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作者许可，我们在此重新刊发古巴电影导演哈维尔·戈麦斯·桑切斯的这篇文章，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对有关古巴革命前途之辩论的一份极有价值的贡献。
关于古巴当前正在发生的局势，如需更多背景，我们推荐您阅读以下发表于marxist.com的文章。
近年来涌现出来的那些私营企业主，以及他们借以协调彼此思想的种种网络，已经成为古巴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通过与政府官僚机构和技术官僚阶层相融合，他们展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的能力，善于利用危机来促成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种种变革。
国务委员会近期以“社会变革”为名宣布的176项“措施”，其核心其实是一个有能力从中牟利的经济精英集团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种种举措。这些措施包括：私营银行合法化、燃料的私人销售、清算亏损的国有企业（连同其基础设施和经营业务一并私有化）、把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以及由私人主体收购这些企业等等。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措施是不会被如此轻易地提出来的。但自新冠疫情以来——尤其是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全面石油封锁以及军事干预的威胁之后——古巴社会一直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休克状态，这就为推行那些旨在使古巴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策，打开了大门。
迫使这些措施得以推行的，并不是美国侵略的升级（这些措施酝酿已久），而是这种侵略所造成的休克状态，让人得以抓住这一时机。
过去15年里，自劳尔·卡斯特罗于2011年主导启动改革以来，其目标一直是建立一种混合经济模式，让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并存共处。然而，遭受美国经济封锁的古巴国家，未能约束住那些由改革本身所催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力量，最终屈服于它们的压力之下。
私人主体通过腐败、裙带关系或与领导人的私交，逐步渗透进国家机构乃至古巴共产党（PCC）本身，利用的正是意识形态认同的丧失、天真幼稚，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封锁面前的无力。
这个商界群体组织起一套高效的私营媒体机器，与一批被称为“大师们”或“哈瓦那男孩”（影射“芝加哥男孩”）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相互配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抛出各种私有化、拆解国家、拆解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把这些主张伪装成解决方案。而与之相对的，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菲德尔主义的基层群众——他们至今仍在捍卫社会主义，却已精疲力竭、被压垮，走投无路，尤其是群龙无首。
共和国主席兼古共第一书记本人，也已变成私营企业部门及其利益不加批判的辩护者，反复宣称新政策将“拯救社会主义”。相比之下，私营媒体则公开地大谈“过渡”——这个词此前它还试图加以掩饰——并大谈如何管理民众之中“赢家与输家”的这一进程。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仅召开了一次会议，就批准了这份仅在一天前才交到它手上的文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针对176项措施中的任何一项，竟没有一份反对动议被提出。相比之下，仅仅是开始向民众征收增值税这一决定——而此时政府尚且无法对私营企业正常征税、由此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本应值得进行好几天的激烈辩论。
从围绕2008年改革序言的辩论，到关于2019年宪法的讨论，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经历了它抵制资本主义推进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时期。但自那以后，议会讲台就一直被那些经营企业的议员们的言辞所主导——他们背后有文官体系撑腰——凭着他们那套伪爱国主义的说辞，以及每次会议上都有保证的发言时段。随后，国家电视台和官方媒体便把这套说辞当作报道的重点和报纸的头版。
一段时间以来，任何抵制这场过渡的表达，都在官方媒体上遭到审查。面对近期这一揽子措施，少数几个敢于撰写批评文章的人，也不得不把文章发表在外国媒体上。古巴知识界的很大一部分，要么公开保持沉默，要么也已被过渡的种种理念所争取过去。它非常乐意去谈论古巴之外的资本主义，却不愿提及国内的资本主义，而且它还受制于一套由官僚机构操控的奖惩制度。
近年来——作为美国从内部颠覆古巴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在封锁之外，古巴政府还被拖入了一场肮脏的战争。美国把古巴政治犯的人数统计当作在国际舞台上的筹码，仿佛它们是棋盘上的棋子。各所大学被一场场实质上的“软政变”所毒害，充斥着受审查的艺术家和“独立”记者的种种控诉，而这些人背后有美国的金钱和支持。
与此同时，那些闹得沸沸扬扬却几乎一事无成的异见人士，则遭到起诉和监禁，或受到骚扰，以图逼迫他们两害相权、选择离开古巴，使得流亡再次出现。随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和资金往来又在国家电视节目上被曝光。
相比之下，那些自由市场的“大师们”——资本主义重建和私有化的鼓吹者——却因得到大学活动邀请和出版著作的资助，而恰恰得到了那同一批美国利益集团的撑腰，他们被塑造成体面的经济学家和学者，或天真无邪的企业家。人们没有揭示出他们真正的面目：封锁的知识臂膀与商业臂膀。
当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街头抗议、以及一艘满载着来自迈阿密的武器的老掉牙快艇上时，一场远为强大的反革命却在组织它自己的密会——数以百计的人参加，他们在哈瓦那那些最现代化的酒店里租下宴会厅，举办他们私营企业的论坛。极有可能——而且这将载入史册——的是：那些在当时真正着手要终结古巴革命的人，从未受到过国家安全部门的盘问。
今年正值古巴社会主义历史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诞辰一百周年；套用他的一句话来说，看来他的思想注定要在他百年诞辰的这一年里死去。事实上，他那句“改变一切需要改变的东西”，已经被那些推动古巴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人所盗用。
悬在古巴头上的那个问号，如今已不再是经济模式，而是政治模式。一党制、选举制度、那些颇具争议的对自由和权利的限制，以及政治模式的其他诸多方面，一度都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保障。当这个模式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时候，还有可能维系它们吗？对于古巴这样一个国家——它不同于中国或越南，正承受着来自外部的、旨在推翻其政府的压力——有可能假装经济上的变革不会导致政治上的变革吗？一旦文化权力和经济权力都已丧失，政治权力还能保得住吗？
然而，权力如同物质，是不会被消灭的；它只会发生转移。传统官僚机构同新的经济权力相融合，利用那套陈旧却依然有效的对社会的控制，也许会力图用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来取代反帝的社会主义。然而，这并不能让美国满意。
另一个无法从这道方程式中剔除的要素，就是人民——在一种日益动荡、越来越依赖警察维稳的国内局势之中。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它对革命支持基础所造成的冲击——这些人越来越感到自己不被政府所代表。
古巴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那些仍然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已经不再握有经济权力。如果说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马戏团的领班，已经不再是这座马戏团的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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