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的报告

我们在此重刊列夫·托洛茨基于1921年6月撰写的关于《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新任务》的报告。在这部视角独特的杰作中，托洛茨基分析了资本主义有机全球危机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如何被其自身堆积如山的债务、投机和通货膨胀所窒息。该报告与当今世界形势高度相关。(英文原文来自于marxists.org)

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我们进入了革命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平衡的支柱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代。资本主义平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资本主义制造这种平衡，破坏它，然后又重建它，以便再次破坏它，同时不断扩张其统治的边界。在经济领域，这种平衡的不断破坏和重建表现为危机和繁荣。在阶级关系领域，平衡的破坏表现为罢工、停工和革命斗争。在国家间关系领域，平衡的破坏意味着战争，或者——在较弱的程度上——关税战、经济战或封锁。因此，资本主义拥有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始终处于破坏或重建的过程中。但与此同时，这种平衡具有强大的抵抗力，最好的证明就是资本主义世界至今尚未崩溃。

最后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对资本主义世界平衡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打击。这场战争实际上开启了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时代。俄国，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率先失去了平衡，并在1917年2月率先走上了革命之路。我们的二月革命对英国的劳动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7年，英国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罢工斗争，英国无产阶级通过这些斗争成功遏制了战争导致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趋势。1917年10月，俄国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罢工斗争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首先从中立国开始。 1918年秋，日本经历了动荡的“米骚动”，据一些统计，骚乱波及人口高达25%以上，并遭到天皇政府的残酷镇压。1918年1月，德国爆发大规模罢工。1918年底，随着德国军国主义的崩溃，德国和奥匈帝国相继爆发革命。革命运动不断壮大。对资本主义——至少对欧洲资本主义而言——最为关键的一年到来了：1919年。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1919年1月和3月，德国爆发了革命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之间的激烈战斗。在法国，复员时期气氛紧张，但胜利的幻想和对胜利果实的憧憬依然强烈；这里的斗争规模远不及被征服国家。 1919 年末，美国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铁路工人、矿工、钢铁工人等都卷入其中。威尔逊政府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残酷镇压。

1920年春，德国卡普政变企图建立反革命政权，这反而激发并推动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德国工人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却缺乏组织，最终再次遭到他们曾力挽狂澜的埃伯特共和国的无情镇压。去年五月，法国宣布举行总罢工，政治局势达到白热化。然而，事实证明，这次罢工远非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罢工”，准备工作也十分不足，并被那些不愿罢工却又不敢承认的投机主义领导人出卖……八月，红军向华沙的推进——同样也是国际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以失败告终。九月，意大利工人认真听取了社会党的革命宣传，占领了工厂，但却遭到党的可耻背叛，一路溃败，随后又遭到统一反动派的残酷反击。十二月，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革命性的群众罢工。最后，在今年年初，德国中部爆发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革命战争；英国顽固的矿工罢工再次爆发，至今仍未结束；挪威爆发了总罢工。

战后初期，当我们观察革命运动的发展时，许多人或许会认为——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也完全有道理——这场日益壮大的运动最终必将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告终。然而，如今距离战争结束已近三年。除俄国以外，世界各国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在此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当然没有停滞不前，它一直在发生变化。欧洲乃至全世界都经历了战后复员时期，这对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极其严峻和危险的时期——既包括人员的复员，也包括物质（即工业）的复员——以及战后疯狂的商业繁荣，随后是一场至今尚未结束的危机。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发展是否仍在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应对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如果尚未恢复，那么在战后新基础上，资本主义平衡是否正在恢复或接近恢复？

资产阶级获得喘息之机

如果在从主要经济层面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纯粹从政治角度切入，那么我们必须列举一系列迹象、事实和陈述，这些都证明资产阶级作为执政阶级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定，或者至少他们自己感觉如此。1919年，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那是恐慌的年代，人们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恐惧，它如同一个极其朦胧、因而也更加恐怖的幽灵，在巴黎的海报上，它被描绘成一个嘴里叼着刀的杀手等等。事实上，这种手持利刃的布尔什维克幽灵，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对战争罪行遭受报复的恐惧的化身。无论如何，资产阶级都清楚地意识到，战争的结果与他们当初的承诺是多么的不符。他们清楚地知道战争在生命和财富方面造成的惨重损失。它害怕清算。毫无疑问，1919年是资产阶级最为关键的一年。1920年和1921年，我们观察到资产阶级逐渐恢复了自信，与此同时，其国家机器也得到了无可否认的巩固。事实上，在战后初期，许多国家，例如意大利，国家机器都濒临崩溃。在九月，社会党懦怯的背叛发生之后，意大利资产阶级恢复自信的表现形式尤为形象生动。资产阶级原以为自己面对的是可怕的强盗和刺客，结果却发现是一群懦夫。

由于上半年因病无法工作，我得以阅读大量外国报纸，并收集了大量剪报，这些剪报生动地描绘了资产阶级情绪的转变及其对世界政治形势的新评价。所有证据都指向一点：如今资产阶级的自信无疑比1919年甚至1920年更加坚定。

承蒙您允许，我将引用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资料。

《新苏黎世报》是一份较为冷静的瑞士资产阶级保守派报纸，它一直非常关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发展，并展现出相当敏锐的洞察力。该报就德国三月发生的事件发表了如下声明：

“1921年的德国与1918年时相比，早已今非昔比。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控制力大大增强，使得共产主义的手法几乎遭到了各阶层民众的抵制；尽管相比于革命初期那支人数虽少却坚决果敢的‘一小撮’核心力量，如今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已经扩张了许多。”

4月28日，当双方阵营都在准备迎接五一劳动节时，巴黎报纸《时报》写道：

“回顾一年来的历程，我们深感欣慰。去年的‘五一’是为举行总罢工奠定基础，而总罢工是开展革命的第一阶段。如今，人人都对国家必能消除一切严重的战争后果充满信心。”

今年四月，还是《新苏黎世报》曾就意大利局势撰文如下：

“在1918年，资产阶级政党衰败不堪，涣散无力，束手无策，在纪律严明的赤色分子齐心协力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在1921年，资产阶级却抱成团，满怀胜利的信心对付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则毫无斗志，不敢轻举妄动。这都多亏法西斯分子。”

我的下一个例子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来源，即我们姐妹波兰共产党的一项决议中的一段引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该党在四月份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如下：

“1918年冬天，斗争形势发生转变，资产阶级开始占据上风，此时资产阶级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国家机器；工人苏维埃在政府和波兰社会党（PPS）的合作下被镇压——此后，该党被迫利用选举斗争和议会讲台。”

当然，这里绝不能说波兰共产党打算改变其原则立场。它只是认为当前形势与1919年的情况有所不同。

社会民主党相对于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客观处境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社会民主党在世界各地都被排挤出政府。即使他们再次进入政府，也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迫于外部压力，就像德国的情况一样。德国独立党也完全转向右翼，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新形势的影响，而他们往往夸大了新形势的意义。一年或一年半前似乎分歧很大的各国独立党和社会民主党，如今在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下，已经走得更近了。

因此，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的自信心的增强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战后警察国家机器的实际巩固。然而，这一事实本身——尽管它非常重要——还远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我们的敌人急于从中得出我们的纲领已经破产的结论，实在是操之过急了。我我们当然曾希望资产阶级在1919年就被推翻。但是，我们当然也对此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们更没有把我们的行动纲领建立在某一个具体日期之上。当奥托·鲍威尔先生（Herr Otto Bauer）以及第二国际和第二点五国际的其他理论家们说我们的预言已经破产时，人们可能会以为这里所涉及的预言是针对某种天文现象的。就好像我们在数学计算中犯了错误，误判了日食会在某年某天发生，从而被证明是拙劣的天文学家一样。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预言一场日食，也就是说，没有预言一个超出了我们的意志、且完全独立于我们行动之外的事件。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能够在我们参与下发生、且必将发生的历史事件。当我们谈到由世界大战引发的革命时，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努力利用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尽一切可能来加速革命的到来。革命至今还没有在全世界、或者至少在欧洲爆发，这绝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国际的破产”，因为共产国际的纲领并不是建立在天文数据之上的。每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思考过自己思想的共产主义者都明白这一点。但是，既然革命没有紧随战争的脚步而来，那么资产阶级利用了所获得的喘息时机，去掩盖、修补战争所带来的最可怕、最骇人听闻的后果（如果说还谈不上克服和消除的话），这就是绝对显而易见的事了。它成功做到这一点了吗？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到了什么程度？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即资本主义平衡的恢复。

世界平衡是否已经恢复？

当今国际孟什维克主义如此言之凿凿地鼓吹的资本主义平衡究竟意味着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根本没有对这种平衡概念进行过真正的剖析。他们既未能理清其内部的构成要素，也无法做出任何明晰的阐释。须知，资本主义的平衡交织着大量的因素、事件与事实——它们之中，有的是根本性的，有的是次要的，还有的则是更加边缘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它已经成功地席卷了整个地球。这一点在战争和封锁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一个国家由于缺乏市场而生产过剩产品，而另一个国家由于需要商品而无法获得。如今，这种支离破碎的世界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世界各地都显而易见。战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建立在世界性的劳动分工和世界范围内的产品交换的基础之上。美国必须为欧洲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法国必须为美国生产一定数量的奢侈品。德国必须为法国生产一定数量的廉价消费品。这种分工本身也绝非一成不变，更不是什么一劳永逸的既定事实。它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它不断受到危机和竞争的冲击——更不用说关税战了。它在屡遭破坏后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却又在重建后一再地被破坏。但总的来说，世界经济正是建立在各国对相应的必需品生产或多或少的分工之上的。如今，正是这种世界性的劳动分工被战争从根本上摧毁了。它是否已经重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各国，农业为工业提供工人所需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原材料），而工业则为乡村提供日用品、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在此，也建立了一定的互惠关系。最后，工业内部也存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个主要工业部门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不断受到破坏，又在新的基础上不断重建。战争极大地破坏了所有这些相互关系和比例，原因只有一个：战争期间，欧洲的工业，以及很大程度上美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的与其说是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不如说是破坏性手段。就继续生产出来的消费品而言，它们与其说是被生产它们的工人所消费，不如说是被那些进行毁灭的人——即帝国主义军队的士兵们所消耗。那么，城市与乡村之间、各国国内各个工业部门之间这种被破坏了的和谐关系，究竟有没有得到恢复呢？

接下来要考量的是建立在经济平衡之上的阶级均势。在大战爆发前，国际关系则一直由一种所谓的‘武装休战’状态所维系。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大致处于武装休战的状态，这种状态由集中化的工会和日益集中化的工业资本之间签订的集体工资协议体系维持。这重平衡同样在战争中荡然无存——正是这种失衡，在全世界点燃了狂飙突进的罢工运动。须知，若没有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稳定的阶级均势，社会的生产根本无从谈起——那么，这种阶级均势如今到底复原了没有？如果说它已经复原，那么它又是基于何种根基之上的呢？

阶级均势与政治平衡是互为表里的。无论在大战期间还是大战爆发前，资产阶级都是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即社会爱国主义者）这一中介，才勉强维系了自身机器的平衡——尽管这一点在当时并未被我们所察觉。这群人是资产阶级最重要的鹰犬，正是他们把工人阶级死死按在资产阶级秩序的框架之内。若非仰赖于此，资产阶级根本无胆量踏入战争的绞肉机。时至今日，资产阶级是否已再度稳固了其政治体制的均势？而社会民主党人对群众的影响力，究竟是尚有留存还是早已挥霍殆尽？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看门狗的丑角，究竟还能再唱多久？

接下来的问题是国际平衡，即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存。当然，如果脱离了这种共存，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一领域的平衡究竟有没有达成呢？

唯有对上述种种错综复杂的维度进行全面评估，我们才有可能做出明智的回答：世界形势是否仍然具有革命前景？亦或是那些讥讽我们的革命前景为‘乌托邦空想’的政敌才切中要害？

诚然，若要深入剖析对这一课题的方方面面，就必须罗列海量的事实与数据，而要在如此规模的大会上将这些材料一一做口头汇报，不仅枯燥难记，也难以全盘消化。有鉴于此，我将隐去繁文缛节，只着重提供有助于我们廓清这一问题基本脉络的核心数据。

欧洲的经济衰退——以统计数据呈现

那么，一种崭新的国际分工究竟是否已经确立？在这一领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核心事实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与资产阶级政权的重心，已经从欧洲彻底位移到了美洲。这是一个极其根本的事实，每一位同志都必须将其牢牢记住，唯有如此，才能看清当下正于我们眼前徐徐展开以及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注定将要上演的历史洪流。在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世界心脏，它是全球的核心市场、头号工厂与首席银行。欧洲的工业寡头（先是英国，其次是德国）、欧洲的贸易巨贾（主要是英国）、欧洲的高利贷资本家（先是英国，后是法国）——他们曾是世界经济乃至全球政治的真正提线人与掌舵者。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不再如此。欧洲已经被抛到了后面。

让我们尝试用数字（即使这些数字非常粗略）来确定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欧洲经济衰退的比例。

且让我们从最浅显、最基础的客观事实——全球物质财富的产量说起。首先来看农业。若将1920年的粮食产量与战前最后五年的平均水平做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当年的收成骤降了近2000万双担（约合440余万吨）。其中，欧洲各参战国的农业产出比战前平均水平惨跌了37%；中立国基本维持原状；而大西洋彼岸的国家则逆势增长了21%。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统计尚未将俄国计算在内。在大战爆发前，俄国平均每年向世界市场输送约1亿双担的粮食。换言之，今年的全球市场实际上存在着约1.2亿双担的巨大缺口。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尽管全球高喊缺粮，但由于世界市场购买力崩溃导致粮价暴跌，直至今日，美国农场主的谷仓里依然堆满了大量因滞销而无法变现的陈粮。

若将目光投向畜牧业，我们所能看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图景。从全球来看，牲畜总产量实际上与战前相差无几。但欧洲各参战国的畜牧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产出大幅萎缩；中立国维持了战前水平；而大西洋彼岸的国家则趁势扩张，产量暴增。可是我们却发现如今芝加哥肉类市场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肉类市场上，肉价却低于战前水平。尽管经历了战争及其带来的伤亡，交战国的人口数量如今却比战前更多，增加了8000万人。市场上的粮食供应量减少了1.2亿双公担。

肉类和谷物产品其实是有的，但仍然短缺——因为缺钱。这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加贫穷和饥饿。这是第一个事实，简单明了。

如果我们分析世界煤炭消费量，就会发现几乎相同的情况，而且更为明显。1920年全球煤炭总消费量相当于1913年总消费量的97%，因此有所下降。与战前相比，欧洲煤炭产量减少了18%，而北美则增长了13%。棉花的情况也类似。所有产品的总产量都在下降。欧洲产量下降，而美国产量上升。

战前，所有参战国（即所有公民和国家）的国民财富总和估计约为2.4万亿金马克。所有这些国家的年收入（即它们一年的产品产量）估计为3400亿金马克。战争耗费和破坏了多少？大约1.2万亿金马克，也就是说，至少相当于所有参战国在其存在期间积累财富的一半。理所当然，战争的巨额开销起初是由当年的财政税收来冲抵的。然而，如果我们假定在战争期间，由于海量劳动力被强行抽离生产一线，各国的国民收入即便只萎缩了三分之一，其总额也降至了2250亿金马克；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所有非军事支出占55%，那么每年能够从经常性国民收入中支付的战争开支总额不会超过1000亿金马克。四年大战打下来，这一项顶多能凑出4000亿金马克。这意味着剩下的8000亿金马克的赤字将不得不通过动用交战国的基本资本来弥补，尤其是停止对生产设备的补充来强行抹平。因此，战后交战国的总财富并非24000亿金马克，而是仅有16000亿金马克，即减少了三分之一。

然而，并非所有参战国都以相同的速度陷入贫困。相反，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参战国中也有一些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例如美国和日本。那些直接卷入厮杀的旧欧洲国家，其国民财富的缩水实际上普遍超过了三分之一；而其中由如德国、奥匈帝国、俄国以及巴尔干诸国更是损失了过半以上。

如大家所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充斥着矛盾。而在大战期间，这些矛盾更是膨胀到了畸形的恐怖地步。为了搜刮战争所需的庞大资源，国家主要诉诸了两种手段：一是疯狂印发纸币，二是大举借债。通过这种方式，铺天盖地、所谓有价值的‘纸片’（证券）被投入流通。国家正是以此为媒介，将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从国民经济中抽走，并送往战场付之一炬。国家挥霍得越凶，也就是它毁灭的真实财富越多，国内积聚的这种伪财富和虚拟价值就越发庞大。国债借据早已堆积如山。乍看之下，国家似乎变得富庶无比，可骨子里，整个经济基础的根基正在被生生挖断、分崩离析，已被推向了破产的临界点。如今，各国债务已飙升至近1000亿金马克，足足占到目前参战国全部国民财富的62%。在战前，全球流通的纸币和信用货币总额不过280亿金马克上下，而今竟已暴涨到220亿至280亿金马克，整整翻了十倍。不消说，这笔账里并不包括俄国，因为我们在此只剖析资本主义世界。上述景象即使不能说概莫能外，也绝对是以欧洲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和中欧地区为典型。总而言之，欧洲一边在日复一日地陷入贫穷时至今日，一边却被越发膨胀的纸面价值，即所谓的‘虚拟资本’所禁锢。这些虚拟资本——不管是钞票、国库券、战时公债还是银行券——要么是对那早已灰飞烟灭的旧资本的追思，要么是对未来资本的预支。在当前这一刻，它们与真实存在的实体资本之间根本毫无可比性。然而，它们偏偏在现实中充当着资本与货币的角色，结果便是给整个现代经济与社会折射出了一个荒诞至极的扭曲倒影。经济底子越是空虚，这面虚拟资本的魔镜所照出来的景象就越发显得富丽堂皇。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这种虚拟资本的炮制，也意味着在瓜分那正在日渐缩水的国民收入与财富时，各个阶级正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各分一杯羹。国民收入固然也在减少，但其缩水程度倒还不及国民财富那般剧烈。原因其实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这根蜡烛正在两头烧。为了给战争和战后的国家财政饮鸩止渴，他们不仅竭泽而渔地榨干了当年的国民收入，甚至连国民财富的底子和老本也给彻底抽空了。

当政府为了生产目的发行公债时，比方说为了苏伊士运河，在特定的政府债券背后是有相应的现实价值支撑的。苏伊士运河为船只提供航道、征收通行费、带来财政收入，并在总体上参与经济生活。但当政府发行战争公债时，通过这些公债动员起来的价值就被付诸毁灭，在此过程中，更多的附加价值也一同消亡了。与此同时，战争债券却留在了公民的口袋和投资组合里。国家欠下了数千亿。这数千亿作为纸面财富，存在于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人的口袋里。可是，真正的数千亿在哪里呢？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它们被烧毁了。它们被毁灭了。这些证券的持有者能指望什么呢？如果他恰好是一个法国人，他就会指望法国能从德国人身上榨出几百亿，以此来偿还他的损失。

在许多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支柱产业和生产体系遭受的破坏远比统计数据所能反映的更为深远。住房问题最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于战争和战后利润的疯狂涌入，资本主义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生产个人或军事用途的新产品上。然而，基本生产体系的重建却日益被忽视。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城市住房领域。旧房年久失修，而新建房屋数量却少得可怜。因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出现了可怕的住房短缺。由于当前的危机，生产设备的毁灭在今天可能不那么令人注意到，因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的生产能力还不超过其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但在住房领域，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机构的瓦解正以全部力量显露出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需要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套公寓。然而，面对普遍贫困所带来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必要的建设工作根本无法开展。资本主义欧洲在未来许多年里，必须而且也将勒紧裤腰带，缩小其活动规模，并跌落到一个更低的水平。

正如我之前所说，在欧洲普遍贫困的背景下，不同国家的贫困化速度各不相同。让我们以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中受灾最严重的德国为例。我将列举一些关键数据，以反映德国战前和战后的经济状况。这些数据并不十分精确。在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对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进行统计计算非常困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对收入和财产进行真正的审计，以人力劳动单位进行审计，而这自然是在一个组织完善、运转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进行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遥远。但即使是不精确的数据，对我们也有用，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大致了解过去六七年间德国和其他国家经济状况的变化。

在战争前夕，德国的国民财富估计为2250亿金马克，而战前最高的国民收入为400亿金马克。如大家所知，在战争之前，德国致富的速度非常迅速。在1896年，德国的国民收入为220亿金马克。在18年间（从1896年到1913年），这一数字增加了180亿，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以10亿的速度增长。这18年总体上标志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德国处于极度繁荣的时期。而今天，德国的国民财富估计仅为1000亿马克，同时的国民收入为160亿马克，即仅为战前水平的40%。诚然，德国失去了一部分领土，但最主要的损失还是与战争开支以及战后对德国的掠夺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卡尔弗的计算，1907年的商品生产相当于1130万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自那时以来，劳动条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劳动时间缩短了，劳动强度下降了，诸如此类。因此，他得出结论，若以1907年的单位来衡量，德国目前的劳动力实际只相当于480万人，也就是说，不超过当年的42%。

在分析农业时，卡尔弗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

卡尔弗的计算结果完全证实了我引用的数据。与此同时，德国的国债已增长至2500亿马克，也就是说，它是德国当前国民财富的2.5倍。此外，德国还被强加了1320亿马克的赔款。如果英国和法国要求德国立即全额支付这些款项，他们就不得不把整个德国都收入囊中，从斯廷内斯的矿山到埃伯特总统的袖扣，无一幸免。德国目前的纸币发行量为810亿马克，其中只有不到50亿马克有黄金担保。因此，如今1马克仅值6-7芬尼。

诚然，战后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商品。虽然这种低价为德国商人和出口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但最终却给整个德国民众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世界市场上的低价是以低工资和工人营养不良、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以及租金管制为代价的——而这些措施又导致了房屋建设的全面停滞、维修的极度匮乏等等。因此，每向世界市场倾销一件德国产品，就意味着德国的一部分国民财富被带走，而德国却没有得到任何相应的补偿。

为了“复苏”德国经济，必须稳定她的货币，也就是说，必须停止发行更多的纸币，并减少已经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偿还债务，即宣布国家破产。

但是，这一举措本身就意味着对平衡的极其严重的破坏，因为它涉及将财产从现有的持有者手中转移到其他人手中，因此它必然会围绕国民收入的新分配引发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德国正变得越来越穷，并持续走向衰落。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个战胜国——法国。

根据资产阶级报纸的大肆宣传，法国是一个正在疗愈创伤的国家。不可否认，法国在某些领域于战后时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夸大这些成就便已经犯了一个大错。如今，若想引证有关法国经济的准确统计数据绝非易事，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隐藏了太多不可告人的内幕。对此，法国资产阶级与法国政府可谓狼狈为奸。应当坦言，法国资本主义报纸所制造的谎言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报纸都要多，这恐怕也包括经济统计领域。

现在我将引用一些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引以为豪的数据，他们试图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恢复。我们不妨先看农业。战前，法国每年生产8600万公担的小麦（一公担为100公斤，略超过220磅）；燕麦——5200万公担；土豆——1.32亿公担。在1919年，她的小麦收成是5000万公担，而最近一次收成（1920年）是6300万公担。在1919年，土豆收成是7700万公担，而去年（1920年）是1.03亿公担。

现在我们来看看畜牧业。1913年，有角牛的数量约为1500万头，而如今只有1280万头。1913年，马的数量为700万匹，如今只有460万匹。1913年，羊的数量为1600万只，如今只有900万只。猪的数量为700万头，如今只有400万头。数量急剧下降。

且让我们再看看煤炭，煤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产品，也是工业的关键要素。在1913年，法国开采了4100万吨煤炭；在1919年——2200万吨；在1920年——2500万吨。而如果我们把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盆地包括在内，那么1919年的产量将达到3560万吨煤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增长。但这种增长仍使煤炭产量远低于其战前水平。然而，这些相当微不足道的成绩又是如何取得的呢？在农业方面，它们主要是通过法国农民顽强而勤劳的劳动取得的。但在纯粹的资本主义领域，这些成绩主要是通过洗劫德国、夺走她的奶牛、种子、机械、火车头、黄金、尤其是煤炭来取得的。

从整体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复苏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因为与其说是创造了新的价值，不如说是旧价值的转移。此外还应当补充的一点是，德国所遭受的损失，要比法国所获得的收益大出1.5倍到2倍。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法国即便是强行割占了德国命脉般的冶金与煤炭基地，其自身的底子也依然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法国的对外贸易。贸易平衡是世界经济均衡，即各国之间现有交换状况的重要指标。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出口大于进口，就会认为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其中的差额用黄金来结算。这种平衡被称为顺差。当一个国家被迫进口大于出口时，贸易平衡就变为逆差，该国必须将部分黄金储备用于出口。黄金储备开始消耗，该国的货币和信贷体系也逐渐崩溃。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两年——1919年和1920年，也就是法国资产阶级进行“重建”的两年——法国的贸易情况，就会发现，1919年贸易逆差高达240亿法郎，而1920年逆差也达到了130亿法郎。战前，法国资产阶级从未见过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甚至连做梦都想不到。短短两年内，贸易逆差就达到了370亿法郎。诚然，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实现了贸易平衡，即出口额与进口额相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此开始大肆宣扬：法国正在恢复贸易平衡。然而，法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时代报》在5月18日就此发表了如下评论：

你们错了，我们在这三个月里之所以不需要支付黄金，仅仅是因为我们进口的原材料非常少。但这仅仅意味着，在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很少能够出口由外国原材料、特别是美国原材料所制造的产品。因此，虽然我们在这三个月里设法保持了有利的贸易平衡，但在下一个时期，贸易逆差将不可避免地开始扩大。

因此，贸易平衡的改善既不是通过经济复苏，也不是通过出口增加，而是通过减少原材料进口，即以降低未来的生产力为代价。

在大战前夜，市面上流通的法郎钞票还不到60亿；至于法郎的购买力，同一家报纸指出，在3月底危机已席卷全球之际，美国的物价较战前上涨了23%，即高出不到四分之一；而法国的物价则暴涨了260%，也就是说，达到了战前水平的三倍半以上。这意味着法郎的购买力已经贬值了数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法国的财政预算。它分为两个部分：经常性支出和紧急资金。经常性预算达到了230亿法郎——这在战前是闻所未闻的数字！这些巨款是如何分配的呢？150亿用于偿还债务利息；50亿用于维持军队开支。总计200亿。这就是法国政府打算从纳税人那里榨取的全部资金。实际上，他们只搜刮到了175亿法郎。这便意味着，政府那点‘常规’收入，甚至连给旧债还利息、给军队发军饷都不够。但此外，还有必须支付的紧急费用：超过50亿法郎的占领军开支，以及用于各类战争赔偿和重建工作的230亿法郎。这些费用都被记在了德国的账上。但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越来越无力支付这些款项。然而眼下，法国政府要么靠发行新公债，要么靠追加发行纸币来维持生存。法国著名的金融记者、法国最主要的经济期刊《信息报》的主编莱昂·沙沃农，极力主张继续发行纸币。他宣称：“除此以外，唯一的出路就是公开宣布破产。”这意味着，唯一的选择要么是通过进一步发行纸币来搞隐性破产，要么是公开宣布破产。这就是法国的现状。法国作为一个战胜国，在沦为焦土的欧洲中占据着有利位置，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法国都能够靠牺牲德国来恢复自己的平衡。而至于意大利和比利时，它们要处理的烂摊子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让我们转向欧洲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在战争期间，我们习惯于说英国正在从战争中致富，英国资产阶级将欧洲推入了战争并以此中饱私囊。这在一定限度内确实是事实。英国在战争初期赚取了利润，但在第二阶段便开始遭受损失。欧洲、特别是中欧的贫困化，导致了英国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之间贸易关系的破裂。归根结底，这必然会、而且确实已经损害了英国的工业和财政。此外，英国自身也不得不承担巨大的战争开支。今天，英国正处于衰落状态，而且这种衰落正变得越来越急剧。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我接下来要引证的工业和商业指标来证明，但事实本身是无可争辩的，并且得到了最显赫的英国银行家和工业家一系列公开且完全官方的声明的证实。在三月、四月和五月期间，英国各大相关出版物刊载了各公司、银行等的年度报告。在这些权威的集会上，各企业的领袖们发表报告，评估国家或其自身特定工业分支的总体状况，这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材料。我收集了整整一卷这样的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证实了同一件事：英国的国民收入，即其所有公民和国家的收入总和，已经大幅跌至战前总额以下。

英国正在变穷，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与战前最后一年相比，1920年她的世界贸易额至少下降了三分之一，在一些最重要的行业甚至下滑得更多。尤其是作为英国经济主要支柱的煤炭工业，所发生的转变尤为突然。准确地说，煤炭工业正是英国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赖以立足的根基和主干。因为煤炭垄断曾是英国工业所有其他分支获得力量、活力和繁荣的源泉。而今天，这种垄断已荡然无存。以下是关于英国经济状况的基本事实数据。1913年，英国煤炭工业产煤2.87亿吨；1920年为2.33亿吨，即减少了20%。1913年，铁产量达1040万吨；1920年仅为800多万吨，同样减少了20%。1913年的煤炭出口量为7300万吨；而到了1920年，总共只有2500万吨，仅为战前总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流行的今年——1921年，煤炭工业和煤炭出口的暴跌更是达到了绝对反常的程度。一月份的煤炭产量为1900万吨（已低于1920年的月平均水平）；二月份为1700万吨；三月份为1600万吨。随后，总罢工爆发，煤炭产量几乎趋近于零。1921年前五个月的出口量比1913年同期低了6倍。按价格计算，英国今年五月份的全部出口额比去年五月份低了3倍。截至1914年8月1日，英国的国家债务为7亿英镑；而到今年6月4日，已达77.09亿英镑，翻了十一倍。财政预算也膨胀了三倍。

如果翻阅三四月份银行和工业企业董事会的报告，你会发现，与战前时期相比，英国的国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就是欧洲最富裕国家——一个在战火中受损最少、并在战争初期获利最多的国家的现状。

英国经济生活衰落最形象的证明，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英镑（Pound Sterling）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英镑了。也就是说，它不再等同于曾经在世界各地呼风唤雨、且如今依然印在它身上的那一串固定价值。今天，它仅存其标榜价值的76%。与当今货币市场的真正霸主——美元相比，英镑已经丧失了其名义面值的24%。全世界曾经最稳定、最绝对、最无可争辩的事物——英国金镑（在英语中，‘Sovereign’这个词既指‘英镑硬币’，又指‘君主/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它昔日的地位，沦为了一个相对的数值！这难道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之动荡不居最完美的写照吗？考虑到如今在德国，哲学界正因相对论而活跃起来——我这里指的是爱因斯坦的哲学——人们或许应当将德国的哲学视为对英国经济的一种报复，毕竟英国的英镑终究也变得——相对了。顺便说一句，面对经济上的贫困，在哲学领域展开报复，向来是德国人的传统习惯。

我们引用的数据充分反映了整个欧洲的局势。在交战国中，奥地利处于一极，如果排除俄罗斯，它是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国家，而另一端则是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则介于两者之间。巴尔干各国已经完全破产，并且在经济和文化状况上已被抛回到野蛮状态。至于中立国家，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它们无疑从战争中获取了利益；然而，由于它们无法扮演独立的经济角色，而必须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并且在经济上依赖于后者，因此，欧洲主要国家的衰落必然在中立国家当中造成极大的经济困难，它们今天同样已经远远跌落到了在战争初期所达到的水平线以下。

因此，作为整体的欧洲收入，也就是说，由所有欧洲人口所生产的物质价值总量，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下降了至少三分之一。但正如我此前所说，更为决定性的则是经济基本设备的暴跌。农民无法获得化学肥料、农具和农业机械；矿主在居高不下的煤价刺激下，根本无心去翻新矿山里的设备；机车资产变得破旧不堪，铁路在很大程度上大体处于失修状态，诸如此类。这一切都作用于经济的主要结构，使其变得更软弱、更脆弱、更不可靠。如何去衡量和计算这一切呢？资本主义的统计学对此远远无能为力。这样一份清查盘点——也就是不是针对某一家孤立的企业，而是针对整个国家以及整个欧洲的生产状况进行价值上的清查——无疑会表明：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战后时期的统治，过去和现在同样都是靠牺牲欧洲的基本生产资本来维持生存的。这意味着，例如德国本该调配50000名工人去修整矿井，现在却把这50000名工人更多地派去开采必须上交给法国的煤炭。而另一方面，法国为了企图减少其贸易逆差，力图向国外出口最大可能数量的商品，因而同样没有在必要的程度上翻新她的设备。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欧洲国家，因为作为整体的欧洲表现为赤字，即处于不利的贸易逆差状态。欧洲经济基础的衰弱，在未来将比在过去或现在表现得更加剧烈。历史的那只伟大鼹鼠，正不知疲倦地在欧洲经济大厦的底座下越刨越深，将地道挖向了欧洲经济的基石。

美国的经济繁荣

当我们跨入西半球时，我们看到了一副截然不同的光景。美国经历了一场性质截然相反的发展。在战争中，她以目不暇接的速度使自己致富。战争期间，美国主要扮演的是军需官的角色。诚然，她自身也不得不承担由于进行战争而产生的开支，但这些支出不仅与她的战争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与战争为美国经济发展所开辟的所有优势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合众国不仅在交战的欧洲身上获得了一个几乎无限的、什么都买且出价更高的买主；而且在好几年里，摆脱了她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些当时正全身心投入战争的德国和英国。直到战争前夕，美国出口的大部分（即三分之二）仍由农产品和原材料组成。在战争期间，美国的出口毫无间断地、甚至可以说是狂热地暴增。只需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美国的出口总额爬升到了比战前最高水平还要大出1.5倍的高位，并且在6年间（从1915年初到1920年底），出口额超过进口额达180亿美元。此外，出口的性质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今天，合众国出口的商品中有60%是工业制造品，而只有40%是农产品、肉制品和原材料（棉花等）。

为了勾勒出美国目前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主要轮廓，我将引证以下关键数字。在美国的国界之内，居住着世界6%的人口；地球表面积的7%属于美国。在世界每年的黄金产量中，美国供应了20%；美国在世界船舶吨位中所占的份额为30%，而在战争之前这一比例不超过5%。在世界的铁和煤炭中，美国生产了40%；锡——40%；白银——40%；锌——50%；煤炭——45%；铝——60%；铜和棉花的比例与之相同；石油占66%至70%；玉米——75%；汽车——85%。目前全人类总共拥有略少于1000万辆汽车，其中美国的份额是850万辆，而世界其他地区仅拥有140万辆。每12个美国人中就拥有一辆汽车。今天，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不再是欧洲，而是在美国。欧洲已经暴跌，并且正在继续越陷越深。与之相反，美国在此期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增长，其关键数据如下：

马的数量从2000万匹增加到2200万匹。牛从6200万头增加到6800万头。当然，这算不上很大的增幅。但如果我们来看看煤炭产量，就会发现1913年为5.17亿吨，而1920年达5.8亿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增长。石油产量从1913年的2.48亿桶攀升至1920年的4.42亿桶。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增幅。棉花和铁的产量基本上保持在战前的水平；但在远洋轮船方面，我们看到了惊人的暴增。1913年，为商船队建造的船舶货运能力为27.6万吨，而在1919年达407.5万吨，1920年达274.6万吨。这种快节奏的造船业使美国能够赶上这一领域的领头羊——英国。虽然在战争之前，大英帝国拥有超过世界一半的吨位，而美国仅占5%，但今天这种相互关系已经发生了急剧的改变。英国现在的份额不超过35%，而美国则拥有世界吨位的30%。因此，美国正在挑战英国对七大洋的霸主地位。

美国已经完全取代英国，成为煤炭市场的主导者。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在石油领域也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其在工业和军事领域的作用日益增强。但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工业和世界贸易领域，也发生在货币市场。战前，英国是世界主要的放贷国，法国紧随其后。全世界都欠着它们的债，包括美国。然而，如今唯一一个不欠任何国家债，却让全世界都欠它债的国家，就是美国。欧洲，即欧洲各国政府、城市和企业，欠美国180亿美元的黄金。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由于无力支付不断累积的利息以及美国不断发放新的信贷，这笔债务每天都在增加1000万美元。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美元已经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权者”。此前，美元在介绍自身价值时会说：“我的名字叫美元，我大约相当于五分之一英镑。”至于英镑，它无需任何参考；它以英镑的身份出现和消失，仅此而已。如今情况已截然不同。现在，英镑和其他货币单位一样，需要“护照”才能流通；而这份“护照”上写着，英镑实际上根本不是英镑，而只是一定数量的美元（比战前旧版金融手册中给出的数字少了近四分之一）。

整个货币体系都依赖于黄金储备，而全球近一半的储备现在集中在美国。想想这可是几乎是全球一半的黄金储备！

这就是美国战后的处境。它是如何形成的？它源于欧洲无限的战时市场，这个市场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商品。在英国殖民地、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它们几乎完全消失了，美国得以自由发展，实现其最大程度的繁荣。因此，在短短七年内，世界劳动分工格局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欧洲变成了一片不仅由其收入、而且由其基本资本所维持的熊熊火海，而美国资产阶级则在这场烈火旁温暖着自己的双手。美国的生产能力已经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增长，但她的市场却已经消失了，因为欧洲已经贫困化，再也无法购买美国的商品。这就像是欧洲首先竭尽其一切所能，帮助美国爬上了最高的一级阶梯，然后却把梯子给抽走了。

其他国家——危机

日本同样利用了战争时期来获取利益，其资本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这些成功绝无法与美国的发展同日而语。日本工业的某些分支以温室般的速度蓬勃发展。然而，尽管在缺乏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日本证明了自己能够迅速扩张其工业的个别分支，但到了今天，随着许多竞争对手的回归，她并不总是能够守住已经夺取的阵地。日本男工和女工的总数（在日本，女性劳动力被极其大规模地雇佣）达到了2,370,000人，其中有270,000人（约占12%）被组织在工会之中。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东印度群岛，在中国，资本主义在过去七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扩张。在战争之前，亚洲的煤炭产量为5600万吨；到了1920年，她的产量达到7600万吨，即增长了36%。

今天，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严酷的危机，这场危机于去年春天在东印度和美国爆发——确切地说，恰恰是在那些近一个时期以来处于上升、而非处于衰退的国家中爆发的。

英国最权威的经济期刊《经济学人》讲述了一个关于这场危机如何爆发的相当奇特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请诸位注意，当时的美国工人开始变得富有，并开始购买丝绸衬衫，而这种衬衫的制造正是日本纺织工业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日本的丝绸工业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张，然而，由于工人的购买力总的来说是非常有限的，且在和平协议签署、美国工业开始转型的那一瞬间便遭遇了骤降，日本的丝绸工业随即陷入了剧烈危机的绞痛之中。这场危机随后蔓延到了其他工业分支，扑向了美国，接着跨越了大洋。时至今日，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已经坠入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渊。因此，这一切都始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件小小的丝绸衬衫，却以惊天动地的大事告终：物价以疯狂的速度暴跌，工厂大批大批地倒闭，工人被无情地抛向街头。在今天的美国，失业人数已经不少于500万人，而根据某些估计，甚至已经达到了600万人。

在危机的历史中，丝绸衬衫的插曲所起到的作用，大约就像是引发雪崩的一声鸟鸣。当然，雪崩本身显然无论如何都是注定要降临的。但这个插曲同样引人入胜，因为它证明了近年来——至少在某些特定类别的美国工人中——生活水平确实出现了不可否认的提高。在现有的850万辆汽车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实由美国的熟练工人所拥有。然而，在今天，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时期，美国工人将再也没有多余的闲钱去消费汽车和丝绸衬衫了。

欧洲和美国都面临危机，但这两场危机的性质截然不同。欧洲更加贫穷，而美国则富足安逸。美国的生产体系依然相对良好，工厂一流，设备和物资供应充足。诚然，战时商品质量有所下降，铁路也因资本家将货物运往东部港口而损耗严重。但总的来说，美国不仅保住了经济体系，而且还扩大了其规模。

欧洲的购买力已经萎缩，她没有什么可以用来交换美国商品。世界经济重心已急剧转移到美国，部分转移到日本。欧洲正遭受经济衰退之苦，而美国如今却面临着商品过剩的困境。

欧美经济状况之间这种异常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对双方都极为不利——在海上运输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同其他诸多领域一样，战前英国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掌控着世界约50%的运力。为了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主导地位，美国在战时随着贸易的扩张而迅速壮大了商船队。美国的运力从三四百万吨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吨，如今几乎与英国不相上下。

近年来，世界货运吨位绝对值增长了约五分之一。然而，工业和世界贸易却出现下滑。几乎没有出口产品。欧洲的货运量不足和美国的货运量过剩同样导致大西洋运输系统瘫痪。

在我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的核心——即这种局面是否会发生变化，从而恢复平衡——之前，请允许我先简要评论一下。毕竟，资本主义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可能会说，俄国的经济在此期间也没有得到改善。列宁同志将会就俄国的经济状况作报告。我想就此发表的几句话与此完全无关。美国国务卿休斯先生在给同样臭名昭著的冈珀斯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鉴于俄国目前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真空，因此与俄国重建经济关系毫无意义。在休斯先生看来，俄国经济的贫困和衰退绝不能归咎于封锁和内战；首先，那些战前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部门遭受了重创；其次，内战动员的人数远少于世界大战。现在，如果休斯先生不介意的话，我得说他的第二个论点实在是‘聪明过头’了，因为人人都知道世界大战对俄国经济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何况，他的这套说辞在其他方面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沙皇政府好歹把关键的熟练劳动力保留在工厂里；他们不需要像我们这样需要工人阶级来指挥战争。沙皇手里有自己的贵族，自己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团。而我们的军队，在最艰难的时期，主要由熟练工人组成，我们通常被迫立即动员他们参战。今天，在我们正处于复员阶段之际，我可以透露一个秘密：当年我们在24个战线作战时，我军兵力达530万人，其中至少有75万人是技术工人。这意味着当时的经济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相反，休斯先生完全忘记了，资本主义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参与了世界市场的流通。我们现在正遭受着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小物件短缺之苦，这些物件我国在战前从未生产过，在封锁和内战的背景下，也根本不可能组织生产。负责工业的同志们已经列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例如，我们需要钻头、量规、卡尺和其他测量仪器；我们需要煤矿用的钢缆和传送带。这些东西我国以前从未生产过。顿涅茨煤炭工业因钢缆短缺而遭受重创。全世界都知道，造纸业必不可少的金属筛网，我们一直以来都依赖从德国和英国进口，从未在国内生产过。同样，那些战前能够自给自足的工业部门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但显而易见（也很容易证明），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在沙皇军队和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崩溃之后，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苏维埃制度之外，地平线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能够在苦战三年的同时，既喂饱、装备好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自己还没有原地解体。当然，这绝非否认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犯下过重大错误。

繁荣与危机

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有着粉饰资本主义困境之利益诉求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经济学家们说：这场当前的危机本身根本证明不了任何问题；相反，它是一种常态现象。在战争之后，我们目睹了一场工业繁荣，而现在则是一场危机；这恰恰证明资本主义正活得好好的，并且正蓬勃发展。

事实上，资本主义确实是在危机与繁荣中生存的，正如人类靠吸气和呼气来维持生命一样。首先是工业的繁荣，接着是停滞，然后是危机，继之以危机中的停滞，随后是好转，又是另一次繁荣，另一次停滞，若此循环往复。

危机与繁荣，连同所有的过渡阶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周期，或者说工业发展的一个大循环。每个周期持续 8 到 9 年，或 10 到 11 年。由于其内部矛盾的作用，资本主义因此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而是以之字形、通过起伏波动的方式发展的。这就是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提出以下主张的依据，即：既然我们在战后观察到了繁荣与危机的交替，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最美好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切都在向着最好的方向运行。然而，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在战后继续进行周期性震荡这一事实，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还没有死，我们面对的还不是一具尸体。只要资本主义没有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它就会继续在周期中循环往复，上下波动。危机与繁荣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与生俱来；它们将伴随它走向坟墓。但是，要确定资本主义的年龄及其总体状况——要判定它是在继续发展，还是已经成熟，亦或是正走向衰落——人们必须对这些周期的特征进行诊断。正如诊断人类有机体的状态一样，可以通过呼吸是规则的还是痉挛的、是深沉的还是浅表的等等，来做出判断。

同志们，事情的实质可以用以下方式来描绘：让我们拿资本主义的发展——煤炭、纺织品、生铁、钢的产量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增长——来绘制一条勾勒这一发展的曲线。如果在这一曲线的弯曲起伏中，我们表达出了经济发展的真实历程，我们将会发现，这条曲线并不是沿着一条不间断的弧线向上攀升，而是呈之字形、上下缠绕交织的——这种上下的波动，恰恰对应着各自的繁荣与危机。因此，经济发展的曲线实际上是由两种运动复合而成的：一种是主要的运动，它表达的是资本主义总体的向上增长趋势；另一种是次级运动，它由对应于各个工业周期的、恒常的周期性震荡所组成。

今年一月，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张涵盖 138 年历史跨度的统计表——从美属十三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一直到我们今天。在这一区间内，共出现了 16 个周期，也就是说，经历了 16 次危机和 16 个繁荣阶段。每个周期大约涵盖八又三分之二年，即近9年。请诸位注意这些描绘运动轨迹的之字形波动。在某个特定点上，《泰晤士报》的统计表显示出了增长。它始于每个英国人平均 2 英镑（或 25 金马克）的基数。在此期间，人口增长了约四倍，对外贸易的增幅则更为巨大，因此人均数字攀升至 30.5 英镑；而到了 1920 年，若以货币而非实际价值来表达，这一数字已相当于人均 65 英镑。在钢铁产量中，我们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发展：我们看到，在 1851 年初期，人均铁需求量为 4.5 公斤，而到了 1913 年，这一数字飙升至 46 公斤。随后，便出现了一个反向的运动。这就是总资产负债表，这就是 138 年发展史的总体结果。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分析这条发展曲线，就会发现它实际上跌宕起伏地落入五个不同的、截然清晰的历史时期。从1781年到1851年，发展非常缓慢，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我们发现，在70年间，人均对外贸易额仅从2英镑增长到5英镑。1848年革命扩大了欧洲市场的规模，此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1851年到1873年，发展曲线急剧上升。在22年间，对外贸易额从5英镑增长到21英镑，而同期人均铁产量也从4.5公斤增长到13公斤。之后，从1873年开始，进入了萧条时期。从1873年到大约1894年，我们注意到英国贸易停滞不前（即使考虑到投资于外国企业的资本利息）；在22年间，英镑兑美元汇率从21英镑下降到17.4英镑。随后，贸易再次繁荣，一直持续到1913年——对外贸易汇率从17英镑上升到30英镑。最后，从1914年开始，第五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崩溃时期——拉开序幕。

周期性波动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主要运动相融合的呢？很简单。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危机短暂而肤浅，而繁荣则持久而影响深远。在资本主义衰退时期，危机持续时间长，而繁荣则短暂、肤浅且具有投机性。在停滞时期，波动发生在同一水平线上。

这无非是说，我们必须根据资本主义有机体独特的呼吸方式以及它的脉搏跳动频率，来判定它的总体健康状况。

战后繁荣

紧随战争之后，出现了一种悬而未决的经济局面。但到了 1919 年春季，一场繁荣骤然降临；股票市场变得异常活跃——价格疯狂飙升，犹如一根直接浸入沸水中的水银柱，投机倒把的浪潮在汹涌的漩涡中剧烈翻腾。那么工业本身呢？在欧洲的中部、东部和南部，工业衰退仍在继续，正如我们刚才引用的统计数据所证实的那样。在法国，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这主要是由于对德国的洗劫。在英国——则是部分停滞，部分衰退，唯一的例外是商船队，其吨位的增长与实际贸易的下滑恰成反比。因此，总体而言，欧洲的这场繁荣带有半虚构和投机性的特征；它并不意味着进步，反而标志着经济的进一步衰落。

在美国，战争结束后，工业放缓了其军工生产，并开始向和平时期的基础转轨。在石油、汽车和造纸（造船）工业中，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

瓦尔加同志在他那本很有价值的小册子中说得非常正确：

“战后这场繁荣所具有的投机性质，在德国的例子中暴露得最为清晰。在物价于18个月的时间里翻了整整七倍的那段时期，德国的工业却一直在持续倒退……她的经济形势本质上是一种清仓大甩卖：国内市场上现存商品储备的残余，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廉价格倾销到了国外。”

物价在德国飙升至最高水平，而其工业衰退也最为严重；物价在美国上涨最少，而其工业却在持续高涨。法国和英国则介于德国与美国之间。

应当如何解释这些事实以及这场繁荣本身呢？ 首先，是由于经济原因：大战结束后，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得以恢复（尽管是以一种极度缩减的形式），并且全球对各类商品都存在着普遍的需求。 其次，是由于政治与财政原因：欧洲各国政府对战后必然复燃的经济危机怀有致命的恐惧，因此在复员期间，它们诉诸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手段，来维持这场由战争催生的人为繁荣。各国政府继续向流通领域注入海量的纸币，发行新贷款，对利润、工资和面包价格进行管制，从而通过蚕食国家的基本基金，来补贴复员劳动者的收入。这样一来，便在全国内制造出了一种人为的经济复苏。因此，在整个这一区间内，虚拟资本持续恶性膨胀，尤其是在那些工业生产持续下滑的国家。

然而，这场战后的虚构繁荣却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后果。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说，是它挽救了资产阶级。如果那些复员归来的劳动者从一开始就撞上失业的大潮，撞上甚至比战前还要低落的生活水平，这很可能会导致对资产阶级而言致命的后果。在这方面，英国教授埃德温·坎南在《曼彻斯特卫报》元旦评论中写道：‘那些从战场上返回的人们的焦躁不宁，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接着，他极其正确地解释了为何能顺利渡过战后最严峻的关头——即1919年。他指出，这是因为政府与资产阶级通过联合努力，通过进一步破坏欧洲的基础资本来制造出一场人为的繁荣，从而推迟并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坎南写道：‘如果1919年1月就面临与1921年相同的经济局势，西方欧洲恐怕早已陷入一片混乱。’战争那狂暴的高热因此被生生延长了一年半之久，而危机直到那些复员的工农群众已经被或多或少地塞进各自隔绝的小牢房中之后，才终于全面爆发。

当前的危机

在成功应付了军队复员并顶住了劳动群众的第一波猛烈冲击之后，资产阶级终于从先前的混乱、惊恐乃至恐慌状态中挣脱出来，重新恢复了自信。它开始陷入一种幻觉，仿佛一个绝无终点的伟大繁荣时代已然降临。当时，英国赫赫有名的政治与金融巨头们甚至提议，应当发行一笔高达 20 亿英镑的国际贷款，专门用于欧洲的重建工作。一时间，仿佛一场金色的豪雨即将倾盆浇灌欧洲，创造出普遍的福祉。就这样，欧洲的满目疮痍、她那被废墟化的城镇与乡村，在那些梦幻般的贷款数字中被点石成金般地转化成了‘财富’——然而在本质上，这些数字本身不过是贫困投射出的巨型阴影。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把资产阶级从这个梦境世界中狠狠震醒。正如我此前所描述的，这场危机首先于三月在日本爆发，四月在美国露头，随后便如大火蔓延般横扫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到了 1920 年下半年，它已然席卷全球。从我此前的全部陈述中可以完全自明地看出：我们此刻所面对的，绝非普通工业周期里那种周而复始的单纯波动，而是一场对整场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时期所有破坏与挥霍的历史性清算和报应。

1913 年，全球所有国家的净进口总额在 650 亿至 700 亿金马克之间。在这笔总额中，俄国购买了 25 亿；奥匈帝国购买了 30 亿；巴尔干诸国购买了 10 亿；德国则购买了 110 亿金马克。因此，中部与东部欧洲所占的份额，略超过当时世界总进口额的四分之一。而在目前，所有这些国家的进口量还不到它们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仅这最后一个数字，就足以定性地说明欧洲当前的实际购买力。

欧洲已经衰落了，自大战以来，她的生产体系已经大幅萎缩。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美国——这种转移并不是通过长期的渐进演化实现的，而是通过美国对欧洲战争市场的利用，以及欧洲被排除在世界贸易之外而完成的。

因此，美国获得了体验一段短暂的、最为繁荣的鼎盛时期的机会。然而，这种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欧洲通过其自身的倒退，为美国创造了一个绝对人为的、且在今天无法被任何其他市场所取代的市场。在履行完这一角色后，欧洲自此完全丧失了重复类似局面的能力。

在大战前，欧洲市场惯于吸纳美国工业全部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即近60%；在战争过程中，欧洲对美国而言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欧洲当时的进口量几乎比战前增加了两倍。然而，从战争中挣脱出来的欧洲已然变成了一个极度贫困的大陆，由于缺乏金本位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价物，它完全丧失了从美国获取商品的机会。率先在日本和美国爆发的这场危机，其解释恰恰应当在这一境况中寻找。在经历了近两年短暂且极为有利的行局之后，一场完全不折不扣的真正危机降临了。这场危机对欧洲的意义如下：“你很穷，你必须量入为出；你已不再有能力从美国进口你所需的商品。”而对于美国，这同一场危机则意味着：“你富裕起来，是因为你当时所处的地位能够抽干欧洲的财富。这持续了四、五或六年，只要战争在继续。但现在，这种富足的事态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些国家已经彻底破产，它们的生产机器必须重新进行重建。在每一个民族内部，分工必须得以恢复。法国和德国的经济目前仍由于大战前及大战期间的惯性在机械地运转。然而，德国必须倒退，以便为其经济机器引入协调与秩序；正如在战争期间为了减轻因战争导致的匮乏而必须组织经济一样，今天德国也必须继续奉行这同一政策，除非有革命的介入。如果事态按照目前的路线发展，就有必要为国家的经济生活引入组织，并且首先当务之急是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之间建立起必要的交换比例。换句话说，除非革命爆发，否则必要且正确的相互关系将不得不通过新战争和各种治标不治本的缓解措施的中介来建立。只要经济生活中的这段衰退时期继续，这同一规律就同样适用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倾向于沉沦到那些遭受破坏最重、变得最穷的国家的水平。在这一拉平的过程中，美国将不得不放弃将其最大且最重要的市场维持在以往规模上的幻想。而这意味着，上述危机对美国而言并不是一场暂时的、正常的危机，而是一个持久萧条时代的开始。

让我们回过头来参考我们描绘了各个时期的图表：首先是持续了70年的停滞时代，随后是1851年至1873年的繁荣时代。这22年的汹涌扩张伴随着两次危机和两个有利的行局时期，其中这些有利的行局是真正的繁荣，而危机的性质则非常微弱。接下来，从1873年到1890年中期，停滞再次到来，或者无论如何，发展的速度极度放缓。随后，再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这一切都是一个适应的过程，一个拉平的过程。每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撞上某一市场的饱和时，它就被迫去寻找其他市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经济危机、革命等等——将决定我们在这些时期中观察到的是停滞、繁荣还是衰退。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特征。目前，资本主义已进入一段漫长而深刻的萧条时期。严格来说，如果可以对过去进行预测的话，这一时期本应早在1913年就已开始。当时，经过20年的动荡发展，世界市场已经无法满足德国、英国和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这些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头们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心想：为了避免这场将持续多年的萧条，我们必须制造一场严重的战争危机，摧毁我们的竞争对手，从而在日益萎缩的世界市场中获得绝对的主导地位。然而，战争持续时间过长，不仅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它彻底摧毁了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而促进了美国的飞速发展。但战争在耗尽欧洲之后，最终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我们再次目睹了他们曾试图逃离的那种萧条，但由于欧洲的贫困，这种萧条反而加剧了许多倍。

那么，近期的经济前景如何？

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欧洲的战争市场已是一去不复返，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减产。另一方面，欧洲同样必须根据最落后、即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和工业部门来调整并拉平自身。这将意味着一场反向的经济拉平，并因而导致一场持久的危机：在某些经济部门和某些国家表现为停滞；在其他部门和国家则表现为微弱的发展。周期性的波动仍将继续发生，但总的来看，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将不再是向上，而是一条下坡路。

危机、繁荣与革命

经济中繁荣与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革命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在理论上让我们深感兴趣，而且首先在实践上对我们至关重要。你们中的许多人会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即繁荣达到顶峰时——曾写道，当时必须承认 1848 年革命已经终结，或者无论如何，已经中断，直到下一次危机到来。恩格斯写道，如果说 1847 年的危机是革命之母，那么 1849 至 1851 年的繁荣则是得胜的反革命之母。然而，如果将这些判断解读为‘危机总是不可避免地引发革命行动，而繁荣相反地则会安抚工人阶级’，那将是非常片面且完全错误的。1848 年革命并非诞生于危机本身。危机仅仅提供了最后的推动力。从本质上说，这场革命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与半封建社会及国家体制的束缚之间的矛盾。然而，这场犹豫不决、半途而废的 1848 年革命，确实扫清了行会制度和农奴制的残余，并由此扩展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正是在这些条件——且唯有在这些条件——之下，1851 年的繁荣才标志着一个一直持续到 1873 年的整个资本主义繁荣时代的开始。在引用恩格斯的话时，忽视这些基本事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恰恰是在 1850 年之后，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上述观察之后，到来的并不是一种常态或规则的局面，而是一个由 1848 年革命清理了土壤的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这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正是这个狂飙突进时代——在此期间，繁荣和有利的行局非常强劲，而危机仅仅是流于表面且转瞬即逝的——恰恰是这个时期最终以革命告终。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形势的好转是否可能，而在于形势的波动的趋势究竟是向上还是向下。这才是整个问题的最重要方面。

我们能否期待 1919 至 1920 年的经济高涨也会带来同样的效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甚至根本不涉及资本主义发展框架的扩展。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乃至在或多或少可见的近未来的新一轮商业与工业高涨就此被排除了？绝非如此！我此前已经说过，只要资本主义依然活着，它就会继续呼气与吸气。然而，在我们已经步入的这个时代——这个对大战时期的消耗与破坏进行大报应的时代，这个反向拉平的时代——高涨只能具有流于表面且主要是投机性的性质，而危机则变得愈发持久且不断深化。

历史的发展并未在中欧和西欧导向胜利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如果企图像改良主义者那样，据此试图断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平衡已在暗中得以恢复，那将是最无耻同时也是最愚蠢的谎言。这一点甚至连那些真正具备思考能力的、最顽固的反动派都不赞同，例如赫茨教授。这位教授在年度回顾中实际上指出：1920 年并没有带来革命的胜利，但它同样没有恢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这仅仅是一种不稳定且极其暂时的平衡。沙瓦农先生则表示：“在法国，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因国家财政、货币通货膨胀和公开破产而进一步走向毁灭的可能性。”我此前已经试图向你们阐明这意味着什么。我描绘了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过的最剧烈的危机。

三四周前，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已经可以感受到一阵阵好转将至的微风，即一个繁荣时代即将来临。但现在已经显而易见，这场春风来得过早了。财政状况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也就是说，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严峻。市场上的价格已经下跌，但这绝不意味着贸易的复苏。股票市场处于停滞状态，而在生产领域，衰退仍在继续。美国的冶金业目前的运转率仅为产能的三分之一。在英国，最后一批高炉已经关闭。这表明减产仍在继续。

当然，这种反向的运动不会以同一节奏无休止地持续下去。这是绝对被排除的。资本主义机体必然会迎来喘息的机会。但是，仅仅由于它将吸入一点新鲜空气，由于某种好转将会发生，便据此得出繁荣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一个新阶段将会到来，届时他们将试图消除根本性贫困与虚构财富过剩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经济机体的阵发性痉挛仍将继续。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切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深重经济萧条的图景。

资产阶级将被迫对工人阶级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一点在纯正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已经开始的减薪运动中已经有所体现。这将导致大规模的工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在充分认识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扩大这些斗争。这一点显而易见。有人可能会问，大规模的工资斗争（例如英国矿工罢工）是否会自动导致世界革命、最终的内战以及争夺政权的斗争？然而，这样提出问题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发展没有自动的保证。但是，当危机被暂时的有利形势所取代时，这对我们的发展意味着什么？许多同志说，如果在这个时期出现好转，对我们的革命将是致命的。不，绝不会。一般来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并不必然依赖于危机，而只是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让我们来看看俄国的情况。1905年的革命失败了。工人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06年和1907年，革命的最后几波浪潮再次爆发，到了1907年秋天，一场巨大的世界危机爆发了。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1907年、1908年和1909年，俄国也经历了极其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彻底扼杀了革命运动，因为工人们在斗争中遭受了如此巨大的苦难，这场萧条只会让他们更加灰心丧气。我们之间就革命的导火索究竟是什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是危机本身，还是有利的时机？

当时，我们许多人坚持认为，俄国革命运动只有在有利的经济形势下才能复兴。而事实也的确如此。1910年、1911年和1912年，我国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有利的经济形势促使那些士气低落、丧失斗志的工人重新团结起来。他们再次意识到自身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开始反击，先是在经济领域，后来又在政治领域。战争前夕，由于这段繁荣时期，工人阶级已经凝聚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直接发起进攻。而今天，在工人阶级因危机和持续斗争而最为疲惫的时期，如果我们未能取得胜利（这是有可能的），那么经济形势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不会对革命产生不利影响，反而会非常有利。只有当有利形势标志着一段漫长繁荣时期的开始时，这种变化才可能造成危害。但漫长的繁荣时期意味着市场已经扩张，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遍及全球。欧洲的贫困和美国在庞大的战争市场上的奢华复兴都印证了这一结论：这种繁荣无法通过中国、西伯利亚、南美和其他国家（美国资本主义当然也在这些地区寻求和创造市场）的资本主义发展来恢复，但其规模与欧洲相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我们正处于经济萧条的前夜；这一点毋庸置疑。

从这个角度来看，缓解危机并非对革命的致命打击，而只是让工人阶级获得喘息之机，以便重组队伍，从而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发起进攻。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危机可能由急性转为慢性，加剧并持续多年。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并非完全排除。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仍有可能集结最后的力量，并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夺取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唯一排除的是，资本主义平衡会在未来几年内自动恢复到新的基础，并出现资本主义的繁荣。在现代经济停滞的条件下，这绝对不可能。

在此，我们探讨社会平衡的问题。毕竟，人们常说，资本主义正在新的基础上自动恢复——这不仅是库诺等人的指导思想，也是希尔弗丁的指导思想。对自动演化的迷信是机会主义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

如果我们假定——且让我们姑且这样假定——工人阶级未能通过革命斗争奋起反抗，而是任由资产阶级在漫长的岁月里，比方说两到三个十年中，去主宰世界的命运，那么毫无疑问，某种新的平衡将会建立起来。欧洲将被猛烈地推入倒车档。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将死于失业和营养不良。美国将不得不被迫在世界市场上重新定向，对其工业进行转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遭受生产的收缩。在这之后，也就是说，在这样一场历经15年、20年或25年痛苦挣扎而确立了新的世界分工之后，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高涨时代或许才可能随之到来。

然而，这整个设想是极其抽象且片面的。在这里，事态被描绘得仿佛无产阶级已经停止了斗争。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甚至根本无法谈及这种可能性，这恰恰是因为阶级矛盾恰恰在最近几年中已经激化到了极点。

这里便涵盖了海因里希·库诺（Heinrich Cunow）之流在白日梦中所幻想的‘恢复平衡’之图式化阐述的核心。资本主义为了在恢复平衡的道路上迈出一步而不得不采取的每一项措施，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和每一项，都会立即对社会平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往往会愈发破坏这一平衡，并愈发强有力地推动工人阶级投入斗争。实现平衡的首要任务是整顿生产机器，但要做到这一点，积累资本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呢？通过加强和强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为战后这三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了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重建世界经济，必须再次废除世界等价物——金本位制。没有货币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存在，因为在物价剧烈波动、一个月内涨幅高达100%的情况下，生产根本无法进行。这种情况在德国屡见不鲜，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德国货币的波动。资本家对生产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被投机所诱惑，投机带来的利润远高于缓慢发展的工业所能获得的利润。货币稳定意味着什么？对法国和德国而言，这意味着国家破产。但宣布国家破产会导致国家内部财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那些宣布破产的国家已经成为争夺新国家财富分配的战场，这是阶级斗争加剧的一大步。与同时，这一切都意味着对社会与政治平衡的放弃，即一种革命性的激荡状态。然而，宣告国家破产并不能让人立即过渡到平衡的恢复。此后同样必须伴随着工作周的延长、8小时工作制的废除以及更深重的剥削。随之而来的是，克服工人阶级的反抗当然变得不可或缺。简而言之，从理论和抽象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平衡的恢复是可能的。但这并不会在一个社会与政治的真空中发生——它只能通过各阶级来发生。在经济生活中，朝着恢复平衡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无论多么微小，都是对资产阶级赖以维持自身的、那摇摇欲坠的社会平衡的一次重击。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社会矛盾的加剧

因此，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生产基础。在这些基础之上生活和工作的是人类，而发展正是通过这些人类来实现的。那么，在人与人之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领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水平方面已被倒退了20年乃至30年。那么，它们是否在社会层面、在阶级意义上也被同步倒退了呢？绝非如此。

德国的各个阶级、工人的数量及其集中程度、资本的集中及其组织形式——这一切都在大战前便已定型，特别是过去二十年繁荣（1894—1913年）发展的结果。而在随后，这一切变得愈发加剧：在战争期间，得益于国家的干预；在大战之后，则通过投机的狂热和资本日益加剧的集中。因此，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进程。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在持续下降，但与此同时，阶级的发展不仅没有倒退，反而正在向前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沦为无产者，资本正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银行在不断合并，工业企业不断集中于托拉斯之中。其结果是，在国民收入不断下降的基础上，阶级斗争必然会变得更加尖锐。这便是事情的全部实质所在。它们脚下的物质基础越是受到限制，各个阶级和集团就必须为争夺这笔国民收入中属于自己的那一块份额而进行越发残酷的搏杀。我们对这一境况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忽视。虽然欧洲在国民财富方面倒退了30年，但这绝不意味着她年轻了30岁。不，从阶级意义上讲，她反而年长了30岁。

农民

战争初期，人们宣称欧洲各地的农民都从战争中获利。的确，国家急需面包和肉类供应军队。为此，物价飞涨，农民们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用这些不断贬值的纸币偿还了之前货币汇率正常时欠下的债务。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笔非常有利可图的交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农民经济的繁荣将确保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但是他们算错账了。农民们确实还清了他们的抵押贷款，然而农业经营绝不仅仅由向银行家还债所构成。它还包含着耕作土壤、施肥、购置农具和优良种子、进行技术改良等等。这些工作要么根本没有进行，要么就耗费了天文数字的资金。此外，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农业出现衰退，而农民在经历最初的那场半虚假的繁荣之后，开始面临破产。这一进程正以不同的阶段在整个欧洲上演。但同时，它在美国也表现得异常尖锐。当破产的欧洲已无力再购买他们的粮食这一事实暴露之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的农场主们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粮价随之暴跌。在全世界的农民中间，现在都充斥着骚动与不满。于是，农民阶级便不再是维持法律与秩序的核心支柱之一。这在工人阶级面前展开了一种可能性：即在斗争中至少将一部分农民（最底层的贫农）争取到自己一边，使另一部分农民（中农）保持中立，并孤立和瘫痪那些上层分子（富农、富裕的农场主）。

新中产阶级

改良主义者曾对所谓的‘中等阶层’寄予厚望。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簿记员、会计师、公职人员，以及文职人员和政府雇员等等——所有这些人都构成了一个介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半保守阶层；在改良主义者看来，这一阶层应当调和双方，在对民主政权进行引导的同时给予其支持。在大战期间及其后，这一阶层所遭受的痛苦甚至比工人阶级还要深重，换句话说，其生活水平的恶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工人阶级。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以及纸币的贬值。在所有欧洲国家中，这都在基层乃至中层的公职人员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剧烈的不满。例如在意大利，公职人员此时此刻正处于一场激烈的罢工之中。当然，政府或文职雇员、银行职员等等，还并没有就此变成无产阶级的一份子，但他们已经蜕去了先前的保守性格。他们不再是国家的支柱，相反，他们正通过自身的不满与抗议，来动摇并震撼着国家的机器。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因其与工商业中小资产阶级的紧密联系而进一步加剧。后者感到自己受到了轻视，被剥夺了应得的份额。尽管国家已然满目疮痍，但卡特尔化的垄断资产阶级依然在财富中花天酒地。它正把日益缩水的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傲慢地据为己有。

未卡特尔化的资产阶级与新中等阶层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在沉沦。至于无产阶级，极为可能的是，尽管其生活水平发生了恶化，但它在日益缩水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总份额在今天仍高于战前。卡特尔垄断资本试图通过将工人的份额压低至战前水平来大刀阔斧地加以削减。然而，工人绝不以统计图表为出发点，而是以自身下降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并力图去增加自己在这笔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于是，农民因经济的衰退而满腹怨气；知识分子日益赤贫并正在沉沦；中小资产阶级破产且怨声载道。阶级斗争正日益尖锐。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大战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如今，当我们探讨资本主义是否有可能恢复其世界平衡时，我们必须注意到重建工作所处的国际环境。不难看出，国际关系已变得比战前更加紧张，也远不如战前那样适合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

战争为何爆发？因为生产力发现自己被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束缚得太紧。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冲动是消除国家边界，攫取整个地球，废除关税和其他限制生产力发展的壁垒。这便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战争的根源。然而结果如何呢？如今欧洲的边界和关税壁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一个由无数微型国家组成的庞大群体已经形成。前奥匈帝国的领土如今被十几条关税线切得七零八落。英国人凯恩斯曾将欧洲称为一座疯人院，确实，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微型国家林立、各自闭关锁国、大搞关税制度的狭隘地方主义，代表了一种怪异的反历史进程的错位，是将中世纪制度疯狂地植入到了二十世纪。在巴尔干半岛正走向野蛮化的同时，整个欧洲正在被‘巴尔干化’。

德法关系一如既往地阻碍了任何形式的欧洲平衡的实现。法国为了维持自身阶级平衡，不得不掠夺和蹂躏德国，而这种平衡与法国经济根基的枯竭并不相称。德国不会，也不可能继续成为这种掠夺的对象。诚然，目前双方已达成协议。德国承诺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外加其出口额的26%。这项交易对英国旨在阻止法国占领鲁尔区的政策而言，无疑是一次胜利。目前，欧洲大部分铁矿石掌握在法国手中，大部分煤炭则掌握在德国手中。欧洲经济复兴的关键在于将法国的铁矿石与德国的煤炭进行高效结合，但这种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结合，却恰恰对英国资本主义构成致命威胁。因此，伦敦的一切努力都旨在阻止法国矿石与德国煤炭以任何形式（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进行结合。但这却导致英法之间的敌对关系进一步加剧。

法国暂时接受了这一妥协，尤其考虑到其混乱的生产体系甚至无法消化德国被迫向其提供的煤炭。但这绝不意味着鲁尔区问题已经最终解决。德国一旦违反赔款义务，鲁尔区的命运必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过去一年来，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增长，这并非由于法国自身实力增强，而是由于英国实力明显逐渐衰落。

英国征服了德国。这是上次战争解决的主要问题。从本质上讲，这场战争并非世界大战，而是欧洲战争，尽管英德两国——欧洲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是在全世界的力量和资源的参与下解决的。尽管英国征服了德国，但如今，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实力，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都远不如战前。美国的发展是以英国的损失为代价的，而英国的发展则以德国的损失为代价。

美国正在以压倒性优势击败英国，首先体现在其工业更加理性化和先进化的特点上。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比英国工人高出150%。换句话说，由于工业设备更加完善，两名美国工人的产量相当于五名英国工人。仅凭这一点，英国的统计研究就足以证明，英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注定失败；只要英国舰队在海洋上保持优势，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促使英国与美国开战。

美国煤炭正在全球范围内、甚至在欧洲本土排挤英国煤炭。然而，英国的世界贸易在历史上主要是建立在其煤炭出口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石油如今对工业和国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石油不仅驱动着汽车、拖拉机、潜艇和飞机，而且即便对于大型远洋邮轮而言，其效能也远优于煤炭。

全球高达 70% 的石油是在美国本土境内生产的。因此，一旦爆发战争，所有这些石油都将掌握在华盛顿手中。此外，美国手中还控制着墨西哥的石油，后者供应了全球产量的 12%。诚然，美国人正指责英国在美国境外垄断了全球高达 90% 的石油资源，并切断了美国人获取这些资源的渠道，而美国的油田在未来几年内则面临枯竭。然而，所有这些地质和统计测算都是相当可疑且任意捏造的。它们是迫于需要而炮制出来的，目的是为美国对墨西哥、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石油的觊觎而辩护。但是，即便美国油田枯竭的危险真的被证实，它也将构成加速美英之间爆发战争的又一个理由。

欧洲对美国的负债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这些债务总计达到了180亿美元。美国随时可以通过提出还款要求，在英国的金融市场上制造极其严重的困难。众所周知，英国甚至曾向美国提议，由美国免除英国的债务，作为交换，英国也承诺免除欧洲其他国家对英国的负债。既然英国欠美国的钱，远多于协约国欧洲大陆各国欠英国的钱，她自然能从这样一笔交易中大获其利。美国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些资本主义的洋基佬们，可没有丁点兴趣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资助大英帝国准备用来对付美国的军事扩军。

英国和日本结成的联盟正在与美国争夺亚洲大陆的霸权，这也极大地恶化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但就所有上述情况而言，最紧迫的莫过于海军问题。威尔逊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遭遇英国的阻挠后，启动了一项规模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哈丁政府接手了这项计划，并正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到1924年，美国海军不仅将远超英国海军，而且即便在吨位上无法匹敌，其火力也将超过英日两国舰队的总和。

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到1924年，英国要么接受挑战，利用其现有的优势摧毁美国的军事、海军和经济实力，要么就只能被动地沦为二流或三流强国，彻底将海洋霸权拱手让给美国。因此，这场以某种方式“解决”了欧洲问题的最后一次民族大屠杀，也正因如此，引发了世界大战的全面讨论，即：统治世界的究竟是英国还是美国？新一轮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战前相比，陆军和海军的开支都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英国的军费预算增加了两倍，美国的军费预算则增加了三倍半。

英美之间的矛盾正在转化为一个自动增殖、自动步步逼近明日流血冲突的过程。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确实是一种自动机制。

1914年1月1日，也就是“武装和平”最脆弱的时刻，全世界大约有700万士兵枕戈待旦。而到了今年年初，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约1800万。如此庞大的军队无疑给疲惫不堪的欧洲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因此，军国主义不断恶性膨胀。这一切构成了阻碍经济前进的最重要障碍之一。当年那场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装和平强加于欧洲经济之上的不可承受的重负。当时人们认为，一个恐怖的结局也远好于无休止的恐怖。但事实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结局；结局之后的恐怖，甚至比那恐怖的结局到来之前、即上一次大战爆发前还要更加恐怖。

国际市场的收缩引发了深重的危机，这起到了极度加剧资本主义国家间斗争的作用，使国际关系丧失了任何稳定性。不仅是欧洲，整个世界都正在沦为一座疯人院！在这些条件下，显然根本没有必要去奢谈什么资本主义平衡的恢复。

战后的工人阶级

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总体而言，这一切为工人阶级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但同时又极其复杂的局面。毕竟，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一场混沌、自发的猛烈冲击——我们在1918—1919年的欧洲所目睹的正是这种冲击的第一阶段。在我们当时看来（且这在历史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资产阶级陷入混乱的那个时期，这种冲击能够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不断推进，在这一进程中，工人阶级先进阶层的意识将变得清晰，无产阶级由此将在这一到两年的历程中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历史可能性曾是存在的。然而，它并未变成现实。在资产阶级无论是恶意还是善意、其狡诈、其经验、其组织以及其权力本能的协助下，历史赐予了资产阶级一个相当漫长的喘息时机。奇迹并未发生。那些被摧毁、被焚毁或被毁灭的东西，并没有死而复生；但资产阶级确实证明了自己具备在贫困化环境中重整方向的能力，它修复了自己的国家机器，并懂得如何去利用工人阶级的软弱。从革命前景的立场来看，局势已变得更加复杂，但依然令人乐观。或许今天我们可以更加笃定地声称：从大局来看，局势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然而，革命绝不是那般温顺，也绝没有被驯化到可以像我们过去所设想的那样，能够用皮带牵着走。革命有其自身的起伏、自身的危机以及其自身的有利时机。

战后初期，资产阶级处于极度混乱和恐慌之中——工人，特别是那些从军队退役的工人，情绪激动。但整个工人阶级却茫然不知所措，不确定战后生活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不确定该提出什么要求以及如何提出要求，对未来的道路也犹豫不决……正如我们在本报告开头所看到的，这场运动呈现出极其动荡的局面，但工人阶级缺乏坚定的领导。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却准备做出巨大的让步。它维持了战时的金融和经济体制（贷款、发行纸币、粮食垄断、救济失业工人群众等等）。换句话说，统治资产阶级为了在最关键的时期巩固阶级之间的平衡，不断地破坏经济基础，不断扰乱生产和金融平衡。到目前为止，它或多或少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目前，资产阶级正着手解决恢复经济平衡的问题。这并非是对工人阶级的暂时让步或安抚，而是根本性的措施。必须恢复混乱的生产体系。必须稳定货币，因为没有普遍适用的世界货币，世界市场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没有普遍适用的世界货币，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平衡”的国民产业也是不可想象的。

要恢复生产体系，就必须减少消费品生产，增加生产资料生产。必须增加积累，即提高劳动强度，同时削减工资。

而要稳定货币，除了拒付那些不可承受的债务之外，还必须改善贸易平衡，即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为此，就必须减少消费、增加生产，也就是说，必须再次大幅削减工资并提高劳动强度。

朝着恢复资本主义经济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必然与提高剥削率紧密相连，因而必将毫无例外地激起工人阶级的反抗。换言之，资产阶级在恢复生产、分配或国家财政平衡方面所作的每一项努力，都势必不可避免地破坏各阶级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平衡。

在战后的头两年里，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主要受一种欲望所支配，即哪怕以进一步破坏经济为代价也要安抚无产阶级；与此相反，在当前这个空前危机的时代，资产阶级已经开始通过不断加大对工人阶级的施压，来医治其经济状况。”

英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说明了这种施压是如何引发反抗的。而工人阶级的反抗反过来又起到了破坏经济稳定的作用，并使所有关于恢复平衡的言论都变成了空洞的响声。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毫无疑问是漫长而持久的。我们没有迎来一场势不可挡的排山倒海般的猛烈冲击，也没有看到一幅一浪高过一浪、奔腾不息，直至在最后的巨浪中将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冲刷干净的图景。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既目睹了高潮也目睹了低谷，既有进攻也有防御。就我们而言，阶级策略的运用远非总是熟练的。其原因有双重：首先，在于共产党自身的软弱，它们只是在战后才建立起来，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必要的组织机构，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并且——最重要的一点——不懂得如何向工人群众投入足够的注意力。在这一领域，无论如何，我们在最近几年里已经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共产党已经变得更加强大并得到了发展。导致这场斗争具有持久性和不平衡性的第二个原因，则在于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工人阶级本身所具有的庞杂的构成。

在这场战争中受冲击最小的，是工人官僚——即工会和政党的官僚，以及议员们。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都对这一上层建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体贴，因为它们精明地意识到，如果没有这个上层建筑，在那些血腥屠杀的岁月里，是绝无可能将工人阶级强行羁縻于顺从状态之下的。工人官僚获得了各式各样的特权，他们从战争中走出来时，依然带着他们步入战争时那副如牝牛般麻木的保守习气，只不过声名更加狼藉，且与各自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捆绑得更加紧密了。那些资历最深、习惯了自身工会和政党组织的熟练工人（特别是在德国），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工人官僚的主要支柱，但他们的惰性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而那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工人——他们才是工人阶级的核心骨干——则在无产阶级中间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心理状态，以及对待斗争问题和生死问题的新习惯、新态度。他们随时准备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也从战争中深刻地吸取了教训：即成功运用武力的前提，是必须具备正确的战术与战略。这些分子渴望投入战斗，但他们所要的是坚强的领导和认真的准备。许多落后的工人阶层，包括在战争期间数量激增的女工，由于意识发生了骤然的转变，如今已成为工人阶级中最具战斗力、尽管不一定是最具阶级觉悟的阶层。最后，在极左翼，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他们是在战争期间的战火轰鸣与革命阵痛中成长起来的，注定将在未来的斗争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所有这些规模空前的无产阶级群众——老工人、新招募的工人、留在后方的工人、在战火中度过了数年的工人——这数百万人的群众，他们接受革命教育的方式和时间都不尽相同。

德国三月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战前最为落后的德国中部工人急于在三月投入战斗，却不假思索胜算几何；而柏林和萨克森的工人在革命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变得更加谨慎。不可否认，战后斗争的总体进程，特别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攻势，正在将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融合在一起，唯独特权阶级例外。共产党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建立真正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

当下的纵观和任务

革命有三个互为关联的源泉。革命的第一来源是欧洲的衰落。欧洲的阶级平衡，在过去首先是靠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来维持的。时至今日，欧洲的这种统治地位已经完全丧失，且无可挽回。因此，爆发强烈的革命浪潮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要么是欧洲的彻底崩溃。

革命斗争的第二个源泉在于美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剧烈动荡：先是由欧洲战争引发的前所未有的繁荣，紧接着则是这场战争的长期后果所导致的残酷危机。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可以获得同近年来美国经济发展一样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

革命斗争的第三来源是殖民地（尤其是印度）的工业化。殖民地解放斗争的基础是由农民群众构成的。但农民在斗争中需要领导。这种领导过去常常由本土资产阶级提供。然而，后者对外国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既不可能是一贯的，也不可能是充满活力的，因为本土资产阶级自身与外国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只有在数量上足够强大且具备斗争能力的本土无产阶级的兴起，才能为革命提供真正的轴心。拿国家的总人口来对比，印度无产阶级的规模在数量上自然是微小的；但凡是领会了俄罗斯革命发展意义的人，绝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在东方国家中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将远远超出其自身的实际数量强度。这不仅适用于像印度这样的纯殖民地国家，或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同样也适用于日本——在那里，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封建种姓及官僚专制主义交织在了一起。

因此，世界形势和未来前景都具有深刻的革命性特征。

当资产阶级在战后不得不向工人阶级抛出一些小恩小惠时，那些调和主义者（妥协派）便奴颜婢膝地将这些小恩小惠粉饰为伟大的‘改革’（如八小时工作制、失业保险等等）；并且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宣告发现了所谓的‘改良主义时代’。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已经转入了全线反攻，甚至连《伦敦时报》——这家超资本主义的日报——也开始惊恐地谈论起资本主义内部的‘布尔什维克’了。当前的时代，乃是‘反改良主义’的时代。英国和平主义者诺曼·安吉尔曾将这场战争称为一次‘误判’。上一次大战的经验表明，如果从簿记记账的角度来看，那次盘算确实是个致命的错误。在战后，人们一度似乎以为和平主义的胜利即将来临，而国际联盟便是其具体体现。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和平主义的盘算本身才是一次彻底的误判。资本主义人类从未像此时此刻这般，如此狂热地为一场新战争进行着临战准备。甚至在工人阶级最保守的阶层眼中，民主也正在被剥去其温情脉脉的幻象。不消多久以前，民主还仅仅被用来与带有恐怖手段、契卡等等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而如今，民主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与任何及所有形式的阶级斗争相对立。劳合·乔治就已经奉劝煤矿工人只需带着他们的冤屈向议会请愿，并公然将他们的罢工行径烙印为‘对国家意志的暴行’。

在霍亨索伦政权下，德国工人获得了一定的稳定性和明确的界限。他们大致清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是被禁止的。而在埃伯特的共和国里，罢工工人随时可能在街头或警察局被割喉，无需任何犹豫。埃伯特的“民主”带给德国工人的，正如高工资换来的是完全贬值的货币一样微不足道。

共产党的任务在于全面了解当前形势，并积极介入无产阶级的斗争，以便在这场斗争的基础上去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一旦某个国家的局势变得极度尖锐，我们必须开门见山地提出根本性问题，并且无论事态将我们抛入何种境地，我们都必须投入战斗。

但是，如果事态发展更加平稳顺利，那么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性，在决定性事件发生之前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支持。

我们尚未争取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但今天加入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数比一两年前要多得多。在我们对当前的实际局势进行了切实的分析之后——这正是我们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我们对每一个具体国家的局势进行了审查之后，我们必须对自己说：这场斗争或许将是漫长的，我们前进的步伐也不会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狂热。这场斗争将是非常残酷的，并且会索取巨大的牺牲。但通过积累经验，我们已经变得更加强大。我们将知道如何在这场斗争中周旋。在制定我们的战术时，我们不仅知道如何勾勒一条理想的数学直线，而且还知道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中的种种弯道与曲折，而革命的路线必须在这些曲折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我们必将理解如何在资产阶级走向瓦解的进程中积极运用策略；我们必将能够为社会革命而动员起工人的全部力量。我相信，我们的成功以及我们的失败都已证明，我们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曾声称将在 1919 年发动革命而他们则坚持认为革命会来得晚得多。不，区别绝不在这里。真正的区别在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及所有情况下，都会支持资产阶级来对抗革命。相反，我们过去和现在都随时准备利用每一种局势——无论它可能经历何种变化——来进行革命的进攻并去夺取政治政权。（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当今危机基础上展开的防御性经济斗争中，共产党人必须最积极地参与所有工会、所有罢工和示威游行以及各种运动，始终保持内部联系，始终作为工人阶级中最坚定、最有纪律的一支，冲锋在前。根据危机的进程和政治形势的变化，防御性经济斗争可能会不断扩大，将工人阶级、民众和失业大军中越来越多的阶层纳入其中；当它在某个阶段转变为革命进攻性斗争时，就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的努力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但是，如果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形势反而好转呢？那又会怎样？这是否意味着革命斗争将无限期地停滞不前？

同志们，从我的整个报告中可以得出结论：一轮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深刻的新高涨，绝不可能起到阻碍革命发展的作用。1849—1851年的工业繁荣之所以能给革命带来打击，仅仅是因为1848年革命扩大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而至于1914—1921年的事件，它们的作用不是扩大、而是极度收缩了世界市场的框架，因此，在接下来的时期里，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将更快地趋于向下倾斜。在这些条件下，暂时的繁荣只能增强工人的阶级自信，不仅在工厂中、而且在斗争中使他们的队伍融合起来，并且它不仅能为他们的经济反攻、也能为他们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提供推动力。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但也变得极其复杂。胜利不会自动降临。敌人的根基已被削弱，但敌人依然强大，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我们的弱点，不断变换策略，始终秉持着冷静的算计。我们整个共产国际都需要从这三年来的战斗经验中汲取许多教训，尤其是从我们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内战需要政治、战术和战略上的博弈；需要考虑到具体情况的特殊性，以及敌人的强弱；需要热情与冷静的算计相结合；不仅需要进攻的能力，也需要随时准备暂时撤退，以保存实力，从而更有把握地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让我重申，世界形势和未来前景仍然具有深刻的革命性。这为我们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但只有依靠我们精湛的战术和强大的组织才能确保胜利。将共产国际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其在战术上更加炉火纯青——这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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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脚注

[1] 甚至连卡尔弗这样保守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了德国国家破产的不可避免性。他在那本关于国家破产的、相当引人入胜的小册子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这种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孕育着可怕后果的最终结果，毫无疑问将以一种猛烈的方式到来。因为在国家现有的经济状况下，想要渐进地恢复货币市场和国家财政的正常状态，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整个发展的猛烈顶点，归根结底不外乎是实际上的国家破产，从而最终揭开国家长期以来已经存在的无力偿债状态。”

如今在德国，人们普遍出版了大量从哲学、道德、法学等立场来探讨国家破产的书籍。但无论这被视为道德还是不道德，这帮老爷们最终都将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