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建立中国的工人国家

12.1简介

在内战之后，中国所面临的非比寻常的矛盾局面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并不能再找到一个与之相似的政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新民主主义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矛盾性，而且将是短命的。这是一个极其不稳定的政权，因此在当时，只有最有远见的人才会悉知，它有着彻底清除资本主义的残余、带动社会向前迈进的潜力，而不是认为它将胡乱地走上向帝国主义势力低头的道路。

12.2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57年）

在新民主主义发展的初期，出于历史、政治和地理等多方面原因，新民主主义下的中国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他们则给予了非常实际的支持，譬如在五年内以1%的利息提供了3亿美元的信贷，送来了12300名技术专家到中国工作，并为大约14000名中国学生和38000名学徒提供了专业培训。与此同时，他们还免费向中国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量技术信息，并且安排多国联合的设计团队在所有重大和重要的项目中工作。

政府各部门在工作单位上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旨在建立一个全面的、有计划的、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作为中国克服自身惊人问题的最佳和最合理的前进方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扩大和整合主要在中日战争影响下于中国发展起来的独立经济体：东北的重工业，沿海地区的轻工业、纺织品和消费品，以及中国内陆的巨大农业区。对于后者而言，修复被日本帝国和国民党军队破坏的运河和排水系统需要着重投入更多的精力。[1]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政权在经济和军事上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在1952-53年期间，苏联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尤其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草案细节方面的推敲，使得该计划延续了俄国强调重工业的传统。为了成功发动朝鲜战争，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日益加强的掌控出乎意料地创造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首先不可避免引导着共产党在1953年6月商定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方针，然后并将其对外宣布。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军事开支的大幅削减，由此释放出大批用于加速经济扩张的资源。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定了生产目标和物资分配。关键商品的分配是根据中央计划而非市场力量来被控制的。产品的分配是为了实现国家计划的目标，而不是为了私人利润。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台，消除了中国共产党宣称的政策的和实际采取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它将国家控制扩展到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并意味着在总体计划中协调不同的部门。作为“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一部分，私营国营混合企业实质上都被收归国有，私营零售商被合并成合作社，农村地区的私营市场被取缔。也正是从1953年10月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追溯出畸形官僚化工人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准确时期。

由此，中国经济的私营部门被边缘化，因此不再是生产或就业的重要来源。到1956年底，所有私营企业都被国有化或被吸收到联合企业中。值得强调的是，到这时，对外贸易已经完全归由国家掌控。[2]

1954年，周恩来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要“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而且还要消除“小生产的限制”。[3]第一个五年计划效仿了苏联的模式，对资本密集的大型工业项目进行了高比率的投资，旨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奠定基础，并由农业生产提供主要的资金来源。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955年7月30日，第一个五年计划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随后，在1955年9月相应地公布了关于1954年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4]延迟两年公布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方面的表现出乎意料地糟糕。因此，需要就如何处理这一情况做出相关决策。

就整体经济增长而言，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尽管帝国主义势力竭力破坏该计划，实际工资依旧增长了三分之一；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6岁左右上升到1957年的57岁；上小学的儿童比例达到了50%，比原先增加了一倍；城市住房的质量和数量显著提高，妇女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扩增和保护，其中，废除妇女缠足就是例子之一；饥荒似乎已经成为过去。[5]

由此，围绕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要承担的任务的讨论就此展开。毛泽东主张提高国家收购私营小型手工业企业的速度，并提高工业发展速度。毛的提议引发了新闻界（如《人民日报》）中新一轮的私密意见交换。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其中反驳了毛，并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应避免对重工业的过度投资，且应转而尝试实现囊括轻工业和农业在内的更均衡的发展。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在被清洗后于1954年8月自杀，显然是因为他敢于表达对毛的反对。然而，高岗在计委中一定有着相当大的支持，因为这场争论直到毛绕过计委，在1958年春天发起大跃进之时才得以消退。[6]

在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刘少奇所作的报告，中共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共的理论家们就“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艰深难懂的讨论：譬如按劳分配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原则。苏联在1936年公布的新的苏维埃宪法草案中也探讨过同样的问题（详情请见上文3.6小节）。在俄国，这个公式旨在从工人和农民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劳动，同时为保留党内高层的特权和奢侈品享受提供辩护。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得出了与他们的前辈相同的结论，说服自己说这条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原则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并且中共宣布中国为工人国家。[7]

中共推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让政党自身处于尴尬的境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原创和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该理论宣称这一阶段在实践中将一直持续几十年，并最终无痛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新民主主义只持续了四年，就在解放军和激进的群众运动的注视下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中共政策的变化清楚表明，在客观事件的压力下，它被推着向前采取了“实际措施”。并且这些措施一旦实施，就会使中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了”。[8]

12.2.1农民和五年计划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筹备讨论过程中，人们很快意识到，扩展重工业所需的经济来源需要通过增加农业生产量、防止原材料的囤积、以及终止向私人消费的流失来获取。此外，还需要控制食品的去向，以确保城镇获得充足的粮食，从而养活大量涌入的将成为新的产业工人的农民。1949年，城市人口为4900万，到1956年达到接近1亿，并于1961年达到1.3亿。人口的显著增长意味着需要对城市的粮食进行配给，并由国家来垄断农业商品的贸易。

随着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相对富裕的农民（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开始发挥其政治力量，要求更大的经济自主权。但是，政府现在已经决定采取一个不同的政治方向，并让由选定的贫农和中农组成的委员会取代了包罗万象的村委会。这是对1947-48年在解放区，特别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推进的策略的颠覆。[9]

党的所有高层都明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对农民群体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但在改革的具体内容上他们却出现了分歧。1951年7月，当位于山西的组织的领导层提出加快合作化的步伐这一方针时，这种分歧就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

刘少奇在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了这一点，同时强调了农民应该享有的“四大自由”：即从事贸易、雇佣劳动、租赁土地、贷款和收取利息的自由。毛泽东的做法则更为激进，以至于到1953年1月，他直接提出了彻底消除土地的私有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财产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然而，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刘少奇采取了较保守的立场，对工业化采取了更加循序渐进的方法，并放慢了农村改革的速度。[10]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毛泽东直接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没有指名道姓）对维护农村私有财产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集中的攻击。[11]

同时，党还宣布了尽可能多地汲取盈利以资助工业化的多项策略。1953年8月，为了限制个人消费，全域实行粮食配给制，由地方政府发放配给卡（或“优惠券”），其中最小的配给卡只能兑换5克米或小麦。更重要的是，政府开始直接从村一级控制粮食贸易，这意味着农民不能再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或出售粮食，而只能从国家购买或卖给国家。在公开场合，这些举措被宣传为为了养活最贫穷的农民和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地区的百姓所必需的获取粮食的策略，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增加农业税。这种市场垄断很快就扩展到了棉花和棉布，以及含油的农作物。[12]

为了提高农耕的效率，增加政府对农产品的获取量，中国共产党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成立由“国家指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APC）。农民经历了互助组带来的好处，互助组进展顺利，在这过程中很少有反对的声音，因为任何额外的工作都会给农民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195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指令，建议从互助组转向村级合作社（初级社）。在村级合作社中，农民不仅集中了设备，还集中了土地，并按其投入比例获得相应的回报。毛泽东可能会将这些合作社描述为“半社会主义的”，但它们实际上坚定地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和计件工资的根基之上。中央委员会建议在1957年底前将20%的农户纳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消委会认为合作社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万灵药：最贫穷的人将会过得更好，更多的盈余将会被产出并用于工业投资，土地占有现象的重新出现和高利贷的增长都将被终止。到1953年底，已经有了大约4000个持续运行的合作社存在。[13]合作社的典型规模是30-50户，包括允许私人使用的小块水果和蔬菜地。起初，大多数农民确实是自愿加入的，因为有规章制度的合作意味着所有团队成员都必须公平地完成他们被分配到的工作，因此最后，每个人都将受益其中。一旦项目达到一定规模或合作的过程足够复杂，雇用“知识分子”来进行记录就逐渐成为了惯例。[14]

随着国家从内战的破坏中逐渐恢复过来，1951年和1952年的农业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这段时期显著的增长只是一次性的，不可能持续下去，但它导致的结果是过于乐观的目标被提出。即使引入了合作社，1953年和1954年的粮食产量增长率也仅仅只有2%，与目标的9%相差甚远。这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农业直接为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大约80%的原材料，而农产品的税收则为重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投资。[15]显然，依赖近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所产生的盈余来资助工业发展是远远不足够的。

到1954年底，有5万多个下级农业生产者合作社已经投入运营，而到1955年底，官方声称这种合作社的数量接近200万，囊括了7000多万农村家庭。[16]

到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强烈主张加快农业政策的推进，在他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他热情地呼吁“农村社会改造的高潮”，并戏称保守派为“裹小脚的女人”。在描绘了一幅群众“争先恐后地跑去”组建合作社的图景之后，他要求在1960年之前将整个农民纳入高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将归村里而不是个人所有，所有的农民都转为为工资工作，他们投入的财产、工具或土地将不会再有额外回报。毛泽东认为这一发展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农业生产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在其中绝大多数工业都被国有化，并且由国家来垄断主要的农产品。[17]

刘少奇、邓小平和邓子恢（农业部部长）则主张采取更保守的政策，即在1967年之前完成基于真正自愿加入的农民的合作社的转型，并且宣称这一政策很可能得到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18]毛泽东简单地回避了他们的反对意见，越过了政治局，直接召开了1955年10月的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全会，并把党的低级官员、以前宣布过支持他的政策的市、省和地区的书记们全部聚集在一起，使得他们的人数比正式成员多出大约10比1。[19]

合作社创建的速度反映的不是农民真实的愿望，而是党员干部讨好上级的愿望。毛泽东的目标已经实现；到1957年底，近95%的农户加入了高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负责建立合作社的干部为了达到和超过他们的目标，对待农民的行为极为粗鲁、武断、苛刻甚至暴力。随着合作社数量的扩大，为了进一步加快步伐，一些农民被胁迫：要么加入，要么失去你的鱼塘或果树，要么被扣留信贷。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农民记得三反和五反运动，而这些行动又恰好在另一次镇压叛徒和反革命的运动中被采用。[20]

初级农业生产者合作社普遍受到欢迎，但中农和富农往往反对向高级阶段过渡，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农作物份额将会减少。在许多地区，这些变化需要通过群众斗争行动来迫使所谓的反革命农民接受。这种策略导致的结果是合作社的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在某些合作社，降幅甚至高达1/3。由于大多数地方干部的职位都是受惠于北京，所以为了保住他们的位置和面子，他们选择不去报告真实情况。这意味着国家的采购量没有相应减少到与实际收成相符的程度，农民因此饱受饥饿。所以，一些农村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怨恨、普遍骚乱，甚至暴乱的迹象。这些都在打击反革命群体的运动中被镇压。许多表示异议的人则被送到边境地区做苦工，以此来“改造他们的思想”。[21]

许多农民试图通过逃往城镇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意味着种植和收割庄稼的人手减少和城市所需的粮食量的增加。政府的回应是启用居住证和通行证，使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变得非常困难。工厂经理被告知禁止雇用农村工人，“非生产性”的工人被派往农村，以增加农村“生产前线”的劳动力。政府规定了企业的产量、工人的数量和工资总额，同时指示银行对每个企业的财务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在刚把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政府就实行了严格的工资控制，使城市的最低工资率接近农村的收入，以此来降低成本。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劝阻农民向城市迁移。

1957年8月9日，基于对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及其对工业化产生的威胁的担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入农村，参与农民的日常工作，并动员他们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这一运动，再加上极好的天气，在1958年迎来了一次极好的收成。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粮食收成被报告为创纪录的3.75亿公吨。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这个数字的产生既是由地方干部为了讨好而夸大业绩得来，也是得益于好天气和辛勤劳作。如此的夸大其词说明，宣布创纪录的收成更多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一次真实统计。这无可避免地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2]

12.3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工农政府？

人们通常选择用来标志中国向畸形工人国家过渡的日期是1953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的时间。那么，在1949年至1953年之间的过渡政权的性质是什么？中国革命的现实是，无产阶级并非那个发挥领导作用的阶级。恰恰相反，这个角色是由农民承担的。这就导致站在革命顶端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的政党。不仅如此，新政权还相当有意识地培养了斯大林主义。针对这些矛盾，我们应该作何解释，又该如何确定从中吸取的教训，以及它们对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在俄国，十月革命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权力。这是通过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的大规模崛起得来的。领导这场革命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该党的政策在几乎每个城市的苏维埃中都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革命后的国家权力掌握在以工厂工人为基础的赤卫队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忠于布尔什维克。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动势就注定了当政政权必然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它被人们称为“工农政府”。

从1917年10月起，列宁一直把十月革命称作社会主义革命，即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工农政府，即便在这个阶段，财产关系还未发生根本变化。[23]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到工人国家（1918年夏天，当工业已经被广泛国有化之后）之间的过渡性政权持续时间很短，但这是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必须经历的，因为他们需要确保新的政权免受帝国主义的威胁。如果全由他们自己决定，布尔什维克则会选择推迟国有化的进程。对俄国来说，工人国家意味着财产国有化、外贸垄断、国家计划经济、摧毁沙皇遗留下的国家机器（尽管列宁明确知道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根除），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国家权力必须由无产阶级持有，直到国家自身消亡）。

在俄国革命期间和之后，布尔什维克以两种互不兼容的方式广泛地运用“工人和农民政府”这一术语。

案例1：“‘工农政府’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中，并在十月革命后被明确接受。到最后，它只不过是对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称呼。这个称呼的意义主要来自于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这一思想纲领，而苏维埃政权正是建立在这种联盟之上的。”[24]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工农政府代表了由无产阶级革命向工人国家之间过渡的政权。

案例2：“从1917年4月到9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党和孟什维克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决裂，转而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党真的与干部党（自由派）和外国帝国主义决裂了，那么由他们建立的工农政府只会加速和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25]

在后一种情况下出现的工农政府绝对不会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会是一个由改良派政党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会鼓动社会党和孟什维克组建工农政府，鼓动他们夺取政权，恰恰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揭露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这一行动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并且在协助布尔什维克建立他们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政府——这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2年，在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世界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接受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国家权力转移至工农政府手中这一被视作阶级斗争的现象可能产生的结果。但是，它同时还宣称这样的政府并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因为这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而是一个可以成为建立这一专政的起跳点。然而，基于1922年的条件，这一举动并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只有一个大规模的扎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共产党才能实现这一点。[26]

直到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的创始文件公布之前，事情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下面这段话，但它是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的关键，因此值得再次提及：

“......我们不能事先断然否认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完全特殊的情况下（战争、战败金融崩盘、大规模革命压力等等），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派，可能会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走得比他们希望的更远。在任何情况下，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即使这种看似极不可能的变种在某个地方的某个时刻真的成为了现实。即使上述意义上的‘工农政府’确实因此被成功建立，它也只会是在通往无产阶级实际专政的道路上的一个短暂插曲。”[27]

有人声称，托洛茨基的助手之一乔·汉森（Joe Hansen）提议了在《过渡纲领》使用这种形式的文字。不管是真是假，二战后汉森研究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他们的作品中仅仅简单提及过的可能的革命进程，即小资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形势下上台并推翻资产阶级政治和他们的经济权力。然而，汉森还考虑到了一个新的特点，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也同样观察到了这一点：在帝国主义暂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这种“革命”的过程有可能一直持续到工人国家的建立，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

汉森将第四届大会的理论探讨（即，小资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夺取政权）与观察到的事实结合起来（即，这种政权确实有向工人国家发展的可能性，譬如中国和古巴），尽管它可能在有些国家产生倒退（譬如阿尔及利亚）。所有真正的进程都需要时间，所以在推翻资产阶级军事和政治权力与正式征用资产阶级经济权力之间会有一段间隔期。这个时期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个过渡性政权：一种由工人和农民共同组成的政府。[28]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强调了动员群众来打破资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性。[29]没有群众具有革命性质的动员，就不可能有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在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的完全特殊的情况下，打破资产阶级权力的群众动员甚至有潜力迫使小资产阶级领导层完成向工人国家的过渡。也就是说，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那些所谓的落后国家中，那些下定决心改善劳动群众生活条件的领导层确实可能做到与资产阶级决裂。而中国的畸形工人国家的形成则表明，实际情况很少按照理想状态发展；相反，扭曲和变异才是常态。[30]

从1959年1月起，古巴花了大约18个月的时间才成为工人国家，并于1960年秋季进行了全面且迅速的国有化。这个过程，在“七二六”运动（The 26 July Movement）的推动下，才更彻底地摆脱了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包括取得对外贸易的控制权，实行计划经济，征用美国制糖公司的土地，并与当时的苏联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公共领域发生的。

在中国，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明确，因为当政权从一个经验性的反应跌跌撞撞地转向另一个经验性的反应时，它的官僚主义的内核促使它试图通过掩盖其既定目标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来挽回面子。毛泽东政权的最初目标是维护资本主义，但与古巴一样，这一目标在现实事件的压力下逐渐消散了。

在中国，没有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革命。相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斯大林政党。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最明显的起点还要属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该大会将这样一个政权归类为工农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1922年制定的规范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二战后截然不同的情况。

新民主党声称自己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但很显然，该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并且农民占大多数。虽然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该政权的宪法和法律保护了生产的私有制，并寻求发展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

首先必须要考虑的是，革命的群众动员已经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工农政府的建立是对不断革命论的明确而醒目的证实；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存在着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并或多或少直接进展到工人国家的自然趋势，即使它是畸形的。

然而，在中国，新政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分析，而是阻止了这样的发展，转而呼吁与民族资产阶级维持结盟，赋予其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称的经济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保护私有工业的地位，包括帝国主义利益，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的平等利益。

尽管如此，新民主时期在开始之初，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远远超过了布尔什维克，甚至在1918年也是如此。它最初的措施是让大部分经济的关键部门，如银行业等，主要由原本为国民党服务的人控制（尽管解放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即中国银行），以此来协助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现实否定了这些举措。为了解决最紧迫、最直接的问题，中共干部的前进方向是加强国家控制和国家计划的实施。但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例如，一直到三年后（1952年底），中共领导层才勉为其难地发布指示，将所有重要银行正式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控制之下。

二战后，许多先进国家，例如英国，将煤矿、钢铁和铁路等关键基础工业归入国家管控之下，好为其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投资和协调，并维持英国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国有化本身并不能使一个国家成为工人国家。然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无论在规模上（人口是英国的20倍）还是深度上（中国从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国家开始，其最先进的工业被摧毁，基本的灌溉系统也遭到破坏）都具有更大的规模。从克服饥饿到建立民族团结，从控制恶性通货膨胀到重建工业，这些任务都是如此的艰巨，且它们的不可分割性表明只有通过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定向投资才能完成。这些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采取原则上被视作社会主义的措施，朝着发展只有单脚迈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前进。

问题的出现源自于中共的既定计划与自然发展之间的冲突的结果，而事件的自然发展在任何地方都超过了毛泽东设定的限度。1927年，这种冲突以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但是这次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可能有一个两个（或更多）阶级具有同等权重的政党：在1925-27年间，国民党曾被誉为多阶级政党，但其真实性质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同样的，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同时包括两个阶级的国家机器——尽管两级政府是有可能的。在中国，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基础的军事独裁政权。中国老牌托洛茨基主义者彭述之认为，“鉴于其维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基本立场，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31]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彭没有坚守他原本相对其他党的领导人而言，把实际的财产关系看作更具有决定性的一环这一立场。

12.4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的斯大林主义？

本书展示了在国际和国家范围内存在的特殊情况是如何使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率领农民军队夺取政权的：包括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今天，我们可以获取相关资料，以便我们能够重新梳理事件的进程，并证明中共高层迫于建立一个国家政权、养活中国人民和维护其权威和特权所面临的多重压力，使其走上了通往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的不归路。

今天，在历史背景下引用这些事件，我们便能够很轻而易举地回答那些介于我们长期所坚持的理论假设与事件的实际进程之间的明显矛盾。大约在1949年之前，就以下问题，领导层从未产生过任何严重的分歧：

•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不可能成功地领导革命；这必须且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实现。
• 无产阶级只有在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 斯大林主义绝不等同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它过去是，现在也依旧是，反革命的。

当时，这些假设与实际事件之间的冲突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不幸的是，许多人，甚至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所提供的怪异答案都是基于先验的模式、主观印象和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些都取代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严谨分析。然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目的，即美化毛主义并将其呈现为一种真正的革命力量——拼命地与毛主义者抱团取暖，并试图用走捷径的方式完成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需的艰苦工作。中共和解放军的政治活力往往被高估，而国民党的解体程度则往往被低估。中共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填补了国民党垮台后留下的空缺。领导层未能意识到这一事实，因此常常导致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者，并且中国农民可能已经拥有了无产阶级意识。

后一点是作为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问题提出的：小资产阶级势力怎么可能进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这种由左派领袖人物提出的论点，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及其组建庞大军队推翻政府并建立新政权的卓越能力一无所知。太平天国革命持续了14年（1850-1864年），在中国南部取得了对大约3000万人的控制，直到帝国主义军队的介入才被推翻。同时发生的捻乱持续了17年，征服了中国北方的大片领土。我们早已就此引用过了马克思的观点，并看到他从未在这些叛乱中暗示过它们包含任何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的性质，也从未怀疑过小资产阶级领导层能否发起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和漫长的斗争。斗争的持续时长和农民军夺取政权这些事实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者构成任何挑战。

这就引出了问题的第二部分：如果1953年10月后中国存在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并且这个政权是建立在农民之上的，这是否意味着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进行了长期内战的农民军的阶级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特征被误判了？也许是因为中国农民已经获得了无产阶级甚至社会主义意识，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武装斗争不仅是针对国民党的，而且也针对了其背后的帝国主义支持者。

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明确而简单的，入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改变了他们原有的阶级性质，就此成为“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战士”。[32]在建立了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之后，许多左派人士还在玩弄着这种哗众取宠的想法，认为其中可能有些什么值得参考的东西。

列宁认为，一个民主、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存在是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条件。一些人表明，假设这是真的，那么中共真的还会在1930年代沦为一个农民政党吗？从城镇流入苏维埃的工人是否足以维持中共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性质？其他人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即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完全可能重新变回一个无产阶级组织。

第二次中国革命失败后，从1930年左右开始，中共放弃了组建城市工人运动，继而将目光投向农村。它倾尽全力地创立农民苏维埃，随之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农民，以至于最后组织几乎全部由农民组成。来自城市的一小部分工人既不足以维持该党的工人阶级组成亦或其工人阶级的名号。与农民一起生活，与农民一起工作，从农民游击战的角度与农民一起长期作战，党的干部，甚至那些来自工厂的干部，都同化了农民，即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行动都可以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的；是毛泽东于1927年发布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中提及的政治路线的内在逻辑的延伸和延续。中共纲领的关键要素，譬如四个阶级联盟和新民主主义，都是具有阶级合作主义的小资策略。中共纲领中的让毛泽东非常引以为豪的三民主义，则直接取自由主义者孙中山撰写的国民党纲领。[33]通过这种方式，毛泽东自行表明了中共本质上就是一个小资政党，不仅因为它的农民成分，而且因为它的小资产阶级纲领。

证实中共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解放军迅速南下的过程中，它并没有试图动员城市群众参与革命行动，而是选择完全依靠农民军来夺取政权。[34]

在中共刚上台时，它声称自己有约350万党员，其中工人不超过5%。诚然，在1950年6月进城夺权之后，中共确实暂时停止了对农民的招募，转而大力招募工人。但一个政党不可能在24小时内改变其成分，尤其是像中共那样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的政党。到1951年，中共党员中6.3%是工人；1952年增至7.2%；1956年变为14%——即1100万党员中有150万工人。[35]

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党员数字是否真的能作为反映中共重新无产阶级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谈论的是这七分之一的党员，而作为新招募的党员，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格兰特指出，即使中共优先招募工人，他们也是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进行的，招募和工会化工人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控制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党的政策，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36]

另一个论点是，斯大林主义是俄国工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在这个前提下，中共的斯大林主义性质有没有可能赋予它无产阶级性质？中共不可能同时是斯大林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这一论点将斯大林主义与工人国家相提并论了。但托洛茨基主义者一直认为，斯大林主义与工人国家从本质上而言是对立的，它是一颗反革命的毒瘤。

在俄国革命中，只有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财产被征用了。农民、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仍然是财产所有者。苏联无产阶级则作为一个与这些因素截然不同的阶级存在。随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发展，苏联官僚机构的组成变得越来越小资产阶级化。从精神层面来说，它也几乎完全是小资产阶级化的，是一个主要关注自身特权的寄生性增长。[37]这个官僚阶层为维护自身及其特权而创造的意识形态和方法在本质上是反革命的，并被中共完全吸收，以至于到1949年它们已经成为了中共意识形态和实践方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俄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曾在1936年警告过——随着苏联的斯大林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越来越多地采用资产阶级的分配准则，他们正在准备资本主义复辟）暂时终止了这一讨论，并埋葬了任何关于斯大林主义具有革命性质的想法。是的，官僚机构捍卫了国有化的财产关系，但是是以其特有的怪异方式——维持其特权地位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预见到官僚机构的特权最终必然会与国有化的财产关系相冲突，那便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38]

为了避免将表象误认为现实，有必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视角将中国的社会进程视为在历史和国际背景下将第二代工人国家带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朝鲜、北越和东欧）。对中国事件的任何考虑都必须参考二战的四个主要后果：（a）世界资本主义既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时也具体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削弱（尽管这是短暂的），（b）苏联的胜利，（c）由此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的暂时加强，以及（d）在帝国主义中心和各殖民地区的大规模的革命热潮的高涨。

12.5总结

对中国来说，1953年10月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为经济建设和工业化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宣布了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共最终拒绝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转而选择了一种被委婉地称为国家和私人合作的政策——夺取资产阶级财产并建立中国（畸形）的工人国家。

如果我们要提炼中国的革命经验，可以引用《过渡纲领》的以下段落来总结：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乃是落后国家。但落后国家却是帝国主义所统治的世界之一部份。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的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结合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文化。同样情形，也决定了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之政治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之最起码的成就所作的斗争，与反对那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相结合。在这一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不是分成各别的历史时期，而是直接从此到彼地迈进的。”[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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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rotsky, L.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m.org.

[39] Trotsky, Transitional Programme, Op. 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