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研究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 Share Tweet（按：本序文原著於1999年5月，摘自艾倫．伍茲的重要著作《布爾什維克黨史：通往革命的道路》（History of the Bolshevik Party: Bolshevism - The Road to Revolution），全書檢視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如何在俄國凝聚成一股馬克思主義革命勢力，並探討了當今革命家們可以從中學習到的組織建構教訓。全書將於日後翻譯。譯者：《火花》編輯部）我們為什麼要研究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布爾什維克黨史：通往革命的道路 》作者序 「1917年，俄國經歷了她最大的社會危機。然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以所有的歷史教訓為鑑，如果沒有布爾什維克黨，那麼群眾們那無可計量的革命能量，將毫無成效地成為零散的抗爭爆發，而巨大的革命浪潮將會葬送於最嚴酷的反革命專政手上。階級鬥爭是歷史推進的原動力。它需要一個正確的綱領、一個堅實的政黨、一個值得信賴且果敢的領導階層，這個領導階層並不是那些安坐在別宮以及在議會滔滔不絕的大英雄們，而是那些準備好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革命家們。這才是十月革命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托洛茨基，《1935-1936年文集》（Writings: 1935-36）， 英文版第166頁，譯者自譯）革命，就定義而言，代表著一個轉捩點，為人類發展提供強大的推動力。不論任何人去如何看待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其所帶來的巨大歷史意義都是不容置喙的。自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它就決定了整個二十世紀內四分之三以上的歷史發展。就是在千囍年之際的現在，整個世界依舊從根本上感受到十月革命的餘波。因此，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既不用辯解什麼也不需要內疚什麼。研究十月革命是屬於巨大歷史轉捩點的範疇，我們必然要了解其前因後果，就如同我們在談及英國的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革命或法國大革命一般。俄國十月革命與歷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有許多相似之處。有時這些共同點是幾乎不可思議的，我們甚至可以談及劇中主角的人物性格，像是英國查理一世、法國路易十六、沙皇尼古拉斯的相似之處，以及他們都為政治利益而從外國迎娶各自的王妃。但除開所有的共同點，布爾什維克革命與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有一個根本上的不同。不同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可以藉由生產力自發性的發展而崛起。做為一個生產系統，資本主義不需要群眾有意識的介入。而市場的功能同樣的，如同一座蟻丘或者是動物界其他的自我組織社群，也就是說，是盲目的並且自動化的。事實是，這樣的情況發生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失調的、混亂的生產方式下，而無止盡的浪費以及毫無效率，讓人類蒙受了最大的折磨，而這些折磨對資本主義來說卻都是無關緊要的。資本主義的「運作」（而它也確實這麼運作了大約兩百年）不需要任何人類的控制或計劃。要造就這樣的一個系統，不需要特別的洞察或理解。這個事實關係到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根本上的不同。社會主義之所以不同於資本主義，在於不像後者，社會主義需要工人階級本身對生產力自覺的控制與管理。沒有了群眾自覺的介入，社會主義是無法運作的。因此，社會主義革命在性質上不同於資產階級革命，是因爲它只能由工人階級自覺的運動所帶來。社會主義講求最完全的民主，否則它什麼都不是。從最初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工業、社會以及國家的運作就必須牢牢地掌握在工人的手裡。在管理與監督上，群眾的參與程度會是史無前例的活躍。在這樣的方式下才能杜絕官僚的崛起，以及為社會主義的運動創造各種合適的物質條件，而一個更高層次的社會是藉由廢除剝削、壓迫、限制而成型的，因此，還要將「國家」，這種野蠻的遺產逐漸地滅絕與消亡。此外還有另一個不同的地方。為了奪取政權，資產階級會動員群眾來對抗舊有的社會秩序。而以建立統治地租、利益與利潤的這些必要條件，用來做為宣揚動員群眾口號的基礎，當然是不可想像的。反之，資產階級會將自己包裝成是所有人類受苦者的代表。在17世紀的英國，克倫威爾的革命是以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王國之名發動的。在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標榜自己就是理性統治的代表。許多人們毫不遲疑在這些旗幟下戰鬥，誠摯地相信這些承諾會成真。如果沒有產生對革命事業正當性的堅定信念的特殊動機，群眾是不會賭上一切來對抗所有陳腐之物的。這些資產階級所宣揚的革命目標，每次的結果都只是單純的泡影。在那時的歷史階段，英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實際內涵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如此而已。由於資本主義體制以上述的那種自動性的方式活動，人們是否了解它是如何運作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本書《布爾什維克黨史：通往革命的道路》（Bolshevism: The Road to Revolution ），並不像其他討論這個主題的著作，以將這次革命視為塵封於過去的事件為出發點。正好相反。現今世界局勢更加證明了，過去資本主義曾經扮演的進步角色，在現代社會已經站不住腳。而在世界範圍內，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已然成熟。打造一個充滿著先前不可想像的富足世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無可計量的人們還生活在困境中。放眼當今世界，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書特別與現代息息相關。大銀行、壟斷資本與跨國企業公司的權能從未如此的巨大。而如同過去腐朽君主專制者們，他們也沒有乖乖交出政權的打算。人類進步的首要條件就是擊碎這些現代土霸王的權力。為了達成這個首要條件，要先從打倒並推翻在現代社會握有實權的階級的抵抗開始：那些不止是經由他們的經濟實力，更經由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統治與對文化的壟斷，來進行統治的銀行家與壟斷資本家們。為了達成這些任務，工人階級不但必須組織一個政黨，還需要一個夠格的領導階層。不同於過去17、18世紀英國和法國的革命家們，現代工人階級要改變社會，只能依靠他們對自身所生存的世界的科學了解。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就是這樣真正連貫且科學的社會主義。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就提供了我們一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的示範。在所有史冊的記載內，恐怕是找不到另一個如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其支持者能在短短九個月內，由8000人成長到超過250,000人，這樣劇烈發展成長的例子。這樣的成就絕不是由自發性運動的蔓延所能達成的。能有這樣的成果只能歸結於在數十年間耐心的政治工作，由幾個微小的政治圈子開始，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在當中偉大的進展也伴隨著苦澀的敗北、失落、絕望。每個人不論男女，人生中都有過類似的時刻，這些經驗的總和就是生活本身，每個人所克服的生命中的難題，以及在各種困難的環境中學習到的教誨，都是每個人用以成長發展的食糧。這對一個政黨來說也是如此。但每個人也都從別人的經驗與知識吸取寶貴的教訓。但如果我們都持續對週遭所積累的知識視而不見，日子不也會變得困難許多？同樣的，學習其他國家工人階級的集體經驗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我們也要避免過去曾犯下的種種錯誤。就如西班牙裔美國哲學家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所說的：「那些拒絕學習歷史的人，將會被迫重蹈歷史的覆轍。」我們需要一個革命政黨嗎？我們需要一個革命政黨嗎？過去一百年以上的階級鬥爭歷史已經回答了我們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絕不否認歷史上個人作用的重要性，但只有解釋了個人或政黨的作用，是受到一定的歷史發展、客觀社會環境的約束，以及最後總結下來，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而這並非是指，群眾們只是被「經濟決定論」盲目操作的傀儡——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們都是這樣指控的。馬克思與恩格斯都解釋過，群眾會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不會是完全自由的動力，而是以當時他們所處的社會基礎去創造歷史。重要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包括理論水平、技巧、勇氣，以及決心，能在一定情況下決定成敗。在人類歷史上的關鍵時刻，領導階層的素質可以成為決定成敗的因素。這樣的歷史時期並非有固定的模式，而只有當隱匿起來的各種矛盾經過漫長歷史才慢慢地成熟起來，用辯證法的話來說，就是量變產生質變。雖然單獨的個人無法用意志的力量改變社會的發展，其主觀因素的作用在人類歷史上還是十分重要的。革命政黨與其領導階層的存在，對於階級鬥爭的結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同在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時，軍隊與其將領們的素質有多麼重要。革命政黨不能是臨時間拼湊起來的，正如軍隊的將領不會是在戰爭爆發時才臨時徵召的。革命政黨的籌措，需要有系統地、年復一年甚至數十年的準備。這份教訓已經被整個歷史所驗證了，尤其是二十世紀的歷史更是如此。偉大的德國革命家與工人階級的烈士盧森堡（Rosa Luxemburg）不只一次的強調：群眾的革命主動性是驅動革命的動力。在這點上，盧森堡絕對是正確的。在革命的過程中，群眾會以飛快的速度來學習。但一個革命情勢，就本質來說，並不會持續太久。社會本身不會一直處於激烈蘊釀的革命情況下，而工人階級的行動也不會持續處於白熱化。機會與情勢都是稍縱即逝的，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去實驗什麼，或讓工人階級在背叛與錯誤中學習。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一棋失著便可能全軍覆沒。因此，有必要將群眾的「自發性」運動與組織、綱領、觀點、策略以及方針結合起來，也就是，與一個由有經驗的幹部所領導的革命政黨結合起來。一個政黨不只是一種組織形式、冠名、揮舞著的旗幟、單獨個人的集體，又或者只是一部政治機器。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一個革命政黨，首重其綱領、方法、理念與傳統，其次是將理念帶給廣大工人群眾的組織或機構（但也毫無疑問是十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草創時期，就必須以總結了所有無產階級歷史經驗的理論與綱領為基礎。沒有這些基礎，這個政黨便毫無用武之地。革命政黨的建立，總是伴隨著集結與教育革命幹部，這樣冗長卻又細致的政治工作。而這些革命幹部們，將作為整個革命政黨的生命歷程中的骨幹。這些是我們所面臨的難題的前半部，而且僅僅是前半部而已！難題的後半部更加複雜了：如何讓我們的理念與綱領與群眾連結？這絕不會是個簡單的問題。馬克思曾解釋過：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任務。而工人大眾往往以他們的經驗來學習。工人階級不是透過書本學習，絕不是如中產階級所信口胡謅的是由於他們缺乏才智，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去閱讀理論，但偏偏文化的精進與閱讀的習慣都不是自動擁有的，而是需要後天培養的。當一個工人從工地或生產線工作八到十個小時下崗後，回到家時無論身體或精神都已是疲備不堪，一整天下來最後還得拿起書本學習理論或者參與討論會？任誰都會覺得「這些事還是給懂的人去辦吧」。但如果發生了罷工，那工人階級的心理也會隨之轉變。而革命，就像是一整個社會的大罷工。群眾們在革命中會想去理解：「發生什麼事了？」、「該如何學習？」、「該如何思考？」、「該如何行動？」。當然，群眾們的行動若少了經驗、策略與方針上的知識以及正確觀點，就會發現：統治階級們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代表們，都有足夠多的經驗應付各種情況，而在他們面前，工人階級的運動是處於劣勢的。統治階級掌握了各式各樣的武器，即他們對國家、軍隊、警察與司法體制、媒體與其他大型傳媒的控制。統治階級掌握這些有力的機構，以用來捏造民意、製造誹謗、公然說謊、並對特定人物以暗殺做為處決。另外還有一些武器與輔助用的權能，如：對各級學校體系的控制、組建一支包括了教授、經濟學家、哲學家、律師、僧侶，訓練有素的「專業」部隊，還有願意對他們所謂的「道德」生吞活剝的人，他們也聯合起來保衛他們的「文明」（即他們的特權以及他們的主子），來對抗「混亂的暴民們」。工人階級不會輕易地就達到需要發動革命的結論。如果是如此的話，那建立一個革命政黨的任務就變得多餘。如果工人運動是以直線性發展的，那改變社會的任務就再簡單不過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經過一段非常長的歷史時期，工人階級們才從中理解到成立組織的重要性。透過各種工人組織的建立，包括工會在內，以及更高層級的具有政治性質的組織，工人階級將自身作為一個階級的獨立性表現出來。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由一個「在己」的階級（Class in itself）轉變成一個「為己」的階級（Class for itself）。這樣的發展，會經由渡過所有鬥爭的歷史階段後發生，在那當中不只是那些或多或少已經覺悟的行動者參與了階級鬥爭，還有「政治上尚未啟蒙的群眾」，而這些群眾通常都是以大事件的發生為基礎，才醒悟過來主動參與政治生活（哪怕只是加入工會也好）。以巨大的歷史性事件為基礎，工人階級開始創立大型群眾組織來保衛自己的利益。這些歷史悠久的組織（工會、合作社、工人政黨）代表了舊時代中新社會的起點。而這些組織則服務於動員、組織、訓練和教育工人階級。對於剛覺醒並開始政治生活的群眾，必定會要尋找一個能保衛其利益的政黨。這個政黨必須要堅決且大膽，但也要能表現出它是具有遠見的，才能在任何階段指出前進的方向，宣揚與實際情況聯結的符合時宜的口號。但如何確定哪個政黨和哪個綱領是正確的呢？市面上的政黨與綱領可是多如繁星！群眾們除了在實踐上去試驗各個政黨與綱領外，沒有其他捷徑。這樣漸近式且重複性高的過程同樣是費時費力的，但卻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任何一場革命（不只是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有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以及17世紀的英國內戰革命）我們看到類似的過程：革命群眾們透過循序漸進測試中的過程得到經驗，找到最堅定革命的一方。每場革命的歷史都是由各個政黨與領袖的興衰所描繪出的，在這個過程中，越激進的趨勢總是將越保守的趨勢取代掉，直到革命運動進程完結為止。在整個浩大的工人階級運動歷史裡，要找到如1917年前的布爾什維克黨一樣，如此豐富且精彩的歷史是不可能了。這段歷史橫跨了三十多個年頭，同時包含了從馬克思主義小圈子發展到一個革命群眾政黨的每一階段，歷經所有合法與不合法鬥爭的時期，中間還發生了三次革命，爆發了兩次國際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面對為數眾多的複雜理論問題的鬥爭，而這些理論鬥爭不只在是文墨筆戰，在實踐上也是如此，其中包括：個人恐怖主義問題、民族與民族自決權問題、農民問題、帝國主義問題、國家問題。同時，再也找不到如同這段時期，這麼豐富及巨大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寶庫。兩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革命家：列寧與托洛茨基，這兩人的文章著作所討論的問題範圍可謂包羅萬象，並極具其深度。然而任何讀者要想了解這段歷史時，不免都要遇到一個難題：幾乎所有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的著作，都出自於它最堅定的敵人們。當然這當中還是有少數令人讚歎的例外，如法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皮埃爾．布魯埃（Pierre Broué）與比利時的馬賽．利布曼（Marcel Liebman）。除此之外，我們找不到能值得我們不怕一切麻煩去研讀的布爾什維克黨歷史了。然而雖然布魯埃與利布曼的著作中所主要研究的問題與本書的稍有不同，但還是非常推薦閱讀的。對於本書所十分關注的主題，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前，他們是如何為掌握政權的任務做準備的，這點在他們兩位的著作裡只是稍微著墨。關於本書本書的作者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維護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的理念，我將成年後的人生獻給了為這些理念的鬥爭。做出這樣的聲明，並不會讓我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反而正好相反。就我的立場而言，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不僅僅是學術上的研究，還是與現今世界相互呼應的活生生的事物。我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認識不只是限制在書本上的知識。四十年積極參與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經驗，提供了作者許多洞見，而這些洞見絕不是只是把其當成學術興趣就可以擁有的。當考茨基（Karl Kautsky）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時，曾寫下可說是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最佳範例的著作《基督教之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在此著作裡，考茨基描述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運動，而這樣的描述，只能是經歷過並掌握了當年還是英勇果敢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嚴苛的地下工作環境下，還能與當時德國的《反社會黨人法》進行鬥爭的親身體驗，才有可能給出的。誠然，這兩個革命運動之間的社會內容和歷史時刻的發展是截然不同。儘管如此，在這兩場革命運動的相同之處，就和它們的相異之處一樣引人矚目，都是受壓迫者們起身反抗強大的國家。我的個人經驗，使我對俄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者所遭遇的許多情況非常熟悉：除了在英國工黨運動內所做的馬克思主義理念的鬥爭外，還有1968年法國的五月學潮、1975年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在西班牙度過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專政的最後幾年、在智利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專政的眼皮下展開的地下工作...等等的這些經驗，都為我提供了充足的機會，可以直接且準確地觀察到布爾什維克在與沙皇政權的長期鬥爭中，所面臨的那些情況。此外，我還有與拉丁美洲以及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家們，多年共同參與政治工作的經驗。特別要指出的是巴基斯坦，在那裡所呈現的半封建社會特質與沙皇時期的俄國讓人意外的相似。另外，我在三十年前留學於蘇聯時，也將當時所獲取的許多材料用來撰寫本書，當時我還與曾經參加過布爾什維克黨的人們面對面談論過，包含了當年在十月革命後，於克里姆林宮擔任過列寧秘書的兩位女士。我相信，這些經驗都提供了我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真實本質的洞見。最後，對於泰德．格蘭特（Ted Grant），這位我近四十年的同志、摯友與導師，只能說我虧欠他太多了。我認為，泰德．格蘭特不只是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在世繼承者，也是與過去的偉大革命傳統：左翼反對派與布爾什維克黨，與這兩者之間所剩無幾的直接聯繫。多虧有他過去六十年間的政治工作，兩位十月革命的理論家與實際上的領袖：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理念，才得以維持活性、延續並發展下去。本書的用意，將是與泰德．格蘭特以追尋考察在十月革命後俄國所發生的所有過程而寫下的《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Russia: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做為它的姐妹作而出版的。我相信，這兩本著作將會提供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俄國十月革命的最初到今日，一份最完備的歷史回顧與分析。我意識到，本書並不會像一般研究布爾什維克的學術人士一樣「宣佈作者的中立立場」。這是非常遺憾的，因為絕大部份的人儘管表面上表現得公正無私，但事實上卻完全出於對布爾什維主義和革命的偏見，甚至是以完全敵視的動機在行動的。此外，對於明確的立場也不能失去客觀性。一名外科醫師對於拯救病人性命是非常關心的，正因如此對病人的存亡不保持中立態度，才要極度小心的剖析病人各層次的身體狀況。我嘗試要以深思熟慮的態度來客觀地處理這個主題，因爲本書的目的，正是要讓新時代的年輕人們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經驗中吸取各種教訓。過度美化各種問題、困難、錯誤，都是愚蠢且毫無建設性的。當年克倫威爾對於自己的肖像畫，曾對畫家嚴正的叮囑：「我是什麼，就畫什麼！無論所有疙瘩和一切！」。同樣誠實的態度與同樣直率的現實主義，都表現在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思想上。當他們犯錯時，他們都承認這些錯誤而不粉飾太平。列寧自己也都承認他們犯了「許多錯誤」。這些都和斯大林主義者的「歷史表述」相去甚遠。在這些錯誤的「表述」裡，給了布爾什維克黨總是正確且永不犯錯的偽造形象。本書將要描繪出布爾什維克主義堅毅的一面，但也絕不隱匿它的各種問題。這樣做，並不是對列寧主義事業的過去，而是會對它的現在與未來造成嚴重的傷害。為了讓新時代的年輕人們都能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中學到東西，「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什麼，就寫什麼！無論所有疙瘩和一切！」，我們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我刻意地且儘可能多地使用來自非布爾什維克的資料，特別是孟什維克的作家們：丹（Fyodor Dan）、阿克雪里羅得（Pavel Axelrod）、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以及「經濟主義派」的阿基莫夫（Vladimir Akimov）。還有幾個批判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資產階級作家，也提供了許多相關的資料。書籍方面，像是萊恩（David Lane）關於早期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著作，或羅伯特．麥基恩（Robert McKean）的《St. Petersburg Between the Revolutions: Workers and Revolutionaries, June 1907-February 1917》就包含了不是別處就能簡單找到的珍貴材料。麥基恩的著作，毫無疑問是1917年之前布爾什維克的實力誇張化的解毒劑，如果其作者沒有受到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敵意之影響，這本書會更有參考價值。至於其他的著作內容其參考價值就差遠了。然而在花費約三十年研究這些材料後，我得出如下結論：若要再現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那最好的材料只能是來自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文章著作。這些材料是取之不盡的訊息和思想寶庫，並以嚴謹的態度共同構成了整個時期俄國和世界的詳盡歷史。而難題就在其材料之多，單單是英文版的列寧全集就有45卷，加上俄文的10卷。托洛茨基所寫下的文獻可能還要更多，但他的著作在出版發行上實在過於分散。他那傑出的自傳《我的生平》（My Life）、曠世巨作《俄國革命史》（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被忽略的最後傑作《斯大林評傳》（Stalin），都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問題在於，那些對布爾什維克主義興致勃勃的學生們，如果要打算閱讀完這些研究材料，那得花上多少時間。因此儘管會使文章本身變得既冗長又拖沓，我依舊刻意保留了從這些材料中的從長的引用。但儘管有這些疑慮，對作者而言，就以兩個原因來說，這樣的作法看起來是很有必要的：第一，避免了引用的不確實而落人口實。第二，為了提高讀者們的興趣從而回頭去閱讀這些原作。因爲到頭來，閱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的原作經典依舊是無可替代的。沒有布爾什維克黨，沒有列寧與托洛茨基的領導，就算俄國工人們具有如何的英雄氣慨，也無法在1917年時奪取政權。這就是本書的中心課題。如果有人去檢視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就會看到當中整個血腥且悲慘的失利。如果我們不談巴黎公社短暫且充滿英勇的篇章，十月革命是史上第一次工人階級成功推翻了他們的壓迫者，並著手進行將社會轉型為社會主義的任務。就如盧森堡所形容的：「這是屬於他們的果敢行動」，而俄國工人們也出色地成功了。這是屬於布爾什維克的，永遠不會被資產階級與他們的詭辯家們所原諒的「罪行」。直到今天，統治階級都活在對革命的致命恐懼中，並投注了大量資源要來打擊革命。在打擊革命的任務上，俄國斯大林主義的罪行倒是讓他們輕鬆不少。俄國斯大林主義官僚對列寧的理念的背叛，最終得出了屬於它的合乎邏輯的結論——在整個工人運動歷史上最最嚴重的背叛——蘇聯的解體，以及官僚統治階層要轉向到資本主義路線的各種企圖。在革命過去八十年後的現在，所有「十月」所取得的成果都被「自由市場」的野蠻所消滅並取代了。但對統治階級來說，推翻了十月革命還遠遠不夠。他們還必須肅清屬於十月革命的遺志，用不潔之物與謊言來湮滅它。為了完成這項卑劣的成就，資產階級需要那些渴望維護「自由市場經濟」（寫做「自由市場經濟」，讀做「大銀行與壟斷資本的統治」）的忠實學術派的效力。這也就解釋了對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盲目仇恨，仍然刻畫在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所有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寫作中，還隱藏在虛假公正的假面後。資產階級如何「解讀」十月革命蘇格蘭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撰寫關於偉大的英國革命家克倫威爾的文章時，曾抱怨在他下筆前，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垃圾山底下的克倫威爾給拉出來。所有的歷史都不會是毫無偏見的，而革命的歷史更是如此。自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黨以及它的領袖們，就遭到對革命抱有敵意的各方勢力明顯仇視、反對。這當中不只包括資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人，還有所有的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與半無政府主義人士，以及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那些藉由跨過列寧所建立的政黨的屍體，進而奪取政權的斯大林主義者。要從這些人的史料中找到稍微正經一點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是不可能的。雖然西方國家的大學院校不停的出版關於俄國革命運動的書籍，但卻沒有一本書能夠不展現出對布爾什維克的敵意，以及對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惡劣態度。西方國家史書對十月革命所給出的最普遍的解釋是，十月革命並不是一場革命，而是由少數人所發動的政變。但這樣的「解釋」卻什麼都沒有解釋。試問這要怎麼解釋這樣一小撮屈指可數的密謀者，其人數在當年三月時還沒有超過八千人，卻有辦法在短短九個月內帶領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暗示著列寧和托洛茨基肯定擁有什麼神秘的力量。但是要訴諸單獨個人的毫無根據的神秘力量來做為歷史事件的解釋，也只是再次為我們提供空話，只是將提問者導向唯一可以產生超然之人（也就是指，超自然的）特質的地方，也就是宗教和神秘主義的領域。我們絕不否認在歷史過程中個人的特殊重要性。而1917年的各種事件或許正是這個事實最驚人的證明，在當時的環境下，個人所扮演的角色絕對是決定性的。沒有列寧與托洛茨基，十月革命永遠不會發生。但這樣的說法還是不夠充份的。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與托洛茨基在革命運動中行動了近二十年，這其中更多的時候是無法發動革命的，且很長一段時間在群眾當中沒有任何影響力。因此將十月革命的勝利都歸功於列寧與托洛茨基的天縱英才（又或者是仁心或惡意，端看於你的階級觀點），完全就是無稽之談。要證明俄國十月革命在當時所引發的群眾高漲是幾乎史無前例的，有太多可以引用的材料了，不勝枚舉。還記得三十年前的我，當時還在莫斯科當研究生時，曾與一位歲數已高的女士有過一次對談，而這位女士當年曾以一名布爾什維克黨員的身份，在伏爾加河地區參與革命。我已經記不清在哪裡和她談話，也記不清她的名字了，但我仍記得她曾在斯大林的一個勞改營浪費了十七年的人生，和她一起受刑的還有許多布爾什維克。還有一件事我記得，就是當我向這位女士問及十月革命時，她用了兩個我無法恰當翻譯的詞：「Kakoi pod’yom!」，以及俄語的「pod’yom」，這兩個詞在英語中都沒有同義詞，但大概的意思是：「精神上的高漲」、「如此的上升」，但這樣來表達其真正的意思還是很拙劣的。這個詞要表達的，是遠遠超過大量群眾人數上的概算，更是要表達出人民群眾中對於擁抱革命的熱忱——不只侷限於工人們、貧農們、基層士兵們，還有知識份子中的最好的表率們（這位年邁的女士曾擔任過學校的教師）。十月革命所吸引的都是最有活力的、最進步的、最活躍的，是俄國社會中最好的一群人。而我也還記得，當這位女士在重述那些年所有的雀躍與期盼時，在她雙眼中所閃耀的光芒。今天，當所有專職犬儒的庸人強盜們都列隊站好，要用污穢抹黑將十月革命的遺志給活埋時，我就會回想起當年那位年邁女士，她那長年飽經風霜的臉龐。儘管在後來遭遇了她和她那代人的苦難，但在她的記憶中卻依然洋溢著光輝。在上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歷史中，用來攻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部份，就是復活它的政敵：經濟主義，特別是孟什維克主義。其中一位那些主要的「復活者們」，是孟什維克的領袖之一施瓦爾（Solomon Schwar）。他的基本論點是：「根本上，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指那些積極的少數派的擅自行動；而孟什維克主義才是群眾的激化劑」。從這個出發點就是錯誤的論斷，這位作者也非常自然地就衍生出「布爾什維克主義發展出獨裁式的觀點與實踐；而孟什維克主義自始自終都維持它的民主性。」的結論。（S. S. Schwarz,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Bolshevism and Menshevism, p. 29.）而本書會將這個論斷胡說八道的本質，展現給各位讀者。本書將會為各位讀者展現，布爾什維克黨是透過它的最廣泛可能性的黨內民主的歷史所形塑的。這是一段每個黨員都能自由地發表他們的想法的，讓各別趨勢與理念相互鬥爭的歷史。由黨內的民主提供了理念的發展中必要的氧氣，而最終也確保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這些與在斯大林底下，那些「共產黨」的極權式、官僚式的領導體制可謂是天差地別。最新一份來自反布爾什維克歷史學院的挑戰書，是費吉斯（Orlando Figes）的著作《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London, 1996）。這本著作為我們在獻上革命的願景，直達了但丁的地獄。這位客觀且科學的學者的各種形容，說十月革命是一場「陰謀」、「政變」、「酒後鬧事」。並說十月革命：「比較像是城市革命（?），尤其是工人運動作為一個具建設性組織的腐化所導致的。它以層出不窮的破壞，犯罪，各種肢體暴力，以及酒醉打劫來表現了這個社會崩潰。」費吉斯很清楚，是布爾什維克很迅速地就壓制了由落後份子所引起的騷亂與放蘯的暴動。這些事態被視為無關緊要的突發意外，然而這些意外卻被視為革命的本質。自然，對於一個舊建制社會秩序的「科學的」辯護者，任何一場革命的本質都會被視為是騷亂、瘋狂、混亂的。對這些建制派而言，他們能對群眾有什麼期待呢？群眾們是多麼無知與落後到無法理解的地步，更別談他們要統治社會了。不行！這麼重大的任務應該要交給我們這些知識份子！讓他們這些卑微的捆木工與鑿井工去做他們該做的，社會的運作就交給劍橋大學的畢業生們吧。我們有冤枉費吉斯先生嗎？莫非是我們誤解了他那本厚重的著作中所要傳達的訊息？我們讓費吉斯先生為他自己辯護。在工農兵蘇維埃大會上，以絕對多數的投票數同意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對於費吉斯的主要提綱（沒什麼原創性的提綱），也就是「十月革命僅僅只是一場政變」來說，就有點小麻煩了。但不用擔心！費吉斯可以解決所有難題。群眾為何投票給蘇維埃政權？是因爲群眾太過無知了！費吉斯先生寫道：「群眾的代表們可能太過無知到無法理解他們所作所為的政治意義，就舉手表示贊成（他們真的贊成蘇維埃政權嗎？）。」（出處同上，第491頁，也是我的重點）順帶一提，在這裡應當要指出：認為參與選舉投票的大多數人在理解所涉入的政治議題上「有可能是無知的」，這個論點普遍來說就是反對民主的。所以，我們的費吉斯先生所試圖要表達的是什麼？直到布爾什維克與其盟友在蘇維埃裡佔大多數前，工人與基層士兵都非常清楚他們的訴求是什麼，但在十月革命爆發時，工人與基層士兵在他們所做的事情上，突然又變得「可能是無知的」？這種論點是愚弄不了誰的。工農兵蘇維埃大會上的代表們，很遺憾的沒有接受過劍橋大學的教育，所以無法被認同。而作爲補償，他們已經在殘酷的戰爭與九個月的革命的歷程裡學到一些事了。他們早就很清楚他們想要什麼：和平、麵包、與土地。而他們也早就明白了，他們要的這些東西，是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臨時政府與當中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支持者所給不起的。同時他們在這段經驗歷程中也學到了，唯一能為他們爭得這些訴求的政黨，只有布爾什維克黨。群眾們不必通過任何學力測驗或考試，就對這一切理解得十分透徹。當然，任何人都有資格從反對革命的立場去書寫歷史。那麼一開始就宣佈真正的意圖，是表明革命是不會讓這些人致富的，豈不是更好？從而因此讓讀者們因為害怕未來更糟而接受資本主義系統，豈不是更好？「可憐啊！人性是如此軟弱！」，那些歷史學家們也沒膽子直接承認他們的偏見。斯大林的偽造歷史學派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在蘇聯出版了數十年，並在過去由斯大林化共產黨在國外廣泛傳播的，大量的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文獻。而從這些文獻中，同樣不可能獲得對布爾什維主義歷史的真實印象。為了篡奪權力，斯大林主義官僚們先是被迫先在口頭上同意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十月革命，從而在當時俄國各種落後的情況下，在已經精疲力竭的工人階級的手中篡奪了權力。同樣的，第二國際的官僚也在口頭上同意「社會主義」的同時，卻行使了資產階級的政策，而羅馬的天主教教宗也在口頭上同意了早期基督教會的教義。蘇聯的統治官僚，讓人在陵墓瞻仰列寧的遺容，同時卻背叛了列寧與十月革命的基本理念，用污穢與鮮血掩蓋了乾淨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旗幟。為了鞏固他們所篡奪的地位，官僚統治層只能將老布爾什維克消滅掉。像所有犯罪者一樣，斯大林不希望有任何證人可以出言反對他。這一切事實都已經先一步決定好了蘇聯出版的所有歷史書籍之命運。有一種經常出現的論斷是：「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基本上是同樣的東西。」當然，這些都躲在所有研究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資產階級史家們的誹謗後面。但是，在1917年十月由列寧與托洛茨基所建立的工人民主國家，與由斯大林與其後繼者所主導的官僚集權式怪物政權，沒有一丁點相同的地方。斯大林與官僚們的勝利，是革命本身在毀滅性的落後、貧窮、蒙昧的孤立下的結果，是代表了對列寧的理念、革命傳統、方法的完全背棄，以及代表了共產國際從做為世界革命的媒介，到轉變成僅僅是為莫斯科官僚服務的外交策略的擺設。1943年，在被斯大林做為莫斯科的外交機構而肆無忌憚的利用後，共產國際在甚至沒有召開一次會議的情況，就被可恥地活埋了。而列寧的政治與組織方法的遺產，在整個歷史時期也受到嚴重的打擊。這一事實讓許多人都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都帶上了有色眼鏡。即使是立意良善的作家（更不用說帶有惡意的作家），也不能不從過去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恐怖中，看見完全不同於過去與布爾什維主義的民主傳統的各種因素。為了取得官僚的勝利，斯大林主義必須摧毀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工人民主政府，不留一點痕跡。1919年，布爾什維克黨曾在它的綱領裡，為蘇維埃政權提出四條著名的條件：（1）全體人民自由而公平的選舉權，包含立即罷免任何官員的權利。（2）官員薪資不得高於技術工人。（3）廢除常備軍隊和警察，以武裝的人民替代。（4）每一位公民都要接受訓練從事政府行政工作，最終由公民輪流在地方社區執行行政事務，促使官僚制度解體。這些條件以巴黎公社的綱領為基礎，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裡頭都闡述清楚了。就如恩格斯所說的，「國家」，將不再是它原來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半國家的，試圖為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準備的過渡政權。這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後實行的民主理念。而這樣的民主實踐，取而代之的，是沒有任何相同之處的斯大林與其後繼者之下的官僚式集權怪物政權。此外，這樣的怪物政權只能在政治反革命的基礎上所實現，並牽扯到在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場單方面內戰中，對列寧所建立的黨所展開的人身滅絕：1930年代的大清洗審判。我們只需一份數據來佐證這點。到1939年為止，以列寧為首的1917年的黨中央委員會，僅僅剩三人還在世：斯大林、托洛茨基與柯倫泰女士（Alexandra Kollontai）。剩下的委員，除了列寧與斯維爾德洛夫（Yakov Sverdlov）都是因病去世外，其餘的委員不是被人為殺害處決，就是被逼上絕路自殺。加米涅夫（Lev Kamenev）與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同在1936年遭到處決。被列寧形容為「黨內最受愛戴的」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也於1938年遭處決。成千上萬的，落在斯大林掌控下的布爾什維克也都面臨一樣的命運。到最後只剩一位勇於發聲的革命家，持續地譴責斯大林的罪行，並保衛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正統遺產。而這位勇於發聲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一位終生的革命家、十月起義的領袖、蘇聯紅軍的締結者，最終仍在1940年的墨西哥遭到斯大林特務的暗殺。對於那些堅持將斯大林主義與列寧主義相提並論的人，我們有權直接提出如下的質問：如果列寧與斯大林的領導體制真的是相同的，那麼這個領導體制又怎麼需要斯大林只能靠著對布爾什維克黨的全面抹殺而奪權？列寧去世後，在斯大林及其後繼者的統治下，蘇聯歷史上所流傳的官方神話，掩蓋了一切與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有關的事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真正傳統，被一層厚重的謊言、誹謗與扭曲給活埋了。黨與階級之間的關係，以及至關重要的，黨與領導階層的關係，都以一幅官僚式的諷刺畫表現出來。官方的蘇維埃歷史將布爾什維克黨與群眾運動的關係，表現成一種過度簡化與過度片面的印象。這樣創造出來的印象，就像是布爾什維克的每一個行動，都是在一個由工農兵所組成的極度服從且紀律森嚴的樂隊面前，由樂隊指揮輕鬆地揮舞著指揮棒，便產生了引導並直接邁向革命的指揮力量。如果有人是從這種視角出發的，那他將學不到關於布爾什維克黨、俄國十月革命，或是革命動力上的任何東西。當然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爲斯大林主義官僚所編造的歷史，其目的不在於教育人民起身革命，而是要歌頌官僚統治層，並將「在那個永不犯錯的黨中，有一個永不犯錯的領導階層」的神話永遠流傳下去，而儘管這個黨篡奪了列寧所建立的黨的名字，卻已經與列寧的所建立的黨毫無關係。同樣的，在所有的君主制裡，尤其是那些以政變謀反而奪權的王朝，都竭盡所能地的改寫歷史，以最超然之人與最令人敬畏的光芒，來展示他們的前任君主。而不用說，任何與事實相似的都是純屬巧合。做為研究材料而言，舊有的斯大林主義歷史都是不合適的。要像這些斯大林主義者所做的去描寫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也就是，以一條完美上升直線，不可避免地引導出對權力的臆測——那就是遠離了嚴肅歷史研究的範疇，並進入到見聞錄奇譚的領域。本書中作者唯一採用的蘇聯官方歷史，是在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相對「自由」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政權統治下的蘇聯所出版的《蘇聯共產黨黨史》（History of the CPSU）全集。這套全集可能是蘇聯境內出版過最詳細的黨史了，這當中有包括許多有用的研究材料，還有許多蘇共黨中央文庫未曾出版過的。但是基本上，它依舊是與所有斯大林主義歷史一樣的片面性，而就算是真實的訊息也需要小心以對。新的謊言在這裡，本書不整理從列寧死後到現今在俄國發生的所有事件。這個議題是本書的姐妹作《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的主題。在可怕的經濟條件和文化落後的情況下，足以說明必然地導致了俄國革命的孤立，而首先是特權官僚統治階層的崛起，徹底消除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傳統，並全面抹殺了布爾什維克黨，並且最後肅清了十月革命最後僅存的進步性成果——經濟部門的工人國有化與計劃經濟。這就是1936年托洛茨基所預測的，是生產力與文化最可怕的崩潰的結果。俄國人民們，為了官僚們要將其本身轉變成統治階級，以及藉由返回資本主義的回頭路鞏固官僚的權力與特權，而付出了駭人的代價。正如我們從一開始就預測的那樣，這些官僚的作爲不可避免地會在一定階段遇到工人階級的反抗。而確實，這個過程會是緩慢的。除此之外還會有別的可能嗎？漫長的集權式統治時期，所導致的就是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念的一部份抹黑；由於蘇聯解體所造成的巨大困惑與迷惘；讓工人一時驚恐不已的生產力崩潰。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缺乏了一個立足於綱領、方法、列寧與托洛茨基的革命傳統的共產黨——所有這些困境都讓工人運動開倒車了。但現在在俄國一切有了轉變。儘管缺乏一個領導階層，工人階級漸漸地以經驗為基礎得出了必須的結論。工人們的運動將正統列寧主義的綱領、政策、領導階層，這些要求堅定地提到議程上，只是時間上早晚的問題。隨著斯大林主義的潰敗，那些舊歷史也一樣跟著被遺忘了。但這些歷史被新的且更加惡毒的反布爾什維克的偽造歷史給取代了。在俄國，往資本主義方向走的運動產生了新品種的「歷史學家」，藉由出版一切所有關於過去的「啟示」，急忙完成他們新主子的吩咐。事實是，當這些人的目的不是（也從來不是）為了樹立歷史的事實，而是為了五斗米折腰並取悅他們的老闆時（這倒是他們都會做的），就算今天所寫的文章與昨天所寫的相抵觸，也絲毫不會讓他們感到困擾。數十年來，這些人皮生物所粗製濫造出來的偽造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十月革命的歷史，把列寧表現得像是東正教所創造的活生生的聖徒般充盈奇跡，同時又有科學的可效性。過去他們討好那些支付他們優渥待遇，用以寫下那些垃圾歷史的斯大林主義官僚，並讓他們自己成為這些集權式政權的模範從者。現在老大換人當了，他們也如丞相們一樣，「起風了！」。他們從過去為斯大林、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歌功頌德的唱詩班畢業了，並開始歌頌「自由市場」。這些現代俄國作家傳播「新俄國人」的道德與價值觀——也就是，來自弱肉強食叢林的市場的價值觀。為了確保通過簡單的手段來掠奪俄國人民所獲得的新財富，就有必要污衊俄國過去的革命歷史，因爲他們恐懼這些俄國的革命歷史會在未來再現其鋒芒。就像賓士汽車與色情產業在俄國市場已佔有一席之地，污衊列寧與十月革命也同樣有利可圖。在任何能談上賺錢的地方，這些「新俄國人」知識份子所表現的熱衷絲毫不輸給那些在莫斯科喊水能結凍的強盜、投機者、黑市商人。一種全新的文學體裁被發展出來了，其中包含以下內容：一個前黨員或前克格勃駭入前蘇聯文庫中，「爆料」了一些與列寧有關的「令人震驚的新發現」。接著這些內容就以一些學術界人士，或是將「新訊息」投以「科學客觀性」的虛假光環的某些人的名義，公開以「學習研究」的論文發表。再過幾個月，這些「令人震驚的新發現」就會在西方國家發表，並讓人表示贊同。而這些西方媒體的評論又在俄國到處播送後，就不可能不被各種虛言與虛構加油添醋了。事實是，幾乎所有這些「新發現」都不是什麼新鮮事，這些也絕不會是有什麼是令人震驚的，除非有人還願意相信這一切謊言。除此之外，列寧還被指控主張使用暴力——在俄國內戰期間！但戰爭又是什麼？除了為了某些目的所行使的暴力——是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著名的格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但這樣的格言從來防止不了基督教君主們與政客，藉由採取更為暴力的手段來支持他們的利益。這些人泫然欲泣，假裝同情哀悼尼古拉沙皇的命運，以便無視在沙皇政權統治下第一天以來的血腥殘酷招牌。也許本書會喚醒他們的記憶。而也許他們也會意外的學到，十月革命是相對之下更為和平的事件，而那些真正恐怖的流血衝突，是由那些背後有世界帝國主義撐腰的協約國白軍的奴隸制擁護者發動的。十月革命過後的三年，蘇維埃共和國受到不少於二十一個外國軍事力量，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波蘭、捷克、日本，等其它國家的入侵。一如往常，當要面對鎮壓奴隸起義的問題時，統治階級的打擊行動總是最暴虐的。但這次不同以往，過去的奴隸們不再溫順聽話，而是要反擊到底，直至勝利。資本家與地主的暴力總是要面對那些被壓迫工人與農民的暴力。而這樣的反抗統治階級也絕不寬待。托洛茨基將革命性與國際主義的策略，與軍事技巧與英勇氣慨結合，將工人階級組織成為紅軍，成功地將所有反革命勢力擊退。這些都毫無疑問的牽涉到暴力的使用，並且不會是嚴謹的根據耶穌基督《山上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的教誨。革命的敵人們假裝他們對革命在暴力的使用上感到恐懼，但他們對其他暴力手段的駁斥卻不是這樣。那些抵毀列寧與托洛茨基的遺志的人，在被提醒二戰時，美國總統曾命令對廣島與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時，或是英國首相曾命令在德國的德勒斯登市（Dresden）進行地毯式轟炸時，將城中男女老幼皆燃燒殆盡時，他們連眼皮都不眨一下。你們看，這些軍事行動不只是可被接受的，還是值得喝采的（「因為這些行動而縮短了戰爭時程，減少了同盟軍的傷員」...他們如是說）。反對列寧與布爾什維克活動的組織者們，很清楚十月革命是蘇維埃政權自我防衛的背水一戰。他們也明白，如果協約國白軍勝利，他們將在俄國扶植一個暴虐專政政權，屆時俄國工人與農民們都要付出慘烈的代價。因此，要控訴列寧暴力行使的公審看起來就必須是這樣：最低下社會秩序的憤世嫉俗與偽善。這樣的誹謗不僅是毫無根據的，更直白的說是愚蠢至極的。如果列寧本人真的是德國帝國主義的特務，那也不可能解釋在十月革命過後，那段期間列寧與德軍的行為。事實上，渴望德軍在1917年對俄國進行干預的，不是列寧與布爾什維克，而是俄國的資產階級們。有一卡車的證人能證實，俄國的有產階級們都寧可對德國人投降，也不願看到彼得格勒落入布爾什維克的掌握。的確，德軍將領們都希望列寧的回歸能協助顛覆沙皇，並削減其軍事力量。對帝國主義強權們來說，看到以敵方內部內亂做為弱化對方的手段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同樣的，革命家的義務就是要利用與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所有矛盾，進一步加快革命的腳步。而列寧很清楚柏林方面的機關算盡。列寧因此被拒絕跨越英法兩國的協約國領地，而迫使他只能通過德國返回俄國，而列寧為此制定最嚴格的條件，規定任何人不得在沿途中進出火車。列寧早就明白布爾什維克的敵人會把他冠以「德國特務」的稱號，但他提前採取了必要措施來回應這樣的誹謗。就如許多年後托洛茨基向杜威調查委員會（Dewey Commission）所解釋的：「他（列寧）公開地向彼得格勒首個蘇維埃的工人們解釋：『我當下的情況如此嚴苛。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穿越德國境內。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如何希望那是他的事，與我的希望完全不同。我們會見證誰會取得勝利。』他將所有事都交代清楚並且毫無隱瞞，他在全世界面前都說了個明白。他是一位誠實的革命家。很自然地，沙文主義者與愛國主義者都會控訴他是德國的間諜，但就他與工人階級的關係而言，他絕對是無可挑剔的。」（《托洛茨基案》（The Case of Leon Trotsky），英文版第316頁，譯者自譯）整個一戰過程中，不只是德國，還有協約國都利用它們在工人運動中的走狗收買其他國家中左翼集團的支持。但是去指控布爾什維克是被德國用大批黃金收買的，而布爾什維克與德國帝國主義是有著實際的團夥關係的，不僅是詭異的還是極端的愚蠢。與所有已知事實相悖的還有戰時與戰後的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操守。我們舉個例子，沃爾科戈諾夫（Dmitri Volkogonov）就曾嘗試揭發德國透過瑞士給予布爾什維克金錢援助，而布爾什維克的瑞士代表什利亞普尼科夫（Alexander Shlyapnikov）卻輕易地就反揭，公開譴責在瑞士社會民主黨內親德國派的所有行動，並且與德國特務Troelstra劃清界線，而列寧在一戰時對帕爾烏斯（Alexander Parvus）的態度也都收錄在本書的相關章節裡。當然，人人都能在沃爾科戈諾夫的謊言與事實扭曲的議題上談論更多，但就如一句俄國諺語所言：愚者所問，百智難答（a fool can ask more questions than a hundred wise men can answer）。這樣的意見不只對愚者們，也對少數的良善之人有益。列寧主義與人類未來自柏林圍牆倒塌後，一瞬間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們都歡騰鼓舞起來。但他們的愉悅又很快就灰飛煙滅了。在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的危機還只是在資本謀略家的悲觀情緒中反映出來。但當資本的危機展開時，它一樣會反映在工人群眾組織的危機上。這些組織過去數十年都經驗過改良主義者與官僚主義的衰敗，遠比在1914年前受到第二國際糟蹋的時期還要惡劣。很長一段時間，工人領袖們將馬克思主義棄之如敝屣。他們全心全意的擁護自由市場，以及資產階級所有最新的經濟萬靈丹。在二戰後的時期，至少在先進的資本國家裡，右翼改良主義明顯的活性化，也僅僅是表現了資本主義經歷了長時間擴張的事實，與一戰前二十年的情況相似。但這樣的時期也就到此為止了。就在作者完成本書最後一章時，到處都是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正在發展中的消息了。自1945年以來，世界從未處在如此一觸即發的情況下。很早以前，馬克思與恩格斯就預示了資本主義將以一個世界性的系統發展下去。現在這個預示在幾乎是實驗室的情況下達到飽和。世界市場壓倒性的霸權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驚人的事實。全球化的勝利預示了市場經濟的最後勝利。但這樣的勝利卻在其內部包藏了災難的禍種。不同於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全球化僅僅只是創造一個新的且更大的，讓這些資本主義的矛盾表現它們本身的舞台。亞洲深沉的經濟低潮以空前的商品滯銷（也就是生產過剩，好聽一點的叫「產能過剩」）表現出來，並伴隨著日本，這個曾經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的癱瘓。在世界的另一端，證券交易不受控制的上揚，在美國引發了金融崩潰的恐懼。資產階級的緊張程度在世界證卷市場不斷的警鐘中表現出來了。那些關於「自由市場經濟」所謂的優勢的老舊論調，現在對百萬人民而言聽起來就像是冷笑話一般。在「私有化」的旗幟下，大銀行與壟斷資本家們都參與了對國家的挾持；在「自由化」的旗幟下，大銀行與壟斷資本家迫使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前殖民地國家的疲軟資產階級，對他們所無法抗衡的來自西方國家的出口商品開放其市場。這些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慢性債務，與折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永久性危機的真實原因。我們到處可見遍及各個市場與無意義的疆域戰爭與衝突，這些地方的人民都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性危機付出了可怕的代價。這樣的情況，與二戰後相對穩定的時期相比之下，更像是一百年前的世界局勢。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經濟失調與歐洲和北美的失調情況相去不遠。由於南斯拉夫解體所導致的災難，顯示了除非終結資本主義的叢林野蠻法則，並以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合理且協調的生產系統來取代資本主義，否則同樣的過程一樣會影響相信是已經文明化的西方國家人民。諷刺的是，現今危機的主要引爆點，是俄國「自由市場」政策的巨大瓦解。這代表了一個不只是給俄國，同時也是給全世界的轉捩點。在柏林圍牆倒塌後，資本謀略家們之間主要的短暫狂喜心態，就像是一滴水滴到熱鍋上被瞬間蒸發。為了替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已死的老曲調，他們現在唱著的是非常不一樣的副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與政客的文章，滿滿都是關於時光正在回溯的不祥預感與灰暗警告。在俄國，一場社會的爆發正處於回歸1917年革命傳統的日程上而準備著。在世界範圍內，一場資本主義的危機正進入新的經濟失調的階段。當下在印尼的革命只是這場戲劇的第一步，這第一步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與幾年裡展開，並找到屬於它的表現形式，並且不只是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還有歐洲與北美皆然。在這場對革命的重新喚醒裡，俄國不會是最後發生的地方。列寧最愛用的一句俄國諺語：「生活會教導你一切」（Life teachs）。將俄國轉向資本主義的意圖就已經是最慘烈的一個教訓。但現在鐘擺開始往另一個方向去了。資本家與西方國家支持者的警鐘就是最好的基礎。如果俄羅斯聯邦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PRF）的領袖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那俄國工人現在就會是處於奪取政權的前夕。在今天，工人階級的人數是1917年的千倍之多，一旦工人們開始行動，那必然是勢不可擋。但問題就如同1917年二月所面臨的，是缺少一個領導階層。由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會比1917年的孟什維克還糟糕。在所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領袖們的演講與文章裡，沒有任何一個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理念的原子，彷彿列寧與布爾什維克黨從未存在過。這表明了，由於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對抗了十月革命，把工人運動甩到多遠的背後去了。俄國工人階級的新生只能藉由回歸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正確傳統所引導出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在它為贏得群眾支持的鬥爭上，依舊保持它做為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最佳典範。回歸列寧的理念初衷是絕對必要的，而另一位與列寧一同站到十月革命前沿，從而保證了勝利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他的理念同樣也是必要的。領袖的背叛行為永遠不能阻止革命運動的腳步。工人們渴望找到一個透過屬於他們階級的行動來擺脫危機的方法。在這樣的過程裡，他們會重新發現過去的革命傳統——來自1905年到1917年俄國革命的傳統。蘇維埃組織的再次出現，縱使這些組織有著多種名稱：行動委員會、罷工委員會、自救委員會，都清楚證明了俄國無產階級從沒有忘記他們的革命遺產。儘管由於久加諾夫及其共同領導人，革命運動將繼續發展下去——伴隨著不可避免的潮起潮落， 事情一向如此不是嗎？而這正是本書的主要課題。此外，還有其他課題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沒有任何事物能打破工人階級要去改變社會的潛在意識。布爾什維克主義，僅僅只是無產階級們為了改變他們生存的基本條件，那種未覺悟或半覺悟渴望的有意識地表達方式。這顆藍色行星上沒有任何勢力能阻止俄國工人們必然的革命運動。經過一段時期後，透過當中學習到的經驗，新世代的工人階級會再次發現重返布爾什維克的道路。革命的傳統始終在那裡等著我們，而革命會找到新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