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為何反對移民管制？ Chinese (Traditional) Share Tweet自2008年危機開始以來，反移民的政黨和運動在歐洲和美國越來越具影響力。它們甚至說服了工人階級的某些成員來支持其政綱。這導致勞工運動的一部分人和這種理念妥協，要求更嚴格的邊境管制，從馬克思引用了一些支字片語為自己辯護。我們將要闡述的立場是：這種目光短淺的政策與馬克思以及第一、第二、或第三國際的傳統完全無關。馬克思與脫歐英國脫離歐盟問題是這場辯論中的主要話題之一。特別是右翼政客得出的結論是：脫歐背後的原因是工人持有種族歧視，所以我們應當“傾聽工人們的憂慮”。這也影響了工會運動，一些工會領導官員以各種方式表態要加強對移民的限制。在12月19日，英國聯合工會的領導人萊恩·麥克拉斯基（Len McCluskey）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第二次脫歐公投有可能使我們的社會分崩離析》。總的來說，這篇文章是對第二次公投運動的合理批評，公投確實有可能使工黨分崩離析。然而，在文章中，麥克拉斯基回到了邊境管制這一話題。他呼籲終止跨國勞務派遣，因為它削弱了本地的條件待遇：“原則很簡單——確保每個人都得到同工同酬；工會合約應受遵守，並終結不道德的公司僅僅因為比當地勞工便宜而僱傭進口派遣勞工的醜聞。不應責怪移民工人，而是製度允許貪婪的老闆虐待所有工人。梅伊（Theresa May）對此保持沉默。”這是正確的。工運必須保護自己通過鬥爭贏得的利益不被剝奪。這威脅包括歐盟的《發布工人指令》，該指令允許公司從歐洲其他國家僱傭罷工破壞者。然而，麥克拉斯基在接下來寫的話，就從正確的立場過界到危險的立場：“工人階級運動將始終反對種族主義——也反對剝削。任何工會會員都懂得，我們的力量總是需要控制勞動力供給來支撐——一個放鬆管制的自由市場，不管是對勞動力，還是對生活中的別的方面，都沒有好處。”似乎符合常識的言論隱藏著非常有害的要求：我們應該允許資本家決定勞動力的供給。當他寫“我們”時，指的當然不是工會，更不是自己。他指的是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其目前的領導是一個非常反工會的政府。實際上，他是呼籲資產階級來限制移民，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工人運動對移民的方針。如果他辯護的是閉門工會，也就是不僱傭非工會會員的工廠，馬克思主義者就沒有理由反對，但這不是他在這裡所說的。當然，某些人可能會辯解：如果工黨上台，那將會改變一切。其實，這並不會導致根本上的改變。國家仍將是資產階級國家，經濟體制仍將是資本主義的。認為以右翼為主的政府行政部門有動機制定對勞工運動而非大企業有利的移民方針，這種想法是天真的。實際上，麥克拉斯基知道他是站不穩的，所以試圖引用馬克思的話和反資本主義修辭來捍衛自己的立場。斷章取義的技巧2016年12月24日，麥克拉斯基為了競選連任，在英國共產黨的《晨星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對象顯然是麥克拉斯基的左翼對手伊恩·阿林森（Ian Allinson），後者幾天前撰寫了一篇文章， 支持工人的遷徙自由權。阿林森所用的例證包括了女性在工作場所，這是一個很好的比方。以前有人反對婦女去工作或加入工會，這是反動的要求，分裂了工人，並允許老闆給男女不同的薪酬，以至於老闆可以利用僱傭女工來降低男工的工資和條件。當今反對移民勞工的人和從前反對女工的人，用的是一模一樣的論點。我們沒有理由對移民冷眼相看。為了捍衛自己的立場，麥克拉斯基引用了馬克思在為洛桑代表大會準備時致第一國際的呼籲書：“在研究英國工人階級鬥爭的時候可以看到，廠主為了對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國工人運進來，就是把活兒交到勞力最便宜的國家去。”從這小片段，麥克拉斯基試圖推斷馬克思支持邊境管制。但如果我們閱讀整個段落，會得到一個相當不同的畫面：“在資本的權力面前，人失去了他個人的力量；工廠中的工人成了機器的一部分。為了恢復自己的個性，工人不得不團結起來，建立協會以保障自己的工資和生活。到目前為止這些協會還帶有地方性質；但是資本卻由於新的工業發明而日益強大起來；國家範圍內的協會在許多場合都暴露出自己軟弱無力。在研究英國工人階級鬥爭的時候可以看到，廠主為了對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國工人運進來，就是把活兒交到勞力最便宜的國家去。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要想比較順利地繼續自己的鬥爭，就必須把全國性的協會變為國際性的協會。”（馬克思，《總委員會關於洛桑代表大會的呼籲書》）馬克思認識到問題重點：雇主企圖利用民族隔閡和國界以促使工人們自相敵對。但是，馬克思的解決方案不是“移民管理”，而是國際組織。他呼籲工人運動加強跨越國界的合作。也可見以上的段落來自洛桑大會，馬克思在此致力於組建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麥克拉斯基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實際提議——禁止雇主在沒有集體談判協議的情況下進口勞工——在現實中並不是很有意義，可是他的言論暗示的遠不止於此。實際上，該文章試圖為“移民管理”——就是明確表示減少移民——建立“左翼”藉口。至少二十年來，這一直是工黨移民政策的口頭禪，不管是布萊爾（Tony Blair）的拘留中心，布朗（Gordon Brown）的口號“英國崗位留給英國工人”（在2007年的工會會議上發起） ，還是米利班德（Ed Milliband）辦公桌上的“控制移民“杯子。為了捍衛自己支持邊境管制的立場，麥克拉斯基引用了馬克思的支字片語來移花接木，模糊了他的主要觀點：國際主義，以及地方勞力與移民工之間團結的必要性 / 圖：Flickr garryknight正確的要求，也是麥克拉斯基確實在他今年12月19日的文章中提出的，是禁止老闆用低於已就業工人的工資來僱用外國工人。這是經馬克思批准的政綱的一部分。麥克拉斯基自己的工會的歷史上就有一個例子，是廣受報導的林賽煉油廠罷工，工人們就是用這個方式反對發布工人指令對工作條件的消減。在這場罷工中，當地的工人代表們維持了國際主義的原則而反對建制的種族主義者 ，因此後者收編鬥爭的企圖也落空了。工人代表要求所有工人不論國籍都應該受到相同的待遇。最終罷工是靠贏得了外籍工人的支持才成功的。如果在斗爭的過程中，哪怕表現了一丁點的仇外態度，那麼結果就不會是這樣的。麥克拉斯基所採用的那種言論將難以贏得外籍工人的信任來支持英國工人的要求。順帶一提，當時的工會官僚受到了黃色報刊的仇外口號的感染：“英國崗位留給英國工人”（這口號是受首相布朗的啟發）。這個口號被當時的工會領導人德里克·辛普森（Derek Simpson）採用，雖然他自詡是“左翼”人士。很顯然，工人們在斗爭過程中在這問題上找到的立場，遠比工會領導的更好。在另一方面，當時的一部分左派人士習慣動不動就認為工人階級肯定充滿種族偏見，因此誤以為整場罷工的出發點是種族主義，並反對了它。這種愚蠢的極左主義會讓老闆佔便宜，並會使階級意識比較低的工人更容易受到建制種族主義者的影響。在這場糾紛中，工人是正確的，而工會領導徹底是錯的。這不是偶然。工人在鬥爭中將發現自己需要與其他國家的兄弟姐妹們團結起來。反而是狹隘的改革主義視角導致工會領導人忙著尋找資本家願意接受的妥協。另外，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罷工破壞者往往是從其他國家進口的。當馬克思成立第一國際時，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抵抗這種做法。這是怎麼做到的？通過贏得移民工人加入工會，並通過第一國際的媒介來串聯各國工人。第一國際的成就向工人證明了國際主義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英國。第二國際採用了相同的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馬克思根本就不會考慮支持邊境管制。認為英國的所有工人都應該在同樣的工資和條件下工作，和認為應禁止或限制外國工人，這兩個看法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前者用於團結工人階級，後者則將其分裂。齊澤克之倫理政治問題齊澤克（Slavoj Zizek）總是喜歡引起爭議。有些時候他的觀點是有根據的，但他指出別人思想虛偽和矛盾的能力要遠遠高於自己提出實際解決方案的能力。在移民問題上他也是如此。不知為什麼，齊澤克在寫一篇關於法國黃背心運動的文章時，把話題轉向了移民和難民問題：“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眼前的重大倫理政治問題：如何處理難民的流動？解決辦法不是僅向所有想要移居的人開放邊界，並把這種開放的態度建立在我們普遍性的內疚感之上（'殖民化是我們犯過的最大罪行，所以必須無止境地償還。'）如果我們停留在這個水平，那將完全滿足當權者的利益，他們煽動移民與當地（感到受移民威脅的）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並藉此保持自以為高人一等的道德立場。”這樣的分析是膚淺的。當然，在難民問題上的確有很多的小資說教。許多慈善機構喜歡和難民打交道，特別如果他們遠在他鄉，眼不見心不煩。但是，僅僅注意到這種偽善，並把對難民的關心當作是與階級鬥爭毫不相干的問題，是很不足夠的。實際上，不同背景的工人之間是有很強的團結意識的，這種默契在“歡迎難民“運動中起到的作用比任何的道德說教或內疚感都重要。像許多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齊澤克認為工人對國際團結或階級鬥爭的理論方面毫不感興趣/圖：Flickr，Secom UnB像許多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齊澤克基本上認為工人對國際團結或階級鬥爭的理論方面毫不感興趣，只對領工資感興趣。在對這主題的處理中，這些知識分子揭示了他們對工人階級的低估。同樣的，齊澤克在以下寫的一段話，宣稱難民問題最終是道德問題且只是個障眼法，也是錯的：“只要誰想要有點看法，左翼政治正確過敏派就立即叫嚷這是法西斯主義— —請看他們對安吉拉·內格爾（Angela Nagle）優秀論文《反對開放邊界之左翼論據》的猛烈抨擊。再次重申，開放邊界的倡導者和反移民的民粹派之間的'矛盾'是一種虛假的'次要矛盾'，其最終結果是模糊了改變制度本身的需要：也就是國際經濟體系，其目前的模式創造了難民。”齊澤克說主要的鬥爭歸根結底必須是改變社會，當然是正確的。但在這場鬥爭中，如果難民和移民問題以錯誤的方式提出，只會變得糊塗。從某個角度說，這正是他自己的文章所犯的錯。移民和難民是必須鄭重解決的問題，但必須給的是社會主義的答案，而不是倫理說教的答案。馬克思和愛爾蘭民族問題齊澤克提到安吉拉·內格爾在保守派刊物《美國事務》十一月發表的題為《反對開放邊界之左翼論據》的文章，受到了左派內的許多批評和一些讚揚。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它同樣試圖用馬克思來為反移民立場辯護。 內格爾選擇的這段話是馬克思寫給第一國際的兩名美國成員的一封信：“由於租地日益集中，愛爾蘭就不斷為英國的勞動市場提供自己的過剩人口，因而使英國工人階級的工資降低，物質狀況和精神狀況惡化。“而最重要的是：英國所有的工商業中心的工人階級現在都分裂為英國無產者和愛爾蘭無產者這樣兩個敵對陣營。普通的英國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把他們看作會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競爭者。英國工人覺得自己對愛爾蘭工人來說是統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為如此，他們就變成了本民族的貴族和資本家用來反對愛爾蘭的工具，從而鞏固了貴族和資本家對他們自己的統治。他們對愛爾蘭工人懷著宗教、社會和民族的偏見。他們對待愛爾蘭工人的態度大致像以前美國各蓄奴州的白種貧民對待黑人的態度。而愛爾蘭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加倍地報復英國工人。同時他們把英國工人看作英國對愛爾蘭的統治的同謀者和盲目的工具。“報刊、教堂講壇、滑稽書刊，總之，統治階級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則人為地保持和加深這種對立。這種對立就是英國工人階級雖有自己的組織但沒有力量的秘密所在。這就是資產階級能夠保存它的勢力的秘密所在。這一點資產階級自己是非常清楚的。”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分析：馬克思指出在19世紀下半葉的英國，有愛爾蘭移民與英國工人被迫互鬥，而這種分裂對於英格蘭的階級鬥爭是不利的。馬克思指出這一點不會讓任何人感到驚訝。我們應該感興趣的不是馬克思的觀察技能，而是他提出的解決方案，這是內格爾認為沒必要引用的：“英國作為資本的大本營，作為至今統治著世界市場的強國，在目前對工人革命來說是最重要的國家，同時它還是這種革命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在某種程度上業已成熟的唯一國家。因此，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就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最重要的目標。而加速這一革命的唯一辦法就是使愛爾蘭獨立。因此，國際的任務就是到處把英國和愛爾蘭的衝突提到首要地位，到處都公開站在愛爾蘭方面。倫敦中央委員會的特殊任務就是喚醒英國工人階級，使他們意識到：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正義或博愛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強調為原文所有）這真的抓住了重點。馬克思主張英國工人應當通過支持愛爾蘭獨立事業的方式與愛爾蘭工人團結起來，並讓第一國際聲援這一事業。英國和愛爾蘭工人將以此團結起來，與英國資本和英國帝國主義作鬥爭。應該強調的是他把支持這鬥爭的主要責任交在了英國工人身上，他們才能贏得愛爾蘭工人的信任。這與支持邊境管製完全不同。馬克思和第一國際的政策與當前工會上層的褊狹氣量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圖：公眾許可內格爾用的引文似乎只是簡單地從大衛·L·威爾遜（David L Wilson）在《每月評論》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復制的。在文章中，他認為不應該輕視人們對移民將壓低工資的擔憂，這麼講也還算可以。然而，如果這一論點沒有進一步澄清，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來證明十分反動的看法。威爾遜沒有犯這個錯。相反，他恰當地使用了這引文，以此來支持跨越國界的工人團結：他說我們需要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團結移民和非移民工人。這是正確的。他還反對美國政府針對移民工人的一些特別惡毒的政策。然而，他並未澄清關於國界的基本理論問題。如此的不清晰為其他的解釋方式打開了大門。安吉拉·內格爾和威爾遜同樣想對抗“移民的根源”，內格爾也在美國外交政策、跨國企業和貧困中找到了根源。然而，威爾遜認為反移民的管制不利於移民和非移民勞工的統一，但內格爾卻採取了相反的立場。對於內格爾來說，似乎移民和非移民勞工之間存在的衝突是支持移民管制的根據；而實際上這是相反立場的根據。荒唐的是，內格爾竟用馬克思鼓勵捍衛愛爾蘭工人民主權的言論來支持採取更多懲罰移民的政策：“就非法移民而言，左派應爭取使'員工身分電子查證系統'（E-Verify）成為強制性的措施，嚴懲未遵守規定的雇主。雇主，而不是移民，應該是執法工作的主要焦點。這些雇主佔了缺乏普通法律保障的移民的便宜，以便使工資競相趨劣，同時還逃避工資稅和提供其他福利。如果要工人受公平對待，就必須取消這些動機。[…]“就像馬克思當時所描述的英格蘭的情況一樣，川普這類的政治家通過煽動反移民情緒來團結他們的選民基層，但他們很少能夠解決大規模遷移的根源——結構性剝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通常他們會使問題變得更糟，擴大雇主和資本反對工人的力量，同時將他們的支持者——通常是這些力量的受害者——的憤怒轉向其他受害者，移民。但儘管川普的反移民聲勢洶洶，他的政府卻幾乎一點精力都沒花在擴大電子查證系統的實施上，而寧願誇耀似乎永遠不會築成的邊界長城。當家庭在邊境被分開的同時，政府卻對雇主在勞動力套利遊戲中把移民當作籌碼這一事置之不理。 ”在這裡，內格爾試圖通過要求罰款雇主來證明自己是站在工人一邊的。但實際上，正如威爾遜在其文章中指出的那樣，這種罰款和規定只會讓移民工人更容易被雇主剝削。立法和警務的目標正是創建受過度剝削的移民下層階級。雇主會使用不擇手段的分包商來鑽空子。這些主張什麼都不會解決；實際上，這與1882年的美國《排華法案》本質上同樣得反動，甚至內格爾在討論美國勞工聯合會（AFL）支持《排華法案》這一可恥的歷史章節時，似乎是用讚揚的口吻的。內格爾在此把控制勞動力流動的主動權留在資產階級手中。如果資產階級決定需要引進更多的勞動力，他們就會引進更多，也不管是合法地或非法地；如果不需要，就不會引進。以為這將加強工人階級的談判地位，說好聽點，這是短視的。這態度反映了工會官僚想過悠閒生活的希望。這樣政策將挑撥離間合法工人和非法勞工，並可能創造更加分層的勞動力隊伍，其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權利。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工會聯合會（AFL-CIO）有致力反對反移民法，並支持通往公民身份的途徑和移民定居的權利，這是可嘉的。它與第二國際採用的政綱相符，正是因為它源於工運需要工人權利平等以便團結起來。然而，特朗卡（Richard Trumka）和其他工會聯合會領導人一直堅持廢除“非法”移民的徒勞之舉，同內格爾的主張一樣。他們過分注重資產階級的空話，而不是他們的實際行動。給予移民不同權利的目的，無論是在一定條件下允許他們居留還是完全非法化，是為了降低工資和待遇，並在工人階級中創造受高度剝削的階層。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們不能指望資產階級或他們的國家機構會情願建立對工人階級有益的移民制度。關於開放邊境作為自由派資產階級政策的傳說為了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許多主張移民管制的左派人士都吹噓自己是反對自由主義的。當他們試圖為分裂的政策辯護時，會鼓吹階級衝突的陳詞濫調，聲稱反對“自由派精英”所鼓吹的開放邊境政策。其實在現實中，這些“大開國門”的自由派精英根本不存在。內格爾拿臉書董事長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wd.us運動為例子，說這和左翼支持開放國界的人是結盟一致的；但實際上，他們推廣的不是開放國界，而是更加“人道”和有效率的國界。例如，Fwd.us與卡托研究所（右翼智囊團）一致認為拘留政策過於昂貴，並贊成推廣“電子腳踝監視器，使用生物語音識別軟件的電話檢查，無事先通知的隨機家訪，雇主驗證，以及面對面匯報，用此監察參與者“（《替代拘留的方案比全盤拘留更便宜》，卡托研究所） 。該計劃的第二階段始於2010年，也就是歐巴馬總統上任後兩年。這鮮明體現了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政策之間的差異。前者主張拘留營，而後者主張電子標籤，因為它更便宜。希拉蕊·柯林頓堅稱歐洲必須遏制移民/圖：Flickr Gage Skidmore在11月22日，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堅稱歐洲必須遏制移民：“我很欽佩默克爾（Angela Merkel）等領導人對移民採取的富有同情心且慷慨的做法，但我認為公平地說，歐洲已經盡了責任，必鬚髮出一個明確的信號——我們不再繼續提供庇護和支持。如果我們不處理移民問題，它將繼續擾亂國家的政治。”（《希拉里·克林頓：歐洲必須遏制移民才能阻止右翼民粹主義者》；部分中文翻譯可見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8_11_23_480800.shtml）換句話說，自由派要想擊敗極端右翼的方法，是搶先採納極右派的政策。建制的另一個寵兒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也同意：“你必須回應民眾合理的不滿，這就是為什麼當今在歐洲，除非你對移民問題有強勢立場，就不可能在選舉有勝算，因為人們的確擔心移民......”“你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如果你不回答它們，那等於留給民粹主義者很大的空間去囂張。”（《柯林頓、布萊爾、倫齊：我們為何失敗，以及如何反擊頓、布萊爾、倫齊：我們為何失敗，以及如何反擊》）布萊爾身為嫻熟的資產階級政客，從不就這些問題表明清晰的立場，只會暗示。我們需要對“移民問題有強勢立場”——但他並沒有說明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應該牢記的是，布萊爾的移民政策——“移民管理” ——包括建立私人拘留營，在那移民受到的對待比罪犯更糟糕。他的政黨以前發布過傳單，誇耀自己成功減少尋求庇護人數等等。現在要求醫生、老師、教授、銀行和房東來舉報移民的所謂的“惡劣環境政策”，[1]在布萊爾執政當時就已經開始萌芽了。所以我們可以假設他提出了更多相同的建議。布萊爾對如何勝選的把握有限。去年的工黨選舉宣言是多年最親移民的，反對“惡劣環境”和無限期拘留。儘管其似乎仍然支持積分制的移民系統，但這顯然和布萊爾、布朗和米利班德期間玩弄仇外心理的做法相比是個全新起點。在這份宣言的基礎上，工黨贏得了1997年以來最優秀的選舉結果。德國首相默克爾經常被吹捧為移民之友，但她絕不是這樣的人。當然在難民危機期間她確實允許比其他國家更多的難民進入德國，但這並不是出於對移民的普遍認可。實際上，她想防止遷徙自由政策在歐盟徹底崩潰。當時歐盟的成員國之間正重建邊界，所以她不得不暫緩壓力，同時尋找阻止難民流動的其他方案。最終，她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Erdogan）簽訂了協議，把難民用槍支挾持在土耳其境內，回報是60億歐元。此乃歐盟的偉大人道主義。為資產階級打“左翼”幌子左派中不管是支持移民派還是反移民派，皆有人輕信“開放邊境自由派”資產階級這一傳說。英國左翼記者保羅·梅森（Paul Mason），雖然多次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但在2016年主張工黨必須與“精英層全球主義派”合作，為英國軟脫歐奮鬥。[2]在整個親歐盟的英國左派中都可以找到這種態度。他們經常將歐盟稱為某種進步機構，雖然可能不會使用與梅森相同的字眼，但提議卻是完全一樣的：工人與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其絕大多數人支持留歐）之間要組建跨階級聯盟。在美國，這種“人民陣線”採取支持民主黨的形式。然而，民主黨雖然沒走到川普的地步，但仍然捍衛他的大部分政策。他們的主要批評是他讓這些政策當眾出醜。 ICE（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很好，但是孩子應該與父母一起被驅逐出境，而不是單獨驅逐出境。在上面引用的同一採訪中，希拉里·克林頓說：首先你得驅逐罪犯、危害國家安全分子和“害群之馬”，然後再給在美國呆了很長時間的人一個正當法律程序，讓他們排隊等待。 “對於那些不斷試圖進來的人，得把他們拒之門外，除非他們有資格獲得庇護”。我們只能猜想她在這指的是移民大篷車。[3]絕非偶然的是，在十一月選舉後民主黨“進步”黨團的第一次會議上，集合的國會議員們無法明確地解釋對ICE的立場，實際上等於在夏季放棄了反對ICE的立場。如果假裝資產階級在任何意義上是移民工人的朋友，或者是與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作鬥爭的人的盟友，這等於為資產階級提供有用的服務，給他們打左翼的、“進步的”幌子。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的責任是揭露資產階級兩個派系背後皆有的反動動機，不論是把利益偽裝在進步的、民主的面具背後的派系，還是假裝同情本地工人立場而反對外國工人的派系。我們的真正傳統1907年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是第二國際最重要的大會。在那裡討論了殖民地、戰爭、帝國主義、婦女選舉權、工會和移民問題。這不是偶然的：正是在這些問題上，機會主義才最清楚地表現出來。大會上的右翼機會主義者，主要來自英國、美國和德國，主張殖民政策作為一種“文明化”力量，反對就戰爭問題持堅定立場，反對來自“發展過於落後”的國家的移民，贊成“中立的” （即非政治的）工會主義，並贊成在婦女選舉權問題上妥協，特別是優先把男性選舉權重視在女性選舉權之上。最後，左翼方案贏得了贊成票。這次會議的移民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因為辯論中提出的論點與現在由內格爾和麥克拉斯基提出的論點非常相似。來自澳大利亞工黨的代表特羅姆（Trömer）這樣說：“資本家因此努力引進更多的亞洲工人來壓低工資。移民進來的白人工人會迅速組織自己，不會拖累澳大利亞人的條件。所以，澳大利亞工黨希望禁止不願意接受白人條件的某些工人。這指的是亞洲人。 [他認為]澳大利亞工黨的這些政策與社會主義並不矛盾。[...] 當然，我們都希望人民有共同的兄弟情誼，但在我們實現這目標之前，必須先照顧本國的工人，這樣他們就不會毫無抵抗的犧牲給資本家。”[4]美國代表希爾奎特（Morris Hillquit)表達了同樣的情緒：“資本家進口這樣的勞動力，其本質上必然更便宜，且一般是不知情的罷工破壞者，對本土工人是危險的競爭。當今這些勞動力是中國人和日本人，總之是黃種人。我們對中國人絕對沒有種族偏見，但我們必須聲明他們完全無法被組織起來。各個人民只有當發展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之後才能被組織進行階級鬥爭，就比如說移民到法國的比利時人和意大利人。然而，中國人的發展仍然過於落後，不足以被組織。社會主義絕不能僅是感傷主義。我們正處於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公開決鬥之中。無論誰反對有組織的勞工，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是否希望為外國罷工破壞者者獲得某種特權，讓本土工人被迫與之作戰？如果我們不採取措施反對中國罷工破壞者的進口，那麼我們將使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退步。”除了使用的一些措辭以外，這個現象與內格爾和麥克拉斯基完全相同。這些代表在國際主義和階級鬥爭詞藻的掩護下，提倡攻擊特定工人群體的權利。當然不是所有移民（如果沒有移民，美國能到今天的地步嗎？），而是被認為削弱工資的特定工人群體。美國黨員特別關注的群體是亞洲移民並非偶然。僅僅五年前，美國國會就將1882年的《排華法案》定為永久性法案，不僅禁止從中國繼續移民，而且取消了中國僑民的眾多權利。 美國勞工聯合會以及加利福尼亞州的建築工會都可恥地支持了這法案，左翼的世界產業工人（IWW）工會則積極反對該法案。在這方面，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代表都在尾隨美國統治階級帶的頭。順便提一下，這是美國社會黨代表第二次提出這話題。在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上，希爾奎特提出了類似的動議，呼籲停止從“落後種族”進口工人。該決議遭到當時其他社會黨代表的反對，而且與1907年的決議一樣，該決議被撤回。然而，大部分的社會黨人在這個問題上都是徹底的機會主義，並且在德布斯（Eugene Debs）1904年競選總統時 使用了反移民口號，儘管德布斯個人駁斥了斯圖加特的決議。在斯圖加特，來自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由丹尼爾·德萊昂Daniel DeLeon領導）的代表反對這一政策：“[發言人，朱利葉斯·哈默（Julius Hammer）]著重批評了希爾奎特決議的第三點，潛在允許對中國和日本工人移民的限制。這完全是反社會主義的。必須拒絕對移民的法定限制。通過與資產階級政黨合作的立法道路無法實現社會主義。 [發言者舉了幾個例子]說明美國的種族仇恨如何使工人們掩蔽心智並煽動他們進行暴力。日本人和中國人可以被組織得很好。沒有哪些工人如此像之前發言人所說得沒有教養。他們可以對資本主義理解得很到位，並理解如何還擊資本主義。”意大利代表們對此表示贊同：”我們不能打擊移民，只能解決移民帶來的時弊。意大利黨和工會始終留心這一點。我們反對控制移民，因為我們知道移民背後的飢餓之鞭比政府制定的任法律都要強。”從本質上講，這些論點同樣適用於今天的情況。機會主義者在這次會議上採取的立場完全類似於當今移民控制的支持者所採取的立場。斯圖加特大會上採納的決議重申了同樣的觀點：“大會不求試圖通過經濟和政治的排斥性措施來解決工人移民出入境所帶來的潛在隱患 ，因為這些措施是徒勞的且具有反動性質。尤其是對外國國籍或種族的行動限制和排斥。” [5]與其提倡“本質反動”移民管制，第二國際提議了一系列加強受移民影響國家的勞工運動的措施：1. 禁止出口和進口簽過剝奪本人對勞動力和工資的自由處置權的合同的工人。2. 通過縮短工作日、推廣最低工資率、廢除血汗工廠和規范家庭勞動來為工人提供法律保障。3. 廢除一切阻止某些國籍或種族常居國家，或剝奪他們本應同本地人共享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權利，或妨礙他們行使這些權利的限制。廣泛的促進入籍的措施。”此外，會議決定工會運動必須取消一切對移民成為成員的限制，並儘最大努力促進他們參與工會，以及同時努力建立國際性的工會運動和加強移民母國的工會運動。這一國際主義綱領與現任工運領導人的地方主義有天壤之別。很明顯，移民勞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並沒有根本改變。正如一百年前一樣，資產階級不懈地試圖利用移民削弱工資和條件。他們到底取得多大成功還有待商榷，但即使得出的結論是認為移民確實削弱了已有的勞動力，必然結論仍然不是支持移民控制。恰恰相反。工會和工人政黨的作用必須是整合和教育非工會勞動力，以加強工運。因此，必須反對一切針對移民和非移民的歧視和不同權利，包括賦予移民與就業狀況不掛鉤的居留權。列寧和第三國際不出所料，列寧在斯圖加特國會支持左翼。他對工運中的機會主義力表示擔憂：“這次就殖民地問題進行的表決，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第一，經不起資產階級誘惑的社會黨內的機會主義在這里特別明顯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第二，這裡暴露出歐洲工人運動的一個缺點，這個缺點會給無產階級事業帶來不少危害，因此值得高度重視。”殖民政策的決議是以狹窄的多數票率贏得的，較小國家的投票比重勝過帝國主義殖民國家。列寧將機會主義的力量歸功於帝國主義，這也是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回顧的。他對移民問題提出了同樣的觀點：“關於僑居問題的決議我們只談幾句。在這個問題上，委員會中也有人企圖維護狹隘的行會觀點和通過禁止落後國家工人（來自中國等國的苦力）入境的決議。這也是某些“文明”國家的無產者中的貴族作風的表現，他們從自己的特權地位中得到了某些好處，所以便常常忘記了國際階級團結的要求。代表大會上沒有人出來為這種行會的和小市民的狹隘觀點辯護。決議完全符合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要求。” （《斯圖加特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列寧同意該決議，並闡明了反對移民權利和支持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繫。他在這問題上的態度和一切其他問題一樣，是國際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的上層的態度不利於團結。正如列寧所說，他們“所以便常常忘記了國際階級團結的要求”。在他1913年的文章“資本主義和工人移民”中，他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資產階級唆使一個民族的工人反對另一個民族的工人，千方百計分裂他們。覺悟的工人懂得，消除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民族間的隔閡具有必然性和進步性，因此他們正在竭力幫助啟發落後國家的同志，並使他們組織起來。”1915年，他再次回到這個話題：“在我們維護真正的國際主義和反對'沙文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在自己的報刊上經常舉美國社會黨（SP）內的機會主義領袖作為例子，因為他們贊成限制中國工人和日本工人入境（特別是在1907年斯圖加特代表大會以後，違反大會的決定）。我們認為，做一個國際主義者，同贊成這種限制，是不能兼容的。我們可以斷定，如果美國的和特別是英國的那些屬於統治民族和壓迫民族的社會黨人不反對任何入境限制，不反對占有殖民地（如夏威夷群島），不主張殖民地完全獨立，那麼，這樣的社會黨人實際上就是'沙文'社會黨人。”（《致“社會主義宣傳同盟”書記》）列寧的立場非常清楚。對移民的限制是連想都不能想。這種立場是“沙文社會主義”，從根本和國際主義政策是背道而馳的。他在1913年文章裡還進一步舉出了移民的益處。“毫無疑問，只有極端的貧困才迫使人們背鄉離井；毫無疑問，資本家剝削移民工人喪盡天良。但是，只有反動派才會無視當前這種移民的進步意義。不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不在資本主義基地上進行階級鬥爭，就談不到也不可能擺脫資本的壓迫。也正是資本主義吸引全世界勞動群眾參加這場鬥爭，不斷打破地方生活的沉寂和保守狀態，消除民族間的隔閡和偏見，把來到美國、德國和其他國家最大的工廠和礦山的各國工人聯合起來。”列寧的立場非常清楚。對移民的限制是連想都不能想。這種立場是“沙文社會主義”，從根本和國際主義政策是背道而馳的/圖：公眾許可移民問題必須從國際工人階級的視野提出。移徙雖然往往對不得不離家的人造成沉重的心理創傷，卻在歷史意義上起到了進步作用，因為它有助於打破國國與國之間的障礙、偏見和成規。從長遠來看，這種發展定會有助於加強國內和國際上的工人階級運動。第三國際也在其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就移民勞工問題發表了聲明。在《東方問題指導原則》（1316-29頁），可以讀到以下：“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在這個咄咄逼人的危險面前，不應當僅僅局限於進行反對戰爭的宣傳，而且要盡一切努力去消除瓦解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並使資本家更易於利用各民族和種族之間矛盾的種因素。這些因素就是流入移民問題和廉價的有色人種勞動力問題。合同勞工製現在仍然是太平洋南部地區甘蔗種植園招募有色人種工人的主要方法，這些工人都是從中國和印度招募去的。這種情況促使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要求實施反移民法和排斥有色人種工人的法律。不僅在美洲，而且在大洋洲，情況都是如此。這些法律加深了有色人種工人和白人工人之間的對立，分裂和削弱了工人運動的統一。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共產黨必須開展一場強有力的運動，反對旨在阻止移民流入的法律，而且必須向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群眾說明，這些法律由於會煽起種族仇恨，歸根結底會給他們自己帶來損害。另一方面，資本家不再反對移民法，則是為了能夠自由輸入廉價的有色人種勞動力，並用這種方式來壓低白人工人的工資。 資本家發動進攻的這種企圖，只能通過一種辦法有效地加以挫敗，那就是一定要把移民工人吸收到現有的白人工人的工會中去。與此同時，還必須要求將有色人種工人的工資提高到與白人工人工資相等的水平。共產黨採取這樣一種步驟，將揭露資本家的種種圖謀，同時將向有色人種工人清楚地表明，國際無產階級是沒有種族偏見的。”同樣，毫無疑問資本家試圖進口勞動力以降低工資，但這“只能通過一種辦法有效——一定要把移民工人吸收到現有的白人工人的工會中去”（我的強調）。要求把移民工工資水平提高到平等，將“揭露資本家的種種圖謀”，而且（這強調多少次都不嫌過） “清楚地表明，國際無產階級是沒有種族偏見的”。反帝國主義？移民管制的左翼支持者偶爾藉著國際團結這理由來證明移民管制的合理性。當然，移民對於來源國家說是不利的，難道我們不應該支持改善那裡的條件嗎？這聽起來很好聽，但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改善條件？此外，鑑於工人階級實際上並沒有掌權，什麼樣的訴求才可以幫助我們達到目的？撇開世界領導人所有虔誠的修辭不說，他們首先照顧的是自己的利益。川普主張貨物和移民兩者都得遵守邊界。保護主義的商品關稅的目標完全是想把失業問題輸出到其他國家。同樣的道理應用於移民。通過趕走移民，美國統治階級正盡力拖延國內的階級鬥爭；當然，是以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為代價的。此後，美國統治階級試圖利用墨西哥政權來治理自中美洲滾滾而來的移民，並迫使他們在墨西哥定居。這也是民主黨和所謂的自由主義機構的政策，雖然表現得更含糊點。這與歐盟對待土耳其的政策大略相同。帝國主義就是這麼運作的。內格爾正確地指出美國軍事冒險是移民流的主要驅動力之一，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 圖：Ggia在一個更加離譜的聲明中，德國的非洲專員岡特·諾克（Günter Nooke）建議歐洲國家在非洲租憑土地，以建立能吸納移民和發展經濟的城市，即回歸殖民主義。洪都拉斯的反動總統洛博斯（Lobos）也提出了類似的提議。從根本上說，這只是帝國主義勢力在經濟特區已經在做的事情，只不過表達得更為赤裸裸而已。所有關於發展的花言巧語，掩蓋政策只讓他們自己從中獲利。當然，在大眾的想像中，慈善組織和外援的目的是扶貧濟眾。事實上，慈善機構主要填滿的是自己的錢包以及世界各地的貪官污吏。工人和貧困者不得不滿足於吃剩飯。慈善機構頂多只遮蔽了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和銀行所造成的損害。內格爾正確地指出美國軍事冒險是移民流的主要驅動力之一。確實，中東的不穩定導致數百萬人被剝奪了家園和生計。對此我們完全同意。我們的前提必須是明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但戰爭或政治迫害不是導致移民的唯一因素。創造移民大篷車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咖啡的價格。帝國主義使中美洲的許多地方必須依賴出口咖啡。隨著巴西貨幣的貶值，巴西的咖啡競爭對手受到重創。每公斤2美元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無法保本。由於沒有其他就業來源， 咖啡農被迫移民。與此同時，像星巴克這樣的公司以每公斤50美元的價格出售他們的咖啡。這是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以及它們對移民流動的“貢獻”。實際上，不挑戰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本身，就沒資格談論如何改變前殖民地國家的條件。整個20世紀表明，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和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就是空談。正是因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所以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必須與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聯繫在一起。任何其他提議，尤其是出自帝國主義國家的工運，都只會為帝國主義提供左翼藉口。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需要通過與自己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作鬥爭，才能與前殖民國家的工人團結起來。這才是真正的國際團結。一個新時代我們的政綱不是要實現與資產階級和平共處，而是跨越國界團結工人以捍衛條件、反對緊縮開支，為社會主義革命奮鬥/圖：公眾許可當代的一個特點是西方的工運受到了對過去懷舊情結的感染。在削減公共服務的壓力和對薪酬和條件的攻擊下，許多工人回首過去看為穩定和福利的時代。一個資本家和工會達成工資上漲而不是削減的協議，以及政黨承諾並實施改革的時代。一個 “改革”這詞真的意味改善工人階級狀況，而不是攻擊和裁剪的時代。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去不復返。危機不是由於移民，也不是壞思想（“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而是來自資本主義本身的局限。這牽涉某些後果。改革派和工會領導人掉入的陷阱，是把對待移民的手段局限在資本主義能夠擔負起的移民數量內。有多少移民可以在不對工資施壓下降的情況下來到這裡？我們可以在學校、住房和醫院中安置多少移民？在二十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這麼想是錯誤的，但在資本主義衰微時期，這個邏輯更是災難性的。答案是資本主義無法維持現有的工資和條件，無論是否有移民。關閉國界，甚至驅逐移民，並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這一事實。這就像嘗試用鹽水解渴一樣。現階段資本主義的現實是，我們有錢為世界所有的難民提供住房、學校等，但錢在私人手中。有資源為世界所有居民提供體面的生活標準，但它集中在少數億萬富翁和跨國公司的手中。這種不平等只會越來越嚴重。我們的政綱不是要實現資產階級的穩定與和平共處，這只會犧牲工人階級，無論是否是移民。我們的政綱必須是跨越國界團結工人以捍衛條件、反對緊縮開支、為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第二國際斯圖加特大會提出的決議已經包含了最重要的內容：保衛集體談判協議、條款和條件，為改善所有工人的環境鬥爭，給予移民和非移民工人同樣的權利，包括永久居留權、醫療保健、社會福利、住房等。此外，我們必須堅持在國際工會之間建立串聯，加強世界各地工人階級組織之間的聯繫。這個方針將是對工人階級現有條件抵抗統治階級攻擊的最好防禦，但也是為全球社會主義革命做的最佳準備。"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marxist.com)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全球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敬請填寫"聯絡我們"的表格，或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謝謝！註釋[1] “惡劣環境政策”（Home Office hostile environment policy）是在英國從2009年開始，2010年成型的反移民政策。這個政策不光由政府執行，甚至會把舉報移民的責任交給在學校、醫院等機構工作的普通百姓。 [譯者註][2] “軟脫歐”（”Soft Brexit”)是英國統治階級針對脫歐提出的一個戰略抉擇，與另一個抉擇“硬脫歐”（“Hard Brexit”）相對。軟，即爭取仍然跟歐盟國家保持與現狀類似的關係，包括在人口流動和經濟合作問題等。硬，即比較徹底地與歐盟國家決裂。 [譯者註][3] “移民大篷車”（“Migrant Caravan”)是2018年起從中美洲上遷，直到抵達美國南方與墨西哥邊界的難民。他們由於承受本國被美國帝國主義干涉導致的戰亂才不得不移民，川普則派軍隊去邊界威懾他們。近期在美國媒體成為輿論焦點。 [譯者註][4]這次辯論的英文翻譯發表在Medium網: https://medium.com/@simonannah/debate-at-the-stuttgart-congress-1907-on-immigration-9971f565da90 [原稿是德文，中文翻譯是從英文翻譯版再次翻譯的——譯者][5]英文文章: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away-with-damocles-sword-deportation [原稿是德文，中文翻譯是從英文翻譯版再次翻譯的——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