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經濟危機與階級鬥爭：2016世界縱觀

經濟危機的政治後果

然而，我們面臨著乍一看令人費解的矛盾情形。最近，銀行家和投資家們在彈冠慶祝他們順利地度過了史上最嚴重的危機，躲過了誘發革命的危險。這樣出乎意料的結果使得他們產生了一種愚蠢且不合時宜的沾沾自喜。

資本家們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對辯證法的基本認識——一切事物都遲早會走向它的反面。在表面的平靜之下，百姓對包括富人、高官和特權階級在內的政治精英的憤怒正不斷滋長。現狀引發的民怨沸騰中就埋藏著革命運動的火種。

辯證唯物主義一個基本觀點是：人的思想意識常常是落後於客觀事件的發展的。但是當群眾的思想意識迎頭趕上時，劇變也隨之而至，這就是一切革命的規律。在很多國家，政治意識的革命性變化開始顯現了，並且已經衝擊著政府機構和政黨體制的核心。不可否認的是，往昔的記憶對政治意識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破除群眾頭腦中舊的改良主義幻想仍需時間。不過在各種事變的輪番衝擊下，群眾覺悟是會有一個迅速和明顯的提升的。沉浸在早已成為過眼雲煙的舊政治意識中只會徒增傷悲，馬克思主義者要做是立足當下的社會進程，為未來做好准備，而未來必將是與過往經驗迥然不同的嶄新篇章。

為了走出危機，群眾在一個又一個政黨身上尋求出路。這批領導人上台了，旋即下台，這項執政計劃出台了，不久又被拋棄。政黨被選上台，便很快背棄人民的期望，對競選時許下的諾言大打折扣，於是很快名聲掃地。主流意識形態的根基動搖了。政客們早上名揚天下，晚上就可能遭萬人唾罵。劇烈變革的日子不遠了。

對現存政治體制的憤恨日益增長，甚至超過了對暫時的經濟形勢的不滿。人民不再相信政客們的講話和承諾。政治體制和政治黨派的根基發生了普遍的動搖，幻想在不斷破滅。整個社會中充斥著普遍而深重的怨憤。不過，這種怨憤目前難以得到有效渠道來有組織地集中爆發。

在法國，社會黨贏得了最近的議會選舉。不過奧朗德總統的支持率跌到了1958年以來歷任總統中的最低，並且社會黨在最近的地方選舉中遭遇了嚴重挫折。在希腊，泛希腊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下台了，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取而代之。在西班牙，左翼政黨Pedmeos嶄露頭角。蘇格蘭國民黨（SNP）也興起了。在整個英國，我們見證了科爾賓的異軍突起。這些現像無疑顯示，社會上的不滿積壓已久，人民正在尋找突破口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在整個歐洲範圍內，人們擔心當下的撙節政策或許並非暫時的應急之策，而是對生活水准的持久性打壓。在希腊、葡萄牙和愛爾蘭這些國家，撙節政策已經導致名義工資和養老金大幅下降，然而赤字問題並未因此得到解決——人民在危機中忍受的苦難和貧窮無異於徒勞。

在最近的愛爾蘭公投中也發生了相同的事情。幾個世紀以來，愛爾蘭是歐洲天主教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教會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絕對的掌控。然而同性婚姻在公投中的通過（62%贊同）對羅馬天主教廷來說無疑是一記重擊。教會對政治與人民生活的干涉遭遇了普遍的抗議。這顯示出愛爾蘭社會正在經歷根本性的變革。

美國

美國是唯一有些許復蘇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盡管這一復蘇顯得孱弱乏力。去年記錄在案的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存量（未售出的存貨）增加。實際上，美國的經濟增速正在放緩，而日本和歐洲已經進入了增長緩慢期。2015年7月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所有預期都是負面的。因此，被過度吹捧的復蘇就根本不剩下什麼了。

世界經濟特別是所謂新興經濟體的虛弱使美元變得搶手，因為它仍然被視作危機時代的避風港。但是美元的強勢對美國來說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會給予對手貿易競爭優勢，同時損害美國的出口。去年美國的進出口下降反映了世界經濟的總體虛弱。

美國的危機正在加劇社會的分化。奧巴馬政府被認為是失敗的。事實上，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反建制的言論在很多美國人中引發共鳴，這反映了千百萬美國人民所遭受的忽視和異化。左和右的兩極分化正在加劇，世界其他地區也在經歷類似的過程。

川普的反動言論緊扣那些被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忽視的人們的心弦。他高漲的支持率對於共和黨領導層來說是一個打擊，這一黨派正在面臨危機和分裂。

美國總統選舉顯示了一個極有趣的社會進程。由於美國政局瞬息萬變，我們當然不可能對結果做出准確的預測。媒體幾乎全部聚焦在共和黨人唐納德·川普身上。美國統治階級似乎不可能放心把事務交托給一個反動的小醜和笨蛋，盡管他們過去曾經做過兩次類似的事情，如讓羅納德·裡根和喬治·W·布什當總統。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希拉裡·克林頓當然是一個比較穩妥的賭注。

但是，比特朗普或克林頓的選舉遠為重要的是，公開宣講社會主義的伯尼·桑德斯得到了眾多支持。伯尼·桑德斯逐漸成為民主黨總統提名的一個嚴重挑戰者，這是社會上醞釀的不滿和騷亂的征兆。他對億萬富豪階級的抨擊和對“政治革命”的號召與數百萬群眾發生共鳴，他的政治集會參加者數以萬計。

“社會主義”一詞現在在主流媒體上正被越來越頻繁地使用。201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18歲到29歲的人群中有49%對社會主義持正面態度，只有47%的人對資本主義持有正面態度。2014年6月的一項最近的調查表明，47%的美國人會投票給社會主義者，其中30歲以下的人69%的人都贊成社會主義。

包括許多年輕人和工會正式會員在內的大量人群，現在急切地想聽到伯尼·桑德斯的消息。的確，他的提議很類似於北歐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即便如此，這也是一個顯著信號，表明美國社會正在發生某種轉向。

伯尼·桑德斯傾聽到了人們對建制派、百萬富翁和華爾街銀行家的政府的仇恨情緒。世界經濟衰退已經動搖了美國的根基。五分之一的美國家庭現在生活在貧困中或貧困邊緣上。自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差不多有570萬人淪為最低收入階層。

美國政府誇耀失業率水平已經降低到了5%。但其原因並不是經濟增長，而是勞動參與率的降低。如果這些工作的或者致力尋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和2008年一樣大的話，那麼失業率將超過10%。工人被迫從事低收入的無保障的工作。

伴隨著歐元區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失業率的居高不下，日本陷入衰退，美國增長率在整個“復蘇”期間徘徊在微不足道的2到2.5%之間，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勝任新的繁榮的引擎了。在過去的時間裡，發達工業國家依賴於“新興市場”得以支撐起全球經濟，然而現在這一選項已經不復存在。

歐洲

歐洲大陸的人們逐漸意識到這一事實：政府的撙節政策並不只是暫時的應急之策，而是對生活水准的永久性打壓。在希腊、葡萄牙、愛爾蘭等國家，當局政策已經嚴重削減了名義工資和養老金，然而財政赤字的問題卻沒能因此解決。因此，人民所受的所有貧窮和折磨都變得毫無意義。

歐洲正在面臨長期的低增長與通貨緊縮。在這樣的環境下，試圖降低債務的舉措將變得比我們以往經歷的更加“艱難和血腥”。作為一個整體，歐盟區的經濟仍然沒有恢復至2007年經濟危機前夕的水平，盡管一系列本應促進增長的因素都已具備：低油價，歐洲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以及本應刺激出口的歐元的疲軟態勢。

然而，極低的通貨膨脹率，並不是經濟健康的表現，而是一種慢性疾病；它反映出消費者需求不足的情況——這是巨大的債務積累和收入下降的惡果。它致使經濟以螺旋式下行，並將最終導致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因此，他們正在商議進一步削減銀行儲蓄率，以及加大量化寬松政策的執行力度。

針對這一現狀，歐洲央行的主席德拉吉（Mario Draghi）寫道：“經過上世紀70至90年代的蕭條期，歐元區現在的成員國曾歷經5至8個季度才恢復至危機前的實際產出水平。在最近的衰退——被公認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衰退——之中，美國經濟整整經過了14個季度才恢復到了危機前的巔峰水平。如果我們的貨幣評級是正確的，歐元區將等到31個季度後才能回到它在危機之前的產出水平——也就是在2016年。”

就連這都已經是一個過度樂觀的評價。在現在衰弱的狀態下，歐盟對外部衝擊十分敏感。中國經濟增速降低以及“新興市場”所出現的危機，正在對德國產生著全方位的破壞性的影響，因為德國是向中國出口機械制品的國家之一。由於在2014年，出口總額是德國GDP的45.6%，這個唯一可能成為歐洲經濟復興的驅動力的國家，不再有能力勝任這個角色。

增長率越低，債務負擔就越重。這是希腊的教訓。在這些狀況下，債務拖欠和金融損失將接踵而至，破產和倒閉的洪流隨之衝垮一個又一個的國家。

這場經濟困境已經加深了歐洲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並刺激了各國之間的緊張關系。難民危機，以及誰要為此做出補償的問題，則是激化所有這些矛盾的催化劑。它已經令德國和之前幾乎等同於德國殖民地的東歐國家（波蘭、匈牙利）之間出現了激烈的衝突。

在組建銀行業聯盟的問題上，法國和德國被困在一個矛盾的處境。法國正在努力推進這一計劃，而德國則屢屢阻撓。柏林的人們實際上並不樂於擔保其他國家銀行的正常工作，他們覺得這就像一個有著良好信用的人將自己的信用卡借給已經破產過好幾次的鄰居去使用一樣。

盡管其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已經做出了讓步，對於希腊進行經濟救援的方案仍未得到表決通過。如果要實行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等人提出的削減政策，他將步履維艱。因為這會導致國內的工人反對工資削減和私有化，使得希腊的階級鬥爭漸趨白熱化。在某個時間節點，這必將在希腊政府內部掀起一場危機，“三駕馬車”（注：歐洲委員會、歐洲央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會受到新一輪衝擊，由此希腊脫離歐元區的隱憂將重新浮現，歐元區將再次陷入危機。

另外，英國對脫離歐盟的全民公投即將到來。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所代表的保守黨執意反對進一步的歐洲一體化。這場談判必將十分艱難。卡麥隆必須顯示出他已經贏得了歐盟方面的某些實質性讓步，而默克爾則必須表現出她對他沒有絲毫退讓。

歐盟的擴張已經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停滯狀態，它已經不再吸收新的東歐國家作為成員國。在歐盟向烏克蘭開出拉近關系的空頭支票之後，不幸的烏克蘭現在孤立無援，逐漸衰弱。此外，邊境控制再一次被加強，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正在走向它的對立面（離散化的程度甚至要高於我們的預期）。

歐洲的危機正在造就人民意識形態的劇變，2015年12月法國的地方選舉說明了這一點。極右翼政黨國民前線（National Front）成為了第一輪得票最多的政黨，而社會黨（Socialist Party）緊隨前總理薩科齊（Sarkozy）的保守派共和黨排名第三。然而選舉中最大的一派竟然是那些沒有投票的人（高於50%）。這顯示出，法國的一大部分人口與國內所有主流黨派都已經同床異夢。

2011年，西班牙的右翼政黨人民黨（Popular Party, PP）贏得了選舉。這一現像的原因是，之前由工人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PSOE）執政的“左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令人民失望的削減政策，從而導致了人民黨的巨大勝利。然而隨著左翼政黨Podemos黨的崛起，我們又看到了相反的進程：它在18個月內從一無所有發展到擁有了數以萬計的黨員。

在西班牙，騷亂和極端化的進程仍在加劇。12月的普選徒勞無功。人民黨已經失去了大多數支持者，政府也陷入了瀕臨重新選舉的境地。Podemos的議會席位從0增長到69位，該黨獲得的廣泛支持已經對統治階級造成了威脅。

Podemos的蓬勃發展集中反映了人民對整個現有政治秩序的巨大不滿。現在，人民也許並不確切知道他們想要什麼，但他們非常清楚自己不想要什麼。Podemos的領袖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對銀行家和富人直言不諱的批判，以及對他稱為“一個種姓”(La Casta)（注：這是意大利記者的一本書，該書揭露了意大利當局的貪腐行徑）的政治當局的公開譴責，正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憤怒。

確實，Podemos的領袖所提出的政見是模糊和不明確的。這折射出人民現階段的意識仍然只是剛剛覺醒，逐漸開始參與政治生活，因此Podemos在人民中的發展起碼在一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多少阻力。然而，如果它始終不能明確自己的觀點，Podemos最終將步入毀滅。很快，它就必須要確立它的立場，以及它計劃要走的路。

以上所述的所有這些過程，都會在全球的經濟大衰退推動下得到加速。歐洲將面臨的局勢將類似上世紀20,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而非二戰結束後的穩定和繁榮的數十年：左翼和右翼的激烈競爭伴隨著社會和政治的長期動蕩。然而，當今局勢與當時也有著顯著的差異。階級力量的相互關系已經截然不同。

這說明，歐洲的資產階級將要面臨一個無從脫身的困境。他們迫切需要廢除半個世紀以來工人階級所贏得的一切改革成果，而工人階級卻一定會反抗到底。正因為如此，在風雨飄搖中，這場危機仍將延續下去。

唐納德·圖斯克的預言

在歐元區的相對貧困國家和相對富有的國家裡，失業人群數量如今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危機之前，歐洲幾個大經濟體中的失業率大致相當。

在2016年裡，歐盟將會打著“鞏固財政”這面蠱惑人心的大旗，試圖加速實行削減和緊縮的惡性政策。老資本戰略家能看到這種情形下隱藏的危險，他們已經得出與馬克思主義者們相同的結論。在2014.6.15日的金融時報中，專欄作者Wolfgang Manchau警告說，歐洲正處於“破產和政治暴動的持續威脅下...最終，危機後的總調整要比20年前日本所面臨的情況遠為嚴酷，在這種情形下，我期望政治情況得到實質性的反轉。就算去杠杆化（減少債務）可能有效（這事也很難說），它也不一定會對政治造成影響。只有通過減少政治的不穩定，他們才能制止財政不穩定的加劇。

最近，歐洲理事會負責人、波蘭前總理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聲稱，比起希腊危機的財務後果，他更害怕它所造成的政治傳染病。

他說“我真的害怕的是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傳染病，而非財務上的傳染病。在我們歐洲，有史以來最大的幾場悲劇都發生在多邊極端勢力之間組建戰術聯盟之後。如今，我們肯定會看到相同的政治現像。”

就是這同一個圖斯克，曾經伙同默克爾一起強迫齊普拉斯簽訂殘酷的大規模撙節政策條款，包括削減養老金、增加稅收，並對希腊價值500億的公共資產進行私有化。還是這同一個圖斯克，後來抗議道，他無法接受 “齊普拉斯或者希腊受到了懲罰，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希腊”這種說法。

但是圖斯克同樣提及了他對於左派的擔憂。他相信這些左派勢力正在提倡在歐盟經濟模式外“有可能建立的激進左翼幻想。”他申論，這些左派領袖正在推動放棄如“節儉”這樣的歐洲傳統價值，以及過去對歐盟有助益的自由派市場經濟原則。

如同全世界的年輕人一般，歐洲青年遭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失業率久高不下。今天，在德國這個區域內最大經濟體裡，青年失業率達到7.1%。在意大利，在所有25歲以下並正尋找工作的人們中，有40%仍然無法找到工作。同樣的情況在法國是24%而英國是17%。更有甚者，在西班牙和希腊青年失業率都高達45%。

統治階級完全了解這個情況對他們系統所造成的威脅。倫敦經濟學院學者Reichlin說道：“在意大利有一大批面臨永久性事業的年輕人，這將會造成政治上的壓力。意大利的反對派雖然目前仍然是松散脆弱的，但是這並不一定會一直持續下去。”

談及齊普拉斯，圖斯克認為左翼領袖的火爆言辭，再加上數個國家內的高青年失業率，是一個極具爆炸性的組合。他說：“在我看來，今天的氛圍相似於1968年後的歐洲。我可以感覺到，雖然不是革命性的情緒，但也是某種廣泛的焦躁不安。當這種焦躁不安不再是單一個人的，而是一整個社會經驗到的感受時，這也是革命的序幕。”

希腊危機所造成的衝擊不止是在希腊國境內能感受得到。歐洲一體化的理念已經崩潰。在談判桌上，德國就如同一位獨裁專斷的樂團指揮家。默克爾毫不忌諱的表現出自己實際上正在指揮著整場演出。以往幻想著自己與德國共同主宰歐洲的法國資產階級，如今對自己的各種憂慮也不願太過著重於自己的考量。這些緊張將會隨著危機的深化而加劇。

資產階級民主作為一場騙局的事實已經畢露於千萬大眾之前。默克爾清楚的宣布：人民公投和選舉一點實際價值都沒有，歐洲真正的主宰者們，銀行家和資本家們，將會不顧多數民意的繼續做出所有決定。同樣的，齊普拉斯可鄙的讓步也暴露了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局限。

這是一個充滿戰爭、革命與反革命的時代。但這並不如各個宗派們所想像，是有著法西斯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立即性危險的時代。當然，如果勞動階級長期無法提出解決出路，那統治階級將會朝著反動的方向前進。但是由於階級勢力對比的改變，這也不會以過去法西斯政權的姿態表現出來，而是以某種波拿巴主義政府所呈現。盡管如此，他們仍然無法在免於觸動內戰（而且沒有把握獲勝）的情況下，立刻建立一個軍事獨裁政權。

統治階級遲早會確定民主是他們無法繼續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他們目前首先會一步步地小心翼翼的侵蝕民主權利並朝向議會波拿巴主義前進。但是在資本主義危機下，一個反動的波拿巴主義政權將會非常的不穩定。它無法解決任何事，大概也不會持續多久。它只會為更大的革命浪潮鋪路，就如同希腊於1967-1974年間的軍政府被革命所終結。我們必須對如此的發展做好准備，絕不能讓我們被事件的發展所打亂了。

英國

多數群眾將科爾賓（Jeremy Corbyn）選為工黨領袖，使得英國的局勢幾乎在一夜之間改變。事態正朝著蘇格蘭人民矯首以盼的方向發展，從蘇格蘭民族黨（SNP）的迅猛發展中就可以看出當地人民對政治當局的反抗趨勢。這一趨勢並非走向右傾而是走向左傾。它所表達的並非民族主義，而是對領導議會的疲弱精英階層激烈的仇恨。工黨之前由於自身在階級之間扮演著懦弱的和事佬角色,僅僅被視為當局的一個傀儡。

科爾賓的當選本身是是一系列事故巧合的產物。但黑格爾指出，事故巧合恰恰闡發了歷史的需求。科爾賓當選一事在哲學上應該歸屬於事故巧合的範疇——這事可能發生，但也很可能不發生。但它一旦發生,便會改變整個局面。

從他第一次出現在電視辯論時，科爾賓與其他候選人相比就顯得與眾不同。他所代言的政治立場更新鮮,更誠實、更激進、更符合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真實願望。這些人已經受夠了現狀，亟需表達他們對當局的抗議。

在大選之前，工黨表現出的生命力十分微弱。但科爾賓運動改變了這一形勢。這正是大勢所需的催化劑，促成了社會不滿的集中爆發。此前這種不滿積壓已久，人民無處求告，完全沒法指望右翼主導的工黨。

科爾賓的當選揭露了英國社會的缺陷:人民大眾沒有任何突破口來表達他們積壓的不滿和挫敗。科爾賓的當選是工黨重獲新生、走向左傾的開端。這對於統治階級而言有著致命危險，他們將不惜一切代價摧毀這一趨勢。

幾十年來,右翼主導的工黨是現有體制的頂梁柱之一。如今要拋棄這根頂梁柱，統治階級不可能不經歷激烈的掙扎。議會工黨(PLP)本身就構成了資本主義體制的第一道防線。在這場掙扎中，議會工黨（PLP）中屬於布萊爾派的大多數議員直接代表銀行家和資本家們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惜一起代價迫切地想要擺脫科爾賓。分裂工黨的戰陣蓄勢待發,這將造就英國政壇的全新形勢。

不僅工黨,保守黨也遭受著分裂,尤其是在歐盟的問題上。英國全民公投的結果很難預測,但英國退歐會對歐洲和英國造成相當嚴重的影響。這將加速歐洲離散化的進程,最終可能導致歐盟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如果英國離開歐盟,親歐盟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將會要求再一次發起獨立公投,這可能導致英國的解體。

保守黨的裂縫將深化,可能導致反歐洲一體化的右翼分裂出去，與反歐洲一體化且反移民的英國獨立黨（UKIP）聯手，組成一個比保守黨更加右傾的波拿巴主義獨裁君主黨派。在另一個極端,布萊爾主義右翼分子顯然在力圖分裂工黨。盡管他們和資產階級都擔心此舉的後果,到了某個階段，工黨右翼可能仍然在所難免地被迫分裂出去，進而聯合保守黨“左翼”和自民黨¬以某種形式參與國家政府的組建。

這似乎是英國統治階級防止科爾賓領導的工黨政府上台的唯一手段。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策略。它會導致極端的兩極分化,推動工黨進一步左傾。一次深刻的危機過後,工黨將恢復元氣，籌備組建工黨政府。高級官員們已經威脅說如果科爾賓政變上台，就會立即在英國打開階級衝突與革命危機的突破口。

從現在的事實看這個危機和工黨的分裂,這將為馬克思主義傾向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但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仍然是贏得青年的支持並且教育他們。這將為我們為提供利用時機壯大力量所需的干部人才。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危機，當下的局勢中蘊藏著劇烈而迅猛的轉機 。我們只有期待這難以預料的一刻。時局可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隨時改變。

所有的這些事件都反映了社會內部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被托洛茨基恰當地描述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分子”積累過程:過程中一系列的微小變化逐漸積累,直到它到達臨界點時,量變將促成質變。

資產階級的幻想

隨著蘇聯解體與冷戰的結束，一幅光輝燦爛的前景呈現在歐洲資產階級的面前：永久的經濟繁榮，不斷加快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使得歐洲（在德國控制下）的邊界一直擴展到烏拉爾地區為止。陶醉在如此壯麗的美夢中，歐洲資產階級不斷地被誘使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在一些敏感地帶的國家主權。歐元區的誕生，可能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

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沒有政治上的聯盟，財政上的聯盟是不可能的。我們斷定，歐元只有在經濟環境有利的條件下才能維持，一旦遭遇經濟低靡，所有的國家之間的敵對將重新出現，歐元體系將會在相互指責與爭吵中崩潰。二十五年後，預言得到了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主義者明確支持廢除所有的邊界限制，實現歐洲統一。然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歐盟無疑是一個保守反動的烏托邦。布魯塞爾與柏林施加於希腊的野蠻措施就體現了這保守反動的一面。在銀行家與資本家的統治下，歐盟一直推行經濟撙節政策。一個非選舉產生且不負責任的官僚集團卻能夠控制民選政府的政策並且駁回其決定，歐盟對希腊左翼激進聯盟政府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個例子。

與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結盟之後，歐盟在世界範圍內也扮演了非常反動的角色。它干涉了巴爾干半島事務，並在南斯拉夫的非正常解體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密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不曾給捷克與斯洛伐克留一點商量余地。它與美帝國主義介入烏克蘭地區，導致了當地目前的災難性的混亂。所有這些都基於德國帝國主義的利益。作為歐盟真正的主人，德國一直力爭恢復其在東歐與巴爾干半島地區的統治地位。

在歐洲其他帝國主義勢力中，當初老牌的英國與法國，現在位居德國之下。但是，在非洲、中東與加勒比海仍然持有帝國主義野心的他們，讓然在歐盟旗幟下在這些地區從事帝國主義活動。法國和英國領導了對利比亞的轟炸行動。英國是美國對伊拉克的非法入侵中最活躍的同盟國。而現在，法國在敘利亞問題上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它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損人利己，當然是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

與歐元一樣，申根協議也是歐盟的奠基石之一。這一協議減少了歐洲國家之間運輸貨物的時間與花費，因為卡車不必再等很長時間才能通過邊界線。它對游客和住在邊界線附近的人也有益處，因為護照與簽證不再必需。它也省去了浪費在廢棄邊界的無意義的巡邏費用。這一協議有望成為促成歐洲同盟的關鍵一步。

1955年，申根協議消除了簽約國之間的邊界限制，並且達成了26個國家之間的通用簽證政策。但是現在，歐洲進一步一體化的進程已經發生了逆轉。難民問題尖銳地暴露了歐盟的危機。

歐洲難民危機

2015年11月的巴黎大屠殺表明難民危極最終從中東波及到了歐洲。同時，由於對戰爭、飢荒和壓迫的恐懼，成千上萬的絕望的人逃到了歐洲，使得歐洲各國政府面臨一個兩難的境地。事實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難民危機，而不僅僅是中東問題。在2014年底，全球範圍內因戰爭、對少數族裔的迫害和人權受侵而流離失所的人們數量已接近6000萬。這是對資本主義制度下世界危機的形像反映，這種制度無法給人最基本的人權——生存的權利。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全球其他戰亂和貧困地區的難民潮導致對更加嚴格的邊境控制的訴求。

德國總理默克爾很快就對那些在敲她門的窮苦難民們張開了雙臂。在一定程度上，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將人們（很多來自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人）發自內心的同情資本化的企圖。對於普通人，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不會被那些銀行家和資本家冷漠的算計影響，而是始終表現出對窮人和受壓迫者的同情和團結。另一方面，大企業是支持開放性政策的，不是出於同情別人的痛苦，而是作為一種確保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手段。

然而，默克爾的善心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德國期望在2015年接收一百萬以上的難民。但是對德國移民避難所的襲擊在不斷增加，同時增加的還有“另一個德國” （Alternativ fur Deutschland）之類右翼反移民政黨獲得的選票。現在，默克爾懇求土耳其不僅要阻止難民潮，還要遣返他們。柏林迫切要求歐盟按比例分配移民，這一建議在倫敦和布達佩斯都沒有得到熱情響應，在華沙和巴黎也被斷然拒絕了。

歐盟成員之間出現了尖銳的矛盾。法國和奧地利當局指責羅馬默許（甚至鼓勵）尋求庇護的人離開意大利，並威脅要關閉他們與意大利的邊境；事實上，法國對這一威脅付諸了行動，在6月下旬短暫的關閉了其邊境。德國，歐洲最富有的國家，是一個能夠承擔大量難民的地方。其他國家沒有那麼幸運。意大利和希腊的難民比大多數國家都多。他們一再要求歐盟提供更多的資源並且出台移民配額制，但這些呼吁無人理睬，中歐和東歐國家立即拒絕了配額制的提議。

現在的問題是：申根協定究竟是做什麼的，它使得移民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通行。即使在巴黎事件之前，歐洲理事會的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說：“毫無疑問，申根的未來岌岌可危而且時間不多了……我們必須收復外部邊界的管控權。”巴黎的襲擊為政府出台“臨時”邊境管控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借口，不僅是對法國，還有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和瑞典。

整個歐洲越來越不安，而且對歐盟的不信任和敵意也在與日俱增。在歐盟殘暴的對待希腊之後，越來越多來自歐洲南部國家反對撙節政策的工人和青年政黨開始反對布魯塞爾。在另一個極端，歐盟同時遭受著來自德國，法國，芬蘭，丹麥和歐洲北部其他國家的右翼、反移民和民粹主義政黨的反對。

國家維護邊境管控或圍牆的時間越長，歐洲的開放原則被破壞的就越多。德國、法國、芬蘭、丹麥、瑞典和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和反移民政黨的崛起，給歐洲各國政府進一步施加壓力，要求關閉邊境。申根協定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數。如果它沒有被完全廢除，原先在歐洲自由通行的“神聖原則”也會被修改到所剩無幾。

在重新引入邊界控制的問題上，成員國正在被賦予更多的權力和自由裁量權。有或沒有申根的改革，機場、火車站和汽車站都會配備更嚴格的警方控制。而且這已經在發生了。移民法將收緊，使得移民更難獲得福利。像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之類尚未加入申根國的國家會想要嚴格的管理權。波蘭和匈牙利（德國帝國主義的附庸國）現在在難民問題上正與柏林發生直接衝突。

申根協議的破壞必將導致人們自由流動的減弱——而這卻是歐盟的重要基石之一。一旦一個基本原則被削弱，更改其它原則的大門便開始敞開。人們自由流動的撤除或削弱是弱化商品自由流動的前奏。再加上歐元的崩潰（這完全是可能的），正如我們所知，這將是歐盟的末日。歐洲統一的夢想將會蕩然無存，剩下一副空殼。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國界大陸的想法仍將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歐洲一體化是歷史的必然和發展的使命，如果要實現它，只有靠歐洲的工人推翻銀行和壟斷的獨裁統治，並且以社會主義歐洲為基礎建立起一個符合人民自由意願的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