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歌兴趣重拾,这意味着什么? Share Tweet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年轻人们尤其引领着对各种诗歌的兴致的复苏。在本文中,杰罗姆·梅特吕(Jérôme Métellus)和艾琳·塞拉(Irene Serra)从最基础的层面上解读了何为诗歌,并从这个出发,探讨了为什么它正变得越发受人欢迎。(译者:乃孚)[本文同时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去年夏天,法国周刊文化杂志《电视全览》(Télérama)和全国性报纸《世界报》(Le Monde)指出,过去几年里,那个诗歌的小世界爆发了全新的活力。在法国的书店里,诗集(不论是“经典系列”还是其他系列)的销量在不断增加:2019年至2022年期间增长了42%。这一趋势在2023年仍在继续,1月至5月间增长了22%。当然,诗歌仍然只占总销售额的1%,但这一增长依然是瞩目可见的。《电视全览》解释道:“独立出版社的数量在增加——如西格斯(Anna Seghers)、杜西(Bruno Doucey)、Le castor astral……——随之而来的还有人们写作的欲望。”[1]在社交媒体上,这一点更为明显。“#诗歌”的标签在TikTok上和Instagram上被浏览了750亿次,涌现了众多“Ins诗人(Instapoets)”。而年轻人正在推动这一诗歌复兴的主力军。在酒吧里,“开麦夜(open mic nights)”的愈发欢迎也作证了这点:人们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喝酒,更是为了沐浴诗歌。诗歌的本质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首先必须指出,不能仅仅以学校教授的那种“伟大而经典”的方式来解析诗歌。不可否认的是,魏尔伦(Paul-Marie Verlaine)、雨果(Victor Hugo)、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和兰波(Jean Rimbaud),这四位19世纪法国诗歌的天才,在文学课程中当然有他们被确证的地位。但过于学术化的解读方式却往往会带来对他们的最大的误读——从而让人们错过了诗歌的精髓,这些精髓远超出了书店为它们设置的专有书架所能表达的。为了从根本上理解什么是诗歌,我们可以考虑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其的看法。在他的不同艺术形式分类中,他将我们现在认为的文学——包括小说和戏剧——都纳入了“诗歌”的概念。当然,文学和艺术自黑格尔以来已经发展了很多。过去两个世纪,文学内部的分类法将“诗歌”一词保留给特定的写作形式。但我们必须理解黑格尔分类的深层意义。黑格尔认为,诗歌与建筑、雕塑、绘画和音乐不同的是其的“物质一致性”是人类语言。他强调这一点:“然而诗歌本质上是根据其概念的声音表达”。[2]这种对诗歌的描述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平凡。实际上,口头诗歌不仅仅是普通的言语。它摆脱了语言的纯粹工具性功能、摆脱了日常事务的担忧、摆脱了对高效沟通和透明逻辑的追求、释放了隐藏在语言深处的音乐和意象宝藏——同时还有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宝藏。关于意象,黑格尔解释说,诗歌“带给我们具体的现实,而不是抽象的概括”。他继续说:“凭借日常的知解力,我听到或读到一句话,马上就懂得它的意义,无须想到它的形象。例如说“早晨”或“太阳”,我们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必想到“早晨”和“太阳”的具体形状。但当诗人说“当晨曦女神伸出玫瑰色的手指向上升起的时候”,它就把早晨的太阳形象化了。诗的表现所提供的还不止于此,它要对所理解的对象除掉理解以外还要加上一种观照或直觉,或则无宁说,它把单纯的抽象理解推开,让位给实在具体的东西”[3]正如黑格尔的荷马式比喻(Homer’s metaphor)的例子所示,这种“不止于此”(yet more)是由诗意的形象产生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有一个晨曦拥有玫瑰色的手指!因此,讽刺的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事物反映出更为具体的画面,即使从字面上看是虚假或甚至荒谬的。诗歌意象的资源提供了如此多的可能性,以至于“自在之物”(thing in itself)与其说是被“形象化”(figured)出来,而是被变形转化出来的。现代诗歌的历史标志着朝这个方向的普遍运动——以至于在超现实主义者那里,意象不再“形象化”事物本身,而是捕捉其最秘密和无意识的共鸣。例如,在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的以下诗句中,扩展隐喻将鸟类与鱼类、珍珠联系在一起。“Un bel arbreSes branches sont des ruisseauxSous les feuillesIls boivent aux sources du soleilLeurs poissons chantent comme des perles…”[4]翻译过来即为[5]:一颗美丽的树它的枝条如溪流一般在树叶之下它们吸吮着阳光的甘泉它们的鱼群如珍珠般歌唱在诗歌和日常语言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某种意义上,一方可以自然地流向另一方。即使是我们最琐碎的日常对话也充满了不经意间露出的“诗意”意象。当我们说某人“烧断了保险丝”(blown a fuse)(译者注:英语俗语,代指某人的情绪失控)时,我们正在使用隐喻。如果我们建议朋友来“来上一杯或两杯”(have a glass or two)(译者注:英语俗语,一般在提出为社交和放松为目的的饮酒时用),我们正在使用转喻:即用某个密切相关之物代指另一个词——在这种情况下是装在杯子里的饮料。但诗人使用这些不同的修辞手法是为了提升他的情感、思想和世界观到艺术作品的高度。另一个诗歌的核心特点是口语的音乐性。让我们再次转向黑格尔:“我们仅凭视觉就能理解字母的含义,这些字母是发音的指示点,而无需进一步聆听它们的声音。只有不识字的读者才需要大声朗读单词以理解它们的意思。但在诗歌的情况下,恰恰是这种似乎是愚蠢的标志,表明其美丽和卓越。”[6]朗读文本实际上增加了一个音乐维度。法国诗界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的保罗·魏尔伦在其诗《诗艺》(Ars Poetica)的第一句中指出这一点:“De la musique avant toute choseEt pour cela préfère l’ImpairPlus vague et plus soluble dans l’airSans rien en lui qui pèse ou qui pose.”[7]翻译过来即为:音乐先于一切因此,它更偏爱不规则的节拍哪些在空气中更朦胧、更溶解的它之上无重亦无势最伟大的诗人们通过它们将意象和音乐性整合起来,利用它们的联系。他们将形式和内容结合成和谐而独特的统一体,这正是我们“功能性”的日常语言从未做到,或者说很少做到的。反叛与诗歌正如我们所见,诗歌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并不仅限于“经典”(classics)。它不断渗透到小说和戏剧、以及歌曲中。诗歌在各种艺术形式中表达自己,并且当然可以有音乐伴奏而不失去其诗意本质。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该分析过去几年对“纯粹”(pure)诗歌的兴趣重拾。所谓“纯粹”,我们指的是:仅基于口语,而没有唱歌或音乐。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朗诵”(slam poetry)是介于说唱和纯粹诗歌之间的中介形式。这种将诗歌表达简化为本质的运动非常具有意义。实际上,诗歌的写作与吟诵并不依赖于将之唱出或附加以音乐。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这里诗人的需要至少仅仅是想象创造的天赋。”[8]换句话说,诗人需要有他或她需要表达的东西,有希望被倾听的东西,需要有能力将这些东西提升到文字的格调和美感,从而产生足以感染听众的震撼力。查尔斯·波德莱尔(1917), Eugène Decisy今天的年轻人确实有很多话要说——那些对剥削的拒绝、对压迫的反抗,对街头的贫困、环境的破坏的不满、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统治阶级的冷酷和虚伪、以及主流媒体和所有政治家的演讲的不顺从。这些沉默但强烈的反叛,正是那对诗歌渴望的根源,这不仅体现在写作和吟诵诗歌的人们的身上,也体现在更多在阅读诗歌或在消遣休闲时中聆听诗歌的人身上。法国国家图书中心诗歌委员会主席奥利维耶·巴尔巴兰(Olivier Barbarant)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同表现形式与诗歌日益增长的活力之间存在着这种联系:他说:“灾难性的时代造就了对意义和诗歌的渴求。我们的成功是对我们时代之严酷的回应”。[9]朱莉娅·维吉利则在《Télérama》上写道:“如果世界似乎正不可逆转地走向灾难,而诗歌却在蓬勃发展”。[10]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但世界并非不可逆转地走向灾难:而是走向一系列革命性的危机,其结果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当前人们对诗歌的热情只是其中的一个先兆。至于奥利维尔·巴尔巴兰提到的“对意义的渴求”,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渴求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且往往是反资本主义的,这是必然的。诚然,诗歌不能简化为政治话语。一首好诗、一句好口号或一个好的政治纲领必须满足截然不同的要求。尽管如此,如今大多数对诗歌感兴趣的年轻人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纯粹形式上的精湛技艺。他们在寻找这样的诗歌:通过某种方式,甚至是幽默和轻浮的方式,讲述这个世界的灾难、暴力、荒诞,但也讲述对一个更美好、更公正和更人道的世界的希望。这并不是说诗歌必须绝对具有政治性才是优美的、才是会被人赞赏的。好的诗歌——以及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来自诗人的内心深处,来自他或她的真实经验和激情。最亲密、最独特的喜怒哀乐往往是伟大诗歌作品的核心。自 19 世纪初浪漫主义兴起以来,情况尤其如此。例如,魏尔伦或波德莱尔的诗歌之美与其内心的痛苦是分不开的。然而,即使就魏尔伦和波德莱尔而言,我们所面对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生活的社会。这两位诗人对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承诺以及浪漫主义都抱有同样深刻的幻灭感。法国浪漫主义领袖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宏大乐观主义被拿破仑三世的腐败独裁政权所践踏。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帝国的颓废——在诗歌的升华和重塑下——在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代表作中得到了扭曲的表述,它们便是1857年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和1866年的《土星诗集》(Poèmes saturniens)。诗人可能会在自己的主观源泉中寻找,但即便如此,这些主观的印象也由外部的现实世界所塑造。正如托洛茨基所写:“艺术创作……是根据艺术的特殊规律产生的现实的折射、变态和变形。无论艺术多么富有想象力,但除了我们这三维世界和更为狭窄的阶级社会给予它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素材。甚至在艺术家创造天堂或地狱时,他也将个人的生活经历体现在他的幻景中,连没有支付给女房东的帐单也会写。”[11]今天,在这个资本主义以普遍的野蛮主义威胁着人类的命运之时,最好的诗人——以及他们的公众——不能满足于那种微妙而复杂但脱离了现实世界社会性脉搏的、苦难和斗争的作品。是时候让诗歌用强烈抗议的呼声和火焰来回应这个危机四伏的、不公正的、残酷的世界的侵害。对诗歌的兴趣重拾不仅是革命时代的征候;正是由于上述的那些原因,我们还可以预见伟大的革命诗人们将出现于我们的这个时代。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注释[1]J·维尔吉利(J Vergely),《诗歌生机勃勃,诗歌万岁!》(La poésie est bien vivante, vive la poésie!), 摘自《电视全览》(Télérama),2023.06.16。作者译至英文,中译本转译[2]黑格尔:《美学》,G. Bell and Sons 出版社,1920年,第101页。[3]英文引用:同上,第 59 页;中文引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第三章:诗,B.诗的表现,1.诗的观念方式, a)原始诗的观念方式,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8页[4]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熄灭的灯光》(La Lumière éteinte), La Rose Publique出版社, Gallimard, 1934,第37页(原书为英语版,译者注)[5]原文中翻译为英文,这里为了中文读者方便翻译为中文。中文版本自法语版直译,与英语版略有出入,后诗同此。译者注[6]黑格尔:《美学》,G. Bell and Sons 出版社,1920年,第59页[7]保罗·魏尔伦(P Verlaine)著,N·沙皮若(N Shapiro)译, 《保罗·魏尔伦的一百零一首诗:双语编辑版·诗艺》(Ars Poetica, One Hundred and One Poems by Paul Verlaine: A Bilingual Edition),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126页(原书为英语版,译者注)[8]黑格尔:《美学》,G. Bell and Sons出版社,1920 年,第52页。[9]引自D·考斯纳勒德(D Cosnard),《诗歌,一种处于变革阵痛中的艺术形式的概览》(La poésie, enquête sur un art en pleine mue), 摘自《世界报》(Le Monde), 2023.6.7, 作者译至英文,中译本转译[10]J·维尔吉利(J Vergely), 《诗歌生机勃勃,诗歌万岁!》(La poésie est bien vivante, vive la poésie!), 摘自《电视全览》(Télérama),2023.06.16。作者译至英文,中译本转译[11]列昂·托洛茨基(L Trotsky), 《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60 年, 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