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

5.1 引言

在国民革命军推进的同时，北方军阀正分为两个阵营【编者注：即奉系与冯玉祥派】彼此作战，这大大增加了蒋介石取胜的机会。在过去三年里，上海曾两度易手。1925年底，孙传芳军占领了上海的华人区（当然，租界区几乎未受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挺进鼓舞了上海工人采取行动。尽管处于军阀统治下，但在北伐开始后的九个月里，20多万上海工人勇敢地参与了各种罢工行动，且常常取得了成功。到1927年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的先锋部队已到达距上海不足40 公里（25 英里）处。上海的银行家、买办、民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蒋介石不仅是一股维稳力量，而且是群众运动的遏制者，因此准备把他当作救世主来欢迎。只有工人对蒋介石将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1]

陈独秀认识到，如果上海工人起义成功，统治权力的归属成为问题。在中央委员会中，他根据农民中的革命高潮和无产阶级的战斗性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2]

这一提议当然遭到了拒绝。

农会和工人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并提出了越来越激进的诉求。中国共产党此时所做的不是推动革命发展，而是阻挠尝试夺取土地的农民和发起政治罢工的工人。斯大林1917年的政策（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统一为一个党，并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旗帜下将革命限制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诉求范围内）现在正在中国实施。但革命形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由于没有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党来领导行动，中国的局势很快恶化了。

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一致反对陈独秀，认为如果上海起义成功，统治权就应该交给资产阶级，工人代表没有必要参加政府。这一论点与1917年2月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使用的论点毫无差别。[3]

随着国民党军队向上海推进，总工会号召于1927年2月19日发起总罢工。几乎所有上海工人都参加了罢工，也有部分小资产者关闭了店铺加入他们——直接参加罢工的人数在50万到80万之间。惊讶的中共立即与当地国民党联系，商讨对策【编者注：瞿秋白后来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指出，”宣布罢工并不是党的正式决议。罢工爆发之后，它并没有被认为暴动之第一步。不仅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没有什么政治宣传，就是在工人间也很少人明白总罢工的方针和目的。”】。在“北伐万岁”、“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声中，罢工自发地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第一次上海起义很快就被军阀部队击退，而此时国共两党还在讨论该怎么办。[5]

5.2 蒋介石准备第二次政变

蒋介石了解起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构成的威胁，于是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发起了进攻。在蒋控制的地区，黑帮对工会和农民协会发动了越来越多有预谋攻击。地方工会总部遭到袭击和捣毁，防卫者被殴打甚至杀害。农民协会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在纠察队成功自卫的情况下，警察或军队会以中立身份出现，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将其逮捕，之后匪徒会接管并“重组”工会。在各种情况下，工会很快就会作为黄色工会重新出现。尽管这类事件频频在各地发生，但中国共产党却被联合蒋介石的渴望所蒙蔽，对这些袭击的组织性视而不见，只限于通过决议敦促军队保护工人！

1927年3月21日，总工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二次起义。两天内，工人武装就从军阀手中夺取并控制了整个城市。然而，中共和地方国民党给工人提供的战斗口号是：“国民革命军万岁！”、“欢迎蒋介石！”。在国际上，斯大林派的报刊纷纷赞扬蒋。德国《红旗报》（Rote Fahne）和法国《人道报》（L'Humanité）甚至声称，蒋入城不仅解放了上海，成立了“中国公社”，而且是“全世界工人解放的开始”。[5]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自愿地把工农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为蒋介石在上海以最彻底坚决的方式摧毁群众运动铺平了道路。

在上海无产阶级战斗的同时，蒋介石却在拖延时间，等待军阀部队消耗工人的鲜血。然而，工人们成功占领了这座城市，甚至有人自发宣称他们不希望蒋介石入城。尽管有中共的阻挠，他们仍然可以迎击蒋介石。正是上海工人的这一胜利让蒋介石确信，他不能再等了。与此同时，国际发出电报，指示中共“不要发动公开斗争”，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并将上海的控制权交给国民军。[6, 7]

蒋介石在3月26日入城。戒严令于28日宣布。为掩盖他正策划的袭击，蒋发表了大量声明否认与国民党左派或中共有任何分歧。他甚至邀请汪精卫回国，并表示“完全服从”武汉国民党。由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愿意相信他，蒋的花招超预期地管用。[8]

1927年3月31日，托洛茨基以不断革命论的精神致信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截然相反的是，他认为如果不通过苏维埃扩大和深化土地革命，就会出现以军官骨干为基础的中国波拿巴政变的现实危险。[9]国际和中共中委的多数根据斯大林路线坚持认为反动活动的幕后黑手是封建势力而非资产阶级，结果是忽略了革命主要也是眼前的敌人——蒋介石和他的军队。[10]被他们寄予厚望的汪精卫于4月1日从法国回国，到达上海。

4月3日，托洛茨基在一篇未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共放弃了政治独立而屈从于国民党的要求，而这未能吸引激进工农，甚至于国民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不作为事实上意味着加强资产阶级一翼的力量和权威，后果将与国际的预期恰恰相反。在阶级分裂迅速加剧的时候，国际讨好蒋介石的政策是为其军事政变准备条件。[11]

然而，斯大林在4月5日于克里姆林宫圆柱大厅对3000名党员说：“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除了引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12]彭述之和陈独秀徒劳地指出，去年3月的政变已经证明了蒋介石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变数，因此上海工人必须保卫自己及其城市。陈独秀认为汪精卫是不大可能经得起考验的墙头草。

为了打消工人们的顾虑，中共和国民党于4月6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在斯大林派的所有文件中，这是最可恶的之一：

“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13]

汪精卫于4月10日抵达武汉。在鲍罗廷、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趁着蒋介石不在，他试图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汪在汉口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除了蒋（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的党内职务，但仍允许他保留总司令的头衔。[14]未能组织工农反抗蒋介石在其控区对他们的攻击的中国共产党则暴露了自己的软弱，因此将汪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推向右边，迅速向蒋介石靠拢。

直到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当时遵循陈、彭的建议，协助农民建立苏维埃，领导夺取土地的浪潮，中共完全有可能至少在华南华中取得政权。起义最初可能采取传统农民造反的形式，但有了苏维埃作为组织中心以及不可或缺的土地和反帝诉求，起义很快就会发展成革命，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确保苏维埃完成土地革命。

5.3 上海屠杀

首批抵沪（4月10日）的部队中同情工人的第一师的师长薛岳向中共中央提出，他应该留在上海，与上海工人一起抵抗密谋中的兵变。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回答说，他们知道阴谋的存在，但他们不想过早地与蒋介石发生冲突！第一师随后被调离上海。

4月12日凌晨4时，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在黑帮分子的协助和外国当局的支持下，开始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同情者。蒋的部队在扫荡街道的过程中对任何反抗的工人格杀勿论。共产党、职工运动和所有工人组织都被非法化并剿灭。蒋介石对革命的公开背叛是向全国资产阶级发出的一个信号。上海革命的失败是全中国革命失败的开始。上海政变之后，厦门、广州、福州、宁波和汕头的工人也遭到了类似的打击。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反革命在蒋介石控制的地区大获全胜。[15]

上海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反动势力，于是在农民运动取得最大成就的两湖，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爆发了。杀戮如此普遍，以至于短发或未裹脚的妇女都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

一位年轻的斯大林派干部拉斐尔·奇塔洛夫（Rafael Chitarov）被派往中国担任国际代表，他后来在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11日）上提交了一份报告。[16]从报告上看，当时的形势即使在最后关头也不是无药可救的。上海工人一度掌握着政权，手握武器，并有可能得到蒋军中至少一个师（还有叶挺领导的独立团）的支持。[17]可是，中共领导层无所作为。他们非但不准备与蒋介石决战，反而提议为他办庆功宴。奇塔洛夫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共领袖们遵循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因此后者称赞其“忠于共产主义事业”。

5.4 武汉溃败

奇塔洛夫承认，上海政变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正在从革命中退却”（即使在这个阶段，斯大林派仍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是积极的反革命——那是封建主的角色——而屠杀成千上万的工人是“退却”）。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对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抱有幻想，这使他们对武汉政府自己为“从革命中退却”的准备视而不见。跟随斯大林，中共中委多数继续把武汉政府说成是工农的民主专政的雏形。[18]

4月17日，国民党左派将蒋介石开除出党，这时华南和华中分别为中共支持的武汉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控制。斯大林转而声称蒋介石的政变净化了革命队伍，并不是工人的重大失败。据说，国民党已分裂为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国民党左派现在可以自由地领导反军阀和反帝的决定性斗争，与共产党人联手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19]这一立场完全忽视了上海的反革命不是由封建分子和北洋军阀，而是由斯大林和布哈林口中那不可能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势力发动的。

在莫斯科，斯大林以攻为守，把上海政变说成是共产党的胜利，以此证明他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几乎把对上海工人的屠杀说成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揭露右派分子并将其清除出国民党的计划的一部分。[20]

“大家知道，当时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22]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聪明”地指出上海工人被屠杀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预言！他们说，斯大林曾预测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退出统一战线”，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可他完全忘记了蒋介石本人曾得到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可，也忘记了政变不是反国民党而是符合其发展方向的。他们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正确”的分析和预测会指示中共在政变面前从政治和军事上解除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其陷入瘫痪，以至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不战而落入阶级敌人之手，致使五千多名党员牺牲。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蒋介石的政变被说成是对国民党中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的清除。共产国际的官方刊物甚至把“武汉革命政府”说成是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式的国民党”，[22]不顾列宁的警告：“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23]

斯大林坚称苏维埃会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造成威胁，因为它们将与武汉政府对立。[24]这一全盘错误的看法建立在闭着眼不看俄国1905年和1917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它还错误地评估了中国革命中的真实阶级关系。斯大林以为国民党左派是武汉周边地区的唯一政权，但它事实上只不过是依靠于首鼠两端的旧官僚机构残余以及一些地方军阀的暂时支持的几位自封的领导人。[25]

在武汉境内，工会仍然是合法的，工人尚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要求。但是，上海反革命政变给武汉的雇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们开始反攻，以关厂等方式竭力破坏以致瘫痪经济生活。农民得不到任何贷款，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购买种子和其他必需品以度过下一个收获季节。投机者将米价抬高到难以承受的水平。外国人也给予配合，工商业主关闭他们的产业，航运公司减少发船，对武汉实施了事实上的封锁。从5月到7月，国共联盟在革命的压力下逐渐土崩瓦解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共不够顺从，而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再准备容忍有组织的反对派，那怕只是其可能性。

只有发动群众运动，例如夺取关闭的工厂、商店和船只并恢复其运营，建立农民合作社，支持农民夺取土地的运动，才能打败这场反攻。但要采取这些措施，需要以城乡的工农兵委员会/苏维埃为基础的革命力量。对于国民党左派来说，这些措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们违反了现有的财产关系。对共产党来说，这些措施同样不可想象，因为“党内合作”不允许它们。

进一步促进阶级斗争的是，武汉工人坚持为生存而斗争——1月至4月间，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和童工成功争得了12到20美分的日加薪，码头工人的工资从每月3（中国）元增加到7元，丝厂工人胜利地将工作日从17小时减少到12小时。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屡次号召工人不要提出“不正当要求”，尽最大努力维护“革命之各阶级性”，中止对武汉资本家的斗争，因为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工商业主的支持。在革命向反革命的过渡中，中国共产党与剥削者结盟反对被剥削者。

仔细想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在武汉对汪精卫及其将领执行的政策与在上海对蒋介石执行的政策完全相同！中共中央指示工人服从国民党左派，声称其不是需被推翻的克伦斯基式的政权，而是可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工农民主专政。

奇塔洛夫描述了武汉时期的政策：

 “......中共中委会......发明了所谓的退却理论。他们宣称：我们必须立即后退，以保全合法工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自卫或试图前进，我们将失去一切。......共产党......不战而屈。......他们同意使所有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组织服从国民党；他们拒绝进行未经国民党中委会许可的独立行动；他们自愿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

中共的政策帮助了“民族资产阶级”镇压群众，消灭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战士。

1927年4月24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开幕，汪精卫作为嘉宾列席。约一百名代表代表了五万多名党员。大会正式将上海的灾难归咎于陈独秀，但再次选举他为总书记。彭述之被移出政治局（前中央局），但仍留在中委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委委员，但被解除了农民委员会的领导职务。[26]同时，在整个华中地区，尤其是在两湖，农民正暴动并夺取土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会不得不呼吁土地无偿收归国有。然而，没收的只是最大的，即面积超 30公顷（80 英亩）的地产，这一面积之大当然排除了富农甚至大多数地主。[27]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军官们的土地，不论其大小，都不得侵犯。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宣言用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说法来描述上海的屠杀——据说这种“脱离”使国民党左派变成了革命集团。这种叙事进一步地混淆视听，因为它阻碍了对国民党左派的任何现实分析，同时播种其之于中共的革命和谐之幻想。大会的总口号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万岁！”[28]

罗易在4月27日的国际执委会议上报告了中国的情况，但没有一次直接提到上海的反革命屠杀！提到的是新的革命领袖——汪精卫和他的武汉“国民政府”，尽管汪一直避免推行任何会导致与国民党保守派发生冲突的激进政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会坚决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更不用说转变为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了。[29]

就在湖南和湖北的农民运动达到高潮时，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支持据说好些、左些的新国民党。还是老规矩：不准搞土地革命，不准反国民党的鼓动，不准“过激”，不准“挑衅”。可是，农民正在赶走地主，夺取土地，建立农民协会（苏维埃的雏形），接管乡村行政机构，并组织武装队伍与地主的私兵作战。国民党反动军官手下的许多士兵都受到了农民的影响。他们需要与农民建立组织联系，而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组建工农兵苏维埃。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此举将会动摇国民党军队并阻止反动。

相反，中共接受了国民党的邀请，提名两名共产党人担任政府的劳工部长（广州工会领袖苏兆征）和农业部长（谭平山）。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正式推行阶级合作政策，让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中为其承担责任。[30]科恩认为，二战后在东欧兴起的人民民主思想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就起源于此。[31]

国民党报纸《民众论坛》解释说，组建联合政府是为了加强工人党与（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间的联系：

“目前的合作计划是重要的，因为它表示国民党对一切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握有更大的支配权……共产党将必须完成它的义务，使党（国民党）及政府能对群众运动行使充分的支配权。”[32]

国民党的计划奏效了；这些部长非但没有把政府拉向左翼，反而被用来遏制革命。

现在，斯大林终于发出了武装工农的号召，但和他在4.12前发出的警惕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警告一样，都看似常识，实际上根本没法执行。武装工农是正确的做法，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维埃的组建，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直到为时已晚才这样做，而且是以一种扭曲的、注定失败的官僚方式。

随着农民的“过激行为”遭到强力镇压，土地问题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来说都变得日益紧迫。作为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武汉领导人了解群众的需求。但现在，他们早先承诺土地革命的激进言论需要转化为行动。事实证明，国民党左派与地主（部队军官往往来自于地主的儿子）之间的纽带要比他们对农民的忠诚强大得多。

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学生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在中国需要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吗？”斯大林的回答是：

“是的，需要成立。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维埃的。”[33]

也就是说，苏维埃将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组建。这与历史经验背道而驰。哪怕在俄国民主革命的初期，苏维埃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斯大林面临的问题是，如果苏维埃在中共出席，谁也无法阻止它们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能满足的要求。

这次讨论一周后，国民党左派手下的将军们首次采取了反共行动。事变的进程令人难以置信。在距武汉250英里（通铁路）的湖南省省会长沙（约有25万人），国民党部队有1700名士兵，而城市周围的农民武装约有2万人。当农民听说反革命已经开始时，他们聚集在长沙周围，准备于5月21日向城内进军。很明显，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城市，但就在此时，中共中央来信取消了进攻，并告诉农民等待武汉政府的指示。由于中共领导人的动摇和调和，反动军队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破坏了革命组织并杀害了其领袖，建立起独裁统治。

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其他地方——在湖北西北部，多达两万人被反动派杀害，其中许多人被公开处决。现实世界中的事态发展使局势愈发紧迫：中国共产党是支持工农，还是支持国民党地主和武装力量？农村里残杀的消息传到了武汉，于是共产党的部长们和国民党官员一起抱怨农会不遵守“纪律”。谭平山认为，农民一直在提出过分的诉求，虽然这些诉求是他们世世代代受压迫后的自然结果，但“管理并遏制他们仍然是必要的。”[34]

谭平山后来承认，中国共产党“牺牲了工农的利益……当在大地主和贫农之间爆发冲突时，政府总是站在前者一边......右派乘我们一部份政策的错误，得施行其政策的可能。”[35]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四个阶级联盟”不断地把被解除武装的工农交给将军们屠杀。

国际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再次“最坚决地”拒绝了中共脱离国民党的任何建议。共产国际无视上海政变的教训，继续断言由于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反帝的，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中那些有推翻帝国主义动机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临阵脱逃。如果现实不是这么悲剧性，这种说法就简直好笑了。斯大林命令中国共产党人服从武汉政府，根据奇塔洛夫的说法：“连离开资产阶级的念头都没有。”

在5月24日——长沙及附近的工农组织被镇压三天后——斯大林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不应在武汉成立苏维埃：

“显然，托洛茨基在这里已无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宫里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他‘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没有完结，不仅没有胜利，而且只处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绝支持武汉政府，提出两重政权的口号，现在用立即成立苏维埃的办法来推翻武汉政府，就是给蒋介石和张作霖以直接的和明显的援助。

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必须在各地广泛地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作为将来成立苏维埃的基础，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成立当做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当做两重政权的要素、当做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素的工农代表苏维埃。”[36]

就在国民党左派所信任的将军们合力清剿中共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却要求中共继续做它的忠实仆人，并努力把它“改造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强大群众组织”。在这过程中，既要深化土地革命，又不准农民夺取土地！上海流血的教训不留痕迹地过去了。

1927年6月1日，罗伊通过电报收到了斯大林在长沙事件后制定的中国路线。[37] 我们从电报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作用是涵盖所有可能性，以便斯大林日后引用其中的段落来为实际发生的事情辩护。

这一点可以从电报中提出的任务相互排斥的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况且无论如何，它们都远远超出了中共的能力范围。[38] 美词佳句比比皆是，但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共的条件却使其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比如说，中共必须“保持”（原文如此！）其独立性，同时继续服从国民党左派。

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中评论说：

“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39]

这些都是骗局外人的胡话！问题不在于如何将“反动军官”送上法庭，而在于如何逃脱他们的行刑队。

电报中的革命空话没有对现行政策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为了执行真正的左翼革命政策，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必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行革命的土地政策，从而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主动权。政治局电告国际，“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40]

罗伊把斯大林的电报给汪精卫看，显然觉得汪精卫会把它当作俄国支持国民党左派的确认，并制定联合行动方案。不过，汪精卫无意与将军们作对，他与最亲密的支持者一起立即开始准备将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41]

6月8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离开武汉前往河南省城郑州与他们的将军们谋划。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彻底与共产党决裂。[42]另一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20号的会议上讨论应对之法。李立三的提议被采纳：举行群众集会欢迎国民党领导人归来。集会的口号是中共要求国民党采纳的改良主义诉求。[43]一周后，武汉的代表就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

斯大林坚持说退出国民党是“破坏”革命，是“摧毁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要求武汉的左派国民党必须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以开展土地革命。[44]国际自然是唯他是从的。

武汉的局势迅速恶化。汪精卫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始着手准备驱逐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并更加嚣张地打击他们所谓的农民运动“过激行为”，越来越多地要求中国共产党遏制武汉工人的积极性。党的领导步步后退，没有做出任何政治反攻，也没有尝试进行任何组织，甚至连自卫都没有。

 “一天下午，我在汉口街上走，只见许多辆黄包车上装着枪枝，后面跟了工会的纠察队员。行人纷纷议论，据说是工会自动向警备司令部李品仙缴械。我看了非常诧异，就去找到我的上级来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据他说，这举动为的要避免引起误会，使政府相信我们没有异心。”[45]

在6月23日，在代表300万有组织工人的第四届全国劳动大会上，汪精卫受到了热烈欢迎。

中共领导层继续在国民党左派面前俯首称臣，在7月3日的中委紧急会议上发文重申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随后，照着上海的悲惨剧本，中共又一次命令手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和其他工农武装服从国民党；同意工农群众组织接受国民党的控制； 停止一切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活动和工人自卫队的巡逻，后者不能未经国民党许可采取行动；禁止工会提出“过火”要求，或质疑雇主的雇佣和解雇权；然后，最重要的，强调共产党人是作为国民党党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参加的武汉政府。 [46]

毛泽东此时的表现并不好。罗伊回忆说：“农会组织主席毛泽东在1927年的关键时刻代表了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极右派观点。”[47]作为国民党领导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一，没有同期的证据显示毛泽东曾以任何方式反对在反革命向农民进攻的同时遏制农民的政策。后来，毛泽东试图改写历史，比如他在接受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采访时声称自己曾大力提倡激进的土地政策。[48]

根据官方评价，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人民阵线派【编者注：即新民主主义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在党内，陈独秀和彭述之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理由是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正在步蒋介石的后尘，因此倘若中国共产党不改变政策，就是死路一条。但是，正如鲍罗廷所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这一次，陈独秀终于坚持了他的意见——他正因儿子陈延年近日被国民党处决而深陷悲痛之中——并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辞呈。

是的，国民党左派确实代表了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勉强养活自己、真心支持革命的贫苦农民，也有与地主和资本家通过裙带关系沆瀣一气的小剥削者。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有太多是后者。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分歧是量上而不是质上的，因此他们绝不会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反革命在武汉周围的乡村肆虐，但国际仍旧予以否认。1927年7月3日，《真理报》以“工兵联谊”为题刊登了军队解除中国工人武装的照片。当月15日，国民党左派发出最后通牒，大意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所有中共党员都必须退出中共，否则将受到惩罚；这标志着“党内合作”的终结。武汉政府的武装力量现在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反共政变，尽力捕杀一切共产党员。斯大林加冕的“民族革命领袖”从标兵蜕变成了屠夫，先是在上海，然后在长沙，现在又在武汉。可是，造成这场灾难的责任被推到中共，尤其是陈独秀身上。

1927年7月，两名新代表，贝索·罗明纳兹（Besso Lominadze）和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被派往中国奉命召开党的特别会议，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将斯大林的政策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怪罪于中国共产党上[54]，并在南昌和广州组织暴动。

这些代表没有与中共领导层进行任何讨论，就直接找到了急于对长沙周边残害农民行为展开报复的湖南省委，开始在南昌组织“起义”。[55]国民革命第四军在该地区的共产党残部也被编入了起义部队。南昌“起义”于7月31日晚开始，但到8月5日就结束了。下一小节（6.2）将把它当作秋收起义的一部分进行更详细的描述。

随后，国际代表于8月7日以瞿秋白（他从5月起才成为政治局委员，并准备接受国际新的极左路线）的名义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召开得很仓促，只有十二三名党员参加，其中两名是地方支部的党员，五名是共青团中央成员。据潘佐夫（Pantsov）所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言支持罗明纳兹，还借机论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56]——正准备武装暴动的国际代表想必是很欢迎这一看法的。

八七会议标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起码是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循国际下达的指示，但都是在与国际代表进行讨论之后。讨论中允许对路线的实施——但绝不是路线本身——提出批评。这样就有可能保持意见统一的假象。现在，这一面具被丢弃了，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莫斯科打算用强力取得完全服从。中共政策的急转弯——从阶级合作到盲动——证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程度。

当这场残兵败将的议事（后来升格为“会议”，以便更好地欺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党的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和谭平山的机会主义时，中共的官僚堕落程度就昭然若揭了。瞿秋白事实上成为了新的总书记。一批旧领导，包括毛泽东，退出了领导层。为了维护斯大林的威信，“八七会议”宣布新的领导层认为国际的中国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并同意其对中共的批评。责任在于过去的领导层，因为他们执行了机会主义的非革命政策。然而，新提出的观点却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革命不仅未退潮，而且还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中国劳苦大众的力量......才刚刚开始表现为革命斗争的新进潮。”[57]

实际上，国民党在其控制的各地都进行了对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的大屠杀。运动的失败不仅使许多人牺牲（罗伊后来估计有25000名共产党员丧生），还导致了生者中的士气低落。群众被他们曾信赖的人带向失败——现在他们还能相信谁呢？残存的共产党人流落各地，意志消沉，而群众陷入消极。然而，共产党人却被告知武汉的失败将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58]

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发动一系列毫无希望的暴动，并将其作为胜利展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掩盖斯大林和国际决策的灾难性后果。即使是在开除反对这一新极左路线的中共党员的时候，共产国际也通过警告反动“盲动”的策略来自我保护，以防万一。如果成功了，国际将居功至伟；若是失败了，中共将受到指责。

1927年9月30日的《真理报》报道了农民游击运动和广州军队中革命分子的革命精神，称他们“在农民起义的帮助下正战胜中国人民的压迫者”。这篇文章得到了国际执委会10月26日指令的肯定，标志着共产国际在农民起义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变化。[59]现在，中共在城镇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国际和中共领导层急需寻找一种替代方案，以便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展示斗争的顺利发展，而不必承认退却。游击战被说成是中国农民斗争自然和理想的进展。当然，为了预防担责，共产国际提出了条件：这些行动必须与群众的武装斗争相结合，并且能够创建可以扩大的革命根据地。[60]当然，是否“与群众相结合”和“能够”都是中共领导层的问题，因此，无论它做什么，共产国际都能予以否定——除非成功。结果，中共的活动明显地从城市转向了农村，试图利用农民游击战、暴动和军事行动进行革命。

罗明纳兹（和瞿秋白）认为中国仍存在革命形势，而且至少会持续数年，无论中共犯多少错误。1927年11月，中央委员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称“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编者注：即‘不断革命’】”【编者注：原文出自《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因此中国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工农革命，可以而且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民主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术语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混乱，使许多著名的中国问题权威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土地革命，因此民主革命将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国际代表在中国的极左错误相混淆。[61，62]

八七会议决定的新路线是一个突然的大转弯，用孤立的暴动尝试取代了之前对国民党的屈从政策。苏维埃在五月份是不被允许的，而在现在的革命低迷期却是马上的任务了。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国中委同意党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攻打国民党军队！

新领导层由瞿秋白领头，并得到了李立三和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在将来，“八七会议”将为斯大林的新错误背黑锅，被批评为犯下了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下号召斗争，对其抱有幻想的严重错误！[63]

5.5 小结

共产国际把一种机械的阶段论强加给中国共产党，要求中国必须先通过党内合作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际的纪律和莫斯科的领导。随着国际的路线日益违背现实，而中共领导层又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建议让位于命令，在斯大林主义组织中各国支部与中央的真正关系也暴露无遗。

维持国共合作被视为中国民族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民族革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被要求舍弃自己的特殊立场，屈从于国民党，放弃独立的批评声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殖民地国家的不同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会有真正的共同利益，但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实际出发的，至少在1925年，“共同利益”显然开始分崩离析了。

 支持蒋介石反对北方军阀、争取统一中国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但这种支持的基础应该是准备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政治独立，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到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席卷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直逼南京城。同时，在群众运动爆发后，国民党将领们决定必须尽快以武力解决问题，并开始从战败的军阀中招募尽可能多的雇佣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共产党协助了这一过程。

在中国，近6万名共产党员和约3.5万名共青团员被投入到阶级斗争中，不是为了推动它，也不是为了使群众运动具有革命性和方向性，而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渴望土地的饥饿农民，反对为糊口而斗争的女工和童工。结果是党几乎被彻底摧毁。

斯大林派坚持奉行导致一场又一场灾难的政策（从蒋介石的3月20日政变到武汉惨败），因为决策时苏联本国官僚集团的利益比中国革命的成败更为重要。为了自己的派别利益，苏共官僚对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反应是掩盖、撒谎，最后将灾难归咎于他人。官僚集团对中共隐瞒了托洛茨基关于退出党内合作集团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人会比较和权衡两种政策，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倾向于托洛茨基的建议。这可能会给中国革命带来胜利，但也会破坏斯大林派对联共（布）的控制，这是反动的俄国特权官僚无法容忍的结果。陈碧兰认为，“第二次中国革命是为了维护俄国官僚特权而牺牲掉的。”[64]

最后，在工人和农民都在撤退的时候，瞿秋白和罗明纳兹反对基于民主和过渡性要求动员群众的统一战线战略。在反动时期，民主和经济运动，如对组织工会权和提高工资的争取，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结果，工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迅速下降。这证实了国际和中共并不了解上海和武汉失败的重要影响。一开始是广大无产阶级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抵触情绪，然后很快农民也是如此。

武汉惨败后，鲍罗廷说:

“大资产阶级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并非真正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和他们联合，靠他们赚钱的。小资产阶级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摇摆于工农与大资产阶级之间，末了则投降后者。工农也没有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太相信小资产阶级了。”[65]

罗伊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观点：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没有牺牲反动地主和资本家的狭隘利益，而是背叛了革命。阶级团结超越了民族团结。”[66]

第二次中国革命证实了列宁的分析，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不可能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得到解决。它还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和地主的利益统一程度远远大于其与工农的利益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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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talin, J.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pril 21 1927, CW9:224-234.

[25] Chen Duxiu, Pravda of 15 May 1927 reprinted the speech of Chen Duxiu made just over a fortnight earlier on 29 April at the Conven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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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North, Op. cit.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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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North, Op. cit.,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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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North, R., and Xenia E. M.N. Roy’s Mission to Chin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p106-107.

[38] North and Xenia, Op. cit., p106.

[39]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40]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41] North and Xenia, Op. cit.,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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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16 June 1926, p737.

[45] Fan-hsi, Op. cit. p37.

[46]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47] Roy, M.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Renaissance Publishers, 1946, p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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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Chen Po-ta. Mao Tse-tung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3 FLPH, Peking.

[50]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51] Stalin, J.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m.org.

[52] Chen Duxiu Appeal … Op. cit.

[53] Alexander,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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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Hofheinz, R. The Autumn Harvest Insurre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67, No. 32, p37.

[56] Pantsov AND Levine, Mao, Op. cit. p191-192.

[57] Roy, Op. cit., p405.

[58] Roy, Op. cit. p405.

[59] Thornton, R. The Comintern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8-31, p102-105.

[60] Hsiao Tso-liang,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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