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期，古巴共产党当局在美国帝国主义巨大压力下终于实施大规模政治经济修正，立法重建资本主义。我们革命共产国际早在2010年就已警告如果古巴革命没有实施工人民主并扩散至其国境外，放弃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论”，那最终是无法承受官僚计划经济内部累积的矛盾和帝国主义持续的压力的。鉴于近期的发展，我们特此重发本文。本文原文发表于2010年9月17日。）
9月13日，古巴工会（劳工中央，CTC）在《格拉玛报》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该国经济将进行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这些措施是古巴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产物——古巴受到世界资本主义衰退的沉重打击。这凸显了古巴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也凸显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可能。
CTC声明所宣布的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11年3月前裁撤国营部门的50万个岗位，这是裁减一百万个岗位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古巴约85%的劳动者、即500万人，受雇于国营部门，因此这意味着将在未来6个月内解雇其中20%里的10%。
声明进一步解释说，这些工人将不得不转向非国营部门：通过增发个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的牌照，让一部分工人接管他们所在的小型生产单位并以合作社方式经营，把国有场所和企业租赁给工人自己经营，等等。
失业
过去，被裁减的工人在被分配到另一份工作之前，会一直领取全额基本工资。但如今这种100%的补贴将被限制在一个月，此后工人将再领取一份相当于基本工资60%的津贴，其发放时长视其先前就业年限而定：工龄不满19年者领取一个月，工龄在20至25年之间者领取两个月，累积26至30年者领取三个月，工龄超过30年者最多领取五个月。
此外，那些留在国营部门岗位上的人，其薪酬将与生产率挂钩。这一措施劳尔·卡斯特罗此前已经宣布过，但由于古巴经济所经历的深重经济危机，并非所有企业都已落实。
声明还重申了劳尔·卡斯特罗此前提出的观点，即必须削减“过度膨胀的社会开支”，必须取消“过多的补贴”和“无正当理由的免费供应”。这似乎预示着福利国家制度将被全面改革，从普惠型福利转向资产审查型福利。这很可能意味着取消配给卡——这种配给卡让所有古巴人都能获得一篮子受高额补贴的基本商品，主要是食品。个体经营牌照的扩大，实际上意味着把一种事实上的状况合法化：许多古巴人为了维持生计，一直被迫卷入黑市。
个体经营
小型私营企业将首次获准雇佣有偿劳动力，并且必须为其雇佣的工人缴纳社会保障金。那些利用扩大后的个体经营和家庭经营牌照的人，将不得不纳入一套新的税收制度，包括25%的社会保障缴款，以及对利润征收的税款——从（餐馆的）40%到（出租房间者的）20%不等。
国家希望把对个体经营者和小企业征收的税收增加400%。古巴现已有17万名合法工作的个体经营者（cuenta propistas），黑市中大概还有相近数量的人。这一数字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开放时期21万的峰值。
古巴的货币工资相对较低，但古巴人能通过配给卡获得受高额补贴或免费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和食品。问题在于，这份社会工资已经不足以让古巴人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用可兑换比索（CUC）来支付很大一部分基本采购——可兑换比索与他们用来领取工资的古巴比索之间的兑换比率为1比24。
这些CUC商店由国家经营，靠高额加价运作，作为国家回收硬通货的一种方式——古巴人通过海外汇款，以及与游客之间合法、半合法和非法的交易来获取这些硬通货。
近期宣布的其它措施还包括把租给外国投资者的土地租期延长，从50年延至99年。当局对这一措施的解释是，它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和担保”，尤其是在旅游业。已经有人在谈论加拿大公司将在岛上兴建配有18洞高尔夫球场的豪华度假村。
任凭世界市场摆布的古巴
已经宣布的这些措施，以及其它已经宣布或正在酝酿中的措施，有可能加剧不平等、发展资本的私人积累、严重削弱计划经济，并启动一个朝着资本主义复辟方向的极其强劲的进程。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古巴在过去两年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的产物。
正如我们在早先一篇文章（古巴50年后——第二部分）中所解释的，古巴经济极度依赖世界市场，因而深受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之苦。首先，2007至08年石油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古巴所消费的食品约80%依赖进口，总额达15亿美元，主要来自美国。接着，镍价从每磅24美元的峰值崩跌至2010年初的每磅7美元。受这些因素影响，仅2008年一年，贸易条件就恶化了38%。
世界经济衰退也给重要的旅游业以及海外古巴人的汇款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些汇款总额达11亿美元。除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我们还得算上2008年三场飓风造成的破坏，损失高达近100亿美元。
如今古巴在硬通货收入上严重依赖专业服务的输出（主要是派往委内瑞拉的医生），靠这些收入才得以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商品。这项医疗服务的输出每年价值60亿美元，是旅游业所创收入的三倍。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2008年出现了创纪录的117亿美元贸易逆差（比2007年增长70%），同年经常账户国际收支逆差超过15亿美元（相比之下2007年还有5亿美元的盈余）。古巴不是任何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在全球信贷紧缩和美国封锁的背景下，它根本无法获得任何额外的信贷额度。这导致古巴在2008年年中对外国债权人违约（2007年古巴的外债为178.2亿美元，约占GDP的45%）。
在2003至07年稳步增长、并于2005和2006年分别达到11.2%和12.1%的峰值之后，增长率急剧收缩至2008年的4.1%和2009年的1.4%。2008年国家出现了十年来最大的财政赤字，达GDP的6.7%，被迫实施一项调整计划，包括大幅削减进口（其中也包括食品）。
所有这些数字勾勒出的，是一个根基十分薄弱、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古巴经济。概括地说，可以这样讲：古巴出口原材料（镍）、农产品（蔗糖），但主要是专业服务（医生），并从旅游业和侨汇中获得收入。靠着赚来的硬通货，它几乎什么都得进口，从食品到制成品，更不用说资本货物了。
这真切地表明了——不是以理论的方式，而是以经济事实的冷峻语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在苏联都做不到，而苏联毕竟是一个横跨整个大陆、拥有巨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在一个距离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权仅90英里的小岛上，就更不可能了。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
真正令人惊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它从经济角度完全依赖的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古巴革命竟然还能挺过来（这一点在古巴50年后——第二部分中有更详细的说明）。这证明了古巴革命在民众当中仍然有着深厚的根基。所谓的“特殊时期”显示了整个民族不允许自己再度被奴役的决心。
那么，我们应当对这些提议采取什么态度呢？的确，单就其本身而言，开办小企业并不是一项消极的措施。计划经济并不需要把一切都收归国有，乃至最后一家理发店。那历来都是斯大林主义的漫画式做法。在古巴，把所有中小企业国有化是1968年“革命攻势”的一部分，当时有58000家小企业（主要在城市）被征收。卖冰淇淋的、理发店、修鞋铺等等，统统被国有化了。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举措，结果只是又造出一层官僚机构来监管和经营这些实在很小的生产单位。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成分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分并存。这其中就包括一定数量的小企业、商铺和小块农民土地等等。
就其本身而言，只要经济的关键环节仍掌握在国家手中，而国家和工业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对社会主义不应构成威胁。在这一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可以、也应当允许存在一个小型私营部门，只要国家牢牢掌控经济的制高点。
20世纪20年代，俄国革命曾被迫通过新经济政策对私人生产（主要在农业领域）作出让步，并向外国资本提供特许权。列宁甚至准备把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租让给外国资本家。鉴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极度贫困，布尔什维克没有任何手段去开发那一广袤地区巨大的矿藏潜力。
作为对革命所缺乏的投资和外国技术的交换，列宁准备允许外国商人在苏维埃领土上开办工厂和矿山、雇佣工人并获取利润，条件是他们遵守苏维埃劳动法并缴纳税款。但作出此类让步的前提条件是：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保持着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实际上，这些提议遭到了拒绝，因为帝国主义者一心想推翻苏维埃国家，而不是与之做生意。
然而，这类历史类比有着明确的局限，并且可能造成误导。真理总是具体的。问题不在于重复关于过渡经济的一般真理，而在于分析具体的事实和趋势。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个根本问题：在既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政策给古巴带来的具体结果会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古巴的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第二个问题是，它距离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仅有几英里之遥。第三个问题是，由于多年的官僚式管理不善，国有企业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工人对自己所工作的产业毫无掌控感，因而对生产率、效率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满和困顿情绪，这可能导致一种疏离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革命的未来或许构成所有威胁中最严重的一个。
人人都同意，目前的状况不能继续下去，“必须有所改变”、“必须有所作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办？
这些措施会奏效吗？
认为古巴经济的问题可以靠扶持私营部门来解决，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一个可能给革命的未来带来严重危险的错误。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私有化小企业已经有过一些试点案例，包括把理发店和一家出租车公司租赁出去。
结果参差不齐。一些理发师发现，他们赚的利润不足以支付必须向国家缴纳的租金和税款，另一些人则生意兴隆。在一家出租车公司，司机如今被迫向公司租用车辆，他们抱怨说，光是为了挣回租车所需付出的钱，就得工作极长的时间。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企业将如何获得信贷，也不清楚它们在获取供应等方面的效率如何。农民合作社和私人农业生产者的经验并不算很成功，因为他们不得不应对一套极其官僚化的国家收购体系——产品收购拖延、付款延误、化肥和种子获取困难等等。
一份官方文件提到，许多新设立的企业会在一年之内倒闭。这可不容许多少乐观！与90年代的改革不同，这一次私营企业将获准雇佣有偿劳动力。这将造就一个规模可观的合法私人小资本家阶层：我们说的是在现有17万张牌照之上再新增25万张。这个阶层不可避免地会发展出自己的利益和观念。
私营部门与公营部门之间将会出现一道鸿沟。在国家无法生产出优质工业品和制成品的情况下，私营部门将倾向于以牺牲国营部门为代价而壮大。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成分将会增长，而社会主义成分将会退缩。认为国家能够把资本主义成分控制住，这是一种空想。私营部门越是壮大，市场成分就越是会确立自己的地位。
两种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的趋势将并存于一处。迟早其中一种必将占据上风。哪一种呢？最终占上风的，将是那个吸引最多生产性投资、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更高劳动生产率和更高效率的部门。当前放松对外国投资限制的种种举动，将意味着外国资本流向私营部门的速度迅速加快，从旅游业开始，蔓延到其它关键部门。
这两种趋势之间的较量，不会靠意识形态演说和劝诫来决出胜负，而要靠资本和生产率。在这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压倒性分量将起决定性作用。对计划经济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少数几个出租车司机或理发店，而是来自世界市场对古巴的渗透，以及官僚机构中那些私下里倾向于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人。
让我们坦率地说：古巴经济学家中存在一股强大的潮流，他们主张这些措施，是因为他们赞成彻底放弃计划经济，在各个层面引入市场机制，并向各个部门的外国投资开放国门。也就是说，他们赞成资本主义。
这些人实质上是在提倡一条“中国道路”，不过，由于古巴左翼知识分子中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强烈批评，他们更愿意谈论“越南模式”。术语的更换无关紧要。玫瑰即便换个名字，依旧芬芳。而资本主义无论换个什么名字，照样难闻。
不管他们想怎样描述自己的模式，这些提议都很清楚。“国家不应再去计划经济，而应去调节它”、“制造业和农业应向外国投资开放”，等等。提出这些措施的人，其用意无疑是最好的。但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成的，而资本主义的复辟对古巴人民来说将是地狱，即便有些人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很久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拒绝了“中国模式”，因为那不过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个名字罢了。但即便我们去考虑这一选项，立刻也会清楚地看到，它无法套用于古巴。具体条件完全不同。古巴是一个人口稀少、资源匮乏的小岛。中国则是一片幅员辽阔、拥有十多亿人口、资源众多、工业基础雄厚的广袤国土。
庞大的中国农民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海量的廉价劳动力储备，源源不断地把工人输送到广东的工厂里，让他们在近乎奴役的条件下、为极低的工资劳作。古巴版本唯一能与之雷同的，就是最后这一点：低工资。
一个资本主义的古巴，将既不像中国也不像越南，而更像是反革命胜利之后的萨尔瓦多或尼加拉瓜。它很快就会退回到类似1959年以前的状况——一种充满苦难、堕落和半殖民地依附的状况。而且，无论那些负责人的用意如何，已经开始实施的这些措施，将释放出一股朝着资本主义复辟方向的强大运动，它会摧毁革命的一切成果。这是踏上一道极其滑溜的斜坡，一旦开始滑下去，就很难止住。
腐败与官僚主义
但是，有人会说，我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下去了！是的，我们不能。但在开药方之前，首先必须对病症作出准确的诊断。如果我们认为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国有化本身所固有，那么我们就必然会赞成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但我们不接受事情就是如此。
国有化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曾经由苏联过去那些巨大的成就所证明。这些成就被斯大林主义所引发的官僚扭曲，以及作为官僚体制必然后果的腐败、舞弊和管理不善所侵蚀。经过很长一段时期，这些东西抵消了计划经济的成果，并削弱了它。导致苏联崩溃的正是这些，而不是中央计划本身有什么固有的缺陷。
古巴所有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并因看到革命成果受到危及而感到忧虑的人，都应当研究俄国革命蜕变的教训。正是官僚阶层的寄生性存在——它本身又是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孤立无援的后果——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社会崩溃。对经济的官僚式计划导致了浪费、管理不善和腐败。最终，官僚阶层决定让自己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古巴的腐败与官僚主义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早已在2005年一场面向大学生的重要讲话中加以谴责。最近，哈瓦那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埃斯特万·莫拉莱斯又以尖锐的方式提起了这个问题。在一篇发表于全国作家艺术家联盟（UNEAC）网站上的文章中，他清楚地指明了当今古巴主要的反革命威胁：
“我们毫不怀疑，反革命正一点一点地在国家和政府的某些层级占据阵地。毫无疑问，越来越明显的是，政府和国家职位上有一些人正在为革命垮台之时给自己在财务上做准备，另一些人或许已经把几乎一切都打点妥当，准备像旧苏联那样，把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
他解释说，黑市和腐败的问题，与其说在于有人在大商场外兜售货架上找不到的商品，不如说在于那些为他们供货的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莫拉莱斯进一步阐述道：
“真正腐败的人，与其说是那些卖奶粉的人，甚至不是那些在商场门口兜售耐用品的人，而是那些凭借自己在政府和国家中的职位，掌控并打开仓库大门的人。”
莫拉莱斯解释说，官僚机构各级的腐败，实际上比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危险——后者在民众中毫无根基、毫无支持，因为：
“同样是这些民众，眼下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但如果他们沾染上腐败的情绪、对国家领导层失去信任，如果他们目睹资源的处置中存在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资源属于人民，这不应只是一句空话），在一场尚未被克服的经济危机之中，他们就会变得意志消沉，在政治斗争中的抵抗力也会被削弱。”
在发表了那篇题为《腐败：真正的反革命？》的原始文章后不久，莫拉莱斯就被开除出共产党，尽管其所在地方支部的成员提出了抗议，而他的文章也被从UNEAC网站上撤下。
正如他本人所说，埃斯特万·莫拉莱斯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身后有50多年的斗争历程。随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谴责这些做法，因为它们会对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产生消极影响。他坚持把腐败问题同官僚主义问题联系起来，并呼吁党的基层成员对二者发起一场运动。
他主张，党的基层组织不应把自己的行动和讨论局限于本地范围，而应从整体上来对待这些问题。他说，当前的状况：
“阻碍了党的基层组织把它们的批评投射到高层去，而这对于基层对上级机构活动的监督来说本是十分重要的”。他接着指出，“党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成员，而不是它任何层级的领导机构。这样的畸变在苏联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
显然，莫拉莱斯触及了古巴革命所面临问题的一个核心方面。劳尔·卡斯特罗接任后，开启了一场关于革命前途的广泛全国性讨论。成千上万、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了讨论，贡献了他们关于如何改进革命的想法。这是一场激发了真正热情的讨论。然而，并不存在一种真正的机制，能让参与其中的人们去决定这场讨论的结果。成千上万条建议被提出、被送上去，然后就再没有人听到任何下文。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决策过程，不如说是一次咨询，而二者大不相同。
缺乏真正的工人民主——即让普通劳动者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经济——是革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它滋生意志消沉、怀疑、玩世不恭，并普遍削弱人民的革命士气。如果这种状况再叠加上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工资购买力下降、人人都意识到国家高层正发生着腐败和盗窃，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头等的、实实在在的反革命危险。
另一个例子是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推迟——它本应在去年举行，而距1997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拖延了长达12年。党的成员中有许多人怀有和埃斯特万·莫拉莱斯一样的忧虑。他们担心官僚机构中的某些部分会像在苏联那样领导资本主义复辟。古巴内部有许多迹象表明存在着这种向左的躁动。
出路何在？
很清楚，现状不可能无限期维持下去，但正在引入的这些措施，究竟是一条出路，还是一种倒退？可以说，在不利的条件下，革命有时必须准备后退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援引列宁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一般命题，有时确有必要后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后退的将领必须小心，不要把后退变成溃逃。而完全不能接受的，是把策略性的后退同彻底的投降混为一谈。
布尔什维克从未抱有任何幻想，以为在落后的俄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多次指出，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一个或几个先进的欧洲国家取得胜利。要不是欧洲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怯懦和背叛，这本是有可能实现的。但俄国革命一旦在极度落后的条件下陷于孤立，后退就不可避免了。
列宁所辩护的那些措施被清楚地阐明为一种暂时的退却，是由于世界革命的迟滞，而不是一条前进的道路。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强调，需要国际革命来援助苏维埃俄国，并与国家机构日益蔓延的官僚化作斗争，以保全工人民主。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之上。
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倾注如此大量的精力，这并非偶然。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同他们的观念格格不入。同样地，切·格瓦拉体现了古巴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切明白，归根结底，拯救古巴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把革命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为了这一事业，他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在拉丁美洲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比1967年要成熟千倍。委内瑞拉革命同古巴一道，为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革命提供了一个凝聚点。查韦斯总统发起第五国际、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倡议，理应得到古巴革命者最热烈的支持。这正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在我们看来，古巴革命唯一真正的出路，就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古巴革命的命运，首先同委内瑞拉革命和拉丁美洲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更广泛地说，同世界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不是一个“输出我们的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积极支援那些正在拉丁美洲及其它地方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革命力量的问题。古巴革命不应向资本主义倾向作出让步，而应当清楚地主张征收寡头、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财产，把这作为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唯一的出路。这恰恰是可以从古巴革命自身鲜活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正是对帝国主义和古巴资本家的征收，才使革命在1959年之后得以前进。
但是，国际主义的政策无法在此时此地解决古巴人民的需要！当然不能！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也不会把战略同策略混为一谈。必须把革命的国际主义政策同解决古巴经济问题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问题在于：这要如何实现？在我们看来，所提出的这些措施不会提供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它们或许能暂时成功地消除或缓解某些短缺和梗阻，但代价是在中长期内造成新的、无法解决的矛盾。
古巴社会的一部分人或许会欢迎所提出的改革，因为他们以为“总算在做点什么了”。但当全部后果显现出来时，这种情绪就会改变。提高劳动生产率唯一真正的途径，是让工人感到他们才是当家作主的人，也就是说，把最广泛的工人民主措施引入工业、社会和国家。
古巴人民已经反复表明，他们准备为捍卫革命作出牺牲。但至关重要的是，牺牲应当对每一个人都一样。打倒特权！我们必须回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苏维埃民主的简单规则——这些规则不是为了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为了革命的第二天：一切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并受罢免权的约束，任何官员的工资都不得高于一名熟练工人，假以时日实行一切职位的轮换（如果人人都是官僚，那就没有人是官僚），不设常备军，而是武装人民。
切·格瓦拉坚持强调道德因素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这显然是对的，但唯有在工人监督的制度下、当每一个工人都感到自己对作出影响生产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决定负有责任时，它才能得到保证。然而，鉴于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一定程度的物质激励将是必要的。
现阶段的基本原则仍将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意味着存在工资差别，正如俄国革命刚胜利之后的情况一样。但差别应当有一个上限，并且随着生产的增长、随之而来的社会财富与福祉的增长，这一上限在未来应趋于缩小。
但最大的激励，显然是当工人感到国家、经济和政权都属于他们的时候，而这唯有在由工人自己作出一切决定、一切民选官员都对他们负责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唯有在这一基础上，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根基才能得到捍卫，资本主义反革命才能被击败。
替代方案是什么？
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初开始他们的改革纲领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铺路。但引入一些市场措施（以效率的名义），经过很长一段时期，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伴随着不平等的大幅加剧、社会福利制度的摧毁等等。
从这一进程中获益的，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官僚们。因此，古巴官僚机构的某些部分把中国当作模范，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人可能对中国GDP的增长印象深刻，却忽视了已经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矛盾。无论如何，把“中国道路”套用于古巴，甚至都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反而会导致计划经济迅速而灾难性的崩溃。来自西班牙、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国的外国跨国公司，已经在古巴运营，正注视着这一进程，并已在抢占位置。他们图的是什么？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岛上宜人的气候，也就是对古巴的再殖民化。
美国统治阶级的一些重要部分已经在质疑：封锁究竟是不是破坏古巴革命最明智的政策，抑或他们正把投资机会拱手让给其它国家的跨国公司。古巴资本主义的复辟，会把这座岛屿打回到1930年代——被外国资本所主宰，沦为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游客的游乐场。但这并非注定的结局。
在古巴内部，有许多人理所当然地对当前的状况感到忧虑，但他们并不想要一个沿着市场路线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提出一个基于革命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的明确替代方案，这就能把成千上万诚实的共产主义者、老战士、知识分子、青年和工人团结起来——他们不准备听任革命被帝国主义或内部势力所摧毁。为了前进，我们首先需要回到列宁的纲领！
荷黑·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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