放在重建上：重建党、重振活力、稳定经济。现在由毛泽东夫人（江青）领导的毛派试图保留他们的决策权，但他们正在逆流而行。派系之间紧张的关系依然存在，因此直到1971年初党委才在省一级重新设立，但对当下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才是党的中心主题，毛派不可避免地日益被边缘化。

唯一结构相对未受损且拥有实权的机构是解放军，但其政治上存在分歧。一方面是林彪派，他们继续鼓吹“政治挂帅”和持续反对苏修的斗争。另一边，大部分地区军区指挥员都看向叶剑英元帅，他们的观点普遍与“走资派”一致。这件事的定案是极其果断和令人惊讶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飞机失事去世，其死因至今仍扑朔迷离，但不久之后，林彪最亲密的支持者就被迅速清除，毛派的影响力立即急剧下降。党和国家现在试图在解放军内部实现非政治化并促进职业化，同时也为许多在1966-68年遭受迫害或蒙受耻辱的人平反。

中国的政治潮流决定性地转向了“走资派”，他们呼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物质激励和有效的经济计划。他们还主张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 1972年2月，理查德·M·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总统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清楚地表明了“走资派”掌握着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同意美国将对越南的轰炸范围扩大到北方的重要经济目标。）

其中最著名的是邓小平，他于1973年4月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支持基于1920年代早期俄罗斯采用的新经济政策的方针。 1973年8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再次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委员），其资历足以负责与英国政府就香港回归中国进行的谈判。 [40]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位文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大会确定了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领域的“四个现代化”方针。毛泽东去世后，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这一行动纲领确认为行动纲领。然而，在周恩来于1月逝世后，邓小平还遭受了一次侮辱。在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夫人能够集结足够的支持，将邓小平从最重要的职位上撤下来。毛泽东于同年九月去世，四人帮于十月被捕。邓小平在他们的垮台中扮演的角色尚不清楚，但几周后他就公开重返领导团队。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无论是在执政之前，还是在执政过程中，以及执政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都没有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过清洗。然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潮流将毛泽东关于大革命和上海公社的口头言论视为宝物、认为那些代表着他遏制中国共产党官僚主义的真正尝试，而不是认为它们是毛泽东为重新获得无可争议的中共领导权而采取的派系行动。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托洛茨基在普林基波岛的秘书之一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开始将毛泽东的政策称为官僚中派，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中派一词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托洛茨基在1933 年以前，认为斯大林派是完全反革命之前用来描述的术语。 [41]三十年来的教训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场由中国官僚集团的一个派系针对另一派发动的运动与工人民主的真正尝试遭到混淆。

14.4 总结

1949年后，手握国家资源，中共高层开始大肆支出（见第10.2节）。中国官僚并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将特权和工资差异视为暂时的、由革命的孤立和经济不发达性质所强加的，而是将其视为治理国家的自然奖励。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在某个阶段可能会重建。托洛茨基警告说，如果官僚制度没有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资产阶级的分配规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决定国家阶级性质的关键因素：“如果特权不能传给儿孙，那么只有一半的价值......官僚在这具有决定性的领域的胜利意味着他们成功转变为新的有产阶级。”[42] 正如后来在2011年尼尔·海伍德（Neil Haywood）在重庆一家酒店被谋杀的丑闻中所发现的那样，中共将他们的儿子送到哈罗公学等英国公学。[43]

官僚机构捍卫国家的经济计划，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和特权。正如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所解释的：

“这些官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威望和自己的进欵。他们保卫自己比保卫苏联精明得多了。他们保卫自己，不惜牺牲苏联，不惜牺牲世界无产阶级。”

然而，毛泽东未能将这些植根于中共斯大林主义性质的物质和社会经济条件视为资本主义复燃的主要原因。相反，他指责艺术、文学和科学领域资产阶级思想的力量。他坚信，在内战最黑暗的日子里，中共干部不断发扬的牺牲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足以克服中国生产力在物质上的落后。毛泽东并没有通过走向更大的工人民主来激励中国人民，而是恢复了斯大林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会加剧，并景上添花地说到这种情况可能持续数百年。就像斯大林一样，毛泽东建立了一个压迫性的国家机器来保护官僚机构，并为之辩护。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一部分官僚机构的过度行为的攻击，这些行为威胁到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毛泽东效仿斯大林，枪杀个别过度腐败的官僚，以更好地维护整个官僚体系。毛泽东将对走资派的打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与遏制更极端的腐败形式（以维护整个官僚体系）结合起来。对于特权官僚来说，文化大革命混乱的三年并没有磨合他们与被剥夺权利和受虐待的工农群众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对于理解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后来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多数官僚松了一口气——他们想要恢复稳定，享受体制内的特权。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得出的结论是，群众行动是对他们特权存在的威胁，并以尽可能少让中国群众参与决策的明确条件开始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分析。这些官僚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引入真正的工人民主。

尽管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两个关键因素的存在，这场运动从未得到无产阶级的广泛支持：红卫兵将大跃进的唯意志论带入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要求结束奖金计划和工资差别，并降低安全标准。工人们被要求通过更加努力地工作和无薪加班来增加产量，只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将文化大革命带入工厂的主要是那些急于保住自己特权地位的工厂领导和党内官僚，或者是那些尽管出于好意但对工厂工作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确实对工厂产生了影响，但并没有像毛派所希望的那样。工厂工人利用这一情况抗议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要求更安全、更健康的环境、更高的工资以及结束管理人员的特权并由民选人员取代。当产业工人开始表达自己的要求并采取独立行动时，毛泽东退缩了，并于1969年将文化大革命的灵魂重新掌握在了官僚的控制之下。

不能用官僚手段来对抗官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失败了，最终加剧了官僚主义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官僚机构中的毛派不能走到可以把权力交给工人那么远，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颠覆他们自己的世界。这意味着毛派与其对手之间的斗争结果将由党内决定，而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各级党员和国家官员都得到了一个直观的教训：急于执行当前的政策会使自身成为仕途和未来政策转变的人质。结果是官僚过度得畏手畏脚。

中共领导层和党本身的合法性严重丧失。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城市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派别之间以政治原则名义进行的明显权力斗争，导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商品稀缺意味着中共和政府内部的腐败急剧增加，做事需要依靠人际关系和贿赂。

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略意味着农业生产几近崩溃，所有学校和大学关闭，最后工业生产受到严重扰乱。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一派（大多数中层和高级干部）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并开始从这些经历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过程又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下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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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290.

[20] Peking Review, 13 Jan. 1967, www.massline.org.

[21]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292)

[22] Peking Review, 13 Jan. 1967, www.massline.org.

[23] Peking Review, 20 Jan. 1967, www.massline.org.

[24] New China’s News Agency, 12 Jan. 1967 A Proposal of Setting up Shanghai Revolutionary Rebel Organizations’ Liaison Post.

[25] Tao Zhu’s Speech at th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in Jiang, Op. cit. p361.

[26]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28.

[27] Ibid. p408.

[28] Guo Jian, Op. cit.

[29]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17.

[30] Mao Zedong, Talks at Three Meetings With Comrades Chang Ch’un-ch’iao And Yao Wen-yuan, February 1967, w.m.org.

[31]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78.

[32] Marcy, S. China 1977: End of the Revolutionary Mao Era, www.workers.org.

[33]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90.

[34]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2008. Pluto Press, p62.

[35] Hongsheng Jiang, Op. cit., p442.

[36]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80,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244 et seq.

[37] Hai Feng, An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anton Area, 1971,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Hong Kong, p384.

[38] Qui Jin,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P., 1999.

[39] Hong Yung Lee, Op. cit.

[40] Waldergrave, W. Memoirs, Constable, 2015.

[41] Trotsky, L.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 1933, www.marxist.org.

[42] Trotsky, L.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m.org.

[43] Lafraniere, F., and Burns, J. Washington Post. 11 April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