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的世界——一个陷入危机的体制 图片来源：marxist.dk Share Tweet重大事件正在改变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特朗普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使得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危机和停滞所积压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阶段。从加沙的种族灭绝到西方在乌克兰的失败，从不断上涨的关税到不断膨胀的全球债务，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正在撼动数十亿人的意识。为评估这一局势，革命共产主义国际（RCI）将于八周后在意大利召开首次世界大会。届时，代表与旁听将围绕由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世界纵观的草案文件展开深入讨论。要应对世界局势的复杂演变，对当前历史阶段的清晰认识至关重要——缺乏这一认识，革命组织便如无舵之船。过去两年间，RCI实现了指数级增长。目前我们在全球70个国家拥有组织。世界大会将标志着我们为应对未来即将到来的巨大冲击、阶级斗争和革命动荡所做的国际准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我们正经历一个充满急剧变化、突发转折的世界局势时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政策为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性。特朗普并未引发这场动荡，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但他的行动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长期以来潜藏于表面的矛盾突然爆发，颠覆了整个局势。数十年来存在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如今正在我们眼前崩溃。在分析世界局势时，我们需要从根本出发。资本主义是一个早已超过其历史角色的体制。在其衰败时期，它带来了战争、危机和环境破坏，从长远来看，甚至威胁地球上生命的存续。本文件的目的是概述这场危机的主要特征，并强调建立一个革命组织的必要性，这是推翻资本主义、确保人类未来的唯一途径。归根结底，资本主义无法发展生产力是危机的根源。经济受到民族国家界限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数十年来，资本家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克服这些限制：增加流动性、发展世界贸易等。然而，所有这些措施如今正转化为其对立面。特朗普的胜选唐纳德·特朗普于2024年11月当选，代表了一场重大的政治转变，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正当性危机的体现，这种危机不仅限于美国，而是在所有国家皆存在。尽管美国主流统治阶级和建制派极力阻止他的胜利，特朗普仍取得决定性的胜选。这一结果被广泛解读，特别是由自由派评论家、主流媒体和部分“左翼”人士，视为美国及全球政治向右转的证据。这种“解释”是肤浅且具有误导性的。此外，它们引导我们得出极其危险的结论。例如，认为乔·拜登和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更进步和“民主”的替代方案——这一说法与事实完全相矛盾。唐纳德·特朗普于2024年11月当选，代表了一场重大的政治转变。//图片来源：白宫，Flickr拜登政府完全是反动的，这一点在外交政策领域尤为明显。我们应记得，“种族灭绝乔”（Genocide Joe）为内塔尼亚胡提供了无限制的支持，允许其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他对反对这一反动政策的学生和其他人士发起了猛烈的镇压行动。同样，在乌克兰问题上，拜登故意挑起冲突，导致血腥屠杀，向基辅的反动政权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现金和军事援助，并对俄罗斯采取危险的挑衅政策，将美国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在选举活动中，特朗普定位自己为“和平主义候选人”，与拜登集团的战争贩子政策形成对比。这一区别在拥有大量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口的选区中对选民影响尤为显著。虽然确实有一部分反动分子支持特朗普，但仅靠这些因素无法解释他胜选的规模，以及他在几乎所有人口群体中增加选票份额的事实，特别是在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阶级社群中。事实上，在特朗普表现强劲或提升选票份额的几个州，选民同时支持了进步的投票倡议，例如保护堕胎权或提高最低工资的措施。特朗普胜选的关键因素在于他能够挖掘、表达并动员美国社会中广泛且根深蒂固的反建制情绪。这一现象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公众对路易吉·曼吉奥内（Luigi Mangione）刺杀联合医疗保健公司（United Healthcare）首席执行官的反应。虽然这一行为本身令人震惊，但公众的反应——对凶手的同情远超对受害者的关注——更具启发性。曼吉奥内被许多人视为某种民间英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应不仅限于政治左翼，还包括一部分保守派和共和党选民，甚至特朗普的支持者。这种局势呈现出一个悖论。特朗普尽管是亿万富翁，且身边围绕着其他亿万富翁，却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反建制愤怒的代言人。这一矛盾凸显了当前政治氛围的前后矛盾和扭曲性质。然而，这确实反映了对主流机构的真实且广泛的不满：对大企业、政治菁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的不满。这种反建制愤怒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危机。自2008年危机以来，这种危机已达到巨大规模，至今系统尚未完全恢复。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支持数十年来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资本主义能够满足工人阶级的一些基本需求（医疗、教育、养老金等），并期待每一代的生活水准与前一代相比会有所改善，哪怕只是微幅提升。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在美国，1970年，超过90%的30岁年轻人收入高于其父母在同年龄时的收入。然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50%。到2017年，只有37%的美国人预期他们的孩子能达到比自己更高的生活水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自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要么保持不变，要么下降，特别是因为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同样，经济政策研究所报告指出，自1970年代末以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而生活成本却持续上升。与此同时，财富两极分化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一方面，少数亿万富翁的资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发现难以维持生计。他们面临紧缩削减、工资购买力被通货膨胀侵蚀、能源帐单增加、住房危机等问题。媒体、政治家、建制政党、国会、司法系统，所有这些都被正确地视为代表少数特权菁英的利益，为捍卫其狭隘、自私的利益而做出决定，而不是服务于广大民众的需求。2008年的危机后，各国实施了殒地式的紧缩削减。过去的所有成果都受到攻击。群众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准受到冲击，而银行却得到纾困。这引发了巨大的愤怒、大规模抗议运动，以及对所有资产阶级机构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危机。这种氛围最初在2011年左右的大规模反紧缩运动中找到左翼的表达方式。欧洲和美国涌现了左翼反建制人物和政党：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美国的伯尼·桑德斯等。然而，这些运动最终都背叛了所激发的期望，其领导人的改良主义政治局限暴露无遗。这些左翼人物的彻底失败为特朗普这样的反动民粹主义者的崛起铺路。 在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同的过程正在上演：资本主义危机、对工人阶级的攻击、左翼的破产，以及右翼民粹主义者乘着反建制浪潮的崛起。法西斯或波拿巴主义的危机到来了吗？甚至在特朗普当选之前，资产阶级媒体和左翼就已展开喧嚣的运动，谴责他是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如同所有科学，它拥有科学术语。对我们来说，“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词汇有其精确的含义。它们不是单纯的辱骂用语，也不是可以随意贴在我们不认同的个人身上的标签。让我们从法西斯主义的精确定义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革命运动——主要由浪人无产阶级和愤怒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群众运动。它被用作摧毁和分裂工人阶级的攻城锤，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将国家权力交给法西斯官僚机构的极权国家。法西斯国家的主要特征是极端的中央集权和绝对的国家权力，银行和大垄断企业受到保护，但被强大的法西斯官僚机构严格控制。托洛茨基在《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中解释道：“德国法西斯主义，如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依靠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上台，将其变成对抗工人阶级组织和民主制度的攻城锤。但掌权后的法西斯主义绝非小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反，它是垄断资本最无情的独裁。”以上是大致上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与特朗普现象的意识形态和内容相比如何？我们已经历过一次特朗普政府，当时民主党和整个自由派建制警告他将废除民主，但这并未发生。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可以称其为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相去甚远。//图片来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Flickr特朗普没有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来限制罢工和示威的权利，更不用说废除自由工会。选举照常举行，最终，尽管在一片喧嚣中，特朗普在选举中被乔·拜登取代。不管怎么评价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它与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毫无关联。此外，自1930年代以来，阶级力量的平衡已显著变化。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曾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农民已减少到极少数，而过去被视为“中产阶级”的职业（公务员、医生、教师）已无产阶级化，这些部门加入工会并参与罢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巨大经济上升期，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影响力。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可以称其为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相去甚远。特朗普的理想远非强大的国家，而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这种体制中，国家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除了实施保护主义关税外）。有人提出特朗普代表波拿巴主义政权。这里的观点同样是将特朗普描绘成一个试图压制工人阶级的独裁者。但这种标签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实际上，特朗普非但未试图压制工人阶级，反而以民粹方式吸引并试图安抚它。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政客，他代表的利益与工人阶级根本对立。但这并不使他成为独裁者。当前局势中可以指出某些元素是波拿巴主义的要素，这可能是事实。但几乎任何近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上都看得到这样的要素。仅仅包含某种现象的某些要素，并不意味着该现象本身已经出现。当然可以说特朗普主义中存在波拿巴主义的要素，但这与说美国实际存在了波拿巴主义政权完全不同。问题在于“波拿巴主义”是一个非常弹性的术语。它涵盖了广泛的内容，从经典的波拿巴主义概念开始，基本上是靠武力统治。以这种方式分析当前的华盛顿特朗普政府并不适切，尽管它有许多特殊之处，但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事物贴上标签，而是追踪其发展过程并理解其本质面向。国际关系的板块移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代表了世界关系的重大转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80年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终结。这是对美国帝国主义相对衰落以及对抗性帝国主义强权——俄罗斯，以及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主要帝国主义对手的存在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极大增强。欧洲和日本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美国占据了全球5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60%的世界制造业产出。其在世界舞台上唯一的严肃对手是苏联，后者在战争中击败纳粹德国并席卷欧洲大陆，实力得到增强。中国革命进一步巩固了斯大林主义阵营。美国致力于重建西欧和日本，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推进”。苏联官僚机构对世界革命不感兴趣，且准备与华盛顿达成某种妥协，体现于“和平共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极大增强。//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因此，美国与苏联这两个核武器强国之间形成了一段相对平衡的时期，称为冷战。在美国主导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多边形式的机构来管理世界关系（联合国）和世界经济（布雷顿森林会议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种平衡因战后经济的显著上升而得到强化，这是一个生产力和世界市场异常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到1989-1991年斯大林主义崩溃，以及俄罗斯和中国恢复资本主义。这带来了世界局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美国已成为主导的帝国主义大国，无人能对其构成挑战。1991年对伊拉克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俄罗斯投赞成票，中国仅弃权。美国帝国主义的主导地位似乎未受到任何反对。从经济角度看，华盛顿推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即在美国帝国主义主导下进一步整合世界市场，并缩减国家角色。美国帝国主义不受约束的主导地位在过去35年中逐渐被侵蚀，至今已形成一个全新的局面。在极度傲慢的驱使下，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但历史开始逆转。美国人在这些无法取胜的战争中陷入泥淖长达15年，付出了巨大的财务支出和人员损失的代价。 2021年8月，他们被迫从阿富汗屈辱撤退。这些经历使美国公众对外国军事冒险失去兴趣，美国统治阶级也对派遣地面部队出国极为谨慎。随着新区域性和世界强国的崛起，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转变。美国帝国主义从这些经验中毫无收获，拒绝承认新的力量平衡，试图维持其主导地位，因而卷入一系列无法取胜的冲突。多极世界？世界局势受到国际关系极大不稳定的主导。这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权，但相对衰落——与中国——一个更年轻、更具活力的新兴帝国主义强权——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我们正目睹一场巨大的转变，其规模堪比地球地壳板块的运动。这种运动伴随着各种爆炸性事件。乌克兰战争——美国-北约即将面临屈辱性失败——以及中东冲突，都是这一事实的表现。特朗普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试图承认美国无法成为世界唯一的警察。在他及其亲密合作者的观点中，美国试图维持霸权和完全主导地位的做法代价极高、不切实际，且损害其核心国家安全利益。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是帝国主义强权，或特朗普的政策符合世界受压迫人民的利益。事实恰恰相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代表了对美国核心国家安全利益的明确界定，从北美开始。当特朗普说美国需要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时，他表达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需求。巴拿马运河是一条关键贸易路线，连接太平洋和墨西哥湾，承载美国40%的集装箱运输量。当特朗普说美国需要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时，他表达的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需求。//图片来源：美国太空军至于格陵兰，该岛向来都具有重要地理战略价值，也因此美国已在当地有军事部署。全球变暖导致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北极航运量增加。极地冰层减少使海床更容易开采，那里蕴藏着大量的稀土矿物。该岛本身也拥有重要的关键矿物（稀土、铀）以及天然气和石油储量，这些资源因全球暖化而变得更容易开采。美国在这些贸易路线和资源的控制上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基于对美国力量局限性的认识。其结果是试图通过谈判让美国从一系列代价高昂的冲突（乌克兰、中东）中脱身，以重建其力量并集中对付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对手——中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甚至可能更早，美国帝国主义一直假装代表人权、推广民主和“基于规则的秩序”，捍卫“国家边界不可侵犯的神圣原则”等。他们通过表面上中立的“多边”国际机构运作，这些机构看似让所有国家都有发言权：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幌子，始终是一场闹剧。要么美国帝国主义透过这些机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么完全忽略它们。现在的区别在于，特朗普完全不在乎这些伪装。他似乎决心撕毁整个规则手册，更加公开地表达真实情况。有些人认为，面对美国肆无忌惮的霸权，多极世界的理念是一种进步的理想，能为受压迫国家提供更大的主权，是我们应该争取的目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多极”世界的样貌：帝国主义强权将世界瓜分成势力范围，威逼各国屈服于某一方。美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我们必须强调，当我们谈到美国帝国主义的衰落时，是指相对衰落。也就是说，相较于其先前相对于其他竞争强权的地位有所下降。美国在各项指标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且反动的势力。1985年，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如今已降至26%（2024年）。同期，中国从全球GDP的2.5%增长至18.5%。日本在1995年达到18%的峰值，如今已崩溃至仅5.2%。美国仍通过控制金融市场主导世界经济。全球58%的货币储备以美元持有（而人民币仅占2%），尽管这一数字已从2001年的73%下降。美元还占全球出口发票的58%。在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作为资本输出的代理指标）方面，美国以4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国（包括香港）以287万亿美元位居第二。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赋予其国际权力，但这需要军事力量的支撑。美国的军事开支占全球总额的40%，中国以12%位居第二，俄罗斯以4.5%位居第三。美国的军事开支超过排名后十个国家的总和。尽管如此，美国已无法宣称自己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中国的巨大经济力量及其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进展，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展示的军事优势，为美国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因此，美国全球权力的局限性正从各方面殒地暴露。这种相对衰退在经济上表现为资本部分脱手美元、美国国债和美国股市。随着美国垄断企业面临来自国际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的更大挑战，美国股市不再被投资者视为过去那样稳赚不赔的选择。同样，随着美国联邦债务不断增加，美国政府越来越依赖赤字融资，美国国债（政府债券）也不再被视为曾经的金融避风港。这导致美元走弱——尽管有美国关税的影响——及其在全球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下降。这代表了一种“市场修正”，使美国货币、资产和债券的价格更贴近美国资本主义实际减弱的经济地位。然而，就像美国军事力量及其昔日世界警察角色一样，在世界贸易和金融领域，美元仍然没有可行的替代品。因此，资产阶级战略家们越来越担忧，如果对美元的信心崩溃，将对全球金融系统和世界经济造成混乱影响。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相对衰退及新兴“多极世界”导致全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的另一种方式。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支柱正一个接一个地被侵蚀和削弱，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带来爆炸性后果。俄罗斯的军事影响力虽然俄罗斯在经济上不如中国般庞大，但它已建立稳固的经济与科技基础。这使其成功抵御了西方以“制裁”为名的空前经济侵略。此外，俄罗斯在进行一场战争中击败了西方帝国主义投向它的所有武器系统。它打造了一支足以匹敌欧洲各国联军的强大军队；建立了远超美国与欧洲在坦克、火炮、弹药、导弹及无人机产量的强大国防工业；并拥有从苏联继承而来的全球最大核武库。虽然俄罗斯在经济上不如中国般庞大，但它已建立稳固的经济与科技基础。//图片来源：Vitaly V. Kuzmin，维基共享资源苏联解体及计划经济被大规模掠夺后，俄罗斯统治阶级曾幻想能平等地被国际社会接受，甚至提出加入北约的想法，但遭到拒绝。美国意图独霸全球，认为无需与当时虚弱且危机四伏的俄罗斯分享权力。俄罗斯的屈辱在德国与美国策划南斯拉夫分裂及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时显露无遗，这发生在俄罗斯的传统影响范围内。叶利钦这位滑稽的醉汉及美国帝国主义的傀儡，正是这种从属关系的代表。然而，随着俄罗斯逐渐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统治阶层不再愿意接受国际舞台上的屈辱。这促成了狡猾的波拿巴主义者普京通过各种手段掌权。俄罗斯开始反对北约东扩，这违背了1990年西方对俄罗斯的承诺，即北约不会东扩以换取俄罗斯接受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2008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发动短暂而有效的战争，摧毁了由北约训练及装备的格鲁吉亚军队。这是俄罗斯的首次警告，表明不再接受西方的侵扰。随后是叙利亚及乌克兰。在这些国家中，俄罗斯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实力对比受到考验。与此同时，美国帝国主义在2021年8月从阿富汗的屈辱撤军进一步暴露其相对衰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西方拒绝接受俄罗斯国家安全关切的逻辑结果，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并停止北约东扩。特朗普声称这场战争本可避免，若他在任，战争不会发生，这或许是事实。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欧洲盟友明知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的红线，却仍在2008年邀请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这是明显的挑衅，逻辑上将导致最严重的后果。这一致命举措最终引发战争。西方坚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权利”，尽管乌克兰的中立地位、禁止外国军事基地及不参与军事联盟已被同意，甚至写入乌克兰独立宣言。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曾多次警告此举的危险。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由一群好战分子掌控，拜登本人也有不同想法。拜登认为可利用乌克兰作为炮灰，削弱俄罗斯并瘫痪其全球角色。像俄罗斯这样对美国帝国主义构成竞争的国家，绝不能威胁美国的全球霸权。 2022年3月，拜登甚至嚣张地提出在莫斯科进行政权更迭的想法！他与欧洲盟友相信，经济制裁与军事消耗将使俄罗斯濒临崩溃。他们严重低估了俄罗斯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结果，美国帝国主义陷入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耗尽了其财务与军事资源。特朗普如今坚称这场灾难与他无关。他说：“这不是我的战争，这是拜登的战争”。这是正确的。资本的策略家们完全可能因误判而犯错，这就是一例。特朗普说乌克兰战争不代表美国的“核心利益”，这完全正确。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中国崛起这一更大威胁，还有中东问题及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这解释了他急于让美国帝国主义脱离乌克兰这片危险沼泽的原因。但拜登及其欧洲盟友制造的问题难以解决。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及柏林掌权的人们系统性地破坏了所有和平解决的努力。 2022年4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土耳其的谈判已相当进展，可能以接受俄罗斯若干要求为基础结束战争。但西方帝国主义以鲍里斯·约翰逊为代表，压迫泽连斯基不要签署，承诺提供无限支持以换取乌克兰的完全胜利。如今，美国在乌克兰面临屈辱的失败。制裁未达预期效果。俄罗斯非但未经济崩溃，反而实现了远超西方的稳定经济增长。俄罗斯不仅未被孤立，还与中国及若干应属美国影响范围的关键国家建立了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印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帮助俄罗斯绕过制裁。中国与俄罗斯因反对美国主导世界而结成更紧密的盟友，并团结了一批其他国家。当美国在乌克兰的失败最终实现时，将对全球关系产生深远且持久的影响，进一步削弱美国帝国主义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北约在乌克兰的失败将传递强烈讯息：全球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力量并非总能强加其意志。此外，俄罗斯从中脱颖而出，拥有经现代战争最新方法与技术检验的大军，以及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特朗普的政策代表了美国帝国主义先前政策的急剧转向。他承认这场对俄战争无法获胜，因此试图让美国脱身。他还认为，与俄罗斯达成承认其国家安全利益（即俄罗斯帝国主义利益）的协议，可能使俄罗斯脱离同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紧密联盟。然而，这些盘算不太可能奏效，因为在战争的三年间，西方已将俄罗斯推向与中国过于密切的关系，难以轻易逆转这一进程。俄罗斯与中国政府最近的声明和行动显示，双方均将这种友好关系视为战略性的。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大国的崛起中国从极端经济落后迅速转型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史上鲜有类似案例。在极短的时间内，中国已崛起至足以挑战美国帝国主义霸权的地位。今日的中国与1938年那个虚弱、半封建、半殖民地、受外国支配的国家毫无共通之处。事实上，当前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更具备了独立帝国主义大国的所有特征。当前的中国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更具备了独立帝国主义大国的所有特征。//图片来源：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Flickr若不理解1949年中国革命的关键作用，就无法解释这一转型。该革命废除了地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建立了国有计划经济的基础，这是将中国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当今经济巨人的前提条件。作为国际舞台的后来者，中国必须争夺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与能源、资本投资领域、进出口贸易路线以及产品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国取得了显著成功。中国过去30年的崛起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投资及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最初，中国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向全球市场出口纺织品与玩具等商品。如今，中国已成为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多个高科技市场（电动车及电池、光伏电池、抗生素原料、商业无人机、5G通讯基础设施、核电站等）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不仅在销售量上领先，也在创新方面表现出色。中国在机器人领域也是世界领先者。其工业机器人密度排名全球第三，每万名制造业工人拥有470台机器人，尽管其制造业劳动力超过3700万。这仅落后于南韩（1012台）与新加坡（770台），领先德国（429台）与日本（419台），远高于美国（295台）。这些是2023年的数据，中国的排名可能已进一步提升，因其在2023年占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的51%。在资本输出方面，中国仅次于美国。 2023年，美国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出的32.8%，中国与香港合计占20.1%。在累计FDI存量方面，美国占全球总额的15.1%，中国与香港占11.3%。由于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方式，国家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有意识地推动技术发展与资金支持。 “中国制造2025”旨在关键产业实现重大飞跃，使国家自给自足，不依赖西方。中国的研发支出大幅增加，几乎与美国持平。这种成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产生日益加剧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导致目前与美国的贸易战。苏联解体及全球化政策开启新市场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最初被西方经济学家与投资者视为黄金机遇。西方投资者争先恐后在中国设厂，利用看似无穷的廉价劳动力。 1997年至2019年间，全球资本存量增长的36%发生在中国。美国资本对中国的渗透如此之深，两国经济看似密不可分。中国的增长在数十年间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2008年，西方资产阶级甚至希望中国能帮助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然而，正如我们当时所指出的，这对他们来说有严重且威胁性的负面影响。这些采用现代技术的工厂必然会生产大量廉价商品，需出口至全球，因中国国内需求有限。这最终为美国及其他西方经济体带来严重问题。一切都走向了反面。问题逐渐浮现：谁在帮助谁？西方投资者确实赚取了巨额利润，但中国建立了先进的制造能力、技术专长、基础设施及熟练劳动力。这日益被视为威胁，特别是在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商不可替代的供应商，无论是生产如iPhone的消费品还是关键资本货物与零部件。中国是美国进口的36%主要供应商，满足美国对这些产品超过70%的需求。中国已成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系统性对手。这是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意义。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大国为在世界市场上确立相对实力的斗争。华盛顿采取了最极端的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微晶片、禁止最先进的光刻机销售，并阻止华为等公司在多国竞标5G基础设施合约等。但美国试图阻碍中国尖端技术发展的努力适得其反。中国反而加速实现自力更生。虽然仍面临瓶颈，例如无法获得用于制造最先进微处理器的EUV光刻机，但中国通过创新找到部分解决方案。尽管中国经济取得进展，但仍存在许多矛盾。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通过科学、工业与技术的发展而增长，而欧洲长期停滞，美国近年仅略有增长。然而，中国的总体劳动生产率仍大幅落后于美国，缩小差距需时日。中国过去数十年史无前例的增长率无法持续，事实上已开始放缓。 1990年代，中国年均增长率高达9%，高峰期达14%。 2012年至2019年间为6-7%，现在约为5%。但中国经济整体增长速度仍快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并高度融入世界市场，中国终将面临这带来的所有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已显现。农民工与青年失业率上升。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及凯恩斯主义措施导致债务增加。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23%增至2024年的60.5%【中注：不计入隐性债务】。这虽是显著增长，但仍低于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总债务（国家、企业与家庭）已达GDP的300%。保护主义的兴起及世界贸易放缓无疑将影响中国。唯一克服这一危机的方式是更积极地将过剩产能推向世界市场，这将加剧全球紧张局势，同时深化整个系统的危机。在这场经济巨人间的激烈斗争中，问题直白地被提出：谁将胜出？西方媒体充斥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评价与严峻警告。西方媒体一贯试图描绘中国经济的黑暗前景，正如他们对俄罗斯经济的描述，但俄罗斯经济仍保持4-5%的健康增长率，丝毫不像濒临崩溃。中国当然不免于危机，但它也拥有相当大的储备来应对挑战，且损害远低于西方媒体常宣称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必须记住，中国虽是资本主义国家，仍有许多特殊性。事实上，中国经济仍保留相当程度的国家控制、干预与计划，这与美国等国相比非常有利。政治、文化与心理因素在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中也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对过去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与屈辱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无论他们多么不满自己的统治阶级，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仇恨远更深，这在与美国的斗争中为政权提供了强大支持。美国统治圈对中国崛起日益感到恐慌。他们采取好战态度，一方面表现为特朗普大幅提高关税，另一方面是对台湾的不断挑衅。华盛顿的好战分子不断指控中国计划入侵被中方视为其领土但处于叛乱状态的台湾岛。但中国统治圈由深谙外交耐心艺术的人领导。他们知道武统台湾是不必要的，因为它迟早会与大陆统一。他们曾等待数十年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认为无需急于寻求军事解决方案。只有华盛顿好战分子严重误判或台湾民族主义者鲁莽宣布独立，才会促使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将掌握所有优势。无论如何，没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本人寻求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图片来源：自制台湾无法长期抵御咫尺之遥的中国陆军与海军，而美国需跨越整个海洋调动大规模军力，面临困难且危险的条件。无论如何，没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本人寻求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他更倾向于其他方法——施加严厉制裁与高关税，迫使中国屈服。但中国无意在经济战或实际军事冲突中屈服直到最近，中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投射影响力，但也在增强军事力量。中国最近宣布国防开支增加7.2%。它已拥有庞大而强大的陆军，并正在发展同样强大且现代化的海军，以捍卫其公海利益。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导称，中国现拥有全球最大海军，超越美国。说其武装力量依赖过时技术与装备也不正确。同一报导指出：“根据美国国防部，中国现致力于发展‘智能化’战争，即基于颠覆性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未来军事方式。”报导补充：“中国军事科学院被授权通过‘军民融合’实现这一目标，即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与国防工业结合。有报导称，中国可能已在军事机器人、导弹导引系统、无人机及无人舰艇中使用人工智能。”此外，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太空计划之一。除其他任务外，它有建造月球太空站及探访火星的雄心计划。这些计划除科学价值外，显然与高度雄心的重整军备计划相关。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否认这一点毫无意义。从世界革命的客观角度看，这并非负面发展，因它创造了庞大的工人阶级，这一阶级长期习惯于生活水准的稳定提高。这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工人阶级，未受失败拖累，也不受改良主义组织束缚。“中国是一条沉睡的龙。让它继续睡，因为一旦醒来，它将震撼世界”，这句话常被认为是拿破仑所说。不论是否真出自他，这句话绝对适用于当前强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真相的时刻可能会推迟一段时间，但当这股巨大力量开始行动时，将引发地震般的爆炸。其他势力在强国之间寻求平衡美国帝国主义的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崛起创造了一种局面，使一些国家能够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至少在区域层面追求自身利益。这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印度等国，程度各异。金砖国家（BRICS）于2009年正式成立，代表中国与俄罗斯试图增强其在全球舞台的地位，保护经济利益，并将一系列国家纳入其影响范围。金砖国家（BRICS）于2009年正式成立，代表中国与俄罗斯试图增强其在全球舞台的地位。//图片来源：南非政府，Flickr美国帝国主义对俄罗斯实施广泛经济制裁加速了这一进程。俄罗斯通过制定规避与克服制裁的机制，与沙特阿拉伯、印度、中国等多国建立联盟。制裁的失败非但未展现美国的力量，反而暴露了美国帝国主义强加意志的能力极限，促使一些国家考虑替代美国主导的金融交易方式。金砖国家的成员资格已扩展，更多国家受邀或申请加入。处理这一问题时，需保持适当的分寸感。尽管这些变化重要，金砖国家内部充满各种矛盾。巴西虽是金砖国家一员，同时也是南美自由贸易区（Mercosur）的成员，该区正与欧盟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印度是金砖国家的一部分，但不愿新成员加入，因这会降低其在集团中的影响力。印度与美国有“战略伙伴关系”，是美国、日本、澳洲的四方安全联盟（Quad）成员，其海军与美国定期举行军事演习。重要的是，像印度这样与美国结盟且与中国竞争的国家，在帮助俄罗斯绕过美国制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度以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石油，加工后以更高价格转售至欧洲。目前，美国决定不对印度采取措施。迄今，金砖国家仅是松散的国家联盟。美国对其竞争对手的帝国主义霸凌促使这些国家更紧密团结，并鼓励其他国家加入。欧洲的危机虽然美国帝国主义的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相对衰退，但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强权——英国、法国、德国等——自昔日辉煌时期以来衰落更甚，沦为二流世界强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欧洲在过去十年尤为虚弱。例如，一系列军事政变已将法国逐出中非与萨赫尔地区，俄罗斯从中获益匪浅。欧洲强权追随美国帝国主义参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代理战争，这对其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自1989-1991年斯大林主义崩溃以来，德国采取向东扩张影响力的政策，与俄罗斯建立了密切经济联系。德国工业受益于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乌克兰战争前，德国超半数天然气、三分之一的石油及半数煤炭进口来自俄罗斯。这是德国工业在全球成功的三大原因之一，其余两个是劳动市场的去管制化（由社会民主政府实施）及上世纪后半叶对工业的大量投资。德国统治阶级主导欧盟，并与中国及美国的自由贸易形成良性循环，使德国看似未受2008年危机影响。欧盟整体情况类似，俄罗斯是其石油（24.8%）、管道天然气（48%）及煤炭（47.9%）的最大供应国。乌克兰战争后欧洲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高通货膨胀并削弱欧洲出口竞争力。最终，欧洲不得不以更高价格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LNG），并通过印度进口更昂贵的俄罗斯石油产品。事实上，德国大部分天然气仍来自俄罗斯，只是现在以液化天然气形式，价格远高于以往。德国、法国及意大利统治阶级自食恶果，现在付出沉重代价。作为回报，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已通过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及工业补贴对欧洲盟友发动贸易战。欧洲强权追随美国帝国主义参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代理战争，这对其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图片来源：自制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后的欧盟，代表战后大陆上衰弱的帝国主义强权试图团结，以期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中拥有更大话语权。实际上，德国资本主导其他较弱经济体。在经济增长时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整合，甚至统一货币。然而，组成欧盟的不同国家统治阶级各有其特殊利益依然存在。尽管有诸多言论，欧盟没有共同经济政策、统一外交政策，也无单一军队执行这些政策。德国资本依赖竞争性工业出口，其利益在东方；法国则从欧盟获得大量农业补贴，其帝国主义利益主要在非洲的前法国殖民地。2008年衰退后的主权债务危机将欧盟推至极限，现在情况进一步恶化。前欧洲央行总裁马里奥·德拉吉的最新报告以令人震惊的措辞描述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但他并未言过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欧盟不是单一的经济政治实体，而是一系列中小型经济体的集合，每个经济体有自己的统治阶级、国家产业及不同法规。欧洲经济僵化，生产率增长已被其帝国主义竞争对手超越。生产力已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这在欧洲如此小型但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尤为严重。欧洲帝国主义强权的长期衰退被美国承担其防务及政治支持欧盟的事实所掩盖。在过去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帝国主义在自身支配下支撑欧洲，作为对抗苏联的堡垒。这对欧洲资本主义极为有利，因其可将大量军事防务成本外包给大西洋彼岸的强大盟友。这一局面现已结束。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帝国主义决定通过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管理其相对衰退，以更好地集中对付全球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已不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这一转变自二战结束以来逐步酝酿，如今以爆炸性方式显现。这对全球关系构成重大冲击，无人可忽视。若美国欲与俄罗斯达成谅解，欧洲帝国主义将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美国不再是其朋友与盟友。一些人甚至认为，华盛顿现将欧洲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至少，特朗普已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愿意补贴欧洲的防务。美国保护伞的撤除，如一些人所述，赤裸裸地暴露了欧洲帝国主义数十年衰退积累的所有弱点。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右翼民粹主义、反欧盟及反建制力量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是其直接结果。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基本未受损且未被击败，不会不经斗争就接受新一轮紧缩裁员与大规模失业。阶级斗争的爆发已蓄势待发。中东战争要理解当前中东冲突，必须放在全球局势的背景下。美国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影响力减弱，而俄罗斯、中国及伊朗的实力增强。以色列感到威胁。 10月7日的袭击对以色列统治阶级是一记重击，摧毁了其无敌的神话，并质疑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保护犹太公民的能力，这是以色列统治阶级团结民众的核心议题。这也清楚暴露了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的失败。该协议从头到尾都是虚伪的骗局。犹太复国主义统治阶级从未真正考虑给予巴勒斯坦人一个可行的家园。他们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仅为外包管理巴勒斯坦人的工具。这使法塔赫及被视为以色列傀儡的PA丧失公信力，导致在以色列默许下哈马斯的崛起，许多人认为哈马斯是唯一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而战的力量。然而，哈马斯的反动斗争方法实际上将巴勒斯坦人带入死胡同，难见出路。2020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压力下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旨在确立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合法地位，并使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关系正常化。这意味着埋葬巴勒斯坦的民族愿望，而反动的阿拉伯政权乐于如此。 10月7日的袭击是对此的绝望回应。最终，只要巴勒斯坦民族问题未解决，中东就不可能有和平。//图片来源：Jaber Jehad Badwan, 维基共享资源袭击最初受到巴勒斯坦人的欢呼，但后果极为严重。它为此前面临大规模抗议的内塔尼亚胡提供了完美借口，发动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行动。一年后，以色列将加沙夷为冒烟的废墟，但未能实现其宣称的目标：释放人质与消灭哈马斯。这导致2024年9月数十万以色列人发起大规模示威，甚至短暂发动全国罢工。这些示威并非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或反对战争本身。然而，战争期间对总理的大规模反对表明以色列社会内部分裂之深。支持率的崩溃促使内塔尼亚胡升级局势，入侵黎巴嫩并攻击真主党，同时不断挑衅伊朗。为挽救自身政治地位，他多次显示愿意引发地区战争，迫使美国直接介入支持。尽管加沙的大屠杀可能导致沙特阿拉伯、埃及，尤其是约旦等反动阿拉伯政权的革命性动荡，拜登仍明确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坚如磐石”。内塔尼亚胡屡次兑现这张空白支票，追求升级为地区战争的道路。除了加沙的种族灭绝屠杀，他还发动了对黎巴嫩的地面入侵，对伊朗、叶门及叙利亚的空袭，随后又对叙利亚进行地面入侵。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的突然崩溃再次改变了地区力量平衡。土耳其在全球经济中是次要资本主义强权，但具有重大地区野心。埃尔多安巧妙利用美国帝国主义与俄罗斯的冲突谋取利益。感受到伊朗与俄罗斯（埃尔多安于2016年在叙利亚与其达成协议）分别忙于黎巴嫩及乌克兰，埃尔多安决定支持来自伊德利卜的HTS圣战分子的进攻。出乎所有人意料，这导致阿萨德政权完全崩溃。经济制裁、腐败及教派冲突已将其掏空，程度远超预期。当前对叙利亚的瓜分是自赛克斯-皮科协定以来超过百年帝国主义干涉的延续。最终，只要巴勒斯坦民族问题未解决，中东就不可能有和平。但在资本主义下，这无法实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统治阶级（背后有全球最强大帝国主义力量支持）不容许为巴勒斯坦人建立真正的家园，更不用说数百万难民的回归权。从纯军事角度看，巴勒斯坦人无法击败以色列——一个拥有最先进军事技术及无与伦比情报系统的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权，且得到美国帝国主义全力支持。那么，巴勒斯坦人还能依靠哪些力量？反动的阿拉伯政权口头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却在每一步与以色列及帝国主义勾结，出卖巴勒斯坦，毫不可信。巴勒斯坦人真正的朋友在阿拉伯街头——工人、农民、小商贩及城乡贫民这些受压迫群众。但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清算自己的反动统治者。这提出了通过剥夺地主、银行家及资本家的财产来废除资本主义的问题。否则，中东和北非的革命永远无法成功。该地区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在埃及与土耳其，还有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及约旦。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起义，让工人阶级掌权，都将改变力量平衡，从而为巴勒斯坦解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并为对以色列的革命战争铺平道路，这是整个局势的必然结果。以色列及其犹太复国主义统治阶级只能通过沿阶级路线分裂其人口来击败。目前，以色列内部的阶级分裂前景似乎遥远。然而，持续的战争与纷争最终可能使部分以色列群众得出结论：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公正解决巴勒斯坦民族问题。若无社会主义革命转型的展望，由反动政府发动、帝国主义操纵的无休止战争将一无所成。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临时停火与和平协议只会为新战争做准备。但作为战争原因与后果的普遍不稳定，将为下一阶段的群众革命运动创造条件。巴勒斯坦革命只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作为地区内贫困工人与农民对反动政权的普遍起义的一部分，才能取得胜利，否则将一无所获。中东及北非国家拥有巨大的未开发资源，可保证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然而，自所谓脱离直接帝国主义统治后，中东和北非的历史对当地大多数人民而言不过是一场噩梦。资产阶级已证明无法解决任何根本问题。斯大林主义者基于错误的“两阶段论”，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为分离，扮演了极为有害的角色。这一反动理论导致一次又一次灾难性失败，为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反动与压迫独裁统治及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疯狂崛起创造条件。只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终结这场噩梦。只有社会主义联邦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犹太人、库德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民族都将有权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联邦内和平共处。该地区的经济潜力将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中充分实现。失业与贫穷将成为过去。只有在此基础上，旧的民族与宗教仇恨才能被克服，成为噩梦般的回忆。这是中东人民唯一的真正希望。军备竞赛与军国主义历史上，不同帝国主义强权之间相对实力的显著变化往往通过战争解决，特别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如今，核武器的存在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公开的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资本家为了确保市场、投资领域和势力范围而发动战争。今日的世界大战将导致基础设施和生命的全面毁灭，无任何强权能从中获益。只有在一个主要核大国由疯狂的波拿巴主义领袖统治，且工人阶级遭受决定性失败的情况下，世界大战才可能发生。这不是我们面前的前景。然而，帝国主义强权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重新瓜分地球的斗争，主导了当前世界局势。这表现为多场地区战争，造成巨大破坏，数以万计的人丧生，以及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去年是二战结束以来战争数量最多的一年。北约所有国家都面临增加国防开支的强大压力。//图片来源：乌克兰国防部，Flickr这导致了新的军备竞赛，西方国家军国主义的增长，以及各地重建、重新装备和现代化武装力量的压力增加。美国计划在未来30年投入约1.7万亿美元更新其核武库，并决定自冷战以来首次在德国部署巡航导弹。北约所有国家都面临增加国防开支的强大压力。中国宣布国防开支增加7.2%。由于战争，2024年俄罗斯军事开支增长40%，占联邦总支出的32%，相当于GDP的6.68%。 2023年全球军事开支达到2.44万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6.8%，这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增幅，也是历史最高水平。这些金额令人震惊，更不用说浪费的劳动力和技术发展，这些本可用于社会必需的用途。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宣传和鼓动中必须强调的一点。认为资本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新军备竞赛是过于简单化的说法。事实上，军事开支本质上会引发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任何影响都是短期的，且会被其他部门的削减抵消。从长期来看，它通过吸走剩余价值对生产经济构成负担。推动军事开支增加的真正原因是帝国主义强权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冲突。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强权间的冲突，并最终引发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但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必须强调，唯一能保证和平的途径是废除滋生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欧洲资本主义仓促地重新武装在欧洲，军国主义和军事开支的推动源于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乌克兰战争中胜出后的增强、美国军事支持的撤离，以及欧洲强权试图展示其在世界舞台上仍具影响力的努力。2024年，俄罗斯军事开支约为13.1万亿卢布（约1459亿美元），占其GDP的6.68%，较前一年增长超过40%。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这一数字约为4620亿美元。与此同时，欧洲自2014年以来军事开支名义上增长50%，2024年总额达到4570亿美元。在比较俄罗斯与欧洲的坦克、火炮或弹药购买量时，按购买力平价调整俄罗斯的数字是有意义的。换言之，俄罗斯在军事开支上超过了整个欧洲。俄罗斯在弹药、火箭和坦克的生产上也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北约。根据北约情报估计，俄罗斯每年生产300万枚火炮弹药，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总产能仅为120万枚，不到俄罗斯的一半。欧洲帝国主义捍卫的不是欧洲人民的生命与家园，而是其跨国公司的利润及其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掠夺性帝国主义野心。//图片来源：联邦国防军照片，维基共享资源此外，乌克兰战争彻底改变了战争方式。如同历史上常见，战争为新技术和战术的实战测试提供了条件，并迅速适应战场需求。参战军队被迫快速发展对抗手段与战术。我们见证了大量无人机（空中、陆地和海上）、电子监视与干扰技术等的引入。唯一具备这些新战法实战经验的军队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西方在这些领域严重落后。乌克兰战争显著改变了军事力量平衡，使俄罗斯受益。这并不意味俄罗斯有意入侵欧洲，甚至仅部分地区。这种所谓的威胁被统治阶级大幅夸大，以正当化军事开支的大幅增加并试图减少公众反对。俄罗斯无意入侵西乌克兰——这将比当前俄罗斯军事行动更昂贵且艰难——更不用说入侵北约国家。 对处于危机中的欧洲资本主义而言，真正的威胁并非俄罗斯入侵或俄罗斯与欧洲军队的公开军事冲突，这对双方都代价高昂，且涉及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阵营，极为危险。对欧洲帝国主义的真正威胁在于被全球最大帝国主义强权抛弃或降级，同时与另一个从当前战争中大幅增强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为邻。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军事影响力与能源资源，已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施加强大吸引力。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已脱离主要欧洲强权的大西洋主义路线。其他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意大利等，也出现程度不一的类似政治力量。欧洲帝国主义捍卫的不是欧洲人民的生命与家园，而是其跨国公司的利润及其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掠夺性帝国主义野心。俄罗斯是德国资本主义在中东欧的竞争对手，也是法国帝国主义在非洲的对手。欧洲资本主义的长期危机意味着，一旦失去美国的保护，它将无法自立。它面临被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竞争利益瓜分的威胁。离心倾向日益增强，各资本主义阶级开始主张自身国家利益。不排除这些倾向最终导致欧盟瓦解的可能性。世界经济：从全球化到贸易战与保护主义特朗普于4月2日推出的广泛关税标志着世界经济的转折点。但全球化放缓与保护主义的趋势早已开始。2008年的全球衰退是资本主义危机的转折点。危机前，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约4%。 2008年危机至2020年疫情冲击期间，增长率仅为3%。特朗普关税前，增长率已降至约2%，为三十年来最低。事实上，世界经济从未从2008年衰退中完全恢复。当时对银行的大规模纾困是拯救金融业的绝望措施。欧洲国家累积巨额债务与预算赤字，被迫实施紧缩措施。工人阶级被迫为资本主义危机付出代价。统治阶级在恐慌中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向经济注入巨额资金，并将利率降至零甚至负值。然而，由于家庭也背负债务，经济未见复苏。过剩流动性未投入生产，而是推高股市、加密货币等泡沫。特朗普于4月2日推出的广泛关税标志着世界经济的转折点。//图片来源：自制各国政府实施的紧缩措施引发2011年全球大规模群众运动：中东和北非的革命浪潮、美国的占领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希腊的宪法广场运动等。这反映了对资本主义体制日益增长的不满，因其让工人阶级为银行纾困付出代价，这导致资产阶级机构的公信力丧失。如我们所见，这种意识变化在2015年左右以新型左翼改良主义的兴起获得政治表达：如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英国的科尔宾、法国的梅朗雄、美国的桑德斯及拉美数个“进步政府”。群众因其看似激进的反紧缩撙节立场被吸引。然而，改良主义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希腊Syriza政府的背叛、桑德斯支持希拉里、科尔宾主义的崩溃及“我们能”加入西班牙联合政府，终结了这一进程。在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国家，我们见证了群众起义（波多黎各、海地、厄瓜多、智利、苏丹、哥伦比亚等）。 2017年与2019年加泰隆尼亚争取共和的群众动员也属于这一趋势。然而，缺乏革命领导使得这些运动未能推翻资本主义，尽管这是可能的。2020年的COVID-19疫情对经济构成外部冲击，当时经济已因2008年危机未完全恢复而走向新一轮衰退。这最终将世界经济推向深渊。统治阶级再次在恐慌中采取绝望措施以防社会爆炸。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以巨额公共财政成本支付工人居家隔离，而这些财政已因前次危机负债累累。过去15年，通过量化宽松、历史低利率（2009-2021年）及其他恐慌措施试图启动世界经济的多次尝试均彻底失败。尽管资本家被资金淹没，却未进行投资。关键因素是资本家需要市场来销售产品以实现利润。巨额债务积累使家庭与企业无法推动消费。全球家庭、国家与企业总债务已达约313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GDP的330%，较十年前的210万亿美元大幅增加。债务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已达极限，现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高额国家债务与较高利率的结合已将一些受支配国家推向崩溃边缘，更多国家将步其后尘。疫情也影响了意识，暴露了以私人利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无法应对健康紧急情况，及制药巨头将利润置于人命之上。在1990年代与2000年代，世界经济有一定增长，虽远低于1948-1973年战后繁荣时期的生产力显著发展。当时的经济增长基于信贷扩张与“全球化”，使系统得以部分且暂时超越其极限。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贸易扩张、关税壁垒降低、消费品价格下降，以及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国家开辟新市场与投资领域。如今，所有这些因素都转向其反面。信贷与流动性的扩张已变成债务的巨山。全球化（世界贸易扩张）在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崩溃及中国恢复资本主义并融入世界经济后，长期推动经济增长。如今，主要经济集团（中国、欧盟、美国）之间出现关税壁垒与贸易战，各方试图以牺牲他方为代价拯救自身经济。1991年，世界贸易占全球GDP的35%，自1974年以来基本未变。此后快速增长，至2008年达到61%的峰值。自那时起，贸易停滞不前。在近期关税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期内世界贸易年增长率仅为3.2%，远低于2000-2019年的年均4.9%。世界贸易扩张不再如过去般推动经济增长，整个过程已逆转。保护主义趋势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症状，已酝酿一段时间。 2023年，全球政府推出2500项保护主义措施（税收优惠、定向补贴及贸易限制），是五年前的三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采取激进的保护主义立场，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盟，这一政策在拜登政府下延续。拜登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晶片法案》、《降低通胀法案》等）及措施，旨在以牺牲全球进口为代价促进美国生产。自特朗普再次当选以来，保护主义趋势急剧加速，现已演变为公开的贸易战。保护主义的兴起和关税的实施将成为继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之后对全球经济的又一冲击。这将加剧经济中持续的通胀压力——在赤字融资、军事支出、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的基础上——同时削弱需求。然而，经济形势极为脆弱。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新的衰退，甚至不排除发生萧条的可能性。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特朗普转向保护主义并与中国展开公开贸易战，是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症状。这意味着承认美国制造业公司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无法在全球市场竞争。同时，保护主义是竞争资本主义国家让其他国家为危机付出代价的方式。 “美国优先”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殿后”。特朗普通过广泛的保护主义措施追求多重目标：1) 惩罚进口制造商品，以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2) 阻止中国作为经济竞争对手的崛起；3) 利用关税收入缓解美国预算赤字，以保留减税政策；4) 将关税作为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筹码，换取政治与经济让步。特朗普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对投资决策产生不利影响。//图片来源：公共领域确实，一些公司宣布在美国投资以规避关税并保持对美国市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进入。但建立新工厂需要时间，新增就业机会可能被关税对供应链的短期冲击抵消。在全球化30年后，供应链极度延伸，不同国家专注于生产过程的不同部分。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工业高度整合，零部件在组装前多次跨境。缩短供应链的任何举措将立即对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导致产品价格上涨甚至某些情况下短缺。特朗普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对投资决策产生不利影响。美国与中国经济深度交织，相互依存。对美国而言，中国制造的商品价格实惠且品质高，目前无可行替代品。特朗普试图将其从美国市场移除，可能在美国制造业复苏（若能实现）前造成严重经济损害。任何试图解构这种关系的举措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后果。 1929年后，普遍转向保护主义将世界经济从衰退推向大萧条。1929至1933年间，全球贸易量下降25%，很大程度上是贸易壁垒增加的直接结果。全球化曾使资本主义体制部分且暂时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保护主义试图将生产力重新束缚于狭隘的民族国家范围，以重申美国帝国主义对他国的支配。正如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警告：“大西洋两岸绞尽脑汁设法把鳄鱼放回鸡蛋。超现代化的经济民族主义无可挽回地注定了其本身的反动性质，它阻碍和降低了人类的生产力。”（《民族主义与经济生活》，1934年）不出所料，各地的工会领袖以“捍卫本国工作岗位”为由支持各自的统治阶级。共产主义者必须站在国际主义和独立阶级立场。工人阶级的敌人是统治阶级，尤其是本国的统治阶级，而非其他国家的工人。面对工厂关闭，我们应提出占领工厂的口号。反对为私人公司提供更多国家纾困，我们要求公开帐簿并在工人控制下实现国有化。若工厂在资本主义下无法盈利，应予没收、改造并转为满足社会需求的用途，在民主的生产计划下运作。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皆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只是统治阶级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两种不同经济政策。我们的替代方案是推翻引发危机的体制。资产阶级机构的正当性危机资本主义作为经济体系已无法显著发展生产力，进而无法让新世代改善生活水准，这导致所有资产阶级政治机构的正当性面临深刻且日益加剧的危机。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少数亿万富翁的资产不断增加，而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难以维持生计，面临紧缩政策、工资购买力被通胀侵蚀、能源帐单上涨、住房危机等问题。媒体、政治家、主流政党、议会、司法系统都被视为代表少数特权菁英的利益，为其狭隘自私的利益做决定，而非服务多数人的需求。这意义重大，因为统治阶级在正常时期通过这些被普遍接受且被视为代表“多数人意志”的机构进行统治。如今，这种正当性正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质疑。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机制原本用于缓和阶级矛盾，但现在直接行动以实现目标的观念日益被接受。 《世界报》一篇文章警告法国总统马克龙，若阻止获得最多议席的政党组建政府，可能让民众得出选举无用的结论。在美国，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为了“救国”而使用政治暴力是正当的，较前一年的比例上升15%。反建制煽动者的崛起显示资产阶级民主及其机构的正当性正在被侵蚀。过去，当右翼政府失去公信力，会被社会民主“左翼”政府取代；当左翼政府失去公信力，则由保守派政府接替。这不再是一个自动发生的过程。相反，政治出现剧烈的左右摇摆，媒体称之为“政治极端主义”的增长。但政治极端的增强仅是社会与政治两极化的表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加剧。政治中心的崩溃令统治阶级充满恐惧，他们希望以一切手段阻止这一趋势，却无能为力。原因显而易见。当今的左右政府基本上执行相同的削减与紧缩政策。这导致政治普遍失去公信力，弃权率稳定上升，各种短暂的第三方替代方案涌现。右翼煽动者能利用现有的反建制情绪，也是因为官方“左翼”无法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自由派利用法院实施完全不民主的措施，阻止不受他们青睐的政客参选。//图片来源：玛丽娜·勒庞，推特自由资本主义建制对“法西斯主义危险”与“极右威胁”的喧嚣，旨在鼓动“次恶选择主义”，即“必须团结捍卫民主”、“保卫共和”。而在多数国家，掌权的自由派正在攻击工人阶级、鼓吹军国主义并侵害民主权利。因此，特朗普因驱逐支持巴勒斯坦的非公民被称为“法西斯”或“威权主义者”。那么，欧洲国家政府禁止并镇压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该如何称呼？德国与法国逮捕并驱逐支持巴勒斯坦的非公民又该如何称呼？自由派利用法院实施完全不民主的措施，阻止不受他们青睐的政客参选（如法国的勒庞），或如罗马尼亚统治阶级般在不满选举结果时取消选举！然后他们转身呼吁“团结捍卫民主”，对极右翼设置“防疫线”。这是犯罪的政策，实际上助长了右翼煽动者的支持，他们可宣称：“看，右翼与左翼，全都一样。”共产主义者将反对任何损害工人阶级利益及民主权利的反动措施，但若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的“民主”（即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或与自由派联手攻击右翼煽动者，将是致命的错误。右翼煽动者的吸引力总会因与现实情况的冲突而显露其虚幻性质。特朗普已在美国掌权，许下许多承诺，乘着数百万人认为他真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期望。但这纯粹是幻觉。对工人阶级而言，让美国再次伟大意味着体面的高薪工作，意味着无需身兼二三份工作或卖血浆来维持生计。美国数百万人抱有强烈幻想，认为特朗普能带回战后时期的“美好旧时光”。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危机意味着回归战后繁荣或1920年代的黄金时代已不可能。不排除某些措施——如促进美国工业发展、牺牲他国的关税——可能在短期内略有影响。许多人也会暂时给特朗普信任。他还可辩称是建制派、“深层政府”阻碍其政策实施。但一旦现实显现，这些幻想破灭，推动特朗普上台的深层反建制情绪将导致政治光谱的剧烈反向转移。我们可能看到同样剧烈且迅猛的左翼摆动。托洛茨基在一篇名为《如果美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文章中谈到美国人的性格，形容其“充满活力且激烈”：“违背美国传统的是在不选边站、不打破头的情况下进行重大变革。”美国工人务实，追求具体成果，愿意采取行动完成目标。 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大罢工领袖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从共和党人直接转为托洛茨基主义领袖。他在罢工记述中解释原因：对他而言，托洛茨基主义者提供了应对工人问题的最实际有效方案。爆炸性局势：青年激进化事实上，当前世界局势充满革命潜力。 2019-2020年的起义浪潮因COVID-19疫情封锁而部分中断，但引发这波浪潮的条件并未消失。 2022年，斯里兰卡的起义推翻总统，群众涌入总统府。 2023年，法国反对养老金改革的群众罢工使政府陷入困境。 2024年，肯尼亚由革命青年领导的群众冲进国会，迫使财政法案撤回。在孟加拉，学生运动面对镇压引发全国起义，推翻了备受憎恨的哈西娜政权。这些运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扮演的领导角色。 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政治意识的成长期全在2008年危机、COVID-19疫情、乌克兰战争及加沙大屠杀的阴影下。在塞尔维亚，因诺维萨德车站顶棚崩塌引发的抗议运动造成革命危机，创下该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图片来源：合理使用近期，土耳其、塞尔维亚和希腊出现重大群众运动。在希腊，群众对当局掩盖坦皮铁路灾难的愤怒，结合着希腊资本主义长期紧缩政策和深陷僵局所导致的大规模贫困化所累积的民怨，引发了大规模全国罢工及自独裁政权垮台以来最大的抗议示威。全国罢工的庞大规模不仅涉及工人阶级，还包括其他社会阶层（如小店主），显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力量对比。当工人阶级行动时，能带动所有受压迫阶层。在塞尔维亚，因诺维萨德车站顶棚崩塌引发的抗议运动造成革命危机，创下该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学生发挥决定性作用，占领大学并通过学生全会（集会）组织。抗议已导致政府垮台。学生有意识地试图将运动扩展至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通过在城镇及部分工作场所成立公民大会（zborovi）。这两个运动凸显当前局势的两个关键特征：工人阶级的巨大潜在力量及其主导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主观因素的极端薄弱。此外，青年阶层也在民主权利、反对暴力与歧视的妇女运动（墨西哥、西班牙）、争取或捍卫堕胎权（阿根廷、智利、爱尔兰、波兰）、支持同性婚姻（爱尔兰）、反对警察对黑人的镇压（美国与英国）等议题上激进化。气候危机也成为这一代青年的激进化因素，他们强烈且正确地认为，若不彻底改变，地球上的生命将受到威胁，而资本主义体制是罪魁祸首。帝国主义对加沙大屠杀、所谓“国际规则”及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警察镇压的虚伪与双重标准，让青年看清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媒体及国际机构的本质。越来越多的青年认同共产主义理念，视其为对抗资本主义体制的最激进替代方案。虽然这不是多数，甚至在青年中也不是，但这无疑是重要发展。斯大林主义崩溃至今已35年，对这一代而言，统治阶级关于“社会主义失败”的宣传已毫无意义。他们担忧并直接受害于的是资本主义的失败！领导危机全球到处堆积着易燃物。资本主义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引发了一场又一场革命起义。塑造世界数十年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正在我们眼前崩溃。保护主义和贸易战的转向正造成巨大的经济动荡。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不是未来是否会有革命运动，这是确定的。问题在于这些运动能否最终让工人阶级取得胜利？过去15年，我们见证了多场革命运动和起义，展现了群众一旦行动起来所具有的巨大革命热情和力量。他们能够克服镇压、紧急状态、资讯封锁和最压迫的政权。然而，这些运动最终都未能让工人阶级掌权。每次运动的缺失都在于缺乏能够将运动推向逻辑终点的革命领导。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最终陷入压迫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埃及、突尼西亚）或更糟的反动内战（利比亚、叙利亚）。智利起义被引导回资产阶级宪政的安全渠道。苏丹革命也以完全反动的内战告终。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写道：“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他的话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确。主观因素——即植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干部组织——相较于历史提出的巨大任务极为薄弱。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在逆流奋斗，被强大的客观潮流击退。2024年革命共产国际的创立是极重要的一步，我们不应低估已取得的成就。//图片来源：自制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即将到来的革命危机不会在短期内解决。因此，我们面临一个充满起伏、进展与失败的长期阶段。但通过这些过程，工人阶级将学习，其先锋队将得到加强。历史的潮流终于开始朝我们的方向流动，我们将能顺流而行，而非逆流。我们的任务是与工人阶级群众并肩参与，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纲领与最先进分子对根本革命变革的未竟渴望相结合。2024年革命共产国际的创立是极重要的一步，我们不应低估已取得的成就：一个坚定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际组织。近期我们的成员显著增长。然而，我们必须保持分寸感：我们的组织力量相较于未来任务仍完全不足。主观因素的薄弱意味着在下一阶段，群众的激进化将表现为新左翼改良主义阵营和领袖的兴衰。其中一些可能使用非常激进的语言，但都将受改良主义基本局限的制约：无法提出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和工人阶级掌权的根本问题。因此，背叛是改良主义的内在特性。但在一段时间内，这些阵营和领袖将激发热情并获得群众支持。各地组织建设需要紧迫感。当群众起义再次爆发时，拥有100、1000或10000名成员的影响截然不同。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开始时拥有1000名训练有素的干部，或在英国科尔宾赢得工党领导权时拥有5000名植根于工人阶级的干部，可能已改变局势。至少，通过正确的政策和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他们本可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成长为重要力量，成为更广泛阶层的参考点。在适当条件下，在事件白热化时，即使相对小型的组织也能转化为更大组织，并争取群众领导权。这是未来的任务。现在的任务是耐心地招募，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学生青年中，首要的是培训和教育干部。一个植根于群众并武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将能迅速应对局势的快速变化。但革命领导不能在革命事件爆发时即兴形成，必须提前准备。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我们的成功或失败最终决定整个局势。这一理念必须是我们所有工作、牺牲和努力的主要驱动力。只要有必要的决心和坚持，我们能够也必将成功。于2025年6月4日由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信“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