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日子。它最初是一个由忠诚而英勇的干部领导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却在1925至1927年的革命中走向悲剧性的失败。今天，中共已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但它的早期历史充满了对当今革命者既鼓舞人心又发人警醒的教训。欲了解更多信息，我们推荐这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1927至1937年的历史与1937至1949年的历史；以及约翰·彼得·罗伯茨（John Peter Roberts）所著的《中国：从不断革命到反革命》，可在卫红出版社（Wellred Books）购买。(按：本文原文发布于2021年7月1日）
本月，中国共产党（CCP）迎来成立一百周年。中共取得过惊人的成就。它领导了中国革命——一场历时二十余年的夺取政权的史诗斗争。然而可以肯定地说，一百年前成立的那个党，与它今天的模样恰恰相反。如今的它，无论“共产主义”还是“政党”都已名存实亡。它领导着一个捍卫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在一个世纪前，创建它的是一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共产主义者。
这个党成立之初是一个健康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但仅仅几年之内，这些充满希望的开端就被来自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的粗暴干涉所扭曲，并导致了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在此考察的，正是这个党的成立与这场悲剧性的革命。
鸦片战争与帝国主义的羞辱
自从英国在罪恶的鸦片战争（1839至1842年及1856至1860年）中把中国拖入世界市场以来，中国就走上了通往社会革命的道路。英国人用使人上瘾的鸦片作为攻城槌撬开中国市场，造成大规模的贫困化、农民失地和旧社会秩序的腐朽——而英国人却在扶持这个旧秩序。
到20世纪初，中国青年中间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复兴、革新中国并使之现代化的热烈讨论。起初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是把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或资产阶级议会制。但旧政权不会自行改革退场。于是，各种革命组织和刊物纷纷涌现。但社会主义思想、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还没有真正深入中国社会。
旧政权的腐朽根深蒂固，一块又一块领土被割让给各路帝国主义者。1911年，一场“革命”发生了，皇帝于1912年退位，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似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然而仅仅九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宣告成立；再过四年，第二场远为彻底的革命就将开始。
这场“革命”实际上是由心怀不满的地方士绅、军人和官僚完成的。它的领袖孙中山对旧政权和帝国主义列强都采取妥协、恭顺的态度。皇帝获准留在宫中，由公帑供养。换言之，这场“革命”不过是上层人事的更替。
正是这场革命的失败，促成了中国青年——以及至关重要的、新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激进化。1919年，许多人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会寄予希望。他们希望世界版图的重划能让中国获得解放。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尽管中国支持了协约国，《凡尔赛条约》却把中国部分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日本。这堂严酷的帝国主义课，激发了一场中国学生的群众运动，即五四运动。
新的阶级，新的政党
到20世纪初，现代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工业正在发展起来。
俄国革命对中国青年和工人的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有远见的人们此时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而非自由主义思想寻求出路。
1919年，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沙皇政府过去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在《凡尔赛条约》背着中国把山东从德国人手中可耻地转交给日本、以及西方加诸中国人民的种种其它羞辱的背景下，革命的俄国政府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到1919年，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已有相当时日。他深受那个纪律严明、领导了俄国革命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鼓舞。中共另一位杰出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也拥抱了俄国革命，并在学生中间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同陈独秀及其众多追随者一道，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行筹备。
《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920年11月。它公开宣告要领导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从而同此前占主导地位的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主张实现了根本决裂。
在这些最初的宣传活动之后，这个团体于1921年7月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召开时，全党仅有50名党员，其中约12人出席了会议。令人惊叹的是，仅仅四年之后，这个党就将领导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成立——至少不会成立得如此及时，也不会带着如此明确的革命使命。
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尚处于发展的极早阶段，以至建党竟先于中国工会的形成。事实上，早期的工会大多是中共在20年代初创建的。
同中共一样，工人运动也以惊人的速度和战斗性成长起来。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弱小，却拥有巨大的社会分量：首先在于它承担着经济一切关键部门的工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经济作用；其次在于它有能力形成对这种力量的自觉意识。
1925年，上海一家日资纱厂接连爆发战斗性的罢工。一名日本工头开枪打死了一名抗议者。在随后声援的学生示威中，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数名抗议者，激起了席卷全中国的一场接一场的示威和一波接一波的罢工。反抗的怒火如此猛烈，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政府束手无策。
在又有抗议者被英国士兵杀害之后，总罢工宣告开始。
“香港，英国在中国的堡垒，完全陷入瘫痪。没有一个轮子在转动。没有一包货物被搬动。没有一艘船离开锚地……在广州，工人们清除了赌馆和鸦片烟馆，把它们改造成罢工工人的宿舍和厨房。从罢工工人中招募了一支两千人的纠察队，在香港和沙面周围筑起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据各方记载，这场运动组织得极为出色。每五十名罢工工人推举一名代表参加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再推举十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
工人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这是他们的革命。无需任何人提点，他们就在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强权面前展现出大胆的创造力、决心和无畏，以堪称典范的方式着手建立工人政权的机关。
在上海、香港、广州这些关键城市，权力实际上已掌握在工人手中。得到共产国际帮助和指导的中共，本应理解这一点，并帮助工人意识到握在自己手中的力量。正如德国革命的悲惨经历刚刚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局面充满危险。如果工人挑战了资本家的权力，却没有用任何东西取而代之，反革命就不可避免。那么，中共为什么没有帮助工人掌握主动呢？
两个阶段
中共成立时，共产国际仍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然而到1925年，斯大林已在苏联篡夺了权力，进而也篡夺了共产国际的权力。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凭借革命被孤立于一国、俄国工人阶级精疲力竭而得以上台的保守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对世界革命毫无兴趣。他们把国际主义原则颠倒过来，使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服从于他们自身狭隘的利益。
在他们保守的眼光看来，中国革命是不现实的。作为官僚，他们对中国工人阶级毫无信心。他们的办法是转而同中国一个更“现实”的政党做交易。这就是根基早已稳固的国民党——孙中山的党。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
他们忽略了一切事实，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从1923年起持续坚称：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中共和工人阶级不能发挥任何领导作用，至多只能充当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助手。根据与时任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达成的协议，中共党员必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被剥夺批评其领导层的权利！应当指出，蒋介石被斯大林捧上了天：尽管他从未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为了收买他的忠诚，斯大林甚至给了他一个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职位。
斯大林无法理解：中国工人的战斗性必然把中国资产阶级从罢工的工人阶级身边推开、推入帝国主义者的怀抱，从而排除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任何有意义的联盟的可能。
这条路线始终遭到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反对。事实上，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同样反对支持国民党的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的对策，是开除这些党员，并扶植一个对斯大林俯首听命的领导层。
就这样，中共从最有希望的开端，一步步落到在革命面前毫无准备的罪恶境地。
国民党骑在中共背上上台
由于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推动运动前进的纲领的领导层，罢工浪潮消退了。在广州，尽管工人阶级斗志昂扬，中共拒绝组织工人夺取政权，这使国民党得以上台。
尽管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展现出惊人的力量和组织性，在新的国民党政府治下，社会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恰恰是那些骑在群众背上爬上权力宝座的人，实际上却要群众保持耐心，不要指望生活会立即发生任何改变。
每当工人和农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就会遭到国民党的谴责，理由是他们没有把中国的所有阶级都包括进来。“国民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仅是使工人和农民摆脱压迫，而且要使实业家和商人摆脱压迫。”（左派国民党声明，1927年5月25日，汉口）
国民党内部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危险”日益警觉，党内的实力人物开始组织起来。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国民党将领蒋介石，迅速成为国民党右派这一阶层反对工人的使命的代表。
较为精明的帝国主义者很快就明白了群众罢工运动的爆发意味着什么，随即启动了与中国资产阶级和解的政策。他们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的恐惧大做文章：罢工已经失控、威胁到私有财产，并将把整个中国社会一同拖垮。
在这些事件之前，帝国主义者曾以他们的种族主义使整个中国社会离心离德：他们把城市的特定区域划为“租界”，只允许富有的西方人在其中活动（当然，对他们的仆人网开一面）。即便是最显赫的中国商人，也被这些绅士俱乐部拒之门外。
但革命最善于使真实的阶级关系暴露无遗。在帝国主义这一最危急的时刻，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突然忘记了他们的种族主义。中国的知名“绅士”们被邀请到上海租界——恰恰是他们从前被拒之门外的那个区域——与最有权势的西方商人举行特别会谈。双方互致溢美之词和甜得发腻的恭维，宣告危难时刻已经降临，并就防止工人阶级今后再生事端达成了共同利益。
蒋介石的政变
国民党将领蒋介石以一个十足军人的作风抢占先机，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在这场政变中，国民党左派和中共都遭到公开的打击。他利用夜幕的掩护，用他的军队占据了凌驾于群众运动之上的一切权力要位，到第二天早晨，他的权力已然巩固，这使国民党左派和中共都陷入彻底的混乱与士气瓦解。
然而斯大林仍然拒绝得出结论，并向整个共产国际隐瞒这一难堪事件的消息长达一年之久，使中国共产党人陷入巨大的困惑——他们并不知道，国民党里“他们的人”刚刚组织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在这一切之后，斯大林还接受了蒋介石为这一“错误行动”作出的荒唐可鄙的“道歉”，并继续向他提供武器！
这些令人警醒的事态发展，考验着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不断越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头顶行事，以确保达成自己想要的东西。中共的领导人一次又一次试图提出反对支持国民党政策的决议，莫斯科一次又一次将其否决。为了维持同国民党的“联盟”，他们甚至压下这些动议不予讨论。
上海
在南方巩固权力之后，蒋介石挥师上海，进攻盘踞中国各地的军阀政府。在他到来之前，由中共同志创建并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在1927年头几个月组织和协调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高潮，意在削弱现存政权，同时——可悲的是——迎接他们的“救星”蒋介石。
这些罢工使这座城市和现政权彻底瘫痪，并争取到了城内军队和警察的基层官兵——他们加入工人的行列，共同建立了临时工人公安局。实际上，上海工人没有蒋介石的帮助，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府。
但是，遵循着为避免“过早冲突”而讨好蒋介石的奴性逻辑，共产国际命令工人们把他们刚刚以英勇努力夺得的全部武器藏起来或埋掉。
蒋介石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就下令关闭总工会——距离总工会组织夺取上海仅仅过去几天！又过了一天，蒋介石接受一家外国报纸采访，承诺要“扫除一切障碍”，以恢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友谊”。随后在四月初，中国的头面银行家们向蒋介石提供了1500万上海银元，条件是他“镇压共产党和工人活动”。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中国经历了出自蒋介石之手的第二次、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政变，距第一次恰好一年。当夜就有数百名中共同志被杀；据估计，整个四月约有12000名中共党员和同情者在上海被处决。
“毛主义”的诞生
这场血腥政变标志着1925至1927年革命的失败。但同在其它地方一样，斯大林既不能承认自己有错，也不容许对他显而易见的错误提出任何批评。于是官方宣称：这一切早已被预见到，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会自我暴露为反革命分子，而直到现在才是公开反蒋的正确时机。于是中共奉命转入进攻，在上海、南昌、广州、湖南，一场接一场地发动了毫无希望、毫无准备、得不到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起义。
每一次，少数中共同志都能迅速占领城市的战略要点并宣布成立公社。但这些“公社”是背着此时已士气消沉的工人阶级建立的。每一次，国民党的军队都能轻易夺回城市，并处决参与其中的中共领导成员。
这些溃败如此彻底，以致中共在中国所有大城市的存在实际上被一扫而空。事实上，正是这些轻率鲁莽的起义在无意之中催生了后来所谓的毛主义——因为幸存的中共同志逃入了农村。他们在那里建立的根据地，就是后来由毛泽东领导的著名的“农村苏维埃”。
党无法诚实地消化这些失败，这又一次是莫斯科强加给党的。当然，许多人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越来越多的中共青年党员转向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莫斯科强力干预，确保任何有“托洛茨基主义”嫌疑的人都被开除出党，其中包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一个更加俯首帖耳的新领导层被扶植起来。
结果，党被阻止从这些经历中吸取教训。他们没有重新组织起来、在工人中间重建根基，而是一头扎进农村斗争，完全丧失了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根基。其结果是，蒋介石政权的最终被推翻，不是从城市出发、依靠工人阶级实现的，而是通过农村武装斗争实现的。
1949年革命的成功，见证了几十万中共同志的英勇牺牲。他们的党员中足有九成以上死于这场斗争。资本主义在中国被推翻了，但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切绝非斯大林之功。
然而，1925至1927年革命的失败不应使我们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我们必须汲取那场失败革命的教训——工人阶级必须在独立的基础上、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进行斗争。这样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曾如此接近推翻资本主义，这一事实表明这个阶级能够学习得多么快、能够表现得多么勇敢。100年后的今天，一个新的、远为庞大的工人阶级已经在中国锻造出来——它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当这个阶级行动起来的时候，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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