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在1956年10月，匈牙利人涌上街头。他们同斯大林主义的专政搏斗了十一天。到最后，他们是在一街一巷地同苏联坦克作战。这是一场在匈牙利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以下是Ben Gliniecki为Peter Fryer《匈牙利悲剧》（Hungarian Tragedy）新版导言所写的节选；作者是英国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总书记，该党是革命共产国际的英国支部。本文原发于 communist.red】

七十年前，在1956年10月，匈牙利人涌上街头。他们同斯大林主义的专政搏斗了十一天。到最后，他们是在一条街一条街地同苏联坦克作战。这是一场在匈牙利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匈牙利政权是人人痛恨的。它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实质上却是官僚主义的——以苏联为样板，受莫斯科的严格控制。这个毫无生气的政府自1949年诞生之日起就在官僚主义的方向上变了形。但在1956年，一场争取工人民主、反对斯大林主义镇压的活生生的运动把它摇动了。同斯大林主义者的诬蔑相反，这从来不是一场要复辟资本主义的运动。它是普通匈牙利人的一次尝试：要把自己生活的控制权拿到手里，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场革命最终被铁拳和苏联坦克镇压下去。它对苏联官僚层构成的威胁有多大，可以从死亡人数上衡量出来：数以万计的匈牙利工人被杀，受伤者更不可胜数。

1919年和1945年的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一年之前，1917年十月（儒略历），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改变了整个局势，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了日程。1919年的革命运动把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推上了执政地位。由于匈牙利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又遭到帝国主义支持的罗马尼亚军队入侵，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没来得及巩固自己，就被外来的入侵推翻了。

到1919年年底，法西斯反革命在匈牙利已成定局。领头的是前帝国海军上将霍尔蒂；他掀起了一场血腥的白色恐怖浪潮，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希特勒的盟友。这段经历留下的可怕记忆，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1956年革命期间，复辟资本主义和霍尔蒂主义这种事从来没有真正被提上日程。

1945年，胜利的红军开进匈牙利，把纳粹及其同情者赶了回去。但斯大林无意在东欧建立健康的工人国家——那只会鼓舞俄国工人去重新恢复列宁的真正传统。斯大林主义者反而把匈牙利变成了缩小版的苏联。

它有计划经济，却缺少工人民主，再加上令人窒息的官僚机构和残暴的秘密警察。这就意味着，当征收、国有化和经济计划推行的时候，广大工人并没有自觉地参与进去。经济计划和废除资本主义是自上而下、通过官僚手段引进匈牙利的。

这种遥控式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带来的是官僚主义的低效，以及苏联对东方阵营工业有系统的掠夺——为的是建起自己的工业基础。消费品的生产被牺牲掉，去换取重工业的发展。然而，即便有这些官僚主义的扭曲，计划经济还是带来了许多成果：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都有改善，妇女地位也有进步，主要表现为同工同酬和一部分社会化的托儿服务。

与此同时，官僚层正在为自己积攒巨大的特权：豪华的度假别墅、高级轿车、更好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只要经济还在增长，人们就还能忍受这一切。然而，这些矛盾不可能永远留在水面之下。

 

 

 

 

斯大林之死与东方阵营的危机

1953年，斯大林去世，莫斯科出台的政策——相应地也包括布达佩斯的政策——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在莫斯科幕后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之后，赫鲁晓夫掌了权，并朝改革苏联体制的方向走了几步。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反对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专政，而是因为他看得出苏联社会里正在积聚起相当危险的不满。他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够挡住自下而上的革命。

赫鲁晓夫有充分的理由担心。1953年，东德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和街头战斗。在捷克斯洛伐克，几个大城市发生了骚动。连苏联本国也出现了罢工和抗议。

在匈牙利，官僚层照样办事，把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从政府首脑的位置上撤了下来。

接替拉科西的是伊姆雷·纳吉，他被看作一个“自由化派”。他提出放弃强制的土地集体化、释放政治犯、降低那个人人痛恨的国家保卫局（AVH）秘密警察的地位。战后统治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原本是一片铁板一样的灰色，这是第一次有另一种色调渗进来。纳吉成了匈牙利最先进、最激进、最具革命性的那些阶层的一个参照点。

但纳吉同赫鲁晓夫一样，说到底仍然是官僚层的一部分，他那套“自由化”的方针也是有限度的。在他任总理期间，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仍然被 AVH 关在牢里。

到1955年，匈牙利经济陷入危机，这要归咎于官僚主义的胡作非为——在一个没有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里，这类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油田因为开采速度提得太快而被水淹；房屋盖得故意达不到规定标准，只为了完成生产指标；货物必须按期发出，哪怕其中40%是次品。

1955年，赫鲁晓夫又一次改变了方向。他开始害怕：要是让群众尝到了改革的滋味，只会让他们想要更多，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尤其如此。于是纳吉在1955年4月被撤职，并被开除出共产党；强硬派拉科西又一次被召回来，让两年以来的新政策统统开倒车——这同1953年做过的事恰好相反。

莫斯科对匈牙利政府的全面控制明摆在那里，加上官僚层忽左忽右的摇摆，激起了匈牙利工人的愤慨——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机会去掌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社会和经济。

从1900年代初起，匈牙利人心里就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民族不公之感。他们基本的民主权利——做一个自治的民族——一直被剥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国家被战胜国列强分割，丢掉了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斯大林主义者违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一切忠告和政策，在1945年之后继续肆意践踏匈牙利人的民族权利，积起了巨大的怨恨。撤换纳吉成了这股愤怒的避雷针，因为人们把他看作匈牙利民族民主权利的捍卫者，看作对抗飞扬跋扈的莫斯科官僚层的人。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作报告，谴责了斯大林的罪行。他希望把过去一切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斯大林这个人身上，以此给官僚主义的苏联政权正在发展的危机盖上盖子。但一个掌权的个人所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他代表社会上的一个阶级或阶层，而这个阶层在苏联依然大权在握。赫鲁晓夫的报告本来不打算传出党的机关之外，却很快被泄露到社会上——于是人们开始对整个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提出质疑。

在匈牙利，全国上下开始沸腾起讨论和争论。一群知识分子组成了以1848年的诗人和革命家命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开始以半公开的方式聚会、讨论改革的主张。秘密警察渗透进了这个俱乐部，可是让他们的上司大为惊骇的是，这些警察密探自己从会上回来以后，竟然也认定改革是必要的。有些人甚至在一份这样主张的宣言上签了名。

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整个东方阵营的事态开始加速。1956年5月，苏联的坦克和军队被派进格鲁吉亚，去镇压一场由紧缩措施引发的起义。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开始了罢工和抗议运动，并迅速蔓延到全国。

同每一个正在发展的革命局势一样，官僚层在如何对付这股上涨的不满潮水上发生了分裂。有些人赞成改革，以重新建立共产党的信誉，好让它能够控制运动。另一些人则赞成强硬镇压。

在匈牙利问题上，官僚层无法决定走哪条路，因为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最后，拉科西在1956年7月被撤职，因为群众太恨他了；可接替他的是一个同样狠毒的强硬派——亚诺什·卡达尔。纳吉同时又被进一步降职。共产党的信誉正在迅速接近谷底。

点着火焰的那颗火星

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好。可燃的材料在1956年整个夏天里积累起来，所需要的只是一颗火星把它点着。10月23日，布达佩斯举行了一场抗议——由学生发起，却包含了范围广泛的政治诉求：恢复纳吉的总理职务；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党领导；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苏联保持友好；苏军撤出匈牙利；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匈牙利的铀矿储备由匈牙利自己使用。此外还有一条：声援波兰的工人。这场和平抗议有数万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参加。

匈牙利的领导人完全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他们上了广播，宣称示威者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激怒了群众，他们聚集到共产党机关报总部旁边的一个广场上。

国家保卫局的秘密警察惊慌失措，向示威队伍开了枪。抗议者立刻走向普通警察和士兵；这些人听说了刚刚发生的事，就把武器交给了人群。几分钟之内，布达佩斯的工人就用步枪和机枪武装了自己，而一个庞大狰狞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在群众的武装运动面前化为了乌有。

在任何革命局势中，事态都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武装起来的抗议者要求一名政府部长出来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满足示威的诉求。等到一小时后有部长赶到时，人群已经完全转向反对政府，把他从台上喝了下去。

第一次入侵

群众的情绪和愤怒迅速发展，苏联当局的惊慌也同样迅速地发展。10月23日至24日夜间，苏联出兵匈牙利，要镇压这场革命。匈牙利工人和青年的抵抗极其凶猛。他们涌上街头，用手边一切能用的东西同苏联士兵作战。十三岁的孩子朝推进中的军队投掷自制燃烧瓶。

苏联士兵当中有些人被告知，他们是被派去镇压一场法西斯叛乱的；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场人民的抵抗讲的是另一回事。在同群众联欢之后，士兵们开始离开自己的坦克，加入示威队伍。

从这里开始，事情发展得很快。当 AVH 继续向示威者开枪时，苏联军队上前保护人群。官僚层能感到脚下的地面正在塌下去，不得不把军队撤了回去。

到这时，群众示威的主要诉求已经凝聚成两条：苏军撤出，取消 AVH。与此同时，在不断发展的革命局势的压力下，工人和农民开始本能地朝着全国范围的工人监督和民主迈进。每一个镇、每一座城市都成立了工人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把自己叫作“民族的”或“革命的”委员会——他们不要“苏维埃”这个词，因为它已经被斯大林主义弄脏了。

革命从城镇扩散到农村。那些人人痛恨的强制合作社被解散，经营它们的那些不称职的官僚被赶了出去。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把粮食送往布达佩斯，免费分发，以支援革命。尽管集体化的农场被拆散，农村各地还是通过了决议，声明农民不会接受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的回归。

工人征用了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他们的革命。报纸到处涌现——原来的六份官方报纸，几天之内就被25份新报纸盖过去了。监狱被打开，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其中许多人多年来一直被认为已经死了。一个遍布整个布达佩斯的秘密地下警察通道网络被发现了。

官僚层接下来的一步是在10月25日撤换那些激怒了群众的强硬派，并让纳吉复任总理。但这太少，也太晚了。他重新上任的第一天就宣布了戒严，议会外有300名工人被国家的武装力量杀害。对于仅仅两天之前还把纳吉看作对抗苏联官僚层的一股平衡力量的人来说，这些幻想被打碎了。

整整一个星期，权力掌握在工人和他们的革命委员会手里。当政府奉莫斯科之命屠杀自己的人民时，这些委员会被看作这个国家唯一合法的管理机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这个国家唯一真正的武装力量。这些委员会要求：把生产的控制权交给工人委员会；提高工资并限制工资差距；迅速推行一项住房建设计划。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正在千百万人心中形成。在这个远景里，纳吉政府没有位置——它悬在半空中，除了自己谁也不代表。

 

 

 

 

第二次入侵

当然，同任何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样，革命进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它有大量的矛盾。街头和抗议队伍里不可避免地有亲资本主义的分子。中央情报局（CIA）、天主教会以及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都试图把局势扭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但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压倒性的前进方向是朝着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斯大林主义者还是抓住个别的反动反革命例子，来为他们接下来所做的事找借口。

对赫鲁晓夫来说，还有最后一掷，要去粉碎这场有可能蔓延到整个东方阵营乃至苏联本身的革命。匈牙利的每一座城市都被苏联坦克包围；11月4日星期日凌晨4点，炮击开始了。这一次，士兵奉命留在坦克里，不得同平民交谈。任何对居民表示出同情的苏联士兵——据报道这样的事例很多——都被自己的指挥官枪杀。士兵们被告知，他们是在柏林同德国法西斯作战。一切可能的措施都用上了，以防重演第一次入侵时出现的联欢和逃离队伍的情形。

第二次入侵的残暴本意是要一击之下粉碎这场革命。可匈牙利工人并不那么容易被吓倒。布达佩斯被炮击了四天四夜。坦克白天在城里巡逻，把白磷打进楼房使其燃烧，并在近距离炮击民宅。布达佩斯的工人、士兵、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走上街头，誓言战斗到最后一刻。

到11月10日，战斗结束了。纳吉再一次被撤换，这一次换上的是强硬派卡达尔。抵抗以总罢工的形式继续进行。甚至有报道说，直到1959年还有零星的罢工和示威；而苏联则在收紧自己的控制，把更多军队派驻匈牙利长期驻扎。

这场革命的教训

尽管遭到失败，这些事件证明了：除了回到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有另一种替代出路。正因为如此，官僚层才非把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不可；也正因为这样做，莫斯科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一场危机，导致其队伍内部的分裂和士气低落。

匈牙利革命勉强持续了两个星期，但在这段时间里，工人从第一次广播中呼吁联合国干预，走到了最后一次革命性的广播中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1956年的匈牙利，只是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危机中的一段插曲。这一时期震动俄国及其盟国的那些剧变，是斯大林主义核心处那个根本矛盾的征兆：没有工人民主，计划经济是无法存活的。

这个矛盾最终推倒了柏林墙，使苏联解体。但到那时，运动已经被劫夺，1956年的传统被空洞的自由主义、被那种说它代表一场回归资本主义的运动的说法所闷死。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见的，官僚层中很大一部分人投向了资本主义，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七十年后，继续匈牙利英雄的工人和青年的斗争，这个任务落到了新的一代身上。斯大林主义已经不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但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同样必须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卡尔·马克思把革命描述为“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匈牙利革命恰恰就是这样。我们的革命也必须如此。我们应当汲取历史要教给我们的教训，并从先行者的献身精神、战斗意志和牺牲中获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