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10日，复活节星期六，南非共产党（SACP）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武装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简称MK）的参谋长克里斯·哈尼，遭到暗杀。哈尼是革命性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最受群众爱戴的领袖之一，其声望仅次于纳尔逊·曼德拉。在许多人眼中——尤其是在黑人青年当中——他是与那些正在同种族隔离政权谈判的温和派非国大领导人相抗衡的一股激进力量。
大约上午10点20分，哈尼去商店买完报纸，正返回他在博克斯堡道恩帕克的住所。当他跨出汽车时，一个名叫亚努什·瓦卢希的波兰极右翼反共移民、法西斯组织“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Afrikaner Weerstandsbeweging，简称AWB）的成员，走近他，喊他以引起他的注意：“哈尼先生”。亚努什朝他身上开了一枪。当哈尼倒地时，凶手镇定自若地朝他走去，又朝他的胸部和头部连开三枪。随后，他走回自己的车，驾车逃离。哈尼15岁的女儿诺玛克韦兹遇害时正和他在一起。
共产主义革命者
马丁·滕比西莱·哈尼（克里斯是他的党内化名）于1942年出生在特兰斯凯的科菲姆瓦巴村。他的父亲是一名流动工人和工会活动家，曾在矿场和建筑工地做工。他通过《火炬报》（Torch，非欧洲人团结运动〔NEUM〕的机关报）以及共产主义刊物《新时代》（New Age）和《战斗的话语》（Fighting Talk）等出版物，接触到了激进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起初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的成员，但后来在15岁时，转而加入了非国大青年团。
他进入福特哈尔大学学院就读，正是在那里，1961年，年仅19岁的他加入了南非共产党。次年，他又加入了非国大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
在一次采访中，哈尼向卢利·卡利尼科斯讲述了他为什么决定加入南非共产党：
“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我为什么不满足于仅仅加入非国大？就我的出身背景而言，我所属的那个世界，我想是遭受了种族隔离最极端苦难的世界。那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地区，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把光阴消磨在工棚里、宿舍里，远离自己的家人。那是一个连诊所都没有的农村地区，最近的医院大概也在50公里之外。那大体上是一种贫困的生活，连最基本的东西都得不到。每逢干旱，我们的母亲和姐妹们要走3公里、甚至6公里去取水。唯一能弄到的燃料，就是走上5、6公里去砍柴，再背回来。那就是那样一种生活。而我目睹了黑人工人的境遇，那种极端形式的剥削。奴隶般的工资，没有工会权利，对我而言，社会主义的感召力是极其巨大的。人们常说，工人创造了财富，但归根结底他们却一无所获。他们只能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钱来活命，好继续为资本家干活。所以，正是那种朴素的思路、那种朴素的理解——它是我自己观察的产物，再加上理论——打动了我。”
迁居开普敦后，他因散发政治材料而被捕，被判处18个月监禁。在保释候审期间，他逃离了这个国家。在此后的28年里，他在流亡中组织非国大的力量，还于1967年在津巴布韦参加了反对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罗得西亚政权的战斗。
《哈尼备忘录》
1969年，他是在所谓《哈尼备忘录》上签名的五位武装组织知名成员中的第一人；这份备忘录对非国大和民族之矛领导层的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备忘录开篇写道：
“我们作为真正的革命者，对非国大内部腐败所达到的骇人深度、以及伴随这种腐败而来的民族之矛的瓦解，深感震动。”
这一批评集中于该组织流亡领导层的腐败与生活方式，并将其与国内受压迫黑人群众的生活状况相对照：
“非国大海外领导层的钻营之风令我们深感不安，他们从各种意义上说，都已变成了职业政客，而非职业革命者。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向那些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发放薪水，对领取这些钱财者的革命观念是极其有害的。毫无疑问，这类酬金会腐蚀任何层级的干部，其效果是使人们履行职责或担任职务，是出于金钱的诱惑，而非出于对事业的忠诚。”
它还批评了那些用来清除异见的官僚化警察手段：
“保安部是对内的。它对敌人无所作为。它没有取得任何具有军事意义的成果。（……）
“在开展其对内活动的过程中，保安部已经变得声名狼藉。在其中任职的人，其核心任务就是压制和迫害民族之矛中那些忠诚的干部——这些干部参加斗争，除了身上的锁链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
最后，它还批评了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相分离的做法。
备忘录中提出的这些批评，表达了一批真正的革命者对其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不满。然而，他们的批评还不够彻底。至关重要的政治与战略问题，是那套“两阶段论”——即在所谓的“民族民主革命”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所作的僵硬划分，这是被斯大林主义化了的南非共产党强加给非国大的。在这套僵化的斯大林主义图式中，必须由非国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被认定为第一阶段，它将导致种族隔离的失败和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建立。只有在那之后，社会主义的问题才会被提出，而南非共产党届时会以某种方式成为领导力量。
备忘录的签署者们遭到停职处分，但以奥利弗·坦博为首的非国大领导层，被迫召开了1969年的莫罗戈罗协商会议，会议发布了一份由南非共产党领导人乔·斯洛沃起草、听上去颇为激进的《战略与策略》文件。革命青年们想把社会主义写入纲领，但被南非共产党的领导人拦住了。文件谈到了争取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却把它设想成一个虚构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文件里对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我们全体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的寥寥数处提及，是作为对激进派的让步而加进去的，被停职的民族之矛战士也获得了复职。会议还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从而确保了南非共产党对非国大政治路线的主导。
在整个这段经历中，哈尼展现出了他的独立性和对革命原则的忠诚，这些特质有助于他巩固自己作为一名激进领袖的形象——一个与运动中革命基层的抱负紧密相连的领袖。
他从三次暗杀企图中幸存下来。从1974年起，他成为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87年被任命为“民族之矛”的领导人。
革命，还是谈判？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南非正处于一场革命性高涨的阵痛之中。强大的南非工会大会（COSATU）于1985年成立，把黑人无产阶级的队伍组织了起来。1986年爆发了索韦托起义，被种族隔离国家血腥镇压。1987年5月，250多万工人为争取一份维持生计的工资，举行了全国性的罢工抗议。紧接着，34万名矿工又举行了历史性的21天大罢工。
最后，1989年，一场群众性的“全国抗命运动”，通过罢工、抵制和大规模示威，使数十万人行动起来，矛头直指整个种族隔离政权。这场运动迫使该政权解除了对包括非国大在内的群众组织的禁令。正是在这个时候，随着1990年非国大被解禁，克里斯·哈尼得以重返南非。
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分裂。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制度无法再靠镇压来维持，因为那会有引发一场彻底革命的危险，而这场革命将终结资本主义，并随之终结他们的权力、财富和特权。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清楚，“一人一票”意味着一个由非国大主导的政府，他们害怕这可能会打开一场走向剥夺资本主义之运动的闸门。那些更有远见的分子意识到，他们必须依靠、仰仗非国大那些中产阶级领导人，通过作出实质性的民主改革，来把群众约束住，确保资本主义得以延续。
回到南非后，哈尼全身心投入到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之中。1992年9月，他在一系列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比绍惨案的群众动员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9月7日，大约8万名游行者，在克里斯·哈尼、西里尔·拉马福萨和罗尼·卡斯里尔斯的率领下，向比绍（当时是种族隔离政权所设立的所谓“西斯凯家园”的首府）进发。他们的目标，是推翻这个班图斯坦中的傀儡军事当局，并把西斯凯重新并入南非。
当游行者试图绕过一道铁丝网栅栏时，西斯凯国防军（CDF）的士兵未经警告，就用自动武器和榴弹发射器开火。这场惨案造成2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在这样的条件下，曼德拉周围的领导层——他们为了在南非保住资本主义而寻求妥协——正玩着一场微妙的平衡把戏，以图把革命的基层约束住。工人和青年把争取民主的斗争，看作是争取就业、土地改革、住房等等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来自下层的压力，体现在一些领导人物更为激进的立场和演说之中，他们更贴近基层的革命抱负。克里斯·哈尼正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
多年以后，维基解密披露了一份美国外交密电，其中讨论了克里斯·哈尼与塔博·姆贝基（他将于1999年成为南非总统）二人不同的性格。
“3. 如果姆贝基和哈尼（两人都是48岁）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友谊，我们会感到惊讶。（……）
“4. 姆贝基是个圆熟老练的外交家，一般认为，近年来从武装斗争转向谈判的整体政策转变，主要是由他一手谋划的。（……）
“5. 尽管哈尼无疑支持非国大的官方政策，但在涉及‘民族之矛’（MK）的作用时，他却在悬崖边上如履薄冰。他许多公开的言论——南非政府认为这些言论具有煽动性、且违背了非国大与南非政府之间协议的精神——只会使塔博迅速推进谈判的工作复杂化。（……）
“6. 很难有哪两种政治风格比姆贝基和哈尼的风格差异更大了。姆贝基对各种问题采取一种冷静、理性的态度，并以低调含蓄的措辞加以表达。他同南非政府官员、工业巨头、南非白人舆论领袖、外国使节等打交道的权威，仅次于曼德拉。（……）
“8. 哈尼则更像一个平民百姓中的人物。他一般不介入谈判进程（作为武装行动工作组的主席除外——据说他参与其中时干得不错）。他避免同外交官、记者、商人等接触，却常常身穿准作战军装出现在城镇的公共讲台上，发表激昂的演说，令听众群情激奋、欢欣鼓舞。哈尼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意经营这种激进的形象，并心甘情愿地被非国大利用，作为对抗泛非主义者大会（PAC）争夺城镇青年灵魂之努力的一枚挡箭牌。”
显然，哈尼坚定地信奉南非共产党和非国大领导层的“两阶段”政策，也就是说，需要有一个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相分离、相区别的民族民主阶段。他甚至公开谈论“混合经济”的必要性，同时又主张国有化和土地改革。
但他也会谈论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并且是南非共产党那个极为引人注目的领导人。在运动的全国性领导人当中，他是那些更多地承受着来自基层激进压力的人之一，这一点反映在他群众集会演说的语调之中。他是在苏联解体之际接掌南非共产党领导权的，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有一半成员辞去了职务。
他拒绝参加未来的民族团结政府，也许是因为他对整个局势以及正在作出的种种让步怀有严重的疑虑：
“一个新政府的种种特权和好处，对我并没有真正的吸引力……这个国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身居内阁、是否是某个要害部门的部长，而在于我们为我们人民中劳动群众的社会境况改善做了些什么。”
哈尼之死
1993年对哈尼的杀害，除去了一个本可以充当激进力量、成为挑战曼德拉和姆贝基之潜在凝聚核心的人物。
它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愤怒与反抗的高涨，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把那个遭人痛恨的种族隔离政权悬在了半空之中。倘若当时有一个有能力、也愿意带领运动走向胜利的革命领导，资本主义的种族隔离制度本可以被一举扫除。正如泰德·格兰特所评论的：
“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进程〔即在美帝国主义怂恿下，种族隔离政权与非国大领导人之间试图达成一个谈判解决方案的尝试〕看上去都濒临破裂。其中之一，就发生在克里斯·哈尼遇刺之后——当时黑人青年举行暴动，要求非国大领导人采取行动。而他们得到的唯一答复却是’保持冷静’。”
非国大的领导人们，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他们的全部威望，才勉强遏制住他遇害之后随之而来的群众高涨。曼德拉获准进行了一次电视直播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保持冷静与和解，而群众当时想要的却是斗争与复仇。
1993年4月15日，600万人走上街头，举行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抗议总罢工。一位目击者向《社会主义呼吁》（第12期，1993年5月）描述了其中的一些场景：
“暗杀发生后第二天的自发行动，将曼德拉排挤到了一边。在开普敦，成千上万的游行者，其人数甚至超过了1990年2月欢迎曼德拉同志获释时的人群。
“非洲青年主导了整个场面。一如往常，'toyi-toyi'舞〔一种在南非抗议活动中表演的舞蹈〕的节奏，决定了游行者的战斗性程度。这一次的‘toyi-toyi’舞是一种飞快的疾奔，只有青年才跟得上。
“游行者从四面八方涌入市中心。
“当他们进入市区时，他们的愤怒和战斗性在一阵阵自发的破坏爆发中冲决而出。”
群众的愤怒，尤其是青年的愤怒，也指向了运动的领导人——后者非但不去组织斗争，反而不断呼吁和平与谈判：
“尽管电台已经宣布、报纸也一再重复，说悼念仪式的地点将是圣乔治大教堂，但游行者们抵达后，却被挡了回去，被打发到了大阅兵场。
“与此同时，某些达官贵人和要人却正在大教堂里聆听讲话。人们于是不得不在烈日下等候他们的领导人到来，其中包括穆罕默德·阿里。漫长的等待之后，到场的却只有音响设备。到这时，人们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以至于当一位非国大的全国领导人特雷弗·曼纽尔呼吁和平与秩序时，遭到了人群中一些人的殴打。
“同一天在索韦托，当曼德拉呼吁继续同国民党谈判时，遭到了嘘声，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
“在通常引领潮流的东开普地区，发生了对警察局和市政建筑的袭击。”
当时资产阶级媒体的报道描述了这种情绪：
“这场全国性抗议，是数月来最为暴烈的抗议之一，它反映出人们对哈尼上周六遭暗杀（据称凶手是一名白人极端分子）所怀的根深蒂固的愤怒，以及对谈判进展缓慢的日益不满——在那些仍被赤贫所困、渴望变革的城镇里，尤其如此……
“这场流血事件再一次表明，南非警方无法在不动用致命武力的情况下控制抗议活动……但从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到德班、约翰内斯堡，伴随着数十场游行而来的骚乱和抢劫，也表明非国大领导人无力控制他们那些更为激进的年轻支持者。
“这些追随者中，许多人一直对非国大参与同白人少数派政府进行宪法谈判的决定心存疑虑，他们之所以支持这些谈判，仅仅是出于对哈尼这位广受爱戴的非国大领导人和关键谈判代表的敬仰。（……）
“索韦托愤怒的情绪，甚至更早时候、在曼德拉讲话期间就已显露无遗。人群高举的标语牌中，有几块写着：‘为哈尼之死，必须暗杀德克勒克。’
“尽管曼德拉登台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当他友善地提及德克勒克执政的国民党对哈尼之死表示哀悼时，却遭到了嘘声和奚落。（……）
“在开普敦的一场游行中，黑人青年在一场持续两小时的混战中洗劫了数十家商店，混战中一名黑人青年被枪杀，一名和平监督员被刺伤，一名警察中枪受伤，而非国大官员特雷弗·曼纽尔在试图恢复秩序时，遭到了他自己的支持者的殴打。”
《纽约时报》也报道了群众的愤怒，这种愤怒有时指向非国大领导人，或是对他们的公然违抗：
“在全国各地，非国大部署的人群控制纠察员们，竭力想约束住愤怒的青年，却往往力不从心。在开普敦、德班、伊丽莎白港、彼得马里茨堡以及其他城市，集会演变成了抢劫、纵火以及同警察冲突的狂潮。
“‘不要和平！要战争！战争！’开普敦的暴动者们高呼，那里有两人被杀，一列火车被掀翻。开普敦数十名伤者中，包括一位知名的黑人领袖，他在试图约束暴动者时被一拳打在了脸上。
“……对非国大而言，这是一次令人难堪的展示，暴露出温和、倾向妥协的领导层，同城镇中那些桀骜不驯、心怀不满的年轻人之间的鸿沟。
“在索韦托一座危险地挤得水泄不通的露天剧场里，非国大主席纳尔逊·曼德拉费力地向人群解释纪律与非暴力的必要性，而人群却朝着讲台涌来，在他整个讲话过程中不耐烦地骚动着。
“他那语无伦次的讲话，被模拟枪声的鞭炮的噼啪声打断，也被嘘声打断——当曼德拉先生提到他在执政的白人国民党中的谈判伙伴时，人群报以嘘声。
“‘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太老了，他不想战斗了，’来自索韦托、38岁的失业者拉塞莱蒂·科马内这样评价74岁的曼德拉先生。‘我们要战斗。’（……）
“非洲人国民大会动员了数百名纠察员，他们过去曾善于把庞大的人群从麻烦中引开，而曼德拉先生也一再出现在电视上，恳求公众摒弃暴力。”
由于缺乏一个本可以驾驭那股愤怒、驾驭南非无产阶级的力量、把斗争引向不仅推翻种族隔离、而且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领导，哈尼遇刺的结局，反倒是加速了向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过渡。
曼德拉和非国大领导层动用了他们的全部威望，来遏制这场运动，并重启同该政权的谈判。那些谈判的结果是：经济财富原封不动，而国家权力则被移交到了非国大精英的手中。
非国大领导人早已坚定地投身于资本主义，并且通过“日落条款”——它约定通过非国大与旧政权之间为期五年的权力分享来逐步废除种族隔离——他们甚至连温和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都加以拒绝，而这些原本是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在那时，曼德拉告诉德克勒克，需要确定一个民主选举的日期，以安抚群众。
哈尼是被一个波兰新纳粹分子亚努什·瓦卢希杀害的，此人是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伙AWB的持证成员。但他并非单独行事。他所使用的那把枪，是克莱夫·德比-刘易斯给他的——后者是保守党的影子经济事务部长。那把枪是从一处军事设施中盗取的。瓦卢希和德比-刘易斯都被判处死刑，但后来随着死刑的废除，他们的刑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多年来，一直有人强烈地怀疑他们并非单独行事，但这一点从未得到充分的调查。有人指出，种族隔离政权的秘密警察暗杀小队“弗拉克普拉斯C10”也参与了这场暗杀。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之前，秘密警察机构就已多次参与在南非和莱索托暗杀克里斯·哈尼的密谋。
德比-刘易斯于2016年因病获假释出狱，不久后死去，至死不悔。他始终坚称，自己的行动是“为了保卫我的人民，他们正面临着被共产党接管的威胁”。
瓦卢希于2022年12月获假释出狱，哈尼的遗孀对此提出了抗议。
在克里斯·哈尼遇刺30多年后，南非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并没有为那些通过巨大牺牲、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黑人劳动群众多数带来好的结果。因此，他捍卫社会主义的那些话至今仍未过时：
“对于大地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90%的人类而言，社会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将塑造一个崭新的、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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