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第55期的社论——该刊是革命共产国际的理论季刊。点击此处下载中文捍马杂志!】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
在筹备本期杂志的过程中,一位同志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是什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熟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读者,心里也许早已备好了答案。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些司空见惯的、熟知的常识,正因是我们对其熟知,所以其真面目并未向我们展现。
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想要深入理解一个事物,就不能预先设定答案,也不能想当然地认定自己的方法可靠。
我们必须有条理地就对象本身去考察它,并在考察中揭示它如何必然地展开自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我们要走的正是这条路——那就上马吧,同志们。
论断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从最简单、最直接的那种答案入手。随便找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请他列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理由,他多半会给出这样一份清单:
- 客观性: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物质世界,它独立于人而存在。人本身是自然的产物,而且归根到底,我们的观念是物质世界的反映。
- 合规律性:这个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同它相处,我们就能发现它的规律。
- 实践:懂得了社会和自然的规律,我们就能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变世界。归根到底,也正是这种实践才是我们思想的证明。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科学原则。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任何一门严肃的科学。就此而言,这份清单完全正确。
但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一停。我们真的能满足于这个答案吗?它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又凭什么证明自己成立?

一个论断,如果没有论证,就什么也没有说明。这个道理明显得说出来都显得荒唐。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本着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诚意,说出一连串泛泛之论和口号;这些话完全正确,却什么也没有说明。
仅仅断言自己是科学的,再附上一份理由清单,这确实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但它绝不构成论证。为什么偏偏是这份清单,难道别的清单不对吗?它从哪里来,又该怎么用?如果我们想弄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科学的,这份清单就必须得到解释说明,而不是被一语断定。
方法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个论断,也不是一份随手开列的原则清单。它首先是一种方法,而方法对科学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是最彻底、最自觉地贯彻上述那些科学原则。正是这一点,给了我们的学说无与伦比的优势。
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方法为什么重要。在今天号称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那些东西里,人们常常大谈“应当”如何。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饥饿应当不再存在,资本家应当把全人类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这些说法很少有人会反对。
扶贫慈善机构不断呼吁:统治阶级应当把过剩的农产品重新分配出去,因为正如他们正确地指出的,世界生产的粮食足够养活一百亿人。然而这个良好的愿望一撞上现实的高墙就粉碎了:在资本主义下,粮食是作为商品为利润而生产的,不是为了养活人。挨饿的人口如果掏不出钱,市场规律就要求把过剩的粮食销毁掉以维持价格,而不是把食物捐出去。
尽管关于“应当”如何有种种出于善意的道德论说,真正落实的却寥寥无几。为“应当”而进行的运动,最后变成了散播幻想的运动,让人以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改良,于是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本来是一种反对普遍饥饿和赤贫的思想,如今却成了一种让制造饥饿和赤贫的制度得以永续的思想。
这种“应当主义”建立在个人的主观愿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它无视这个世界赖以运动的规律;因此在实践中,它反倒挫败了自己的目的。换句话说,它在我们那份清单的三条上统统不及格。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列宁这样写道。这句话的力量在于: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不是应当发生什么,而是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只有按现象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按我们的愿望去客观地理解它们,并把握使它们产生的规律和动力,我们才能改变它们。

拥有一套自觉的探究方法极为重要,因为找错了地方,就只会找到错的答案。
不过,抽象地说出一套方法,终究还只是一种意图和一句承诺。严肃的人完全有理由追问:它从哪里来?它能产生什么?又是怎样产生的?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比光把这些原则摆出来当作论断,已经要再深一层,但它还不是证明。
结果
说到这里,敏锐的读者会提出异议:我们这套以客观性、合规律性和实践为原则的方法,并不是一堆随意拼凑的观念;它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长期科学探究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同以往一切的决裂、是凭空变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前人成果之上的。这一点,乔什·霍洛伊德(Josh Holoryd)和哲荣·梅特勒斯(Jérôme Metellus)在本期《马克思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文中作了说明。
科学方法本身,是在数十万年的反复试错中得来的:从早期社会的实践经验,到无数学派一代接一代的系统工作。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人们才得出这样的认识:世界独立于他们而存在,它有自己的规律,而掌握了这些规律,就能利用它们为自己造福。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来的一场场科学革命,把这些结论发挥得比前人任何一位都更加锐利,并成功地把它们运用到人类社会本身。
客观性、合规律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条科学原则并不只是一种意图或一个起点,而是一个结果:整部科学史最总体的结果。这就使它们凝聚了人类的全部经验。
这绝不是次要的问题。一个旅人在出发之前,可以告诉我们他将会经历什么、打算怎么走。但如果同一个人走完这趟旅程回来,再向我们讲述他得到的教训,那么他的话分量就完全不同了,哪怕他说的和出发时一字不差。
不过我们仍得承认,光是把结果陈述出来,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它。事实上,孤立地看,这个结果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关于研究对象的任何东西。我们那些原则的证明在哪里?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它们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里,一台超级计算机运算了750万年,去寻找“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终极问题的答案”。它给出的答案是42。这个答案把书中人物弄得一头雾水,逼着他们踏上一场疯狂的旅程,去弄清那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这台计算机又是怎样得出这个结果的。

正如解剖台上摊开的一整套器官并不是一具活的身体,一条条并排摆好的正确结论也不是一门活的科学。这样一种辩护,会在无意之间把它想要捍卫的东西做成标本。
结果单就其自身而言,不过是一份静止的、彼此不相连的概念清单。因此必须把它放回应有的位置:放在一个发现过程的终点,而这个过程的全部经历必须先被理解。

探究
我们来看看科学及其方法的历史,就以生物学为例。今天,科学的起源常常被掩盖,仿佛它是从一些未来科学家的头脑里整个地蹦出来的。这就抹掉了最关键的事实:科学产生于社会生产的实际需要。最早的科学是天文学和数学,它们直接生长于农业、航海和大型基础设施的修建。
生物学起初并不作为一门专门科学而存在,但它早已潜藏在早期社会的实践之中。远古人类丝毫不知道达尔文的物种演化论,却已经在用选择的原理,把狼培育成狩猎和护卫用的狗。后来农业社会出现,人们把野草栽培成小麦、水稻、粟和玉米,把山羊、绵羊、牛和猪驯化过来,取其肉、奶、皮、毛和粪肥,最后还给它们套上了犁。
这一切都是在实践的反复试错中自发完成的,几乎没有得到理论的帮助。古代也有个别思想家提出过预示达尔文演化论的看法。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就说过:自然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那些不适应的、“畸形的”生物因为无法成功繁殖而灭绝了。
就那个时代而言,这些思想令人惊叹,但终究只是出色的猜测:它们依据的是有限的个人观察,无从进一步发展。要揭示生物学背后的规律,就得先把它的事实收集起来、整理清楚。
生物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描述了约500种动物,并解剖了其中许多;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对植物做了同样的工作;罗马军团的外科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编出了一部收录600种药草的手册,十五个世纪之后人们还在用它。此后约两千年间,收集、解剖和分类一直是生物学的主要工作。
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各门科学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大学和科学协会的网络不断扩大,世界贸易又把大量新物种和标本送到欧洲科学家手边。
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兼动物学家卡尔·林奈提出了近代的动植物分类系统,为堆积如山的新经验知识建立了秩序。他在《植物种志》和《自然系统》中,按照共有的形态特征把一切生物归入一个层级结构。他最初把整个自然界分成三界(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再把每一界依次分为纲、目、属、种。
这是两千年知识积累的最高成就。而最重要的是,它为真正科学地研究整个生命世界提供了起步的材料。
林奈的系统虽然是一大进步,却是僵硬的。在他笔下,生命成了一张固定不变的格子表:一个个界限分明、由神安排好的类别,每个生物都占着一个不可更改的格子,名字则完全按照表面的解剖特征来定。要理解和说明物种及其性状的内在联系,先得有一个外部的分类。但这种分类一旦完成,就变成了生物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查尔斯·达尔文指出了出路。他在贝格尔号的航行途中发现,他所遇到的物种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变异:有些形态偏离了旧分类中“天定”的位置,跨过了人们以为固定不变的界线。
在多年的观察、实验和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演化论:一切生命都通过一个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演化,其动力是生存斗争。他的巨著《物种起源》就从最早的文明起步的地方讲起,也正是我们这篇文章起步的地方:驯化。它指出,育种者凭选择性所做的事,自然凭必然性也在做。
达尔文的理论建立在三个简单的事实之上。第一,生物是会变异的:同一物种的任何两个个体都不会完全一样。第二,这些变异有一部分会传给后代。第三,出生的数目远远超过能够存活的数目,所以大多数个体在繁殖之前就死去了。由此可以推出:能活下来的,往往正是那些变异恰好适合自身生存条件的个体。它们把这些性状传下去,物种的演化就是这样发生的:更能适应自身条件的新物种兴起,不能适应的则归于消亡。
林奈的分类依据的是外部性状,其内在联系并未得到证明。达尔文补上了这一环:他证明了一切生物都归属于一个层层嵌套的类群秩序,而这些类群由共同祖先联系在一起。
于是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预先定好的固定结构,而是“生命之树”:处在不断转变之中的生物,一个按自身规律展开的历史过程。而这些规律,如今正一条条向我们显露出来。
生物学不再是一份名称清单,而成了一门关于客观规律的科学。
同一切自然规律一样,物种演化规律并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一道法令;它无非就是生物在自身生存条件下得以延续和繁殖的方式。它就是那个客观过程本身。
达尔文这一发现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从农业到医学、遗传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这里还只举其一二,这套理论及其后来的种种完善,为生产和科学的巨大进步奠定了基础。而在实践中,全世界每一项新的植物育种计划、每一支新研制出来的疫苗,都在每天重新证明着这一理论。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生命的演化,还有科学本身的演化。在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之前,生物学是原始农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依靠的是一代代磨炼出来的简单技术。
作为一门科学,它先经历了漫长的解剖和分类时期,然后才上升为一门研究自然客观规律的学科。
在每一个阶段,推动它前进的都是实践经验;一切科学莫不如此。每前进一步,主观的、偶然的东西就脱落一分,合乎规律的、客观的东西就更居于中心位置。
人类的演化

人类在生命史中处在什么位置?我们已经确定,生存斗争是演化的动力。一个物种的兴衰,取决于它适应环境、获取养分和维持自身稳定的能力。
这一过程走过的方向数不胜数,其中有一个方向通往越来越高的感应能力,并最终通往意识:从最初的感应细胞,在物理接触下产生反射运动;到分散的神经细胞聚合成最早的神经系统;再到哺乳动物已经发达、并具备一定意识程度的大脑;直到最后才到人类这一步。
几百年来,宗教把人类说成是神的创造物,凌驾于动物界及其规律之上。达尔文的理论一劳永逸地把人类拉回地面,放回它应有的位置:人类同样受演化规律的支配。
但这样说,还没有告诉人类的演化怎样发生的。别忘了,正是同一条规律,给了大象那对又大又软的耳朵。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从一个抽象概念里推演出来。它必须具体地追溯自己的地基,而这块地基同任何别的物种的,都有着深刻的不同。
达尔文的追随者们认为,先演化出来的是大型脑部和高超的智力,早期人类由此才学会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这种看法无疑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唯心主义偏见。然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名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在恩格斯看来,人是先同自然进行肢体互动,人的智力才成为结果。
这一过程是从两足行走开始的。我们的祖先离开树上、来到开阔的平原,直立行走使他们的双手解放出来,去做一件全新的事:劳动。当他们开始制造工具,一种演化的动力就被启动了。
制造工具需要协作。这种社会需要推动了语言的演化,改造了原始的喉部,使人能够发出清晰分明的语言。加上一双灵巧的手,交流成了对大脑的刺激,大脑于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增长。不是人的智力创造了文明世界,而是我们同世界的肢体互动创造了人的智力。
恩格斯所讲的这一人类发展次序,被主流人类学冷落了一个世纪,如今却得到了化石记录的证实:南方古猿的脑量只比黑猩猩略大一点,却已经直立行走;两足行走比脑量的扩大早了几百万年。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历史被说成是诸侯豪杰的史诗,是无数个人的偶然行为,或者是神意干预的结果。他们证明了: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一样,有自己的规律,而这些规律的作用超出任何个人的意志之外。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些规律一旦被理解,对任何想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同达尔文一样,马克思把人类发展的规律追溯到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人们在能够从事艺术、文化或政治之前,必须先吃、喝、穿、住。正是在生活必需品的社会生产这块地基上,真正的社会历史才展开。这一点,亚当·布斯(Adam Booth) 在本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起源》一文中作了更详细的论述。
人们在生产中发展出工具、技术、技能和知识,这些也就是所谓生产力。要使用它们,我们就必须彼此结成一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主人还是奴隶,都不能高过奴隶社会的框架。
正是在生产关系这一基础之上,耸立起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然而生产力不会停滞不前。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们必然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马克思说,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什么是科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
在这几行字里,几千年来笼罩在人对自身思维的认识之上的那层帷幕,开始被揭开了。劳动创造了思维,并推动着它前进;思维反过来又指导和组织劳动。
在人身上,生命不再是本能地对自然作出反应,而是自觉地驾驭自然,从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结教训,再把这些教训运用回去。我们通过语言分享这些教训,把它们在人与人之间、在一代与一代之间传下去。
这给我们这个物种带来的优势是巨大的。人类的认识不是个人的过程,而是社会的过程。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了,人类的思想也随之发展。科学是这一过程的最高形式:对知识的有系统的、社会性的生产。
思想产生于实践,也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和检验。通过这一提炼的过程,科学每前进一步,就把臆测、迷信和神明从一个又一个领域中赶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幅越来越清晰的自然的客观图景:由自然本身来说明,由它自己的规律来推动。因此,这些规律理所当然地必须成为一切科学探究的主要着眼点。
活的科学
真理是具体的,黑格尔这样解释道。所谓具体,就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要真正理解一个事物,我们不能只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罗列出来,还必须揭示它们之间必然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证明正是要到这里去找。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写道:
“目的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共相,正如倾向只是一种还缺乏现实性的空洞的趋向,而赤裸裸的结果则是丢开了倾向的死尸。〔……〕对有实体内容的东西下判断是最容易的事,理解、掌握它就更为困难,而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对它作出系统的阐述,则最为困难。”
当然,初次涉足一个新题目,总免不了要罗列、要分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把抽象的范畴和基本概念死记下来。这是一切科学的第一个阶段。
但紧接着必须有第二个阶段,即认真的研究:它要求人沉浸到材料里去,让自己服从于材料,从而在材料的展开中把握它真实的、内在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产生于生命本身的发展,产生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持续进行的过程最自觉、最彻底的表达。它是从这一过程中得出的结果,又作为方法被运用回这一过程。
离开了运用(于实践)和结果,方法就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没有正确的方法,探究就得不出正确的结果。而结果作为一切探究的目的,只有经过探究本身必然的进程得到证明,才能站得住。
由此,这样呈现出来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它的运用和它的结果三者的辩证统一,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成立。一门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就在于每一环节同其他环节之间必然的相互联系。这已经不再是一套僵死的刻板原则,而是一门活生生的、具体的科学,每一次运用都使它更加深入。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让我们由此入手,行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