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从广州“公社”到江西“苏维埃”

6.1 简介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瞿秋白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称：共执委）的代表罗明纳兹和诺伊曼的领导，意味着尊重客观现实被抛在了脑后。每一次挫折都被誉为一种进步：蒋介石1926年3月的政变将革命据称提升到了1927年4月上海大屠杀的更高阶段，而上海大屠杀又将革命提升到了武汉大屠杀的更高阶段，而武汉大屠杀又将革命推进到了直接发动暴动的阶段。[1]

这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做法是一系列起义尝试的基础，而每一次起义都是灾难性的；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中推断出，放眼整个中国，特别是在广州，立即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评估这些“起义”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共已经以真正斯大林主义的方式美化了这些事件，重写了历史，并在今天把它们说成是一种全新的、在仔细考虑研究之后实施的成功战略的开始，并主要是由于毛泽东的努力。[2]

共执委政策所造成的灾难并没有削弱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反而使控制增强了。中共党员当时几乎唯一的生存来源（衣食住行）是共产国际提供的资金，而共产国际则相当冷酷地利用这种情况来推进它对党的控制。那些表现顺从的人获得了物质上的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因此得到了保护，免受恐怖的影响。像彭述之这样的批评者发现自己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费，而且随时有被逮捕和枪毙的危险。斯大林主义的组织规则得到了推广：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反对派，即便他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彭述之也被拒绝参加党的会议，因为共产党担心彭对党的冒险主义行动的批评还会感染其他人。[3]

中国的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第三时期”的预演，其正式版本在1928年夏天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通过。它宣称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解体，革命浪潮将很快吞噬资本主义世界。例如，对于活跃在工会运动中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意味着建立独立的、激进的、在共产党控制下的所谓的赤色工会。即使这样的行动成功了，也只能导致中国现有非常薄弱的工人运动的分裂。更糟糕的是，中国共产党为这些赤色工会强加了一个纲领和战略，在作为工会成员可能意味着被毒打或枪杀的情况下，还要求他们采取进攻性行动。[4]

在中国，关于赤色工会的冒进行为将最终摧毁党剩余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并协助帕维尔·米夫（Pavel Mif）、王明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控制中共。随着党在城市中的实际消亡，中央委员会将从上海转移到中国南方江西的农民“苏维埃”，而中国共产党成员的阶级成分绝大多数将成为农民，并在政治上变得小资产阶级。

6.2 秋收起义

在共执委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为1927年的秋收时节策划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计划，因为一般农村地区的阶级斗争在每年这个时段最为激烈。“起义”这个词完全是个错误的说法。真正的起义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武装队伍先行对一个城镇发动军事攻势，然后再邀请当地工人和农民来提供支持（那些熟悉后来拉美和其他地区毛主义游击队活动的人会很眼熟这种战术）。

他们都同意全国性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起义只限于湖北、湖南、江西和广东四省，其中特别看重湖南，因为那里的农民运动被认为是最激进的。[5]不幸的是，湖南受到了特别恶毒的清剿，之前全国最激进和组织上最有效的农民协会被白色恐怖粉碎了。武装起义往往是由已经在乡村和深山里面避险的干部发起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导致了他们和许多农民的白白牺牲，并没有换来任何成果。

然而，想要转变斗争方针，就要面对当时摆在眼前严重的实际障碍。上海的事件对党员、工人和农民普遍造成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中共党员多年来一直被错误地引导去接受机会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然而现在他们却被期望作出突然的180度大转弯，领导武装暴动！中国共产党会发现，它自己的人员并不能胜任策划暴动的任务，但为时已晚。[6]中共党员之前一直在不断地抑制群众的革命情绪，而且因被认为反对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共产党员普遍被不信任。在发动起义的命令到来时，这种不信任感便浮现出来，农民协会所承诺给予的支持也消失了。

在这种不合适的条件下尝试起义只会削弱党的力量，使其更加孤立于群众。然而就像历史上许多极左派一样，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们正在实施一种休克疗法，其将立即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

新路线下的第一次起义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生；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位于武汉西南约250公里（160英里），由罗明纳兹全面指挥，但由瞿秋白和李立三在当地指挥。这次进攻是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由多达2万名士兵组成，主要来自从国民党起义的部队，其中许多部队之前就是由共产党军官指挥的。由于守军人数极为劣势，南昌被轻易拿下。[7]

起义后南昌被置于一个由25名成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之下，其中既有共产党人又有国民党人。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发动反对国民党的起义，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最荒谬莫过于委员会中居然包含了一位此时正急行军去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将军（张发奎）。[8]部队在8月5日之前撤离了南昌，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任何正面冲突。

很明显的是，在南昌或周边地区都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起义，尽管中共宣布“要进行土地改革”。只有面积超过三公顷（约八英亩）、不属于国民党军队家庭的土地才会被没收，这意味着许多当地地主不太可能受到影响。[9]但农民对起义缺乏热情的深层原因，是中共之前关于土地政策的表现。

在1927年剩下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又发动了两次同样不成功的暴动：一次是对长沙不奏效的攻击（毛泽东来得太晚，没有参与）【编者注：秋收起义的一部分，起义军在接近长沙前就被击败】，另一次是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对通商口岸汕头的攻击，结果被打败。[10]在此期间，共产党继续在国民党左派的青天白日旗帜下行进，进一步对党员错误地引导列宁主义政党原本该有的原则和组织。最糟糕的是，它向农民群众展示了一种假象，即战斗仅限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11]

所有地方的起义在一两天的“成功”之后就被打败了。这些起义几乎是灾难，是一系列缺乏农民支持的错误军事盲动行为。第二次中国革命失败后所剩不多的中共军队被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所摧毁。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暴动未能引发革命时，责任并不是归咎于斯大林、共执委或其代理人，甚至不是归咎于瞿秋白；黑锅落在了谭平山头上，他因为所谓鼓吹对国民党左派的幻想而被批判并开除党籍。[12]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终于宣布：“起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发动”，并正式让这个国共“合作”的腐臭尸体安息。【编者注：来自于《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描述了在这些冒进行动中幸存下来的个人和小股基层部队是如何逃到偏僻的农村地区的，如湖南和江西边境的井冈山；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往往采取半土匪式的生活。[13]

6.3 广州起义及其后续

1927年9月30日的《真理报》报道:“在南方革命军取得重要胜利后，事实已经清晰地表明，中国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然而，之前占领了南昌并向汕头进军的共产党部队，就恰恰在《真理报》文章发表的当晚被击溃。原先的计划是让这些部队从共产党将要控制的汕头出发，前往广州参加一场大型城市起义。这是一个来自反动派之实力的警告：但这个警告不出意外地被忽略了。

彭述之和陈独秀，为了纠正极左政策并劝说领导层放弃计划中的广州起义，于1927年10月26日尝试了最后一搏，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他们强调中国的形势不再是革命的，而能够唤起群众行动的、正确以及关键的口号是民主要求，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关于政治体制的口号则是“召集国民大会”。这样的口号将会吸引广大群众再次投入活动，并且为日后提出革命性的口号、特别是呼吁建立苏维埃做好准备。[14]该建议被立即驳回。后来，刘少奇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全面评估时，认为政治体制问题确实是“群众最关心的核心实际问题”，并间接地承认民主口号确实是当时需要的东西。他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当时谴责合法途径为 “右倾”，并尽力鼓励冒险主义活动……“而我们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是数不清的”。[15]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举办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评估八月七号中央紧急会议批准的路线的实际结果。然而，党的通讯秘书李昂后来承认，“共产国际每天都发来电报，敦促中共在广州和其他大城市发动起义。这些电报的语气都是极其斩钉截铁的，不留有任何争论的余地。”[16]瞿秋白和罗明纳兹顺从地以及盲目地接受了革命热浪正在高涨的说法，并要求中共采取更夸张的行动。那些表明中国已经进入反革命时期的证据被嗤之以鼻，而一连串由淋淋鲜血书写的失败不被归咎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却被归咎于相关人员的个人能力不足。例如，毛泽东因为迟到所以没有参与对长沙的进攻；这导致他被踢出政治局。

没有任何农民要起义的迹象，城市群众因为上海大屠杀仍然心有余悸，而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就驻扎在广州和其附近；然而，即便在上述所有的条件下，共产国际还是坚持要求中共领导工人试图夺取广州。暴动的时间被定在与俄罗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相吻合的日期（1927年12月11日至14日），其主要目的是让斯大林声称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以便更好地攻击俄国反对派。艾尔曼的研究描述了暴动和大会的日期是如何像儿戏一样硬是被安排在一起的，以便广州的暴动能在莫斯科产生最大的影响。任何共产党领导的暴动，如果要唤起城市群众的行动，就必须要有总罢工的号召；但为了使起义能够符合共产国际制定的时间表，这一号召被取消了。7,000多名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了给斯大林的错误盖上遮羞布。[17]

在共产党员的行为上，广州起义是英勇的；然而领导层的盲动冒进主义却是向革命犯下的严重罪行。事实很快就清晰地表明，这次起义没有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实际上主导暴动的共产党军队干部叶挺后来说到：

“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参与暴动.....发电站的工人切断了电源供应，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河上的水手们可耻地为白军服务。香港和广东-汉口线的铁路工人传递敌人的电报，并运送他们的士兵。农民没有帮助我们破坏铁轨，也没有试图阻止敌人进攻广州。香港的工人对暴动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

到12月14日，广州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被国民党血腥镇压了，反动派的恐怖统治开始了。当然，后面这个消息，从未传递到俄国的党代表大会。

在共产党人控制城市的四天里，《真理报》确实声称 “一个苏维埃政府在广州被建立了”。但这个 “苏维埃”只是由一小群未经选举的人组成（布利克称在一个上百万人的城市中苏维埃成员居然只有16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在斯大林的直接指示下，精心挑选出来的。广州的工人对它的存在完全不知情，直到起义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18]“广州苏维埃”或“广州公社”是斯大林主义的虚构，是掩盖暴动失败的烟雾弹。

早前在武汉溃败期间苏维埃的概念就已被扭曲，以避免呼吁建立苏维埃的可能。在广州暴动中它被更不正当地应用和被进一步扭曲，变成了官僚机构的工具，而不是那个被剥削人民群众的组织者和表达者。一个真正的苏维埃，它首先是一个由工人、农民和士兵行使最广泛的选举权来选出的组织。在革命剧变时期，苏维埃会从群众运动中有机地被产生出来：从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农民协会和其他民主代表机构中产生。苏维埃将全社会范围内最广泛的群众吸引过来并鼓动起来。它直接表达他们的意愿。苏维埃自发的政治活动则会用直接行动的方式教育群众。它提供了一个训练场，可以一直支持和训练群众从革命开始直到夺取政府和国家权力。但此种苏维埃的概念则在斯大林和中共这里消失了。相反对他们而言，苏维埃只会在夺取政权的节骨眼上通过官僚式的法令出现。

苏维埃教育群众和民主地代表群众的性质被完全排除。群众对苏维埃的信心是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包括运动上升和撤退时）才能被获得的，因此这种信心在此地当时是不存在的。暴动开始后，中国共产党穿上了苏维埃的制服，但它的角色只是个观众，并且观看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冒险。一个沉痛的事实是，在广州暴动时中国的运动已经陷入低潮，在政治上和数量上都已经非常衰弱，因而无法发动真正的苏维埃。

共产国际和中共对中国有一个阶段论的看法，那就是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在日后某一天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有必要歪曲苏维埃的概念，以便使其成为党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最民主的群众组织。如果在1926-27年期间，苏维埃真的存在并且代表大多数人的愿望，那么这些苏维埃就会要求没收土地。但这些要求只会把矛头指向那些被中共指定为革命领袖的人，并且必然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议程。

罗明纳兹在中国从1927年7月呆到了12月；在此期间他忠实地听从斯大林的命令，并对广州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当他向俄共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的时候，他说这场灾难是一场胜利，证实了斯大林的分析，并且开创了中国工人和农民直接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代。为此，他被选为俄共候补中央委员。后来，罗明纳兹受到了斯大林在中国的新手下帕维尔·米夫的猛烈抨击，后者继承了他留下的烂摊子。罗明纳兹很快就失宠了，并在1935年自杀，避免在即将到来的作秀审判中成为被告。三年后，米夫也被处决了。

中共政治局在1928年1月3日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中宣布：

“只有胆怯的机会主义者会认为这次暴动是过早的行动，是盲动，是军事阴谋......十二月中旬的广州暴动，是阶级斗争整个儿的发展之客观条件的结果所必然要发生的......这种分析完全符合事实。”[19]

他们公然违背摆在面前的每一个事实，宣称革命力量并没有减少，而是在不间断地增长，并且武装暴动的问题仍然是“直接的实际问题”。据称，中国的总形势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变成了目前工农革命中的实际问题。

随着中国共产党被愈加严厉地逼迫着去做出对中国局势越来越不现实的评估，莫斯科对中共的支配和控制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斯大林本人自然不能与随后发生的灾难被联系在一起。国际共产主义报刊上开始发表由谎言组成的烟雾弹。1928年2月7日，《真理报》写道：

“中国共产党正朝着武装暴动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整个局势说明了这是正确的方向。......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它一切力量集中在为武装暴动进行持续的、广泛的精心准备。”

1928年3月的《共产党人》刊登了英国共产党人拉尔夫·福克斯的一篇文章。[20]该文描述了继广东之后出现的巨大的（但完全是虚构的）农民暴动浪潮，该浪潮在广州建立了所谓的“苏维埃政府”

“广东东部，在广州和汕头之间，海防、陆防、普宁、河源等区......海南岛......在湖南省的沙林、奎屯和临城等区有苏维埃；在江西，在遂川和海陵区；......在湖北东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1928年2月9日至25日）预见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这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以及）推翻现存政权。......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暴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暴动。”[20]共执委批准了一项不负责任的盲动主义政策，这意味着最优秀的革命分子将在新的盲动中摧毁，进一步使中共与群众割裂，并进一步削弱党的力量。

2月7日的与上文同一期的《真理报》厚颜无耻地写道：

“各路地方省份的军队团结起来与红色广州作战，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最大和最古老的缺点是，从内部分解和弱化反动派军队的政治工作做的不足。”

但在一年前，就在上海大屠杀的一个半月前，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共产国际》曾经是这样写的：

“中国共产党和有觉悟的中国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分化革命军队的策略....”[21]

当然，蒋介石当时已经在积极筹划上海大屠杀；我们现今知道，鉴于蒋的部队的弱点，如果（按照托洛茨基领导的俄国反对派的建议）使国民革命军“陷入混乱”，将使上海工人处于更优势和强大的地位，并且加上薛岳和叶挺的部队，几乎肯定会使天平向他们倾斜。

在上海大屠杀发生两个月后，同一本杂志将指出：

“最能说明反对派的左倾路线是胡说八道的典型，正是他们提出的士兵代表大会的口号，作为双重权力的形式之一。......现在对为武汉政府作战的军队宣扬这个口号，就是有意识地寻求瓦解这支军队”。[22]

事实证明，瓦解这支军队正是形势所需要的。相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注意到普通士兵的关切，也没有尝试在士兵、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联系。现在，这些军队血腥的镇压了广州的叛乱。

6.4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局势非常危险，而且也是为了让共执委更好地操纵并导演会议的进程，专门给外人看的。这次大会是在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失败以及国际范围上路线的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国际上，“第三时期”的路线已在共执委第九次扩大全会（1928年2月）上通过，并在第六次世界大会（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上即将得到确认，该大会宣布中国即将发生革命性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并概述了基于城市暴动的革命方案，类似于上一年12月流产的广州起义。[23]这些思想自然而然地流入了中共六大，这意味着中共对任何民主要求都是口诛笔伐，并拒绝任何有意义的统一战线活动。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并一贯地提出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主张，组织苏维埃以使其作为暴动的机关（类似广州那样），没收地主和大地产业主，并驱逐外国帝国主义列强。

这种观点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时运动正处于严重的衰退期，这种性质的建议只会疏远那些还支持共产党但所剩无几的城市群众。第二，武装暴动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但是却由......“工农民主专政”取代【编者注：列宁在1917四月提纲之前为落后国家工农革命所设想的一个模糊概念的政体，之后列宁抛弃了这个概念】。另一个背叛的循环正在形成。

在政治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而言，这次大会是一场灾难。大会就像一个豺狼虎穴，指责声四起（除了针对斯大林！），而不同的派系则争夺着莫斯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失败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接受并执行的政策所造成的。但大会并没有试图直面这些失败背后的根本性错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能扮演的革命角色出的错误评估，以及未曾意识到存在一个真正独立的共产党的必要性。这些错误进一步滋生了党不支持组建工农苏维埃的错误，以及服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对于党的管束以及党员服从他们的纪律的错误。

在大会上，布哈林长达9个小时的讲话居然将党的失败通通归咎于那些莫斯科指示的执行者，即陈独秀和瞿秋白（后者被任命不到一年）。[24]在中国共产党内，那些试图客观地回顾并审视事件的人被开除了党籍。

从八七会议开始的，与之前意义完全不一样的“布尔什维克化”，在第六次党代会上期间被进一步加深执行，代表们接受并认可了斯大林式的自我批评。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少数需要接受多数的决定，不过之后会让事件的检验来决定谁是正确的。这样的程序在官僚体制下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理想的结果不是一条最匹配和符合事实发展的政治路线，而是一项最能保护官僚利益的政策。但事实上，一条与现实需要相匹配的政治路线将意味着官僚机构需要立即停止其存在。新式的“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任何少数派不仅要执行多数派的路线，而且要公开承认和忏悔自己的“错误”，承诺清除自己的“错误”思想，并无条件地宣誓对多数派（官僚）的路线效忠。这种自我鞭挞成为中共内部公认的程序，并发展成为在延安和后来广泛使用的整风运动。

不得不捍卫斯大林的路线，却还得掩盖不久以前的错误，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它正式谴责军事阴谋，但却赞同继续执行孤立的起义政策；它正式赞同中国需要一个民主革命纲领，但其极左活动却阻碍了联合行动。它把建立国民议会的呼吁批判成一个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的民主要求缺乏一个核心焦点。建立苏维埃的呼吁，的确意图是把其作为一个宣传口号来在未来某个时间付诸行动；然而就在无产阶级需要防御性口号的时候，这个口号却被默认地当作了党的政府口号。[25]

大会为创造广州悲剧的政策辩护。一项决议宣布，“南昌暴动、秋收起义，特别是广州公社，并不构成盲动主义”；相反，它宣称“广州公社开启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时期”，却在同时自我矛盾地说广州公社是一次“英雄的且战且退”。中国共产党正式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即只有在“起义的胜利得到稳固保障时”才应出现苏维埃，但警告说，允许在这些苏维埃中进行选举会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了发言权，这是危险的（对党的领导来说）。[26]鉴于中共的历史，自由讨论是个大忌，所以它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并且是对革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认为它有权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发起苏维埃，以及谁将被选举进苏维埃；这鲜明地揭示了其官僚主义和反民主的观点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对那些正在由红军在根据地里面建立起来苏维埃所实行的管理方式，这意味着一记公开的警钟。

第六次代表大会选择了一个40岁的工人向忠发作为新的总书记，因为他有无产阶级背景，是一个有奉献精神但不太聪明的人。党内真正的权威不久将落到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的手上，由作为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协助。在第六次大会期间，李立三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接受斯大林的接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获得了领导权。[27]我们可以相信，斯大林评估了李立三对他个人和新的极左第三时期路线的忠诚程度。

大会同意在农民中开展工作是必要的，但其总体方针是由在苏联发生的事件决定的，而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1928年夏天，布哈林为首的右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之间的斗争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因此，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意，党应该“与小资产阶级和富农联合起来，对抗一切反动势力”。1929年6月，与右派反对派的斗争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改变为与富农坚决斗争，争取农民群众的领导权。[28]这些变化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像毛泽东这样赞成更温和路线的人之间引起了相当大的摩擦，而其他人则试图强迫采用更激进的路线。

大会在共执委的指导下，通过了一项长篇决议《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29]该决议案宣布，农民运动的核心问题是需要将中国共产党、农民苏维埃和红军联合起来，在农村建立军事化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发展到包围城市，并推进上升的革命浪潮。对这一决议案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强调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人（毛泽东），与想利用红军攻击城市中心来引发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李立三）之间的分歧。毛泽东的标志性战略，后来被解读为“从外围到核心”，起源于共执委；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以掩盖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争取城市无产阶级方面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每一处都很混乱，团体，支部和个人之间的沟通很困难，也很缓慢。因此，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中央的指导，并利用这种情况来推行他自己的观点。1927年4月，他说服朱德与他合作，在江西和湖南的边境地区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控制的区域。随后，毛泽东声称有近2万名“战士”加入了他。此举得到了地方党委的批准，后来又得到了中共六大的批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作为一名“要求迅速进行土地革命的倾向的代表人”。[30]

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28年底，红军一般在一个地方并不会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到能执行中共的土地政策。毛泽东曾在江西/湖南边境地区尝试过这一政策，但被赶了出来，并南迁到更加偏远的江西/福建边境地区。然而，在192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能够在一些地区开始实行土地分配，从而获得了以前所缺乏的重要的社会地位。根据六大通过的决议，没收的土地仅限于大地主的土地和公共土地。很快事实证明，这种分配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经济条件已经较好的农民身上；他们随即积极的参加红军，并积极的在中共控制的领土上担任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31]

毛泽东的土地计划听起来是激进的、革命的；旧的税务局被摧毁，许多税吏、国民党官僚、军阀分子、乡绅和传教士被杀死。无租（给地主）、无税（给国民党当局）、无债（给高利贷者）的政策得以实施。旧政权的所有地契、土地产权证、债务单、税单都被彻底销毁。[32]这些政策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以前耕种这块土地的农民，而该政策依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但是，我们也不应贬低这些措施对个体农民的进步性。对许多人来说，这代表了他们生活上的重大改善，也是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与此同时，蒋介石占领了南京，夸夸其谈地宣布它是已被统一的中国的首都，宣布一个全中国的政府已经建立，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军事统治也已结束！

6.5李立三路线

李立三在党内是有真正威望和支持的，因为他在好一些工人斗争中英雄的表现和重要角色。[33]因为有莫斯科的支持，李立三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以及类似周恩来这样紧跟莫斯科路线左右摇摆的人的支持。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所谓李立三路线【编者注：并不是他自己的独立创造】是斯大林主义“第三时期”的中国版。它所推行的极左和盲动主义政策，进一步将党与无产阶级隔离开来，并有效地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主要城市中心的组织。

上海大屠杀结束了党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武汉和广州大屠杀的发生，党的威望一落千丈，工人们纷纷背弃了它。而随着军事盲动政策的推行，党员一个接一个脱党，就像泄洪一样；这完全是因为军事盲动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符合中国的实际需求，而是为了维护斯大林在俄国的威信。[34]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一封信，声称在中国已经可以清楚地判断识别出新的革命浪潮。1929年6月的中共中央全会正式批准了斯大林的所谓“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最后的崩溃”路线，并确认了李立三的领导地位。[35]1929年10月26日，共执委再次致函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中国“革命浪潮已经在开始”。党要通过克服其“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来接管这一新的革命浪潮的领导权。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又强化了这一观点，宣布“右派”既是国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危险的倾向。

中共作为回应，在1929年12月20日和1930年1月11日通过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立场，并欢呼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36]李立三断言，中国正处于立即革命的形势下，不惜一切代价的发动暴动是当务之急。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准备工作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这个错误造成了城市地区中非常多中共党员不必要的牺牲。[37]

江苏省委和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员带头反对李立三对“革命高潮”过于乐观的估计；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在上海。只有在1929年6月的中共中央二次全会整改了江苏省委，并开除了包括彭述之在内的几个“托洛茨基分子”后，这种反对才被压下去。[38]

陈独秀是批右路线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他于1929年底被开除出党。他因其“托洛茨基分子”、“取消派”和“右派”的倾向而被恶毒地攻击。鉴于他的巨大威望，他对托洛茨基立场的接受在党内造成了一场危机；作为回应，面对党的机关，一场以真正斯大林主义方式的大清洗被发动了。陈独秀一直是党内民主的坚定捍卫者，他警告党员，压制不同意见会导致党从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变成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他立即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就在他被开除时，党又正式执行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通过的禁止派别的决议案（即禁止民主讨论和辩论）。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本人被正式开除出党，之后领导层又开除了数百名支持他的成员。这是一次“以俄国方式”进行的大清洗；反对派被除掉了。每周，党报《红旗报》都会公布一长串最新被开除党员的名单。[39]

中国代表向俄共第十六大报告的1928年和1929年的罢工数字清楚地表明，主要由于经济好转，工会活动确实有了激增。中国共产党如果采取正确的策略，就可以与这些工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无产阶级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群众基础。但就算是向工人呈现党的防御性纲领，党都严厉弃绝了诸如“为八小时工作制斗争”这样的民主口号。相反，作为极左路线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试图建立赤色工会，积极分化工人阶级，就像德国共产党在面对纳粹时的做法一样。城市地区的党员们努力工作，积极介入每一次劳资纠纷：例如5月13日在上海，大约300名罢工者在党员的鼓动下，袭击了轮渡路的有轨电车并使其瘫痪——但共有约100人被捕，其中大多数人遭到毒打。

在1929年底和1930年初，一群又一群工人与警察之间发生了许多小规模的暴力冲突：比如法国租界的警察公开攻击了罢工的棉纺厂女工，而后者进行了反击，并最终赢得了罢工。极左的李立三自以为他看到了足够多的活动，足以证明他对即将到来革命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李立三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计划：客观形势是立即革命的，所以党将从五一节开始加强鼓动，直到5月30日的光荣纪念日，届时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总罢工将启动革命。

“在当时，为了配合或促成‘快要来到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起见，我们真是昼夜奔忙，不放过一星半点儿的火种。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伙计间的一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至还加上江苏省委，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睛，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借以造成燎原的局势。......一天亮就要起身，因为要在商店没有开门之前，去找有关的工友们谈天，然后是会议，接头；接头，会议，非弄到深夜不能回家”。[40]

中共党员的公开行动需要高度的英雄主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种表现描述为“不要命的”，并将上海的党员人数下降尤其归咎于由此产生的逮捕和牺牲。[41]这种狂热活动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总罢工，而是大量中共党员被逮捕被监禁，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立即杀害。[42]尽管5月经历的失利清楚地表明，工人并没有革命情绪，但李立三继续推行“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崩溃边缘”的路线......并且任何事件都可能点燃“伟大的斗争”。[43]李立三怎么会对他政策的结果如此视而不见？可能是因为，和许多极端左派一样，他坚信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只是成员们不够努力。[44]

为了寻找恢复其在城市影响力的途径，领导层决定利用党在农村取得的、相较于城市毋庸置疑的成功。这在中共政治局1930年6月11日题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得到了详细说明，该决议提议发动一系列武装斗争，包括军事夺取武汉，并预测这些初期成果将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45]

革命年代培养了相当多的农村地区领导人，而反革命并没有成功地将他们全部消灭。另外，大量的革命工人在农村躲避白色恐怖分子。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轻型枪械；起义到农民这一边的士兵，有个人的，有集体的，有时还有整个连队的——他们组织了游击队（自称“红军部队”）。因此，即使在革命失败后，一些地区的农民起义仍在继续，往往以共产党员为首，以至于在个别地区，武装的农民队伍赶走了当地的地主、高利贷者和富农。例如，在汕头战败的部队残部在广东海陆丰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46]李立三认为这些力量可以结合起来，激发无产阶级的活动。

为了实施他的计划，李立三决心对武装斗争进行更直接更集中的控制。为了反制针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毛泽东于1929年12月亲自召开了红军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并对李立三进行了实质性的（尽管是隐含的）批评。对李立三的这种拆台，采用的是似乎与中共中央委员会决策目标完全一致的措辞：反对平均主义，加强组织纪律，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政治需要。[47]毛泽东这时的小册子大肆宣扬他自己其实完全赞同中共六大的决定，并声称要贯彻落实共执委的指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毛泽东批评了李立三的策略，强调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会有良好收获，而攻击城市中心则有风险。[48]

毛泽东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已经声名鹊起，并以其四项战术原则【编者注：十六字诀】而闻名：

1. 当敌人前进时，我们就撤退。（敌进我退）

2. 当敌人停顿下来并扎营时，我们就对其进行骚扰。（敌驻我扰）

3. 当敌人疲惫想逃避战斗时，我们就攻击他。（敌疲我打）

4. 敌人撤退时，我们就追击他。（敌退我追）

历史学家布劳恩则坚持认为，这些原则代表了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解释。布劳恩还指出，毛泽东著名的关于训练红军部队良好行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来源于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运动规则的更新版。这些纪律为红军赢得了大量的支持，因为农民已经受够了一贯以来把掠夺和强奸视为理所当然的雇佣军。[49]

为了抵制毛泽东的政治操作，对各地方构成红军的这些不同武装团体建立更好的中央控制，并提出为了实施上文提到的政治局关于新的革命高潮决议的战略，李立三于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红军代表会议。尽管存在地形和距离上的困难，为了新战略做准备，李立三希望红军分散的部队合并成四个军，并准备从游击和草莽战术转向运动战以及占领城市中心。[50]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出席，表明了他们的反对。

1930年6月，共执委的政治秘书处写信给中国共产党，评价了李的提议。[51]信件没有提到李立三偏离了共执委的总政策或实际策略，之后这封信被认为是对李立三路线的认可。因为共执委貌似是点了头，李立三便在7月1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掩护组织【编者注：表面上较为温和，可以在白色恐怖下运转的合法组织】的全国会议，并通知他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动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

最初的焦点是武汉和其周边地区。随着红军向武汉集结，计划里面估计长江中游地区将出现城市起义，这将引发一系列全国性的革命罢工，这将变成一场内战，并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根据计划，在武汉的胜利之后，北京、广州、香港、南昌、上海和其他许多城市都会发生起义。[52]

《国际新闻通讯社》宣告，“在所有大城镇，如上海、汉口和香港，都在成立工人保卫团，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准备上海第四次起义已成为该市全体工人的普遍口号”。[53]这种无稽之谈被编造出来欺骗全世界的工人，让他们相信斯大林的第三时期路线是成功的。李立三知道在武汉三镇地区只有200名党员和150名赤色工会会员，他们是唯一的可以建立任何武装工人军事组织的基础。李立三战略的毫无根据性在这个口号的结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起义的时候到了！组织起来吧！”；然而，例如在整个上海，只有125人前来应征加入赤卫队。[54]

红军第五军团被赋予对武汉进行攻击的主要军事责任。这是一支由大约1万人组成的军队，虽然小但是很有经验，其中可能7千人有武器。它离开了湖南-江西-湖北边境地区的根据地，于7月5日夺取了小城攸州；此后在向武汉进军之前，它行军剑指长沙（湖南的省会）。[55]

1930年7月28日，长沙被占领。为了证明这一战略的合理性，所取得的成果被极度夸大。《国际新闻通讯社》吹嘘说：

“长沙，湖南省的省会，中国心脏地带最重要的省份之一，于7月28日被中国苏维埃领土的第五红军胜利占领。从城市到乡村，在起义的工农支持下，以及一些政府士兵的哗变下，......工农红军经过英勇的战斗，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整个长沙被红色旗帜的海洋所覆盖......苏维埃政权作为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力量被宣告成立了......夺取华中最大的三个姐妹工业城市（汉口、武昌和汉阳）是红军的目标......在武汉周围已经有了苏区。红军正努力在起义农民的帮助下，把它的行动范围越来越多地扩展到中心地区，并包围武汉......”[56]

最初的报道完全脱离了现实，吹嘘长沙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集会，50万居民中有10万人参加。后来李立三承认，只有大约3000人参加；群众总体并没有涌来支持红军或中国共产党。同样，关于三天内有5万名工人被组织到工会的说法也是虚构的。193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承认：“红军的进攻与长沙的群众斗争之间没有足够亲密的关系，缺乏群众基础”。这个事实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群众对红军和中共的欢迎程度是李立三路线成功的根本。没有民众的积极支持和群众基础，这些运动永远不可能超过军事冒险。城市居民的消极态度再次明确表明，“路线”不会成功，但李立三却盲目地坚持他的预测，认为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的冒险行为就会把群众召集到革命中来。[57]

红军第5军（已经与毛泽东的第4军汇合成第1方面军）于8月3日撤出长沙，以避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沙后，杀害了约5000名同情红军的当地居民。莫斯科强烈谴责撤军，但没有谴责进攻；他们还命令李立三指示红军再次进攻长沙，但红军未能夺回该城，而此次军事冒险戛然而止。在任何时候，红军部队都没有接近到对武汉构成威胁的程度。长沙事件暴露了整个行动的致命弱点：军队与城市的工人没有亲密的关系，军队缺乏群众基础。对长沙的攻击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其严重性直接终结了李立三作为中共领导的地位；唯一的问题变成了什么方式和什么时候把他彻底踢下台。[58]

共执委让瞿秋白和周恩来调查失败的原因。但瞿秋白和周恩来发现，李立三在进攻长沙时，只犯了战术错误，也就是在具体情况下错误的落实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政策。他们没有要求中共中央委员会撤换他，而只是批评他“高估了革命的节奏”。他们说，他的总路线是“与共产国际完全一致的”。[59]

这样的结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把斯大林与失败联系得太直接了。瞿秋白和周恩来被排挤到一边；在1930年春天，帕维尔·米夫被委派为共执委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60]

帕维尔·米夫准备罢免李立三，启用王明和“归国学生”集团。这个团体，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将与以前的所有任命明显不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独立的根基，他们的职权将完全依赖米夫，他们彻头彻尾是莫斯科的产物。他们深受斯大林主义方法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了个人的进步，他们准备好不惜让自己的中国同学当牺牲品，从而证明自己对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忠诚。王明针对李立三的反对其实与政治没什么关系。在来到中国之前，王明的出版物没有显示出与李立三有什么明显的不同，而在担任领导之后，这个团体提出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又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差异。[61]

1930年10月，共执委对李立三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并上纲上线，给他扣上了“反共产国际”和“半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大帽子。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是统一的；李立三黯然辞职。米夫于12月中旬抵达中国，提议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以便重新组织中共的领导层。

由米夫和王明主宰的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期间他们严厉谴责李立三背叛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给党带来灾难。[62]王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两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党名义上的领袖仍然是不威胁任何人但令人尊敬的向忠发（直到他于6月在上海被俘并被杀害），而周恩来收回了他的观点，以现在斯大林主义政党标志性的方法的贬低鞭挞自己；但由于他的组织能力、丰富的经验和“认识所有人”，设法保留了一个很高的职位。毛泽东被莫斯科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共执委远东局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抱怨毛泽东被局限于军事事务，建议让他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63]

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他在那里流亡了大约15年），政治舞台现在属于王明了。[64]

6.6赤色工会

    1926年，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共党员是无产阶级，只有5%的农民和2%的士兵，但到了1930年的最初几个月，无产阶级的成分已经下降到不足5%左右。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将权力交给蒋介石后，党遭受了持续的白色恐怖的镇压和破坏。1927年4月，上海的党员约为8000人，1930年不超过2000人，1932年约为500人，到了1934年已经所剩无几。盲动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反动派取得胜利并横行霸道的时候，意味着党员会仅仅是为了活命而不在岗。

到了1930年，由于李立三个人的工会工作背景，以及共产国际警告党内“农民心态”的危险并敦促党加强在城市的工作，李立三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去纠正这一缺陷。[65]全中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此时由于白色恐怖受到了严重打击，势力比以前大大缩减，而中国绝大多数产业工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黄色”工会被勉强允许。汪精卫集团是其中大多数工会的领导，并且一定程度上把部分重要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民主要求成功的引向和控制在了资产阶级能容忍的范围。

李立三当时承担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寻求在工会运动中重建一个共产主义的群众基础。他决心成功地应用第三时期的政策，既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并自信地认为他自己之前的斗争经验将是非常宝贵的。然而，李立三是在广大工人已经背弃了党的时候，试图采取这种极左的政策。最终，赤色工会仅由中共党员和一些亲密合作者组成。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受到惊吓的工人拒绝接受赤色工会。黄色工会宣扬阶级合作、妥协和服从，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不屑于进入这些工会并从内部进行斗争，中共把场地留给了汪精卫集团。

其实早在1928年，短暂的经济复苏已经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恢复了信心，而工人们为争取更好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当然，罢工者还是会被逮捕、殴打和杀害。从他们的直接需求出发，被每一次经济斗争的经历所迫，他们对基础民主权利的鼓动是会作出积极的反应的：比如集会自由、组织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口号。呼吁建立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的口号，将会是这种方案的焦点，并能够广大团结那些受到国民党军事独裁统治压迫和恐吓的中国群众。[66]

但是，中国共产党既没有在成千上万的有工会组织的工人里面，也没有在数百万的无组织的工人里获得任何地位。共产党人仍然无能为力，因为第三时期的方法是“把我们党的全部纲领和基本口号全盘移植”到每张传单中，事实上把赤色工会周围合作和同情的小团体变成了第二个党。并没有人理睬“总罢工”、“支持红军”和“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抽象呼吁。[67]192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报告，其中指出：“该党在产业工人中没有一个健康的党的基层支部”。[68]

工人们与中国共产党如此对立，以至于共产党干部经常向党内隐瞒即将发生罢工的消息！根据当时全国总工会领导人项英所述，“赤色工会的工作和影响几乎缩小至零。群众遂均受黄色工会影响。”[69]

在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里，要接受第三时期路线是一场灾难的说法是极为不可能的。为了自我保护，共产党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夸张和荒谬地宣称政策的成功。将失败归咎于替罪羊是标准的做法；共执委会指责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指责省委员会，省委员会指责地方党组织，地方党组织则指责.....，等等。每一个新的领导层被任命后，他们都会揭露其前任的错误主张。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地持续着，领导人不断抱怨他们的追随者没有执行“党的路线”。从来没有人提过，实际上“党的路线”本身就是工人顽固地不愿意跟随党的原因。

1929年2月，共产国际的一封信里面说，“在多数城市里，甚至在武汉、天津和广州这样大的工人阶级中心里没有干出一点工作……在大的和重要的企业里没有支部”。信中继续说，全党只有4000名工人，其中1300人在上海，其余的分散在其他地方。1929年11月，第五次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大会召开。它声称只代表了3万名工人，大概是两年前在汉口举行的第四届大会代表人数的百分之一。1930年9月，周恩来告诉中央委员会，党员里面只有2000名工厂工人了。

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背过身去，而中国共产党直到第二次国共内战结束前都没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中心重新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立足点。在工人离开政治舞台的同时，在1925-27年期间大放异彩的农民起义继续时不时地爆发。军事暴动的方法在有农民拿起武器或有哗变的前国民党士兵的地区，得到了更多的响应。共产党的剩余力量从1927年的失败中重新出现，领导着一个分散的、各异的农民起义运动，其范围主要局限在华中最不发达的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它将建立所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6.7王明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李立三和王明的政策相互关系是同一个极左第三时期战略下不同的变种。但再怎么说，李立三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激进分子，而王明则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官僚；李立三有勇气积极参与以执行他的政策，而王明则是通过电话、电报或广播来遥控执行。尽管两人的斗争产生了激烈的谩骂和指责，但两人的政治政策在原则或意识形态上并无不同；区别在于谁会为过去的错误背锅，以及谁更顺从于莫斯科。在共执委看来，李立三的一个主要罪行是他的“危险精神”——他敢于提出中国人比莫斯科人更了解中国的当地情况这一观点。[70]

王明和他的帮手博古（秦邦宪）的任职属于共产国际下全世界各地共产党都在发生的类似事件，即由斯大林主义的走狗来领导各国的共产党；因为他们的权威来自于他们与莫斯科的联系，他们非常积极地甘当苏联官僚的外交工具。这种（编者注：在讽刺的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干预，旨在彻底改变党，并将对其政治和内部制度产生持久影响。随着王明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原则上与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没有一丝区别。

王明和28名布尔什维克不是为了补充现有的领导层，而是为了彻底取代它。王明特别会拍马屁和卑躬屈膝；李立三曾谈到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说中国的革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阶级战争。相比之下，王明的批评是，这种分析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否认苏联是世界的中心”，因此与斯大林对立，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对立。[71]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赤裸裸地表明其对莫斯科的奴颜卑膝？

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博古（1932年至1935年1月间的代理总书记），王明在中共内部掌握了四年的权力。根据共产国际的分析并经其批准，他将把中共领导层从城市带到红军控制的相对安全的农村地区。

王明具备斯大林主义警察的所有必要素质，他个人雄心勃勃，意志坚强，聪明伶俐，但也心胸狭窄，墨守成规，并擅长操纵人际关系。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僵化表现为绝对不容忍哪怕是最轻微的、知识性的好奇心或创新；他组织上的执行手段是通过无情的清洗制度和绝对而又严苛的组织纪律进行一刀切。[72]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了王明的文件《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也称为“两条路线”。这份文件颂扬了共产国际对中共事务的直接干预——它是王明与米夫的联合行动的产物，其核心特征是用忠于王明的人取代有经验的干部（因此党内有很多反对意见）。[73]帕维尔·米夫和王明完全主导了1月的全会，因此很有意思的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选委员，而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选委员。毛泽东和朱德获得这些职位主要是由于斯大林的支持。两人都被俄国报刊广泛赞誉为“英雄”，在上海的共执委远东局还推荐毛泽东为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74]

在中央委员会议之后，一些还幸存的中共工运领导层人员组织了一个团体反对王明，称其政策是李立三路线的延伸。由于这一行为，他们被开除出党。1月17日，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在上海的国际租界开会，但在那里被英国警察突袭，20多人被杀害【编者注：龙华二十四烈士，包括林育南等早期领导人】。在这些人死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失去了它与城市无产阶级最后有任何价值的具体联系”。[75]此事发生之后，一直有谣传说王明出卖了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工运老党员，以消除一个可能令人尴尬的反对派；当王明在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居然要求对他判处死刑时，这种谣传变得更加强烈。[76]当时，中共新闻界针对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炮制了各种卑鄙的诽谤和挑衅【编者注：王明坚称就算陈独秀不是汉奸也得说他是汉奸】，以夺走人们对他们的支持，混淆视听；并且假如俄国特工真的杀害了陈独秀或者彭述之，届时将为其行为提供掩护。[77]

在党内，28名布尔什维克们实施了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东西。为了在意识形态上重塑党员，消除异议，他们开始了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这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批斗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此同时，他们还开除了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然而，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党员们开始对新领导人产生敌意，因为这些新领导人极为执念于官僚主义等级制度，他们对下属颐指气使，让别人做自己的杂事，并拒绝对自己作出指令的后果负责。[78]

在党内，很多人对王明对待陈独秀、罢免李立三和开除工会小组的方式颇有微词；据说反对王明的人非常多，有多达四分之一的成员被开除，其借口是“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的人就是在反对党，反对党的人就应该被开除”。[79]这些开除行为是王明“布尔什维克化”的核心；之后，党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了铁板一块的中央官僚集权主义之典范。[80]

6.8农民苏维埃

中共在城市地区的失败和红军的相对成功（红军7月28日对长沙的进攻在运动里面反响很大），都对共执委产生了影响。共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再次建议中共集中力量建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但这次改口了，建议将其作为“最优先事项”。[81]任何在城镇立即暴动的想法（如李立三所设想的）都被放弃了。托洛茨基在八届共执委全会上说，中国革命将以苏维埃的形式前进，或者根本不前进；这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与他本来倡导的路线是相反的。[82]

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干部都集中在这些苏维埃中，由于这些苏维埃位置偏僻，而且在李立三被解职后缺乏有效的中央领导，因此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中国中部的武汉地区周围有三个苏维埃区域；北部的鄂豫皖苏维埃，西部的湘鄂西苏维埃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江西中央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存在于两个或多个省的边界，这些地区政府管理责任不明确，国民党的存在很薄弱或不存在，它们都是经济落后的丘陵或山区；它们被反动政府认为不重要，所以就没管。[83]

1930年11月16日的一封共执委信件确认了早先的指示，即集中党内最好的力量建设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鉴于在城市的失败，这意味着建立农民苏维埃。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特别是要能够招募新的部队。当王明和他的盟友遵循这些共执委的指示时，他们采取了一个比赤色工会更具破坏性的政策。他们没有寻求在工厂里建立党的小组，而是将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转移到苏维埃地区，试图使红军无产阶级化。在工人中的活动不是用来建立工人运动，而是用来作为苏区的征兵活动。[84]

28个布尔什维克拒绝为他们提出的政策承担任何责任，并通过指责是党员自己放弃的来推卸责任，特别是指责党员在重工业中放弃了组织赤色工会。1931年2月，中共承认，“现在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它们已经被消灭了。所有工作都被放弃了”。[85]1931年是日本入侵的那一年，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工厂出现了抗议罢工的浪潮，但党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没有成功地组织一次反帝国主义的罢工”。

在日本入侵后的短时间内（1932-1933年），工人的战斗性有所提高，党员人数也有小幅但明显的增加。然而，王明和他的盟友丢掉了这个机会——他们遵循了共执委的指示，继续号召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离开工厂转移到苏维埃地区。

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秘书处已经用了最大努力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留在上海，但他们最终被迫转移到了中央苏维埃；这一行动在1933年春天完成。28名布尔什维克中的许多人和中央委员会的所有人都被选入新的江西苏维埃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4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指出：

“我们的同志竟不知道工厂将要发生斗争……孤立的结果是，我们不仅不能领导群众斗争，我们连他们的尾巴也捉不到了！”[86]

赤色工会和红军征兵的六年，是中共在城市没有实际力量的六年。这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力量，以至于当国民党在1934年3月和1935年再次进行一系列逮捕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活动几乎终止。[87]

6.9总结

农民起义和游击战争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而在1925-27年流产的革命中，这些传统在中国南部和中部都很活跃。数以百万计的人站了起来，反抗压迫，努力为自己夺取土地，他们与那些建立了汉朝和明朝的人一脉相承，并紧紧跟随着“长毛”太平天国运动的脚步坚定前行。

然而，1926-27年起义的农民，可以在他们所有祖先都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编者注：作者指的是农民运动在历史上必然堕落陷入旧体制的官僚腐败集权，无法带来他们所承诺的确保均田地的新社会】。从一个在帝国主义侵蚀下解体的社会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解决方案的必要因素正在形成。落后的、分散的、在各个细分阶层内因而很难团结的农民可以提供变革的动力，但不能发挥独立作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要保护自己土地租金和高利贷利息的经济利益，被束缚在这个体系中。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寻求改变社会的新生城市工人阶级，可以把自己的阶级利益与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阶级利益联系起来——通过领导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并让农民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来突破恶性历史循环。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后不久，就面临着巨大的革命问题和任务。领导层的不成熟，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再加上事件极快的发展速度，意味着它几乎没有可能制定自己的独立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真诚地相信，他们避免犯严重错误的唯一希望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他们服从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并这样就把党的独立性交出去给了资产阶级。[88]

由于共执委的建议和指示，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27）分三个不同阶段被彻底击败：上海、武汉和广州。被中共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共产国际的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路线在五个问题上得到了体现：

• 党的问题。一个绝对阶级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主义政治的首要并且决定性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并成为它的附庸，并在之后阶级斗争最关键时期的剥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但不管国民党内工人和贫农的比例如何，由于它的领导和它的行为，它到底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
• 帝国主义的问题。共产国际说中国的农业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非常正确的，但共产国际拒绝接受这个历史现实：封建势力、买办、地主、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的根本利益都是联系在一起，它们在高利贷和地租的利益网络中联系在一起。（编者注：中国前现代历史上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主导，漫长的历史中其内部存在封建要素的发展。殖民时代清廷的覆灭意味着亚细亚方式在中国进入了历史性终结，因此在当时中国残余的地主等旧剥削者确实代表了封建性质的残余。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古代主导性的农业生产模式为封建制。）

  当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最反动的封建军阀是会发生冲突的，并有时也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在决定性的时刻总是次要的——始终从属于它与工人和贫农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之下。反帝国主义革命成功的唯一希望是无产阶级在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粉碎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企图。

• 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国际领导层把国民党高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误认为是阶级斗争的盟友。然而，这些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系比与农村和城市贫民的联系更密切，并在决定性的时刻把他们出卖，自己投靠大资产阶级。正确的方针不是与汪精卫结盟反对蒋介石，而是与劳苦大众结盟，既反对汪精卫又反对蒋介石。
• 苏维埃的问题。苏维埃是可以而且必须在波及广泛的革命高潮第一个阶段就建立起来。苏维埃可以从罢工委员会或农民协会中产生，然后发展壮大，扩大其职能，提高其在群众眼中的权威。最后，它们将成为革命起义的组织，如果取得胜利，它们就成为革命政权的机关。

  当革命浪潮兴起时，斯大林主义者否认苏维埃在民主革命斗争中占据任何地位，于是中共积极反对苏维埃的成立。然后，随着革命的退潮，中共突然180度转变了态度，宣布苏维埃是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并亲自发起了苏维埃；它们都具有官僚主义的畸形，以及存在时间都很短。

  斯大林主义者与现实完全脱节。一个国际范围内的、由谎言和欺骗组成的障眼法被用来掩盖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斯大林的政策，特别是关于苏维埃的政策，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 在反革命形势下采取什么策略？托洛茨基提出了一项沿用民主要求的防御性政策，以保存革命力量的有生力量，团结并重新激励群众。这些要求将类似于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要求罢工权，而最终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全国制宪会议。相反，斯大林提出，作为 “当前的实际任务就是准备和进行武装暴动，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国民党的唯一途径。”[89]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将因这一指令而死亡（仅在一次国民党围剿战中就有约100万人），更不用说数百万农民被落在了磨刀霍霍想要报复的地主的手里，任其宰割。

革命的失败使蒋介石掌控了政治权力，并迎来了一个反革命白色恐怖、经济瓦解崩溃、面对帝国主义无能为力、以及日本皇军军事入侵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无法发展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只能通过残酷血腥的军事独裁来掌握权力。蒋介石对日本的入侵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但面对中国群众却没有“不抵抗”的政策；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无情地镇压任何组织抵抗日本入侵的企图，这意味着成批的屠杀和灭绝中国中部所有革命性的农民，这意味着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些都是1925-27年革命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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