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共产主义国际

“要相信历史会诚实地评判事件，你永远不会为你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绝不要成为那种只会批评而不行动的人。这些人都是伪君子——软弱无用的人，他们没有能力调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行动。亲爱的，我希望你有勇气。坚信生活的美好，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知道革命总是无往不胜的。”（在瓦列里·萨布林被处决前写给他儿子的最后一封信） 在9月7日星期四，英国第四电视台播出了《秘密历史》系列节目的一部分，名为《兵变——红色十月的真实故事》。这部了不起的纪录片首次向我们讲述了1990年好莱坞电影《猎杀红色十月》背后的真实故事。这部电影改编自汤姆·克兰西1984年的小说。克兰西的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的是一名叛逃的潜艇船长马尔科·雷米斯驾驶自己的船进行了一次史诗般的横渡大西洋的航行。(原文发布于2007年2月5日) 作者以1975年11月瓦列里·萨布林领导的苏联警戒号（俄语：Сторожевой）战舰的叛变为出发点。正如他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有先例的，长官。1975年11月8日，苏联基洛夫级导弹护卫舰警戒号试图从拉脱维亚的里加逃到瑞典的哥特兰岛。”随船政工副舰长瓦列里·萨布林领导了一场兵变。萨布林和其他26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枪决。然而，红十月的真实故事当时被苏联政府所隐瞒，直到现在才被披露。 直到冷战结束前，西方情报机构都认为船员当时打算叛逃，这也作为了克兰西的书和电影的基础。然而，在苏联末代出现的以及在第四频道节目中披露的新证据表明，克兰西的叙述是不准确的。警戒号的目的并不是也并不可能是叛逃到西方国家，因为这次兵变的领导人瓦列里·萨布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意图不是逃往西方，而是在苏联挑起一场政治革命，目的是推翻享有特权的斯大林式官僚机构的统治，恢复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苏维埃民主政权。正如该节目的注释中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位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萨布林正在前往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对1905年起义的波将金号战舰的记忆，以及引发1917年革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记忆，使他满怀希望，希望这次的兵变能在列宁格勒引发新的叛乱（起义），完成在他看来尚未完成的俄国革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比最好的小说内容更丰富，更非凡，更感人。毫无疑问，这将激励俄罗斯和全世界的工人和青年。这部精彩的纪录片值得最多的观众去看。 瓦列里·萨布林是谁？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萨布林是海军军官的儿子和孙子，16岁时，他跟随他们的脚步，进入了伏龙芝海军学院。他所有的这些背景使他从小就拥有了对大海和海军的热爱、强烈的责任感、军事纪律和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但萨布林不只是一个军人，他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十月革命的孩子。这给了他的生命和他的每一个行动内在的意义。 瓦列里是在一个海军基地里和海军军官的儿子们一起长大的。他的总体人生观是极度道德的，正如他的兄弟鲍里斯·萨布林所说，他“无法说谎”。他厌恶一切形式的虚伪。他也无法目睹任何不公正的行为而保持沉默。他从小就梦想当水手。1955年，年仅16岁的瓦列里被位于列宁格勒的精英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录取，成为一名模范学生。即使在那时，他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被选为共青团的领导人。在学校里，他被——也许是半开玩笑地——称为“班级的良心”。不知怎么的，他们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他们甚至差不多明白了其中的区别。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我们都被教育要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我们都相信这些。但瓦莱里是如此正直，以至于想把这些理想付诸行动。” 这段文字揭示了关于苏联的一个重要事实。列宁死后掌权的官僚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虚伪。人们宣誓效忠共产主义和列宁的思想，但实际上整个制度是对十月革命的民主平等理想的否定。人们应该对明显的不平等和猖獗的腐败视而不见，表现得好像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言语与行为之间的强烈矛盾，与瓦列里·萨布林的本性完全不同。从他最早的思想生活开始，他就用全身的每一根纤维来反抗它。这种无畏的诚实是贯穿了他一生的特点。瓦列里不仅仅希望发表关于共产主义的演讲；他想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他“想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赫鲁晓夫时代是苏联的一个转折点。暴君之死打开了俄罗斯不满情绪的闸门。在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执政的官僚机构小心翼翼地从顶层进行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赫鲁晓夫的意图并不是废除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特权——数以百万计的位居政府、党和军队中的寄生性官僚，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统治着国家，但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他们实际上是工人国家的寄生肿瘤。 瓦列里在20岁时就迈出了政治上的第一步，他给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谴责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形象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是一个大胆而勇敢的行动，这至少意味着毁掉他的事业前途，甚至更糟。不出所料，当局对此感到不悦。当局的反应是严厉的斥责，这导致他的毕业被推迟了。尽管有这一挫折，萨布林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了军事学院的学位，这表明了萨布林伟大的个人能力和执着精神。 1964年，赫鲁晓夫被废黜，新政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扩张苏联海军以与美国匹敌。海军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骄傲和喜悦，但这种感情远非相互的。海军历史学家尼古拉•切尔卡申评论道:“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克里姆林宫政治局老朽领导层，永远不会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更别提走向萨布林所信奉的真正共产主义了。” 在毕业后的五年内，萨布林被任命为一艘驱逐舰的指挥官，这对一个30岁的军官来说是一个非凡的荣誉。但是，瓦列里拒绝了委员会的提议，选择进入列宁政治学院完成学业，这是一所只对军官开放的精英学校。他的家人对此决定既惊讶又沮丧。瓦列里·萨布林对海军的热爱不及于他对十月革命和工人阶级的热爱。起初，他拒绝接受海军委员会的邀请让他的家人感到震惊。但他的兄弟鲍里斯说，过了很久他才明白其中的原因。瓦列里想从内部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他想了解野兽的本性，作为推翻它的先决条件。 带着一门心思的决定论，他埋头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为了理解革命，他夜以继日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这位年轻的海军军官被一种不断增长并笼罩着他灵魂的内心疑虑所折磨。放眼望去，他看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憎恶的特权、不平等和腐败随处可见。他的决心悄然增强，要采取行动改变制度。十月革命是为了消除不平等和阶级压迫，给予工人阶级权力而进行的，但它怎么会最终变成了一幅可怕的讽刺漫画，一个与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民主理想毫无共同之处的官僚极权主义政权呢？ 在学院，萨布林发现有些书仍然是禁止借阅的，这让他很沮丧。他知道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还知道，在列宁死后，托洛茨基领导了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为了工人民主，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但是托洛茨基和其他工人反对派领袖的著作在哪里呢？他曾希望，通过进入这所精英党校，他最终能接触到那些封闭的档案。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萨布林痛苦地向他的兄弟吐露了他对于即使在那里也有审查制度的失望。这个精英机构提供的政治教育，和他在学校里学到的党的路线一样粗糙。 即使没有办法获取托洛茨基的作品，萨布林也还是得出自己的结论。统治这个国家的特权官僚阶层绝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他们的权力。萨布林仔细研究了《国家与革命》，然后意识到“国家和政党的盔甲如此厚重，以至于即使对其直接打击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的结论是:“必须从内部打破这台机器。”1975年11月的惊人事件揭示了这些话语的含义。 海军一直是武装力量中最具革命性的一翼。这一事实与水手的无产阶级成分有关，水手大部分来自工业无产阶级。水手们的革命传统体现在1905年，著名的战舰波将金号叛变和1917年的革命和内战中，喀琅施塔德的水手们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力量的骨干。瓦列里·萨布林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他仿佛是像吮吸母亲的乳汁一般吸取了这段历史。俄国的革命传统和水手在其中的特殊角色成为了这位杰出人物的骨肉。 警戒号是苏联舰队中最现代化的战舰之一。萨布林在1973年加入了这艘潜艇猎手，担任其船长阿纳托利·普托尔尼的副手。萨布林还是这艘船的首席政治官员，他最终对令人畏惧的秘密警察克格勃负责，负责发布政治简报，维持士气，注意是否有偏离党的路线的情况发生。他自己的“偏离”将导致他会在三年内死亡。 准备叛变 在履行他作为政工副舰长的职责时，萨布林不得不定期发表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座——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是为了迎合官僚机构需求的斯大林版马列主义讲座。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对这些讲座感到厌烦和漠不关心，但萨布林的讲座却不同。萨布林有意脱离通常呆板的党的官方文本，转而集中在其他主题上，尤其是十月革命、1905年革命和真正的列宁主义思想。即使是萨布林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渊博。 在他的讲座中，他经常提到海军悠久的革命传统，尤其是波将金号战舰的兵变。海军刚刚庆祝了这一著名事件的70周年纪念日，因此，它在人们的脑海中记忆犹新。海军历史学家尼古拉•切尔卡申指出：“萨布林延续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他的身与心都完完全全地接受了这些传统。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活生生的代言人。所以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很简单。他必须坚守‘波将金’号战舰的革命传统”。 在萨布林实施他的计划之前，他首先要找到支持者。他选择了亚历山大（萨沙）·（谢因），一位年轻的无产者，有着一张诚实、坦率的，好比一位典型的俄罗斯农民的脸，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有点叛逆”。这个20岁的水兵被委托协助萨布林准备他的讲座。萨沙·（谢因后来在兵变中成为萨布林的副手。“那些政治课程完全是一种笑话，”他以无产阶级特有的直率说，“人们去到那里只是为了去睡觉。我们意识到这完全是虚伪的，是拿出来装装样子的。”这些话语生动地表达了工人们对苏联官方“共产主义”的态度。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虚伪——这种虚伪像瘟疫一样感染并毒害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认为富人和穷人的存在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你可能不喜欢它，但你必须接受它是市场体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吹嘘“建设共产主义”——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的体系中，怎么可能为巨大的不平等辩护呢？苏联的言行矛盾是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无法忍受的。这种矛盾引起的强烈的不公正感是警戒号兵变的核心。 “我对萨布林说：这些表面功夫有什么用?”（谢因）记得他说过，“如果发生战争，我们能用这些毫无意义的花言巧语去保卫谁?”这种公开的犬儒主义在苏联非常普遍。在（谢因）的这些话语中唯一不同寻常的是，他觉得自己能够以这种毫无保留的坦率向他的上级军官表达自己的意见。通常情况下，政工副舰长在船上会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一位党的代言人和克格勃成员，一位监视你并控制你的人。但这些人很快就发现，这位政工副舰长与众不同。萨布林很快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船员们对他评价很高。作为首席政治官员，你可以信赖他。”警戒号军官候补生维克托•博罗代回忆道。萨布林和这些人的关系太亲密了，他的上司不喜欢这种情况。他被警告要改变他的方法，但萨布林没有理睬所有的这些警告。萨布林在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行事。萨布林的演讲有一个非常严肃的目的：那就是让船员们做好反抗的思想准备。一些水手非常喜欢这个奇怪的“政委”，因为他与众不同。他使得水手中生出了敬重和献身的感情。 1975年11月8日，警戒号抵达位于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的里加港，参加纪念俄罗斯革命周年的军事仪式。萨布林决定抓住这个在苏联的日程表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日子的机会来实施他的计划。 那天晚上，萨布林决定采取行动。首先，他把萨沙叫到讲堂，问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你愿意为克格勃工作吗？”（谢因）对此既愤怒又失望。在这个人教会了他这么多东西之后，现在他似乎想把他招募为秘密警察的间谍，一个粗俗的克格勃线人！（谢因）本能地打算厌恶地走出去，但他被一个令人安慰的声音制止了：“不，等一下，（谢因），冷静点，不要生气。我只是在考验你。坐下来。我们必须严肃地谈一谈。” 萨布林的计划实在是太大胆了。他解释说，官僚主义背叛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人民；特权和不平等的统治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唯一的出路是进行新的十月革命。他解释说，苏联工人阶级有革命传统，只要有大胆的领导，工人们就会做出反应。他想在三天内夺取警戒号的控制权，然后开往列宁格勒。在那里，他们将通过电台直接向苏联人民发布公告，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克里姆林宫集团，建立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政体。 警戒号上的兵变 11月8日，普托尔尼舰长接到通知，说有些人在船上喝酒。作为一名非常勤奋的指挥官，普托尔尼决定亲自解决这一事件。他走下舱室之后便立刻被锁了起来。随后，萨布林把船员召集到一起，给他们看了一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这部由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的鼓舞人心的电影描述了1905年敖德萨海军兵变。当这部默片播放时，萨布林解释了他的计划，劝告军官们支持他。军官们支持和反对的票数势均力敌，八人赞成，八人反对。[1]普通水手的情况则要清楚得多。在萨布林的同志亚历山大（萨沙）·（谢因）的支持下，船员们一致表示支持。 萨布林把军官和海军军官候补生召集起来，尽力说服他们。应该记住，在那时，他不知道是否有人会支持他。船长的被捕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震惊和害怕。不出所料，结果喜忧参半。船上有一半的军官——诚实正派、将良心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人——站出来支持这项建议。其他人，比如船上的医务官奥列格·萨季科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作为苏联野心家和趋炎附势的机会主义者的活生生的样本的萨季科夫，当谈到萨布林的革命计划时，他几乎无法抑制他的怀疑和讥讽。他尤其对萨布林了将列宁格勒称为“革命的摇篮”的说法进行了刻薄的批评。对于这样的市侩来说，所有这些有关革命的看法都是“愚蠢的”、“乌托邦式”和“不切实际的”。这些聪明人的小算盘归根结底就是阿谀奉承、做一个爱上锁住自己的锁链的奴隶，这种人是对人类一切进步的否定。它们存在于每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国家。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萨布林们代表了人性的面孔，那么萨季科夫们只能代表人性的屁股。 萨布林没有被吓倒，他将所有的反对抛在一边，要求进行表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领导的关键作用。他并没有党和组织作为他的后盾，凭着纯粹的决心、革命的锐气和坚定的性格，他所向披靡。对兵变的投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情绪。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就像在其他所有的斗争中一样——战士们的士气总会起起落落。这是事物的本性。普通船员们一致投票赞成采取行动以及至少有一半军官决定支持他们的消息立即产生了激动人心的效果:“从那一刻起，大家的热情都十分高涨，”（舍因）回忆道，“每个人都精神振奋了起来。我们觉得我们会成为英雄！”他苦笑着补充道。 事实上，可以这样说，萨布林的计划是天真的。有先见之明的人可以说，这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这是不公平和片面的评价。萨布林当然不是空想家。虽然他的计划很冒险，但这却是基于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人们对官僚体制的普遍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几年前，在被当局残酷镇压的新切尔卡斯克的工人起义[2]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艇上全体船员甚至是一大批军官对萨布林的建议的热烈响应表明，这是建立在对群众情绪的准确评价基础上的。起义要取得成功，就需要水手和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萨布林完全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制定了前往列宁格勒的计划，并试图通过平民能够接收到的无线电频率发出他的呼吁。 诚然，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存在，将会大大促进这一切的进展。但是萨布林应该在哪里找到这样的党呢？他对所谓的“苏联共产党”的亲身经历使他确信，这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而是这个官僚国家的另一个分支，一个奴才和野心家的俱乐部。并非偶然的是，他不是针对“共产”党，而是直接针对苏联的劳动人民发出了呼吁。这个拥有数百万间谍、特工和奸细的极权国家的触角伸向了每一所工厂、大学和军营。矛盾的是，萨布林之所以能走到这么远，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本人作为船上的政治官员，是这个政权的监督者之一。他的职位给了他一个独一无二的秘密组织和准备的机会。这可能就是他所说的只能从内部摧毁政权的意思。 在他在水手中组织起一个地下列宁主义组织，然后与工厂的工人联系起来之前，他应该不采取行动吗？从理论上讲，或许如此。但萨布林非常清楚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巨大困难。它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给克格勃。另一方面，在这里，他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行动机会。萨布林不是傻瓜，当然也不是疯子。他冒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这失败了，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比伪善者的所有嘲笑都要高明得多，因为伪善者仅仅是保全了自己的皮囊，却从来没有为苏维埃人民的事业动过一根手指头！ 船员们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托洛茨基指出，武装部队总是忠实地反映社会内部的趋势。基层水兵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工人阶级，他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苏联工人阶级的情绪。忠于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理想的他们，却越来越被专横和无法无天的官僚制度所疏远。那些发表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美妙演讲的领导人，过着百万富翁和王子般的生活，而绝大多数苏联公民的生活条件却远远落后于他们。 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存在不断提醒人们，苏联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她正在远离社会主义。后来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正是那个在当时假惺惺地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幌子寄生的官僚阶层，后来主导了对国有计划经济和苏联的毁灭。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官僚阶层，从而让工人阶级重获权力。这就是萨布林想要做的。 本文所描述的事件证明了发生反对官僚阶层的政治革命的可能性。连警戒号上的一大部分军官也立即站到了造反派一边，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征兆意义。它以缩影的形式展示了一旦工人阶级开始行动，全苏联的事态将会如何进展。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官僚阶层将会分裂，其中一部分将会倒向无产阶级。有一部分军官拒绝支持起义，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同每一次罢工都会有一些工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普通水兵中没有出现一位工贼，只有少数军官——最懦弱和最卑鄙的分子——积极反对起义。 这些分子自然在这场针对当局展开的兵变中起到了极为有害的作用。在警戒号准备离开里加之前，一名低级军官跳船并拉响了警报[3]。他们的计划就这样被出卖给了当局，这一事实一时使他们动摇了。面对不得不面对压倒性困难的可能，萨布林犹豫了一下，但随后决定继续前进。重要的是，坚定了他的决心的是普通水兵的坚定态度，他们大多还只是青少年，坚持要继续反抗:“我们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不妨进行到底！”这些人的态度使得问题得以解决——继续行动！该船于11月9日凌晨1时离开里加，前往列宁格勒。 在离开里加之前，瓦列里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打算赌上一切。这是一份最感人的、最有人情味的文献。因为瓦列里·萨布林是一个有妻儿的男人，一个海军军官，出生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苏联家庭，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在等着他。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经历怎样的困难。但是萨布林是一名革命者，为了他所坚信的事业，他毫不犹豫地置他的事业、他的家庭、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不顾：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对生命的热爱。我指的不是安逸的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而是一种能给所有正直的人儿带来真正的快乐的光明的、真实的生活。我相信，就像58年前的1917年一样，革命意识将会在我们的国家燃起，我们的社会将实现共产主义。” 这些文字表现出多么伟大的精神啊！这与萨季科夫那种职业自私者的卑鄙、懦弱和刻薄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一位普通水兵奥列格·马克西缅科回忆道，在他们离开港口之前，这艘船被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片寂静所笼罩。这就像运动员临阵跃起前那种极度紧张的时刻，每根神经都如同一个紧绷的弹簧般紧张起来。一听到启航的警报声，所有的这些能量突然都释放了。“我们都像疯子一样跑来跑去，”马克西缅科回忆说。“我很困惑，”报务员坦言，“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盲人被带着在雷区里转悠。” 但很快，这种最初的困惑就被一种摆脱奴役的枷锁，把自己提升到自由人高度的欣喜感所取代。马克西缅科回忆说:“船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变得势不可当。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一种满足感，仿佛自己的心要飞起来了。”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船员之间产生了各种矛盾的情绪，反映了他们的希望和恐惧的迅速起伏。 很快，他们将面临的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我向外望去，看到一艘船从港口驶出，”马克西缅科清楚地重温了当时的经历，“我以为它要阻挡我们。我们的船向右急转，我差点被甩到海里去，我差一点没能抓住。这感觉就像是我们好像偏转了45度。而这另一艘船还在不停地驶来。然后，它突然向左驶去。”[4]船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警戒号已经离开了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