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革命: 奥地利1914至1918 Share Tweet1917年的俄国革命震撼了世界，并在国际上引发了一系列革命事件。在本文中，康斯坦丁·科恩（Konstantin Korn）和伊曼纽尔·托马塞利（Emanuel Tomaselli）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奥地利的革命进程，包括对1918年1月大罢工的概述，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如何背叛这场运动。[本文同时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该文同时发表于第十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点击这里阅读全部文章）在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开始了。曾被视为第二国际“模范政党”之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SDAP）完全屈服于席卷哈布斯堡帝国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战争狂热。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SDAP）的领导人对哈布斯堡战争机器的支持令党内大多数人感到震惊。这个领导层使党陷入瘫痪，阻止了任何可能会阻碍战争的活动。但到了1915年初，少数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开始了组织抗战的非法活动。以年轻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弗朗茨·科里岑纳（Franz Koritschoner）为核心的一群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左翼激进分子”（Linksradikalen）。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了解到原来可以将分散的国际主义者组织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与在苏黎世以列宁为中心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联系。1916年基恩哈尔（Kienthal）第二次国际反战会议被召开后，他们开始在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中组织建立反对派。左翼激进分子将成为奥地利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核心。他们通过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与德国的左翼激进分子建立了联系。后者出版了一份国际主义报纸，奥地利左翼激进分子则在奥地利国内发行它们。左翼激进派呼吁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系统的宣传，在战争问题上采取国际主义的阶级立场。然而，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奥地利党领导层的迫害和左翼改良主义者的拒绝。激进化然而，最初的爱国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到1916年，战争明显已经看不到尽头，死亡人数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战壕里的士兵们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恐怖，而“后方”的工人们则饱受饥饿之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之子）开枪射杀了奥地利总理，以示对战争的绝望抗议。阿德勒在法庭上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为自己辩护，他在演说中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以及他的政党对帝国战争贩子们采取的消极态度。因此，他成为了厌倦战争的群众心目中的英雄。列宁在给弗朗茨·科里岑纳（Franz Koritschoner）的信中，以反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报刊上对其的道德谴责为目的，为阿德勒的恐怖主义行为进行了适当的辩护。但列宁也解释说，“但是个人谋杀作为革命的战术则是不适当的和有害的”。列宁认为：“如果阿德勒不怕分裂，有步骤地转入秘密的宣传鼓动工作，他给革命运动带来的益处就会大得多。[(...])不能用恐怖主义，而应当有步骤地、长期地、忘我地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游行示威等等来反对奴颜婢膝的机会主义政党，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这才是所需要做的一切。”[1]毫无疑问，这样的革命宣传和鼓动会找到肥沃的土壤。工人们被迫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工厂的条件令人难以忍受，工作场所实行军事化管理，饥饿现象普遍存在，所有这些都促使工人阶级变得激进。因此，1916-17年冬季罢工和面包暴动的数量大幅增加。“为了和平的革命”1917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国被推翻的消息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向国际主义活动家们表明，通过革命确实可以结束战争。1917年5月的某天，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当一名工人在维也纳最大的军火工厂（Arsenal）因饥饿晕倒时——这家工厂雇佣了2万名工人——工人们立即出走。几小时内，维也纳大多数工厂纷纷加入声援。显然，一场革命形势正在酝酿。政府开始担心俄国的革命事件会在奥地利重演。因此，他们决定给予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改良主义领导人更多的行动空间，以便提供一个安全阀去释放来自下面的压力。他们的理由是，通过提拔改良派来领导日益壮大的运动，他们可以将群众的能量引导进“安全”的渠道——至少从政权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因此，社民工党的新闻媒体被允许呼吁和平，该党也被纳入了国家的福利计划。1917年11月11日，社民工党组织了一次“为了和平”的公众集会。他们的计划是让2000名经过挑选的工人运动官员齐聚音乐厅，聆听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布尔什维克于11月7日成功夺取了政权，这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工人报》称其为“一场为了和平的革命”。11月11日，1万5千名工人参加了动荡的集会，而不是舞台式的社民工党会议，集会不得不安排在附近的溜冰场举行。随后，成千上万的工人游行到维也纳的陆军部（不受党的领导人控制），庆祝他们的俄罗斯兄弟姐妹们的胜利。这是社会中日益增长的革命激荡的又一次体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立即颁发的《和平法令》给全欧洲的群众带来了希望。随后，苏维埃俄国与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于12月22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今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开始了和平谈判。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它们一直是热门话题。托洛茨基作为苏俄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代表，巧妙地在谈判过程中揭露了各方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利益。布尔什维克呼吁实现不兼并、不赔款的“民主和平”，而同盟国的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更加自信的德国将军们，则试图从新的工人国家攫取尽可能多的一切。因此，帝国主义者所有关于“保卫祖国”和“保护小国自决权”的言论都在数百万人面前作为骗局被揭穿了。这一战略无疑对奥地利和德国的广大工人产生了影响，他们非常关注来自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坚信，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起点。枷锁已经在最薄弱的环节被打断，并且因为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本身的影响，还将在其他国家继续断裂。哈布斯堡帝国显然是下一个革命候选国。1917-18年冬，哈布斯堡政权已经达到了物质上的极限。三年半的战争耗尽了奥匈帝国的大部分经济资源，而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对斯拉夫民族的压迫——更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奥匈帝国急需摆脱战争以维护其政权。然而，无论是奥匈帝国主义的盟国（德国），还是它的敌人（英国、法国和美国），都不接受奥匈帝国独自退出战争。鉴于上层的阻挠和下层要求建立和平的压力，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谈判成为奥地利革命进程的催化剂。紧张局势达到沸点1917-18年冬，左翼激进分子在维也纳组织反战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这群约100名同志组成的团体已成为革命青年运动的焦点，他们还设法与军械工业的工人活动家网络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他们以结束战争为目的，开始共同策划1月24日的大罢工。与此同时，他们还宣传效仿俄国苏维埃成立工人委员会作为工人权力机关的想法。为此，他们于1917年12月成立了一个名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但事态的发展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快。德奥政府破坏与俄国的和谈的企图激起了极大的不满。为了应对来自下层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并控制工厂内高涨的情绪，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SDAP）在1918年1月13日组织了大规模和平集会。尽管领导层尽最大努力试图掌控局势，但就在次日，工厂内还是爆发了社会动荡。1916年政府战争债券海报，描绘了奥匈帝国的双头鹰，背景是维也纳。托洛茨基后来对此事件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在持续了大约十天的谈判暂停期间，奥地利出现了巨大的发展，爆发了工人罢工。这些罢工标志着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的方法第一次得到承认，标志着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从同盟国的无产级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吞并主义要求的指认。”（译者译）[2]显然，革命进程正在发展。一月罢工1918年1月14日，本已很低的面粉配给再次减半。对群众来说，这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当这一消息在维也纳南部的工业重镇维也纳新城（左翼激进派的据点之一）传开时，戴姆勒汽车厂的工人们拒绝开动机器，并在院子里集会。他们一致决定：“罢工！”他们举着旗帜游行到市中心，呼吁立即实现和平和“打倒政府”，并开始聚集在工人委员会（Arbeiterräte）中，这相当于奥地利自己版本的苏维埃。他们选举出了一个罢工委员会，并决定去接触镇上和附近地区的其他工厂。几小时内，下奥地利州南部整个工业区的一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奥地利共产主义的伯利恒”。各地纷纷成立工人委员会。从一天之内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了一场要求不惜一切手段结束战争的革命群众运动。年轻的左翼激进分子把罢工运动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的工厂，甚至传到了柏林。他们在1月16日出版的传单《人民起来了！》中写道：“群众既不追求武器的胜利，也不渴望战争的荣光，他们只想要立刻的和平，不惜一切方法的和平。代表群众利益的不是政府，而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人民自决的国际原则。”（译者译）[3]左翼激进派的传单宣传了一个包含四项要求的纲领： 所有战线立即停火！ 任何谈判的和平代表都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 必须立即废除所有工作场所的军事化！必须取消对结社权和任何其他政治自由的所有限制！ 必须立即释放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所有其他政治犯！ 传单大胆呼吁“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人[......]团结在俄国革命的红旗周围！[......]不要信任爱国工人'领袖'。像俄国一样选举工人委员会，胜利将属于无产阶级的群众力量！”。（译者译）[4]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主张显然得到了响应。1月17日，奥地利皇帝卡尔一世向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外交部长格拉夫·切尔宁（Graf Czernin）发出了如下电报“我必须再次郑重地告诫你，君主和王朝的全部命运取决于能否尽快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实现和平。为了库尔兰、利沃尼亚和波兰的梦想，我们不能让这里的局势失控。如果无法达成和平，无论粮食多么充足，这里都会爆发革命。这是自一个严峻时刻发来的严厉警告”。（译者译） [5]改良主义者收编运动在战前时期，奥地利工人运动的领导层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威望。但在战争的新形势下，随着激进化情绪的不断增长，这种威望受到了冲击，而守旧的群众组织未能充分反映出这种日益激进的趋势。这使社会民主党领导层陷入了困境。他们该如何从正在崛起的革命分子手中夺回对这场意外运动的控制权呢？1月16日，在骑虎难下地犹豫了两天之后，他们决定呼吁将罢工运动扩展到整个奥地利，并要求在所有工业区选举工人委员会。他们的主要口号是“尽快结束战争”（译者译）[6]。这一口号本身并不违背政权本身的需要。到1月18日，罢工工人的人数在维也纳增加到1万零7百人，在下奥地利州增加到12万2千6百22人，罢工蔓延到了上奥地利、施蒂里亚、布达佩斯、克拉科夫、布尔诺、的里雅斯特和其他地方。到1月19日，罢工涉及75万工人。可左翼激进派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一场总罢工，甚至是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也随处可见。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让我们用俄国人的方法和统治者对话！”然而，新成立的工人委员会现在处于改良主义者的控制之下。大多数代表都是在工作场所选举产生的，因此反映了当地的情绪。但是，社民工党和工会官僚机构也直接向委员会派遣了他们的官员和领导人，这让改良主义者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被背叛的革命左翼改良主义者（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领袖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后来在其关于“奥地利革命”的总结回顾中写道：“我们希望把罢工作为一次大规模的革命示威。我们不希望罢工升级为革命本身”。（中译者译）[7]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导层拒绝与资本主义进行革命决裂，而是竭尽全力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权。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倾向，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就指出了这一点。虽然他们曾短暂地把俄国革命作为稳定哈布斯堡政权局势的手段，但最终他们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威胁到了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必须不惜一切手段与之斗争。鲍威尔试图为自己的反革命立场正名，借口是如果奥地利革命成功，德国军队就会立即入侵。但实际上，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掌权本会对德国工人阶级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当时德国的革命也正在蓬勃发展。以阶级为基础呼吁德国军队和工人追随他们的领导，会产生令人震撼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派德国军队到奥地利则会迅速加快革命进程。面对工人起义，改良主义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舍出点东西来安抚工人。1月17日，他们响应左翼激进派的纲领，向政府发表了一份宣言，提出了四项要求： 和平谈判不能因为领土要求而失败，必须在不断沟通的基础上进行，并受到工人阶级代表的“条件性影响”。 重新组织居民的食品供应。 市政投票民主化。 结束工作场所的军事化。（中译者译）[8] 这听起来与左翼激进派的纲领相似，但却并没有提出关键的权力问题。事实上，这些要求已事先与政府达成一致，政府准备接受这些要求，并承诺就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谈判”，以换取社会民主党取消罢工。1月21日，也就是运动的第八天，由改良主义者控制的维也纳工人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票同意结束罢工。然而，在几次会议上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许多工人对在这一关键阶段取消罢工的建议感到愤怒。他们想要的只是立即结束战争。一些工厂继续罢工了一些日子，一些新的城市也加入了罢工运动，但他们都被这一出尔反尔的行为孤立了。罢工被破坏，左翼激进派的领导人被送入监狱或送往前线。他们因呼吁“推翻现有秩序和奥地利国家”而被控以“叛国罪”。随着左翼激进派的瓦解，没有任何可见的政治力量能够帮助工人从这次失败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因这一国家镇压浪潮而脱轨，这对未来几个月共产党的组建进程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社会民主党暂时重新控制了工人阶级。一月罢工的结束是革命运动的一个挫折，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1918年2月的头几天，亚得里亚海港口卡塔罗（今日的黑山“科托尔”）发生了水兵哗变，革命进程的深度由此可见一斑。这次打着红旗的兵变显然受到了1月罢工的影响，虽然当时罢工运动已经结束了。在6月，奥地利多个地区爆发了新一轮罢工和兵变。缺失的主观因素一月罢工标志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他们公开地与布尔什维主义为敌。社会民主党“中间派”的理论领袖、十月革命的批判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成为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1918年，他发起了一场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基础假设是，它将成为欧洲全面革命的起点，俄罗斯的大胆行动会号召全欧洲的无产阶级起义。(…])“根据这一理论，欧洲革命是对俄国革命的最好助力......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也将是消除俄国经济落后所造成的社会主义障碍的手段。“只要假定俄国革命必然会解除欧洲革命的束缚，那么这一切都考虑得非常合乎逻辑，而且很有根据。但如果这一假设没有成真呢？事实是，这个假设确实也尚未实现”。[9]但考茨基可耻地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革命确实如布尔什维克所预言的那样，蔓延到了俄国在欧洲的邻国。而正是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在1918年1月革命首次在奥地利兴起时有意识地背叛了革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当革命在奥地利和德国出现起义特点时，他们还会这样做。群众的干预最终结束了战争。1918年秋天，来自奥地利帝国各个角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群众受够了。他们不愿意再为维也纳的皇帝献身。士兵们大规模逃亡。军队指挥系统崩溃，在帝国统治下受压迫的各民族分裂出去，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更名为南斯拉夫）。1917年12月东线停战后，德国和俄罗斯士兵交好。在维也纳，数万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主宰了城市的生活。他们要求改善条件，拒绝接受军官的权威。一支新的军队——“人民军队”（Volkswehr）成立了，它由士兵委员会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也主动采取了行动，举行了罢工，并在市中心组织了群众示威游行，要求结束君主制。由于被群众们吓破了胆，奥地利的德语代表们选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Karl Renner）为新成立的德奥州总理。11月12日，新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在维也纳议会大厦宣告成立，这比德意志共和国在柏林宣告成立晚了三天。实际上，权力掌握在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手中。但是，随着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被推上政府的位置，他们的改良主义领导人竭尽所能将权力交还给资本家，将革命限制在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最终统一为单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承诺上。因此，问题不在于欧洲工人缺乏夺取政权的革命机会，而在于缺乏主观因素，即缺乏训练有素的革命政党和领导者，能够指导这些革命克服改良主义者不可避免的背叛。因此，帮助建立这样的领导层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成立第三国际时为自己设定的紧迫任务。“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引文[1] 列宁，《至弗·科里乔纳》，《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447页[2] L Trotsky, ‘At Brest-Litovsk’,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The Communist Press, 1918, pg 350 /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出版社，1918 年，第 350 页[3] Quoted in H Hautmann, Die verlorene Räterepublik, Europa Verlag, 1971, pg 51, our translation / 引自H·Hautmann，失落的苏维埃共和国，欧洲出版社，1971年，第51页，中英皆RCI自译[4] 同上[5] Quoted in H Hautmann, Geschichte der Rätebewegung in Österreich 1918-1924, Europaverlag, Wien 1987, p. 157, our translation / 引自H·Hautmann，奥地利1918-1924年议会运动史，维也纳欧洲出版社，1987年，第157页，中英皆RCI自译[6] Arbeiter-Zeitung, Vol. 30, No. 16, 16 January 1918, pg 1, our translation / 《工人报》，第 30 卷，第 16 期，1918 年 1 月 16 日，第 1 页, 中英皆RCI自译[7] O Bauer, Die österreichische Revolution,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23, pg 65 / 奥托·鲍威尔，奥地利革命，维也纳民间书局，1923年，第65页，中英皆RCI自译[8] Arbeiter-Zeitung, Vol. 30, No. 17, 17 January 1918, pg 1 / 《工人报》，第 30 卷，第 17 期，1918 年 1 月 17 日，第 1 页,中英皆RCI自译[9] 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