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大选中，成立仅8周的革命共产党就进行了几十年来最成功的革命共产党竞选活动。革命共产党候选人菲奥娜以公开的革命纲领获得了1,791票。这是个很好的结果，但共产主义者参加选举是为了提出他们的纲领并建设革命党。在本文中，丹尼尔·摩利深入探讨了共产主义者在选举中的战略和战术的理论基础。（本文原文发表于2024年7月10日，译者：芸芸）
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宣布提前大选后不久，革命共产党(RCP)做出了历史性的、令人振奋的决定，推选了一位候选人：菲奥娜·拉利(Fiona Lali)。
在我们自己的旗帜下开展这样的竞选活动，并提出一个大胆、公开的共产主义纲领，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此举显然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共产主义者该对议会持何种态度？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的想法付诸实践并为共产主义打造出真正的载体？
我们为什么决定在自己的旗帜下发起竞选活动？我们希望从中实现什么？
这一决定背后有很多因素，包括一些偶然的、非常特定于当时的因素。寻找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口号进行竞选是一门艺术——利用机会的艺术。
这些固然都是原因。但意外也表达了必然性。这场运动的总体背景是，资本主义存在着深刻而长期的危机，而这又导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特别是改良主义的危机。
列宁本人指出，“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政党可以被惊天动地的事件彻底颠覆。
事实是，目前，工党在大多数工人和青年中非常不受欢迎，他们理所当然地不把它视为“他们的政党”。
共产主义组织的策略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是一成不变而且抽象的。我们必须从清楚地了解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和发展方向开始，而不是严格遵守永恒的政党和战术分类。这样，我们就有了分寸感。
阶级斗争的纵观是一个工作假设，必须根据经验证据不断地进行检验和调整。
改良主义的危机
过去，像工党这样的改良派政党赢得了工人阶级的一定忠诚度。战后的繁荣意味着工党有可能实施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改革。
但这种繁荣在历史上是例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繁荣。相反，经济危机出现了。而仅有的一点增长都是基于投机、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不平等现象逐年加剧。2008年的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
这意味着，以资本主义为基础、不敢挑战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无法真正为工人阶级提供任何东西。
总的来说，包括工党在内的欧洲改良派政党的纲领与公开的资本主义政党的纲领几乎没有区别。即使在他们有更多左翼宣言的地方，他们一旦掌权，通常也会向统治阶级投降并放弃他们的承诺。
2008年开始的严重资本主义危机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加剧。但主要的改良派政党完全没有能力反映这种愤怒。事实上，他们不想参与其中。
随着政治两极分化，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倾向于扮演统治阶级最可靠的代表的角色。
工人阶级和青年的愤怒无法被永久压制。作为一股群众力量，它也不会通过极左翼的小宗派来表达自己。
相反，这种愤怒最初是通过知名人士发起新政党来表达的——比如西班牙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和我们能党(Podemos)，或者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 (Jean-Luc Mélenchon)——或者像希腊那样，通过一个现有的、但规模较小的群众组织：激进左翼联盟(Syriza)。
唯一的例外是英国，那里的改变确实是通过主要的改良派政党科尔宾运动来实现。
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危机十分严重，这些借助大众愤怒而崛起的左翼改革派对这种愤怒的表达却十分冷淡和无力。
事实上，他们的无力不是尽管危机严重，而是因为危机严重。这一点在激进左翼联盟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背叛是改良主义的固有特征，尤其是承诺更多的左翼改良主义。
激进左翼联盟上台时承诺废除紧缩政策。但他们一有机会就向银行和欧盟投降了。面对希腊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按照银行的指示行事。
资本主义正处于深刻的、内在的危机之中。它已经到达了极限。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改良主义都陷入危机的原因。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一个改良派政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行过认真的改革。
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也因此陷入危机。由于无法实施改革，改良派领导人的作风和实质都变得越来越公开地资产阶级化。
人们认为政客们都一样：骗子和空谈家。他们对普通人的问题毫无兴趣，也不理解。
2023年底，年度民意调查益普索莫里真实性指数（Ipsos Mori’s Veracity Index）显示，只有9%的英国人信任政客——这是该调查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可追溯到1983年)。在25-34岁的人群中，这种信任度降至仅2%。
对其它机构（如警察和媒体）的信任度也跌至有史以来最低。
左翼的许多人只看社会的表面，看选举结果等，并以最形式的方式解释这些。他们看到对极右翼的支持大幅增加，并得出结论，群众的阶级意识非常低，因此左翼的处境无望。他们接受统治阶级的宣传，即左翼思想不再受欢迎。
但极右翼在表现出反建制和愤怒方面比左翼要好得多。另一方面，左翼改良派给人的印象是害怕自己的影子，总是为冒犯某人而道歉。
这也是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极右翼获得大众支持的表象之下，阶级愤怒情绪正在酝酿。
举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2024年1月，《卫报》采访了英格兰北部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英国改革党（Reform UK）的支持者。他们报道的内容如下：
“移民问题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对于这个群体，和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生活成本才是主导因素……能源成本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火车主管戴尔和退休人员史蒂夫开始尽可能不下床，以减少取暖成本。乔丹几乎每个月月底都担心他的工资是否能支撑下去。”
“人们对那些从穷困中获利的人感到愤怒。乔丹说：‘当你看到[能源公司]创纪录的利润时，会感觉就像被狠狠地踢了一脚。’达伦对‘跨国公司赚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并将资金藏匿在海外’感到愤怒。戴尔说，公众受苦，而政客们的‘朋友们过得很好’……”
“对于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他们毫不留情，质疑一个‘身价十亿美元’的人怎么能理解劳动人民的担忧……他们将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斥为‘没什么不同’，一个‘红色保守党’。”（《卫报》，12.1.24）
在英国，我们一点也不惊讶看到像法国黄背心那样的爆炸性反政权的运动突然出现。
它几乎在一夜之间兴起，成为法国群众支持的一场庞大运动。它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愿望，希望把所有政客都赶下台，带有明显的“人民对抗政客”的平民精神。
此外，代沟也空前巨大。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投票意向差距从未如此之大。几项民意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认为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好。
笼罩在这种本已紧张的气氛之上的是另一场巨大经济危机的威胁。世界经济的基础从根本上就不稳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组合，只会进一步让青年和工人阶级激进化。
与情绪相联系
正是这种客观情况，加上我们组织在青年中的快速发展和知名度的提高，使得现在正是在革命共产党的旗帜下发起竞选活动的最佳时机。
左翼存在巨大的政治真空，尤其是在青年中。我们还不够壮大，无法填补这一真空。但似乎没有其他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菲奥娜·拉利的竞选活动让革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得到了关注。我们以一种温和、不完全的方式，成功地利用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愤怒情绪——无论是在相关选区，还是在其它地方。
由于我们理解这种愤怒的深度，很明显，这不能作为一场“正常”的竞选活动进行。只有大胆、直接、充满活力的革命运动才能与这种被其他人忽视的情绪相联系。
为了更容易赢得支持而淡化我们的想法，这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在今天的条件下，它本身也行不通。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听起来就像那些声名狼藉、毫无新意的改良派。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我们真的可以通过听起来像一个稍微左翼的、建制的、无趣的、信誉扫地的群众政党的变体而更容易获得支持吗？提出大胆的革命诉求，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脱颖而出，根本打破令人生厌的现状，不是更好吗？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革命共产主义者对选举工作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一贯的：不要为了赢得选票而隐藏共产主义思想，而恰恰要为这些思想做辩护。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工人阶级常常将选举视为解决问题和争取利益的手段。因此，共产主义者不能不把这个向更多工人演说的机会利用起来。
“全民选举权……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恩格斯，《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论》，1895年）
请注意，在恩格斯的这段评论中，竞选活动被视为一种传播革命宣传的手段。这种宣传更加广泛、更有权威。
早在1850年，马克思就清楚地理解了这一点：
“即使在没有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必须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他们的独立性，衡量他们自己的实力，并让公众关注他们的革命地位和党的立场。”（马克思，《中央委员会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讲话》，1850年）。
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认识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选举策略。
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此时他们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选举和议会工作经验，并成功地利用了俄国议会（杜马）的选举，建立了一个革命党，推翻并解散了这个资产阶级议会。
因此可以说，当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成立共产国际时，他们对此问题是有所了解的。
1920年，共产国际在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草并批准了《共产党与议会制》。这份提纲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在资产阶级议会工作策略和原则方面最权威的总结。它总结了共产主义者在选举中应该如何竞选以及为什么竞选。
“选举运动本身所应贯彻的精神，不是尽量追求议会席位，而是围绕无产阶级革命口号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
“议会工作完全不同于各国社会民主党所玩弄的卑劣的政治手腕，因为社会民主党进入议会、是为了支持这个“民主斗机关，或者至多不过是‘控制’它”
这种态度和方法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利用竞选活动作为杠杆，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的党及其革命纲领。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
鉴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和对所有主要政党的厌恶，不排除我们能赢。我们当然力争获胜。
随着我们党的成长，它可以——也将会——成为许多工人，特别是年轻工人的真正参考点。他们对主要政党感到厌恶，正在寻找一个为工人阶级而战的组织。
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
这就提出了我们对议会制度的态度的问题。共产主义议员能取得什么成就？共产主义者成为议员后会发生什么？我们能从共产主义和议会的历史中学到什么？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它成立于19世纪末，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
几十年来，SPD迅速发展，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群众党。结果，它赢得了议会的许多席位，并以此争取改善德国工人阶级物质条件和权利的改革。
就其本身而言，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任何我们能赢得的席位来为工人阶级争取真正的利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党在这项成功活动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他们习惯了使这些改革成为可能的繁荣，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将陷入危机的事实，这将使进一步的改革几乎不可能实现，并将引发革命。
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他们背叛了工人阶级，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屠杀提供资金。他们太看重自己作为议员的体面，以至于不愿利用自己的席位动员工人反对战争，推翻德国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