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唐纳德·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新入主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与政客们无不欢欣鼓舞。（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6年5月13日。）
近日下台的时任匈牙利总统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当时赞叹：“我看到了一场辉煌的胜利，也许是西方政治史上最伟大的逆转，对世界而言，这意味着和平的希望。”
英国改革党（Reform UK）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同时也兴奋地宣称，特朗普的再次当选预示着“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
他们如此欣喜若狂，自然并不令人意外。特朗普的回归意味着，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这个所谓“自由世界”的领袖——成为了欧洲右翼民粹派的靠山；在与欧洲自由派建制派的斗争中，他们拥有了一位强大的盟友。美国总统能够增强他们的权威与合法性。
这种胜利主义情绪，在2025年2月于马德里举行的“欧洲爱国者”（Patriots for Europe）集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欧尔班在会上推广了“让欧洲再次伟大”（Make Europe Great Again）的口号。与此同时，法国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以及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等人物，则高谈所谓“夺回欧洲”。
而特朗普及其政府方面，也积极寻求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集团建立联系，无论这些势力当时处于执政地位还是反对派位置。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白皮书明确指出，“欧洲爱国政党影响力的不断增长，确实带来了巨大的乐观理由”。并称华盛顿“鼓励其在欧洲的政治盟友推动这种精神复兴”。
这种“鼓励”在“欧洲爱国者”集会数周后得到了充分展现。当时，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那场恶名昭彰的抨击欧洲自由派建制的演说。
在演讲中，万斯猛烈抨击欧洲自由派建制派是“一种来自内部的威胁”，甚至比俄罗斯或中国更加危险；他也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些所谓“民主派”的虚伪——包括他们推翻罗马尼亚选举结果，以及德国各主流政党一同对德国选择党（AfD）设置“防火墙”等行为。
对美关系恶化
直到今年为止，世界各地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基本上仍能在反对“觉醒文化”自由派建制的“圣战”中维持团结。为了共同对抗他们眼中的敌人——所谓的“大西洋主义精英”——他们能够暂时搁置诸如乌克兰、经济政策等充满争议的问题。
然而近来，特朗普与其欧洲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却开始迅速恶化。事实证明，要建立一个“民族主义国际”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矛盾与民族对立正撕裂整个世界的情况下。
这种分裂其实早已酝酿多时。事实上，早在2025年的“欧洲爱国者”集会上，法国《世界报》便已指出，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内部在乌克兰、重整军备以及中东问题上的裂痕已清晰可见。
而如今，这些裂痕已经扩大为深不见底的鸿沟，尤其是在欧尔班于今年四月匈牙利大选中惨败给一位更倾向欧盟的候选人之后。
曾经欢迎特朗普主义“黄金时代”、并经常炫耀自己与特朗普私交甚切的英国改革党法拉奇，如今也明显开始与“MAGA”阵营保持距离。上个月，他甚至若无其事地对《金融时报》表示：“我确实认识他，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法拉奇一度高调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甚至呼吁英国直接参战；但不久之后，他便开始调整立场，随后更彻底后退，甚至公开承认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拒绝加入特朗普战争的决定是正确的。
类似地，勒庞也批评特朗普在中东的“反复无常”战争目标，并指出战争将对能源价格造成“灾难性后果”。今年稍早，勒庞的政治门生、国民联盟名义上的党主席乔丹·巴尔代拉（Jordan Bardella）也谴责特朗普针对格陵兰与委内瑞拉所展现出的“帝国主义野心”。
在德国，以反战立场著称的德国选择党同样对华盛顿展开猛烈批评。该党共同主席蒂诺·赫鲁帕拉（Tino Chrupalla）指控美国在伊朗犯下“战争罪”，甚至在今年3月的一场党大会上要求美军撤出德国。
然而，最公开的决裂，则发生在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之间。她目前正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位置。直到不久前，她仍被视为欧洲最亲特朗普的领导人之一，在对特朗普的吹捧程度上几乎仅次于欧尔班。
她曾十分乐于扮演特朗普在欧洲“最宠爱的盟友”角色，并将自身相当大一部分政治权威建立在与美国总统的密切关系之上。
但如今，在自身支持基础以及意大利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双重压力下，她不得不在伊朗战争问题上与特朗普发生冲突。因为对意大利资本而言，特朗普的军事冒险非但无利可图，反而风险巨大。
在意大利甚至阻止美军使用西西里空军基地之后，特朗普立刻对她展开抨击，并向一家意大利报纸表示，梅洛尼“缺乏勇气”参与美以联军的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梅洛尼也被卷入特朗普与梵蒂冈之间的争执——部分原因甚至是特朗普那些将自己比作耶稣基督的亵渎性AI迷因图片。
梅洛尼回应称：“我认为特朗普总统针对教宗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这一表态显然反映了其核心支持群体中虔诚天主教徒的压力。“教宗是天主教会的领袖，他呼吁和平、谴责一切战争形式，是合理且正常的。”副总理萨尔维尼也表达了类似立场。
这一切都令梅洛尼极为尴尬。她过去与特朗普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今反而成为被嘲讽的对象；而她被迫作出的急转弯，也暴露出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内部的深刻矛盾。
当然，仅仅依靠私人冲突与口角，并不足以解释特朗普与昔日盟友之间关系的骤然恶化。若要理解所谓“民粹主义国际”的全球性碎裂，我们必须从过去一年世界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动荡中寻找原因。
来自社会底层的压力
自特朗普于去年1月重新执政以来，他几乎颠覆了整个世界秩序。从近乎堂吉诃德式的关税战争——其一度威胁全球经济灾难——到亲手撕裂战后西方联盟体系，特朗普政府始终奉行一个口号：“美国第一”，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其他国家最后”。
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风险，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冲击。而特朗普在推进这一切时，对其欧洲“盟友”几乎毫不在意——既未事先协商，也未提前告知。如今，失业、通胀以及新一轮能源危机的阴影，正笼罩着整个欧洲，尤其是老百姓家庭。
除此之外，欧洲民众普遍对“特朗普式美国”抱有负面印象。在他们眼中，美国是一个充斥着ICE驱逐移民、警察暴力、政治暗杀，以及堕落腐败统治阶层的国家；这些精英通过牺牲全世界人民来中饱私囊。
因此，欧洲公众对特朗普、美国以及美帝国主义行动的反感情绪极其强烈，也就不足为奇。
YouGov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在法国的负面评价率达到78%，德国为86%，而意大利与英国则均高达80%。
在整个欧洲，有73%的民众认为特朗普对欧洲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一数字仅比长期遭西方媒体妖魔化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低9个百分点。而这项数据还来自去年夏天——也就是说，它甚至早于特朗普最近在中东与拉丁美洲发动的新一轮侵略行动。
这种情绪很可能也是欧尔班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选举前夕，高达85%的匈牙利民众表示，希望本国与美国建立“不同于以往”的关系。
特朗普曾多次公开支持欧尔班，甚至在选举前四天派遣副总统万斯赴匈牙利助选，但这一举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一位政治评论员向《卫报》表示：“万斯去支持欧尔班，简直就像送去了死亡之吻。梅洛尼看到这一幕之后，立刻就明白了。”
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群众——包括在许多国家大量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农民——如今都对特朗普时代持续不断的经济不确定性感到焦虑。
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将经济困境与特朗普的军事冒险联想起来，因此普遍反对鲁莽战争与军国主义的经济开销。
德国选择党国会议员彼得·费尔泽（Peter Felser）便总结了这种情绪。他表示：“如果‘美国第一’政策会摧毁德国就业，我们就不能继续充当美国的哈巴狗。”
如果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点，那便是：它们都建立在高度异质且不稳定的社会基础之上，并依靠工人与中产阶级对建制派的不满情绪而壮大。
因此，当一种本能性的反特朗普、反战争情绪开始蔓延至其选民基础时，这些民粹主义领袖就不得不对其作出回应；否则，他们便有可能遭到连带污名化，并因此失去支持。
对于德国选择党而言，在伊朗战争后顺应德国社会中的反美情绪，甚至使其历史性地首次在民调中超越执政的基民盟（CDU），位居第一。
毫无疑问，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绕过欧洲官方领导层，扶植那些试图削弱欧盟的政治力量。美国统治集团中的“MAGA”派系，将欧盟视为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温床。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欧洲正在消耗美国资源，并成为美国利益的障碍。
来自上层的压力
这一进程背后还有另一个因素，即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本质上皆由最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所领导，而他们最终必须反映的是各自国家的利益，而非他国利益。问题正在于，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本质上意味着对欧洲的压榨，并公开将欧洲各国视作附庸般的小型属国。
民族主义政策必然意味着竞争与冲突，因为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国家利益在客观上彼此冲突。无论它们之间存在多少共同利益，这些国家都拥有各自独立的经济联系与势力范围，并在同一个有限的世界市场中展开竞争。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续出现“温和化”趋势。它们越接近权力中心，其领导人便越倾向于反映本国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及本国政治建制的思维方式。
如今，大多数欧洲强国都开始逐渐接受一个现实：美国与欧洲帝国主义之间的裂痕已难以修复。如果说特朗普扬言吞并格陵兰——这实际上等同于威胁另一北约成员国丹麦——尚未彻底粉碎欧洲对“修复关系”的最后幻想，那么伊朗战争所造成的后果，大概已经完成了这一点。这一点，也反映在近期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政府语调上的变化之中。
除此之外，各国执政政府在推行残酷紧缩政策之后，也普遍承受着民意压力，正拼命试图挽救其不断下跌的支持率。例如，梅洛尼与特朗普公开发生冲突，恰恰发生在其政府于近期司法改革公投中遭遇失败之后，这绝非巧合。
在目睹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去年凭借反特朗普竞选策略成功赢得加拿大选举后，一些欧洲领导人如今很可能也开始借助反特朗普、反美言论来自保。
从这一点来看，右翼民粹主义者如今对特朗普与美国日益批判的态度，与其自由派及改良主义对手，如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等人的转向形成了某种呼应。
然而，欧洲领导人的反特朗普言辞仍然存在明显界限。美国依旧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层面，欧盟与英国都无力真正与美国彻底决裂，更无法公开与之对抗。
因此，右翼民粹主义者如今被迫逐步摆脱其公开亲美、亲“MAGA”的形象。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开始更加贴近本国统治阶级的外交议程——后者越来越担忧，在一个日益分裂、且欧洲无法再依赖美国庇护的世界中，欧洲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
这一点，在德国选择党新任青年领袖的言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写道：“欧洲各国右翼政党的未来仍取决于欧洲整体”，并强调，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永远比任何通往莫斯科、北京或华盛顿的特殊热线更重要”。
同样地，梅洛尼在上个月向意大利议会发表讲话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并反复强调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历史正在敲门，而欧洲绝不能在这场考验中失败。”
分裂与瓦解
右翼民粹主义者最终将与特朗普决裂到何种程度，目前仍有待观察。这些政党与运动很可能会依据各自具体的民族条件，朝不同方向发展。
其中一些势力，或许会尝试有限度地亲近于“欧洲计划”。尽管它们过去长期持疑欧立场，但近几年梅洛尼与勒庞都已明显缓和对欧盟的态度，更倾向于“在内部改革欧盟”，而非像英国脱欧那样彻底退出。
不过，法拉奇显然不太可能走向这种“亲欧洲”路线。英国改革党的政治基因本就建立在脱欧与疑欧主义之上。虽然法拉奇已承认自己“开始对特朗普在伊朗战争中的判断略感担忧”，但他仍强调所谓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并坦率指出：“没有美国，我们毫无防御能力。”
另一些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则可能退回更加狭隘、地方性的民族主义路线——既与华盛顿保持距离，也疏远布鲁塞尔。这将进一步加剧目前已威胁撕裂欧盟的离心压力。
此外，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裂痕，也可能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内部引发并激化新的矛盾。
例如，德国选择党在伊朗战争之前，就已在对美态度上存在分裂：一方是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所代表的较亲美派；另一方则是由赫鲁帕拉领导的、不断壮大的强硬反美派。
中东局势近期升级之后，赫鲁帕拉明显受到鼓舞。他不仅指责特朗普犯下“战争罪”，还要求美军撤离德国。德国社会中不断高涨的反美情绪，甚至迫使原本较亲美的魏德尔，也不得不开始对特朗普作出一些试探性的批评。与此同时，德国选择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则警告称：“与特朗普决裂，将在各方面对德国选择党造成损害。这种事情绝不能发生。”
而这一切，不过只是未来一段时期欧洲政治巨大不确定性的一个缩影而已。
泥足巨人
右翼民粹主义者如今正遭遇多方面打击，其中有些甚至与特朗普政府的种种闹剧，或欧尔班的败选并无太大关系。
例如在英国，英国改革党身上那种激进、反建制的光环，已经部分褪去。随着越来越多前保守党职业政客进入其领导层，以及其在所控制地方议会中推行紧缩削支与加税政策，这一点愈发明显。
法拉奇最近甚至公开表示，一旦上台，他将向福利国家“开战”，即便因此引发罢工与骚乱也在所不惜。对于那36%自称“对财务状况感到绝望或焦虑”的改革党支持者而言，这种言论显然不可能真正激发热情。
意大利梅洛尼政府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只不过由于她是在国家层面执政，因此其信誉崩塌的速度与程度甚至更加明显。
从许多方面来看，欧尔班在经历16年腐败统治与社会衰退之后的失败，实际上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提供了一面镜子：一旦他们真正掌权，也将与其他政治精英一样，迅速沦为群众所厌恶的对象。只不过在当今局势急剧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他们恐怕根本不可能像欧尔班那样维持16年的统治。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特朗普政府自身的危机——已经暴露出这些反动民粹主义集团的脆弱性。
然而，无论特朗普出了什么问题，这些政党力量真正的根源仍在国内：那就是人民群众对自由派建制集团推行残酷紧缩政策的巨大愤怒，以及左翼彻底未能提出任何真正替代方案。
因此，与其竞争对手相比，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以及法国国民联盟在民调中依然保持极高支持率，并预计将在英国、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未来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
左翼中的某些人则对此惊慌失措，仿佛面对着一股不可阻挡的反动浪潮——他们甚至常常错误地将其直接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从一开始便指出的那样，这种表面上的“右转”不过是资本主义危机推动下社会更深层两极化现象中的一个短暂侧面。
这些集团之所以看似强大，是因为它们成功汲取了庞大的反建制愤怒情绪。作为民粹主义煽动者，它们试图对所有人说所有人都想听的话。
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构成了最大的弱点：它们极易受到各种民族与社会压力的牵引，并在彼此矛盾的方向之间不断摇摆。
而随着它们越来越接近权力中心，它们也将越来越难以与那些其支持者原本深恶痛绝的建制派区分开来。
如果连站在世界历史上最强大国家顶端的唐纳德·特朗普，都无法兑现他所承诺的“黄金时代”与繁荣和平，那么这些身处一个分裂而衰弱欧洲中的反动侏儒，就更毫无希望可言。
他们不过是一群泥足巨人，注定终将在历史进程中崩塌。他们所召唤出的社会力量，最终也必将反过来将他们吞噬——正如黑夜终将降临一般不可避免。
要真正击败右翼民粹主义，唯一的方法就是从根本上铲除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最关键的是，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反对自由派建制集团的紧缩政策与军国主义，并提出一种真正替代资本主义死路与民族分裂的出路。这正是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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