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經濟危機與階級鬥爭：2016世界縱觀

2016年的到來伴隨著中國股市的暴跌，全球投資者為之恐慌不已。這種緊張形勢折射出資產階級對世界經濟陷入新一輪衰退的擔憂。資本主義是一部繁榮與衰退交替上演的歷史。這種循環將持續到資本主義終結的那一天，就像一個人在死亡之前仍然呼氣和吸氣一樣。不過，在此之外，我們需要辨認出較長的歷史階段內發展或衰退的大趨勢。每一階段都有各自的不同特征，這些特征會對階級鬥爭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及其當代的模仿者們試圖通過一種較為機械的方式來詮釋資本主義的發展 。當下，康氏的理論正變得流行起來，因為該理論預測每一次經濟衰退之後必然伴隨的是一段長期的復蘇過程。這樣的預測對那些拍破了腦袋想要理解危機的本質並且尋求解決之道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可謂是：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當今世界正處在經濟、金融、社會、政治、外交以及軍事等等全方位的危機之中。危機的主要原因資本主義無法在世界範圍內發展生產力。經合組織（OECD）預測未來五十年之內世界經濟不會有快速的增長。繁榮與衰退的循環將會繼續，但是經濟發展總的趨勢是不斷下行的。在這種大環境下，人民群眾將不得不面對數十年的經濟停滯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情況將會更糟——階級鬥爭的火焰將因此燃遍世界。

新一輪經濟衰退

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的虔誠策士都得出了和馬克思主義者相同的結論，盡管他們慢了幾拍，並且視角仍然被自身階級所局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悲觀情緒從他們自己預測的經濟“長期停滯”這點上看就可見一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說，全球的經濟危機將比之前出現的間歇性混亂更為嚴重，大多數主要的經濟體應該做經濟長期處於低增長狀態的准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道確實令人沮喪。他們已經數次降低了對經濟發展的預期。在有關2012年的經濟預測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評估了各國經濟發展狀況，到202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將下降6%，歐洲下降3%，中國下降14%；新興市場也會下降10%，世界經濟整體將下滑6%。在過去的四年裡，工業國家的增長率也沒有超過2%。

相比於從2001年到2007年發達國家2.2%的長期增長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從2015年到2020年，這一增長率平均下來將下降到僅僅1.6%。當然，這是假定了在此階段內不會出現大的滑坡，但是這種假定恰恰是很難成立的。無數種跡像表明，世界範圍內將會出現新一輪劇烈的經濟衰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克裡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說：“雪上加霜的是，中期增長前景也變得更為艱難。我在一年前確切提到了‘新型平庸化’這個趨勢，即長期的低增長的風險正日益逼近。高負債，低投資和脆弱的銀行將繼續給發達經濟體增加負擔，尤其是在歐洲。並且許多新興經濟體在危機後的信用和投資繁榮後，也將持續面臨產業結構的調整。

拉加德警告，中國經濟的放緩將對那些嚴重依賴中國對他們原材料需求的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她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可能會出現商品價格走低情況，尤其是大量出口的生活日用品。她很怨念低迷的生產率阻礙了經濟的增長。但是這樣的解釋卻也什麼都解釋不了。

拉加德還警告說，“危機正在日趨嚴重，我們需要新的策略。”不幸的是，她也無法告訴大家新的策略究竟是什麼。但是國際貨幣基金仍然只能拿出他們舊時的策略老調重彈：呼吁新興市場的政客們“實施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通過外國資本家的掠奪打開他們的市場，使國有財產私有化，勞動力市場更加的“靈活”：即拿工作，工資和工作環境開刀。

危機的本質是生產性投資——這是任何繁榮的關鍵——在不斷萎縮。盡管不景氣的經濟正處於緩慢恢復之中，但是投資支出估計比危機前的水平還要低。這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達到它所能承受的極限，或者說其實早就超出了。這從上一階段遺留下的堆積如山的債務可見一斑。多少年來，跨國公司往“新興經濟體”大把砸錢，但鑒於生產過剩對經濟的影響，最近也放緩了速度。

資本家已經對制度失去了信心。他們坐在數以萬億計的美元堆上盤算著怎麼把錢用出去。不過，當他們連現有的生產力都消耗不完的時候，再大筆投資去促進生產又有什麼意義呢？投資的減少同時也意味著勞動生產力的停滯不前。美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僅為0.6％。資本家的投資只是為了獲取利潤，但那必須建立在他們出售的商品擁有市場的前提下 。而他們不願投入足夠的資金來發展生產的根本原因，就是目前全球範圍內的生產過剩危機。

資本家們正競相在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降低勞工實際工資，以此來促進生產，而不是向新工廠，機器和技術投入資金。然而一味減少需求只會加劇矛盾，反過來導致投資的進一步萎縮。

根據國際貨幣組織的預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2015至2020的年均潛在產出增長率在1.6％左右。這比過去七年的發展速度略有提高，但比起蕭條期前潛在產出每年2.25％的增速，也還是差得遠了。而即使是這個數據，相比現代工業，科技和技術的巨大潛能，也是少得可憐的。反觀當下，經濟在龜速前進，發展前景不甚明了。

下跌的物價和低利率，這在平時是喜聞樂見的，現在卻成了致命的危險。它們是經濟停滯和需求萎縮的反映。利率在過去的十年裡不斷下降，已經跌到谷底，甚至變為負值。據英格蘭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霍爾丹（Andy Haldane）所說，這已經是5000年來所達到的最低利率了。

低增長，低通脹和零利率構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長期經濟停滯的基本特征。工業化經濟體的經濟引擎很難在這樣緩慢的速度下運轉下去，那樣不可能維持太久。一些資本家的謀士們認為，當今全球經濟面臨的危機要比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來得嚴峻。

霍爾丹於2015年9月的所做的講話很准確地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擔憂。他警告說，“近年的動蕩說明我們陷入了危機三部曲之中：其一是2008-2009的盎格魯-薩克森（意指以北美為主的）危機，其二是2011-2012的歐元區危機，其三便是我們當前正在經歷的新興市場危機。”

資產階級的問題在於，他們對如何走出衰退或者減弱其影響已然是黔驢技窮。當下一輪衰退來臨（不是來不來，而是何時來）的時候，他們是真心缺乏應對的手段。因為利率已經很低很低了，而不斷上漲的債務必然導致貨幣大水漫灌停不下來。馬丁·沃夫（Martin Wolf） 不情願地承認，“我們找不到能夠應對當前形勢的手段。”

全球債務與金磚四國

危機以來全球債務不斷攀升。目前只有少數地方得到了金融救助。債務水平可謂是史無前例的。政府債達到了和平時期（戰爭除外）的最高點，家庭債和企業債則達到歷史新高。危機爆發前，各國的債務均處在上升狀態。2007年美國的債務達到了GDP的 160%，英國則為200%。葡萄牙2009年的數據為226.7%，2013年仍高達220.4%。目前美國的總債務達到了GDP的269%，歷史上只有一次達到過這麼高的水平——處於大蕭條的1933年左右的數據為258%，之後迅速跌落到180%。

撙節政策的全部目的就是要降低債務水平，特別是國家債務。然而現實的情況差之千裡。2015年2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顯示，自2007年以來，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從GDP的269%增加到了286%。世界經濟的各個部門的債務都在上漲，政府債增長尤為快速，年均增速為9.3%。每一個國家的國債（或稱“杠杆”）都不斷攀升。少數幾個依賴中國或者石油價格的國家雖然一度降低了自身的債務水平，但是好景不長，近兩年來債務下降的勢頭戛然而止。世界經濟被沉重的債務大山壓的喘不過氣來，陷入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停滯的兩難境地。

所謂的金磚四國經濟體正面臨危機:巴西、印度和俄羅斯都在困難之中。事實上,巴西和俄羅斯經濟都在衰退。所謂的新興市場的經濟放緩程度將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劇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這些經濟體的潛在經濟產出雖然在通往危機的路上仍然會擴張，但其增速將從2008-2014年間的6.5%在未來五年內下降為5.2%。

這些經濟體的增長，是阻止2008年的金融危機發展到讓世界經濟陷入更加深度衰退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過去的五年裡，所謂的新興市場占了全球經濟增長80%的份額。這些市場，尤其是中國，在經濟衰退之前和之後都起到了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作用。先前當西方盈利渠道匱乏的時候，他們是一片重要的投資天地。

但是現在形勢發生了逆轉。新興市場從支撐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要素，變成了可能會拖累整個世界經濟的威脅。不僅僅是傳統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大幅上升，新興市場的債務也膨脹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麥肯錫公司的研究表明，新興市場的債務總額上升到2013年底的49萬億美元，占2007年以來全球債務增長的47%，是2000年到2007年間其占全球債務增長份額的兩倍多。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外彙儲備(資本流動的關鍵指標)來看，2014年的新興市場遭遇了自1995年來的首次年增長下降。這些資本流入市場就好像血液流向一個需要輸血的人。沒有一個穩定的資本流動，所謂的新興經濟體在投資基礎設施和擴大生產時將沒有錢來支付他們的債務和財政赤字。

英國廣播公司（BBC）還引用來自國際貨幣和銀行業研究中心(ICMBS)的數據稱:

“自從08年以來，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推動了債務的上升。以中國為例,其債務上升幅度高居第一。若不包括金融企業，中國的債務已經增加了72個百分點水平，遠高於其他新興經濟體。報告還提到，土耳其、阿根廷和泰國的債務也有顯著的增加。”

報告的作者對新興經濟體感到非常擔憂：“他們也許就是下一次危機的震中。盡管發達市場的杠杆水平較高，最近在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的杠杆化速度也著實令人憂慮”

最重要的一些資本外流來自於快速堆積債務的國家。舉例來說，2007到2013年間，韓國債務占GDP比例增加了45%；與此同時，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台灣分別經歷了83%，49%，43%和16%的債務增長。

這些經濟體增速減緩或者正在經歷一個經濟衰退期，未來更猛烈的經濟衰退正在醞釀。

中國的困境

最嚴重的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個急劇減緩的時期。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減緩一方面是因為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需求的持續衰落，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衰退。這種情況一定會轉化為世界貿易的嚴重萎縮。辯證地看，每件事都是相互聯系的(事物是普遍聯系的)，所以，疲軟的需求和市場導致疲軟的生產和投資。疲軟的投資使得復蘇乏力，這反過來使需求更為疲軟。

中國工業的爆炸性增長可以從2010到2013年的統計數據中看出來，中國消耗了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都還多的混凝土。但是中國工業巨大的生產能力並沒有世界範圍內的需求增長來與之相應，因此產能過剩危機就成了命中注定的結果。

2007年之前，全球的需求被信貸和房地產驅動，特別是在美國和西班牙。這種模式破產了，需求被中國所取代，因為它在基礎設施建設和銀行貸款方面投入了數十億。超過4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由投資構成，這增進了生產力，拉高了對原材料的需求，但也積累了巨量的過剩產能。

西方泡沫的破裂開始於2008年，中國政府不得不抽出大量資金來刺激經濟，這反過來導致了在中國經濟的各個層面出現了巨大的投機泡沫和巨大的債務積累。這個泡沫正處在破裂的過程，其影響是深遠的。中國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即長期經濟停滯的道路。中國經濟的減緩，反過來意味著商品價格的雪崩，重創了“新興經濟體”。更重要的是，中國代表16%的世界總產值和30%的世界經濟增長量，當中國經濟減速，世界經濟也減速。

中國的產能過剩正在鋼鐵及其它工業產品中漫延。資本市場已經產生了大量的債務累積，人們擔心過熱的資本市場將會崩潰。超過一千個鐵礦礦井正處於崩潰的邊緣。《金融時報》預測：“為了盡力平衡經濟，使經濟增長由投資支撐轉向由消費支撐，中國潛在產出的增長可能縮減得尤為厲害。”

中國總理李克強告訴美國大使，他通過三個指標來判斷經濟增長：電力消費，鐵路貨運量以及銀行貸款。基於此，利用這三部分的經濟數據，法托姆咨詢公司（Fathom）的經濟學家編輯了一個“中國發展指標”。這個指標顯示，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速可能低至2.4%。鐵路貨運量急劇下降，電力消費實際上變化平平。增速下滑導致的結果是，在過去的十二個月裡，中國已經六次下調利率。同時，中國也在使人民幣貶值以刺激出口，這加劇了它和美國的貿易衝突，並且在其它地區制造著不穩定因素。

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已經衝擊了所謂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那些嚴重依賴中國的。對於中國增速放緩的擔憂，也在中國國內體現出來了，尤其是股票市場的下跌。當局用2000億美元介入以穩定市場，但最終也不得不放棄。恐慌情緒已經籠罩了投資者。“如果我們不進行改革，中國經濟將緩慢走向崩潰”，北京一所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陶然說道，“我們過去二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成果將毀於一旦”

日本第二大證券公司——大和公司的研究部門，做了此前無人涉足的研究並發布了一個報告，在報告中，它認為全球經濟崩潰，是不折不扣地由中國經濟災難引起的，這還是最好的情況。報告還說，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將是“有史以來最嚴峻的”。

世界貿易

對世界經濟最嚴重的威脅是再次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世界貿易在過去幾十年的增長以及國際分工的深化（“全球化”）充當著世界經濟的發動機。通過這些方式，資產階級在局部以及一個短暫的時期克服了民族國家的界限。但現在所有這些因素都轉向了反面。

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歐盟，歐洲的資本家（最初被法國和德國領導，現在被德國獨自領導）試圖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只有一種貨幣——歐元的市場。馬克思主義者者們預測這將會失敗，並且第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將會導致舊的民族分裂與敵視衝破統一市場關系的掩蓋而沉渣泛起。

歐元相對美元急速貶值的危機反映出了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希腊的經濟危機只是歐元瓦解和歐盟分裂的一個最明顯的表現。這樣的發展將會對全世界的經濟產生很嚴重的影響。這就是奧巴馬催促歐洲各國不惜一切代價解決希腊經濟危機的原因，他明白歐盟的解體將會導致美國自身的危機。

2015年標志著連續五年的新興經濟體的平均增速的下降，世界經濟的發展由此被拖累。在2008年之前，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世界貿易總量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在這之後的３年，增速下降到了２.４%，在2015的前六個月，它經歷了自2009年以來最差的表現。

在過去，貿易是促進生產的一個主要因素，但現在不再是了。從2013年開始，每1%的全球經濟增長只產生了0.7%的貿易增長。在美國，從2000年起制造業的進口占GDP的份額就再也沒升高了，而在這之前的10年裡該份額是翻了倍的。

結論是毫無疑問的：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在變慢。經濟增長的引擎——世界貿易，正在停轉。世界貿易總額在2015年的5月下降了1.2%，在2015年的前五個月下降了4%。多哈回合談判已經持續了14年並且實際上被放棄了。相反美國正在圍繞自身的帝國主義利益建立一個地區性的自由貿易同盟。相關國家最近在協商簽署泛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參與國共占世界經濟總量的40%，但是這充滿了爭議。這需要被眾多國家批准，包括美國，能否達成仍未可知[1]。奧巴馬面臨著議會的強烈反對，該協議可能不能在他在任期間被批准。

不平等

馬克思預言的資本集中程度已經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它已經創造了空前的階級不平等。龐大的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真正地能夠掌握全世界人命運的富人手裡。

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過多地承擔了危機的後果。他們是最先被解雇的，也是工資降得最厲害的。危機加重了不平等和性別歧視，在人民中的落後階層中滋長了對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仇視和不滿情緒。

年輕人正在經歷幾代人以來最慘淡的經濟前景。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承認這一點。年輕人收入和就業率下降得最厲害。年輕人接受的各階段教育都受到了削弱，為了金融資本的利益，教育事業被無情削弱和私有化了。大學正越來越成為少數特權人群的保護地。

大部分年輕人沒有了上升機會，而在過去這些機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引起社會不穩定並引發社會爆炸的主要原因。在所謂的阿拉伯之春中，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世界各地也到處在醞釀著類似的暴亂。

放眼世界，滿是窮者越窮，富者越富。反貧窮的慈善機構樂施會發表的報告表明，世界上最富的1%人口占全部財富的比例，從2009年的44%提高到了2014年的48%，然而，最窮的80%的人只擁有5.5%的財富。2015年底，最富的1%所擁有的財富（50.4%）已經超過了剩下99%的人口所擁有財富的總和。

資產階級中的開明人士深諳貧富分化對其制度的威脅。經合組織指出經濟問題之外不能忽視的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執行理事Winnie Byanyima指出，2008-2009大衰退之後的財富集中是“危險的和亟需逆轉的”。

善意的改革家敦促各國領導人解決不平等、歧視、社會排斥以及氣候變化和其他人類面臨的迫切問題。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樣的奇跡如何實現卻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一個接一個的峰會和會議，一個接一個的演講，一個接一個的決議。但什麼都沒有改變。

永久性撙節

可以預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濟衰退將伴隨若干的微弱增長周期，同時經濟困境也將愈演愈烈，換句話說，永久性撙節將成為常態。這是戰後五十年時間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從未經歷過的新景像。其政治後果也將大為不同。

我們已經說過無數次，資產階級每次維持經濟平衡的努力都會破壞社會和政治的平衡——這正是世界範圍內正在發生的狀況。持續的經濟衰退創造出新的經濟困境，並衝擊著舊有的平衡。過去被認為一成不變的東西消逝了，現有的社會狀況及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遭到了廣泛的質疑。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超過61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了。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估計，未來五年失業人數仍將不斷攀升，到2019年將超過2.12億。ILO認為“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特征是低增長率、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混亂”。如果我們把那些在非正式部門的邊緣就業人群計算在內，世界失業人口將不少於8.5億。這個數字本身已經足以證明資本主義已成為社會發展難以容忍的障礙。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通過削減工資和養老金來降低危機期間累積的債務水平。然而撙節政策在大幅降低生活水平的同時，卻沒有對債務積累如山的情況造成實質性的改觀。群眾在過去七年所被迫承受的痛苦犧牲並沒能消除危機，相反的是，情況卻越來越糟。

不管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正統的貨幣主義者都黔驢技窮了。已經相當難以承受的債務水平仍在無情地上升，經濟增長因此步履維艱。政府和公司正試圖把負擔轉嫁給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來降低自己的債務水平，而這樣做必然加劇社會關系的緊張，並促進各階級的政治覺醒。

[1] 2016年2月4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12個國家在奧克蘭正式簽署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協議。（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