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中共领导人的经济利益

2015年，位于巴拿马的摩萨克·冯赛卡律师事务所的大约1150万份文件被一位匿名来源泄露。泄露的文件大体上没有显示任何非法活动，但它们确实揭露了许多本来希望对其细节保密的人的私人财富和商业联系。《纽约时报》等的进一步调查让人们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个人财富有了更多的了解。除非党的高层希望将其公之于众，否则对通讯行业的控制和国家审查制度会确保此类信息在中国无从得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由七人组成；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相比在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里，个人财富的积累当然是可能的，但也有限制。你很难说一位个人财富超过一亿美元（主要投资于私人财产和商品生产）的党高层官员与一位年收入5000美元的矿工属于同一阶级。这些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很贪婪。他们积累了巨额个人财富，但仍然充分享受着国家为其工作提供的福利，以及豪华住宿、专人驾驶的豪华轿车等等。

习近平，现任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2013年至今），据称个人资产约为一亿美元。《纽约时报》的调查指控这位新主席和“反腐英雄”的家族拥有包括总资产达3.76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在一家拥有17.3亿美元资产的稀土公司里面18%的间接股份；以及一家上市科技公司的2020万美元持股。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在巴拿马文件中被指控与隐藏数十亿美元的离岸交易有关。

李克强是《中国2030：构建和谐创新高收入社会》报告的幕后推手，该报告与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共同撰写——这是一个全面向全球资本开放中国经济的蓝图，允许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限制地进入中国。该蓝图还包括将大多数剩余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是一个可能摧毁数百万工作岗位的进程。李克强将负责实施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打击（译者注：该计划可能并没有被完全实施）。他目前为止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个人财富。

张德江以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和对工人和农民的铁腕手段而闻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张德江掌管广东省时，曾下令暴力镇压数次大规模农村抗议活动，包括2005年在汕尾枪杀20名农民（译者注：东洲事件）。他还与深圳航空的掠夺有关，当时他允许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接管深圳航空公司。到2009年，深圳航空公司破产，欠债约160亿美元，但据信巨额资金已被转移到海外。

俞正声曾宣称如果要公开他的资产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事实上，他因涉及房地产和企业的腐败丑闻而臭名昭著。2011年，中国知名财经杂志《财经》在未指名道姓的情况下报道称，一名女商人通过涉及数百名官员的腐败网络建立了一个拥有20家公司的帝国。她进入中共的切入点正是俞正声，当时他是2001年的湖北省委书记。同一杂志在2007年报道称，两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私营公司仅以37.3亿元的价格就买下了山东鲁能集团（山东省最大的国有电力公司，资产738亿元）91.6%的股份。这笔可疑交易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俞正声。2007年俞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后，他的政府为了为诸如上海世博会、迪士尼乐园和京沪高铁等项目腾出土地，拆除了无数居民的家园，为开发商和大企业带来了巨大利润。据说俞氏家族收受贿赂数以百万计。 

刘云山是中宣部部长，他通过加强新闻检查来执行胡锦涛主席构建“和谐社会”的计划：所谓“和谐”，就是在互联网上被屏蔽。2003年，刘云山提出将《新京报》转变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报纸，引领了一波媒体改制的浪潮。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曾是中信私募股权投资公司（CITIC Private Equity）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据报道他个人已融资超过50亿美元。他利用父亲的政治影响力积累了大量财富，并被《财富》杂志列为“亚洲25位最有权势的商业人物”之一。他的儿媳贾立青在巴拿马文件中被提及，但刘云山很好地利用自己地位确保了这些消息不会传到中国公众的耳中。

王岐山是所谓的“太子党”成员，这个群体由于与党内的前重要人物有亲属关系而上升到权力高位。他是前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的女婿。长期以来，王岐山一直主张加快开放中国，使其成为一个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平台。他是支持上世纪90年代那些摧毁数千万工作岗位的国企私有化的领军人物。2009年，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时代》杂志上称赞王：“当中国的领导人们想要理解市场和全球经济时，王是他们去请教的人。因此，中国一直支持着美国稳定资本市场的行动，并未曾向那些主张逆转经济改革以使中国隔绝于世界的人屈服。”

张高丽代表了国有巨头（包括那些正准备私有化的公司）中的党员利益，因此可以预期他在采取的方法和采用的速度上与习近平有所不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张支持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恰恰相反。张的女儿嫁给了中国大陆最大的玻璃制造企业之一老板李贤义的儿子。张在香港拥有广泛的商业利益，他的另一位女儿嫁给了17家公司的董事李圣泼。在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他曾利用在毗邻香港的影响力帮助江泽民（1989-2002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家族购买土地并成立了一家价值80亿美元的电信公司，由最近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上海技术大学校长的江泽民长子负责经营。他的女婿李圣泼也在巴拿马文件中被提及。

江泽民在担任主席（1993-2002年）期间，利用政治权力大规模侵吞政府资源。他与时任总理朱镕基（1998-2003年）共同支持国企私有化计划。中央政府拨给国有企业的资金成了帮助与外国公司形成合资企业的贷款。据称，这个过程使政府官员能够私吞数百万美元，并为他们提供了将资金洗往国外的手段。

根据《大纪元时报》出版的、基于熟悉江泽民的上海消息来源的《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中国江泽民的真实故事》一书，江泽民在1993年被任命为党的领导人后，他和他的儿子（江绵恒）走上了个人膨胀捞钱之路。这一过程始于1994年，当时这对父子仅用其价值的百分之几就收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估值数亿元的国有企业——上海合资公司。 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为了江家的私人财产。该书称，以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国有企业，使得江氏家族得以控制中国网通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上海信息网络和上海机场公司。

江泽民的孙子、江绵恒的儿子阿尔文·江似乎也有达成利润丰厚的交易的家族诀窍。阿尔文是第三代“太子党”，中文名字是志成，意为“有志者，事竟成”。据称，阿尔文是博裕私募股权公司的政府联络人，该公司取得了其他公司只能梦寐以求的成功，特别是2011年博裕购买了日上免税店的控股权——该公司经营着上海和北京国际机场的所有免税店。据信，这笔交易证明了江泽民的孙子能够进入严格控制的国家部门，并将这些资产转化为高利润的投资。[1]

2003年至2013年的中国国家总理是温家宝。《纽约时报》的同一调查发现，温家宝的近亲家族拥有约27亿美元的财富。他的儿子温云松是新天域资本的联合创始人，筹集了32亿美元资金，是中国最知名的私募股权“太子党”之一。2012年，温成为国有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的董事长。

胡锦涛，2003至2013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个人财富相对较为适中，仅为40万美元（可能是从他每年1.1万美元的工资中节省下来的）。他的儿子胡海峰则要成功得多。2008年，胡海峰被党提拔为清华控股的领导人，清华控股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控制着包括威视在内的30多家公司（威视是一家国有核技术公司下属的子公司，是世界顶级的安全扫描设备供应商之一，为大约50个国家提供服务——2006年底，尽管面临腐败指控，该公司还是赢得了在中国147个机场安装先进扫描仪以检测潜在危险液体的合同）。他的女儿胡海清嫁给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新浪网的前首席执行官茅道林。2003年，茅道林的财富估计高达6000万美元。

然而，胡的高级助手令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党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类似于白宫幕僚长的职位，成功地积累了134亿美元的财富。

对其他高级党员的调查显示，他们都是资本主义新精英的一部分。这些人不是在与资本家“分享”权力，他们就是资本家。超级富豪得到了富裕的党和国家官僚阶层及其企业合作伙伴的支持。[2]

周永康是第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代表了党内重工业（尤其是采矿、钢铁和石油）领域的官僚阶层，他们试图延缓国有产业的私有化进程，并敢于组织起来反对习主席。2012年11月，他在中共十八大上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伴随着他的被免职，他曾经安排在高级职位上的人都经历了一场斯大林主义式的清洗，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尤甚（BBC新闻，2015年6月11日）。接下来，他被指控犯有腐败罪，公开蒙羞。鉴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国家官员都存在某种程度的腐败，而且官阶越高高腐败程度越严重，因此腐败指控是对付政治对手的一种万无一失且广受欢迎的手段。周永康被判犯有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最后一项指控清楚地表明，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腐败。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深入调查了周永康及其家族持有的财富。结果显示，周永康仅在中国就积累了约1.5亿美元的私人财富，还有不为人知的数百万美元的海外资产。

然而，获益最多的是周的亲属——主要是他的长子。周永康家族持有或控股着至少37家公司，其中许多与国有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有重大合作合同。周在1990年代曾是该公司的负责人。作为党的高级官僚，周永康与中石油保持了特殊的关系，这使他对这家年收入超过4000亿美元的巨型公司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周永康的长子周滨现年42岁，是一家向中石油出售设备的北京公司的主要股东，并持有多达11家与中石油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公司的股份。他们还在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四川省拥有大量资产，周永康在1999年至2002年期间曾担任四川省党委书记。访问此链接以了解周氏家族的商业联系范围。[3]

中国共产党的腐败表现在它对党员从商界受贿的惊人容忍上。贿赂行为非常普遍，如为子女支付海外学校的学费、为家庭成员分配股票和债券等等。当然，领导人的榜样在整个党内都被模仿。不过，也需要慎重。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魏鹏远曾因公开威胁要杀死自己的情妇，引发了当地的一桩丑闻，引起了公众对他本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关注。随后在2014年10月，警察突袭了他的住所，发现了相当于3000万美元的现金，而当时中国的平均工资还不到5000美元（2014年10月31日BBC新闻）。魏随后被控贪污，被判有罪并终身监禁。

中共地方领导人如何成为大资本家

2002年中国有3位亿万富翁，2005年增至10位，2014年超过150位，到2016年中国拥有大约568位亿万富翁，超过了“只有”535位的美国（2016年2月25日BBC新闻）。一位学者将这视为所谓“太子党”的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群体，由老一代领导人的后代组成，他们被任命到高级政治职位，以保护党员的物质利益。[4]党高层与超级富豪之间的家族联系非常直接。2005年，中国最富有的人是荣智健——他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儿子，荣毅仁曾担任国家要职，特别是在1993-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但他彼时并不是中共党员，而是一位“为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5]

在中国，党与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因而对高级官员几乎没有有效的制约和/或平衡，所以腐败极度猖獗。诚然，政府会大肆宣扬其“杀鸡儆猴”的政策，偶尔也会将官员降职、监禁甚至处决，以儆效尤，但由于能赚到的钱太多，被抓到的机会太小，所以这些措施一般都不会奏效。一份意外泄露的中国人民银行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里，逃离中国的1.6万至1.8万名共产党官员共带走了大约1600亿美元，这表明了流入党员手中的财富之多。

许多党员在控制了一家成功的乡镇企业（TVE）之后，开始积累财富。这些名义上的集体企业的所有权逐渐巩固在其经理或地方党政官员（通常是一个人）手中。[6]在城镇，许多党政官员都能通过耍花招或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已私有化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党政干部普遍发现，房地产行业是快速致富的肥沃土壤。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建设项目能否获得批准，取决于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意见，这些人不出所料很快就拥有了大量的房地产。2014年9月12日，CNBC新闻称中国的百万美元富翁人数已超过100万。这些人中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都是共产党成员，他们利用中央土地记录缺失的漏洞，用化名购买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公寓租约，从而隐藏了他们通过贿赂和腐败所获得的非法收入。[7]

刘永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展示了裙带资本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结束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使那些与党有良好关系的人得以极速崛起。在21世纪初，中国铝业公司（一家国有企业）占据了中国铝市场98%的份额。中央政府授予中铝对全国所有铝土矿的独家开采权。然而，到2008年，由于大型私营企业进入铝市场所致，中铝的市场份额已降至不到50%。

刘永行是东方希望集团的灵魂人物，他深知中国铝业公司的致命弱点：它对中国铝土矿的独家采购权是由中央政府而非实际控制矿产的地方政府授予的。随着中央计划的结束，东方希望集团前往了拥有大量铝土矿资源的河南省中等规模城市三门峡市的地方政府，并与和中国总理李克强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党委书记达成了协议。东方希望集团从2005年开始生产铝材，如今刘永行据称身价达到50亿美元。[8]

中国资本主义重建的进程时快时慢，其过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不同集团之间不断争论并解决分歧。由于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重建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不平衡。中国长期以来权力分散，省、县甚至市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事实上，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鼓励和进一步下放国家权力。[9]为了加速这一过程，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收入都改成了依赖于当地的营业税和销售税。党干部的晋升开始取决于他们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和吸引外资的能力。[10]许多地方党员充当了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经纪人和交易撮合者，其他人则通过黑市交易、贿赂和非正式网络来为资本主义重建提供润滑剂和便利。这些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拥有私营企业的股份，或者担任公司董事会顾问或私营公司高级管理职位。

  显然，在中国，即使是“捍卫”国有产业反对私有化的那部分官僚，也不是出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像其他最高层官僚一样，周永康也是一个腐败的资本家，但他想通过与习近平主席不同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周与习之间的斗争不在于是否要维持中国的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而在于走哪条路线。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与英国资产阶级中的脱欧派和留欧派之间的斗争有着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1] thomsonreuters.com/14/03/CHINA-PRINCELING.pdf  43(52)61-69, Dec. 2008

[2] Weil, R. A House Divided: China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 http://english.caixin.com/2014-07-29/100710458.html

[4] Hu, R. China’s Paradoxical Reforms,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view, 2011, 8(3)11-21

[5] Obituary, The Guardian, 18. Nov. 2005

[6] Hart-Landsberg, M. and Burkett, P., China and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56(3) 2004

[7] Chong-En Bai, et al.,  Crony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May 2014

[8] Ibid.

[9] Jae Ho Chung and Tao-Chiu Lam, China’s “City System” in Flux,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0 (2004), pp945–64

[10]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