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對中國政權的影響

自新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僅數週後，至今官方宣布的全國確診數量已達到42,744例。目前被中共當局宣布“封城”的城市也從疫情中心的湖北省延伸到浙江、河南、山東、黑龍江、福建、江蘇等地，目前全國總共包括27個城市和至少5千萬人以上，其規模已史無前例。首都北京和重要城市上海也被宣布進入“半封城”狀態。

此外，病毒擴散至他國的程度已經促使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場已經比十幾年前SARS爆發蔓延更廣闊的疫情，也為中共政權帶來可能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最大的政治挑戰。

對經濟的衝擊

千萬個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經被疫情還有中共當局的對策嚴重擾亂。湖北多城實施了嚴格的居民出行管制，而全國各地也處處可見程度不等的交通管制措施。一股草木皆兵的氛圍貫穿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對其已經減緩的經濟成長率加上突然的壓力。

疫情所造成的物流減緩和消費下降一般被認為會首先衝擊旅遊業、餐飲業、酒店業、航空業，而網路購物等消費服務也會受到影響。其中，無法承受衝擊的中小企業可能會面臨倒閉的命運。根據中國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研究團隊的估算，比起2019年春節同期，電影票房損失了70億人民幣，餐飲零售損失5000億，旅遊市場損失5000億，僅這三個行業的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一萬億，是為中國2019年第一季度GDP的4.6%。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王琛偉也表示，疫情可能為中國對外貿易帶來更大一層的壓力，而投資活動也可能減少。

武漢市在宣布封城前的最後一班地鐵。//圖片來源：Wikipedia

更重要的是，疫情對中國造成的經濟衝擊是在一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進入嚴重危機的情勢下發生的。任澤平的研究報告指出：

“有觀點認為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不會超過非典，我們認為太樂觀了。 2003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0%，現在保6壓力很大。 2003年，中國剛加入WTO，人口紅利釋放，出口增速高達30%，現在受中美貿易摩擦、人口老齡化和各種成本上升影響，2019年出口增速僅0.5%，接近零增長。 2003年，中國處在經濟周期復甦的早期，現在中國經濟已經持續下行近十年，最近這幾年又受到金融去槓桿、中美貿易摩擦等影響，疫情對企業毫無疑問是雪上加霜的。加上2003年非典時期一開始信息瞞報並未影響生產，現在採取的措施顯然更及時更有力，對經濟和各行各業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儘管任澤平與中國境內其他官方和民間經濟專家都對中國經濟恢復的前景感到樂觀，馬克思主義者們則理解：不管在中國還是全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已經進入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並在各地埋下蓄勢待發的經濟炸彈。在疫情爆發之前，中國經濟增速減緩已經讓全世界感到憂心，而在全世界各地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都即將造成再一次的世界經濟崩盤，程度絕對不亞於2008經濟大衰退。如此程度的經濟壓力絕對不可能讓中國獨善其身，而經濟衝擊所產生的政治影響也同時會極化中國境內整體的政經局勢。實際上，疫情對中國社會基層所造成的政治和經濟壓力，已經開始對中共極權政體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政治併發症

素來以經濟發展來正當化他們無孔不入威權政府的中共，在此疫情爆發的過程中，反而讓人看清了其唯利是圖的反民主官僚體制其實是釀造經濟、政治、社會危機的主因之一。

李文亮醫師以及武漢公安對其發布的訓誡書。//圖片來源：網路

李文亮醫師的遭遇是這個情勢的代表性例證。這位平凡的眼科醫師在疫情擴散早期勇於在其微信群組內對其親友發布對於冠狀病毒的警告，卻因此被以“八位造謠者”的身份遭到武漢當地公安部門訓誡，在疫情大肆蔓延的今天，仍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不幸辭世。

在此之前，李文亮並沒有從事反政府或異議活動。他本身的不幸遭遇不僅揭發了所有中共官僚向來具有的驕橫態度，也激發了不少人提出了關於言論自由的問題。依據BBC中文2月6日的報導，有中國網民擔心“將來，如果醫生發現傳染病的跡象就更害怕，不敢提前預警了。”但更有化恐懼為憤怒的民眾在中國境內(尤其是網路上)掀起了一股要求言論自由的浪潮，關鍵評論於李醫師死後隔天報導：“事實上，李文亮去世後，微博話題‘#我要言論自由#’共獲得202.5萬點閱率，相關微博超過8000條，但隨即也被刪除。”

隨著李醫師的逝世以及他生前遭到的對待，中共用鐵腕處理重大事件的手段也暴露在公眾面前一覽無遺，中國群眾在極其嚴峻的狀況下對言論自由的要求，無疑表現出他們深深的不滿。這些不滿背後也是由於中共官僚利用資訊管控的方式處理重大問題反而讓早期防疫工作更加困難。

見到了這場突如其來也掩蓋不下的民怨浪潮，中共也見風轉舵，將李文亮醫師的角色從先前的“造謠者”搖身一變成為“吹哨人”。中央聲稱已經派員前往武漢調查當地政府對李文亮的待遇，而各大官媒，如中央電視，則高聲歌頌李文亮的勇氣，並同時加倍將所有責任推卸給武漢當地政府官員。

中央政府為了進一步表現他們有在解決問題，並聆聽公眾要求撤換地方官員的呼聲，先前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於2月13日被上海市長應勇接替，而山東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也前往武漢就任當地市委書記。同時多名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高官也被革職。應勇和王忠林兩人皆有政法體系背景，並被視為是習近平親信。這個動作無非是黨中央為了營造他們“公正無私地”為人民打擊無能地方官員的形象。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確存在分歧。然而眾所皆知，地方官通常在中央都有後台支撐。被撤換的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被認為是現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人馬，而後者則與習近平為盟。

中共在擺出偽善姿態和推卸責任的同時，仍然持續著鎮壓良心人士，公民記者陳秋實目前的遭遇就是一例。陳秋實是一名先前在中國境內具知名度的公共知識分子，向來相對支持政府，並仍然被部分中國海外反政府人士指控為政府“大外宣”的他，去年在場目睹了香港反送中運動後開始積極用他的社群網路報導當地實況，而不盲從官媒說法，也因此遭到微博帳號撤銷。

在今次疫情爆發後他也隻身前往武漢考察災區，採訪受災民眾，並將所見所聞和視頻上傳至他去年底開的YouTube頻道上。他頻道上關於災區的視頻不時超過百萬觀看次數。

然而，陳秋實的家人於2月7日，李文亮逝世隔日證實他已被國保帶走接受“醫學隔離”。儘管當局還不需要直接評論陳秋實的拘提，但他的遭遇勢必讓中國境內更多民眾理解李文亮的遭遇不會只是個案，而是中共黨國體制下的必然後果。

中國公民記者陳秋實由於前往武漢報導災情而被國保帶走。//圖片來源：陳秋實YouTube頻道

實際上，中共自行復辟的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必須要國家政府實施嚴厲的極權制度，藉以防止中國巨大勞工階級的反抗，讓資本和利潤得到最順暢和最大規模的累積。當局對勞工階級的懼怕讓他們必須持續剝奪工人們最基本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在內，藉以阻礙階級意識的發展和工人之間的串連。因此，中共體制除了鎮壓和推卸責任之外，並沒有如他們西方統治階級同僚們可以透過資產階級政治遊戲以及改良派工人領袖來舒緩或誤導基層民怨的餘地。隨著資本主義本身對中國社會帶來的危機，再加上如新冠病毒疫情所暴露的社會現況，習近平政權再怎麼強勢，終究無法停止社會基層與日俱增的憤怒情緒。

香港抗爭轉移戰線

在新型冠狀病毒大肆散播世界各處之時，緊鄰中國內地的香港成了首要的防疫前線，但近期港府卻對其防疫措施消極應對，緊鄰中國的國家紛紛對中國旅客實施入境限制時，中國人仍可以由機場、港珠澳大橋等進入香港，造成香港防疫漏洞。這樣做法讓香港公共衛生與醫療資源上消耗甚巨，並對香港醫護人員造成巨大壓力。對此，承襲著疫情爆發前已經開始醞釀的工會組織趨勢，香港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在要求港府封關不成後，於2月3日發起為期一週的罷工。據報道，大約4,300名政府醫院工作人員沒有上工。

這次的罷工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醫療體系的工人階級學會使用工業手段去對抗中共獨裁的入侵與魁儡港府的政治手段。我們回顧香港人的罷工史，從華洋關係罷工、省港罷工、67鬥爭後幾十年的沒落後，又在反送中的三罷到如今的港醫罷工行動上重新燃起。香港人重拾了採取罷工的鬥爭手段。

然而，儘管他們開始訴諸了階級鬥爭的手法，卻仍然沒有清晰以勞工階級利益和團結為基礎的訴求，導致罷工的主要封關訴求容易被解讀成達到排外和仇中的目的，更讓中共方面有機會再度加深香港和中國大陸勞工階級之間的不信任。要記得，李文亮生前也曾一度聽信了中共對香港運動的一面之詞，支持香港警察鎮壓抗議者。但是在重要關頭他仍然不顧當局威脅挺身而出，而中國社會現在有千萬人為他的遭遇抱不平。香港任何的階級鬥爭行動必須要趁著這個大好機會像中國廣大勞工階級招手，將罷工的訴求調整到也可以受惠於大陸災區的民眾，並藉此建構港陸工人們的串連。

香港醫護人員罷工顯示了採納階級鬥爭手段的意願，但仍然需要有連貫性的階級觀點。//圖片來源：醫管局員工陣線官方臉頁

在未來，我們可以期待香港人民意識到除了中共對他們民主權利的腐蝕外，中國商業資本將與西方資本一同漸漸吞沒的他們的生存權益（高房價、低薪長工時等）。香港工人的工業行動將愈加頻繁，階級鬥爭將更加激烈。

但問題是，如果沒有一個具有階級意識的勞工階級領導能夠在參與運動時為階級團結的觀點呼聲，那香港的運動仍然相當容易受到仇中情緒，本土主義的擾亂。但無論如何，香港抗爭的情緒仍然尚未消去，它將如何對中共造成壓力，還有待我們的觀察。中共當局清楚地意識到這個潛在的威脅，並於2月13日指派夏寶龍繼任港澳辦主任，主管這個代表中央聯繫香港政府的主要政府機構之一。夏寶龍被視為是一名中國政府政策的嚴厲執行者以及習近平派系人馬。他的上任預示著中共在未來將會對香港抗爭採取更強硬的對策。

偶然與必然

黑格爾曾經解釋過，偶然是必然的表現。這種突然的病毒風暴加劇了中國社會內部現有的矛盾。它照亮了中國政府如何禁聲被他們視為“麻煩製造者”。但是，這次的“麻煩製造者”是一位試圖救人的普通醫生。此類事件可能會影響普通民眾的意識。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更加質疑政權本身的正當性。這是托洛茨基所說的“革命的分子性過程”的一部分。隨著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加劇，所有這些累積的不滿情緒在某個時候都會浮上檯面，並表現為更廣泛的階級鬥爭。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經濟危機將破壞中共官僚機構的正當性，因為它不再能夠聲稱它提供了工作，工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中共缺乏保護普通民眾於新冠病毒的能力已經被揭發。未來當局更無法讓人民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這也會讓千萬人看在眼裡。

中國工人在爭取基本經濟權利的過程中，還將提出民主要求，例如言論自由權和集會結社的權利。在同官僚的鬥爭中，他們還必須對抗中共重新引入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以讓勞工階級能夠實行民主社會和經濟計畫的工人民主制度取代它。這是中國人民最終掌握自己命運的唯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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