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宣称，对伊朗的战争并非是在华盛顿策划的，而是在耶路撒冷。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制定了这项计划，随后他在二月份于白宫召开的会议上将计划提交给特朗普及其内阁批准。
四个月过去了，特朗普已经走投无路。美国最初公布的所有战争目标都已被悄悄搁置，他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挽回颜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内塔尼亚胡却另有打算。他的目标与美国人截然不同，包括扩大以色列占领的领土、肢解伊朗，以及最重要的是，让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他不断在黎巴嫩挑衅伊朗，试图破坏停火协议，重新挑起战火。
特朗普最近在电话里直接对内塔尼亚胡说：“你他妈疯了，要不是我，你现在还在监狱里。我救了你。现在人人都恨你。人人都恨以色列，都是因为这件事。”
然而，停火协议看起来越来越脆弱。特朗普能够迫使伊朗接受的任何方案，都会被视为他自己的退让。因此，内塔尼亚胡或许会得逞。在伊朗和以色列最近一次交火之后，特朗怒斥内塔尼亚胡向伊朗开火。“我说了算，”他语气生硬地提醒道。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似乎主导了局势，在七个战线上发动战争，而美国却似乎任由其牵着鼻子走。一个拥有3.5亿人口、横跨非洲大陆的国家，正被一个人口不足1000万、面积狭小、远在9000公里之外的小国，引领着走向一条对其自身利益极为不利的道路。
以色列对美国发号施令的这种表象，为反犹阴谋论者提供了绝佳的素材。然而，这种奇特的关系确实需要解释，而事实证明，这种解释远比阴谋论简单得多。
美以关系的起源
美以关系始于战后时期。当时，中东正逐渐成为美国的关键地区，而美国也正在崛起成为世界资本主义超级大国。
中东为何如此重要？石油无疑是重要因素。到1970年，美国原油产量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战后时期持续的工业繁荣导致美国对海湾石油的需求不断增长。
但石油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统治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鉴于中东与苏联的地理位置接近，以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席卷该地区的革命动荡，中东成为了冷战的前线。
如今，美国帝国主义与以色列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认为它们之间一直存在这种关系；以色列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桥头堡垒。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美以关系是如何演变的呢？
1948年，在纳克巴事件发生之时，崛起中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取代日渐衰落的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英国主要通过扶植一系列反动君主制国家来维持其统治。以色列的建国对美国来说正合心意——它削弱了英国。因此，杜鲁门总统迅速承认了以色列国。
然而，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并非仅仅削弱大英帝国。它还想接管英国在中东建立的整套势力体系，这意味着要将反动的阿拉伯君主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在这个阶段，美国人小心翼翼，尽力避免对以色列这个通过恐怖主义和种族清洗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表现出过分热情，以防激起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反感。
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美国确实支持以色列，但主要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主要包括西德的赔款和美国犹太资本家的私人援助。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官利用群众发动政变，整个地区的阿拉伯反动君主制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塌，其中最先发生的是 1952 年埃及的自由军官政变。
即使面对新的局面，美国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也依然采取经验主义的策略。毕竟，埃及国王法鲁克是英国人，而不是美国的傀儡。或许美国人可以与纳赛尔（Nasser）合作？
因此，1956 年，当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占领西奈半岛作为回应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愤怒地要求他们撤军。
谁能想象美国总统今天会对以色列采取这样的立场？人们当然可以想象英国和法国会面临这样的要求，但以色列绝对不可能！
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后果使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都处于危险之中。以色列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瞒着美国，与法国帝国主义秘密合作，发展了自己的核计划，这绝非偶然。
然而，美国的这项政策很快就出了差错。埃及不再试图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而是日益倾向于苏联，并开始从苏联大量获取武器。叙利亚也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随后在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命，哈希姆王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渴望效仿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军官。
美国政策不得不做出调整。20世纪50年代末，总统宣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将在任何它认为有必要“遏制共产主义”的地方进行干预，而美国也确实在约旦和黎巴嫩进行了干预。
面具被撕下。美国帝国主义公开暴露出其侵略性帝国主义强权的真面目，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它不惜采取军事干预。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问题在于，美国当时正忙于越南战争。美国在中东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有武装的代理人，以便通过他来开展行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肯尼迪于1963年与以色列直接签署了第一份重要的军事协议。
但美以关系的真正转折点出现在 1967 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得胜利。
以色列先发制人地发动了一次惊人的打击，在埃及空军起飞前就将其彻底摧毁。随后，以色列迅速从约旦手中夺取了西岸地区，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戈兰高地，并从埃及手中夺取了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西奈半岛，直至苏伊士运河。
美国统治阶级欣喜若狂。苏联在该地区的两个主要盟友（埃及和叙利亚）在一夜之间遭受重创，而美国却还未动一兵一卒。自此以后，资金、武器和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以色列。
自那时起，按通货膨胀调整后，以色列已获得超过330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将其打造成为地区超级大国：一个能够代表美国作战的强大“小斯巴达”。
以色列的军费开支数据生动地描绘了其扭曲的、军事化的经济状况。1967年之前，军费开支一直低于GDP的10%——按大多数标准衡量，这仍然很高。然而，1967年，军费开支飙升至GDP的15%以上，并持续攀升。1975年，军费开支达到GDP的30%以上的峰值，此后直到1986年才降至15%以下。
从1967年到冷战结束的整个时期，以色列都是一个由美元支撑的武装阵地。用美国将军亚历山大·海格的话来说，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永不沉没的美国航空母舰”。
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以色列人已经多次慷慨解囊，回报了美国的恩人。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胜利——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后续战争——几乎直接导致了纳赛尔于 1970 年去世后，埃及在萨达特的领导下重新回到美国的势力范围。
在叙利亚，战败也导致了左翼复兴党军官的垮台，并使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右翼势力在 1970 年上台，阿萨德开始了“开放”（infitah）运动，开启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进程。
难怪以色列如此受其支持者——美国和西方资本家阶级的推崇。
维系两者关系的纽带日益紧密，数量也越来越多。以色列吸引了西方资本投资。如今，以色列的科技产业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无人机和机器人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都得益于它与美国军工复合体之间特殊的合作关系，以色列是该复合体的重要合作伙伴。
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确实特殊。以色列不仅是世界上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而且是美国唯一允许其利用军事援助扶持本国军工产业而非购买美国军火的国家。
与此同时，摩萨德成为美国情报体系的关键一环。美国将军约翰·基根曾形容以色列对美国的情报贡献“相当于五个中央情报局”。
在多次战争中，以色列缴获了大量苏联装备和武器，使美国得以在军备竞赛中保持优势。以色列帮助美国获得了苏联的雷达、坦克，甚至战斗机。有一次，摩萨德甚至诱使一名伊拉克飞行员驾驶苏联米格战斗机直接飞向以色列。
我们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
考虑到以色列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贡献及其所获得的价值，它能够如此长久地俘获美国统治阶级的心也就不足为奇了。支持这个小国已经成为两党共同信奉的原则。
其最狂热的支持者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美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除了众多犹太裔美国资本家和犹太社区的既得利益集团外，以色列游说团体还包括一个同样强大的福音派基督教锡安主义团体。
他们携手合作，促进文化、经济和政治联系，压制反犹太复国主义者，最重要的是，确保华盛顿采取尽可能亲以色列的立场。他们力图将这两个国家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但我们必须强调：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崛起并非这种特殊关系的起因，而是其结果。美国统治阶级对以色列的亲近，无需以色列游说集团来解释，正如其对古巴革命的敌意也无需古巴反革命游说集团来解释一样。
但即便从客观角度来看，以色列的行为显然损害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能从中看到什么？美国统治阶级中这种强大的舆论力量，这种在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推动下产生的本能，使其即便与以色列的立场出现分歧，也依然与以色列步调一致。然而，凡事皆有其限度。
以色列有自己的利益
以色列统治阶级一直拥有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独立利益。而且，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他们比美国在对抗以色列时期更敢于违抗其美国恩主！
以色列人的桀骜不驯从何而来？以色列统治阶级的算计很简单。对美国帝国主义而言，与以色列的关系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以色列要么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要么就失去这种优势。
美国人可能会抱怨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他们可能会暂时停止武器运输，但以色列历届政府都认为，他们最终会站在以色列一边。
因此，以色列统治阶级积极推进自身利益，多次公然违抗美国总统的意愿。这甚至包括公开敌视美国本身，例如从事工业间谍活动、窃取核机密，以及推行超出美国总统意愿的扩张主义议程。
上世纪80年代，里根——即使以美国总统的标准来看，他也算是亲以色列的——对以色列在1981年未经美国事先警告就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核电站感到震惊。1982年以色列开始轰炸贝鲁特时，他又一次为此焦头烂额。
他甚至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当时贝京的部队正向贝鲁特逼近——并指责他犯下了“大屠杀”！对于一位美国总统来说，这确实是措辞强硬的言论，直到最近，特朗普才以充满脏话的抨击回应了内塔尼亚胡——当时后者正威胁贝鲁特。这番充满脏话的抨击，才算在言辞激烈程度上超过了里根当年的表态。
然而，里根最终支持了以色列在黎巴嫩犯下的每一项骇人听闻的罪行。不仅如此，他还是巩固美以“特殊关系”最彻底的总统。他定义了全新的、独特的战略和军事伙伴关系，并赋予以色列诸多特权。1985年，当以色列高度扭曲的军事化经济因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体系崩溃而陷入困境时，里根甚至出手相助，为以色列提供了财政援助。
这就是事情的全貌：
- 以色列总理们随心所欲；
- 美国总统抱怨；
- 以色列如愿以偿。
正如这种独特的“特殊关系”在美国统治阶级中培养了对以色列的狂热忠诚，这种忠诚早已超越了理性的范畴，它也扭曲了以色列统治阶级的心理，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正是这种心理的典型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一直主导着以色列政坛。
操场上那个恶毒的小霸王到处欺负其他孩子，因为他觉得有大恶霸站在他这边。
在一段2001年泄露的视频中，内塔尼亚胡得意洋洋地向记者解释了他是如何破坏奥斯陆协议的。当被问及是否担心激怒美国人时，他回答说：“我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人。美国是一个可以轻易说服的东西。”
以色列统治阶级意识到，他们背后有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的全部力量支持，他们已经习惯于像打开水龙头一样打开和关闭这种支持。
美国统治阶级的心理
然而，或许关键问题在于：美国确实有意将以色列打造成一个类似斯巴达的小国。但冷战已经结束。与此同时，随着页岩油产业的发展，美国远非依赖海湾石油的国家，如今反而已成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国之一。
美国的利益已经转移。那么，为什么美国统治阶级还没有随之改变？他们对以色列的迷恋仍在继续。
阶级意识的形成并非与历史事件同步发展。而美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则是在长达八十年的不受约束的统治下，才逐渐塑造成如今的模样。
美国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和自由派民主党人——在根本上持有一致的观点。一方认为，不受约束的美国力量会带来“安全”和“繁荣”；另一方则认为，美国有义务维护世界的“规则秩序”。
两者本质相同：美国可以而且必须在世界各地展现自身实力；美国可以而且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霸权地位。这几乎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后现代式的世界观——只要美国想要，它就能够得到。问题只在于意志是否坚定，至于现实如何，则根本无关紧要！
这些人才是真正发号施令的人，他们现在正与以色列沆瀣一气，企图破坏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尽管这听起来十分荒谬。他们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以色列是他们可靠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累赘。
特朗普也活在过去。以伊朗为例。在二月份战争爆发之前，哪个美国公民知道哈尔克岛在哪里？特朗普知道。早在1988年，他就说过，如果他当选总统，他要“好好整顿哈尔克岛”。
美国统治阶级早就知道哈尔克岛的具体位置。他们不习惯受辱，一旦遭受羞辱，便会耿耿于怀。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以及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让他们从伊朗那里遭受了莫大的耻辱，这种耻辱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
理性与他们的政策几乎毫无关系。对美国人来说，现在“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承认战败，并就撤军进行谈判。这意味着承认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大幅下降。
但美国统治阶级无法想象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世界。就连谈判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似乎都十分陌生。美国不谈判。谈判就意味着妥协。只要美国想要什么，它就会用霸凌和恐吓来夺取。
因此，这场战争之前的所谓“谈判”根本算不上谈判，只不过是为向该地区运送军事装备争取时间的手段。当美国试图推翻伊朗政权时，伊朗谈判代表仍在阿曼的谈判桌上。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美国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的谈判同样缺乏诚意，反映出同样的心理基础。
转折点
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但万物终有尽头。最终，量变必须转化为质变。首先，美国的接纳将以色列塑造成一个如今正被其内部矛盾撕裂的社会。
一方面，以色列自诩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以色列法律中根深蒂固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歧视，使这种说法沦为笑柄，而2017年的《民族国家法》更是正式将非犹太人定义为二等公民。
一方面，这里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先进的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这里也聚集了一大批狂热的居民，他们笃信《托拉》的字面意义。
一方面，以色列拥有的“独角兽企业”（指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数量占GDP比重位居世界各国之首。另一方面，以色列的贫困率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也名列前茅。
就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的六个月，所有这些矛盾彻底爆发。以色列陷入了大规模的抗议、“总罢工”和公民不服从运动。统治阶级内部也爆发了战争。
内塔尼亚胡成功地用一场又一场战争掩盖了这些矛盾，而这一切始于加沙。这样做，他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将以色列社会的矛盾推向了极致，从而延缓了清算之日的到来。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经过三年由征兵制军队持续作战，在黎巴嫩的占领军内部的纪律显然已经崩溃。超过一半的预备役人员在接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征召时拒绝响应。63%的军官想要退役。
经济困境迫在眉睫。科技初创企业一片混乱。大量适龄劳动人口应征入伍。心理健康问题如同流行病一样。最重要的是，以色列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统治阶级一直塑造的以色列不可战胜的形象已然破灭。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再也无法兑现其存在的理由：即能够保障以色列犹太居民的安全。
在每个阶段，内塔尼亚胡都不断加码，以维系政府并保全自身。到目前为止，他都成功了。但以色列内部的矛盾却一再重现，而且每次都更加激烈——正如我们所见，人质家属对内塔尼亚胡的愤怒，以及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面临失去兵役豁免权而产生的愤怒。
这一切最终都会达到极限。
美以关系的未来
美以关系也终将达到极限。过去三年的种种事件正在严重削弱美国国内对以色列的支持。
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大多数美国人同情以色列（54%）而非巴勒斯坦（31%）。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如今，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35%）少于支持巴勒斯坦的人（41%）。在年轻人中，这一比例更为显著。绝大多数年轻人支持巴勒斯坦（53%），而支持以色列的仅占31%。
这是美国公众意识前所未有的转变。正如民主党众议员罗·卡纳所说：“我从未见过公众舆论在任何问题上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包括同性婚姻……就像它在美以关系上发生的变化一样。”
民主党人正感受到压力。来自以色列游说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资金已成为一些民主党政客的“致命一击”，以至于有消息透露，AIPAC 不得不诉诸隐秘的秘密渠道进行资助以避免身份暴露。共和党人也同样感受到压力。“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支持者群体也因这个问题而分裂，像塔克·卡尔森这样的人物指责特朗普从“美国优先”转向“以色列优先”。
尽管如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是否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决裂呢？撇开以色列在美国帝国主义心理中的地位不谈，还有另一个因素需要考虑，我们将尝试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说明这一点。
在美国帝国主义开始衰落之前，在它成为世界霸主之前，曾存在过英国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强行任命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为耶路撒冷军事总督，此时英国正以新的殖民统治者身份接管巴勒斯坦。他自诩为“自本丢·彼拉多以来第一位耶路撒冷军事总督”，这让他颇为得意。英国鼓励犹太人移民，并挑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撰写的自传中，斯托尔斯解释说，英国帝国主义者曾设想在“一片潜在敌对的阿拉伯世界”中，为自己打造一个“忠诚的犹太阿尔斯特小王国”（注：“阿尔斯特-Ulster”原本是爱尔兰四个传统省份之一，后常指代北爱尔兰的新教群体或亲英派）。正如17世纪英国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在盛行天主教的爱尔兰安插了大量新教徒一样，像斯托尔斯这样的帝国主义者也设想让犹太人在阿拉伯人中扮演类似的角色。
基本上，“忠诚的犹太阿尔斯特小阵营”出现了，只不过他们效忠的是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中东和爱尔兰的情况或许有些相似之处。随着英国帝国主义的衰落，随着其帝国的瓦解，其在爱尔兰的利益也发生了变化。战后时期，北爱尔兰已经去工业化，英国几乎不再需要常驻军队来抵御来自欧洲竞争对手对英国西海岸的威胁——英国及其竞争对手都已沦为美国的附庸。
因此，英国不再有兴趣维持爱尔兰的分裂。其所谓的“忠诚的阿尔斯特”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然而，英国人却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阿尔斯特的忠诚主义并没有就此悄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它继续煽动混乱，迫害天主教徒。它还造就了像伊恩·佩斯利牧师这样的怪物，他发表了大量反对天主教的布道。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矛盾几乎酿成了内战的危机。无论英国人当时的意愿如何——或许“放手”北爱尔兰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都受困于过去的政策。他们无法放手，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陷其中。
英国军队被派往爱尔兰街头，在那里被牵制了数十年，与此同时，英国本土却遭到了轰炸。即便在今天，北爱尔兰仍在给已大为衰落的英国资本主义制造麻烦。看看过去一周发生的那场暴动就知道了。
就像一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织的网里一样，英国帝国主义陷入了它过去编织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曾经服务于它的利益，但它再也无法从中逃脱。
美国帝国主义以更为庞大的规模做了同样的事情，将整个中东地区卷入其中，打造了一个拥有扩张野心和核武器的“忠诚的小阿尔斯特”。即便他们能够冷静地正视现状——而他们丝毫没有这种迹象——他们也无法从乱局中抽身，而这一乱局正日益成为加速其衰落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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