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斯大林为中国革命设定基调

3.1 简介

共产国际（CI）的建议和物质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组建至关重要。起初，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真正的帮助和指导，但在列宁去世后，随着斯大林及其派别首先在俄国、然后在共产国际上台，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被系统地强加给中国共产党。

随着实践证明新路线其实是灾难性的错误，俄罗斯党内的派系利益（而不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需求和情况）成为了制定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而直接下命令取代了建议和指导。如果有人提出质疑，共产国际（CI）的代表就会以开除出共产国际来威胁个人甚至整个组织，以此迫使他们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试图组织反对派的个人被开除，而一种黑色传言则一直流传，即中共领导层中的某一些人积极向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出卖反对派。这种行为与斯大林派别在俄国使用的方法如出一辙。在为维持斯大林派系当权而进行的大清洗期间，被杀害的俄罗斯共产党人比内战期间还要多。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至少在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之前，斯大林的意愿在决定中共所有重要问题的政策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大失败，失去了任何有分量的无产阶级支持，并且走了二十年的弯路，而在这二十年期间，中国人民遭受了可怕的痛苦。了解布尔什维克党内斯大林派系的发展，以及斯派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如何从自己的派系需要而非中国的现实出发的，对于理解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至关重要。

3.2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

3.2.1 斯大林成为总书记

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同意季诺维也夫代表列宁提出的建议，即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应该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局(Politburo)（也称为政治委员会）和一个中央组织局（Orgburo）。前者旨在成为党的真正领导层，并且由于其成员相对较少，可以快速有效地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后者将分配资源以执行中央委员会（CC）的决定。在列宁的大力支持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还批准了斯大林担任新成立的拉布林（工农监察局）委员的任命。[1]

在1920年之前，斯大林在领导党的机器方面没有发挥直接作用，但从现在开始，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党的事务上，并通过这三个职位，斯大林参与制定政策决定，负责分配党的资源来实施这些决定，然后也掌管着负责评估他做得如何的委员部。[2]列宁把斯大林提拔到这样一个决定性的位置，可能是对一名高效的党的管理人员的提拔，但这也反映了对这个人灾难性的错误评估。

到了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斯大林已经有足够的实力让他的支持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成员，以取代那些对托洛茨基友好的人。中央组织局(Orgburo)被扩大到七个成员，使斯大林获得了其内部的多数。[3]第十次大会（1921年3月）结束后两天，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一致接受了加米涅夫的建议，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可以指导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这包括挑选和分配干部担任党内职务。随着斯大林权力的扩大，总书记办公室成为党的活动的事实上的控制中心和新兴的党内等级制度的枢纽。[4]

毫无疑问，斯大林在精简党的组织和使党更有效地执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斯大林开始利用党的资源来加强对他个人忠诚的小集团。这个无原则的集团和所有类似集团一样，刚开始时以流言蜚语和背后捅刀子为基础，而其主要目标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毋庸置疑的组织能力正在从建设党的积极力量转变为破坏性力量，使党的机构成为最终摧毁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的因素。到了党的第十三次会议（1924年1月16-18日），斯大林成了党内掌握实权的人物。

3.2.2 政党禁令和战时共产主义

 在1917年10月之前，布尔什维克内部没有任何领导人提出过革命后会有一党制的政治制度，在起义后的这段时间里，甚至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Cadet Party）也仍然合法。唯一被镇压的政治组织是因煽动大屠杀而臭名昭著的新法西斯主者 “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前的政府目标是“自由召开的全体人民的制宪会议”，“人口中的每一个阶级” 都会参加。[5]在这样的模式下，只有死硬的沙皇和土地贵族才会认真反对革命，所以禁止政党的概念从未出现过。

但是，事与愿违，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意味着城市中产阶级——1905年列宁曾预测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6]现在反对着布尔什维克的起义。1917年11月9日，最起初的反应是颁布了禁止敌对报纸的法令，但该法令特别指出，该禁令是临时性的，一旦正常的条件被重新建立起来，它就会被立即撤销。[7]

然而，在主要由英国和法国提供资源的白军（the Whites）以及包括美国、法国、捷克和日本在内的不少于13支干预军队的保护下，在立宪民主党（Cadets）的支持下，右派社会主义革命党（The Righ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和一些孟什维克在一些地方宣布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如阿尔汉格尔斯克、鄂木斯克、萨马拉和乌法。这些人嘴巴上支持民主，但实际上却把真正的权力让给了反革命军队。这使得这些政党在苏维埃控制的地区内不可能有宣传和鼓动的自由。苏维埃内部发生了剧烈的两极分化。内战使布尔什维克别无选择，只能把右派社会革命党（Right SRs）和孟什维克排除在苏维埃之外。

到1918年11月，在第六届全俄苏维埃大会的950名代表中，有933名是共产党员。[8]但随着党对权力的垄断，党和国家的分离变得不现实了；党的核心小组所决定的事情对参加苏维埃的所有党员都有约束力。一般来说，到1921年，在地方一级，党分支书记已经取代苏维埃主席成为领导官员。[9]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党和国家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只能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削弱和党的官僚化。

第12次全俄党员大会（1922年8月4日至7日）把已经存在的实际情况正式的形式化了：关于《协会和工会登记》（The Registration of Associations and Unions）的决议意味着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所有政党都被禁止。[10]由于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在进行反革命活动，该禁令是必要的，但这也是一个警告信号，它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施加于一个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上所造成的影响。

在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被迫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政策，对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中央集权和受党控制，对维持军队供应必需的产业实行国有化，并取消了国家机构和非党组织的决策权。[11]

战时共产主义包括强制征用粮食。然而，一旦白军被打败，并且农民认为自己的土地是安全的，广大的农民就会大力抵制征用，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盗窃行为。而面对强制征粮（译者补充），农民的应答则是只种植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意味着很少或没有粮食可供征用。[12] 城镇里的粮食状况越来越糟，几乎要饿死人了。1921年3月1日，庞大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的水手们叛乱了——这反映出苏维埃国家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13]这次兵变是证明战时共产主义不可持续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全俄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ARCP(B)）上（3月8日至16日），会议同意走向新经济政策（NEP, New Economic Policy）。[14]

然而，战时共产主义产生了不利的长期后果：以自上而下的指挥取代了党内民主，并引入了任命而非选举地方党领导人的制度。这些变化是在禁止反对党的同时发生的，这意味着战时共产主义带来了一个基于布尔什维克党的等级社会制度，党同时也成为了获得稳固工作的途径。[15]

3.2.3 新经济政策和新成员的特点

新经济政策（NEP）意味着农民为他们生产的东西交税，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物。这种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满足了农民的当前需求，但也代表着共产党转向了中层农民和富农——他们是最有效和最大的食品生产者。随着苏维埃政权采用新经济政策，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并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得到加强的土地所有权平等化进程被逆转。[16]

新经济政策对市场的依赖，加强了富农和耐普曼（NEPmen）（资本主义投机者）的实力，损害了贫困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富农们拥有最大和最肥沃的农场，以及购买设备、马匹和化肥所需的资本；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在新经济政策（NEP）下，农村的贫富差距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与此同时，对工人国家的政治反对力量也在不断增加。[17]

新经济政策给了苏维埃政权喘息的机会，但代价是社会分化加剧。为市场经济生产商品和农产品，不仅使小资产阶级的富农、店主和商人迅速致富，而且也使一些手脚麻利的党员官员迅速致富。伴随着阶级分化的重新出现，国家、工业和党的官僚机构的萌芽开始凝聚起来并发挥它们的力量。[18]

物质上的不平等开始迅速扩大。1920年，政府规定，收入最高的管理人员的收入不应超过最低工资的四倍。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出现，这一比例被提高到8倍。192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万名国家官员承认自己的收入超过了上限，1.5万名官员的收入超过了最低工资的15倍——更不用说腐败和非法收入了，而大家都认为这是普遍现象。[19]

私营贸易蓬勃发展，但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要在不亏损的情况下弥补战争损失，并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资助任何工资增长。这对诸如八小时工作制、妇女享有带薪产假或趁着休息的时间给在工厂托儿所照顾的婴儿喂奶的权利等革命成果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20]工厂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在1922年秋至1923年夏期间，失业的产业工人人数从大约50万增加到125万。妇女受到的打击尤其大。

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全国，有时是由坚定的党员领导的，他们作为积极的工会会员，感到对自己的工友有责任。[21]党机器的反应则是让秘密警察格别乌（GPU）介入，逮捕一系列的此类活动家，然后草草地开除。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1877-1926）是格别乌的负责人，也是斯大林的虔诚支持者，他要求政治局成员向格别乌通报任何已知的反对活动。[22]这是格别乌第一次被公开用来对付党员，尽管它很快就会成为监视工厂里的活动家们的正常做法。[23]

新经济政策产生了一种个人膨胀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污染了从红军中返回的无产阶级党员。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会在新的国家机构或工厂管理层中担任行政工作，与他们原来所在的工厂车间隔绝。在这一时期，党的职能管理人员，特别是新涌入的党员，正在变得更加自信，并开始在政府组织、工业管理和国家机器内部建立起关系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在凝聚成一个将成为苏联统治者的精英层。[24]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大多数基层党员从支持工厂工人捍卫工资和条件的行动，到——在地方党委书记的压力下——站在工厂经理一边反对劳动大军，支持削减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增加工作负荷。在许多情况下，这导致了基层党员的幻灭和士气低落，他们退出了党。留下来的人不得不变得更加铁石心肠，而这些人往往是政治上最落后的党员。[25]

在技术先进国家中革命的接连失败使得俄国处于孤立状态，并为敌对阶级力量的增长和内部官僚主义的腐化提供了条件。

在1917年10月和内战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当时被白军俘虏意味着必死无疑且死法很痛苦惨烈。在这一时期，党员招募采取了筛选相对宽松的政策。然而，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人们认识到，许多加入的热心人并不具备必要的正直、诚实、奉献精神或政治觉悟。[26]于是大会决定将那些“不配 ”的人筛掉，在六个月内，党员人数从大约25万人减少到大约15万人。

然而，到了1919年秋天，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受到白军包围的威胁，政权情况危急且没有退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大门再次敞开，在1919年10月至12月期间，有近20万名新兵入党。到1920年3月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超过60万，到1921年3月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时，几乎达到了75万。[27]大量人员涌入党内，意味着到第十次大会时，只有约10%的党员是在1917年以前入党的。新党员绝大多数是诚实的共产党员，准备为革命冒生命危险，但他们的政治教育更多的是军事手册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这是一个真正在战场上锻炼出来的党” [28]，在那里约有20万人丧生。[29]

在内战中，问题的决议及解决必须是即时的，这伴随着决策的集中化和非选举的指挥结构。红军的目的和党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加强了国家和党的融合，并提高了党内决策的集中化程度。1920年后，复员的党员士兵成为地方苏维埃和各地经济的管理者，服从命令的趋势被加强，因为人们既希望自己服从上级，又希望下级服从自己。[30]

政府和工业界的高级别职位里面需要共产党员，这意味着在复员时，很大一部分党员被直接任命为行政职务。皮拉尼（Pirani）给出了1922年下半年的数字，当时仅在莫斯科就有近2000名党员被任命到地方和中央国家机关。[31]到1921年底，仍是工厂工人的党员比例不超过20%，而农民小组中的党员比例为30%。[32]

从1922年的党代会到1923年的党代会，在加强俄罗斯共产党（RCP）对俄罗斯生活各个方面的主宰地位方面，跃进巨大：工会地区级别的领导人中党员的比例从27%提高到57%，军队中指挥人员的比例从16%提高到24%，合作社经理的比例从5%提高到50%，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重要机构中皆是如此。[33]为了调集力量，党的书记处现在有一个人事部，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并保存所有成员的详细档案。它有权在短时间内命令党员改变职业和居住地，这不仅是为了晋升，也是为了维持纪律：从首都调到西伯利亚的荒野的可能是对表达异议的惩罚。

3.2.4 禁止党内派别以及党的权威

内战结束后，一张党员证几乎是一份稳定工作的保证，（一心想飞黄腾达的）野心家纷纷涌入。[34]列宁一再警告野心家、资本家、白卫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SR）对党的渗透的危险性，并主张全面驱逐他们。尽管如此，据估计，到1927年，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约占在职高级干部的四分之一。[35]

如果忽略俄国的实际情况，就无法正确理解列宁在这一时期推行的、而又得到托洛茨基支持的政策：此时的实际情况是饥饿、无产阶级的部分原子化碎片化、经济灾难、人口的文化和技术水平非常低，以及来自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的压力（由于新经济政策，这部分农民群众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些都是国际革命延迟的后果。面对这样的压力，苏维埃国家该如何维持？列宁确信，进入党内的阶级敌人有意识地利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如工人反对派）提出的分歧来削弱党的力量，达到反革命的目的。[36]列宁担心的是，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俄共（布）会开始反映敌对阶级的压力，如果允许这些阶级以派别形式表现出来，最终会按阶级路线分裂党。这将意味着工人国家会被推翻，因为正是共产党把它维持在一起并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因此，1921年初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喀琅施塔得起义几乎就在其门口发生——禁止了党内的派别。列宁明确表示，这是为了应对特殊情况而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且，他赞成对这一规则进行灵活的解释，拒绝让它成为定例的企图。[37]

这种限制党员民主权利的紧急措施加强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作为强加给党的“必要之恶”，它本应在情况缓和后立即取消，恢复全部民主权利。但事实上，在列宁去世后，这一临时措施被永久化了，成为加米涅夫（Kamenev）、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Zinoviev）这三驾马车（Troika）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的一部分手段。[38]最终，对派别的禁令将在国际上推广，成为在中国等地击败反对派的主要武器。

党已经从一个地下党跃升到权力的高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人们也在变化。斯大林越来越多地利用他对党组织越来越大的支配权，招募那些对他有个人义务和忠诚的人担任重要职务。在他的总书记位置上，当他分配恩惠和财富的时候，他正在失去他的道德操守。这正在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打下基础。

随着对内部派别的禁止，党内的权力逐渐集中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种集中化不可避免地有其组织形式：书记处（The Secretariat）（在斯大林领导下）越来越多地监督（即控制）党的人事任命和分配。随着克里姆林宫档案的公开，人们重点关注这个在由总书记实际任命并听命于总书记的的中央集中的党内职能部门系统，是如何发展壮大的，以及此过程的细节。现在可以得到的大量细节恰恰证实了当时俄共内部的反对派所做的基本分析。主要的区别在于，事实证明，官僚机构奴颜婢膝和自私自利的程度反对派做梦都没有想到。

到1920年9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时，省委书记的任命制已经成为惯例，尽管当时仍倾向于由地方推荐担任这些职务的候选人。塞尔日（Serge）描述说，到了1920/21年冬天，“党内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围困状态，党内越来越多地由书记们从上层管理。我们对这种官僚化束手无策，找不到补救的办法”。[39] 

斯大林集团的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个人联系可以追溯到1903年之前。他们是高效的、有能力的组织者，工作勤奋，通常有耐心和谨慎，对组织机关的工作轻车熟路并感到非常自然，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保守倾向。斯大林，作为总书记，体现了这个新的团体，团结了他们并把把他们拉到了一起。正是在他周围，他们形成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共济会。对这些 “实际的”人，这些“现实主义者”，这些“委员会成员”来说，花时间和精力达成民主决定是一种浪费，会拖延——甚至威胁到——必要的工作。[40]

在第十次大会（1921年3月）上，据报道，党的书记处负责调动和/或任命了4万2000名成员的职位。可以说，从这次大会开始，斯大林在党内处于如此强大的地位，也就只有列宁的直接反对才能把他赶走，而这正是因为他有一个机制来控制谁参加决策会议，确保“正确”的人成为分支的干部，等等。

第十次大会曾批准对那些行为过于粗暴和公然以至于令人忍无可忍的野心家进行清洗，但在第十一次大会（1922年3月/4月）之后，大会非常强调团结和党的纪律，清洗也开始针对于打击批评和异议者。[41]党的十一大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实行任命而非选举大会代表的大会。[42]十一大之后，从1922年夏天开始，书记处迅速加强了对党和国家机关的控制，并增加扩大了对忠于斯大林的人员的挑选并把将其强加给从属机关。[43]

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时，这种任命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抗议说，大约30%的地方委员会书记是由书记处推荐担任的。[44]事实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严重低估了任命的程度，最近的数据显示，191名省委书记中有94人是被推荐或直接任命的。[45]很快，所有行政区委书记和省委书记都会以这种方式获得他们的职位。

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呼吁自由选举地区和省级党的领导人，但在幕后，他却忙着确保中央机关的主宰和上级任命制。当书记处开始任命一个未经选举的省级机关来监督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的工作时，党内任何剩余的内部民主因素都被扼杀了。[46]

党的官僚化——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组织上的需要是书记处接管控制委员会。这些机构最初由思想独立的党员组成，可以保护基层党员不受霸道和官僚主义官员的影响。但是，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同意中央控制委员会应该在指导地方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当选为中央控制委员会的七名成员中，大多数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这样一来，控制委员会就成了与党委书记平行的控制党员的机制。这个委员会的职能被颠覆了；它从维护党员的权利变成了一个加强控制的机制。[47]

即使是革命前的老卫队现在也受到了攻击；1922年书记处的一份关于干部分配的报告对“老男孩”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可塑性”，并认为内战后的新兵更加听话，因此更受青睐：

“那些年轻的，活跃的工人——他们在某个全俄代表大会或其他会议上当选，当他们在那里参加了会议并掌握了情况之后，他们已经比权威的、受人尊敬的老干部有了很大的优势”。[48]

对老布尔什维克的不满，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独立，这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与斯大林派系的做法发生冲突。

3.2.5 特权和其地位的确立

1920年，大约数万名布尔什维克党员正试图为苏维埃社会带来秩序。这些党员官员严重超负荷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正试图为苏维埃工人国家执政奠定基础。塞尔日就是其中之一，他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我们的工资被限制在‘共产主义最高限额’，相当于一个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我在黑市上变卖了我从法国带来的一些个人财物；如果没有在黑市上的这些肮脏操纵，我早就饿死了。我的朋友约诺夫（Yonov）的长子，季诺维也夫的妹夫，苏维埃的执行委员......在我们眼前死于饥饿。尽管在这期间，我们其实一直在看管着大量的存货甚至财富”。[49]

1921年后，一党执政得到了保证，这些党员和从沙皇政权继承下来的专家（工业经理和技术知识分子）一起，开始共同指导着国家和工业的行政机构。随着这层人行使其权力，他们开始积累物质利益，先是偷偷摸摸的，然后被党合法化。

正当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由老卫队组成的一个小圈子决定的时候，[50]他也同意采取了一个后来会被滥用并被用来使物质特权合法化的措施：打破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推动了官僚特权群体的发展。第11次大会上他指示中央委员会检查在职同志的物质条件，“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他们有可容忍的生活条件”。

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莫洛托夫（斯大林的亲密盟友）领导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22年8月向党的第十二次会议报告，并提出了一项决议，规定约15000名党的高级官员可以获得：(i)相当于高出中级和高级管理级别50%的工资，(ii) 住房和医疗服务被保障，以及(iii)子女的保育和教育。会议上，许多有资格享受这些福利的代表，他们热情地赞同了这些提议，然后呼吁中央委员会为未被纳入的农村分区的党员干部制定类似的制度。[51]

在十二大之前，强烈的物质抑制因素阻止工厂经理们加入共产党，但这之后共产党的身份则提供了大量的额外好处。卡尔(Carr)考虑了自称非工人背景的工业管理人员的数据，发现了两个趋势：1922年至1923年期间，这类管理人员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类管理人员加入共产党的比例增加了七倍。[52]经理们现在把加入共产党看作是保护他们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

毫不奇怪，在这个时候，党内和党的周围所有那些自由讨论政治问题的活动都被逐渐取消了。最先取消的是党的讨论俱乐部和学习小组，但后来所有的自由讨论，甚至是大会前的自由讨论，都会被劝阻，然后消失。[53]在一个以派系忠诚和物质利益为基础进行投票的组织中，客观、自由的讨论是不能被容忍的。党的新闻必须受到严格控制，《真理报》和《新闻报》，成了掩盖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部正在发生的极为尖锐的斗争的一种手段。例外的情况是，当党的机器动员起来对反对派发起攻击时，就像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新方向辩论中发生的那样。中央委员会很快就把这种控制扩大到全国，并在1925年后定期向地方报纸编辑发出指示，告诉他们什么应该发表，什么不能发表。[54]

3.2.6 国际上的挫折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和之后的那段时间是非常乐观的。[55]大规模的罢工和街头斗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共产国际下许多国家的政党都变成了群众组织——到1920年底，德国、捷克和意大利的共产党都声称自己有30多万成员，法国的分部有14万，保加利亚的分部有2.1万多。

但革命浪潮被击退了。最具决定性的失败发生在德国和匈牙利。1919年1月5日，德国共产党（KPD）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允许自己被挑衅起来参加了过早的武装冲突。结果是一场灾难，右翼军队暴动，杀害了包括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内的数百名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在匈牙利，一个苏维埃政权在1919年3月21日至8月1日期间存在，但在机会主义（同意与社会民主党分享权力，而后者迅速背叛了革命）和极左主义（拒绝在农民中分配地主的财产，让他们没有理由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混合作用下崩溃了。[56]为了对于挑衅作出回应，红军曾挺进波兰，使人们产生了对波兰甚至德国革命的巨大期望，但却在混乱中撤退。这些事件加强了苏联内部的每一个保守的和非国际主义的政治趋势。

到了1923年，德国的形势再次迅速接近革命，这主要是由于德国货币马克的完全崩溃。1923年，买一杯咖啡需要一车钞票，由此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但出口行业却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工会的机构组织崩溃了，对议会制度的信念消失了，全国各地爆发了由工厂委员会领导的大规模罢工，对德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巨大的速度增长——特别是在工厂工人中——主要是因为该党采取了统一战线战略。[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评估了局势，认为局势正在迅速走向革命，并批准了一个过于复杂的革命夺权计划。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有匈牙利的前车之鉴，但该计划纸面上行得通的前提是，德国中部“红色”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社民党内部左派分子领导的政府可以被改造成革命的堡垒。在许多工厂里，德国共产党的军事组织M-Apparat开始公开组织被称为无产阶级百人团（The Proletarian Hundreds）的武装防卫队。中央政府随后迅速采取行动，要求他们在三天内交出武器。最后通牒被置之不理。10月21日，军队进入萨克森州。[58]

在萨克森州，左翼社民党政府拒绝支持武装抵抗，也并没有呼吁举行总罢工，而是放弃了政治职位。德国共产党在伟大的工人城市开姆尼茨匆忙召开了一次工会会议，以发起全国大罢工的呼吁。被邀请坐在讲台上的是社民党劳工部长格奥尔格·格劳普（Georg Graupe），他在对罢工进行投票的节骨眼时，反对该提案，理由是它不符合宪法！一个支持率很低的总罢工很快就这样平息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了起义的计划，德国十月不是在轰轰烈烈中结束，而是由于策略上的错误灰头土脸地不了了之。[59]

德国革命失败的后果对俄国的政治局势产生的影响比德国要大得多。在1923年的夏天和初秋，一种国际主义的革命热潮震撼了党。会议、标语和文章都在庆祝德国十月的到来和苏联的孤立状态的结束。年轻一代以革命的热情作出回应，在他们的刺激下，党暂时恢复了活力。但是，德国革命未经斗争就被击败的冲击和它所引发的幻灭感，在俄国党内的讨论中回荡着。这种幻灭感，由于俄国领导人把革命的胜利说成是有保障的，所以更是加深了，它沉重地压在布尔什维克的士气和信心上，加强了孤立主义和把眼光局限在苏联内部的倾向，使斯大林受益匪浅。[60]

3.3 一国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斯大林采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TSOC）的时间。1924年4月至5月，《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题为《列宁主义基础》的七次系列讲座，准确表达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政策：

“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在一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府，还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61]

讲座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但几周后，即1924年8月，小册子被撤下，10月又出了第二版，标题和日期与第一版相同，但表达了相反的观点。第一版没有出现在斯大林的作品集中，第二版则出现了：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62]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它是对官僚机构及其物质利益存在的辩护，它是为了应对疲惫和失望而产生的教条。[63]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回归，首先是在俄国，然后是在中国。

斯大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反驳列宁多次表达的观点中的结论，因为该结论对新生的官僚集团是极为可憎的，即社会主义仅在俄国就能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64]和 “不可想象的”。[65]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革命必须扩散到西欧，否则它最终会屈服于资本主义反革命。斯大林现在说，俄罗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因为它有广阔的空间、丰富的原材料和计划经济带来的优势。[66]

斯大林颠覆了列宁的观点，但从现在开始，反对派却将被说成是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是懦弱和悲观的。在筹备党的第十三次会议时，斯大林对他的对手展开了简单到不合逻辑的攻击：“（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者）......俄国革命剩下的唯一选择是：要么腐烂，要么堕落成资产阶级国家”。[67]“要么......要么”的二分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不是来自试图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俄国，而是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国社会主义将成为崛起的官僚机构的民族主义理论，用来阻碍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68]斯大林的理论为新上位者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即没有任何东西（除非发生战争）可以动摇他们对俄国的控制。在其早期阶段，斯大林的理论是防御性的，声称苏联是要通过提供稳定的支援基础来加强世界革命，并在措辞上排除了单独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69]然而，这个理论的吸引力对所有实用主义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在俄共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可以从目前的苦难走向繁荣，而不必等待其他地方的革命。[70]这在官僚群体的耳朵里一定听起来像美妙的音乐；而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首水妖之歌，是首靡靡之音。

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能够在受到挑战之前将这样一个明显的反列宁主义政策推行的如此之远。一国社会主义在1925年12月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通过。[71]然后，斯大林故意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第十五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以消除反对派的批评之声。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会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被大会的吼叫声野蛮的叫停，尽管他们指出该理论是建立在对列宁的明显曲解之上的。从此时起，忠诚的党员就是毫不怀疑地接受斯大林对 “列宁主义 ”的解释的人。[72]

一国社会主义取代了列宁的要求，即在俄罗斯实现社会主义之前，“至少要在几个先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73]转而要求停止帝国主义的干涉，以便俄国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工作。有了这样的观点，把共产国际各个国家的党支部们看作是保护苏联不受帝国主义攻击的筹码，也就只差一步了。

今天，当我们研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时，乍一看，很难理解为什么国际运动中有几十万之多的诚实的共产主义者会接受这种破坏性的、反动的胡说八道。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理论的背后似乎有十月革命的权威，并且得到了世界上一个超级大国的物质资源的支持，且这个超级大国准备使用任何方法来使它的反对者闭嘴。[74]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一国社会主义，并将其贯彻地如此极端，以至于中共在1979年初与越南工人国家进行了一场短暂而尖锐的战争。毛泽东如此坚定地推崇和平共处的政策，以至于1972年2月，所有美国总统中最被鄙视的一位——尼克松——被邀请到北京，之后尼克松觉得可以对越南的独立战争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并轰炸了（越南）与中国的铁路连接。

3.4 斯大林主义和平等主义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创始人承认，革命后的社会将需要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但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官僚机构的重要性预计会不断下降，并很快消亡。在反革命势力被打败后，社会将不需要针对内部的国家暴力。[75]然而，苏维埃社会的实际发展却与此相反。官僚主义的程度不断提高，公民之间的物质不平等不降反增，国家的镇压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飞速增加，真正的民主权利在萎缩而不是增长；这个政权似乎正朝着与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发展。十月革命的目标一直以来都是强烈的平等主义，但苏联社会的现实是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出现，社会分层化和差异化日益严重，从而造成了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

俄罗斯官僚机构建立在特权的金字塔上，因此斯大林一贯以来敌视平等主义思想。在列宁去世后和整个三十年代，工资和薪金的差别被推到了极致。1931年1月5日，中央委员会宣布增加工资差距，《真理报》还领导了一场反对平均主义的媒体宣传攻势。[76]斯大林主义政权滥用了反对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合理论点——【编者注：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完全的平等还无法实现】，为劳动力内部的工资差别辩护。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在技术较好、工资较高的工人中获得对工资差别和特权制度的支持，尽管官僚自己是这种制度的主要受益者。1932年，斯大林谴责薪酬中的平均主义是“反社会主义”，并批准取消最高工资标准——该标准将党员的最高工资限制在每月约250至300卢布。就此，特权就像泄了洪一样，所有闸门都被打开了。[77,78]

3.5 妇女与家庭

1917年，在所有主要大国，妇女不仅没有投票权，而且还被缠在了一个厚厚的歧视性法律和性别压迫的网络中。1917年10月的苏维埃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苏维埃俄国的妇女获得了充分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包括拥有财产、担任户主、婚后分居权和单方面要求就可以获得离婚的权利。苏联法律保证妇女同工同酬，同时还为她们提供在职保护。也有其他法律保护和帮助母亲，并保证非婚生子女的充分权利。堕胎在1920年变得合法。1922年通过的苏维埃法律也加强了妇女的选择自由，该法律规定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关系是合法的。欧洲这个最落后的国家在五年内取得的成就比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千年前后取得的成就还要多。[79]

1919年，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妇女部（Zhenotdel），这个组织是为了把妇女团结起来，为实际落实她们新获得的合法权利而进行斗争。数以千计的妇女部人员前往工人区和农村。她们组织了妇女俱乐部，并通过这些俱乐部使数万名妇女代表被选入地方苏维埃和其他组织。妇女首次担任法官，并被任命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职位。然而，妇女部的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党员或党员的妻子，这往往使它成为党的女性下属团体。[80]

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这些举措被逆转了。国际妇女月刊在1925年被关闭，妇女书记处在1926年被关闭，妇女部在1930年被关闭。[81]这些都是斯大林政权蓄意的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苏维埃社会中的保守态度和社会结构；妇女权利问题被排挤出了议程之外。官僚机构认为传统家庭是有用的，因为它提供了国家所没有提供的东西——家务劳动和看护照顾儿童，还因为它有助于满足官僚机构争取社会里面保守倾向的支持；因此，该政权现在大肆鼓吹家庭的神圣性。十月革命建立的婚姻和家庭法被改写了。在革命后的几年里，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儿童免受“停滞不前的落后传统”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家庭那看似“自然”的权威结构。现在，苏维埃政权急转直下：成为妻子和母亲是国家宣传机器所赞颂的目标。[82]

1934年，同性恋被定为刑事犯罪，可判处最高8年的监禁。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反对性滥交、迅速和随意结婚、以及通奸。1936年，合法堕胎被废除，除非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或可能遗传严重疾病。[83]一场反对过于频繁和轻易离婚的运动被开展，并在1935-36年实行了离婚税：对第一次、第二次和以后的离婚征收50、150和300卢布的费用。[84]

1929年启动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数百万妇女带入劳动力市场。妇女就业为她们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但它不一定就能创造解放本身。由于改善女工的生活不是斯大林政权的政治优先事项，它从未真正超越将其视为一个经济问题和一个生产成本的狭隘视野。因此，社会公用的食堂（如工厂食堂）和社会洗衣房的状况仍然令人震惊；经济条件较好的工人几乎不再使用它们——这意味着工人的妻子们又回到了锅碗瓢盆中。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数量仍然远远低于需求，而且质量很差。[85]

1944年7月8日的法律清楚地表明了官僚机构的保守态度和对之前家庭进步性政策的反动达到了一个高潮：该法律使离婚几乎不可能实现，并重新确立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法律差异。非婚生子女不能再要求取用其父亲的姓氏、抚养费以及获得继承权。[86]

3.6 斯大林、毛泽东和理论创新

毛泽东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贡献。然而，对他的著作的仔细研究证实了这样的看法：毛泽东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斯大林主义者，他的许多所谓的创新，只是有意识地将斯大林为保护官僚机构的需要而凭经验主义发展的手法，转移到了中国。[87]

在俄国，社会不平等随着“新的特权阶层的壮大而加剧，他们渴望权力，渴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对自己的地位感到恐惧，对群众有致命的恐惧，对任何反对派充满仇恨”。[88]为了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这层人正在把苏维埃政权变成一个官僚暴政，并以不断增加的镇压来扼杀抗议。苏联国家机器当时正在成为一个保护特权的机制，而普通公民则工作过度，食物不足，住房不足。但一个对其公民的监督如此严密、镇压如此明显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却必须被证明是合理的。[89]斯大林的辩护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毛泽东政权所采纳，并得到发展和应用。

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期望截然相反，斯大林公然宣布阶级斗争不会消失，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变得更加尖锐。1933年，斯大林认为，苏联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软弱无能的”，但随着他们的社会分量下降以及社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莫名其妙的）他们反倒将成为更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国家镇压，包括监禁、流放和处决“阶级敌人”，中止民主权利，并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强国家的镇压机制。[90]

后来，毛泽东会引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即对政权过度行为的批评，特别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来为反右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辩护。但实际上，镇压的程度和警察国家的力量反映了官僚机构对工人阶级和那些剩余的革命共产党人的恐惧，他们可能在政治危机中充当火花。

斯大林通过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美化了官僚政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以及在清算富农这个阶级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标志着“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土地上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胜利”。[91]财产所有权（如国有化工业和集体化）被认为对界定苏联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而恰恰被忽视的是为了支付五年计划，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可怕的贫困状态中。被忽视的是由于管理不善、工业化速度过快和强制集体化，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而被忽视的更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此时苏联工人的产量约为美国工人的十分之一），物质分配方式（存在着严重社会不平等），以及最最重要的是，缺乏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民主。与斯大林主义类似的概念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定义的准则。

1936年6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新的苏维埃宪法草案。题为“社会结构”的第一节的结论是：“在苏联实行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92]这将是中共内部关于中国工人国家何时以及如何产生的辩论中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编者注：这个辩论是指按劳分配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原则还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这个公式的目的是为苏联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辩护。“各尽所能”是指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包括警察恐吓的鞭子，榨取最大限度的劳动力；而“按劳分配”是指大多数劳动人口生活在普遍贫困之中，拿着近乎挨饿的工资；但就与此同时，上层人士保留着特权和奢侈的生活。[93]斯大林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等同于“按劳分配”原则——这个资本主义原则最明显的体现在了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中。

同时，在军队中，从中尉到元帅的军官等级制度被重新建立起来。这些变化并不仅限于头衔的引入。军官团还获得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一个加快速度的建设计划旨在改善军官生活区域，工资被大幅提高（高达约50%）。这些改革有一个纯粹的政治目的：赋予军官以新的社会分量，使他们有别于普通士兵，并使他们更接近于统治精英。[94]

周恩来自豪地吹嘘说，在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95]而周恩来和他的共同思想家到底是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的，则他们在一年前就于解放军中引入了正式的军衔制度这一点上暴露无遗。

斯大林改变了革命党的概念和理论。在一系列的步骤中，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战斗党的这种机制，被转化为一种凭借总书记这个位置就可以控制苏联政治生活所有方面的机制。从对最重要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开和坦率的辩论（即使在打内战时也是坚持如此），到用诽谤和谎言取代自由辩论，到使用恶霸和流氓战术；甚至到反列宁主义的概念即多数人永远不会错，到使用秘密警察压制反对派；斯大林一步步走向了书记处即是一切、而党纯粹就是个附属品的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对党的理解，只是“党主席”取代了“党的总书记”。

斯大林还将反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概念引入党的工作：他在党的十七大上宣称“......我们的党和（它的）领导人的力量和威望，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是他们的工作决定了一切，或者几乎决定了一切。......所谓的客观条件起到的作用已经降到最低限度；而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人所起的作用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格外大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工作中的失败和缺陷，有十分之九的责任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在于我们自己，而且只在于我们自己。”[96]这种膨胀的、虚荣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毛泽东接受，并在强行推行公社和所谓的大跃进中发挥到了极致。

3.7 1923-1929年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秘密档案的开放，使人们获得了大量关于苏联革命干部培训的新信息。[97]苏联有许多重要的培训中心，如为党内高级官员服务的国际列宁学校，但这里值得关注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UKT），因为在1930年后的一个重要时期，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都在这里接受教育和培训。

从1925年起，数百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涌入俄国并在中山大学学习，而中山大学则试图从哲学基础和学生的世界观开始完全塑造学生的思维，但核心却是给学生彻底培训斯大林主义的党组织和纪律概念。[98]因此，得知最重要的课程是学习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也就不奇怪了。[99]1927年后，学生们还被要求参加关于“托洛茨基的错误”的课程。

1925年11月，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苦大众大学的学校在莫斯科正式成立，有近300名学生。这所大学的寿命只有5年，在其鼎盛时期，入学的中国学生不到一千人，但它是俄共当权派系支配中共的一个关键因素。从1930年到1935年，它的学生主宰了中共的领导层，此后许多学生继续担任重要职务。例如，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95名中央委员成员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曾在中山大学学习。[100]

描述在中山大学发生的事件是非常必要的，以了解这些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接受了什么被认为是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正常做法，以及他们如何获得权威。

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在大学成立时被任命为校长。[101]然而，从1926年3月蒋介石政变开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入主义政策提出质疑，认为这可能会削弱革命的前景。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的《真理报》上亲自批评了他，之后他被罢去了校长职务。

拉狄克被帕维尔·米夫（Pavel Mif）取代，他是斯大林的热心支持者，先是被提拔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主任，然后是中山大学校长。在两年内，米夫成功地在自己周围组织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被称为“28个布尔什维克”；而米夫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将把这些学生放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中。1929年夏天，米夫辞去校长一职前往中国，次年大学被关闭。

当米夫担任校长一职时，一位名叫王明（陈绍禹）的学生用了各种办法和他拉近乎，赢得他的信任。王明是在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验。他是第一届毕业生中的一员（1927年，大约23岁），但他仍留在大学担任翻译，偶尔协助米夫研究中共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其他文件。米夫发现王明是一个对他有用的人，从那时起，王明就作为米夫的内线报告大学和党的事务。

最初，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成立了自己的党分支，这可能是为了图个方便，因为很少有人会说俄语。然而，在1926年底，中共莫斯科分支被解散，其成员转入俄罗斯党，尽管大多数人被降级为候选党员，对政策决定没有投票权。从这时起，大学里的所有党员会议都有受秘密警察雇用或审查过的“俄国人”的参加，而大学里的所有关键党员职位都由俄国人担任。[102]

通常情况下，每个党小组有20名左右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一个俄罗斯监督员。在会议上，每个学生都必须就所讨论的主题发言。不允许任何人保持沉默——这种做法是为了在异端思想形成之前将其挑出并加以处理，并确保每个人都坚持可被接受的观点。[103]

1927年2月，克鲁普斯卡娅【编者注：Krupskaya, 列宁妻子】应邀在大学演讲，她发表了正式主题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演讲。党分支对女学生的态度特别专横，这在其文件《培训工作的具体指南》中有所规定，而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发言来看，她似乎已经被告知所发生的事情。

克鲁普斯卡娅关心的是如何驳倒《指南》中坚持的态度，其认为党员没有个人自由意志的权利，而这在当时的官僚机构中是一种普遍态度。在共产主义组织中，确实必须有纪律和明确方向，但这应该是自律，是通过执行以共同目标为基础而共同商定后确立的任务而产生的自律。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共产党人按照党的指示工作，但除此之外，共产党人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毕竟，加入和离开党都是个人行为。将自由意志视为缺乏纪律的表现是非常不正确的。党的团结不可能通过向党员强加思想的恐怖行为来实现，而是需要党员在相关问题上自觉达成一致。在党内营造一种党员之间相互猜疑的气氛会严重损害整个党。她说，党的团结应该建立在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这种论调暗中批评了党的制度体系，帮助许多潜在的反对派下定决心。

在大厅里的男性离场后，她会见了大学的女学生。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如果女党员怀孕，将受到严厉的批评。党分支的立场是，女性共产党员不得生育。党分支认为，这样做会使她们变成单纯的家庭主妇，她们会把养家糊口看得比从事革命工作更重要。结果一些学生因受到恐吓而堕胎。克鲁普斯卡娅承认，有了孩子会使地下工作变得困难，但认为强迫堕胎并不是解决办法。她建议，位于莫斯科郊区的为大学女学生的子女托儿所应该以此为目的进行扩建。克鲁普斯卡娅的访问给了女学生们巨大的知识上和情感上的支持。

1927年3月上海工人夺取政权时给学生们带来的精神振奋，使蒋介石后来的背叛更加令人震惊（见第6.3节）。学生们被期望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蒋介石的政变是苦口良药，因为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代表着国民党摆脱了它的右翼。学生们尽职尽责地遵循了党的路线，宣布支持以汪精卫为首的“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然而，斯大林以前的和蒋介石极度亲近温情的政策（莫斯科党组织曾计划在五一游行中展示纪念蒋介石的巨大雕像）不可避免地导致学生们对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提出质疑。

5月13日，斯大林出现在中山大学来解释对华政策。[104]斯大林对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作为“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心”的明显信心，以及他关于它能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的预测，很快就会被证明是危险的胡说八道。党的主席团安排大学里的所有党小组召开会议，讨论该演讲。小组书记被要求利用这些会议不为斯大林的演讲进行解释，而是批评反对派。不试图从寻求紧迫问题的有效答案的角度来讨论中国革命，这些会议只是为了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的派系斗争中支持斯大林。而学生对这些做法并不感冒。[105]

在两个月内，在“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统治的地区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开始了。学生们（现在人数超过550人）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怎么回事以至于导致了数千名的中共党员被屠杀，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对许多学生来说，他们无法理解的是，在国民党左派将领杀害共产党人的时候，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决议（1927年7月14日），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左派内部。他们还发现，对这些事件的自由讨论和党内意见分歧受到如此严厉的压制，这让他们难以接受。[106]

党分支委员会的态度变得更加专制，会议上的报告现在主要限于反对派的“罪行”，那些为了获得对事件客观看法的阅读材料被大力压制，他们还试图确保反对派的文件不进入大学，只批准对苏共中央委员会表达无保留支持的材料。这样的限制却只是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许多学生对发现反对派真实言论的兴趣。[107]

面对中国的灾难，斯大林迅速而决断地采取了行动。1927年11月11日，中央委员会宣布，反对派的集会，即使是在私人住宅中，也将被武力驱散。[108]三天后，中央委员会和控制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开除了所有身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科夫斯基、斯米尔加和叶夫多基莫夫）。在随后的日子里，数百名反对派人士被逮捕。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日至19日）开幕时，1600名代表中没有一个来自反对派，并一致宣布反对派的纲领与党员身份不相容。[109]

为了向自己的追随者证明他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恰恰在大会期间组织了一个政治噱头。一场起义将在广州发生，以证明他自己对中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争取到政权。大会按照字面意思全盘接受了这个消息，并热情地欢呼这一“胜利”。

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在几乎没有任何准备、并没有得到城市群众或周围农民的支持、且在广州及其周围仍有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夺取广州（详见6.3节）。艾尔曼（Elleman）描述了大会和起义的日期是如何被刻意安排的，以便起义【编者注：在俄国内部】能产生最大的影响，并认为有七千多名工人为掩盖斯大林在中国的错误而付出了生命。[110]到12月14日，广州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牺牲了，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开始了，尽管这一消息却完全没有被带到大会上。

在形式上认可党的所有决议的同时，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能依靠共产国际来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在事件的压力下，许多学生打开心扉并寻找起问题的答案。其中的许多人将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成员。然而，那些右派学生（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却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正是农民对自由和土地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引发了蒋介石的两次政变。[111]

1928年初，一些参加过失败的广州、秋收和南昌起义的革命家以及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开始抵达中山大学。[112]这些人提供的报告和讲述在很大程度上使许多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变得激进，并使他们对官方路线产生怀疑。

由于米夫并不在俄罗斯而是在中国（王明在俄罗斯），在拉狄克离开和米夫担任校长一职之间出现了短暂的空隙。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出现了两个派系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个人权力斗争：一方面是由莫斯科中共党分支被罢免的领导人（“幸存者”）主导的党分支派别，另一方面是由高级学者领导、得到大量学生支持的学术事务派别。米夫回国后，在王明聚集了大多数未表态未站队的学生的情况下，米夫很快就掌握了校长的位置。在这场短暂的斗争中，王明以校长的发言人的身份出现，继而成为学生团体的领袖；在这个身份下，他开始形成联盟，这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基础。

紧接着在这之后，就迎来了十月革命的十周年纪念，在庆祝活动期间，中山大学的学生公开示威以支持反对派。在一名学校工作人员（贝拉·埃普施泰因，他将在1938年春天被枪杀）的帮助下，十或十一名学生制作了标语牌，上面写着“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万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口号。[113]这些学生与另外一组留学生的队伍一起游行，然后在到达列宁陵墓对面时，展开旗帜，开始喊口号支持反对派。震惊的斯大林指示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进行彻底调查，并迅速向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其调查结果。

随后慌忙的调查一致决定将埃普斯泰因和那些他们设法查出来的学生开除出党。被发现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只是托洛茨基同情者的学校工作人员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雇。[114]正是在这一事件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群体正式成型了了。

重要的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需要自己的独立组织，因为在俄国当局的支持下，他们现在控制着党的分支。米夫并没有创造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反而是他们自己在中山大学的第一次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的表现其实就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因此他们引起了米夫的注意，并让米夫认为他们确实是一股可以为自己所用的力量。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成立，就决心根除对其统治地位的任何潜在威胁，于是对开始重新争取并维护自己地位的学术事务派（现在名为第二线）的残余分子采取行动。

对“第二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指控为：他们根据老乡的亲密关系组成了一个非法的反党团体，即“江苏-浙江友好协会”。[115]在提出这一指控的同时，这29名布尔什维克则竭力掩盖他们中几乎每个人都来自长江流域的事实。[116]

这29名布尔什维克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最后苏共中央控制委员会认为不存在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对其反党的指责。正如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忠亮后来承认的那样：

“一些很勉强的证据被发现了，这顶多模糊地表明这样一个组织可能已经形成了，尽管当时我不相信它正式存在。但是，在权力斗争中使用夸大其词作为武器，在任何地方都不是不寻常的事情，而且也许这种武器在(斯大林主义化)共产党内的使用比其他地方更随意更自由。”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不仅仅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还包括利用格别乌(GPU)对付他们的同伴。这使学生群体与其疏远，而学生中的大多数人现在都支持“第二线”。这种行为充分说明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心态，他们为了提高自己在大学和党内的地位，准备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导致一些“第二线”领导人被判处在难以形容的恶劣条件下进行多年的强迫劳改。应该记住的是，这其实是两个斯大林主义集团之间以个人权威为基础对地位的争夺，在此之中王明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他的目标——登上最高权力位置，他认为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无论它有多么可耻。

王明现在准备挑战整个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权威，将其与“第二线”联系在一起，并在之前“老乡拉帮结派”的指控上还要进一步添油加醋，加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指控。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现在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包括以“左倾机会主义”为由攻击瞿秋白。瞿秋白于1927年8月7日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而当时，按照共产国际正在形成的惯例那样，把中国共产党最近失败的锅扣到了他的头上。[117]米夫把这些批评带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后，在1928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被撤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并被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当时在场的周恩来评估了王明的攻击是多么的野心勃勃：“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不能胜任，要换人。”[118]在收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判决!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斯大林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马克思主义的头脑......(从而)能够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在1928年7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阐述了他的解决方案：

“现在我们真的应该埋头组织一个隶属于如下机关的党的顾问系统：中共中央、中央各部门、各省的地区组织、这些地区组织的部门、党的青年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农民部门、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部门、中央机关报[报纸]、中国工会联合会.....一个结构必须被建立以使所有这些党的顾问在中央委员会的首席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工作......党的顾问将弥补中共中央委员会及其高级地区官员的巨大缺陷。他们将（暂时）作为钉子来把现有松散的联合体整合为一个党。”[119]

这个提议揭示了斯大林对同中共之间建立起兄弟关系的态度，即通过他的代理人从上到下地控制中国共产党。而由斯大林任命的米夫则会非常清楚斯大林的意愿；显然，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1929年4月的苏共第十六次会议在俄罗斯党内发起了一场清洗，并决定将其扩大到对苏联境内的所有外国共产党员进行大力清洗。[120]在1929年秋天：“铁面无私”的清洗委员们，这些经过无数次对反对派的猎杀而变得强硬起来的经验丰富的秘密警察，他们来到了中山大学。[121]在这些政委的主持下，一系列的会议被排上议程。王明精心挑选了他可以信赖的成员，这些成员的任务是对“反党”分子进行轰炸式的指责。

中山大学的清洗会议是一场令人惊愕的经历，最轻微的政治或个人瑕疵都被公开和无休止地质疑直到现场弥漫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氛围。这种迫害导致学生中至少有一人自杀。到最后，格别乌（GPU）掌握了大约八十到九十名学生的名字。这些人作为反对派领导人的嫌疑人被逮捕，并立即被带到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的格别乌总部下面的地下监狱。审讯的自招方法是剥夺睡眠，同时强迫他们站着直到获得“口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这些审讯。[122]对那些没有立即招供的人使用的审讯手段没有被描述。

这场清洗的强度和复杂程度都在增加，到最后，格别乌已经逮捕了把171名中国人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者逮捕。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但绝大多数人被立即开除出党，相当一部分人被送往集中营，如西伯利亚阿尔泰金矿强制劳动营，据报告说很多人在那里被强制劳动致死；有一少部分人被送回中国，因为他们没有人愿意传播托洛茨基主义。[123]

王明于1929年初返回中国。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力于1930年底返回，并将上海作为其总部。1930年11月或12月，米夫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秘密会面，计划在中共内部发动领导层政变，推翻并取代党委书记李立三，建立 “王明帝国”并在1931年1月的中共四中全会上任命年仅26岁、在中国没有任何实际政治工作经验的王明为总书记。[124]

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那些接受过彻底的一国社会主义思想训练的人手中。但这些人也接受过俄罗斯大清洗期间使用的斯大林主义方法的训练。他们有压制党内民主的实际经验，有使用赤裸裸的谎言、污蔑、勒索、威胁、恐吓甚至身体暴力的经验——作为解决党内政治争端的可接受手段。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曾亲自参与了格别乌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的残酷审讯。[125]

3.8 总结

俄国共产党的堕落始于列宁最亲密的合作者无原则地联合起来阻止托洛茨基的地位上升，而最后以斯大林派官僚集团的上台而结束。从个人诽谤、政治谎言和对真相的压制，斯大林派堕落到了对政治对手的组织恐吓和人身恐吓，然后是酷刑和处决。为了孤立和压制反对派，一种猎巫式的歇斯底里气氛被故意创造出来；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接受培训的。值得称赞的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一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从其余那些准备用反对派的鲜血染红自己双手的人中，斯大林主义者从中选择了那些将在下一个时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人。

苏联事件的进程是由远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者们的个人素质更深的历史原因决定的。面对在内战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情绪和倾向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自己的英勇努力感到疲惫，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心灰意冷，而且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内无产阶级与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无产阶级自身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复苏。

“三驾马车”的形成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出现的分歧随着事件证明一方的正确或错误而得到纠正，但从现在开始，对事情的决定以及分歧将建立在派别基础上。对多数派的忠诚很快就会取代对党的忠诚，而那些反对派则被视为反对党——这都将成为普遍做法。比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提出符合形势需要的路线而言，打败反对派变得更为重要。揭穿【编者注：斯大林主义】派别路线的事件被隐藏起来，不为党员所知。在党的最高层，个人考量取代了政治考虑，这使三驾马车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变得非常剧烈，并导致了党的领导层的迅速堕落。

斯大林立即大力地主导发展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并让党的宣传机器疯狂地加足了马力；列宁在每一个概念、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分歧上都是正确的，而一直在他身边的同志是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巧妙地利用所有老同志对列宁的自然感情和推崇、爱和尊重，把列宁变成一个偶像，掩盖了列宁的所有错误，并给他的政治思想冠以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直线性。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列宁的批评变得不可能。

列宁政治遗产的活力被完全被抹去了。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列宁在1917年从阶段论到不断革命论的变化被抹去了。口头上接受列宁的所有建议，而（官僚集团事实上）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俄共的情况是这样的：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被罢免的了。他视野狭窄、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他的经验主义、个人膨胀和虚荣心凸显出来，使他成为崛起的官僚集团的自然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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