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兴起

4.1 引言

斯大林对中国的前瞻是，民族资产阶级将领导一场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国民党的领导层——不管他们自己的意愿如何——是客观上革命的力量，不会背叛自己的革命。

这种观点的假设是：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国民革命军的军官阶层）在彼此间比他们和帝国主义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据称，这个多阶级联盟可以形成“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在1905年提出了这一理论，但在1917年坚决反对它）[1]，并完成民族革命，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资产阶级国家。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对此有着更正确的认识。他们明白，革命不会在命令下停止，而是会直接冲向苏维埃政权。他们因此而做出了计划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了他的第一次政变【编者注：即中山舰事件】，明确无误地表明资产阶级打算控制中国革命以保护其与工农截然不同的利益。

尽管有这样的警告，斯大林仍然认为全民族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反帝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必须牺牲自己组织和政治的独立性，屈从于国民党。为了将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应将造反的农民限制在国民党可接受的范围内，即停止没收土地。

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军队北上并控制了主要的工业中心。此时，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再也无法控制在一个政党内。国民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将是发动白色恐怖，并屠杀所有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最高峰时有六万，其中约一万二千人为女性[2]，而他们其中绝大多数人在1927年底将退党或死去；这标志着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结束。

4.2 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1926年3月20日

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开始公开主张将共产党人踢出国民党，并反对广州政府政策的激进成分。引起右派担忧的直接原因是工人阶级在省港大罢工中的动员；中国工人正在成为民主革命运动中一支强大的领导力量，有力地推进了运动并大大加强了国民党左派。

1925年7月，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包括共产党人士）首次公开争夺领导权的较量是在广州的（国民党）党内选举。左派大获全胜。对省港大罢工表示支持的汪精卫宣布成立以广州为基地的“国民政府”，由他本人担任主席。

右派随即召开自己的会议，要求国民党：1.驱逐共产党人；2.将权力交给军队；3.罢免鲍罗廷及其俄国军事顾问；4.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迁往上海。国民党中执委委员戴季陶编写了一本反共小册子，号召右派行动。之后，一场不断攻击共产党人和左派的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在黄埔军校的学员中尤为成功，反共分子（占大多数）在那里自成一个圈子。[3]另一边，彭述之在《新青年》1925 年 12 月刊中发表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编者注：该文实际发表于 1924 年 12 月的《新青年》国民革命专号】。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指出，包括工业资本家在内的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过于紧密，无法成功领导一场民族独立革命。[4]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和中共占据了主导地位，汪精卫被确认为领导人。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执委委员。大会谴责了右翼的行为，强调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结盟的必要性。[5]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认为这一切进一步证明了“党内合作”(bloc within)的成功和右派的虚弱。

在孙蒋的远大北伐理想中，国民革命军将在蒋介石领导下击溃北方军阀并统一全国。蒋介石明白，没有苏联大量的物质支持，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苏联驻华顾问反对北伐，反而表示倾向于冯玉祥（所谓的“基督将军”）的“国民军”。蒋介石担心他远征所需的军事物资会被转移。他也不希望在向北京进军时留下一个受鲍罗廷政治影响的国民党政府。有必要对共产党及其盟友进行一场突击，以确保国民党军派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但同时又不引起太大的反应。如果处理得当，此举还可以消灭他在国民党内的竞争对手。[6]

3月19/20日夜，蒋介石“发现”了一个据说是由共产党海军军官组织的阴谋。蒋介石的部队包围苏联顾问的住处，逮捕所有他指挥下的军队的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并且，尤其重要的，蒋介石的动机在他搜查并关闭了当时正值省港罢工高潮的当地工会之中暴露了出来。[7]

1926年3月20日上午，蒋介石成为了广州的主人。所有火车站都被占领，所有电话通讯都被切断，并宣布了戒严令。蒋介石证明了他在国民党内掌握实权。他的下一步行动是尽量减少事件的影响，以确保获得胜利进军北京所必需的苏联持续物质（和政治）支持。在公开场合，蒋介石将该事件描述为一场误会；他向苏联顾问道歉（这些顾问则责怪中共的宣传过火），并将其部队撤回兵营。[8]

蒋介石的政变在苏联内部是保密的，但一年后，拉狄克在《消息报》上的一篇文章泄露了这一消息。《真理报》急忙发表了一篇来自武汉的答复，肯定了蒋介石对国民革命的忠诚，且宣称国民党内部没有任何党争。[9]

4.2.1 政变的結果

处于困惑和迷茫中的斯大林并没有做出公开回应，而是与蒋介石达成了幕后交易：苏联明确支持北伐，对政变大事化小或否认。

3月22日，苏联大使馆参赞索洛维耶夫（Соловьёв）会见了蒋介石。次日，汪精卫称病前往法国。3月24日，包括黄埔军校首席顾问在内的许多苏联顾问离开中国。蒋介石安排自己的人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支持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并协助接下来的北伐。在排除了反蒋或脱离国民党的可能性后，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诺支持蒋介石。[10]

右翼政客和商界人士接二连三地赞美这位轻而易举地把资产阶级统治强加给群众运动的人。而中国共产党的不作为展露了其严重的软弱性，破坏了未来与国民党左派结盟的可能性。

面对政变，彭述之和陈碧兰（《中国妇女》编辑，也是彭述之的配偶）前往广州，与鲍罗廷一起召开了一场共产党领导人会议，讨论中共是否应该：退出党内合作集团，代之以独立组织的合作；扩张其领导下的军事单位并与国民党左翼的军事力量联合。但这些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鲍罗廷通过透露斯大林已经亲自下令维持现有的国共“合作”，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11]

斯大林、布哈林和苏维埃顾问们不仅对政变发出的警告视而不见，还积极进行隐瞒。国际共产党报刊故意发表误导性的材料；当政变的消息出现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时，1926 年 4月8日的《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称其为“谎言报道”，而在5月6日刊上吴廷康称其为“帝国主义者的捏造”。[12]

蒋介石的下一步行动是将自己伪装成群众的英雄。在1926年的五一节，代表一百五十万工人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邀请了蒋介石作为嘉宾，他现在是一支由训练有素的军官指挥的高效军队的总司令。在中共的支持下，这位资产阶级代表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现在群众面前。身着军装的蒋介石对着空气击拳，高呼“世界革命万岁！”[13]

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国民党党魁，并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中革军委特别全会上，给中共保持党内合作集团提出了以下要求：

1.中共报刊不得批评孙中山的反阶级斗争原则。2.中共必须交出其在国民党内的党员名单。3.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任何高层委员会中不得控制超过三分之一的席位。4.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或政府部门的负责人。5.未经上级批准，国民党党员不得以党的名义召开任何会议讨论党务。6.未经上级机关允许，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治组织或从事党外政治活动。7.如果中国共产党要向其在国民党内的成员发出指示，这些指示必须首先提交给一个非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联合委员会批准。8.任何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党员都必须辞职，不得重新加入国民党。[14]

在革命需要布尔什维主义领导的时刻，共产国际执委会把中国共产党禁锢在资产阶级政党左翼的行动框架内。在莫斯科看来，国民党是“一个独特的工农政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即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封建秩序的总斗争中的阶级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革命集团”。[15]共产国际执委会继续把国民党吹捧为一个友好的革命党，并保留其在执委会中具有建议权的代表。

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致命的限制：它不能公开批评国民党，不能在国民党内组织派系以争取改变官方路线，它必须公开认同孙中山的资本主义原则，它不能够武装人民、组建苏维埃、解除资产阶级武装，也不能做争取国民革命军士兵的工作。鲍罗廷援引布哈林的话公开说，共产党人的活动仅限于为国民党做苦力。[16]

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将使许许多多共产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对许多中共党员来说，对国民党的让步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值得的，毕竟他们入党时就被要求接受党内合作集团，并不断接受与国民党决裂会破坏反帝斗争的说教。斯大林主义错误的教育，包括它对盲从共产国际的要求，将导向革命运动的崩溃。

地主们把3月20日的政变当作攻击农民协会的许可证，杀害农民领袖的行为变得十分普遍。共产党人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将杀戮的责任归于个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而不是地主制度。这一做法将被不断重复。在广东省，袭击尤为严重。1926年6月26日，陈独秀在其呼吁书中报告说，中共领导层要求鲍罗廷从分配给蒋介石的步枪中抽出5000支，让广东农民保护自己。鲍罗廷拒绝了，理由是农民可能会利用枪支夺取土地，这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可接受的。

1926年底，鲍罗廷在华中汉口的农民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应该支持作为统一中国第一步的北伐。必须先打败军阀和帝国主义，然后成立全国政府。这将(1) 对农民做最低限度的土地分配，(2)降低地租，(3)在县、省和国家各级建立人民政府。这正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给出的拖延方案，也是他们被消灭的原因。

4.3 北伐：从广东到上海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四个多月后，自以为后方已无革命危险，便开始北伐，企图以军事手段统一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规模并不大，只有约 10 万士兵，而军阀部队则超过50万。它取得一场场胜利的原因是其活力与民众支持。[17]与国民革命军并肩作战的还有一大批鼓动员、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做了充分的工作，以至于军队往往只需向一村庄或一城镇推进，军阀的部队就会烟消云散。为了支持国民革命军，铁路和电报工人会努力去瘫痪军阀的通信，农民会刺探军阀部队的动向并立即告知国民革命军，他们还组成游击队袭击军阀部队的后方。有时，地方农民协会甚至在国民革命军到来前发动起义。[18]

国民革命军兵分两路，西面的部队向长江流域中部的行政、工业和交通中心，战略重镇武汉挺进；东面的部队由蒋介石率领，向江西省会南昌进发。

当国民革命军开始进军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会议收到并再次否决了彭述之在陈独秀支持下提出的共产党人退出党内合作集团并与其左派建立统一战线的动议。[19]发表的会议进程浸透了中共试图说服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对其利益没有威胁的渴望。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很典型，它建议将中共的政策限制在国民党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减租减息、降低税赋和罢免腐败官员。这种谄媚的做法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挫败。

中共领导层投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不仅是因为后者有着十月革命的威望并提供了维持党的大部分资源，而且也是出于对这个助其建党、在最初的艰难岁月里提供了必要的领导的组织的忠诚。但现在，共产国际提出的行动方针却与列宁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总书记陈独秀在公开场合遵守纪律，声称国民党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柱之一，但在中共内部却极力将两个组织分开。

共产国际代表竭尽全力争取中共的领导权以反对陈独秀和彭述之，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是把那些同意共产国际观点的人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妒忌者以及那些真正相信阶段论方法的人都追随鲍罗廷的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陈独秀和彭述之在提到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时得到的支持不断减少，而在党内，大多数新党员（鉴于党的迅速发展，他们占绝大多数）都是在支持蒋介石和北伐的基础上加入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二号驻华代表（仅次于鲍罗廷）M.N.罗易后来声称，此时中共领导层的大多数人都赞同斯大林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相信农民运动‘过火’的故事，并宣称打击反革命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遏制农民。”[20]

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凡西正在北京。他描述了中共是如何蓄意误导党员的，让他们以为除了少数老人外，国民党是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的；在党员会议上，没有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不久，王凡西来到广州，却发觉现实与他所听到的大相径庭。他发现所谓的国民党左翼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国民党内部愿意为自己的主张挺身而出的左翼人士数量极少，根本无法形成一股可观势力。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右派势力却拥有真正的力量——军权。[21]

随着他的信心增强，蒋介石镇压了国民革命军控制区的工会、农会和共产党人的活动。1926年7月29日，他宣布戒严。在北伐期间，一切劳工纠纷都是禁止的。国民革命军持续高歌猛进，到9月，长江流域已落入蒋介石之手。共产国际欣喜若狂。

1926年8月9日，国民党宣布对所有劳资纠纷进行强制仲裁，禁止工人携带任何武器、集会或游行。军事巡逻队控制了街道。斯大林说：“目前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特点和前景无疑都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应留在国民党内，并加强在国民党内的工作”。为了给自己的政策辩护，他不顾事实地把蒋军的推进说成是“中国所有革命分子，特别是工人的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和组织自由”的保障。[22]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和国民党宣传使中共内部的许多怀疑者相信，遏制农民夺取土地的尝试是合理的。 

在广州，地方政府一直由国民党左派控制，并起初支持粤港罢工。但随着蒋介石政变的后果逐渐明朗，它很快向右转了。“四阶级联盟”开始露出它的真面目。5月，广州政府提出要确保“在广州政府直辖的领土内，完全停止抵货及其它一切反英的表示”，以换取英国的1000万元贷款。一队队士兵和警察在广州街头巡逻，食品厨房也停止了运作。广州政府的背叛破坏了罢工。1926年10月10日，罢工和抵货被无条件中止。英国没有给出贷款。

罢工和抵货为独立的工人阶级路线打开了大门，并证明了中国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的权益组织起来行动。这十五个月的历史性斗争在没有取得丝毫让步的情况下戛然而止。可是，中共称这“不是失败而是伟大的胜利”。

中共在不知不觉中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广州工人将为这一“胜利”付出沉重代价。广州的匪徒们被动员起来成立了“中央工会”，并在街头袭击革命工人。[23]激进工人不听中共的劝告，捍卫了自己的组织，但由于失败的群众心灰意冷，他们的斗争无济于事。

10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占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武汉，其三镇武昌（铁路中心）、汉阳（工业中心）和汉口（长江上的重要商港）各自具有庞大的工业人口。11月，蒋介石攻占南昌。南昌随即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中心。

鲍罗廷成功说服了残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将政府迁往武汉，以利用那里的工人阶级基础。毫无疑问，省港罢工的失败让他耿耿于怀。此举恰逢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这是3月20日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一次全会，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会上只字未提政变，只字未提国民党在几省枪杀工农，只字未提撤销对省港罢工的支持，只字未提广州政府为扼杀与诋毁农民运动，试图阻止其传播和发展所做的努力。第七次全会对中共中央关于不批判孙文主义的公开承诺的缄口不言，实际上是认可了中共放弃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权利。

全会以1926年10月26日苏共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为指导，该决议要求中共大步右转。[24]全会发表了马尔丁诺夫（列宁《怎么办？》一书的论战对象）关于关键的农民土地问题的宣言，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实现民族解放——必须土地国有化[25]。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国民党领导人和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和财产却被排除在外。中共土地纲领的核心被阉割为蒋介石可以接受的要求。

马尔丁诺夫建议共产党人打入新政府内部，利用国家机器征收土地、减税并将实权交给农民委员会。但3月20日的政变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确保农民委员会不掌握实权。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家机器中任职意味着共产党员要惩罚农民的革命行动。甚至在宣言发表之前，中共党员就已自愿成为执行资产阶级法律的地方官，进一步说明了中共内部的错误教育程度和党员的政治水平[26]。中共对公众展现的面貌是阶级合作，这自然吸引了赞成这种政策的入党者。

马尔丁诺夫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左派”政府辩护，说这将加强“革命”左派对抗右派的力量，使国民党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人民党”。在他“革命”左派名单上的第一位正是当时正在解除工人武装、保护黄色工会并试图扼杀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广州政府。[27]由于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中没有独立的基础（这就需要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中共在国民党内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制衡有军队支持的右翼。

中国共产党落于一个相互矛盾的网中，倘若要想突围并挽救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支持农民夺取和分配土地——而这需要苏维埃。但根据斯大林的直接命令，苏维埃是不允许的。相反，中共奉命使用“国民革命政府的机关”，也就是什么也干不成。例如，在军队中，这意味着为努力让个别同情者担任指挥职务，而不是在普通士兵中建立共产党核心来争取他们的革命化。

全会的确警告说资产阶级正试图“粉碎革命”，但却没有说明这些敌人是谁（斯大林亲自宣称蒋介石是忠诚的），他们将在何时、何条件下、哪里做什么事情。国际的警告极其抽象，但它所要求的行动却是直接而具体的——向资产阶级国民党投降。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试图在既不成立苏维埃又不冒犯军官团的情况下支持农民，这显然是自欺欺人。中共必须在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农民革命中做出选择；它决定与其冒与国民党决裂的风险，不如阻挠革命。[28]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向党的领导人作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鲍罗廷和吴廷康也在场。公开的报告说明了中共屈服于国际的纪律：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团结，并消除中共内的“左派幼稚病”。报告认为，中共在发动群众运动方面的成功以及其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的主导地位让右派分子“害怕”。解决的办法是让中共党员呼吁信任国民党领导层，但更重要的是努力阻止群众左倾。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左翼文治派政府。[29]

4.4 工农的自行组织

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和数百万渴望土地的农民正开始行动。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十月革命的威信和共产国际为砝码抑制这一运动。在湖南，毛泽东向300多名农民代表阐述了党的路线：“我们推翻地主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是......减租减息和增加农村雇工工资的时候。”[30]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的反应没有被报道。

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夏季进军，中国农村显然处于大起义的边缘。在国民革命军的后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要求减租和废除苛捐杂税。但这类行动有其自身的逻辑，两湖的农民在自行减租后，很快就自然地走上不交租，然后夺取土地的道路。[31]

在1926年，不仅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而且所有主要工业中心都出现了汹涌的罢工潮。以省港罢工为例，直接参与的工人超过百万。在湖南，工会会员人数从6万增至15万，武汉有30万工人组织起来，而全国则有280万工人入会，人数超过了1917年10月的俄国。当然，绝大多数罢工都是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其中大多数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的胜利。中国工人历史性地抬起了头。到26年底——尽管有省港罢工的失败——罢工潮已经超越了经济诉求，进入到公开的政治斗争。这表明当群众运动兴起时，个别的，即使是重大的失败，也是可以克服的。

汉口工人一跃成为反帝斗争的先锋。1927年1月4日，汉口英租界边界发生示威游行。人们自发地喊道：“现在夺回它吧！”工人队伍破开了铁丝网和路障，然后欢乐的人群冲进租界将其收复。这是在没有国共中任何一党领导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汉口的国民党政客从工人的勇猛对他们的惊吓中恢复过来时，英方的撤退给了他们勇气。在谈判后，他们与英方达成了将汉口和九江租界归还中国的协议，这一“外交胜利”靠的是汉口工人及其同志的行动（詹姆斯，Op.cit.）。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先是短暂地沉默，然后称这些行动是不正确的！[32]这是革命组织为了与非革命力量团结而温和化其纲领时损害自身的范例。为了不破坏党内合作，中共的政策还不如地方国民党那么革命、反帝！

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间，仅在江西、广东、湖南（最激进）和湖北等南方省份，就有一千多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在湖南，农民协会会员数发展到200多万。与1905年和1917年初的俄国类似，当农民组织起来时，农村鼓动者试图打破中共或国民党设下的限制。[33]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27年2月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4]，布哈林在国际第八次全会（1927年5月18日至30日）上称该报告“非常好”。共产国际发表了其中的选段，使毛泽东在国际中声名鹊起。[35]毛泽东首先向武汉的中共领导人，然后是1927年3月10日的国民党中执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提交了《报告》。该报告最初是给湖南革命领导的建议，在3月15日于国民党中执委的机关周报上首次发表。[36]

今天所看到的毛泽东著作往往与最初发表时不同。柯亨(Cohen)已经证明，许多毛泽东的“原创”思想都来自多年后事后诸葛亮的改写，而《报告》就是其中一例。据说，它包含了毛以下创新：中农和（特别是）贫农将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重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事实上，列宁早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就已经提出了该观点，并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原文的政治内容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决定是一致的，即认定国民党——而非无产阶级——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因此，《报告》原文没有提到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没有提到工农联盟，这些概念都是1951年加上去的。[37]

重要的是，在《报告》的最初版本中，毛泽东避免在土地问题的讨论中谈及到土地革命，这无疑是由于中共为维护党内合作而施加的限制，但从革命后的中国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疏漏。在1951年版中，毛泽东说：“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黑体字为后来加入）原版中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当作独立组织来提及，这是另一个严重的疏漏。毛泽东说：“一切革命的党”都要正视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对其领导权的考验。在1951年版中，共产党突然出现在许多地方，如“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38]。

报告的语气锋芒毕露：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最后葬入坟墓。......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其形式激进好斗，但内容却是阶级合作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将继续存在，富农甚至一些地主将成为好盟友，被“葬入坟墓”的是封建特权者），很容易为莫斯科和国民党左派所接受。

别的一些文本也受到了类似的处理[39]，因此很难将现在的出版物视为当时言论的真实再现。篡改历史文本是一个处于意识形态危机中，不单是无法面对自己过去的不诚实政权的特征——事实上也是其对自身当时所犯错误的承认——同时还表明中共完全不尊重自己的党员。

还有其他形式的篡改：1930年，在俄国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职工运动史》的小册子，作者是后来被国民党处决的劳工领袖邓中夏。这本小册子只字未提毛泽东。1943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其在延安重新出版时被插入了一段话：“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40]毛泽东以斯大林为榜样，让人把长征中的每一次失败都归咎于那些不听他领导的人，而像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大捷”等胜利则归功于毛。

1927年初，蒋介石在南昌站稳了脚跟。在攻占上海之前，他企图完全控制国民党。他要求将政府所在地迁往南昌，但因（群众）打败英国而沾沾自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拒绝了这一要求。1月4日事件坚定了武汉左派领导人的决心，也表明了中共要想把左派争取到反帝立场上，在国民党外建立一个独立基础的重要性。

作为回应，蒋介石宣布要将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内铲除：

“在我们当中不应再有异见和派别！我既然以孙文学说的忠实信徒见知于世，我就有权利说，每一个真党员应该就是孙文学说的忠实信徒。谁违背孙文指示的目的和方法就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敌人不应留在我们中间”[41]。

3月10日至17日，情绪高涨的国民党左派在汉口召开了自己的三中全会。它宣称收回蒋介石一年前刚刚夺取的权力。会议上通过的农村政策决议呼应了毛泽东的报告，在抨击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阶级时听起来很激进，但在内容上却是温和改良的。左派完全支持与中共“合作”，并呼吁后者派遣“负责同志参加国民政府及各省府。”[42]左派公开反对中共必须保留批评自由的列宁原则，提出：“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出版物在报告及互相批评之时，不要破坏合作的精神。”

1927年3月，国民党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并于4月27日召开会议。委员会由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组成，包括代表共产党的谭平山。该委员会本该设法实施国民党去年十月通过的工农纲领——包括对农民二五减租，禁止（年息超过20%的）高利贷的承诺——但它却向后退了一步，只是劝说不要收取超过收成40%的地租。[43]在讨论中，中共用“良”绅和“劣”绅等道德范畴替代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据说，团结前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绝不能侵犯他们的土地。但事实很快证明，个个地主在国民党那里都是良绅。

在1917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是陷入了这样一个消极等待的泥潭，由此列宁推断，要在俄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正如当时的俄国，中国的土地委员会除了向农民证明了局部改良行不通以外对解决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一无是处。

即使是国民党左派所要求的温和改革，也令占有土地的阶级感到恐惧。这种恐惧，在焦虑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表现为在蒋控地区对工农鼓动者和共产党人的虐杀（Dorland，Op.cit.）。这位有产者的大救星越是接近上海，他夺取政权的意图就越明显。

在江西省，蒋介石摧毁了罢工并解除了工农武装，但资产阶级却被允许组织自己的力量（黑帮和民团）来镇压罢工和杀害工人。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报刊都没有报道这些事件——他们都急于保持与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国民革命军的联盟。后来才知道，至少自27年初时，蒋介石就在对农民组织实施恐怖袭击，但中共遮掩了这些消息，理由是在国民革命的关键时刻，必须维护统一战线，这意味着“凡是参加反帝斗争者，其一切罪恶均可暂时宽贷。”[44]

“四阶级联盟”的战略要求与这些反动派”团结“起来，以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但结果只是中共和国际的自欺欺人。武汉对蒋介石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宣称国民革命运动正在向前推进，不存在内部冲突。这与蒋介石的意图不谋而合，以便他提前准备好再与左派决裂。

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呢？最好的办法是在群众中发起一场揭露蒋介石行径的运动，并启动最激进的社会改革（首先是将土地分给农民），这样如果蒋介石反击，他只能以公开的反动派身份出场，还得对抗群众运动。相反，由于斯大林对蒋介石的赞誉言犹在耳，中共没有采取任何阻挠蒋的行动。

列宁曾建议尽快让农民组建苏维埃。在中国，1926年春至1927年夏是这样做的最佳时机。在城市中心，工人们已经开始行动，而在农村，苏维埃本可以以农民组织为基础，围绕着“耕者有其田”和“免除债务”的口号成立。这样就能使得群众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开始在解放区和城市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

4.5 小结

共产国际强行灌输给中国共产党必须先通过“党内合作”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阶段论。国共联盟被认为是反帝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一个无法绕过的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让自己的特殊利益屈从于国民党，并放弃批判性的独立立场。俗话说，好心办坏事，尝试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牢不可破的反帝阵线就是如此。新生的中共作为国际的支部服从了国际的纪律和莫斯科的领导，尽管其路线与现实的冲突越来越大。

在1917年2月，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卫戍军中的农民）根据民主要求自发成立了苏维埃。这些苏维埃是摧毁军队中反革命力量的关键。正是通过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得以与群众接触，评估他们的革命精神，然后动员他们采取行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党、工会甚至农民协会都无法像苏维埃那样接触、动员、教育和组织群众，使他们为起义做好准备。1905年至1917年间，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布尔什维克的引导，俄国无产阶级的认识水平大大提升了。然而在中国，这样的路线意味着放弃党内合作、革命阶段论和四阶级联盟理论。

国民革命军挺进长江和群众运动的高涨使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阶级矛盾达到了爆发点。与此同时，共产党仍然在隐瞒群众，尤其是上海工人。在缺乏警觉和准备的情况下，他们将首先成为蒋介石的棋子，然后再做他的刀下亡魂。蒋介石此时已然确信只有血流成河才能制止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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