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至1981年的波兰，见证了历史上工人阶级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之间最为激烈的对抗。工人阶级试图掌握经济“制高点”，清除那些把国家拖入毁灭境地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无能，又背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把这一时期的革命遗产从资本家与斯大林主义者编造的漫天谎言之下抢救出来；他们无视此时工人阶级的真实经验，并诽谤这场革命本身。（本文原文发表于2025年10月13日。译者：梅安）
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毫无疑问。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奥斯特（David Ost）敏锐地指出，当时的波兰“像1968年的巴黎、1936年的巴塞罗那，甚至1917年的彼得格勒”[1]。而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的关键人物之一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则说“这是波兰历史上、也许也是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2]。
两位的判断都正确。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还看到这一运动的另一重关键意义：它是工人阶级在斯大林主义国家历史上，争取一个健康的、民主的无产阶级国家之最先进尝试之一，以对立于斯大林主义者所制造的社会主义的拙劣描摹。1980-1981年团结工会的胜利，本将会成为工人阶级的巨大胜利；它势必在东西方点燃世界革命。
革命主要被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斯大林主义官僚，他们利用计划经济中饱私囊，同时压制工人阶级的结社与言论自由。他们通过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PZPR）及其镇压性的极权国家机器来做到这一点。另一边，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其先锋在格但斯克与什切青的造船厂，以及其他重工业城市。他们在跨厂罢工委员会（Międzyzakładowe Komitety Strajkowe，跨厂罢工委员会）与独立自主管理工会（Niezależny Samorządny Związek Zawodowy “Solidarność”，NSZZ，即团结工会）中组织起来。短时间内，工会拥有将近一千万会员，约占全国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支持者还包括学生、农民、个体经营者与其他社会层。这一运动的规模之大，仅是其诸多前所未有的特征之一。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迅速、自愿、并能长期维持的大规模工会化。
不幸的是，尽管工人进行了16个月的英勇斗争，任何“双重政权”局面都不可能无限期维持。波兰不可能一半是极权国家，一半是自由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正如我们运动的领袖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在1980年8月《战斗报（The Militant）》中所言：此运动必将以团结工会夺取政权，或被官僚粉碎而告终。
波兰斯大林主义的长期危机
要深入革命时期，必须先交代波兰政权的性质，以及波兰工人阶级经验的来龙去脉。截止至1980年8月，波兰人已在斯大林体制下度过35年——这一体制由苏联在二战后自上而下强加于波兰。波兰人民共和国成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延伸，其形象更像1945年的莫斯科，而非1917年的彼得格勒。
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初衷，是进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迈向以物质极大丰富为基础、国家自行消亡的无阶级社会。由于战间期各国革命的失败，加上俄国落后且被孤立的情况，共产党内围绕斯大林的官僚集团兴起。列宁生命最后的斗争，就是反对国家与党务官僚化堕落的危险。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危机上的官僚主义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风使列宁确信，这些官僚倾向有接管党的风险。遗憾的是，列宁健康恶化，在完成斗争前便与世长辞；但他的最后通信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的意图。
20年代，保卫革命、防止堕落的斗争此起彼伏。德国、中国、西班牙的世界革命接连受挫，使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得以击败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并巩固自身。这导致任何工人民主管理因素被残酷扼杀，社会与文化成果被逆转，最终以30年代的斯大林大清洗收场。托洛茨基被流放，终遭杀害；多数老布尔什维克亦难逃此劫。
斯大林清洗还屠杀了大量波兰共产党领导与基层党员，导致该党于1938年瓦解[3]。遇害者包括波共的重要领导人：共产党的创建者阿道夫·瓦尔斯基（Adolf Warski），十月革命的老兵、共产国际前执委尤利安·莱什钦斯基（Julian Leszczyński），波兰共产党前议员、塔尔诺布热格前“农民-苏维埃共和国”领袖托马什·栋巴尔（Tomasz Dąbal），以及党的老资格活动家、1918-1919年波兰工人委员会的老兵玛丽亚·科舒茨卡（Maria Koszutska）。斯大林主义者还以最冷酷的方式处决了成千上万波兰基层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俄国内战的红军老兵，以及为躲避“整肃政权”而赴苏避难的波兰劳工运动的战斗分子（整肃政权，Sanacja，即约泽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的波兰波拿巴派独裁政权，该政权把政治反对者关进集中营，尤以贝热扎·卡图斯卡最著名）。
波兰涌现过一批卓绝的革命者。波兰战士作为国际主义者，在法国与海地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跨洲团结反抗压迫。1871年巴黎公社遭血腥镇压时，反动派不论信仰就处决了无数波兰人——仅仅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就被视作革命的同义词。20世纪初，由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Marchlewski）等人领导的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心脏地带倡导激进的工人运动，成为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可靠同盟。斯大林主义试图以血洗的方式埋葬这种革命传统：不仅在波兰，更遍及全球。
尽管波兰共产党人是斯大林主义最早的受害者之一，斯大林主义者对波兰人的沙文主义式对待却绵延不绝：苏联境内的波兰自治地区遭到种族清洗；无辜的波兰人（包括儿童）被成批流放西伯利亚；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还签署了与纳粹共同瓜分波兰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成千上万波兰国家军官与知识分子在卡廷惨案中被杀；而在华沙起义遭纳粹屠杀之际，红军却奉命袖手旁观，不予援助华沙游击队。
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至今影响着波兰人的意识。斯大林主义者的手法更像沙皇，而绝非列宁、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传统；后者曾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而捍卫波兰民族自决权。列宁不同于斯大林，他始终捍卫受压迫民族从俄国国家分离的权利——即使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并以言行一致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列夫·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描述为“堕落的工人国家”。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并非必然的最终结果，而是俄国落后与孤立的产物：生产力、教育与技术水平不足以保证物质条件的丰富与社会阶级分化的克服。唯一出路是国际革命；但德国、中国等地的关键失败，使官僚得以在斯大林麾下稳固其权力。托洛茨基指出，必须由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推翻苏联官僚，通过工会与工人委员会重振民主，落实言论自由，清洗国家机器，并对既有计划经济实施严肃改革。若工人未能做到这一点，官僚终将参与复辟资本主义[4]。在斯大林体制下，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在东欧被完全查禁；托派被视为最危险的异见者，往往遭受最严酷的迫害。
波兰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一党制国家，经济实行国有并由党集中计划。计划经济相较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为其赢得了社会的真实支持基础。国家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而不是把战后重建交给只在有利润时才对生产感兴趣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在二战的极端破坏之后，国家迅速重建；工业建立起来，文盲被消除，许多波兰人的生活水准比战前“整肃政权”时期有所改善。举例说，波兰甚至能在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的英国之前取消战后的定量配给。因此，尽管存在极权主义倾向，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当时的波兰社会仍有广泛群众基础。
然而，随着官僚的真面目日渐暴露，这一状态开始消解。计划经济的主要面对的问题在于工人阶级被排除在一个号称以其利益为名的国家的一切决策之外。工人民主的一切要素很快被去势或解散。
工人阶级多次尝试反抗。例如，1956年6月，波兹南工人发动总罢工，争取自身的经济与社会改善。工人委员会（Rady Robotnicze，RR）在运动过程中自发涌现，进而激励同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在波兰，群众运动转而支持此前被囚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他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新领导人并承诺改革。
最终，随着1958年的改革，工人委员会被剥夺了任何实权[5]。改革把工人委员会并入“工人自我管理会议”（Konferencje Samorządów Robotniczych，KSR），并使之从属于企业管理层与党代表[6]。这些机构被官僚当作装点门面的道具。公开场合，他们赞美这些机构；但在实践中，顶多把它们当咨询用，更常见的是，党政官员与管理层通过种种手段确保这些机构毫无实际权力。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这些机构被完全解散[7]。
实际上，经济的一切杠杆被牢牢掌握在了经理人与党内官员组成的官僚阶层手中，他们的生活水准远高于工人阶级。要维持这种统治，只能依赖强烈的宣传、严厉的审查，以及用于对付任何反对者的强力国家镇压机器。
工人阶级的又一次自我解放的尝试由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与什切青的沿海工人发起。他们建立了新的工人民主机关，但在1970年12月遭到血腥镇压。在格丁尼亚，罢工工人应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员科乔韦克（Kociołek）的要求返回工作，翌日工人们在上班途中被机枪扫射屠杀。在什切青，造船厂工人唱着《国际歌》向市中心游行，随后爆发骚乱，国家力量开火，造成大量工人死伤。
在这之后，什切青的工人阶级通过自组织的工人委员会（跨厂罢工委员会）事实上瘫痪了地方当局，并在数日内对城市的工业与社会生活实施事实上的掌控。工人委员会协调基本服务、维持秩序、直接与政府谈判，使官方权力基本陷于瘫痪；直至由于运动的孤立无援，国家才最终重新取得控制。
经济危机
斯大林主义对计划经济的误治使局势日益难以忍受。七十年代的特征是巨额借债与对外资依赖的加深。1971-1980年间，国债增长超过2250%[8]。到1978年，债务已不可持续，其规模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总额的三倍；到1980年达241亿美元[9]。尽管如此，七十年代波兰经济仍有增长，生活水准相对有所改善。但工人阶级的些微改善，却远远赶不上特权官僚的快速提高。贫富差距达到1:20[10]——尽管与1989年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不平等相比，这个差距已算小巫见大巫。
自称“工人代表”的统一工人党官僚的伪善激起了工人阶级的愤怒。党内官僚能进出特供商店，享用豪华商品并持有美元——对比毫无信用的波兰货币兹罗提，美元堪比“黄金”。同时，工人却不得不忍受基本商品短缺与漫长的购面包排队。劳动条件也在恶化：安全装备常年短缺，工时冗长，周六常需上班。该政权的内在矛盾使工人阶级在七十年代繁荣时期无法真正受益；相比之下，党政官员的境遇截然不同。
此外，西方银行代表与波兰当局保持经常性联系，要求采取更有效的偿债措施。1980年4月，他们试图劝说波兰政府取消全部食品补贴，停止对诸如农业机械这类被他们视为无利可图的产业的投资[11]。采纳这些措施将意味着对波兰大众实施紧缩与毁灭。但无论如何，要还债就得行动。统一工人党政权决定进一步压榨人民的生活与劳动条件，力图抹平高达15亿美元的外贸赤字。这意味着出口增加25%、国内贸易减少15%，试图以牺牲国内均衡为代价，换取与外国银行关系的“外部均衡”[12]。虽然劳动条件恶化、投资停滞，但当局更关键的紧缩杠杆，是其对食品价格的集中制定与固定权。
这一经济因素至关重要。波兰工人起来反抗政权的同时，他们为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的阶级利益，直接与外国银行家的利益对立：后者只关心债务偿还与利润（利息），即使以牺牲波兰大众为代价。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在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回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
地下反对派
在八月起义前的数年，统一工人党政权再次感到脚下大地在震动。1976年6月，拉多姆、普沃茨克与华沙工业郊区乌尔苏斯的工人因物价上涨而起义的罢工运动最终受挫，却催生了“工人辩护委员会”（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KOR）。
工人辩护委员会是一个由中产职业群体与知识分子组成的组织。其核心活动家中，像雅切克·库翁（Jacek Kuroń）与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都曾是党内人士，他们因1965年的《致党的公开信（Open Letter）》而知名。该批判将政权分析为官僚统治，主张建立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多党、民主体制[13]。这显然受托派影响；该组织与公开的托派人物路德维克·哈斯（Ludwik Hass）合作，并在托洛茨基逝世后与“第四国际”的残存力量保持联系[14]。但须指出，尽管有过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与往来，工人辩护委员会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世界观主要受其小资产阶级出身所限定。尽管如此，工人辩护委员会在随后的几年扮演了重要角色。
工人辩护委员会成分复杂，由不同知识分子构成，致力于为工人阶级争取民主权利。其试图以产业工人阶级为根基，出版包括《工人》（Robotnik）在内的多种刊物，直接呼应波兰战前的社会党传统。政治上，工人辩护委员会的纲领模糊，只在反对统一工人党党国这一点上团结一致。安东尼·马切列维奇（Antoni Macierewicz）称，工人辩护委员会内部分为“世俗左翼”趋势（代表人物如雅切克·库翁、阿达姆·米赫尼克〔Adam Michnik〕），与“非政治的”“民族-独立派”翼（由马切列维奇领头），后者与左翼拉开距离，实际成为运动的右翼[15]。库翁则焦虑地澄清，当时不存在分裂——这恰恰暴露出这些“世俗左翼”的调和性格，而且两翼在纲领上多半一致[16]。
总体而言，工人辩护委员会显然偏左。它关注西方的所谓“欧共主义者”，例如对法共领导的工会——总工会（CGT）大会通过的动议表示赞许：该动议支持罢工权、言论自由并反对镇压[17]。1976年，莫泽列夫斯基致党的公开信呼吁工人委员会，被同时寄给了意大利共产党与波兰枢机主教（大主教）[18]。把信件同时寄给看似对立的两方，反映了运动的混乱、调和主义，以及莫泽列夫斯基希望就反对统一工人党而“统一反对派”的愿望。耐人寻味的是，统一工人党对莫泽列夫斯基接触意共比接触教会更为恼火。
尽管由知识分子主导，工人辩护委员会仍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80年8月，工人辩护委员会的工人党员不过数百人[19]。在一种被扭曲的方式上，知识分子把群众的体验与潜在不满上升为政治纲领。学者瓦尔德马尔·波特坎斯基（Waldemar Potkański）指出，托派的“工人控制”思想并非因托派在波兰的力量（几乎不存在）而成为了团结工会的诉求，而是因为这一思想与工人的实际需要相契合[20]。
除工人辩护委员会外，教会在反对运动中亦发挥重要作用。它回应的是同样的情绪，但代表着不同的利益。1979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访波，迎来数百万人，他呼吁人权与民主权利，点燃了群众的想象力。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者在整个人民共和国时期都在讨好教会体制。结果，天主教会成为唯一半合法且位于党国体系之外的反对力量。尽管部分基层神父真诚同情工人事业，但自上而下直至梵蒂冈的教会高层代表的却是一群腐败的集团，他们希望资本主义回归以便自我致富。他们的“和平”“博爱”口号不过是其利益的烟幕。资本主义复辟后，这些口号的虚伪在波兰暴露无遗；今天，数百万人对腐败、保守的神职人员更多是厌恶而非尊敬。
总之，神职人员与工人辩护委员会的活动家都成为反对运动的参照点。他们印行地下材料，为被国家完全噤声的工人阶级发声。工人辩护委员会与教会能取得这种相对声望，既因为别无他种反对力量，也因为工人阶级尚未登上舞台。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革命进程中，他们都扮演了颇为有害的角色：借助其权威，他们尽可能给工人运动“踩刹车”，限制了其战斗性。
群众登场
无论如何，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980年7月1日再次提高价格。他们汲取了1956、1970与1976年提价引发工人起义的教训，以为大多数工人正带家人度假，不会对涨价有所行动。
他们大错特错。涨价立即引发乌尔苏斯、萨诺克与塔尔努夫等工业中心的罢工，工人争取并赢得了10%的工资上涨[21]以部分抵消涨价。在卢布林，一场胜利的罢工接着另一场：通信设备厂工人先行罢工，随后是重型卡车厂，再接着是铁路工人，七月间多家工厂相继罢工[22]。一个个孤立的经济性罢工此起彼伏，反映出当时普遍存在的情绪。
最终，罢工浪潮抵达沿海地区，并转化为革命。由于当地工人辩护委员会的组织基础与其同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这里的罢工较其他地区走得更远。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于8月14日罢工，起因是尊敬的反对派活动家、委员会刊物《海岸工人（Robotnik Wybrzeża）》编辑安娜·瓦伦蒂诺维奇（Anna Walentynowicz）遭到打击报复并被解雇。曾于1976年被解雇的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翻墙进入厂区，宣布实行厂内静坐罢工。这是1970年12月罢工的关键教训：当时工人组织游行，演变为骚乱与警察暴力冲突；工人不愿重蹈覆辙。为此，格但斯克工人在厂内建立了跨厂罢工委员会（Międzyzakładowy Komitet Strajkowy, MKS）。它作为工人委员会发挥作用——虽然没有苏维埃之名，它却实际与苏维埃无二。
什切青的工人很快跟进，在瓦尔斯基造船厂成立了跨厂罢工委员会，由马里安·尤尔奇克（Marian Jurczyk）领导。尽管常被传奇性的格但斯克所掩盖，什切青对运动至关重要。比得哥什、斯维诺乌伊希切、瓦乌布日赫或弗罗茨瓦夫等城市的跨厂罢工委员会与什切青的跨厂罢工委员会进行区域协调。短短几天，造船厂工人已赢得显著加薪，鼓舞其他工人加入罢工。更重要的是，即便在实现自身诉求后，造船厂工人仍继续罢工，以示对同志们的团结。
各城市相继爆发总罢工，格但斯克与什切青的造船厂转变为全市跨厂罢工委员会的总部。在这些城市，实际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独立于官方工会与政党的“自由工会”的诉求，鼓舞了数百万人——官方工会不过是官僚机器的工具。正是这一大胆的诉求，使罢工浪潮转化为革命。用格但斯克跨厂罢工委员会的话说：“我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劳动人民真正的代表……我们愿意复工，但只有在我们成为完全的公民、并且是工作场所真正的共同主人的条件下才复工”[23]。很明显，群众愿意承受某些艰难，但绝不接受被剥夺一切决策权、对国家命运毫无发言权的处境。
数日之内，数百家工作场所加入这些城市的跨厂罢工委员会；另有几十名代表来自周边城镇。波兰其他地区也很快成立跨厂罢工委员会，如卡托维兹，以及亚斯琴别-兹德鲁伊与达布罗瓦-古尔尼恰的矿区——这些地方亦是战前共产党人的堡垒。尽管政府企图与各个工作场所分头谈判，运动仍保持强有力的集中纪律：工作场所普遍服从跨厂罢工委员会的统一指挥。
这场迅速变化的阶级意识以矛盾的方式反映在运动的各种诉求与口号上。表面上，宗教与爱国的主题相当显著。许多资产阶级史学把这些元素视为决定性的，并把阶级当作其附带因素。实际上，运动中的宗教因素源于斯大林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彻底破产，以及前述神职人员在地下反对中的作用。教会关于和平、非暴力与仁爱的人道诉求，相较波兰统一工人党国家机器粗鄙而高压的机器被视为更可取的替代。工人的宗教性反映的是他们对更好社会的追求，正如英格兰革命中的“平等派（Levellers）”与“掘地派（Diggers）”、以及20世纪拉美革命中部分工人的宗教性一样。
对于工人而言，宗教观念代表对更好生活的真诚向往；但对教会而言则完全不同，教会有其自身利益。大多高阶神职人员，包括梵蒂冈体制，更关心维持现状：他们与斯大林政权的温吞关系与既得特权。因此，他们反对在工厂与跨厂罢工委员会中使用宗教标志与旗帜[24]。波兰教会领袖维辛斯基枢机（Stefan Wyszyński）对工人辩护委员会内部“世俗左翼”的影响感到不安；他们也对“过度”的加薪诉求忧心忡忡。
在罢工运动高峰的8月26日，维辛斯基发出了“冷静、负责与工作”的呼吁。实际上，教会与党国唱的是同一本圣歌本——希望降温、往工人运动上浇冷水。
一部分仰望教会的工人听了这番话后感到被出卖。有些跨厂罢工委员会决定不在本地转载维辛斯基的讲话，以免破坏与教会的“团结感”[25]。教会的调和与限缩影响在革命过程中持续发挥负面作用。例如，维辛斯基在圣诞致辞中呼吁向病者与被社会遗忘者致以和平，同时也向当权者致以和平，以期他们的“服务充满爱之精神，不含暴力”[26]。其目标显然是寻求国家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和平解决”。这种理念在后期变得危险：当数百万工人已清楚妥协不可能时，教会却仍在约束工人。
另一方面，罢工者的爱国主义象征着他们对真正脱离斯大林主义俄国压服的独立的追求。许多示威工人高举的波兰国旗，是对独立与抵抗的诚实标志——更何况苏联曾镇压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并以复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控制东方集团。爱国主义还源自波兰长期的民族压迫历史。对工人们而言，当时的波兰国旗代表的是健康的独立愿望，以及对能真正由他们掌控的国家的向往。
这种矛盾情绪造成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场景。格但斯克造船厂外举行的露天弥撒，就在巨幅红旗之下进行；红旗上写着改写的口号：“各工厂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与此同时，什切青造船厂插满波兰国旗，而跨厂罢工委员会的会场上方则悬挂着红色横幅：“坚决支持进步的社会主义——坚决反对对社会主义的歪曲！”跨厂罢工委员会的会议往往以工人演唱波兰国歌甚至宗教圣歌开始。然而，我们应把这些视作革命早期的外在表征。随着革命运动的“清醒”，被最频繁重复、也最切要的口号，是社会、经济与政治性的：它们指向着波兰工人争取一个健康的工人民主国家，或者用他们的说法，一个“自我管理的共和国”。这才是推动事件的真正动力。
到8月29日，什切青跨厂罢工委员会已有340个单位加入，格但斯克跨厂罢工委员会也已有600个单位加盟[27]。在跨厂罢工委员会把运动诉求加以普遍化之前，个别工厂曾提出本单位的诉求清单，反映工人的愿望；这些诉求在各地颇为相似，彰显了当时的大众意识。除了为经济改善、言论自由、宗教与工会组织自由而斗争外，工人普遍质疑党国官僚对政权的控制。卢布林铁路工人要求建立“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工会理事会”、“奖金与晋升完全公开透明”，并“使工人福利与警察和军队相当”[28]。
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电工与自动化工人要求“让社会各阶层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因为人们对政府已完全失去信任……”[29]。瓦尔斯基造船厂的涂装工人要求“对白领岗位进行无偏见的监督，包括在证明不必要时撤销此类岗位”[30]，直接挑战了党国官僚的铺张浪费。甚至最著名的格但斯克跨厂罢工委员会诉求中，也包括了“社会-经济信息的完整公开”、“让社会各阶层参与改革方案的讨论”等[31]。几乎所有地方，工人都要求在工厂与国家层面获得真正的决策参与权。
在当时，工人并未要求对官僚进行全面清洗（因而才会谈到“社会各阶层”——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工人与官僚的共同参与）；但要真正落实这些诉求，就与党国官僚的既得统治不相容。这一点在随后的数月为越来越多团结工会成员所认识。早在1980年9月，卡托维兹跨厂罢工委员会就报告，工人中出现完全撤换管理层的尝试[32]。而要落实这些诉求，将意味着朝着一个由工人民主控制与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迈出一步——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罢工压力下，政府先后于8月30日（什切青）、8月31日（格但斯克）、9月3日（亚斯琴别—兹德鲁伊）、9月12日（卡托维兹）与各地跨厂罢工委员会签订协议，承诺落实工人诉求。
格但斯克跨厂罢工委员会的“21条诉求”，成为了整个运动的象征：
- 承认独立于共产党与企业的自由工会，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关于自由结社权的规定。
- 保证罢工权与罢工者的安全。
- 遵守宪法所保证的言论、出版自由，包括独立出版者的自由，以及向各信仰代表开放大众媒体。
- 恢复以下人员的既有权利：1）1970年与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者；2）因观点被开除的学生。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包括爱德蒙·扎德罗任斯基（Edmund Zadrozynski）、扬·科兹洛夫斯基（Jan Kozlowski）与马雷克·科兹洛夫斯基（Marek Kozlowski）。停止因个人信仰而对个人的迫害。
- 大众媒体应报道跨厂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并刊登其诉求。
- 通过以下措施使国家走出危机：
a) 社会-经济信息的完整公开；
b) 让社会各阶层参与改革方案的讨论。 - 对所有参与罢工的工人支付罢工期间的薪资补偿。
- 每位工人每月加薪2000兹罗提。
- 根据物价上涨与实际收入下降，自动保证工资增长机制。
- 满足国内市场的食品供应，把出口限制在剩余部分。
- 引入肉类及肉制品的食品票（直至市场稳定）。
- 取消所谓“内部出口公司”中的“商业价格”与西方外汇销售。
- 管理人员的选拔以资历而非党籍为依据；通过统一家庭津贴、取消专供销售等措施，取消国家警察、安全部门与党政机关的特权。
- 将女工退休年龄降为50岁、男工为55岁；或（不论年龄）女工工龄满30年、男工满35年即可退休。
- 养老金与抚恤金与实际缴纳额相一致。
- 改善卫生部门的劳动条件。
- 为职业母亲的子女提供足够的托儿所与幼儿园名额。
- 带薪产假三年。
- 缩短等候住房的时间。
- 通勤补贴提高至100兹罗提。
- 周六休息。轮班制或24小时连班工作的工人，因周六失去休息日应以增加年休或其他带薪休假予以补偿。
工人的力量
这些诉求指明了可达成的目标，但在革命过程中，工人控制与管理的要素也有机地生长出来。毕竟，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跨厂罢工委员会手中。跨厂罢工委员会决定禁止酒类销售——在一个酒精成瘾成灾的国家，这一举措格外激进。备受嘉奖的电影《铁人（Man of Iron）》（译者注：安杰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1981年作品）中的一个场景：格但斯克一家旅馆的员工拒绝向一位亲统一工人党的记者售酒，理由是“遵照本地跨厂罢工委员会的命令”[33]。
为维持工厂与城市秩序，建立了“工人警卫队”（Straż Robotnicza）。当时的工程师格诺维法·克拉曼（Genowefa Klamann）的回忆录描述了跨厂罢工委员会的自我管理：工人志愿承担各类行政、维护与清洁工作，以保障跨厂罢工委员会有效运作；来自大小工厂的代表讨论各自的事务、诉求与生产计划[34]。工人被分派负责将信息送达各工作场所[35]。工人还创办报刊与简报，并与什切青、卡托维兹与亚斯琴别的跨厂罢工委员会建立联系[36]。由于媒体封锁与审查，这些措施都极其必要。
罢工本身也催生了更多工人民主的要素。例如，炼油厂只有在得到跨厂罢工委员会正式许可时才供应燃料；救护车等关键服务获得不限量许可。农民抱怨拖拉机密封件短缺，格但斯克跨厂罢工委员会便决定允许特切夫一家处于罢工状态的工厂生产该密封件。又如，格丁尼亚工人警告说如不采取行动，30吨鱼将被浪费；跨厂罢工委员会随即安排罐头厂进行加工，并安排制罐厂生产所需数量的罐头[37]。这代表着由工人而非管理层或党组织起来的计划与生产。
事实上，工会承担的任务，已远超传统工会的范畴。格丁尼亚“瑙塔”（NAUTA）企业的“临时工人议会”（Tymczasowa Rada Robotnicza，TRR）赋予工会的职责包括：“提升工人与其家庭的物质、社会与文化生活”，建立工人民主，甚至为有需要者组织贷款与补助[38]。在争取更民主的工作场所的同时，临时工人议会还委托工人寻找更有效的工作方式，以帮助经济走出危机[39]。作为工人代表机关与受罢工影响地区的日常管理，要求工人控制与管理的机制日益增多，并通过跨厂罢工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得以体现，初步展示了若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将可能达到的图景。
这种情绪也蔓延到其他社会层次，他们同样强烈地受革命影响。西里西亚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安杰伊·克拉夫奇克（Andrzej Krawczyk）在卡托维兹跨厂罢工委员会的报纸上表示，他的同行把自己视为工人，愿与大家一道为共同利益而争取工人控制[40]。华沙以南的农民拒绝向国家收购机构售卖其产品，而是免费向罢工者输送食品[41]。在接下来的数月里，随着统一工人党退却造成的权力真空，更多工人民主的要素自发、被动地生长出来。
团结工会的建立
1980年7月至9月，是革命高涨与迅速推进的时期。通过这样的实践，群众意识实现了飞跃。什切青工人说：“我们的生活更为充实、紧张、忙碌，试图解决不断涌现的需要。我们并不总能抽出片刻反思……让我们努力，使我们的新创造配得上我们的梦想。”[42]
1980年10月至1981年11月这段时间是革命试图巩固并实现其全部目标的时期。革命的命运将在此阶段见分晓。
8月格但斯克协议签署后，工人阶级开始建立期盼已久的自由工会。跨厂罢工委员会转变为“跨厂筹委会”（Międzyzakładowe Komitety Założycielskie，MKZ）与“跨厂工人委员会”（Międzyzakładowe Komisje Robotnicze，MKR）。八月协议让全国工人看到，这与1970或1976年的起义不同。继格但斯克、什切青与西里西亚之后，其他重要城市也成立筹委会：9月5日在罗兹，11日在波兹南，15日在克拉科夫[43]。
事实上，跨厂筹委会与跨厂工人委员会成为跨厂罢工委员会与未来独立自主管理工会（即团结工会）各级分会之间的过渡组织；其任务是为自由工会的到来铺路。1980年9月17日，来自全国的跨厂筹委会与跨厂工人委员会代表在格但斯克成立了独立自主管理（团结）工会。值得注意的是，9月17日在波兰具有特殊意义：这是苏联依据前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与纳粹德国一道入侵波兰（1939年）的周年日。这反映出当时工人的巨大勇气与自信——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遭遇仍让人记忆犹新。
创始会议还成立了“全国协调委员会”（Krajowa Komisja Porozumiewawcza，KKP），以在区域与国家层面协调工作、并与政府谈判。
跨厂罢工委员会被吸纳入团结工会的过程，再次证明了一个此前的观察：该工会已远远超出传统工会的性质——传统工会往往只需要工人最小限度的参与，并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诞生于工人委员会与工人大众运动基础之上，这个工会本身已经成为工人民主的机关。它随后将尝试对波兰国家进行深刻的改革——这只有通过工人民主政权才可能实现。
此时期，运动内部的政治分化也开始出现。瓦文萨在1980年11月说：“我们绝不会回到资本主义，也不会照搬任何西方模式，因为这里是波兰，我们要波兰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很好，就让它存在吧，我们只需对它加以控制。”[44] 对此时期，许多真诚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如扬·斯库任斯基〔Jan Skórzyński〕）也指出，当时人们普遍不信任资本主义[45]。许多人仍记得战间期“整肃政权”下工人与农民的命运——他们被抛进贫民窟与茅屋，陷于赤贫。
莱赫·瓦文萨——一位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前电工——是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那一时期的声望来自于他能把广大工人阶级的普遍思想传递到全国舞台的能力。
然而，尽管他的工人背景与直截了当的表述风格使其受欢迎，他实际上代表了运动中调和、温和且混乱的一翼，而这一翼后来会把运动引向惨败。
实际上，“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在当时已在某种程度上被贬损：它在统一工人党官员、团结工会领导人与基层工人那里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着对直接的工人控制与民主的渴望，而对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却没有诉求。正是这一事实说明，尽管存在矛盾的困惑、宗教与爱国的色彩，团结工会所奋斗的是“工人自我管理”与“自我管理的共和国”——这成为运动的核心口号。这意味着运动正走向工人阶级对政权的征服，并以对计划经济的民主控制与管理为基础，而非资本主义。
随后的数月困难接踵而至。10月与11月，团结工会尝试注册，但遭到国家阻挠。围绕为非工人群体建会的重要斗争也由此出现：学生建立“独立学生会”（Niezależny Związek Studencki，NZS），个体农民建立“个体农民独立工会‘团结工会’”（NSZZ Rolników Indywidualnych “Solidarność”）。甚至公务员与公民警察（Milicja Obywatelska，MO）的军官也尝试在团结工会旗下组织工会。同样，军队作为镇压革命的工具完全不可靠，因为许多基层士兵支持工人。国家一筹莫展。以地方性总罢工为日常形式，工人努力改善境况并与官僚秋后算账。
团结工会的激进派
客观形势推动下，激进情绪增长。1981年前六个月，生活成本上涨15%。4月宣布食品提价，7月肉类配给削减20%[46]。这一切引发了夏季自发的“饥饿游行”，并促使党内公开分裂[47]。这一切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相互冲突的观点与倾向。瓦文萨与其他前工人辩护委员会活动家领导的调和派，以“团结”与与政府合作为立足点；而激进派则影响日增。
激进倾向相对缺乏组织，长期没有全国性的参照点。其主要表现是来自下层的愤怒爆发与压力。它生长于运动中活跃工人的义愤之中，他们毫不妥协的态度与阶级直觉击中了车间里的情绪。早在1981年2月，比尔斯科-比亚瓦的工人已组织总罢工，要求撤换地方官僚。罗兹的学生组织罢课，要求正式承认独立学生会（NZS）。热舒夫爆发农民罢工，随后比亚韦斯托克、奥尔什丁与弗罗茨瓦夫爆发工人罢工。所有这些斗争都未经全国协调委员会的批准或事先知情，迫使瓦文萨以“消防队员”的姿态奔走各地“灭火”，在运动上充当刹车。
尽管这种情绪自发且缺乏组织，在一些地区，激进派仍在地方层面建立起组织，并被证明远比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工人辩护委员会活动家更受欢迎。激进派还借助于他们大胆、明确指向争取工人支持的方法而产生重要影响。
在什切青，当地的团结工会印制了32万张传单，刊发工人活动家米哈乌·卡维茨基（Michał Kawecki）的署名声明。这些传单被大胆散发，并张贴在电车与出租车上。传单写道，团结工会是一场遭掌权者反对的运动；掌权者的特权生活是以社会较贫困部分为代价而获得的。“我们的运动是一场阶级运动，它以清除与国家与党机器紧密相连的数十万人的特权为前景，给数百万人带来希望”[48]。
比得哥什危机
除不计其数的围绕局部问题的罢工与事件外，1981年3月比得哥什爆发一起关键事件。个体农民团结工会的活动家为争取该会的承认而占领一栋建筑，遭到公民警察（MO）对峙。随着压力增大，一名团结工会活动家冲着警员喊道，他们像西班牙警察，他们不应该像“西方的警察那样，奉资产阶级之命殴打人民！”冲突后，三名团结工会活动家重伤入院，引发了针对政府的巨大愤怒浪潮。
总罢工的呼声高涨，但瓦文萨并无此意。他刚刚平息了拉多姆要求地区总罢工的呼声；当全国协调委员会内其他人建议立即全国大罢工时，他愤然离席。现场情绪极其强烈，但全国协调委员会最终让步于瓦文萨，他动用个人威望竭力压制总罢工。全国协调委员会同意先于3月27日发动4小时全国总罢工作为警告与3月31日全国总罢工的前奏。
这场4小时罢工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罢工以工厂与其他工作单位的汽笛齐鸣开始，使得全国完全停摆。数百万工人遵纪守序地罢工4小时，显示出了极强的纪律与情感强度。工人警卫队在工厂与船厂巡逻。全国每个城市、城镇与乡村都参与其中。电视台也停播常规节目，屏幕上只显示：“罢工中——团结工会。”这场4小时罢工显示出群众的巨大支持以及“一种起义的氛围”[49]。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事后回忆说，“我们几乎能亲身感到庞大工人群众的决心……”[50]。1981年3月的罢工深度可与1936年巴塞罗那或1968年巴黎的革命性总罢工比肩。就在那一刻，波兰工人阶级站在权力门槛前。所需要的，只是全国协调委员会领导层的一声令下。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对波兰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Stanisław Kania）大发雷霆，打电话怒斥他，要求统一工人党对团结工会展开军事镇压。勃列日涅夫明白，苏军正越来越多地卷入阿富汗，直接军事干预将变得棘手。事实上，在这一阶段苏联军事干预极不可能：苏联本身危机加深，其情况非同以往在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干预之时。即使入侵发生，只要采取国际主义的工人呼吁，仍有可能争取入侵部队——这些工人之子——转而支持政治革命。勃列日涅夫、霍内克尔（Erich Honecker）与其他官僚对此心知肚明，因而深感恐惧。
时不我待。根据团结工会在普沃茨克的一项调查，当时有79%的受访者支持全国总罢工[51]。在格但斯克、什切青、罗兹、华沙等关键工业中心，这一比例无疑更高。有了正确的领导，团结工会当时本可夺取政权。但瓦文萨不愿如此。他的大多数顾问，包括库翁与维辛斯基，夜以继日地劝阻3月31日的总罢工。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也对瓦文萨有强烈影响力；从他1981年3月致维辛斯基的信可见一斑[52]。最终，全国总罢工在前夜被取消[53]。像安杰伊·格维亚兹达（Andrzej Gwiazda）这样的工人辩护委员会领导人支持这一决定。然而，基层活动家对此深感失望，质疑全国协调委员会的问责。比得哥什危机成为分水岭，团结工会的“统一”神话破灭。工会领导层日益被视为与群众愿望脱节。全国协调委员会成员莱赫·德马尔斯基（Lech Dymarski）说：“政府已被逼到墙角，我们也是。我们的那堵墙，就是工人阶级……”[54]。这种不断增长的激进情绪，为团结工会的草根骨干注入了强大动力。
团结工会的地方选举
1981年6月，团结工会为其地方机构举行了选举。尽管许多候选人以个人资历参选，但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主张不与当局妥协的人。在什切青，一位历史教师乌奇科（Łuczko）发表的带有激进宗教色彩的发言赢得最多掌声：“基督说，手扶犁而回头看的，不配进天国。我们别无他途。”另一位钢铁工人巴纳希（Banaś）则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工人政党，代表团结工会进入政府，并对决策产生实质影响。一位支持瓦文萨的候选人兹达诺维奇医生（Dr Zdanowicz）所获掌声最少[55]。一位造船厂工人塔德乌什·利霍塔（Tadeusz Lichota）说，他的灵感来自列宁——“但是真正的列宁”，不是斯大林式的歪曲形象。
利霍塔与1970年12月的传奇工人领袖埃德蒙德·巴武卡（Edmund Bałuka）尝试组建一个新党——波兰社会主义劳动党（Polska Socjalistyczna Partia Pracy，PSPP），以什切青造船厂为基地，并在其他城市设分部。波兰社会主义劳动党提出了一套积极的革命纲领与必要政策，以争取一个健康的工人民主国家。尽管在其成员所在的少数地区颇受欢迎，但该党成立太晚，未能在事件中发挥决定作用。
另一个地方选举的范例是亚斯琴别地区：受托派影响、该西里西亚矿区团结工会副领袖斯特凡·帕乌卡（Stefan Pałka）建立了一个革命小组，出版双月刊《阶级斗争（Walka Klas）》；该马克思主义月刊印量达到了一千。马克思主义工人们在孤立情况下的成功显示了工人们乐于接受革命思想的态度。然而，这样的孤立同时也表明，革命党不能靠临时的起意和拼凑，其核心必须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已建立。倘若早在1980年前就存在这样的组织，当1981年人们对瓦文萨及其支持者的幻想开始破灭时，它便可以赢得波兰工人阶级的支持。
罗兹这一重要工业城市的情况，也显示基层激进派的力量：这些激进派组成所谓“独立派”，由纺织工人米耶奇斯瓦夫·马尔奇克（Mieczysław Malczyk）与兹比格涅夫·科瓦莱夫斯基（Zbigniew Kowalewski）领导。“独立派”直接对抗既定领导层。他们批评工人辩护委员会对团结工会的“政治性”影响，指出工人辩护委员会利用工会的官方报刊推销其自身的议程。该团体也担心工人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与边缘化。值得较长引述其纲领：
“基于由工人阶级在八月发起的社会革命……将建立真正人道的社会主义，立基于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要……这场革命将结束官僚机器的统治与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团结工会’的历史使命……取决于道德与社会革命的胜利，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56]。
该团体在6月选举中大获全胜，超过工人辩护委员会派。这种情形在全国几乎处处可见。
尽管激进派仍缺乏全国组织与参照点，他们最终在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981年9月）上显示存在，且其立场远比瓦文萨的调和主义激进。尽管他们内部思想并不一致——从宗教激进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不妥协的态度、对真正工人民主政权与同执政党正面对抗的诉求，最终赢得了地方工人的支持。这再次证明基层的真实情绪，远比瓦文萨、教会与小资产阶级顾问们所代表的立场更加战斗。
统一工人党内部的发酵
1981年虽有许多地方性爆发与斗争，全国性的团结工会与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也成为关键战场，因为两者都面对着来自激进基层成员的反叛，而且这两股激进潮流都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统一工人党在7月召开党代会，团结工会在9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些大会期间发生的事情表明：经过长期罢工，工人阶级正试图在政治上自我定位。
7月的党代会被视为改革党的机会，清洗那些把国家带入社会与经济崩溃的官僚。尽管全国工人普遍关注此会，但对政党的不信任如此之深，以致改革者不得不相对孤立地行动。党内改革派已成运动的附庸，而非其组成部分。统一工人党在群众眼中彻底破产，他们不愿再与之有任何关系。
统一工人党中确有一层工人出身的基层成员，但他们多属待遇较好的群体，如工程技术人员与白领，他们为了升迁而入党。与此同时，靠近底层的党政官僚生活与工人阶级并非天壤之别，也受革命危机影响。然而，这些群体往往同情甚至直接参与团结工会。统一工人党与其下属工会的一部分成员还是1970与1976年斗争的老兵；他们转向仅存的合法组织，试图为本阶级而战。这些统一工人党成员构成了党内的发酵与对高层官僚不满的来源。
党内基层反对最先在托伦出现，被官僚称作“托伦病”。来自拉多姆、身为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成员的工人佐菲娅·格日布（Zofia Grzyb）也成为党内转变的象征[57]。反对派认为，如果团结工会要掌控经济，政党也必须转型。实际上，这些人试图把统一工人党转变为真正的、民主的工人政党。党内他们呼吁“工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
1981年2月，什切青造船工人中的党员召开的一次党会，对党官员愤怒无比：
“卡尼亚同志说，党不应参与罢工……可党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他们谈论‘团结工会’中的反社会主义力量，但这些人不正是来自党内吗？来自那些把这个国家搞垮的人吗？”
另一个声音说：
“不公太多了，让我们把事情摆平！为什么工人不能领导党的委员会？”
每一次发言都在攻击领导层，并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58]。类似的会议也发生在格但斯克：第一书记斯坦尼斯瓦夫·卡尼亚与党员见面，党员们要求政党真正代表其300万名成员[59]。这种会议在全国各地不断重演。
尽管这种情绪相对自发，但在党的工人阶级成员中广泛存在，对党内顽固的官僚集团构成真正威胁。基层在可能的地方成功更换了领导层：在比得哥什，393名党务官员中有322名被更换；但党的全国结构使建立一个真正、可行的反对派成为逆水行舟。许多工人反对者被开除出党，包括“托伦病”的领军人物兹比格涅夫·伊瓦诺夫（Zbigniew Iwanow），他试图建立“扁平结构”，即向党的“集中制”引入民主。
7月党代会在国家层面反映了这场政治斗争，但由于党的反民主性质，改革派在会上最终处于少数——20%的与会代表同时也是团结工会成员[60]。尽管他们进行了斗争，反对派仍遭失败，未能改造政党。随后的清洗、士气低落与退缩，标志党内反对的终结。某些反对者如阿尔宾·西瓦克（Albin Siwak），这位我行我素的反犹分子被允许继续露面，实际上让公众更加反感统一工人党，进一步粉碎任何改革希望[61]。总之，改造政党的尝试表明了革命影响的深远、其工人阶级的性质，以及在官僚性堕落的统一工人党内不可能完成的改革。
在巩固了对党国机器的控制后，官僚卷土重来，重整旗鼓。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们加倍反对团结工会，为戒严进行政治准备。1981年8月，统一工人党与全国协调委员会谈判期间，只要谈到“工会对食品生产与分配的控制”“工作单位的自我管理与独立性”“工会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等[62]，政府就立即中断谈判。面对自下而上的激进化，工会领导人被迫采纳这些诉求[63]。统一工人党正确地将此视为对其权力的挑战，因而打断谈判，并倒打一耙，诬称这是团结工会的过错。副总理梅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Rakowski）在媒体上大肆进攻，要求团结工会就范。工人们以拒绝生产与分发官方报纸作为回应，只传播工人自己的报刊与简报。
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81年9月至12月，是团结工会摆脱比得哥什危机后一路“下滑”的最后机会。此时，工会的官方领导层经常失去对基层的控制，并竭尽全力束缚运动。另一方面，统一工人党在党代会后也发生了变化，不愿再妥协。党在1980年12月就制定了戒严初步计划，但到1981年夏才开始认真考虑实施。
瓦文萨说：
“很明显他们在准备一些说辞，同时让整个国家筋疲力尽。所有这些罢工、短缺、急躁情绪。这是一切的开端。他们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64]
与其把自下而上的“急躁”视为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机会，瓦文萨却为之沮丧。统一工人党官员在8月25-26日同莫斯科讨论戒严计划，包括拟立即逮捕的工人名单。到9月18日，他们已启动“Sasanka行动”，指示地方当局与公民警察落实戒严的具体方案[65]。CIA知悉这些计划，并撤走其顶级线人之一，里夏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ński）。然而，他们未采取更多行动，因为他们知道那会引发另一场“比得哥什危机”，而这一次，温和派更缺乏政治权威来按耐住运动。尽管在运动失败多年后西方资本家们常以道德姿态评头论足，但他们实际上更愿与统一工人党合作，以恢复稳定与波兰的偿债能力——哪怕这意味着对团结工会的残酷打击。无论如何，1981年8月表明，自由工会与统一工人党之间和平共存已不可能，双方的两极分化都在加剧。
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扭转局面的机会。大会在格但斯克分两阶段举行：第一阶段9月5-10日，第二阶段9月26日至10月7日。大会极为民主。工会选举投票率为93.98%（投票者8,906,765人 / 登记会员9,476,584人）。代表以青年为主，45岁以下占88%[66]。若某位知识分子“长篇大论而语焉不详”，代表就投票结束其发言；相反，若某位受欢迎的发言人时间不够，代表就投票延长[67]。大会的根本倾向是激进的：其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名义主席耶日·布泽克（Jerzy Buzek）的角色多少变得只有某种象征意义；会场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代表手中。大会决定不允许国家电视台（TVP）记者进入报道。亲反对派记者克日什托夫·沃利茨基（Krzysztof Wolicki）说，他们不被放行的原因，“就跟你不会让一个带枪的匪徒上飞机一样”[68]。工会与更同情团结工会的PKF电视台关系更为友好。
许多地方领导人深受基层影响。
“当什切青工会领袖马里安·尤尔奇克要求举行议会（Sejm）自由选举时，格但斯克的安杰伊·格维亚兹达号召工人在工作场所掌握更大控制权，而比得哥什的扬·鲁列夫斯基则嘲讽并挑战整个华沙条约组织；相形之下，瓦文萨在竞选演说一开始就敦促尊重国家权威。”[69]
官僚对大会暴跳如雷。苏联电视台塔斯社（TASS）为抹黑大会的正当性而扯出一堆谎话，比如声称“89%的代表是工会全职人员”。事实上，48.2%的代表是蓝领，32.8%是“受过教育的工人”（白领、工程师等），14.4%是农民[70]。9-10月间，官方媒体铺天盖地攻击工会，大《真理报》称大会是“一场反社会主义与反苏的大狂欢”[71]，波兰《人民论坛报》也抨击其激进动议。
对此，一位代表爱德华·利平斯基（Edward Lipiński）在发言中回应了这些攻击：
“当我听到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说他准备动员军队来保卫波兰的社会主义时，我最近感到震惊……波兰的社会主义受到怎样的威胁？你们所谓的反革命与反社会主义力量指的是什么？……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反革命与反社会主义的（全场大叫好）。”[72]
敌对的媒体宣传反映了其它相邻的国家中所谓“共产党”官僚的紧张：他们担心运动越过边界蔓延。
事实上，大会通过的动议中，还包括一项国际主义动议：“第一届代表大会致东欧工人的呼吁”。越来越多的团结工会工人意识到在一国范围内成功改造已无出路。正如马里安·尤尔奇克所说：“我相信，‘团结工会’的旗帜将从大洋一直飘扬到乌拉尔”[73]。
这项国际主义动议戳破了苏联与其他亲苏国家政府散布的谎言。团结工会的呼吁明确其群众的工人阶级性质，强调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与其他国家工人的“深切的共同体意识”[74]。一位未署名代表进一步指出：“我们工会的传统，是向人民、向社会发出呼吁，而不是向世间的‘主子’与‘财富’呼吁”[75]。此话赢得雷动掌声，再次彰显波兰工人对东西方工人的国际主义情怀。虽然无法邀请其他亲苏国家的代表团，但大会仍有数十位来自美国、日本与西欧的工会人士在场。
瓦文萨等人反对此项国际主义动议。工人辩护委员会的雅切克·库翁甚至在会场内慌乱奔走，试图阻止表决[76]。最终，该动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激进动议，是工会纲领本身。纲领把经济危机归咎于统一工人党的误治；要求“真正的工人自我管理”，使工人成为工作场所真正的主人，并在地区与国家层面通过自由选举予以组织；同时主张在工人自我管理议会的控制下，对既有国家机器（包括司法与安全机构）进行民主改造[77]。
针对瓦文萨的领导风格与比得哥什危机的处理，大会也出现了更多的批评。尽管如此，瓦文萨最终仍以55.2%的得票率连任，其余选票分散给马里安·尤尔奇克（24.1%）、安杰伊·格维亚兹达（8.84%）与扬·鲁列夫斯基（6.21%）。这反映出人们对苏联干预的恐惧与对团结的渴望，也反映激进反对派未能提出一个清晰可行的替代路线。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事实凸显了大会的激进与工人阶级性质。经过数十年的审查与组织自由的剥夺，工人意识迅速成熟。大会再次表明：人们对“自我管理的共和国”与工人控制的广泛向往，以及其国际主义的抱负。
大会之后
瓦文萨无法掌控大会，对统一工人党来说丝毫不能令其安心；他们对运动的信任荡然无存。大会结束时，政府拒绝继续与团结工会谈判。一方面，自下而上的愤怒情绪增长。10-11月，多起孤立的厂内静坐发生，包括矿工在内。工会还开始为“全国自我管理议会联合会”的建立铺路[78]，这显然是为工人自我管理做准备。有些地区（如华沙附近的重工业城镇日拉尔杜夫）食品极度短缺，引发全城总罢工。
另一方面，工会领导层已不再准确反映运动本身。当工人阶级在地方层面领导激进斗争时，运动高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11月，瓦文萨、枢机主教格莱姆普（Józef Glemp）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举行会晤，瓦文萨毫无用处地试图安抚雅鲁泽尔斯基。格莱姆普“没有说任何话”[79]。政府能够嗅到工会领导层的软弱，以及10-11月各地罢工与静坐的孤立状态。虽然孕育一支有别于瓦文萨、更为激进、且能引导运动走向工人自我管理民主的领导层的条件已然成熟，但通向戒严的大门也在同时开启。
戒严
在数次“试水”之后（如12月2日华沙消防员静坐被镇压），戒严最终于1981年12月13日实施。这一举措是团结工会与统一工人党长期僵持，以及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的结果。事实上，戒严是一次军人政变，并且得到了统一工人党的认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国民拯救军事委员会”（Wojskowa Rada Ocalenia Narodowego，WRON）事实接管权力。
有许多原因使得戒严成为了可能。其中关键之一在于工人领导层的失败。工人阶级已准备战斗到最后，这将意味着与统一工人党进行最终清算，并由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掌权。团结工会基层成员早已走在瓦文萨、库翁、格莱姆普等人的无望斡旋前面；但他们尚未能以全国性的新领导表达自己——一个以明确社会主义思想为纲，主张把计划经济重新收归工人管理的领导。这种替代不是凭空出现的；革命党之所以未能在此刻成为现实选择，正是因为在革命爆发前没有建立起足够扎根于工人阶级、具备明确纲领的革命组织。
这种局面导致1981年末运动的相对原子化。长期斗争之后，官僚以及社会中政治上较落后的一些层次中，要求“恢复秩序”的情绪上升。回到泰德·格兰特及当时英国托派的论断：不存在“中间道路”。统一工人党清楚地看到激进派掌权的危险——从雅鲁泽尔斯基电视讲话中对“极端分子”与“破坏波兰社会主义国家之分子”的指控可以看出[80]。戒严的宣布激起工人阶级的愤怒，许多关键行业爆发厂内静坐，包括格但斯克与什切青的造船厂；一个新的全国罢工委员会成立。
遗憾的是，这些运动被国家粉碎。机动民警部队（ZOMO）与军队被派去镇压一切抵抗。尽管低级军官与士兵在最初同情团结工会，但在16个月的僵局之后，统一工人党利用对苏联入侵的恐惧与“恢复秩序”的需求，驱使部队镇压工人。这包括在什切青与克拉科夫对厂内静坐的夜袭，并以坦克支援；以及在西里西亚对矿工的血腥镇压，警察开枪打死多名工人[81]。
在一些地方，工人成功劝说士兵不出手，但这只是特例[82]。国家动用其“武装暴力机器”一家一家工厂地清场，最后一个静坐据点——“皮亚斯特”煤矿——在12月28日被镇压。戒严给革命造成致命打击。1981年12月，约五千名工会成员——团结工会的骨干——被拘押入狱，此后几年还有更多人遭难[83]。一个1989年的政府委员会估计，在戒严期间约有90人被国家机器杀害，更多死亡尚无定论[84]。
结语
尽管结局悲壮，1980-1981年的团结工会运动仍是波兰历史上最为壮阔的革命运动，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革命之一。其历史使命是通过政治革命清洗国家与官僚，为工人阶级之利益对计划经济进行深刻改革。尽管失败了，它仍是斯大林主义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健康工人民主国家”的尝试之一。若告成功，这一革命运动将会国际化扩展。一个真正的波兰工人政府，不仅会吸引那些“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的工人，也会吸引西方的工人。
戒严之后，原初的团结工会不复存在。在地下条件与其群众基础被剥夺的情况下，它被改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组织。尽管80年代确有一些地方性爆发，包括罢工与对“五一”官方集会的接管，但多半是地方倡议；运动的整体性质发生了剧烈变化。惨败切断了领导层与广大工人阶级的联系；最投机、最脱离群众、乃至公开右翼的元素更加上位。残存的团结工会不再由工人资助，而是由外国国家机构提供巨额资金；例如，CIA自1982年下半年起向这些投机者大量输送经费[85]。此时，团结工会已沦为帝国主义西方推动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最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所谓“共产党人”与堕落了的“团结工会”携手，于1989年后恢复了自由市场经济。所有主要团结工会领导人都接受了这一点。而那时，工人阶级已大体被打散，被迫退出社会与政治生活。财政部长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奉西方银行家的旨意，实施“休克疗法”。他与复辟力量试图让波兰工人为官僚几十年的误治埋单。1989年后，团结工会扮演了更加可悲的角色：公开与资方及最堕落的右翼分子合作；放弃其1980年8月的初衷诉求——那些诉求与走向资本主义互不相容。因此，其会员大量流失。1981年波兰工人的失败是后来苏联与东欧斯大林主义者得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东欧工人心想：如果团结工会都走到那一步还失败了，那斗争还有什么意义？
除去1989年罗马尼亚工人的总罢工——其诉求是罢黜特别残暴的斯大林主义者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șescu）并改善生活条件——以及某些地区有限的防御性罢工之外，资本主义复辟几乎未遭抵抗。九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初随之而来的，是东欧的一次大萧条。生产力与生活水准的崩塌堪与战时相比。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被深深伤害，更多生命被过早终结。
然而，那场历时16个月、工人力量高涨的运动给予了过去的团结工会其生命力，更是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教训与经验，证明了工人阶级即便在最不利、最阴郁的条件下，仍有能力指明出路。关键的教训在于工人阶级需要领导，需要一个足够扎根于工人阶级、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民主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党，帮助其发挥改变社会的历史作用。
团结工会的旗帜早已被投机者与右翼的阶级叛徒涂黑。瓦文萨本人如今生活奢华，远胜昔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官僚；他时而张口就要求“把罢工矿工交给警察痛打一顿”，时而说出一些针对同性恋者的反动言论，或为正在崩塌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哀叹。与革命中的工人们不同，瓦文萨与所有那些位居顶端的先生女士在1989年之后过得相当不错。
尽管失败，1980-1981年的革命遗产代表着波兰工人阶级最好的传统，并且正被重新发现。2019年那场以教师罢工为核心的滔天运动即是明证：他们在全国数百座城市、城镇与乡村建立跨厂罢工委员会，再一次实现自我组织。
世界资本主义的有机危机在各条战线上加剧，波兰也无法置身其外。诚然，最近这些年波兰呈现出相对增长，但这是矛盾的、单向度的增长——是建立在90年代经济被摧毁的废墟之上、以债务飞涨为燃料、以对一支庞大而成熟的工人阶级的强烈剥削为动力。波兰的年轻工人前景黯淡，其中一部分人正在向真正共产主义的思想开放。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近年走在斗争前列，在对反动政客与波兰天主教会寡头的反击中领导罢工与群众运动。
在即将到来的时期，随着危机的加剧，工人阶级将面临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革命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学习1980-1981年革命的教训与真正遗产，并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一个以工人生产计划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为此，已有如此之多的人付出了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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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Ost, Davi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Poland’s Solidarity Movement', 'Jacobin' 24 August 2020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Poland’s Solidarity Movement (jacobin.com)> [accessed 22 April 2024]
[2] Modzelewski, Karol, Zajeździmy Kobyłę Historii (Warsaw: Iskra, 2013), p. 304
[3] Kieszczyński, Lucjan, 'Represje Stalinowskie w ZSRR wobec działaczy polskiego ruchu robotniczego i ich rodzin w latach trzydziestych i czterdziestych', 'Oblicza Lewicy – Losy Idei i Ludzi' (Warsaw: Tow. Naukowe im. Adama Pruchnika, 1992), p.293-299
[4] 列夫·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命（电子版：中马库，2008），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三、苏联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 <列夫·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marxists.org)> [accessed 2025]
[5] Podgórski, Tadeusz, Samorząd Robotniczy PRL (1966) <Samorząd robotniczy PRL | Lewicowo.pl> [accessed 17 April 2024]
[6] Ustawa z dnia 20 grudnia 1958 r. o samorządzie robotniczym (Dz.u.1958.77.397) <Samorząd robotniczy. – Dz.U.1958.77.397 – OpenLEX> [accessed 17 April 2024]
[7] Tittenbrum, Jacek, Upadek Socjalizmu Realnego w Polsce (Poznań: Rebis, 1992), p. 88-90
[8] Szablewski, A. ‘Miejsce i perspektywy sektora prywatnego w rozwoju polskiej gospodarki narodowej’, ‘Ideologia i Polityka’ (1989) vol. 4, p.136
[9] Tittenbrum, Jacek, Upadek Socjalizmu Realnego w Polsce (Poznań: Rebis, 1992), p.9
[10] Garton Ash, Timothy, Polska Rewolucja: Solidarność 1980-1981, (Warsaw; Krąg, 1987), p. 11
[11] Tittenbrun, Jacek, ibid. p.11
[12] Tittenbrun, Jacek, p.12-13
[13] Kuroń, Jacek and Karol Modzelewski, List otwarty do partii (1965), p.58-62 <Jacek-Kuroń-Karol-Modzelewski-List-otwarty-do-partii-5.pdf (pracowniczademokracja.org)> [accessed 16 April 2024]
[14] Potkański, Waldemar, 'Trockizm – Zapomniana Idea w Dziejach Polskiej Myśli Politycznej', 'Athaneum', vol. 33 (2012) <articles-2165358.pdf.pdf> [accessed 18 April 2024], p.150-152
[15] Macierewicz, Antoni, 'Realizm i Radykalizm', 'Samorządność' (14 December 1981)
[16] Górska, Ewa, 'Żeby dać świadectwo Prawdzie', 'Samorządność' (14 December 1981)
[17] Robotnik, 30 April 1976
[18] Modzelewski, Karol, Zajeździmy Kobyłę Historii (Warsaw: Iskra, 2013), p. 230-231
[19] Garton Ash, Timothy, ibid. p.10-11
[20] Potkański, Waldemar, 'Trockizm – Zapomniana Idea w Dziejach Polskiej Myśli Politycznej', 'Athaneum', vol. 33 (2012) <articles-2165358.pdf.pdf> [accessed 16 April 2024], p.155
[21] Skórzyński, Jan and Marek Pernal, Kalendarium Solidarności 1980-1989 (Warsaw: Świat Książki, 2005) p.13
[22] Almanac of the Lublin strikes, NSZZ Region Środkowo-Wschodni, July 1981 (ECS)
[23] Skórzyński, Jan and Marek Pernal, ibid. p.21-23
[24] Grajewski, Andrzej, 'Solidarny. Jan Paweł II Wobec Solidarności 1980-1981', ‘Biuletyn IPN’ (July-August 2021), p.7-8
[25] Czeczkowska, Ewa, Kardynał Wyszyński (Warsaw: Znak, 2009), p.583
[26] Biuletyn Informacyjny Solidarność – Region Środkowo-Wschodni, 6 January 1981
[27] Matusiewicz, Zdzisław, Grudzień 1970 Genezą Sierpnia 1980 (Szczecin: Dokument, 2000), p.106
[28] Postulaty Strajkowe Kolejarzy Węzła Lubelskiego, July 1980 (ECS)
[29] Chmiel, Beata, Postulaty 1970-71 i 1980 (Warsaw: NOWA, 1998), p.179
[30] Chmiel, Beata, ibid. p.193-195
[31] Chmiel, Beata, ibid. p.208-210
[32] Wolny Związkowiec – Dąbrowa Górnicza, 20 September 1980
[33] 《铁人》, 导演：安杰伊·瓦伊达 (Zespół Filmowy "X", 1981)
[34] Latoszek, M. Sierpień we wspomnieniach. Relacje z Wybrzeża (Gdańsk: Wydawnictwo Morskie ,1991) p.74-75
[35] Kozicki, Stefan, Osiemnaście Długich Dni (Warsaw: KAW, 1980), p.11
[36] Duda-Gwiazda, Joanna, Gwiazdozbiór w "Solidarności" (Łódź: Biblioteka Obywatela, 2009), p.151
[37] Duda-Gwiazda, Joanna, ibid. p.152
[38] Tymczasowa Rada Robotnicza S.R. "NAUTA", Komunikat nr 2, 3 September 1980
[39] Tymczasowa Rada Robotnicza S.R. "NAUTA", Komunikat nr. 6, 6 September 1980
[40] Wolny Związkowiec – Dąbrowa Górnicza, 23 September 1980
[41] Grant, Ted, 'Solidarność: Poland – There can be no middle road, 'The Militant', 29 August 1980
[42] Jedność, no.7, September 1980
[43] Skórzyński, Jan and Marek Pernal, ibid. p.21-23
[44] Skórzyński, Jan, Zadra – BIografia Lecha Wałęsy (Gdańsk: Słowo, 2009), p.73
[45] Skórzyński, Jan, ibid.
[46] Domber, Gregory, Empowering Revolution: America, Poland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p.16
[47] Skórzyński, Jan and Marek Pernal, ibid. p.53-84
[48] Szejnert, Małgorzata and Tomasz Zalewski, Szczecin – Grudzień, Sierpień, Grudzień (Szczecin: Walkowska Wydawnictwo, 2008), p.312
[49] ibid.
[50] Modzelewski, Karol, Zajeździmy Kobyłę Historii (Warsaw: Iskra, 2013), p. 297-298
[51] Garton-Ash, Timothy, ibid. p.105
[52] Grajewski, Andrzej, 'Solidarny. Jan Paweł II Wobec Solidarności 1980-1981', ‘Biuletyn IPN’ (July-August 2021), p.14
[53] Garton-Ash, Timothy, ibid. p. 98-101
[54] Garton-Ash, Timothy, ibid. p. 91
[55] Szejnert, Małgorzata and Tomasz Zalewski, ibid, p.365-368
[56] Czuma, Benedykt, Łódzka Solidarność 1980-1981 (Łódź: IPN, 2010), p.165
[57] Nowak, Andrzej, I Krajowy Zjazd Delegatów NSS "Solidarność" – Stenogramy, II Tura (Warsaw: IPN, 2011), p.13
[58] Szejnert, Małgorzata and Tomasz Zalewski, ibid. p. 327
[59] Garton-Ash, Timothy, ibid. p.110
[60] Nowak, Andrzej, ibid. p.15
[61] Nowak, Andrzej, ibid. p.13
[62] Biuletyn Związkowy – Region Środkowo-Wschodni, 16 August 1981
[63] Modzelewski, Karol, Zajeździmy Kobyłę Historii (Warsaw: Iskra, 2013), p. 313
[64] Bober, Andrzej and Cezary Łazarewicz, Ja, (Warsaw: Foksal, 2017) p.99
[65] Preparation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rtial Law, European Solidarity Centre (Gdańsk: ECS, 2024)
[66] Nowak, Andrzej, I Krajowy Zjazd Delegatów NSS "Solidarność" – Stenogramy, II Tura (Warsaw: IPN, 2011), p.19
[67] Nowak, Andrzej, ibid, p.22
[68] Nowak, Andrzej, ibid, p.19
[69] Ost, David, Politics of Anti-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34
[70] Nowak, Andrzej, ibid, p.19
[71] Pravda, 11 September 1981
[72] Nowak, Andrzej, ibid, p.24-25
[73] Szejnert, Małgorzata and Tomasz Zalewski, ibid. p. 369
[74] Message to the Working People of Eastern Europ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Solidarność Delegates, (Gdańsk, Archive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f NSZZ "Solidarność", 1981)
[75] Nowak, Andrzej, ibid, p.22
[76] I Krajowy Zjazd Delegatów NSZZ "Solidarność" | Wspomnienia Uczestników, online recording, Youtube, 27 August 2021 <I KRAJOWY ZJAZD DELEGATÓW NSZZ „SOLIDARNOŚĆ” | wspomnienia uczestników (youtube.com)> [accessed 22 April 2024]
[77] Program NSZZ "Solidarność" uchwalony przez I Krajowy Zjazd Delegatów (Teza 20-24) (I-KZD-uchwala-programowa.pdf (solidarnosc.org.pl)) [accessed 22 April 2024] p.29-34
[78] Skórzyński, Jan and Marek Pernal, Kalendarium Solidarności 1980-1989 (Warsaw: Świat Książki, 2005) p.79
[79] Bober, Andrzej and Cezary Łazarewicz, Ja, (Warsaw: Foksal, 2017) p.99-100
[80] Ogłoszenie Stanu Wojennego (1981), online recording, Youtube, 13 December 2012, <Ogłoszenie Stanu Wojennego – Wojciech Jaruzelski 13.12.1981 (youtube.com)> [accessed 22 April 2024]
[81] Skórzyński, Jan and Marek Pernal, Kalendarium Solidarności 1980-1989 (Warsaw: Świat Książki, 2005) p.86-87
[82] Gierszewska-Vogels, Ewa, Zapiski ze zbuntowanego miasta (Gdańsk: Instytut Dziedzictwa Solidarności, 2022), p.58
[83] Skórzyński, Jan and Marek Pernal, ibid. p.90
[84] Sprawozdanie Komisji Nadzwyczajnej do Zbadania Działalności Ministerstwa Spraw Wewnętrznych z działalności w okresie 10. kadencji Sejmu (1989-1991) (Warsaw, 1991)
[85] Domber, Gregory, Empowering Revolution: America, Poland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p.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