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英国支部关于斯大林主义历史罪行系列文章的一部分，为捍卫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罗布·苏沃尔审视了1930年代灾难性的“人民阵线”政策——正是这一政策把革命的工人阶级推向失败。（按：本文原文于2024年4月18日发表于 communist.red
正如我们此前报道的，名不副实的不列颠“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Britain，CPB）因担心我们造成的影响，发表声明诬称我们出身于“反共”传统。
事实上，我们始终捍卫真正的共产主义：既反对资本家，也反对斯大林主义者。我们拒斥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它曾在工人运动中扮演灾难性的角色，至今依然如此。
恰恰是不列颠共产党的领导人可耻而蓄意地隐瞒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历史，并试图掩盖他们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过去。
从“极左主义”……
我们此前已论述过“共产”党在1928年至1934年间疯狂的极左时期，它在分裂德国工人阶级方面起了恶劣作用。这直接导致了希特勒的胜利，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
尽管发生了这场大灾难，斯大林主义者仍坚称他们的政策百分之百正确。他们说，希特勒政权很快就会垮台，接下来就轮到他们上台执政了！
而现实是，党被彻底粉碎，党员们被送进了集中营。
在最初的六个月里，斯大林希望与希特勒保持良好关系，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绝。于是，斯大林开始把目光投向法国和其他“民主国家”。
……到“人民阵线”
斯大林从把所有人——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斥为“法西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转而寻求一个包括资产阶级乃至右翼团体在内的广泛联盟。
这条新的人民阵线“路线”，于1935年在共产国际（Comintern）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
人民阵线与列宁的联合阵线策略截然相反。列宁的联合阵线，是提议各工人组织为具体目标结成联盟。它实际上是号召各工人团体“分进合击”。
相反，人民阵线则是俄国孟什维克阶级合作立场的翻版，而列宁正是抨击这种立场的。它成了“合进而被各个击破”。
人民阵线成了工人阶级的陷阱。为了不疏远他们的新“朋友”，资产阶级自由派实际上获得了对工人政党行动的否决权。
阶级合作
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于1934年9月成功加入了国际联盟。而列宁则曾把国联称为“盗贼的厨房”。
工人国家为求生存，或许需要同资本主义政府达成临时协议；但在列宁的领导下，绝不存在对这类政府给予任何政治支持的问题。列宁申明，对这些“盟友”不容许抱有一丝一毫的信任。
与此相反，斯大林于1936年同法国签订互助条约，衷心赞同法国军国主义的增长。结果，法国共产党紧跟其后，投票赞成法国军国主义者的战争预算。
各国“共产党”已沦为莫斯科外交政策的传声筒，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政策。
爱国主义
在接受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采访时（1936年3月1日），斯大林放弃了任何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伪装，干脆抛开阶级视角，改用“和平之友”“和平之敌”之类的自由派术语。今天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如出一辙地谈论“爱好和平的”国家等等。
当被问及苏联“发动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图”时，斯大林答道，“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计划和意图”。他说，这种想法是“一场悲喜剧式的误会”。
“一国社会主义”正被解读成“革命只限一国”。
如今，各共产党内开始培植爱国主义：法国斯大林主义领袖多列士在“爱国”、反德的基础上，向法西斯组织火十字团（Croix de Feu）伸出了援手。法国三色旗取代了红旗。在英国，共产党也将向丘吉尔的保守党发出类似的呼吁。
今天，爱国主义和“主权”渗透在不列颠共产党《英国社会主义之路》（British Road to Socialism）的民族主义纲领之中。
法国
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下，1930年代的激进化导致法国和西班牙组成了人民阵线（联合）政府，它们成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刹车。
1936年6月，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当选后，两百万工人参加了自发的总罢工。占领工厂的浪潮如野火般蔓延。这是自巴黎公社以来法国工人阶级最强大的运动。
雅克·福夫（Jacques Fauves）解释道：“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带有双重的革命面貌，既冲击权威，也冲击财产。”
工会和工人政党的领导人完全措手不及，并设法瓦解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杜克洛（Duclos）声称：“我们关心两件事：第一，避免任何混乱；第二，尽快开启谈判，以求迅速解决冲突。”
运动高潮之际，另一位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召集巴黎的共产党人，命令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结束罢工：
“领导好一场经济要求的运动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懂得如何结束它。目前谈不上夺取政权的问题。”
该党提出的口号是：“人民阵线不是革命”。
背叛
法国工人的革命运动被出卖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充当了一个巨大的刹车，破坏了正在发展的革命。
当然，这一政策并非由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单独决定，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政策。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种背叛，与他们后来出卖1968年革命总罢工的手法如出一辙。
资产阶级自由派（激进党人）代表大企业的利益，在人民阵线内部充当特洛伊木马。
然而，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非但没有带领工人夺取政权，反而用自己的威望为自由派打掩护。他们不容许任何事情吓跑新“盟友”，声称那样只会让法西斯分子得利。但这恰恰为运动的失败铺平了道路。
西班牙革命
托洛茨基正确地把人民阵线描述为“破坏罢工的阴谋”。
1936年人民阵线在西班牙的胜利，同样推动群众行动起来。他们控制了街道，占领了停工的工厂和庄园，而不等政府采取行动。
但人民阵线政府再一次在斯大林主义者的纵容配合下，充当了巨大的刹车。
佛朗哥将军发动法西斯叛乱后，加泰罗尼亚工人夺取了工厂，“共产党人”却拖住他们的后腿。他们奉行两阶段论：他们说，先打赢对佛朗哥的战争，然后工人们再来谈社会主义。
这再一次直接映照出列宁所抨击的孟什维克“两阶段论”。
真正的抉择不在法西斯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之间，而在法西斯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
击败佛朗哥的唯一途径，是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这意味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佛朗哥进行一场革命战争。
但西班牙“共产”党奉斯大林之命对此激烈反对，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后方的堡垒。斯大林主义者变成了“法律与秩序”和私有财产最大的捍卫者。
他们奉莫斯科之命蓄意破坏西班牙革命。斯大林出卖革命，为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达成外交交易铺路。但这只是为佛朗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在整个这一时期，英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为莫斯科要求的每一次急转弯辩护。这个党甘愿沦为莫斯科外交政策的工具。
这清楚地表明了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正是立足于此——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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