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21年的苏丹革命是本世纪迄今为止最具力量的群众运动之一。在本文中，托马斯·索德深入剖析了这场革命的背景、其惊人的潜力，以及它如何被击溃的——并进而最终导致了我们今日在该地区所目睹的野蛮局面。(中文编者注：本文出自《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英文第52期，中文第13期，点击链接即可购买或下载。文章注释请点击此处查看。)
反革命势力已将苏丹拖入了野蛮的深渊。2019年，工人阶级曾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却背叛了他们，将权力拱手重新让回旧政权。到2022年，这场革命已彻底失败。
一年后，这些革命的刽子手们开始相互举枪，对立双方各自都得到一系列不同外国势力的支持。如今他们已将喀土穆化为废墟，在达尔富尔发动了种族灭绝，并引发了40年来全球最具灾难性的饥荒。
迄今已有至少40万人惨遭屠杀，400万人逃离国境，另有700万人流离失所。630万人正面临极度的饥荒，超过300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两年半的战争已在事实上将这个国家彻底撕裂成了两半。 “社会主义或野蛮”绝非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2019年摆在苏丹面前的真实抉择。革命者必须汲取苏丹的教训，为未来的斗争做好准备。
苏丹的资本主义
1898年英国征服苏丹后，通过残酷的殖民统治开始着手改造苏丹的经济结构。在被英国统治之前，苏丹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在殖民统治下，该国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民被纳入了世界市场体系，开始在尼罗河谷的可耕地带种植棉花及其他农产品。
尽管除首都喀土穆外其他地区工业仍不存在，但世界市场的需求刺激了铁路的修建，使铁路得以纵横交错于沙漠之中。到1950年，铁路部门雇佣了10万名工人，其中仅阿特巴拉中央办公室就拥有1万名员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铁路工人于1949年成为了第一批组建工会的人，此时距离苏丹共产党成立仅过去了三年。
英国资本主义控制了苏丹的经济。铁路系统、农产品加工业及银行体系均由英国掌控。苏丹本土的资产阶级几乎不存在。为了巩固统治，英国殖民当局着手人为构建了此类阶级。他们创办苏丹首批学校，并按照帝国各地普遍的模式，培养出了一批买办资产阶级——这个完全依赖帝国主义、缺乏独立经济与政治基础的阶级。
苏丹资产阶级由于极其虚弱与衰颓，以致于1956年独立后首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上台不久，便迫于局势主动邀请军方接管政权以稳国家。帝国主义的统治导致了有限的工业基础设施大多要么被英国直接掌控，要么通过其对金融掌控而进行间接控制。这种局面既阻碍了独立的资产阶级的成长，却也同时相对增强了无产阶级的实力——使后者具备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潜力。
这一进程绝非特例。它契合了托洛茨基于1906年针对以俄国为例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该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滞后的国家，资产阶级无法承担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苏丹的实践对此作了充分印证。该国曾出现过三届资产阶级民主政府：1956-1958年、1964-1969年和1985-1989年。每次执政时，资产阶级都表现出软弱、分裂、腐败和对工人阶级的恐惧。每个时期最终也都以军事独裁告终。
在这三次政权更迭中，工人阶级本可夺取政权。正是苏丹工人通过大规模总罢工，在1964年的十月革命中推翻了军政府的统治。1969年由尼迈里（Nimeiri）上校发动的政变，则源于小资产阶级“自由军官”集团的不满情绪——他们效仿埃及的纳赛尔，并寻求苏联的领导。而在1985年，当尼迈里政权堕落为伊斯兰独裁时，再次是工人阶级将其推翻。
苏丹共产党（SCP）本应扮演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角色：向群众揭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问题，唯有工人阶级通过在与农民阶级结盟的情况下夺取政权，才能开辟前进的道路。但苏丹共产党却未能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
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丹共产党已成为非洲第二大共产党，拥有超过一万名纪律严明的党员。该党同时领导着工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然而，由于斯大林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这一巨大潜力被白白浪费了。
在苏联官僚集团的指导下，苏丹共产党仍坚持奉行受孟什维克启发的“二阶段革命论”，该理论宣称苏丹革命只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此共产党人被要求仅充当协助“进步”资产阶级上台的角色。党内部分成员甚至自称“革命资本家”，并形成了一个公开的资产阶级派系。
结果，该党在历史洪流的重锤下分崩离析。1964年参与政府导致党内出现分裂，1969年尼迈里上台进一步引发了另一轮分裂，而1971年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变失败则彻底摧毁了该党残存的力量。
至1985年革命爆发时，苏丹共产党已声名狼藉。其领导力缺失，加之全球工人运动的退潮，使奥马尔·巴希尔（Al-Bashir）的独裁政权得以巩固权力长达三十年，并使该党最终沦为边缘化、老龄化的残余组织。当2019年“光荣革命”爆发时，苏丹共产党所扮演的有限角色并非源于其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是依赖于少数资深领袖——他们能够凭借之前的既有关系而迅速在运动中占据要职，而非因为他们在革命青年中有任何真正的影响力。
巴希尔政权
巴希尔在1989年发动的政变标志着反革命势力的胜利，终结了1985年的革命。随着巴希尔与伊斯兰主义者合伙执政，一场黑色的反动浪潮随之席卷全国：工会被迫转入地下，物价飞涨，而最低工资却遭到大幅削减。
巴希尔深知，尽管工人阶级在1989年遭受重创，但仅靠武力统治仍不足以维系他的政权。他明白，终有一日——纵使需耗费一代人的时间——工人阶级将重振力量，政权将分裂瓦解，其统治根基也会动摇。巴希尔处境险峻，但不断上涨的油价为其提供了回旋余地。
在20世纪90年代末，石油繁荣使国家开支得以快速扩张。喀土穆的部分地区开始看起来像迪拜，因为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城市中的不断涌现。1999至2013年间，政府预算增长了十三倍。政府向工人和农民提供了巨额食物补贴，军队则享受着财富的馈赠。据称，巴希尔本人也参与其中，到2019年他已经将90亿美元转入了自己的个人账户。
与此同时，他继续在西部，尤其是达尔富尔激化种族紧张局势，导致2005年发生的种族灭绝，超过30万人被屠杀。实施屠杀者是被称为“骑在马上的恶魔”的金戈威德民兵。2013年，这支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民兵被整编为快速支援部队（RSF），这是巴希尔专门为防止政变而创建的准军事组织。通过在苏丹武装部队（SAF）和快速支援部队（RSF）之间保持平衡，他相信自己的统治将会稳固。
然而，这种判断完全错误。2011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南苏丹成功获得独立。美国与巴希尔政权关系一直紧张。
然而，国际独立并未给南方带来解放。相反，种族分裂与帝国主义干涉未南苏丹内战铺平了道路。在2013至2020年间，40万人因此丧生。
2013年，随着来自南苏丹的石油收入消失，巴希尔开始推行紧缩政策。燃料补贴被削减，使油价在一夜之间翻倍。借着阿拉伯之春的浪潮，苏丹民众涌上街头抗议。巴希尔立即展现其残暴本性，屠杀了200人以维持权力。由于反对党毫无作用、畏惧当局、并且也没有任何政治纲领来解决一个世纪帝国主义掠夺造成的苏丹深层危机的情况下，这一运动被暂时压制。
2013年该运动遭受暂时性挫败之际，恰逢达尔富尔地区发现庞大的金矿储量。一时间，政权似乎会因此得以稳定。黄金迅速成为该国主要的出口商 品，并被用于维持对军队的巨 额支出以及对工人提供的有限补贴。
但苏丹的黄金铸就的却是一只毒酒之杯。由于绝大部分金矿分布于近地表，并广泛散布在大片区域之内。因此金矿开采并未催生由大型垄断资本或中央政府主导的高度集中化生产，反而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小型手工矿场。这些矿场由不同的部落首领所掌控，雇佣兵团则在矿区实施着最为残酷的压榨。结果导致的是中央政府很难从中获利。据估计，苏丹有50%的黄金产量通过非法渠道被走私出境。
正是依靠达尔富尔这份沾满了鲜血的黄金，快速支援部队逐渐转变为一支强大的组织。它集黄金商人、走私者、边境武装与反革命民兵于一身，开始与苏丹武装部队（SAF）发生冲突。巴希尔曾成功在两支武装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但他的选择正日益耗尽。
南部的石油已被切断，西部的黄金也难以抵达喀土穆，而全球经济更是在频频从一场危机跌入另一场危机。至2016年，苏丹经济陷入自由落体式的崩溃：人均GDP暴跌31%，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22%，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乞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救助苏丹，但条件是取消基本的商品补贴——换言之，危机必须转嫁给工人阶级。政府照办了。
失业率攀升至20%。随着补贴被取消，面包价格翻了三倍，45%的人口跌入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作为巴希尔政权防范政变策略组成的一部分，军队沉溺于奢靡生活，吞噬高达70%的政府收入。
正是这些恶劣条件促使少数抗议者于2018年12月走上街头 。他们成为点燃熊熊烈火的火星。
革命的序幕
2018年12月13日，数十名抗议者在阿德达马津镇勇敢地举行游行，要求恢复面包补贴 。他们由苏丹专业人员协会（SPA）领导——这个由六个白领工会组成的小型联盟，将在一年之内成为苏丹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
抗议者随即遭到逮捕，而作为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成员一部分的医生工会随即号召进一步的抗议行动。12月19日，阿特巴拉市的非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成员的工人响应号召，走上街头声援。他们高举面包标识游行，高喊“打倒盗贼统治！”[1]，并焚毁了该市的巴希尔政党总部。随着发令枪的打响，全国各地随即爆发起示威活动。
群众运动震惊了反对党。自2005年以来，该独裁政权曾有限度地扩大政治自由。然而，自由派政党非但未利用这一空间挑战政权，反而选择向其妥协。与此同时，仍固守“二阶段论”的共产党亦步亦趋地继续尾随着自由派。
当2012年和2013年爆发了由青年自发领导的抗议时 ，反对派未能发挥出任何决定性作用。在青年群体中，这些政党被形容为“毫无希望且暮气沉沉”。而今局势的发展 使他们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危机。
因此，在2019年1月1日，他们决定与苏丹专业人员协会联合，组建了一个名为“自由与变革力量”（FFC）的广泛联盟。这一联盟囊括了所有非执政派力量，从共产党、自由派到达尔富尔地区心怀不满的伊斯兰主义者。
尽管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是联盟中最大的力量，但真正主导自由与变革力量的却是其内部的资产阶级派系。诸如前总理兼贵族出身的萨迪克·马赫迪（Sadiq·Al-Mahdi），或是深受大资本青睐的迪盖尔（Al-Digair）等自由与变革力量的领导人，在2019年春季并未现身街头抗争，而是出现在阿拉伯世界各处的董事会会议室和宫殿之中。
自由与变革力量的纲领模糊而宽泛，仅限于那些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诉求。他们呼吁建立过渡政府，以实现和平、民主、正义、女性权利和经济发展。然而，这个联盟的无力表现得非常明显，它无法就具体要求达成一致——甚至连废除伊斯兰教法的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
当革命领导层忙于组建这一联盟时，巴希尔却毫不迟疑地采取了行动。1月19日，国家安全部队被派出以恐吓民众。
警察抓住抗议者，将他们的头狠狠砸向地面。无论是男女老幼——政权都一视同仁地向其施以暴力。清真寺外的礼拜者遭安全部队投掷的催泪瓦斯袭击，当医生赶赴现场实施急救时，竟在街头遭到政府军警的枪击。但运动仍在不断壮大。五千人参加了遇难者的葬礼，“下台！下台！下台！” 的呼声响彻了喀土穆全城。
巴希尔禁止了示威活动，但却丝毫未能遏制抗议规模的继续扩大。群众已不再畏惧政府。苏丹女性走在抗争的最前沿，她们占到了示威者70%的比例——因为她们承受着政权最沉重的压迫。每年有4万至5万名女性因穿着“淫秽”服装（包括穿裤子）而遭到逮捕并被处以鞭刑。
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当天，苏丹女性向世界重申了真正的革命传统。数万名女性高呼“女性要坚强！”“这场革命属于女性！”的口号游行。她们涌向了喀土穆的主要女子监狱，迫使政权释放所有因参与革命而被逮捕的女性。
这一胜利令全国工人信心倍增 。到三月底，苏丹18个省份中有15个爆发大规模抗议，社会各阶层的劳动群众和受压迫群众纷纷加入斗争。
巴希尔的倒台
随着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时，苏丹专业人员协会（SPA）被坚定地推到了“巴希尔必须下台”这一立场上。他们号召于4月6日发起大规模行动，向喀土穆的军事基地进发。
4月6日清晨，游行队伍开始时还尚显零星。部分示威者怀疑究竟会有多少人参加，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工人涌上街头。当游行队伍抵达军事基地时，参与者已达80万人之众。受2011年埃及革命及解放广场标志性占领行动的启发，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号召民众进行大规模静坐抗议直至政权垮台：
“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敦促大家坚守在武装部队总部周边的街道及全国各地的抗议点，直至暴政被彻底瓦解。”[2]
通过静坐抗议，革命者在城市中构建起了另一座城市，将政府困在其宫殿之中。交通彻底瘫痪，而群众欢欣鼓舞，情绪高涨。有一块标语上写着：“抱歉造成交通延误，我们正在连根拔除一个政权”。[3]
政权此时面临着抉择：要么改革以安抚运动，要么镇压以彻底粉碎它。而巴希尔认定唯有最残暴的手段方能解决。4月10日清晨，他开始调动快速支援部队准备屠杀民众。其主要的宗教领袖甚至准备发布教法令，宣称为恢复秩序可以杀死30%的示威者。
但就在那日清晨，政权内部的其他成员却退缩了。他们意识到权力正从手中流失，滑向日街益头增。多随，着他抗们议察觉者与到军士兵队的“内部亲善也出现互动”松动。政府或许能下令屠杀30%的革命者，但他们担心那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发号施令。
意识到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副总统本·奥夫会见了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的高级将领，并共同决定：巴希尔必须下台。
副总统向全国宣布：巴希尔30 年的统治已经结束。他宣布自己成为新的国家元首，并表示军方将统治两年，之后再举行民主选举。他要求抗议营地必须立即解散，并宣称将以军事宵禁强制执行。
群众完全不接受。就在前一天（4月9日），他们喊出“下台，仅此而已”；于是4月10日，他们改喊为“再次下台！”。宵禁令被彻底无视。权力格局的真实面貌已昭然若揭。新总统未能带来丝毫额外稳定。因此4月11日，将军们再度出手。新总统被罢黜，由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组成的过渡军事委员会（TMC）接管了政权。
24小时内两任独裁者相继被推翻。权力本已落入群众手中，但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却任由将军们将其重新夺回。面孔两度更迭，但政权的本质却依然如故。为何群众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何他们的领导者未能抓住关键时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剖析苏丹革命的构成力量。在反动阵营的一方，主要力量是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武装部队；而在革命阵营的一方，则由自由与变革力量、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以及工人自发形成的组织构成。
一个萌芽中的工人国家
革命的跳动心脏是工人们在军事基地外的静坐抗议。这场静坐抗议从2019年4月6日持续至6月3日。在静坐区营地内部，人们设立了课堂，教授政治理念与革命目标。集体厨房为参与者们提供膳供食。外部工人都设则负责保持持续稳定的食物供应。全场都设置了饮水站。
静坐营地成为了一个生动活跃政治辩论的殿堂。白日里，人们不断发表演说，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营地内设立了一块巨大的电视屏幕，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声援信息。到了夜晚，这块屏幕又会播放最新的足球比赛。鼓声、诗歌与音乐从未停歇，艺术家们在高墙上不断绘制壁画。
统治阶级总是试图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维持其统治。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宗派分裂是资本主义统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阶级斗争具有跨越这些分歧的力量。在静坐营地内，女性无需佩戴头巾便可自由行走，并能与同龄男性交流——这在政府统治下是完全被禁止的。曾经撕裂苏丹的宗教隔阂正在被克服。基督教科普特人甚至用布覆盖在正在祈祷的穆斯林身上，以保护他们免受正午烈阳的照射。当政府散布针对达尔富尔人的种族主义传，企图煽动分裂时，革命者回应道：
“巴希尔，你这个傲慢的种族主义者，我们都是达尔富尔人。[4]”
静坐抗议用实践证明了：只要当机会来临，工人阶级便能够冲破统治阶级灌输给社会的种种落后与反动思想。这里成为文化的大熔炉，让人们看到了如果工人掌握政权时可能实现的景象。
静坐本身由工人自发组织。一系列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应运而生，负责管理日常事务：防护委员会负责安保、设置路障和监控检查站；后勤委员会协调食物与饮水供应；医疗委员会为伤员提供救治；宣传委员会开展政治教育并有主动地解决处理诸如歧视等社会问题；最后，组织委员会则统筹所有其他委员会，并负责成员管理与分配。
该组织体系的效率之高，使静坐区域内街道干净清洁，管理有序；而政府控制的区依旧腐败低效，垃圾
遍地。工人们的热情、创造力与胆识克服了他们面临的每一个挑战。
静坐抗议是革命的跳动心脏，但这场革命还有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即社区抵抗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在基层层面组织工人，他们由民主选举产生，每个委员会由40-50名成员组成，每个社区设有7-10个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最初负责组织社区层面的抗议——在社交媒体被封锁后，这项任务尤为关键。委员会成员挨家挨户，向工人通报即将举行的示威行动。随着镇压升级，传统集会方式变得危险起来，于是他们与当地商铺和居民合作，让抗议者在游行前先隐藏起来。随后随着鼓声信号的响起，抗议者便涌上街头，以人数压倒政府的安全部队。
随着革命推进和工人信心的增强，这些委员会的职能不断扩大。他们开始调控公共交通的价格、组织燃料分配、设立按成本价售卖食品的杂货市场。他们组织街道清扫、社区建设项目及其他相关的活动，仅喀土穆就有700个委员会，全国则超过3000个。静坐抗议与这些委员会所代表的，正是萌芽状态的工人政权力量。称其为委员会也好，叫公社也好，叫苏维埃（俄语中“委员会”之意）也罢，这些都无关紧要——它们体现的是群众亲自掌握权力、登上历史舞台决自身命运、并为开创新社会而斗争的实践。不必仅听信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就连资产阶级的喉舌《金融时报》的一位阶级意识尤为敏锐的撰稿人都写道：
“我们无法确知1917年沙皇被推翻时的俄罗斯，或1871年短暂的巴黎公社理想主义高涨时期的法国是何种感受。但2019年4月的喀土穆，想必与之极其相似。”[5]
苏丹当时出现的正是一种“双重政权”局面——资产阶级国家面临着新兴的工人阶级权力机关的对抗。后者具备掌控社会的能力。但这种新兴的工人政权尚处于萌芽阶段。对抵抗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联合的号召从未出现。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甚至主动抵制这种联合，他们对“水平主义”抱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情绪。
这使他们未能理解：双重政权的局面本质上极其脆弱，无法被长期维持。要么工人阶级积聚力量，粉碎资产阶级国家并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要么革命主动权将落入反革命势力之手。在静坐抗议中，“一切权力归于抵抗委员会”的口号从未响起；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以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工人国家的思想，也从未被任何主要力量所提出。
直至2022年，才出现了首次抵抗委员 会的微 弱 且 守 旧的联 合 尝试 。但早 在此数 年 前，反 革命势力就已 将静坐抗议的营地彻底焚毁殆尽了。
小资产阶级领导层
由于政治反对派的软弱无能，群众沸腾的愤怒始终无法找到任何政治表达渠道。在产业领域，传统工会已被军事政权彻底收编。因此，最具战斗性的工人阶层不得不另寻新的斗争组织。
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便是这些规模虽小但极具战斗性的组织之一。其根源可追溯至2012年的运动，2018年夏以地下形 式 正 式 成 立 时，苏 丹 专 业人员协会是由律师、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教师六大工会组成的联盟。
当2018年斗争爆发时，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展现出了非凡韧性，面对国家镇压时毫不退缩，从而使得它在群众中的政治威望显著提升。由此，通过这种 方 式，苏 丹 专 业 人 员 协 会成为革命初期无可争议的事实领导力量。
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的队伍中不乏具有坚定而自我牺牲精神的激进分子,[8] 但越往高层走，其成员越是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该组织领导层的思想视角和工作方法之中。其组织方式刻意建立在共识决策机制之上，并采用“无领导人员”结构，这意味着任何重大的分歧都被搁置而未得到解决。与所有“无领导人员”组织一样，真正主导决策的往往是那些拥有最多时间与资源的阶层——即中产阶层。苏丹专业人员协会领导层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最终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他们完全接受了苏丹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这一前提，进而他们也默许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必然存在。在苏丹，这意味着接受军方的权力——因为军队既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治阶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与群众截然不同，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的领导层从一开始便被深沉的悲观情绪所支配。他们坚信革命注会失败，甚至在2019年3月的访谈中公开表示对抗议能够推翻巴希尔政权几乎不抱希望。
其共识政治意味着立场只有只有当某一立场对所有人都已显而易见时，他们才会正式采纳。这样的做法不是领导运动前进，反而是被运动拖着前行。
随着革命的激化，这种共识领导愈发难以维系。在左翼阵营，受革命激励而觉醒的新力量涌入了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与此同时，那些曾经遭到监禁或流亡海外的旧领导层随着革命推进而陆续重新回归。但这些人属于最为中产阶级化的核心人物，与实际主导了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革命的那一批影子领导层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的右翼甚至要求该组织彻底放弃在革命中担任任何领导作用。他们称“我们是工会人士，而不是政治家”，并因此认为决前进方向的权利应属于政党。
唯有意识到其中许多提出该观点的人本身就是其他政党的成员——若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放弃政治领导地位，他们反而将从中获益——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立场。
问题在于右翼的批评中确实存在一定真实的成分。若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承担起政治领导职责，他们便不能再把自己局限于仅仅是工会人士的活动范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完整独立的政治纲领、能够指导社会改造的政治党组织。
工团主义——即主张工人阶级不需要任何政党——的理论早已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失败的。摧毁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建立工人国家及其所需执行的纲领，更是最具政治性的行动。由于未能彻底摒弃这些旧有模式，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更多时候反而是阻碍了革命进程而非引领变革。
当4月10日巴希尔倒台后，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措手不及，对后续行动毫无头绪。他们既没有立号召抵抗委员会夺取政权，也没有号召军队基层士兵与将军们决裂并推翻他们，或是发动大规模总罢工来实现这些目标，而是犹豫不决，在组织内部争论不休。与此同时，将军们却毫不迟疑。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从街头接管了权力，只损失了两名傀儡领导人，便延续了旧政权的统治。苏丹专业人员协会非但没有号召推翻他们，反而称必须与这些刚刚从群众手中窃取权力的势力进行谈判。
试图将政治因素从产业斗争和群众斗争中剥离，并追求广泛的共识构建的逻辑，直接导致了“人民阵线”政治路线的错误重演。尽管未必是有意识的模仿，但自由与变革力量（FFC）的组建，正是对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灾难性“人民阵线”的复刻。
人民阵线的核心理念是：工人阶级必须与所谓“进步的”资产阶级进行联合，以实现并捍卫自由民主的成果。这种策略在20世纪30年代是彻底失败，在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同样是如此，而在2019年再次重蹈覆辙。
自由与变革力量的成员组成涵盖了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共产党、自由派与持不同政见的伊斯兰主义者，而唯一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就是推翻巴希尔政权。一旦这一目标达成，它就开始分裂成原来组成的各个派别。
2019年5月，自由与变革力量在背着民众的情况下与过渡军事委员会秘密进行谈判。自由派主张建立军民联合政府，却同时允许诸如女性压迫问题以及群众所受的经济苦难等诉求被搁置。这种立场源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他们急切渴望恢复秩序，惧怕革命的恶魔一旦被释放出来，将再也无法被塞回瓶中。军方比工人领袖们更清楚认识到这种内在分歧。他们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不断挑拨自由与变革力量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相互制衡，从而维持自身的统治。而左翼阵营又缺乏明确而果断的政治纲领，最终导致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右翼。
群众之所以寄望于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是因为事先没有建立起任何其他的政治选择。而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则将目光投向了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并声称因为他们并非政治家，因而无权进行领导。[9]自由与变革力量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们则将希望寄托于自由派及他们所展望的民主但资本主义的苏丹。[10]自由派则将希望投向保守派，以确保革命不会走得太远，进而威胁到私有财产制度。而保守派则把目光投向了过渡军事委员会——后者正谋划着将整场革命运动彻底淹没在鲜血之中。
军队开始瓦解
过渡军事委员会由两部分组成：苏丹武装部队（SAF）和快速支援部队（RSF）。
苏丹武装部队是苏丹政府的正规军，由布尔汉（Al-Burhan）将军领导。布尔汉缺乏天然的领袖魅力，在巴希尔倒台后，他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几乎完全是机缘巧合。他从头到脚都是个典型军人。当他在4月11日宣布军事统治时，他的发言不像并政客的演说，而更像是教官吼出的命令。苏丹武装部队最大的弱点在于其构成。将军们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普通士兵却是劳动者。激起群众走上街头的那股社会力量，同样不可避免地在苏丹武装部队的队伍中引发了共鸣。
军队的意识形态不同于警察。军队被灌输着保卫国家、为家乡和人民献身的信念。因此，一旦当将军们下令将枪口对准民众时，军队便可能沿着阶级界限发生分裂，甚至彻底瓦解。1985年正是如此，最终导致尼迈里政权的垮台。如今同样的进程正在重演。
社区抵抗委员会呼吁士兵们进行倒戈。叛逃的士兵被安置在居民家中，以躲避军官的追捕报复。抵抗委员会将叛逃士兵当作英雄一样欢迎，这一消息在军队中传开后，越来越多士兵纷纷效仿了起来。革命力量正从各层面向军队施压。一位将军回家时震惊地发现女儿已加入了革命。晚餐时分，她哀求道： “爸爸，别向我们开枪！”。[6]
民众自发的呼吁正令整支军队从上到下震颤不已。士兵们会在军官面前逮捕活动人士，将他们带到小巷深处后，刚一脱离视线便放人，并向军官谎称革命者已经逃跑了。当被要求就位时，他们便会开始拖延磨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拒绝执行。
将军们十分清楚，只要革命领导层下达一道明确果断的命令，整个苏丹武装部队就会崩溃瓦解——士兵们将大规模集体倒戈。但这样的命令号召始终未曾响起。倒戈事件始终局限于局部自发的行动。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与自由与变革力量从未在军队基层发动大规模系统性的争取行动，也没有试图以阶级立场来瓦解军队。相反，他们试图与军队进行谈判。
尽管如此，苏丹武装部队内部的氛围，已经使其无法完全充当反动势力的工具。因此，统治阶级依靠了过渡军事委员会的另一半——快速支援部队。
黑色反动势力
快速支援部队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支雇佣军组织。其基础是阿拉伯游牧民群体——随着气候变化使撒哈拉沙漠边界不断扩张，他们感到自身整个生活方式正被挤压乃至面临着消失。加入快速支援部队后，他们得以通过残酷镇压达尔富尔新发现金矿的血腥剥削活动来赚取丰厚报酬。
革命从两方面改变了快速支援部队。首先，革命提出的诉求——妇女权利、工人权利及废除伊斯兰教法——并未能给东萨赫勒地区正遭受经济与生态灾难的数百万农牧民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善。要想赢得这些群众的支持，需要一个大胆的社会主义方案来缓解农村大众的贫困，但喀土穆的自由派却向这些连国家治理体系本身几乎都无法触及的群体提出“民主”和“人权”这样的口号。
反动部落首领利用了这一真空并趁虚而入，煽动其基层追随者来对抗革命。当苏丹武装部队基层士兵与革命者亲密接触时，快速支援部队却成为了反革命最坚硬的先锋力量。其次，其首领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Mohamed·Hamdan·Dagalo），别名哈米提（Hemedti），察觉到了面前存在更大的机遇。这位出身骆驼牧民的强人，凭借着快速支援部队势力的崛起，他成为了全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尽管长期被喀土穆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低估，哈米提仍成功巩固了自己在达尔富尔的统治。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快速支援部队的残暴手段赢得了统治阶级的支持，随后其又与如阿联酋等外国势力结盟，使自己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
自2013年起，他找到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盟友——欧盟。欧盟急于遏制东非移民潮，而苏丹是关键中转路线。哈米提将自己包装成“移民先生”，声称唯有他能控制西部边境，欧盟对此欣然接受。在21世纪10年代，数亿欧元资金作为这份“浮士德契约”的一部分，被源源不断送入了快速支援部队的腰包。直至2022年，还有意大利军事教官被发现仍在训练快速支援部队的
士兵以阻挡难民进入欧洲。
苏丹武装部队的领导层一直鄙视着这些游牧民，而现在竟然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力和威望。然而尽管两派之间仇恨深重，却始终在镇压革命时仍始终保持统一战线。正是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武装部队联手推翻了巴希尔政权。此后双方以各种不同形式共同执政，直至2023年4月才彼此反目成仇，相互开战。
2019年5月的大罢工
2019年4月局势如下：群众正在迅速增强信心与力量；他们已推翻了巴希尔政权，社区抵抗委员会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扩展。这一切成就令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瞠目结舌——他们竟亲手促成了这场革命。陷入眩晕的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加入了由资产阶级领导人主导的自由与变革力量，而这些领导人正试图与军方达成协议，以此来扼杀革命萌芽。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巴希尔倒台后迅速行动，他们成立了过渡军事委员会，并向自由与变革力量的各派系抛出了不同提案，试图利用其内部矛盾来让他们彼此倾轧。他们的目标是拖延时间，以巩固其反革命统治。
过渡军事委员会甚至为其拖延策略创造出了一个新词：“拖延术”。他们希望将一切都拖入僵局，使革命逐渐失去动力。他们很清楚静坐抗议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随着从四月拖入五月，示威者人数也从数十万锐减至数万人。
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策划了一场针对静坐营地恶毒的诽谤运动。他们声称营地内充斥着大规模的卖淫活动，毒品和酒精贩子遍布其间，法律与秩序已完全崩溃。但真正正在崩溃的，却正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秩序。在夜幕掩护下，快速支援部队不断骚扰营地，只要有机会就对工人施以暴力甚至杀害他们。
5月14日，过渡军事委员会 宣布他们与自由与变革力量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将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军民共同执政的过渡时期，随后举行选举，并提前为反革命势力预留三分之一的席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军方要求立即解散静坐示威运动。
工人们震怒不已。这是要求他们彻底放弃革命。在群众的巨大压力下，苏丹专业人员协会谴责了自由与变革力量其余成员所投降接受的协议，并同意组织一场为期两天的全国大罢工以彰显其力量与决心。5月28日，苏丹陷入了瘫痪。
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发起的罢工将成为历史上工人阶级最强大的力量展示之一。在首都地区，罢工参与率几乎达到了100%。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医院还是炼油厂，银行还是政府部门、机场还是面粉厂；所有行业在工人果断行动后均陷入了瘫痪。
此次罢工还获得了包括中央银行、税务部门和劳工部等政府雇员的广泛支持。这一事实清晰地提出了权力问题：如果掌控国家机器的人听命于罢工领导者，而不是政府——那么谁才是政府？
罢工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发表决议，宣示他们将战斗到底的意愿。
苏丹港罢工委员会的声明如下：
“我们重申，在恢复完全的民事管辖权和主权的方面上，我们随时准备响应并执行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作出的一切决定，并宣布已随时准备好进行公民抗命和公开的政治性罢工，直至权力移交至平民之手。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指示在你们手中，而[契约]则由我们保管。[7]
早间的示威游行演变为午后的大规模集会。政府的威慑手段毫无作用，工人阶级的力量似乎势不可挡。
快速支援部队试图通过恐怖手段重新掌控局势。他们突袭了电力公司企图破坏罢工并逮捕工人领袖。但工人挺身而出并表示警告：如果他们敢实施逮捕，就将切断所有通往快速支援部队建筑与设施的电力供应。反动势力被迫撤退。
教训非常清楚：没有工人阶级的许可，就没有齿轮能够转动，没有灯泡能够亮起，没有电话能够响起。一旦这股力量被完全释放，任何力量都无法加以阻挡。
然而这股力量并未被完全释放。这场罢工并非一场旨在强行推翻军方领导人及其所依托的整个资产阶级国家的运动与战略的组成部分，相反，这是呼吁军方领导人下台、让自由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的一部分。但自由与变革力量内的自由派早已达成了交易——而工人反对的正是这项交易。
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的领导层并未提出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纲领。相反，他们始终将斗争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而在苏丹，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军方统治，顶多再加上一个由平民来充当的傀儡角色。军方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既不畏惧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也不惧怕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的领导人。真正唯一令他们胆寒的是推动整个革命的引擎——广大群众们。五月的总罢工虽未能将他们推翻，但让军方十分清楚，绝不能再给工人们第二次机会了。
反革命的鞭笞
工人阶级曾在五月敢于展现其自身力量，军方随即认定必须用恐怖手段来教训他们。静坐抗议必须被荡平。
2019年6月3日凌晨5时。数千名警察和快速支援部队士兵集结在静坐营地外围。他们一手持AK-47步枪，一手挥舞着皮鞭与铁棍。随着信号一经发出，恐怖便随之降临了。在接下来短短两小时内，快速支援部队在静坐营地内肆意妄为。男女老幼遭到冷血枪杀，更多人被活活鞭打致死以示羞辱。妇女遭残忍的强奸。垂死之人身上被绑上石块抛进尼罗河中，还有人当场被砍刀砍死。
到早上七时，已有超过200名革命者惨遭屠杀。整个营地被浇满汽油焚为灰烬，浓烟在喀土穆上空滚滚升起，向所有工人传递着一条令人胆寒的信息，表明所发生的一切。
随后快速支援部队骑着摩托车四处游荡，在其所到之处疯狂制造恐怖 。他们鞭打抗议者致死，抢劫商店，在全城肆意纵火并横冲直撞。
尽管表面看似混乱，恐怖行径实则经过精心策划。这是统治阶级为了震慑工人使其屈服的政治策略。统治阶级试图向工人宣告：我们强大，你们弱小，你们别无选择只能臣服。当快速支援部队一手持棍棒时，苏丹武装部队另一手则握着胡萝卜。苏丹武装部队宣布他们中止与自由与变革力量的谈判，声称对方接受四年后选举的方案有误，必须改为九个月后举行选举并立即启动筹备工作。他们的企图是让工人阶级因畏惧更严酷的恐怖还会发生，从而接受这一表面看似让步的方案。
但工人阶级并未被此吓倒。在7日星期五祈祷结束后，他们涌上街头，呼吁推翻军政府，许多人高喊着举行总罢工的口号。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拒绝了这一协议，宣布将于6月30日——恰逢巴希尔上台执政三十周年的这一天——组织苏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他们坚持要求建立完全由平民组成的政府。
在社交媒体遭到封锁的情况下，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的领导人们亲自走遍了全国传播游行消息。面对示威活动遭镇压的困境下，他们通过地方社区抵抗委员会开展组织工作。守夜仪式和葬礼成为政治组织的关键场所。
6月9日，全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总罢工，机场、银行、医院和工厂再度停 摆。尽 管 面临催泪瓦斯 和 实 弹 镇压，民众仍响应集会号召走上街头。
6月30日，一百万人走上街头。他们高呼：
“自由！民选政府！革命才刚刚开始！”
“杀人的不是子弹——而是沉默。”[8]
尽管镇压手段层出不穷，这场浩大的群众运动仍成功遏制了反革命势头的蔓延 。革命力量重新掌握了主动权。但主动权需要战略与领导力支撑——而这两者在当时仍然缺失。
七月的背叛
2019年6月30日本可以成为推翻军政府的日子，这完全不是没有可能。工人阶级再次迎来了权力转入自己手中的历史性机遇。
然而，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坚信必须与自由派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这实际上意味着与军队结盟。在整个革命期间，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的领导层始终对内战发生的可能性而心怀恐惧。他们始终死守和平主义立场，甚至在革命者即便面对最残酷的暴力也未能武装起来这一事实上，居然予以拥护和颂扬。
这种和平主义的呼吁并非通往和平的策略，而是一剂导致更大规模失败与死亡的配方。正如我们当时所警告的那样：
“如果革命被引向歧途，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将毫无顾忌地发动最血腥的内战，只要这能有助于维持苏丹特权精英的统治。”[9]
这番话被证明是有预言性的。未能推翻军政府的失败为第三次苏丹内战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成为该国迄今最为血腥的灾难。暴力并非是一种主观政策选择，而是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使用暴力，那么你实际上是在解除革命的武装，让群众任由统治阶级践踏和屠杀。在苏丹局势即将进入关键阶段之际，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空洞的道德说教远远不够。当务之急真正需要的是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通过由抵抗委员会组建工人自卫民兵。这样的民兵组织本可为权力全面转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奠定基础。
讽刺的是，如果领导层对和平主义少些幻想，整体流血冲突的程度几乎可以会更低。相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非暴力的执迷，为七月的背叛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导致了当前的内战。
这种对和平主义的迷信，并非是植根于苏丹群众的任何长期传统。相反，而是在2013年起义失败后，由西方自由派精心培育的结果。诸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和美国和平究所等非政府组织（NGOs）——作为美国软实力的关键工具——试图与自由派“革命者”相保持一致。在支持南苏丹独立后，美国在苏丹的影响力大幅削弱，如今正试图在该国政权可能的继任者中争取有利地位。
六年来，诸如自由之家这样的组织一直致力于从群众中发掘并培养新兴领袖。他们组织以非暴力策略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为核心的研讨会。选拔出的参与者被送往国外，经过精心培养与塑造，以期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其目标非常明确：培育忠于自由主义和西方的新一代领导层。鉴于左翼阵营完全缺乏领导力的情况下，他们取得了成功。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和自由与变革力量（FFC）内的许多知名人物，正是被美国帝国主义有意识地塑造成自由派骨干的。
革命伊始，当苏丹专业人员协会内部就是否要求政权更迭或仅争取更高工资展开辩论时，正是这些外国培训的代理人确保了后者的选择。他们成为和平主义最狂热的捍卫者，也是工人自卫最坚决的反对者。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还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施压。美国、阿联酋、英国和沙特阿拉伯迫切希望终结这场革命浪潮，唯恐其波及到整个地区。自由与变革力量称唯有与军队达成权力分享协议才能够避免内战。苏丹专业人员协会的领导人束手无策地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项协议]。” [10]这正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在没有至少一部分资产阶级同意的情况下，革命还能该如何继续。
因此，在2019年7月9日，自由与变革力量同意组建一个过渡性的“技术官僚”政府。该政府将由一个主权委员会组成，其中包括来自自由与变革力量的五名文职代表、五名军方官员以及一名所谓“中立”的成员。而这位“中立”的人物后来被证明竟是一名退役的陆军将军。该委员会本身由一名军方任命的人士担任主席，并计划在三年后举行选举。
苏丹工人阶级六个月的英勇斗争，最终仅仅只换来了统治高层的一次表面性的重新洗牌。奥马尔·巴希尔被阿卜杜拉·哈姆杜克（Abdalla·Hamdok）所取代——此人是一名自由派经济学家，曾在联合国任职，并在革命中从未发挥一星半点的作用。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统治机器依然毫发无损，完好如初。
哈姆杜克执政了两年半，却一事无成。
哈姆杜克：软弱无能的自由派
阿卜杜拉·哈姆杜克之所以被选中，正是因为他看似能够讨好所有人。在年轻时，他曾是共产党党员。但他早已把党员证换成了联合国官员的西装和领带。军方很清楚，哈姆杜克完全不构成任何威胁。他甚至被认为温顺到了极点——以至于早在2018年，巴希尔就曾考虑聘请他担任经济顾问。
群众将此视为一场重大胜利，但军方却对此心知肚明：即便哈姆杜克试图推行更激进的改革，真正掌握所有筹码的仍然是他们。为了彰显这一点，当哈姆杜克抵达喀土穆时，军方甚至拒绝为其提供任何住所。作为总理，他在上任最初的几个月里被迫只能在一位朋友的公寓里办公。
在经济政策上，哈姆杜克与巴希尔并无二致。他热衷于削减工人阶级的补贴——将其视为是经济的负担——却不愿从庞大的军费开支中削减哪怕是一分钱。他将经济交由本国和国际资本家们掌控，任其在私有和腐败的环境中运作。结果却在他们的统治下，喀土穆街头排起了蜿蜒的面包领取长队；电力部门不得不让整座城市长期停电；而尼罗河的粮仓地带，由于燃油短缺，拖拉机被闲置荒废。
通货膨胀率迅速攀升至36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突破200%大关。
在公民权利问题上，哈姆杜克向军方卑躬屈膝。他延续新闻审查制度，利用国家机器监视革命中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人士，并拒绝对6月3日的大屠杀展开任何调查。
抵抗委员会虽仍然具有潜在威胁，但其士气日益低落——而哈姆杜克巧妙地在各委员会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使其相互对立起来。一种观点逐渐占据上风：抵抗委员会应主要作为互助组织运作，而非作为建立新的工人国家的工具。据称，认为其作用并非是奠定工人政权的基础，而是为建立新的福利国家奠定基础。
过渡政府积极推动这种职能重心的转向。它将这些委员会合法化为与国家保持一致的辅助行政机构，政府鼓励人们在获取燃料、食品和药品等必需品时依赖这些委员会——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仅喀土穆一地就有16,000人丧生。
结果，抵抗委员会不堪重负。最坚的革命者们未能耐心揭露哈姆杜克的真实角色，也未能提出以工人控制取代其统治的纲领，反而被卷入了慈善工作者的角色之中。这些曾经作为工人国家雏形的机构，如今深陷于满足一个崩溃社会基本生存需求的日常挣扎中。当它们试图支撑这场不断蔓延的人道主义灾难时，其革命潜力正被逐渐一点一点的扼杀殆尽。
所谓与苏丹武装部队及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达成的“妥协”实则为彻底的投降——因为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将军们的手中。哈姆杜克不过是庞大国家机器顶端的一个傀儡，对这台机器毫无掌控力。在危机经济委员会中，这位“经济学博士”只能保持沉默，任凭那个靠包装起来的骆驼牧民哈米提独断专行。
这种无能既非源于哈姆杜克的个人性格，也并非是军方实力过于强大，而是直接源于其阶级立场。自由派深知，唯有动员工人与青年，才能通过坚斗争驱逐掉军方并建立自由民主国家。但群众的力量绝不会止步于形式上的民主的建立。
对群众而言，民主的首要意义在于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但苏丹深陷资本主义危机泥潭，自由派根本无法满足工人诉求。因此除非被加以阻挠，革命绝不会止步于自由民主阶段——而会在群众的压力下，继续向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本身发起攻击。而唯有军方才能抵御这种攻击。
因此，自由派面临的抉择是：要么建立民主，但很快就可能面临被工人阶级压制的风险；要么继续容许军方踩在他们肩上，用军靴的后跟狠狠践踏他们，任其随心所欲地统治社会，在此过程中攫取数十亿财富。
资本家的软弱——他们连推动社会前进一步的能力都没有——再加上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使得资本家更急切地渴望寻求军事“强人”作为其救星。
2021年的政变
在哈姆杜克执政的两年间，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根据2019年7月的那次背叛中得出的协议，选举本应在2022年春季举行。但军方根本无意冒风险让群众通过选举来彰显自身力量。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苏丹武装部队的布尔汉（Al-Burhan）要求哈姆杜克加入一个重组政府，继续担任总理，该政府将取消选举，并把苏丹牢牢置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
出乎布尔汉意料的是，哈姆杜克拒绝了。他认为布尔汉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布尔汉就不会完成政变。此前的周末，美国大使曾警告过布尔汉：若执意继续发动政变，美方将切断7亿美元援助，并取消苏丹进入世界银行体系的资格，同时实施其他多项制裁。
布尔汉并未因此退缩。在八年前曾以同样手段镇压了埃及革命的埃及总统塞西（Al-Sisi）的支持下——布尔汉识破并无视了美国的虚张声势，直接强行夺取了政权。
布尔汉绑架了哈姆杜克，随后通过家电视台宣布：所有航班暂停；互联网被切断；并进入紧急状态，直到2023年7月才会举行新的选举布尔汉企图将把这一切都塑造成既定事实。但工人阶级另有打算。
随着政变的宣布，革命被重新点燃。社区抵抗委员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与共产党号召发起大规模全民总罢工。当工会组织呼吁大规模公民抗命时，有一百万名群众响应了号召。
布尔汉宣布将解散所有工会以惩戒抗命行为，快速支援部队再度被动员起来在人群中制造恐怖。
但民众决心继续斗争。他们高呼口号“革命者与自由的人将继续前进！”“革命者不怕子弹！”“人民更强大！”“绝不后退！”
政变宣布后不到五天，就有四百万工人罢工，决心阻止将军们。政权以逮捕了数千名群众作为回应，而这些群众是在实弹射击下走上街头的。
在巨大压力的事态下，苏丹专业人员协会此时采取了迄今最激进的立场。他们呼吁彻底推翻军政府；建立完全由革命力量组成文官的政府取而代之；并要求解散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将其领导人以反革命罪行进行审判。
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不明确的这一点仍然暴露无遗。在缺乏工人起义、没有武装力量，没有用以取代旧政权的新国家的情况下，这一切又该如何实现——他们对这些关键问题始终完全没有方案。相反，他们对哈姆杜克拒绝支持政变表示祝贺，并以潜在领导人的身份为其提供左翼掩护。此举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
11月21日，在遭绑架一个月后，神志恍惚的哈姆杜克与哈米提、布尔汉一同现身露面，宣称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他将领导一个新组建的技术官僚政府，选举被推迟至2023年6月，但抵抗运动必须被加以停止。
自由与变革力量的右翼派别立即表态支持该项协议。左翼虽拒绝妥协，却未能提出社会变革的具体方案，他们仍然继续呼吁采取尽可能和平的方式加以斗争，并拒绝让工人武装起来。
喀土穆社区抵抗委员会发表声明称：“我们的责任是抵抗（这些将军），直到我们取得胜利，或者他们在将我们杀光之后统治
一片空无一人的国家。”[11]然而，由于仍未能找到有效反击的途径，民众正如同像待宰的羔羊一般被牵引着走向屠宰场。
在领导层毫无远见的状态下，罢工行动的响应度持续衰减。人们不会仅凭一腔善意就甘愿去冒生命危险，他们需要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改写历史。三年来，中产阶级和平主义领导层已耗尽了这种信念，而又没有一个革命政党来指明出路。
2022年1月3日，当群众散去后，哈姆杜克正式辞职。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全面接管政权。所有呼吁和争取文官政府的努力，最终只换来了军事独裁统治的进一步巩固。对和平主义的幻想将直接导致苏丹史上最血腥的内战——因为这些暴君依然掌权。
工人阶级被引入了一条死胡同。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情况下，他们所倾注的全部心血最终只换来了更深的绝望。快速支援部队继续持续实施恐怖统治：他们使用催泪瓦斯、警棍、实弹，甚至是防空炮攻击工人；在葬礼上悼念死者的工人同样成为了合法攻击的目标，装甲车会在人群间来回碾压，将他们活活轧死 。
十月政变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恐怖镇压的规模，而是缺乏一个具有坚定决心和明确反击策略的领导层。正是这一点，最终将工人阶级逼进了彻底的精疲力竭的境地。
反革命的胜利
2022年1月标志着反革命的顶峰。苏丹的工人并未被将军们在肉体上彻底击溃，但他们的革命领导层却一次又一次将他们引入了死胡同。在历经了三年巨大的勇气与牺牲之后，最终的结果却是又一场军事政变。
三年的持续斗争令群众身心俱疲、士气低落。2022年初春期间虽又发起了一系列行动，但随着希望从人们心中逐渐消逝，参与者也越来越少。没有人能清楚地阐明正在发生的事件，也没有人能提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前进路线。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成功镇压了自由派与革命者，用武力巩固了其统治。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哪支派系将执掌这把屠刀？在工人阶级被排挤到一旁之后，将军们转而反目成仇，相互厮杀了起来，争夺谁能抢走沾满了苏丹人民鲜血的战利品。群众所遭受的挫败越是彻底，胜利者之间的内斗就越激烈。
布尔汉向快速支援部队伸出了带毒的橄榄枝，提议将其纳入自己指挥的苏丹武装部队旗下。尽管快速支援部队为反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喀土穆的统治集团仍视其为落后的部落牧民。
但哈米提毫无退让之意。他在达尔富尔巩固了自己的地盘，并通过西部庞大的金矿迅速致富。他已证明了自己是反革命最凶残的猎犬，并迅速拉拢国际支持者——尤其是野心已扩展至非洲之角的阿联酋。到2022年1月，这位昔日的被边缘化的骆驼牧人已跃升为苏丹最有权势的人物，他绝不会容忍布尔汉威胁自己的地位。
苏丹“头号波拿巴”之争由此拉开序幕。内战的基础至此已牢不可破。
2023年4月16日，快速支援部队自认为时机成熟，开始向苏丹武装部队发起进攻。战斗机与坦克齐上阵，第三次苏丹内战的的第一枪由此打响。短短两周内，80万名难民逃离苏丹，饥荒在全国肆虐开来。孕妇因缺少食物而被活活饿死。这场全球40年来
最严重的饥荒爆发，246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200万人正处于饥荒或饥荒风险之中。[12]截至2025年1月，苏丹医生工会估计已有超过52.2万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
在至今已超过两年的内战中，双方竞相将野蛮暴行推向新的极端。酷刑、阉割、斩首与奴役已成为常态。甚至年仅一岁的婴儿也遭到强奸。性暴力被系统性地转化为战争武器。
在西部地区，快速支援部队已巩固了其统治。他们借着阿拉伯游牧民与非洲黑人牧民之间的矛盾，在达尔富尔地区重启了针对马萨利特人的种族灭绝行动。2005年他们曾实施系统性的大规模强奸政策以消灭非洲族群，如今快速支援部队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手段——所有非洲黑人男性无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处决。妇女们背着婴儿逃往乍得，背上背着的那些男婴因头部中弹而早已失去了生命。
在过去，如此规模的冲突其走向往往取决于华盛顿权力决策层的走廊之中，与战场上的较量同样关键。毕竟正是美国促成了2005年的《全面和平协议》，结束了第二次苏丹内战，并最终将国家一分为二。但美国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使得一系列若干小国得以在该地区强行推行自身利益，而无视美国外交政策。在苏丹，这些势力的目标是控制东部的红海贸易航道、尼罗河沿岸的肥沃土地，以及西部的黄金矿藏——而随着美元霸权的衰落，黄金的价值正在急剧攀升。
干预力量纷繁复杂。沙特阿拉伯始终支持苏丹武装部队，而作为新兴帝国主义竞争者的阿联酋则成为快速支援部队的主要支持者。外国参与势力的名单似乎无穷无尽：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乍得均在其中扮演着各自角色。这场冲突的余波甚至正威胁着将南苏丹已维持了四年的和平再次推向新一轮内战。
使这场疯狂的茶会更加荒诞的是：俄罗斯最初支持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以获取黄金并规避西方制裁。为遏制俄罗斯打破制裁的企图，乌克兰军队则介入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导致喀土穆街头上演俄雇佣兵与乌克兰特种部队激战的壮观场面。
然而如今，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已改换阵营，将获取苏丹港控制权置于首位。因此，俄罗斯放弃了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的合作，转而将苏丹武装部队视为新盟友，由此催生出更为惊人的场景——俄罗斯雇佣兵竟与乌克兰特种部队并肩作战。
全面剖析第三次苏丹内战超出本文讨论范围。但苏丹工人阶级遭受灾难性挫败已是定局。他们重振力量需经年累月——或许数十年——且不仅依赖苏丹国内，更需国际局势的重大演变。
与此同时，野蛮行径已然蔓延开来——且正日复一日地向苏丹边境之外扩散。
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
和平主义者和懦夫或许会辩称：“如果我们从未为自由而斗争，就能避免这些恐怖。”但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无穷无尽的恐怖。苏丹的危机并非革命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苏丹社会的深层危机催生出了这场革命。
倘若工人从未走上街头进行抗争，当2018年通胀率已飙升至100%以上时，经济崩溃就会因此被阻止吗？当独裁者早已为了巩固统治而制造出两支相互对立的军队时，这又能阻止统治阶级的分裂吗？这又能阻止地区性强权势力的干预——正是这些势力已在也门、提格雷、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煽动破坏吗？
所有这些发展都源于资本主义自2008年崩溃以来所面临的全球性系统性的危机。这场危机开启了一个历史性的动荡时代——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已无法再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与工人阶级又一次接一次遭受自身领导层的背叛之间的长期对峙所界定的历史时期。当今世界正处于有机性不稳状态，其特征是剧烈波动与骤然动荡。苏丹运动比任何近年来的运动都更接近打破这一对峙僵局——建立一个工人政府。就其勇气、决心和韧性而言，苏丹工人阶级已经做到了极限。所缺失的正是真正的革命领导。一次又一次，这场运动屈从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这一失败并非源于个别领导人的个人缺陷，而是缺乏一个事先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的必然结果——一个能够经受住资产阶级社会压力的钢铁般政党，拥有遍布全国的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能够围绕一套连贯的革命纲领团结工人群众的政党。没有这样的政党，即便是最英勇的起义也会在统治阶级的重压下屈服。
苏丹革命的失败为难以想象的恐怖打开了大门。但苏丹并非特例——它是记警钟，“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这一口号并非遥远的理论命题，而正是2019年苏丹所面临的真是抉择。
在缺乏革命领导的情况下，结果便只能是野蛮主义。这一问题今后还将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革命的老鼹鼠正在地下掘洞——不仅横贯了非洲与中东，更向北推进，目标直指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2019年撼动喀土穆的震颤，终有一天也将撼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
唯一的问题是：革命力量是否做好准备——抑或任由历史重演？苏丹革命蕴藏着宝贵的经验教训。若让这一遗产白白流失，将是不可饶恕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将以愈演愈烈的规模一次又一次爆发。最终的胜利者毫无悬念——前提是，而且只有在我们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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