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事件，仅次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千百万一直被帝国主义当作牛马驱使的人民，挣脱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屈辱枷锁，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按：本文原文写于2009年10月1日，2019年10月1日重新发表于Marxist.com。）
1925—1927年的第一次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它被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错误政策扼杀了：他们令中国工人阶级屈从于蒋介石领导下的所谓民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被并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斯大林甚至邀请蒋介石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这一灾难性的政策导致了1927年的惨败：“资产阶级民主派”蒋介石在上海组织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中国工人阶级遭到粉碎，这决定了此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共产党的残部逃往农村，开始组织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战争。革命的进程由此发生了根本转变。
资产阶级的腐朽
1949年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地主制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蒋介石1927年踏着上海工人的累累尸骨夺取政权，此后足足有二十年时间来施展身手。但到头来，中国依旧仰帝国主义之鼻息，土地问题悬而未决，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有产阶级一道，同帝国主义盘根错节，结成了一个反对变革的反动集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中国资产阶级的腐朽便暴露无遗。在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提出了统一战线。但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泽东的部队与国民党之间的实际合作微乎其微。国共联合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统一战线。
中国的抗日斗争汇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战火。抗日作战的大头是由共产党人承担的，国民党军队则始终更热衷于剿共。1940年12月，蒋介石勒令中共的新四军撤出安徽和江苏两省。这引发了新四军与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数千人丧生，标志着所谓统一战线的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帝国主义和斯大林的俄国都大大增强了实力，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已显露端倪。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满洲战略进攻战役，在中国东北和中蒙边境一带进攻日军。苏军以闪电战粉碎了日军，占领了东北。驻扎在该地区的70万日军投降，红军攻占了伪满洲国、伪蒙疆（内蒙古）、朝鲜北部、南萨哈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红军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一事，如今已无人提起，但它是促成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华盛顿盘算亚洲局势时的一大考量。美帝国主义者担心，苏联红军会像此前横扫东欧那样，长驱直入穿过中国，直捣日本本土。在美国空军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最终向美国投降。把这两座日本城市夷为平地，主要目的是向斯大林炫耀：美国的武器库里如今有了一件骇人的新式武器。
根据美国一手拟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条款，在中国的沦陷区，日军奉命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而不是向共产党投降。东北的日军之所以向苏联投降，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在那里根本没有部队。蒋介石命令日军原地驻守，等候国民党前来接收，不得向共产党缴械。
日本投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对他所说的“利用日本人挡住共产党”毫不讳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向沿海开拔，整个国家就会被共产党接管。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把敌人当作守备部队来用，直到我们能把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派海军陆战队守卫各个海港为止。”
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在这一切当中，莫斯科持什么立场呢？起初，红军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巩固阵地。但到1945年11月，苏方改变了立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一想到苏军撤离后共产党将接管东北，便惊恐万分。于是，蒋介石与莫斯科达成交易，让苏军推迟撤军，直到他把足够多训练最精良的部队和现代化装备调入东北为止。随后，国民党军队搭乘美国飞机被空运到东北。苏方接着让他们占领了北方的重要城市，农村则留给中共控制。
实际上，斯大林并不信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不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夺取政权。比起支持中国革命，莫斯科官僚集团更在意的是与蒋介石政府维持友好关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曾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最后一个向蒋介石辞行的外国大使正是苏联大使。斯大林敦促毛泽东与国民党组建联合政府，毛泽东起初也接受了这个主张：
“战争期间，毛泽东一直要求国民党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以取代其一党统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Molotov）则一再表示，中国双方应该携起手来。1945年8月14日，苏联更进一步，与蒋介石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后，斯大林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起义‘没有前途’，他们应当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就在国民党与苏联缔结条约的同一天，蒋介石在赫尔利将军（Patrick Hurley）的敦促下，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国是。”（爱德华·E·赖斯〔Edward E. Rice〕：《毛泽东的道路》〔Mao’s Way〕，第114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最终，谈判不出所料地破裂，内战重新爆发。苏联给解放军的援助相当有限，而美国则以价值数亿美元的军需物资和装备援助国民党。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承认，他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表明苏联在向解放军提供补给。事实上，解放军缴获了大量日军遗弃的武器，其中包括一些坦克。后来，大批训练有素的国民党部队携械投诚，加入了解放军，而他们带来的武器大多是美国制造的。
苏军利用这段时间，有计划地拆除了东北的工业基础（价值高达20亿美元），把整座整座的工厂运回苏联。事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能否成功心存怀疑，并且一心想同蒋介石保持良好关系。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所指出的：“这一格局始终模糊不清，原因既在于斯大林一心关注苏维埃国家的安全，也在于他对一场自己未必控制得住的、充满活力的革命运动缺乏热情。”（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39页。）
由此可见，中苏冲突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埋下。这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而仅仅是两个互相敌对的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双方都死死守着“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领土、资源、权力和特权。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那种无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列宁（Lenin）不止一次说过，如果为了取得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有必要，他愿意牺牲俄国革命。
假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站在列宁主义纲领的立场上，他们就会立即提议建立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联邦，这将使各国人民受益无穷。可是，他们的关系却建立在狭隘的民族利益和冷酷的盘算之上。这最终导致了一种荒诞至极的局面：俄国和中国的“同志们”竟然用火箭和炮弹的语言，围绕一条19世纪由俄国沙皇和中国皇帝随意划定的边界展开“辩论”。
美国扶持蒋介石
战后，美方一心想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就是半殖民地）。但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苦难之后，美国人民不会愿意支持一场征服中国的新战争。更重要的是，美国士兵不会愿意去打这样一场仗。因此，美帝国主义无力出兵干预中国革命，是整个局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者只得耍手腕、搞阴谋。1946年，华盛顿派乔治·C·马歇尔将军前往中国，名义上是为了促成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之间的谈判。但实际上，其目的是大量输送武器、金钱和装备，壮大蒋介石，扩充国民党部队，为发动新的攻势作准备。这一伎俩一刻也没能骗过毛泽东。他同意参加谈判，但同时继续为重启战端作准备。
尽管美帝国主义无法直接介入1946—1949年的内战，华盛顿还是向国民党提供了巨额的金钱、武器和物资。美国以价值数亿美元的剩余军需物资援助国民党。然而，华盛顿运来的许多武器，后来都被越南人用来对付美军，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军事装备都被毛泽东的部队缴获了。
自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以来，美国一直奉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这当然是一场闹剧，就像此前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不干涉”政策一样：当时“民主国家”联合抵制西班牙共和国，而希特勒（Hitler）和墨索里尼却向佛朗哥源源不断地输送武器和兵员。
为此，美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提供了轰炸机、战斗机、火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武器。作为回报，国民党把中国对本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主权拱手让给美帝国主义，任其攫取内河航行权和特殊商业特权，并在中国内政外交上享有种种特权。美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暴行：杀人、殴打、开车碾人、强奸妇女，却全都逍遥法外。
土地革命
1946年7月，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国民党把中国拖入了一场空前残酷的大规模内战。蒋介石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反革命进攻。他事先作了周密准备，当时兵力约为解放军的三倍半，物质资源也远胜对方。他掌握着解放军所没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照理说，他本该稳操胜券。
战争的第一年（1946年7月—1947年6月），国民党处于攻势，解放军被迫转入防御。起初，蒋介石的部队推进神速，占领了解放军控制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国民党军队攻占解放军的首府延安，取得了看似决定性的胜利。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标志着解放军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但这一判断是错误的。面对压倒性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决定实行战略撤退：不以劣势兵力死守大城市，而是把力量集中到他在农民中根基深厚的农村地区，在那里重整旗鼓、集结兵力，伺机反攻。
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没有认识到的是，解放军手中最有效的武器不是枪炮和坦克，而是宣传。解放军向无地可种、食不果腹的农民许诺：为解放军打仗，就能从地主手中分得耕地。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周边的乡村和小城镇早在城市之前就已处于解放军的控制之下。这正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由来。
当斯大林把共产国际的路线从“第三时期”（1928—1934年）的极左政策转向人民阵线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时，毛泽东修改了他的土地纲领，放弃了此前“耕者有其田”的激进政策，转而采取较为温和的减租政策。他打算争取“开明地主”（！）的支持。但1946年以后，他又一次改变了政策：
“这时采取的土地政策比1937—1945年时期更为激进，那一时期实行的是减租减息，而非立即进行土地改革；但策略仍须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毛泽东仍然打算把‘爱国士绅’纳入他决心维持的‘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之中。只有在共产党控制某一地区若干年之后，才会把全部土地重新分配；眼下，改革所涉及的人口不应超过百分之十。毛泽东还下令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近二十年来，这些纪律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体现了对平民百姓的尊重和秋毫无犯的作风，使红军有别于中国农民过去见过的一切军队，并为赢得民众的支持作出了巨大贡献。”（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42页。）
解放军在每个村子都把土地分给农民，但总会留出若干地块，留给蒋介石军中的士兵。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不会遭到杀害或虐待，而是有饭吃、有伤治，然后听政治宣讲，揭露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反动。随后，这些俘虏被遣送回乡，在农民和其他士兵中间传播这样的消息：解放军主张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通过向农民许诺土地，解放军动员了大量农民投入战斗、提供后勤支援。事实证明这一招极其奏效。蒋介石的军队恐怕是历史上逃兵率最高的军队。这意味着，尽管伤亡惨重，解放军仍能源源不断地补充新兵，坚持作战。仅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就动员了543万农民投入对国民党军队的斗争。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了解放军规模的急剧扩大：
“1945年间，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挥下的武装力量从总共约50万人扩充到约10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规模约为其四倍。到1947年年中，经过一年的大规模内战，双方的兵力之比已从一比四变成了一比二。”（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42页。）
最后的攻势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在每一场战争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内战中尤其如此。尽管美方（一如既往地）编造神话，声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战争，但事实上，他们的中国傀儡蒋介石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不过，蒋介石很可能是迫于华盛顿的压力，装模作样地推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以堵住国内外批评者的嘴。
他宣布制定新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而共产党人当然被排斥在外。毛泽东当即揭露这些“改革”是一场骗局。广大民众更关心的是政府中猖獗的腐败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尤其是导致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的恶性通货膨胀。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学生抗议。
在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白色恐怖横行。蒋介石采取了与此前日本侵略者如出一辙的手段：烧杀淫掠。千百万男女老少惨遭屠戮。国民党因此招致民众的切齿痛恨，民众对解放军的支持也随之增强。
照理说，国民党对解放军仍然拥有很大优势。从纸面上看，他们在兵力和武器上都明显占优。他们控制的领土和人口远多于对手，还享有来自美国和西欧的大量国际支持。但这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实际情况则大相径庭。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腐败猖獗，战斗力大打折扣，民间对他们的支持也已土崩瓦解。
士气涣散、纪律松弛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的进军面前如冰雪消融般溃散。他们或投降、或逃跑，丢下了手中的武器。大批国民党军队被俘，为解放军在长城以南展开进攻作战提供了所需的坦克、重炮和其他合成兵种装备。解放军不仅能够攻克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城市，还能一次就包围并歼灭国民党十万人、几十万人的强大精锐兵团。到1948年4月，解放军攻占洛阳，切断了国民党军队与西安的联系。
解放军得以转入反攻，迫使国民党放弃了全面进攻的计划。解放军从敌人手中缴获了大量武器，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军事实力，组建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掌握了攻坚战术。在此之前，它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但一旦建立起优于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和工兵，它就不仅能打运动战，也能打阵地战了。据毛泽东本人估计：
“……〔解放军〕平均每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相当于现在的八个师）。”（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军事形势的转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多年来一直处于兵力劣势的解放军，到1948年7月至12月间，终于在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队。以下是毛泽东当时给出的数字：
“第一年歼敌九十七个旅，其中全部歼灭的四十六个旅；第二年歼敌九十四个旅，其中全部歼灭的五十个旅；第三年的上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歼敌一百四十七个师，其中全部歼灭的一百一十一个师。这六个月内，敌军全部被歼灭的师比前两年的总数还多十五个。敌人的整个军事战线完全崩溃了。东北的敌军已经全部被消灭，华北的敌军即将全部被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军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的渡江作战和向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此，世界舆论，包括整个帝国主义的报纸在内，都不再争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必然性了。”（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一估计基本准确。所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承认，到了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军队已经节节败退、阵脚大乱，而解放军的实力则在迅速增强。
北京易手
到1948年底，大势已经逆转。解放军攻占了北方城市沈阳和长春，经过一场艰苦的战役控制了东北。长春被残酷围困了六个月，30多万平民饿死，解放军最终迫使训练最精良的国民党部队投降。蒋介石的反攻计划就此化为泡影。解放军不仅收复了东北失去的大部分土地，还把战线推进到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攻占了石家庄、运城、四平街、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和开封。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长江以南，战争的结局已经在望。一些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却仍然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矢口否认。在美国，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声称毛泽东将向蒋介石投降，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则嘲讽他的论点说：“没错，毛泽东是想向蒋介石投降，可他有个难题：他追不上蒋介石！”
到1948年底，国民党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如今蒋介石走投无路，便开始求和。就在三年前，蒋介石还夸口说要消灭共产党，他的军队也乐此不疲地执行他“抢、烧、杀”的政策。如今眼看败局已定，他却唱起了和平的赞歌。好一个惊人的大转弯！
站在蒋介石“和平”策略背后的是华盛顿，英、法帝国主义者也在一旁撑腰。他们此时都已意识到这场战争输定了。既然没能用武力粉碎解放军，他们便指望通过政治阴谋从残局中捞回一点东西。但这些伎俩谁也骗不了，毛泽东就更不会上当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周边的乡村和小城镇早在城市之前就已处于解放军的影响之下。这正是人民战争战略的一部分。1949年1月，解放军兵不血刃地拿下北平，北平随后恢复了北京的旧称。4月至11月间，其他大城市也几乎未经抵抗就相继易手。4月21日，毛泽东的部队渡过长江，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很快，他们就把一盘散沙、斗志全无的国民党残部向华南一路驱赶。
最终，蒋介石和约200万国民党人（以原政府官僚和商人为主）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岛（当时称为福尔摩沙）。蒋介石宣布台北为中国的临时首都。在出逃之前，蒋介石还不忘未雨绸缪，从国库中卷走了约3亿美元，塞进自己和亲信的腰包。
这一切在1949年10月1日达到了高潮：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红军与工人
早在战前，托洛茨基就已指出，决定性的问题在于红军进入城镇之后会发生什么。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会以工人阶级及其权力机关苏维埃为基础。它会鼓励工人的自我组织，建立独立于国家的真正工会。
然而，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自上而下进行的。中共领导层非但没有依靠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反而与原国民党政府的各个派别组成了联合政府。他们非但没有鼓励群众的独立运动，反而把工人一切独立行动的苗头都压制了下去。
毛泽东起初的纲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他一度甚至对与美方达成交易抱有幻想：
“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对美国的民主传统大加赞扬，并把美国在18世纪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同中国在20世纪的斗争相提并论：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转引自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25—226页。）
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语言，它源自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构想。毛泽东在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搞平衡，以巩固新国家，并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在最初阶段，他千方百计阻止工人掌权，并粉碎了已经冒头的任何独立工人运动的萌芽。和1936年的西班牙一样，毛泽东并不是与资产阶级结盟，而是与资产阶级的影子结盟。但在西班牙，影子得以化为实体；而在中国，影子则被一下子掐灭了。红军进城时，号召工人不要罢工、不要示威。以下八条构成了他们宣传的基础：
“一、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持秩序，切勿听信谣言。严禁抢劫和杀人。
“二、保护中国私人工商业财产。私营工厂、银行、仓库等一律不予触动，可以照常营业。
“三、官僚资本，包括工厂、商店、银行、仓库、铁路、邮局、电话电报设施、发电厂等，由解放军接管，但私人股份将受到尊重。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应安心工作，等候接管。保护财产和档案者有奖；罢工或破坏者将受惩处。愿意继续服务者，一律录用。
“四、保护学校、医院和公共机关。学生、教师及全体职工应保护好各自的档案。凡有工作能力者，一律录用。
“五、除少数首要战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外，国民党省、市、县政府的一切官员、警察及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者，一律宽大处理。他们应保护好各自的档案。凡有工作能力者，一律录用。
“六、城市一经解放，散兵游勇应立即向新的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或部队机关报到。凡交出武器者，概不追究。藏匿不报者，予以惩处。
“七、保护一切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他们必须遵守解放军和民主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或其他非法行为。不得窝藏战犯。违者将交由军事或民事法庭审判。
“八、全体人民应保护一切公共财产，维持秩序。”（鲍大可〔A. Doak Barnett〕：《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第327—328页。）
中国斯大林主义者照搬斯大林主义俄国的模式，把工会变成了“发扬无产阶级生产积极性的生产学校”。他们取消了罢工权，实行强制仲裁。一切旨在维护工人利益的罢工或其他行动，都被斥为“左倾冒险主义”。
起初，他们并没有触动资本家的私营企业，只有原属“官僚资本”的财产被收归国有。但在这些企业里，权力被交给一个管理委员会，由厂长担任主任，成员包括原业主代表、管理人员代表和工人代表。工人只有咨询权，一切决定的最终拍板权仍归厂长。
毛泽东起初设想的前景是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资本主义。他坚持说，他只会没收“官僚资本”。但掌权之后，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腐朽堕落的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无力发挥任何进步作用。于是，他倚重工人阶级，着手将银行和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这并不怎么困难。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杀老虎需要猎枪，但杀跳蚤，一个指甲就够了。
资产阶级的影子
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开明地主的代表组成联合政府。只是有个小小的麻烦：资产阶级已经跟着蒋介石逃到福尔摩沙（台湾）去了。从形式上说，这是一个人民阵线政府。但它与1936年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有着根本区别。
中国唯一的武装力量是解放军，即由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的农民军队。列宁解释过，国家归根到底就是武装的人的队伍。到1949年，中共宣称拥有450万党员，其中90%是农民。毛泽东身为党的主席，真正把权柄握在手中，尽管政府名义上由他的左膀右臂周恩来领导。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换句话说，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权。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权力基础，也是整个局势中的决定性因素。
理论上，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多党联合政府。但除了中共之外，其他党派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宗派，有些几乎只存在于纸面上。〔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呼吁结成反对国民党的广泛统一战线：
“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反响如何呢？一小撮自我流放于香港岛的中国政治流亡者接受了这一提议。他们在5月5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冠冕堂皇地宣称：“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在电报上署名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中国致公党的领导人。
鲍大可评论道：“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党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不少人还在国民党手下担任过高官，但如今他们全都出于个人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成了异见分子。”（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85—86页。）
就这样，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结成了联盟，但对象不是中国资产阶级，而仅仅是它的影子。这些“党派”不过是香港的一些分裂小团体。它们的领导人承蒙斯大林主义者开恩，才从籍籍无名一跃成为显赫人物。此举引发了种种狂热的猜测，甚至有传言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李济深和冯玉祥（在其去世前）将分别出任政治和军事首脑，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则屈居第二把交椅！
这类离奇的传言自然毫无事实根据。用毛泽东自己的名言来说，他的政权是“枪杆子里面出”的。他不会把真正的权力交给中国资产阶级，更不会交给那些除了自己谁也代表不了的人。
“目前，这些香港团体的代表正在哈尔滨与共产党人会晤，协助筹备由共产党发起、定于明年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以筹备‘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李济深最近对我说，会议‘如果军事形势允许，大概会在北平召开’。这些代表中最知名的是蔡廷锴将军（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和章伯钧（二人分别是救国会和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但都在哈尔滨代表民主同盟）。包括冯玉祥夫人在内的形形色色亲共‘社会贤达’，在会议进行期间纷纷云集哈尔滨；更多来自香港团体的代表正在途中，很可能是乘船取道朝鲜北部前来。”（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83—84页。）
当时身在中国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对真实情况作了很好的描述：
“在逐一介绍目前在香港活动的这些团体之前，可以先对它们作几点概括，因为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眼下它们没有一个称得上真正的政党，尽管有几个有志于此。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小型政治团体，每个只有几百到几千名成员。没有一个拥有群众基础或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而且它们没有军队，而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军队是获取政治权力的先决条件。简而言之，在当代中国政治的激烈角逐中，它们不具备任何成功地独立行动的明显条件。论实际力量，它们根本拿不出手。
“所有香港团体都自称‘自由派’，人们也常常把它们简单地称为‘中国民主团体’。毫无疑问，其中一些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自由派（尽管这个词很难界定），但另一些则肯定是政治投机分子。就其中一些最高领导人而言，除了他们如今在内战中站到了对立面之外，很难找出他们与中央政府领导人之间有什么根本区别。”（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85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新国家
毛泽东巩固了一个新国家，但这个国家并不是工人阶级的直接体现，而是靠在各阶级之间搞平衡建立起来的；他正是通过这个国家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尽管实现的方式是扭曲的，但建立国有化的计划经济是一项进步措施，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Marx）和列宁所理解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斯大林主义者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经济任务，但在整个内战期间，中国工人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挥独立作用。
结果，革命是以波拿巴主义的方式自上而下进行的，没有工人的参与和民主监督。官僚层以斯大林的俄国为样板，建立了极权主义的一党独裁。鉴于革命进行的方式，加上中国边境上还有一个强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这一结局完全是可以预见的。
毛泽东把农民军队当作攻城槌，用来砸碎旧国家。但农民是最难获得社会主义意识的阶级。当然，在不发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农民必定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只能是一种辅助作用，必须从属于城市工人的革命运动。
我们应当记得，直到俄国革命之前，就连列宁也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只有托洛茨基早先就提出过这样的前景：俄国工人阶级能够先于西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1917年发生的恰恰就是这一幕。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带领工人在俄国夺取了政权；而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一样，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只占社会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多数人口是农民），把自己置于社会的领导地位，在1917年10月完成了一场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立即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接着继续前进，剥夺了资本家，建立起工人民主制度。中国革命本来完全有可能沿着与俄国十月革命同样的道路发展。所缺少的是主观因素：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党。
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这种政权，是对经典常规的偏离，但在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发展过程并不总是符合理想的常规。各种扭曲和奇特的变体都有可能出现。泰德·格兰特（Ted Grant）是唯一一位把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作用解释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之特殊变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毛泽东的展望还是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时期时，泰德就已经阐明，毛泽东必然取胜，并必将建立一个畸形工人国家。他还事先预言，中国官僚集团将与莫斯科发生冲突。（见《答大卫·詹姆斯》，1949年春。）
一步巨大的前进
中国革命是一步巨大的前进。倘若革命没有成功，这个国家无疑会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沦为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1949年，中国人民首次彻底摆脱了外国统治。这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给了帝国主义沉重一击，极大地推动了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欢迎和支持它。
但这还不是全部。革命以推翻地主制和资本主义告终。废除地主制，使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关系的重负；消灭工业私有制、实行国家对外贸易垄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然而，生产资料国有化还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它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
走向社会主义，需要无产阶级的监督、领导和参与。一个特权精英集团不受监督的统治，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只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矛盾。官僚统治意味着腐败、裙带关系、浪费、管理不善和混乱，最终会侵蚀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成果。俄国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整一个时期内，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之所以出现种种奇特变体和畸变，真正的原因在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迟迟未至。但这种局面正在迅速改变。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客观条件正在世界范围内走向成熟。只是由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力量还很薄弱，这一进程才会旷日持久。
没有1949年的中国革命，中国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全世界的工人可以把中国在革命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当作国有化计划经济潜力的证明。如今，贬低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已成为一种时髦。但在当前这场1929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最深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所谓“市场经济”优越的种种论调已被彻底戳穿，暴露出其空洞无物。
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成就，是中国崛起为强大工业国的基础。只要把中国和印度比较一下，就能看出差别。两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起点相近，但中国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
然而，在中国推翻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六十年后，统治阶层却走上了回归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官僚集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早已潜伏其中。官僚集团起初只是把一些措施当作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后来却全盘采用了资本主义方法。然而，尽管经济有所增长，在中国强行推行“市场经济”并不符合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它正在城乡制造新的可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某个时刻必然会引发新的革命高潮。
在亲身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将重新发现过去伟大的革命传统。新一代人将拥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思想；陈独秀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也是它真正的传人。拿破仑（Napoleon）曾这样评论中国：“这个巨人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我们赞同这句话，但要作一点修正：注定要震撼世界的巨人，不是别人，正是强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我们正迫不及待地期盼着它觉醒的那一刻。
2009年10月1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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