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托洛茨基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虽然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起义的表决上支持列宁而反对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他却在1918年在与德国签订停战条约的问题上与列宁形成了强烈对峙。他在这个决策上的表现同时展出了他的优点和缺点。”（《我思》，P.17）

这是约翰斯通文章中唯一提到有关列宁和“老布尔什维克”们在1917年的斗争。而他对这点的轻描淡写也表现出了他的论述格局。托洛茨基当然“意外地”与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这件“小事”上持同样的立场，并对立与加米涅夫丶斯大林丶以及季诺维耶夫。但是在其他“基础的问题上”，他当然又与“正确路线”作对。

蒙迪·约翰斯通在这里试着重新使用他在讨论“不断革命论”时候所用的技俩。在那篇内，他巧妙的“遗忘了”孟什维克当时的主张，并夸大了所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 的分歧。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问题上，约翰斯通又一次的将整个情势化为两个对立的立场：列宁支持马上接受德国条件的主张，以及约翰斯通所形容的托洛茨基“不和不武”的立场。但是蒙迪·约翰斯通清楚地知道，在这个议题上并不是只有两个主张，而是三个：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之外，还有布哈林的立场。他不但要求拒绝接受德国的条款，还要求对德国发动革命战争。约翰斯通也忘记提到一件小细节：布哈林的主张在和谈还在进行时是受到党内大部分人支持的。

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的态度是什么呢？列宁在1915年思考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执政可能性时，在他的刊物《社会民主者》内发表了一篇题为“几个要点”的文章：

“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革命使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那它要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要向各交战国建议媾和，条件是解放殖民地和所有从属的丶受压迫 的丶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和法国，只要它们的现政府还在执政，都不会接受这个条件。那时我们就应当准备和进行革命战争，就是说，不仅要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彻底实现我们的整个最低纲领，还要有步骤地推动现在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一切民族丶亚洲的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印度丶中国丶波斯等）举行起义，而且，首先要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使他们违反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意志，举行起义来反对本国政府。” [1]

这正是列宁在俄国革命前设想的一个大胆的革命战略。即使当今各国共产党将自己膛目结舌和平主义强加在十月革命的领袖头上，但列宁的战略明显和他们大不相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1917年前主张发动革命战役：一场以革命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并透过联合红军的武装起义丶欧洲的劳动阶级丶以及全世界各国受压迫的人民来实现。

在十月之前的煽动和准备期间，布尔什维克党重复的强调了他们主张“不丧权辱国的停战”，他们会向帝国主义势力们提出停战协议，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方不接受，他们将会发动对抗帝国主义势力的革命战役。因此，列宁之后于1917年九月写道：

“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连停战都不同意（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战争就成为真正被迫进行的战争，成为真正的正义战争和防御战争。单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对这一点的认识，就会使俄国在军事方面强大好多倍，特别是在同掠夺人民的资本家完全决裂以后；更不用说，到那时候我们方面进行的战争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成为同一切国家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丶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了。”[2]

革命战争这个想法已经被党无异议的接受为基本策略。因此，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刊登了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公开信时，他们主要论点之一便是提到了革命战争的可能性，以用来吓唬工人们：

“大部分的士兵们支持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求继续战争，而是因为我们提出了要求和平的口号…如果我们夺权以后，世界情势强迫我们发动革命战争，那士兵们将不再支持我们。”

这个论点是对于几个月后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很好的辩护。但是这并不证明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历史远见，只是展现了他们的胆小和机会主义的摆 动。他们对于签订条约的支持只不过是他们反对十月革命的附属品：两者是不能分开计的。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只是论点本身，提出论点的人和提出的原因，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那布尔什维克对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又是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从沙皇政权接受过来的军队几乎是一盘散沙；不少军团自行的解散；纪律松散；军官们纷纷投靠反动势力。布尔什维克们的政策是在这样的实质情况下，而不是理论性思考下，来被决定的。将任何对此的党内歧见描述为比在策略上意见不同更严重的问题， 是完全悖离事实的。在其他的情况下，比如如果他们有时间组建红军，那这个问题当然会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讨论，如我们在1920年的波兰战争所见。

将谈判拖得越长越好，是当时布尔什维克们第一个实行的政策，并寄望于西方的革命运动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处境。这个被今天“务实的”庸人们形容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思路在众多的场合中不知被托洛茨基，也在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发言之中展现出来，包括如列宁和加米涅夫。而加米涅夫更随后支持了列宁提出签订和平协议的主张，并对于在布列斯特的宣传上评论道：“我们的讯息会跳跃过德国将领们的头上传达到德国人民的耳中，我们的言辞将会夺走德国将领们用来欺骗德国人民的武器。”后来事件的发展不同于加米涅夫的预期，但是当时的他正代表着全党上下都持有的意见。 

在合约谈判中进行宣传活动的成功必须要归功于托洛茨基。他将这个平台转变成一个向欧洲被战争压制的劳苦大众们解释革命理念的机会。托洛茨基当时的演说也被列宁在世时的共产国际汇整并用多国语言发表。只是列宁在1924年去世后，这些资料被斯大林派系所掩盖。

在西方的革命被延迟，而俄国革命武装力量仍然薄弱的情况下，党内领导人们之间开始发生意见不同，而列宁的意见则居于少数。这个期间首次在1918年1月21 日，也就是布列斯特谈判压力达到最高点上，浮上台面。为了防止德国在布尔什维克回绝和平条约下发动攻击，列宁主张就算要接受德国灾难性的要求下也要立即签订条约。托洛茨基同意在当时的情势下继续战争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认为布尔什维克们应该停止谈判，并只有在德国再次发动攻击的情况下才妥协。布哈林则继续要求对德国发动革命战争。

斯大林主义者将当时的情况刻画成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被一个毫无纪律的极左托洛茨基挑战的局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属于少数的“温和派”。而领袖们之间的格局更显现在广大党员之中。绝大多数的党员主张拒绝签订条约。当党领袖们邀请各苏维埃表达他们对布列斯特问题的看法时， 至少有两百个不同的苏维埃做出反应，而其中只有两个大型的苏维埃（彼得格勒以及持保留态度的塞瓦斯托波尔）支持签订和平协议。所有其他的大型苏维埃，包括 莫斯科丶叶卡捷琳堡丶哈尔科夫丶叶卡捷林诺斯拉夫丶伊万诺沃（Ivanovo-Vozuesensk）丶喀琅施塔得等等都以绝大多数表决停止谈判。

党中央委员会在1918年1月24日召开的会议将决定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谈判桌上必须执行的立场。在会议前，托洛茨基记录下了他和列宁的对话，其中列宁表示支持托洛茨基所主张拒绝签约但宣布停战的动作，但是前提是如果德国继续进军，托洛茨基支持马上签订条约并绝不支持发动“革命战役”。托洛茨基同意了列宁的条件[3]。列宁此时并没有直接推动他所支持的直接签订条约的主张，而只是发动了一个随后被通过的，要求托洛茨基尽量延长谈判时间的表决案。之后对于托洛茨基主张停战但拒绝签订条约的表决案也被发起并通过。

蒙迪·约翰斯通指出：“在面临着德国苛刻的要求时，他（托洛茨基）对西方立即发动革命的高估蒙蔽了他对于现实的认知，并导致他拒绝签订条约。”（《我思》，P. 17)

我们已经从上述的党内分歧看到了“导致托洛茨基拒绝签订条约”的真正原因。蒙迪·约翰斯通在各处将自己的“分析”局限于一些与根本问题毫无关系的只言片语，进而创造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源自于他个人意见，而非全党决定的假象。约翰斯通继续道：

“另一方面，列宁则强调当时的德军正占着上风，而经历战争摧残丶军备残破丶饥饿不堪的俄军绝对不敌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他因此（！）敦促俄国应该忍辱负重，立即接受德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并警告不这样做的下场将会导致德军进一步入侵苏维埃领域并提出更严峻的条约。”（《我思》，P. 17）

蒙迪·约翰斯通将整个情势描述为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对立。他坚持将列宁描绘成一个“务实主义”的庸人，反对着托洛茨基对革命的“痴心妄想”。他引用了列宁片 段的语句形容世界革命为“好听的童话故事”，却没有解释列宁对布列斯特做出他的主张的原因，因为这个原因毫无疑问正是源自于革命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在这段讨论中列宁得到了季诺维耶夫以及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声称“西方没有任何的革命运动，没有既成的事实，只有可能性。”季诺维耶夫宣布虽然“签订和平我们会强化德国国内的沙文主义以及弱化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但这远比“葬送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来得好。列宁被迫公开驳斥这些源自于这些“务实主义者”的支持，而蒙迪·约翰斯通现在却将这些人的庸俗加诸在列宁头上。

在回覆季诺维耶夫的发言中，列宁坚决地任定“在德国的运动在谈和的情况下有能力发展…由於德国革命将会远比我们的强大，我们必须牺牲自己。”为了保护自己的主张不受这种机会主义的侵蚀，列宁不断地强调：

“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麽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後胜利是没有希望…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4]

1924 年後，声称托洛茨基顽固的以拒绝签订和平条约来违背列宁和党领导们殷切期望的谣言诞生於世。在托洛茨基於2月14日向苏维埃中央行政委员会报告了他的行动 之後，斯维尔德洛夫(Sverdlov)以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提案：“在接受完和平使命团的整个报告之後，中央行政委员会完全批准其在布列斯特的代表的行为。”一直到1918年3月，季诺维耶夫仍然在党大会上说到：“托洛茨基毫无疑问的遵循了中央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的决定。”当时没有人会尝试着反驳这个事实。

此时的托洛茨基，如同列宁，完全不认为当下的“而经历战争摧残丶军备残破丶饥饿不堪的俄军”能够负荷新一波的攻击，更何况发起一场革命战争。然而，另一方 面，工人大众之间以及全党领导的当下的气氛完全反对了不只是“羞耻的”，更是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来说灾难性的条约。另一方面，德国单方的攻势将会使西欧大众认识布尔什维克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同盟国（英国和法国）不遗馀力地宣传布尔什维克是德皇雇佣的间谍来将俄国脱离战争的抹黑之下，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在当下的俄国境内，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俄国政府将对德国妥协的序幕（後来的历史证明了英国和法国政府社交圈内共同参考了这个看法）。

在德国重定其最後通牒後，列宁再次的申论了立即签订和平条约，却被中央委员会微弱多数反驳。托洛茨基在德军反攻仍然还没发生的当下投下反对票。列宁当时则重新订定讨论问题为：“如果德军在德国革命浪潮没有开始之前发起进攻，我们需要签订和平条约吗？”当时的“左派”共产党（布哈林以及支持革命战役的党员）选 择弃权。托洛茨基则基於他和列宁的商讨投下赞成票。而在次日布尔什维克受到德国再次发动攻势的消息时，托洛茨基立即给予列宁在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列宁的主张。

德军将领霍夫曼（Hoffmann）於2月21日宣布了新一系列为了无法让俄国接受的和平条约。德军更在芬兰发动一项挑衅动作，镇压了芬兰劳工运动。这一系 列的时间深化了布尔什维克对於盟军和德军约定联合起来粉碎苏维埃共和国的担忧。而当时就算布尔什维克接受签订条约，德军仍然极有可能继续进军。托洛茨基一 开始认同了上述的分析，但是当列宁重申接受条约的必要时，在“左派”重新激起反对声浪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并没有加入主张发动革命战役的阵营，反而弃权，从而给予列宁多数。

如果托洛茨基如此醉心於“革命空谈”，怎麽会在两个关键时刻中选择给予列宁多数呢？既然我们提到了“革命空谈”，那让我们看看列宁当时撰写的，被约翰斯通大量引用的同名文宣。

列宁在1918年2月21日於《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革命空谈”，启动了他徵求大众对於签订和平条约支持的宣传。约翰斯通对这篇文章的几次引用方式都意味着这篇文章是针对托洛茨基的直接攻击。事实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在这篇文章内。那这篇是写来针对谁呢？答案就在文章的第一句话：

“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当时有人责备我，说我的提法太尖锐了。”[5]

任何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能够清楚的看到这篇是写来驳斥主张不顾苏维埃共和国身处的劣势，对德国发动革命战争的人，也就是由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为什麽列宁对这个议题上99%的驳斥都是针对布哈林派系的，而如果他有提及托洛茨基，语气上也很清楚的柔和许多。任何对列宁写这篇原意的扭曲更笨拙 的遗忘了这篇是出版於2月21日，也就是托洛茨基对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提议投下赞成票的三天以後。约翰斯通如此将列宁针对极左布哈林的攻击断章取义，将其呈现位看似针对托洛茨基的驳斥，是相当不诚实的行为。而约翰斯通的扭曲得以得逞，完全是由於他完全没有提到布哈林，并由此产生了对於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歧见一个完全是夸大其词丶错误且不诚实的描述。

卡尔（E.H. Carr），一个颇受欢迎，且无法被蒙迪·约翰斯通指控为托派或“非历史性的”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议题上的歧见有如下的评论：

“列宁与托洛茨基对於布列斯特问题上的歧见小於他和布哈林派的争论。托洛茨基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布列斯特系列事件中扮演的戏剧性角色让他的同侪以及後继者认为他在整起事件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当今对托洛茨基的印象，也就是主张世界革命的他冲撞重视国家安全或提倡一国社会主义的列宁，已经被事实扭曲到完全错误的地步。”[6]

如果我们只从蒙迪·约翰斯通所着的“高度选择性，片面的史观”来看，整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历史（除了一些如他只用一个段落谈到的十月革命短暂“插 曲”）都完全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上建立的！这就是约翰斯通同志在他的前言中保证带给我们的“平衡”丶“客观”的著作。

在此我们也可以妥当的点出另外两个有关於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个别立场的事件来描述约翰斯通“客观性”观点的完全片面 性。在布列斯特争论後，托洛茨基马上与重要的党领导们在是否接受英法支援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托洛茨基对此主张接受支援，而布哈林的“左派”以及斯维尔德 洛夫则反对。列宁并没有出席这个会议，但是会议记录中则记载着他传给会议的讯息：

“我赞成从英法帝国主义强盗方面取得马铃薯和武器，请把我这一票加上。”[7]

在布列斯特事过两年後，党领导在对於波兰战争问题上又发生了相似的分歧。托洛茨基基於军事和政治上的考量，反对任何在防御毕苏斯基（Pilsudski）攻 势以後反攻波兰本土的尝试。列宁则在基於认为华沙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们会被革命战争激励而发动革命推翻毕苏斯基的观察下，支持反攻。红军虽然成功的反攻波兰 本土，却在华沙城外被击败，并被迫退守至冠松线（Curzon Line）之後，失去了他们原来在发动攻势时所控制的阵地。在尔後的停战条约中，布尔什维克被迫放弃在白俄罗斯地区，原先将苏联与德国和立陶宛分开的大片领地，交给波兰。

那在1920年的列宁是沈醉於“革命空谈”的吗？他是否应该对迷恋於世界革命的“幻梦”和“童话故事”而负责？只有庸人才会做出这样的评价。列宁是个革命家和国际主义者。他所有的决策都是首先基於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考量。

列宁在布列斯特上的妥协主张完全只是创造一个喘息空间，让断壁残垣的俄国能够重建，并建立红军来作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支援西方革命的利器。列宁在支持签订和平协议的同一句话中，也强调了在当下“为革命战役做准备是必须的。”

列宁自己对於他在布列斯特问题上主张的描述即可破解斯大林主义者们利用他的言词所散布的和平主义丶“和平共存”丶以及社会爱国主义：

“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曾经不得不反对爱国主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就应当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爱国主义情感，这个革命一定会到来，它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如果你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就应当有信心。”[8]

列宁是个最高等级的政治务实主义者。他的每个动作都是建立在对於世界各阶级势力平衡的精密观察之上。但是革命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必然的。 持有这样的认同无非是加入了那些“客观的”事後诸葛亮的阵营中，永远在後视镜中找到真相。然而，列宁支持签订布列斯特和平条约的动机却完全不同於约翰斯通以 及共产党领袖们的意象。他们并不想要澄清列宁在布列斯特议题上的主张，而是企图掩盖了他们今天把持着胆小丶反列宁主义政策的事实。

注释

[1]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7卷，第10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7/010.htm

[2]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2卷，“革命的任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24.htm

[3]作者注：列宁自己在党内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证实了这个事件，请见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4卷，《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2

[4]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4卷，《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7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4/001.htm#1

[5]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3卷，“论革命空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125.htm，作者的重点

[6]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英文版，第三卷，伦敦，1953年，P. 54，本书作者的重点，本书译者译

[7]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3卷，“论疥疮”，注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3/129.htm

[8]列宁，中文版全集，第35卷，“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於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5/05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