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相信历史会诚实地评判事件，你永远不会为你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绝不要成为那种只会批评而不行动的人。这些人都是伪君子——软弱无用的人，他们没有能力调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行动。亲爱的，我希望你有勇气。坚信生活的美好，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知道革命总是无往不胜的。”（在瓦列里·萨布林被处决前写给他儿子的最后一封信）
在9月7日星期四，英国第四电视台播出了《秘密历史》系列节目的一部分，名为《兵变——红色十月的真实故事》。这部了不起的纪录片首次向我们讲述了1990年好莱坞电影《猎杀红色十月》背后的真实故事。这部电影改编自汤姆·克兰西1984年的小说。克兰西的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的是一名叛逃的潜艇船长马尔科·雷米斯驾驶自己的船进行了一次史诗般的横渡大西洋的航行。(原文发布于2007年2月5日)
作者以1975年11月瓦列里·萨布林领导的苏联警戒号（俄语：Сторожевой）战舰的叛变为出发点。正如他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有先例的，长官。1975年11月8日，苏联基洛夫级导弹护卫舰警戒号试图从拉脱维亚的里加逃到瑞典的哥特兰岛。”随船政工副舰长瓦列里·萨布林领导了一场兵变。萨布林和其他26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并被枪决。然而，红十月的真实故事当时被苏联政府所隐瞒，直到现在才被披露。
直到冷战结束前，西方情报机构都认为船员当时打算叛逃，这也作为了克兰西的书和电影的基础。然而，在苏联末代出现的以及在第四频道节目中披露的新证据表明，克兰西的叙述是不准确的。警戒号的目的并不是也并不可能是叛逃到西方国家，因为这次兵变的领导人瓦列里·萨布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意图不是逃往西方，而是在苏联挑起一场政治革命，目的是推翻享有特权的斯大林式官僚机构的统治，恢复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苏维埃民主政权。正如该节目的注释中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位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萨布林正在前往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对1905年起义的波将金号战舰的记忆，以及引发1917年革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记忆，使他满怀希望，希望这次的兵变能在列宁格勒引发新的叛乱（起义），完成在他看来尚未完成的俄国革命。”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比最好的小说内容更丰富，更非凡，更感人。毫无疑问，这将激励俄罗斯和全世界的工人和青年。这部精彩的纪录片值得最多的观众去看。
瓦列里·萨布林是谁？
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萨布林是海军军官的儿子和孙子，16岁时，他跟随他们的脚步，进入了伏龙芝海军学院。他所有的这些背景使他从小就拥有了对大海和海军的热爱、强烈的责任感、军事纪律和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但萨布林不只是一个军人，他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是十月革命的孩子。这给了他的生命和他的每一个行动内在的意义。
瓦列里是在一个海军基地里和海军军官的儿子们一起长大的。他的总体人生观是极度道德的，正如他的兄弟鲍里斯·萨布林所说，他“无法说谎”。他厌恶一切形式的虚伪。他也无法目睹任何不公正的行为而保持沉默。他从小就梦想当水手。1955年，年仅16岁的瓦列里被位于列宁格勒的精英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录取，成为一名模范学生。即使在那时，他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被选为共青团的领导人。在学校里，他被——也许是半开玩笑地——称为“班级的良心”。不知怎么的，他们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他们甚至差不多明白了其中的区别。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我们都被教育要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我们都相信这些。但瓦莱里是如此正直，以至于想把这些理想付诸行动。”
这段文字揭示了关于苏联的一个重要事实。列宁死后掌权的官僚体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虚伪。人们宣誓效忠共产主义和列宁的思想，但实际上整个制度是对十月革命的民主平等理想的否定。人们应该对明显的不平等和猖獗的腐败视而不见，表现得好像这些东西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言语与行为之间的强烈矛盾，与瓦列里·萨布林的本性完全不同。从他最早的思想生活开始，他就用全身的每一根纤维来反抗它。这种无畏的诚实是贯穿了他一生的特点。瓦列里不仅仅希望发表关于共产主义的演讲；他想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他“想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赫鲁晓夫时代是苏联的一个转折点。暴君之死打开了俄罗斯不满情绪的闸门。在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执政的官僚机构小心翼翼地从顶层进行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赫鲁晓夫的意图并不是废除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特权——数以百万计的位居政府、党和军队中的寄生性官僚，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统治着国家，但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他们实际上是工人国家的寄生肿瘤。
瓦列里在20岁时就迈出了政治上的第一步，他给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谴责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形象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是一个大胆而勇敢的行动，这至少意味着毁掉他的事业前途，甚至更糟。不出所料，当局对此感到不悦。当局的反应是严厉的斥责，这导致他的毕业被推迟了。尽管有这一挫折，萨布林还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了军事学院的学位，这表明了萨布林伟大的个人能力和执着精神。
1964年，赫鲁晓夫被废黜，新政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扩张苏联海军以与美国匹敌。海军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骄傲和喜悦，但这种感情远非相互的。海军历史学家尼古拉•切尔卡申评论道:“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克里姆林宫政治局老朽领导层，永远不会带领国家走向繁荣，更别提走向萨布林所信奉的真正共产主义了。”
在毕业后的五年内，萨布林被任命为一艘驱逐舰的指挥官，这对一个30岁的军官来说是一个非凡的荣誉。但是，瓦列里拒绝了委员会的提议，选择进入列宁政治学院完成学业，这是一所只对军官开放的精英学校。他的家人对此决定既惊讶又沮丧。瓦列里·萨布林对海军的热爱不及于他对十月革命和工人阶级的热爱。起初，他拒绝接受海军委员会的邀请让他的家人感到震惊。但他的兄弟鲍里斯说，过了很久他才明白其中的原因。瓦列里想从内部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他想了解野兽的本性，作为推翻它的先决条件。
带着一门心思的决定论，他埋头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为了理解革命，他夜以继日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这位年轻的海军军官被一种不断增长并笼罩着他灵魂的内心疑虑所折磨。放眼望去，他看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所憎恶的特权、不平等和腐败随处可见。他的决心悄然增强，要采取行动改变制度。十月革命是为了消除不平等和阶级压迫，给予工人阶级权力而进行的，但它怎么会最终变成了一幅可怕的讽刺漫画，一个与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民主理想毫无共同之处的官僚极权主义政权呢？
在学院，萨布林发现有些书仍然是禁止借阅的，这让他很沮丧。他知道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还知道，在列宁死后，托洛茨基领导了反对斯大林官僚主义，为了工人民主，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但是托洛茨基和其他工人反对派领袖的著作在哪里呢？他曾希望，通过进入这所精英党校，他最终能接触到那些封闭的档案。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萨布林痛苦地向他的兄弟吐露了他对于即使在那里也有审查制度的失望。这个精英机构提供的政治教育，和他在学校里学到的党的路线一样粗糙。
即使没有办法获取托洛茨基的作品，萨布林也还是得出自己的结论。统治这个国家的特权官僚阶层绝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他们的权力。萨布林仔细研究了《国家与革命》，然后意识到“国家和政党的盔甲如此厚重，以至于即使对其直接打击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的结论是:“必须从内部打破这台机器。”1975年11月的惊人事件揭示了这些话语的含义。
海军一直是武装力量中最具革命性的一翼。这一事实与水手的无产阶级成分有关，水手大部分来自工业无产阶级。水手们的革命传统体现在1905年，著名的战舰波将金号叛变和1917年的革命和内战中，喀琅施塔德的水手们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力量的骨干。瓦列里·萨布林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他仿佛是像吮吸母亲的乳汁一般吸取了这段历史。俄国的革命传统和水手在其中的特殊角色成为了这位杰出人物的骨肉。
警戒号是苏联舰队中最现代化的战舰之一。萨布林在1973年加入了这艘潜艇猎手，担任其船长阿纳托利·普托尔尼的副手。萨布林还是这艘船的首席政治官员，他最终对令人畏惧的秘密警察克格勃负责，负责发布政治简报，维持士气，注意是否有偏离党的路线的情况发生。他自己的“偏离”将导致他会在三年内死亡。
准备叛变
在履行他作为政工副舰长的职责时，萨布林不得不定期发表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讲座——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是为了迎合官僚机构需求的斯大林版马列主义讲座。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对这些讲座感到厌烦和漠不关心，但萨布林的讲座却不同。萨布林有意脱离通常呆板的党的官方文本，转而集中在其他主题上，尤其是十月革命、1905年革命和真正的列宁主义思想。即使是萨布林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渊博。
在他的讲座中，他经常提到海军悠久的革命传统，尤其是波将金号战舰的兵变。海军刚刚庆祝了这一著名事件的70周年纪念日，因此，它在人们的脑海中记忆犹新。海军历史学家尼古拉•切尔卡申指出：“萨布林延续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他的身与心都完完全全地接受了这些传统。他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活生生的代言人。所以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很简单。他必须坚守‘波将金’号战舰的革命传统”。
在萨布林实施他的计划之前，他首先要找到支持者。他选择了亚历山大（萨沙）·（谢因），一位年轻的无产者，有着一张诚实、坦率的，好比一位典型的俄罗斯农民的脸，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有点叛逆”。这个20岁的水兵被委托协助萨布林准备他的讲座。萨沙·（谢因后来在兵变中成为萨布林的副手。“那些政治课程完全是一种笑话，”他以无产阶级特有的直率说，“人们去到那里只是为了去睡觉。我们意识到这完全是虚伪的，是拿出来装装样子的。”这些话语生动地表达了工人们对苏联官方“共产主义”的态度。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虚伪——这种虚伪像瘟疫一样感染并毒害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认为富人和穷人的存在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你可能不喜欢它，但你必须接受它是市场体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吹嘘“建设共产主义”——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的体系中，怎么可能为巨大的不平等辩护呢？苏联的言行矛盾是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无法忍受的。这种矛盾引起的强烈的不公正感是警戒号兵变的核心。
“我对萨布林说：这些表面功夫有什么用?”（谢因）记得他说过，“如果发生战争，我们能用这些毫无意义的花言巧语去保卫谁?”这种公开的犬儒主义在苏联非常普遍。在（谢因）的这些话语中唯一不同寻常的是，他觉得自己能够以这种毫无保留的坦率向他的上级军官表达自己的意见。通常情况下，政工副舰长在船上会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一位党的代言人和克格勃成员，一位监视你并控制你的人。但这些人很快就发现，这位政工副舰长与众不同。萨布林很快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船员们对他评价很高。作为首席政治官员，你可以信赖他。”警戒号军官候补生维克托•博罗代回忆道。萨布林和这些人的关系太亲密了，他的上司不喜欢这种情况。他被警告要改变他的方法，但萨布林没有理睬所有的这些警告。萨布林在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行事。萨布林的演讲有一个非常严肃的目的：那就是让船员们做好反抗的思想准备。一些水手非常喜欢这个奇怪的“政委”，因为他与众不同。他使得水手中生出了敬重和献身的感情。
1975年11月8日，警戒号抵达位于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的里加港，参加纪念俄罗斯革命周年的军事仪式。萨布林决定抓住这个在苏联的日程表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日子的机会来实施他的计划。
那天晚上，萨布林决定采取行动。首先，他把萨沙叫到讲堂，问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你愿意为克格勃工作吗？”（谢因）对此既愤怒又失望。在这个人教会了他这么多东西之后，现在他似乎想把他招募为秘密警察的间谍，一个粗俗的克格勃线人！（谢因）本能地打算厌恶地走出去，但他被一个令人安慰的声音制止了：“不，等一下，（谢因），冷静点，不要生气。我只是在考验你。坐下来。我们必须严肃地谈一谈。”
萨布林的计划实在是太大胆了。他解释说，官僚主义背叛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人民；特权和不平等的统治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唯一的出路是进行新的十月革命。他解释说，苏联工人阶级有革命传统，只要有大胆的领导，工人们就会做出反应。他想在三天内夺取警戒号的控制权，然后开往列宁格勒。在那里，他们将通过电台直接向苏联人民发布公告，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克里姆林宫集团，建立一个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政体。
警戒号上的兵变
11月8日，普托尔尼舰长接到通知，说有些人在船上喝酒。作为一名非常勤奋的指挥官，普托尔尼决定亲自解决这一事件。他走下舱室之后便立刻被锁了起来。随后，萨布林把船员召集到一起，给他们看了一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这部由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的鼓舞人心的电影描述了1905年敖德萨海军兵变。当这部默片播放时，萨布林解释了他的计划，劝告军官们支持他。军官们支持和反对的票数势均力敌，八人赞成，八人反对。[1]普通水手的情况则要清楚得多。在萨布林的同志亚历山大（萨沙）·（谢因）的支持下，船员们一致表示支持。
萨布林把军官和海军军官候补生召集起来，尽力说服他们。应该记住，在那时，他不知道是否有人会支持他。船长的被捕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震惊和害怕。不出所料，结果喜忧参半。船上有一半的军官——诚实正派、将良心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人——站出来支持这项建议。其他人，比如船上的医务官奥列格·萨季科夫，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作为苏联野心家和趋炎附势的机会主义者的活生生的样本的萨季科夫，当谈到萨布林的革命计划时，他几乎无法抑制他的怀疑和讥讽。他尤其对萨布林了将列宁格勒称为“革命的摇篮”的说法进行了刻薄的批评。对于这样的市侩来说，所有这些有关革命的看法都是“愚蠢的”、“乌托邦式”和“不切实际的”。这些聪明人的小算盘归根结底就是阿谀奉承、做一个爱上锁住自己的锁链的奴隶，这种人是对人类一切进步的否定。它们存在于每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国家。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萨布林们代表了人性的面孔，那么萨季科夫们只能代表人性的屁股。
萨布林没有被吓倒，他将所有的反对抛在一边，要求进行表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领导的关键作用。他并没有党和组织作为他的后盾，凭着纯粹的决心、革命的锐气和坚定的性格，他所向披靡。对兵变的投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情绪。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就像在其他所有的斗争中一样——战士们的士气总会起起落落。这是事物的本性。普通船员们一致投票赞成采取行动以及至少有一半军官决定支持他们的消息立即产生了激动人心的效果:“从那一刻起，大家的热情都十分高涨，”（舍因）回忆道，“每个人都精神振奋了起来。我们觉得我们会成为英雄！”他苦笑着补充道。
事实上，可以这样说，萨布林的计划是天真的。有先见之明的人可以说，这几乎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这是不公平和片面的评价。萨布林当然不是空想家。虽然他的计划很冒险，但这却是基于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人们对官僚体制的普遍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几年前，在被当局残酷镇压的新切尔卡斯克的工人起义[2]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艇上全体船员甚至是一大批军官对萨布林的建议的热烈响应表明，这是建立在对群众情绪的准确评价基础上的。起义要取得成功，就需要水手和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萨布林完全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制定了前往列宁格勒的计划，并试图通过平民能够接收到的无线电频率发出他的呼吁。
诚然，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政党存在，将会大大促进这一切的进展。但是萨布林应该在哪里找到这样的党呢？他对所谓的“苏联共产党”的亲身经历使他确信，这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而是这个官僚国家的另一个分支，一个奴才和野心家的俱乐部。并非偶然的是，他不是针对“共产”党，而是直接针对苏联的劳动人民发出了呼吁。这个拥有数百万间谍、特工和奸细的极权国家的触角伸向了每一所工厂、大学和军营。矛盾的是，萨布林之所以能走到这么远，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本人作为船上的政治官员，是这个政权的监督者之一。他的职位给了他一个独一无二的秘密组织和准备的机会。这可能就是他所说的只能从内部摧毁政权的意思。
在他在水手中组织起一个地下列宁主义组织，然后与工厂的工人联系起来之前，他应该不采取行动吗？从理论上讲，或许如此。但萨布林非常清楚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巨大困难。它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给克格勃。另一方面，在这里，他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行动机会。萨布林不是傻瓜，当然也不是疯子。他冒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这失败了，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比伪善者的所有嘲笑都要高明得多，因为伪善者仅仅是保全了自己的皮囊，却从来没有为苏维埃人民的事业动过一根手指头！
船员们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托洛茨基指出，武装部队总是忠实地反映社会内部的趋势。基层水兵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工人阶级，他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苏联工人阶级的情绪。忠于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理想的他们，却越来越被专横和无法无天的官僚制度所疏远。那些发表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美妙演讲的领导人，过着百万富翁和王子般的生活，而绝大多数苏联公民的生活条件却远远落后于他们。
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存在不断提醒人们，苏联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她正在远离社会主义。后来的事态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正是那个在当时假惺惺地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幌子寄生的官僚阶层，后来主导了对国有计划经济和苏联的毁灭。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官僚阶层，从而让工人阶级重获权力。这就是萨布林想要做的。
本文所描述的事件证明了发生反对官僚阶层的政治革命的可能性。连警戒号上的一大部分军官也立即站到了造反派一边，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征兆意义。它以缩影的形式展示了一旦工人阶级开始行动，全苏联的事态将会如何进展。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官僚阶层将会分裂，其中一部分将会倒向无产阶级。有一部分军官拒绝支持起义，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同每一次罢工都会有一些工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普通水兵中没有出现一位工贼，只有少数军官——最懦弱和最卑鄙的分子——积极反对起义。
这些分子自然在这场针对当局展开的兵变中起到了极为有害的作用。在警戒号准备离开里加之前，一名低级军官跳船并拉响了警报[3]。他们的计划就这样被出卖给了当局，这一事实一时使他们动摇了。面对不得不面对压倒性困难的可能，萨布林犹豫了一下，但随后决定继续前进。重要的是，坚定了他的决心的是普通水兵的坚定态度，他们大多还只是青少年，坚持要继续反抗:“我们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不妨进行到底！”这些人的态度使得问题得以解决——继续行动！该船于11月9日凌晨1时离开里加，前往列宁格勒。
在离开里加之前，瓦列里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解释他为什么打算赌上一切。这是一份最感人的、最有人情味的文献。因为瓦列里·萨布林是一个有妻儿的男人，一个海军军官，出生在一个享有特权的苏联家庭，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在等着他。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经历怎样的困难。但是萨布林是一名革命者，为了他所坚信的事业，他毫不犹豫地置他的事业、他的家庭、他的自由和他的生命不顾：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对生命的热爱。我指的不是安逸的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而是一种能给所有正直的人儿带来真正的快乐的光明的、真实的生活。我相信，就像58年前的1917年一样，革命意识将会在我们的国家燃起，我们的社会将实现共产主义。”
这些文字表现出多么伟大的精神啊！这与萨季科夫那种职业自私者的卑鄙、懦弱和刻薄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一位普通水兵奥列格·马克西缅科回忆道，在他们离开港口之前，这艘船被一种奇怪的气氛、一片寂静所笼罩。这就像运动员临阵跃起前那种极度紧张的时刻，每根神经都如同一个紧绷的弹簧般紧张起来。一听到启航的警报声，所有的这些能量突然都释放了。“我们都像疯子一样跑来跑去，”马克西缅科回忆说。“我很困惑，”报务员坦言，“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盲人被带着在雷区里转悠。” 但很快，这种最初的困惑就被一种摆脱奴役的枷锁，把自己提升到自由人高度的欣喜感所取代。马克西缅科回忆说:“船的速度越来越快，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变得势不可当。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一种满足感，仿佛自己的心要飞起来了。”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船员之间产生了各种矛盾的情绪，反映了他们的希望和恐惧的迅速起伏。
很快，他们将面临的危险就显现出来了。“我向外望去，看到一艘船从港口驶出，”马克西缅科清楚地重温了当时的经历，“我以为它要阻挡我们。我们的船向右急转，我差点被甩到海里去，我差一点没能抓住。这感觉就像是我们好像偏转了45度。而这另一艘船还在不停地驶来。然后，它突然向左驶去。”[4]船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警戒号已经离开了里加！
萨布林已经写好了一份呼吁俄国人民起来推翻腐败的官僚统治者，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讲稿，他原计划在船到列宁格勒后就把演讲稿广播出去。但是，演讲稿却在离开里加后就被播放了。离开港口后，萨布林立即下达命令，用普通市民都能接收到的波长，通过船上的高音喇叭系统广播呼吁书。演讲稿的每一行都燃烧着革命的热情。
“我向你们这些将我们的革命历史铭记于心的人致意， ”宣言说，“向那些能够批判性地而不是悲观地思考我们的现在和我们人民的未来的人致意。我们的行为是纯粹政治性的。祖国真正的叛徒将是那些企图阻止我们的人。如果我们的国家受到军事攻击，我们将忠诚地保卫它。但现在我们还有另一个目的——发出真理的声音。 ”
但萨布林不知道的是，无线电报务员不敢使用明文进行广播，而是用密码发送。这使得只有萨布林的海军高层的上级能听懂。萨布林的声音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它从来没有传到工人阶级的听众那里，而这正是这份演讲稿的写作对象。
克里姆林宫的反击
里加当局最初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置信。他们行动迟缓——可能是前一天庆祝活动后的宿醉所致。但很快，当局就意识到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高级军官说。“他们夺取了一艘船。而且他们拒绝和我们打交道，因为他们只希望和莫斯科打交道。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事情竟然是由一个政委领导的！”萨布林接到海军总司令的直接命令。“停船，立即回港。” 萨布林拒绝了。警戒号继续航行。
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半夜被叫醒，并被告知这一情况。到现在，政治局已经全神贯注于这场兵变上。克里姆林宫里的人的心情可想而知。这是一次叛逃？还是一场叛乱（起义）的开始？勃列日涅夫没有打算冒险。凌晨4点，波罗的海舰队的舰长被叫醒，并被告知要调动他的军舰。他收到的直接来自勃列日涅夫的命令, 是找到警戒号并迫使其停船，或者将其击沉。
13艘全副武装的海岸舰艇被派去追捕警戒号。11月9日拂晓，他们追上了它。指挥官下达了停船，否则击沉的命令。但指挥官对叛变者的意图仍有些怀疑。他们是真的要去列宁格勒，还是打算投奔瑞典？列宁格勒位于里加东北方向，直线距离约300英里。从海路走，路线要比这长一倍。因为被爱沙尼亚的萨雷马岛和希乌马岛封闭，里加湾向北无法通行。从里加前往列宁格勒的船只需要向西驶向哥德兰，然后向西北驶向斯德哥尔摩，再向东转入芬兰湾。在两条航线在波罗的海分开之前，无法知道一艘船是前往列宁格勒还是瑞典。
一艘海岸警卫队船只在黎明时分找到了警戒号；这艘船似乎正要往斯德哥尔摩驶去。克格勃用无线电向该船发出了一个阴险的信息，目的是分裂造反者们：如果他们停船并释放他们的指挥官，这些人就会被赦免。可以理解的是，此时在部分叛军（起义者）中，一股疑虑涌现出来，但其他叛军（起义者）成员依然坚定信念，而这足以决定结果是什么。警戒号继续航行，并向海岸警卫队发出了信息。造反者们播报的信息以这样的话开头：“同志们！我们不是祖国的叛徒。我们不打算出国。”因为叛军（起义者）对他们发送的信息不以为然，海军追兵犹豫了。就在这时，苏联战机出现在上空。
波罗的海舰队航空队接到命令，要使警戒号丧失战斗力，必要时击沉它。一个中队飞到舰上上空，露出机腹以展示它们的导弹。指挥官描述了他如何下达致命的命令。“准备开火! ”随后是一阵短暂的寂静。指挥官意识到自己的话具有某些心理暗示，便问飞行员是否听懂了命令。“命令明白了！ ”中队长的回答很含糊。一分钟，似乎是永恒的一分钟过去了，然后又是一分钟。然后，指挥官突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实。飞机在没有发射导弹的情况下就从造反舰艇的上空飞过了！
飞行员们故意拒绝向他们的战友开火。一时之间，在指挥员看来，兵变正在蔓延。舰队航空队的飞行员拒绝开火，违抗了指挥官的直接命令，这一定会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感到不寒而栗。慌乱开始蔓延。总参谋部加大了压力，要求立即对造反者采取行动。电波中传来了喊叫和咒骂声。国防部长格里奇科大发雷霆。“这是怎么回事？”他在电话里叫道，“立即执行命令！”
第二组战斗机被派去了，这次上面搭载了不同的飞行员。他们被告知了天知道是什么故事，以劝说他们服从命令，攻击警戒号。最后，对军官的恐惧和军人盲目服从的习惯战胜了飞行员们不愿自家舰艇开火的自然的情绪。“当飞机出现的时候，它改变了一切，”一个参与兵变的水兵回忆说。“如果我们不停下来，我们知道他们会来轰炸我们。”两家战机出现在警戒号上空并开始低空飞行。船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只是在盯着天空，等待命运的判决。然后，炮火声响起。有一瞬间，一些船员以为这是来自北约的攻击。然后他们看到一堵水墙，这是因为一颗炸弹落在他们面前。船体裂开时发出巨大的声响。船身晃动，警戒号开始打转。然后，他们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战斗机在船的前方和后方投下了炸弹。现在的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随着舰艇被炸得七零八落，大家的决心也四分五裂了。一些船员打开舱门，放出了舰长普托尔尼，他夺过手枪，跑到舰桥上，朝手无寸铁、不作任何抵抗的萨布林的腿部开了一枪。接着，船长嘶哑得几乎无法辨认的声音在岸上响起：“停止射击。我已经控制了这艘船。”船离开里加后不到6小时，这场兵变就已经彻底失败了。到早上6点，警戒号已被伞兵和克格勃的人占领。列宁格勒还在400英里之外。
伞兵们带着自动步枪上船。除此之外还有便衣人员一同登船。克格勃已经开始负责处理此事。造反者们被迫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一直靠墙站立。看守他们的人收到命令，如果他们敢动，就开枪射他们的腿。兵变者们和他们的看守之间的关系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在这一阶段，看守俘虏的都是普通士兵。在回里加的路上，一个军官问了萨沙·（谢因） 一个问题，一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违背了你的誓言。”对于这个问题，（谢因）很自然地回答说： “看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认为人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吗？这只是一个大谎言。”那名军官没有做出回答，但（谢因）十分肯定这位军官同意了他所说的，甚至还表示了一些同情之情。
在里加，克格勃接管了调查工作。警戒号全体船员都被逮捕了，甚至包括那些反对兵变的人。所有的人都被要求宣誓对此事保持沉默。采取这个措施并非出于偶然。在里加，人们已经在谈论“第二个波将金”。这对该政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当局不希望起义的消息传开，因此最后甚至准备告诉全世界，这场兵变的目的是为了叛逃至西方——这与事实远远不符。在焦急地等待命运的消息时，被捕的新兵们在各地士兵都拥有的那种著名的绞刑架幽默的帮助下，保持着他们勇敢的反抗。其中一个水兵——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小伙子——向他们保证说，去西伯利亚旅行不会太糟，因为那里的风景很迷人！
萨布林、（谢因）和其他14人被送到莫斯科臭名昭著的列福尔托沃监狱进行审讯。克格勃最有经验的一名审讯员被派去审讯萨布林。克里姆林宫的人受到了一次粗暴的冲击。他们决心要找出叛乱（起义 ）的幕后黑手。是否有一个组织？是谁领导的？萨沙·（谢因），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被问到他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他很有礼貌地告诉审讯者，他从一开始就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为了分裂造反者们（这也是可以预见的举动），他们将普通水兵和“头目们”分开了。克格勃以正宗的宗教裁判所式的风格，请他们写下他们所记得的关于警戒号事件的一切。他们的狱卒告诉他们：“你想花多少时间就花多少时间，哪怕花几个月。”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十九、二十岁的年轻新兵被隔离关押，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惩罚。最后，他们被带到一个由高级军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前。法庭的组成显然是为了威慑和恐吓他们。"海军上将和将军多得数不清。"其中一人后来回忆说。
年轻的水手们一个个被叫到台前陈述自己的看法。这些人不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普通的青年工人。由于被打败了，孤立无援，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大多数人都辩解道自己是无知的。其中一个水手令人啼笑皆非地评论道:“我再也不会尝试那样做了。”其中一个将军讽刺地评论道：“你的意思是你会尝试做别的事情？”集合在一起的高层似乎觉得这很有趣，于是笑了起来。看到将军们唇边的笑容，新兵们也放松了下来。“你看，他们在笑。这说明他们是人。他们知道我们都是年轻人，也许会原谅我们！”但是，宽恕并不在斯大林官僚机构的词典中。这些水兵——普通的工人阶级小伙子——仍然因年轻人的天真和缺乏经验而受到影响。他们从未读过莎士比亚的那句“笑里藏刀”[5]。
萨布林在最初的审讯中还拄着拐杖。他很快就使审讯者相信，叛逃并不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但克格勃永远无法承认真正的事实。一个党的高级官员竟然会背叛体制——这是绝对不能被知道的事情。萨布林和（谢因）在9个月后才被提审。在这期间，萨布林每天都在接受审讯。只有当折磨他的人确信起义背后没有组织，都是一个人干的时候，他们才决定把惩罚局限在主要的头目萨布林和（谢因）身上。其他的人都被释放了——尽管他们随后受到了当局的迫害，余生都被打上了烙印。但最严厉的惩罚是留给瓦列里·萨布林的。
法庭上的场景比文学作品所能创造出的任何东西都要戏剧化。萨布林以模范的英雄主义进行着在对他的这场在摄像机下进行的“审判”。当萨沙·（谢因）终于与他的老战友面对面时，他回忆说，萨布林是如何 “用他那刺眼的目光看着我，仿佛他在看我的灵魂。他仿佛在问我：‘你是仍在战斗还是已经放弃了？’”萨布林被认定犯有叛国罪。但这个政权对这个不屈不挠的敌人还有一个可怕的惊喜。虽然这个罪名通常会被判处15年监禁，但克里姆林宫却有其他想法。不能让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活着。勃列日涅夫亲自决定将他处以枪决。政权御用的法官只是重复了事先已经做出的判决。审判是一场闹剧罢了。
随着死刑判决一被宣读出来，一股寒意涌现于法庭之中。萨布林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这件事，甚至连调查人员也不知道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法官们宣读完判决，匆匆开始收起文件走了出去。萨布林给了他们一个刺眼的眼神，仿佛在说：“你们以为自己在干什么？”在那严厉的目光下，官僚机构的职业法官们溜出了法庭。等他们走后，前几个月的疲惫和劳累才从他身上浮现。瓦列里重重地朝着面前的栏杆倒去，因此不得不由警卫扶着。（谢因）被判处八年徒刑。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瓦列里·萨布林。
萨布林在审判后几周就被处决了，但他的亲属直到8个月后才发现这件事。他们是被当地的一名克格勃军官告知瓦列里的命运的，这名军官是典型的职业墙头草，在每一个政权——民主或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或 "社会主义"的——都愿意执行最肮脏的任务，以维持他们的事业和生理上的舒适。这个政权的代言人，带着他那灿烂的笑容和经过深思熟虑的讲话，很快就摧毁了他们最后的希望。为什么家人没有被告知这件事？因为他们没有问过。现在他们问了，他们便被告知：“只要一经询问，我们就会把死亡通知书的副本寄给你们。而且由于你们在半年的时间内没有要求归还他的财产，所有的财产都已经被销毁，包括他的信件和手稿。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提起申诉。”一切都是“依法”进行的。
萨布林被埋在一个无名坟墓里，其下落从未被披露。至今没有人知道他被埋在哪里。他的家人只能在一座政治犯纪念碑前纪念他。
我们时代的英雄
官僚阶层成功地镇压了一场危险的叛乱（起义）。但仅仅打败革命者是不够的。这永远都不够。必须抹去他们的一切痕迹，抹去对他们的记忆。因此，一个恶心的谎言被编造出来，说警戒号的船员想投奔西方。在接下来的15年里，对萨布林的记忆被蒙上了一层污垢。政权准备了一个虚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瓦列里·萨布林——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和苏联爱国者——被贴上了叛逃者和苏联叛徒的标签。真正的事实只有在1990年，在那个从内部破坏和摧毁苏联的腐败堕落政权的最后日子里才浮出水面。
尼古拉·切尔卡申解释了这个政权制定把这场造反（起义）说成是叛逃的方针的原因。“这对当局来说非常方便，因为这样一来萨布林就可以与苏联断绝关系，就可以被当作叛逃者，就成为一个因为经济原因而去西方的人。这是一个省事的故事，因为它降低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这不是一场起义，甚至不是一场暴动，它只是一场普通的犯罪行动。”
萨布林的故事现在在俄罗斯广为人知。1996年，有人呼吁对萨布林进行追认赦免。第二年，萨布林被收录到系列纪录片《曾经怎样》（How It Was）中。在西方，汤姆-克兰西的《猎杀红色十月》成为了畅销书；肖恩·康纳利饰演的影片中虚构的叛逃者马尔克·雷米斯拥有巨大的人气。但瓦列里·萨布林，这位拥有着对革命胜利的信念的人，直到现在才被世人记起。
跟随萨布林起事的船员受到了各种惩罚，不过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国家机器把我们都磨垮了。‘正义的车轮’——虽然并不正义——影响了甚至包括军官在内的所有人，无论资历如何。”用警戒的无线电报务员的话说：“我们的事业被毁了。我们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对大海的热爱，失去了保卫祖国的热情，这一切都被击垮了。国家机器打碎了每个人的生活。”然而，尽管如此，对起义的记忆仍能唤起人们的自豪感。在这一系列非凡事件发生的25年后，幸存的船员们相聚在一起，纪念这次兵变。看不见任何遗憾的痕迹，没有歉意或借口。他们说：“我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那萨布林呢？“这个人是个英雄, ”他们说, “他应该得到一枚勋章。”在纪录片的结尾，萨沙·（谢因）在对老战友的动情悼念中，宣读了以下的评价：“每一个社会都需要高尚的精神，没有他们，任何社会都不能前进。萨布林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的精神。”
第四频道的纪录片是一部精彩的纪录片。然而它显然有其弱点。由于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制作的，它没有真正理解它如此诚实而动人地描绘的事件的政治意义。这部纪录片主要是希望表达人文关怀，这在一定范围内是有道理的，但还不够。当然，如果萨布林本人能活着看到，他无疑会心存感激，但也会尤其是对于节目的结论提出严肃的批评。纪录片似乎认为警戒号上的兵变是一个英雄的但注定失败的插曲——就像萨布林本人一样，就是一个历史奇观。“即使在他死后，”这部纪录片总结道，“萨布林仍然是一个谜：一个敢于站出来反抗国家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但对于任何一个熟悉苏联历史的人来说，这里不存在不可思议之处。萨布林并不是如这个节目所描绘的孤立的个人。他是俄国革命运动的英雄画廊中的一份子。这些人在拯救十月传统的斗争中战斗和牺牲，并与斯大林官僚体制进行了生死斗争。开始这场斗争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成员，他们在斯大林的死亡营和格别乌/克格勃的地牢中丧生。
萨布林也不是唯一一个准备站出来反对斯大林暴政、捍卫列宁主义政策的高级别共产党人的例子。即使在斯大林的格别乌队伍中，也有这样的人——愿意为革命献身的敬业的共产党人。1937年，格别乌的高级军官伊尼亚斯·赖斯公开宣布支持托洛茨基，并呼吁进行政治革命，反对十月革命的掘墓人斯大林。和瓦列里·萨布林一样，伊尼亚斯·赖斯也被官僚杀害了。每有一个我们知道名字的英雄，就有一百个、一千个没有名字、没有坟墓的英雄。
在他被处死前的日子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深渊边缘的黑夜里，折磨他的人允许萨布林给他唯一的儿子写了一封最后的信。这封了不起的文件是瓦列里·萨布林在永远沉默之前能够向世界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这些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乐观和信心的话语，是他最后的遗嘱和嘱托。它们至今仍如号角般响彻后世。
“要相信历史会诚实地评判事件，你永远不会为你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尴尬。绝不要成为那种只会批评而不行动的人。这样的人是伪君子——软弱无用的人，他们没有能力调和他们的信仰和行动。亲爱的，我希望你有勇气。坚信生活的美好，保持乐观的态度，要知道革命总是无往不胜的。”
在苏联斯大林政权被更加畸形的资本主义政权所取代的今天，俄国人民群众所遭受的压迫比1975年还要严重千倍。但是，在这一切苦难中，一种新的精神正在诞生：一种以俄国过去光荣的革命传统为参照物的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除了1905年和1917年的众多革命英雄外，新一代的工人和青年将从瓦列里·萨布林的生活和工作中找到灵感，他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英雄和烈士。
共产主义的叛徒试图抹去对他的记忆，把他的骨灰撒向风中，用谎言和污秽玷污他的名字。现在，那些敢于对十月传统的勇敢而真诚的捍卫者指指点点的人，摧毁了苏联，自己也投靠了资本主义。新一代俄罗斯工人、士兵和青年的肩上，担负着完成瓦列里·萨布林和他的同志们在25年前开始的工作的任务。让新的一代人打扫干净污垢，缅怀这位为最伟大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人。
“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或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