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萨德政权的过去与现在 图片来源：Syriana2011, Flicker Share Tweet经过四年的相对僵局，叙利亚内战最近因叛军对阿勒颇的突然进攻再次点燃。为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回答由此引发的问题，我们重刊这篇2013年的文章，文章详细解释了阿萨德政权的本质，以及共产主义者对其应持的态度。（编者按：此文详细介绍了阿萨德政权的由来及叙利亚过去畸形工人国家的历史，并在当时就准确预测阿萨德政权下台后缺少革命力量会带来的混乱。原文于2013年发布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英文重刊于2024年12月6日，译者：约瑟夫，DS，革命黑猫，Danny，Dylan）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2011年3月爆发的叙利亚革命是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广泛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现称“革命共产主义国际”）尽管认识到其局限性，但仍无保留地支持了这场革命。然而，自那以来，由于缺乏革命领导，这场原本是民众真实表达的运动已被反动势力所劫持，而这些势力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议程。尽管叙利亚革命显然受到国外事件的触发，其根源却可以在叙利亚国内的社会与经济状况中找到。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叙利亚的平均收入实际上下降了约10%。官方数据显示失业率为9%，但实际数字更接近20%。尽管经济困难日益加剧，叙利亚政权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拥有可观的石油储备。2002年，石油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然而，叙利亚经济仍然相对欠发达，这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可见一斑。农业当时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并雇用了约30%的劳动力。私营部门——过去仅扮演次要角色——逐渐壮大，尤其在纺织、农产品/食品工业、化工、制药和工程领域表现强劲。1990年后，公共部门雇用了大约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每年创造约2万个就业岗位，而私营部门每年创造约4万至6万个就业机会。然而，每年有25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就解释了青年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这是促成革命的重要因素！这些状况是阿萨德政权近年来推行的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逐步瓦解了旧有的国有、中央计划经济体系，推动了私人资本在经济事务中的介入，并将国家资产主要转移给政权的亲信。这一切导致了日益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而这正是革命动荡的核心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左翼内部对阿萨德政权的性质存在着许多混淆。一些人仍然将其视为基于国有、中央计划经济的旧政权。这使得他们从革命伊始便对其持反对态度，即便那时革命还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真实表达。他们将一切简化为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势力（如沙特阿拉伯或卡塔尔等政权）的反动操控。诚然，这些政权确实为部分叛军提供了援助和武器，扶持符合其反动议程的势力，且有外国雇佣兵参与战斗。但若将一切都归结为这种解释，则过于简单化且不准确。最初，确实存在一场真实的革命，这在反对阿萨德的起义的早期就很明显。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在当时支持这一运动。然而，当这一运动的革命内涵逐渐消退，主导权落入各种反动势力手中时，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有责任明确指出这一变化。事实是，由于局势陷入僵局，真正的革命力量已被各种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势力所压倒。这些势力在外国势力的扶持下浮出水面，而这些外国势力则试图推动其自身的反动利益。这一悲剧的发生源于缺乏扎根于民众的革命领导力量。最初，尤其是在参与大规模抗议的青年人中，这场运动并非基于种族或宗教分歧。游行中可以听到的一句口号是“我们都是叙利亚人”，这是一种明确的声音，旨在对抗那些试图以种族或宗教划分叙利亚社会的人。左翼中那些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人，认为其中存在某些“进步的”或“反帝国主义的”元素。然而，真相却非常具体：阿萨德政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帝国主义成分。它并不存在任何能够让社会主义者为其提供哪怕是最批判性“支持”的进步性。为了不混淆革命与反革命，对该政权过去的本质及其多年间的演变进行深入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分而治之如我们所见，面对去年初期的革命浪潮，试图通过种族和宗教分裂来瓦解民众团结的手段被广泛使用。阿萨德政权煽动了这些分裂（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海湾国家等地区反动政权一样）。在失去国内一些关键地区的支持后，阿萨德政权试图通过破坏最初的真实革命，并挑起叙利亚社会各族群间的冲突，来在某些地区维持其基本的群众基础。这一策略采用了经典手法：瞄准特定群体，实施残酷且无差别的攻击。执行这些攻击的精锐安全部队大部分由阿拉维派组成，这很容易激起被攻击的族群和宗教团体的反应性对抗。阿拉维派整体逐渐被视为“敌人”。在另一方，反动的原教旨主义团体则利用种族和宗教分裂来推动其自身议程。这种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当前的僵局。在这一过程中，真正革命者的声音被反动势力淹没。如我们所见，革命的根源在于阿萨德政权数十年来逐渐形成的真实经济和社会状况。近年来，叙利亚社会日益极化，少数精英阶层在顶端自肥，而另一端则是日益加剧的贫困和生活条件的全面恶化。在这种极化过程中，一些群体的处境更加恶劣，但与此同时，尤其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阶层却从近期的经济变化中获得了一些利益。这一因素也解释了政权的韧性。如果革命能够提出一个吸引这些阶层的方案，阿萨德政权早已倒台。不幸的是，革命未能形成这样的方案，这为反动势力的兴起打开了空间。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推翻政权和实现“民主”，但仅仅是“民主”的诉求并不足以动员全体民众。这一诉求必须与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比如工资、就业、住房等。正如在埃及和突尼斯一样，民主的诉求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对他们所承受的苦难生活终结的渴望。如果“民主”被视为带来不稳定、种族/宗教冲突和经济混乱，那么它就无法获得全体劳动人民的全面支持。此外，非常可疑的、反动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已渗入革命运动，试图将其引向另一条道路，为政权提供了其所需要的东西：一个用来恐吓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原教旨主义稻草人”。政权在这些阶层中树立的观念是：反对派仅仅由“恐怖分子”组成，这些人只会将叙利亚社会拉向后退，而非前进；反对派由那些会摧毁叙利亚世俗与“现代”特性的人组成；总之，这意味着野蛮主义。这种宣传无疑产生了效果，至少使一些阶层中立化，他们继续依附于政权，并非因为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出于对更糟糕局面的恐惧。革命的根源在于阿萨德政权几十年来形成的真实经济和社会条件 / 图片来源：Kremlin.ru, Wikimedia Commons还有另一个因素可以解释叙利亚革命的停滞和脱轨。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同样因为缺乏革命领导——在初期阶段被引入歧途，伊斯兰主义政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两个国家，尽管革命中工人和青年大规模参与，并迅速推翻了令人生厌的旧独裁者，但不幸的是，在政权倒台后，民众没有能够依靠的革命政党。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权力真空，而这种真空被现有的各种形式的宗教政党所填补。（在埃及，情况现在有所进展，显著的一部分民众已经转而反对穆尔西的新政权，但即便如此，仍未能清晰地提出完成埃及革命的前景）。利比亚的局势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惑。尽管利比亚的政权最终崩溃，但取而代之的局面对许多普通叙利亚人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们也在思考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会发生什么。国家可能分裂成不同的领地、由地方势力和民兵掌控的局面，再加上经济的混乱，这些都不是令人向往的前景。这也再次解释了为何阿萨德政权尽管残暴，却仍能长期维持统治。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阿萨德迟早会垮台。一个仅靠刀剑统治的政权注定最终会走向崩溃。即使是最残暴的独裁者，也必须为民众提供暴力之外的某种东西。如果一个政权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工资、服务和食物等，最终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存在一个革命趋势，能够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理念：叙利亚工人和青年面临的问题只能通过社会的激进变革来解决——这只能意味着叙利亚的社会主义转型——那么，这样的趋势就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引领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然而，悲剧在于，这种趋势在叙利亚并不存在。苏联的角色在任何有关于叙利亚的讨论里，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关键点。即使是最激进和最革命性的叙利亚工人和青年也都想知道，我们说的叙利亚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到底是什么意思。毕竟，阿萨德政权不是“社会主义”吗？难道叙利亚的经济不是基于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吗？并且叙利亚不是曾属于最终崩溃了的“社会主义”苏联势力范围内吗？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以上的的问题进行回答，否则他们将永远不会引起最先进的叙利亚革命青年的共鸣，这些青年们正是那些争夺“反对派”控制权的各种反动势力所边缘化的人群：这些反动势力的底色涵盖着从西方帝国主义的公开傀儡派系到极端反动的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整个光谱。当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社会主义变革是叙利亚的唯一出路时，他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系列的攻击，例如： “但是叙利亚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它失败了。”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那些不仅仅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还追随托洛茨基思想的人，能够解释苏联崩溃的原因。这些都可以在托洛茨基的经典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早在1936年就已完成！）中得到阐述。在这本书中，他解释了苏联是如何堕落成斯大林主义的独裁政权——这种政权代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导致这种堕落的过程以及出现斯大林主义这样的现象，其实都有具体的物质因素。列宁从未设想过“仅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深刻地理解国际性的革命的必要性，否则这个国家甚至有可能退回到资本主义。这正是他倾入了大量精力去建立共产国际的原因。但在列宁去世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为了主导思想，此时官僚主义的力量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并且形成了仅为他们自己服务的物质利益。这一思想随后被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并反过来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的可怕失败，进一步孤立了苏联，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官僚阶层对权力的控制。本文并非旨在详细阐述1917年十月革命为什么以及如何结束。对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我们推荐读者参考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和泰德·格兰特的《俄罗斯：从革命到反革命》。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想要了解阿萨德政权的本质以及它多年来经历的各种变化和转型，那么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它曾是什么以及后来的变化——进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人们可能会犯一些非常基础性的错误，就像一些左翼人士，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者或者前斯大林主义者最近时期所犯的错误一样。一些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且继续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党派的事实，已经对叙利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正因如此，需要像本文这样的文章来明确阐述马克思主义者对叙利亚事件应持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和反抗阿萨德政权的大众站在一边。然而，仅仅申明是不够的。就像我们明确指出，叙利亚内外有极端反动的力量在操纵推翻政权，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以任何形式与这些势力合作。事实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警告叙利亚青年们去警惕以及反抗这些势力，无论大众多希望看到阿萨德的倒台。这些力量绝不是叙利亚人民的朋友。只需看看埃及和突尼斯的局势就能充分明白这点——在这两个国家，穆斯林兄弟会和复兴运动党（Ennahda）都曾试图逆转革命的成果。我们从这两国的革命过程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些势力是反动的，并且我们不该给予它们任何支持。今天，我们必须对叙利亚发出类似的警告。尽管叙利亚反对派中一些声称自己是领导者的势力采取了反动立场，显然仍有大量诚实的群众、工人、青年和失业者都参与到了反抗阿萨德政权的斗争中。他们中有许多人加入了各种战斗团体，英勇地对抗着政权。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加入了那些能够保护自己的家人和社区免受政权残酷攻击的势力。而这篇文章正是主要针对这些人群而写的。叙利亚局势的悲剧在于，由于多年窒息的独裁统治，在叙利亚境内没有希望去建立一个真正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团体。此外，由于阿萨德政权被视为与苏联具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使共产主义可以为叙利亚人民解决问题的观念在大众意识中非常薄弱。在这林林总总的事件中，世界各地的一些 “共产党”公开支持阿萨德政权肯定没有让局面变得更好。这意味着任何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需要首先为自己不应该负责任的事情开脱。拿以色列的“共产主义者”作为例子，在2011年的5月，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穆罕默德·纳法（Mohammed Nafa’a）在一个知名阿拉伯网站“Al Khuwar Al Mathmadan”上发表文章谴责叙利亚革命（类似的声明也可以在黎巴嫩共产党及其他党的立场中找到）。同年6月，该党的阿拉伯语网站发表了布鲁塞尔共产党会议的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们表示：“共产党对叙利亚反对帝国主义阴谋表示支持……“这种扭曲思想的另一个例子如下：“...叙利亚已成为在帝国与反抗者之间战争的新前线…尽管它有许多缺陷，但叙利亚政权正在积极地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任何不给予它全力支持的事情——至少在这场危机期间——都等同于反对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作为知识分子，尽管我们的部分职责在于呼吁政治改革，并且更大程度地纳入本土、合法的反对派参与改革进程，但这必须以既不能削弱阿萨德政权在我们共同敌人面前的当前地位、也不能使后者受益的方式进行。”[引自《叙利亚危机：三足维艰》（Syrian Crisis: Three’s a Crowd）, 阿迈勒·萨阿德-戈雷耶布（Amal Saad-Ghorayeb），2012年6月12日，粗体为我们的强调]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阿萨德政权的直接支持，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则是一种”批判性的支持“。所有的这些立场都是基于阿萨德政权是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的。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与现实完全相悖，只能通过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来维持——即忽略了阿萨德政权曾多次场合与帝国主义力量合作的事实。例如，1976年，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ssad）通过入侵黎巴嫩难民营来镇压巴勒斯坦的抵抗力量，他与以色列合作，并背靠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实际上，叙利亚政权是应西方（包括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要求进行干预，以防止在1975年内战中右派马龙派（Maronite）基督教民兵在进步世俗主义者、穆斯林民兵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之间的内战中被击败。之后，在1990-1991年，该政权配合了美国对伊拉克的袭击。并且在2003年，该政权在保护伊拉克免受帝国主义攻击的战斗中无动于衷。此外，它还在美国的压力下从黎巴嫩撤军。这些事实都表明了阿萨德在“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站不住脚。关于阿萨德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性”的错误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事件，当时，叙利亚建立了一个集中计划的国家所有制经济，非常类似于苏联的模式。然而，一个漫长的过程改变了叙利亚经济的性质，从一个根本上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转变为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经济体。并且，如果要正确评估现今由阿萨德领导的政权的性质，对以上的认识是必要的。早期的复兴党政权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事件是了解复兴党上台建立了什么样的政权的关键。这几十年的事件只能在1950年代独立后叙利亚的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来理解。二战后，法国帝国主义被逐出叙利亚，但这个国家仍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在当时，当地资产阶级的力量薄弱，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它实际上是一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群众中的激进情绪以及他们对于社会变革的真切渴望。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应对叙利亚大众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叙利亚部分军方精英转向埃及寻求援助。于是，在1958年，一些军官推动与纳赛尔（Nasser）领导下的埃及联合，短暂的联合阿拉伯共和国（UAR）诞生。在这期间，联合阿拉伯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土地的重新分配，针对工人和贫民的社会福利，以及对国家工业化的推动。然而，这些面向群众的措施却与禁止罢工、禁止独立工会和农民组织的政策相结合。必须记住的是，当时纳赛尔开始向左倾斜，采取了反帝国主义以及反对本地资本家和地主的措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叙利亚反动的军官阶层在1961年飞快地决定解除与埃及的联合。因为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联盟并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原因是这个联合恰恰引入了这些军官阶层想要避免的措施！然而，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愿望，但叙利亚欠发达的经济性质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投资作为支持。例如道路，港口和灌溉系统的基础建筑，而这些是本地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提供的。只有国家才能提供推动这种发展所要求的投资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叙利亚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无法摆脱其历史上的落后。农民无法发挥独立作用，因此，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变革来实现，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肩膀上。不幸的是，工人阶级由例如叙利亚共产党以及类似党派领导，但这些政党没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视野。相反，其领导人不断寻求与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结盟，而这种资产阶级并不存在！这是斯大林“二阶段“理论（Two-Stage Theory）的遗产，该理论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在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工人阶级的任务是首先支持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来消除封建残余，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是”第一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建立并巩固之后，社会主义任务才会被提出。实际上，这意味着在每一次革命中，工人阶级都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叙利亚当时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推动国家前进，但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领导力量去承担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使国家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军官阶层扮演的角色比平时要大得多。军方不断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这些客观条件，加上加上全球范围内向国有化方向的趋势，如埃及，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许多从殖民时期独立的欠发达国家的经历，决定了当时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苏联和中国的影响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两国经济的增长非常强劲。因此，“计划经济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答案”的观念在各阶层中逐渐增长，其中也包括叙利亚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军官阶层，这种思想通过巴阿斯党的发展得到了体现。1963-66 年的政变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一部分军官发动了政变。但这次政变与之前的政变截然不同。它启动了将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国有化的进程，包括进行土地再分配和私人银行国有化，甚至比纳赛尔所做的还要更进一步，最终建立了一个效仿苏联的制度。萨拉赫·贾迪德（Salah Jadid）等军官谋求本国的现代化，由于当地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经常与自己本应代表的阶级发生冲突。//图片来源：公共领域尽管政府为了避免对资本家和地主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而耍了些花招，但由于当地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没有能力发展叙利亚的经济，才导致了 1963 年的政变，使以复兴党为代表的军官阶层激进派上台执政。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叙利亚军官阶层的性质。与其他欠发达国家一样，许多军官并不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家庭关系等直接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相反，他们往往来自社会底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叙利亚军官来自当时被视为社会受压迫阶层的阿拉维派少数民族。萨拉赫·贾迪德（Salah Jadid）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后来在 1966 年领导了另一场更为激进的政变。这些军官谋求国家的现代化，而由于当地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往往会与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发生冲突。当时，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模式似乎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成功的经济替代方案，因此这部分军官认为经济计划是解决国家困境的办法。苏联和中国的政治模式对这些军官也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摒弃了任何形式的民主，尤其是工人民主，还允许特权官僚精英的存在。政权上台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了土地改革，从大地主手中夺走他们的地产，把一些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被完全国有化，到1965年，大多数大型企业都已完全或部分国有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当地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发展经济，国家被迫介入——不是部分介入这个或那个行业，而是管理整个经济。这激起了穆斯林神职人员和“商界”的巨大反弹。在这些人的压力下军政权开始走向妥协，但只导致了由更符合群众情绪的激进年轻军官发动了另一场政变。正是这些年轻军官进一步推动了叙利亚的社会变革。对他们来说，这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就是 1966 年贾迪德领导的政变完成并巩固了这一进程的原因。到1966年，大部分经济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现在控制着自然资源的开发、发电和供水、大部分工业工厂、银行和保险业、部分运输系统以及大部分对外贸易和国内批发贸易。政府还控制着大部分投资、信贷和许多商品的定价。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激进的军官们着手建立民兵和大规模的农民军，最终打破了腐朽的、亲帝国主义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旧政权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了，几乎整个工业和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当时发生的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复兴党政权的领导人为了防止反革命，不得不依靠群众，格兰特描述到：“1 月上旬，复兴社会党政府将106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和资本超过2500万英镑的银行收归国有。为了粉碎资本家可能的抵抗，政府组织了特别法庭，对任何试图阻挠这些新措施的人最高可判处死刑。一周之内，资本家们试图组织一场反革命：商人和小店主们组织了一场资本主义“罢工”抗议，关闭了他们的商店和集市。叙利亚穆斯林教会的反动首领也加入了这场阴谋，他们谴责政府反对“上帝和宗教”。他们共同发起了一场非暴力示威活动。然而政府早已孤注一掷，退缩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复兴党领导人很可能会被处死。示威者被一卡车一卡车地运走；仍然关门的商店被砸开，存货被扣押；22名主要商人被剥夺财产；宗教基金会的权力被移交给执政的军政府——包括任命和解雇穆斯林神职人员的权力；一个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 8 名‘头目’因密谋暗杀国家元首而被判处死刑。为了成功开展斗争，复兴党政府必须呼吁叙利亚工人和农民给予支持。1 月 26 日星期二，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号召，涌入大马士革，表明他们对这些措施的狂热拥护。”正如《观察家报》所正确评论的那样：在叙利亚，复兴党的生存和严厉的镇压措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大型私营企业已遭到致命打击，政府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将经济社会化进行到底。在国内，这意味着权力已从城市的资产阶级决定性地转移到更激进的农村和政权所依赖的农民军。因此，这些事件标志着叙利亚资本主义崩溃的决定性开端。对于这些事件，先进工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必须无条件地支持复兴党反对叙利亚资本主义的措施，腐朽的叙利亚资本主义只会依赖帝国主义续命。但也有必要了解这些事件的背景、其局限性以及革命的进程。(1965年2月20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当年进行的国有化。但与此同时，他们对政权的性质不抱任何幻想。尽管广泛的国有化是进步的，但由于缺乏工人民主，缺乏工人对工业的控制和管理，这就意味着在叙利亚出现的是一个类似于当时苏联的制度，即极权主义的一党专政，权力集中在依靠国有经济的特权官僚手中。这不是 “社会主义”。要使这种制度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第二次政治革命。正如格兰特指出：“叙利亚政权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它依靠的是农民军。它将结束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无政府状态，为工业计划奠定基础。但由于没有工人民主的制衡，它的结局只能是建立一个由经理、军官和官僚组成的新的特权阶层，就像在俄国和中国一样。要实行这种[工人民主]，就需要一场新的革命，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政治革命。由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迟缓，这些国家的群众将不得不付出第二次革命的代价。(1965 年 2 月 20 日）”这些引文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解叙利亚当时的进程方面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者对叙利亚政权不抱任何幻想，同时承认并支持叙利亚政权采取的任何进步措施。新政权被马克思主义者定义为畸形的工人国家，即经济为国有和计划经济，但权力掌握在凌驾于工人之上的官僚精英手中。畸形的不断革命论1963年及其后的政变是“不断革命论”实践的一个例子，尽管是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方式。托洛茨基曾解释过，在摆脱殖民主义的、较为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必须带头执行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即打破旧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发展现代工业国家。然而，他也解释说，由于新生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中的反动作用，而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主义。在叙利亚，由于缺乏自己阶级政治力量的领导，叙利亚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社会革命的独立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激进化的小资产阶级军官得以介入，执行了许多原本属于工人阶级的任务。正因为如此，革命后出现的政权本质上是波拿巴主义的，同时以国有化的财产关系为基础。1963 年 10 月叙利亚复兴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思想报告”指出，该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图片来源：公共领域1963 年 10 月叙利亚复兴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思想报告”指出，该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报告还提到了土地改革、工商企业国有化、经济规划和建立国家银行的必要性。同时，它还指出要将工会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这意味着不允许有独立的工人组织，这也是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复制。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私营企业家、大商人、大地主和银行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携资外逃。1967 年，私立学校被国有化。这是一项针对宗教组织的措施。在国际舞台上，叙利亚开始向苏联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事实上，尽管勃列日涅夫并未积极采取任何措施，该国已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叙利亚的国有中央计划经济为经济的快速扩张和增长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体增长了 80%，70 年代增长了 336%。政权早年采取的措施最为激进。在这些年里，复兴党中最激进的一派在决定政权政策方面最具影响力。阿萨德的崛起然而，正如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的那样，一旦更具革命性的一派在建立和巩固政权方面发挥了作用后，鉴于保守性官僚机构的惯性，政权内部更“实用”的因素就会取代更激进的因素。这就解释了 1964 至 1966 年间政权高层的频繁变动，以及随后贾迪德和阿萨德之间的斗争，这反映了复兴党中激进和保守两翼之间的内斗。这可以与托洛茨基所描述的俄国革命后斯大林主义的 “热月反动”比较——尽管两者在环境上存在明显差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叙利亚现任独裁者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政权内部崛起。起初老阿萨德不得不与一些更激进的领导人分享权力，但最终他还是为政权上打上了所谓 “实用主义 ”官僚的印记，这些官僚希望将 “革命者 ”扔到一边。复兴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物是军官萨拉赫·贾迪德。特别是在 1967 年与以色列的战争失败后，政权内部的紧张关系开始加剧，一方是贾迪德及其复兴党追随者，另一方是以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为核心的保守派，他们主张对贾迪德广泛推行的国有化政策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贾迪德得到了复兴党大多数平民的支持，但阿萨德利用其国防部长的职位，逐渐控制了复兴党的军事力量。1969 年，阿萨德解除了贾迪德支持者的职务。两派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最终导致 1970 年贾迪德试图在复兴党大会上罢免阿萨德及其支持者，但后者通过控制军队，成功发动了针对贾迪德的党内政变，贾迪德被捕入狱，后被软禁，直到 1993 年去世。整个过程导致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军队在各个层面，甚至在经济领域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哈菲兹·阿萨德属于阿拉维派少数民族，因此政权的阿拉维派性质日益增强。叙利亚境内的阿拉维派少数民族一直被视为受压迫的群体，从这个少数民族中涌现出一批激进军官并非偶然。哈菲兹继续提拔阿拉维派进入国家和安全部队的最高层。时至今日，一些重要部队仍由阿拉维派主导。在整个过程中，叙利亚变成了一个以国有中央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极权主义政权，与苏联的情况基本相同。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这在初期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间，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即使在战后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如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还在福利、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进行了许多社会改革。正是这些改革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政权。即使资产阶级媒体也常常将其称为 “社会主义”时期；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工人民主。它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可怕扭曲。“Infitah”——开放然而，叙利亚经济随后发生的变化对我们了解叙利亚今天的面貌很有意义。到1970年，一旦哈菲兹·阿萨德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并在1967年对以色列的战争中战败之后，叙利亚开始了向私人投资开放经济的进程。 这种经济“开放”被称为“infitah”，尽管是一种“适度”或“温和”的开放。在贸易、房地产和服务业等不同领域，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资本进入。阿萨德寻求了外籍叙利亚资本家和外国投资者的帮助。其中，一些先前被征用的财产被交还给了所有者，以吸引私人投资。事实证明，在这第一笔投资中，吸引到的投资主要是投机性的，这表明投资人并不信任掌权的政权。尽管20世纪70年代初有这些规模不大的投资，国家仍然继续控制着大部分经济产出。 到1970年，一旦哈菲兹·阿萨德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并在1967年对以色列的战争中战败之后，叙利亚开始了向私人投资开放经济的进程。//图片来源：公共领域。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快速增长在1981年达到顶峰，增长率为10.2%，随后急剧减速，1982年降至3.2%，1984年出现逆转，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下降2.1%。此时，国家仍控制着60%以上的产出，并通过各种手段对规模较小的私营部门施加重要影响，但这一体制显然已陷入危机。 官僚控制生产的所有局限性正在浮出水面。与此同时，苏联和东欧集团的经济也面临着重大危机。此时，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1985年至1991年），并推行了他的Glasnost（“开放”）和Perestroika（重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政策。改革的目的是引进一些半私营企业，建立一个半自由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苏联官僚机构内部，“市场”比计划更有效的观念正在增长。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考虑到苏联经济正在崩溃，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部分复苏，重现繁荣。此外，邓小平还在中国推行了“改革”，建立了经济特区，允许资本主义关系在其中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和整个东欧集团也看到了阿萨德政权的这一进程。1986年，国家仍然控制着叙利亚的大部分经济，但叙利亚采取了被称为“第二次改革”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经济。政府允许更多的私营部门活动和投资，并放松了对某些商品进口的管制，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贸易。这是解除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开端，不过仍有100多种主要外国商品完全由国营贸易组织进口。此外，1986年对持有外汇进行了管制，1977年开始实行并于1981年普遍实行的进口限制仍然有效，这表明国家仍在坚持其对经济的控制手段。不过，政府还是建立了六个自由贸易区——这显然是在效仿邓小平在中国的政策，允许当地贸易商和制造商自由进口、加工和再出口商品。部分行业允许国内外私人投资。为方便私人投资者，还采取了免税和廉价信贷等措施。然而，旧的国有中央计划经济并没有被打破。国营部门仍占主导地位，尽管此时私营部门已在农业和小型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私营部门在轻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一阶段，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正在发生与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类似的过程：私营部门的重要性正在增加。政权仍处于寻求市场刺激的阶段，以便在实质上仍是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实现增长。尽管在老阿萨德执政时期，曾对私人资本做出过一些让步，但1989年东欧集团的解体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迅速加快了这一进程，并导致了质的变化。阿萨德政权效仿的制度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轰然倒塌。正如苏联模式吸引了1963年发动政变的年轻军官一样，苏联的解体动摇了他们对同一政权的信心。苏联崩溃对叙利亚的影响他们都不了解苏联的局限性，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并非由工人阶级控制，而是掌握在特权官僚精英的手中。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被苏联模式所吸引，正是因为它似乎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他们以同样经验主义的方式做出反应，开始更大胆地转向资本主义措施。1990到91年后，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坚实的参照系和援助，该政权走上了一条最终导致旧计划体制解体的道路。1990年，商人进入叙利亚议会，1991年又通过了鼓励私人投资的第10号法律，这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恢复资本主义的进程日益壮大，政权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所谓的“保守派”和“现代化派”之间出现了分歧。“保守派”主张延续旧制度，而“现代化派”则主张逐步改革，在可控范围内缓慢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前者代表了国有经济的所有官僚，他们面临着在私有化进程中损失惨重的风险。后者代表着世界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一部分官僚希望成为生产资料直接所有者的愿望。这种分歧与中国官僚机构内部出现的分歧十分相似，后者是随着中国经济从1980年起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出现的。尽管如此，布什政府对叙利亚的态度是将其视为“流氓国家”，就像对待伊朗或朝鲜一样。它实施制裁，竭尽全力孤立叙利亚政权。然而，更聪明的美国资产阶级则主张与叙利亚私营部门“接触”，建立合资企业，在该国投资等，以此将叙利亚拉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加快该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为了规避这种孤立，叙利亚政权转而求助于欧盟，并于2003年开始就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进行谈判，但未能取得预期结果，最终叙利亚被迫求助于伊朗和俄罗斯等国。例如，2005 年俄罗斯取消了叙利亚73%的欠款。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看到了赢回过去失去的势力范围的机会，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美国通过直接的军事存在扩大了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04年，阿萨德前往北京进行正式访问，在美国试图加强对叙利亚的经济控制之际，他再次寻求支持。中国为叙利亚政权提供了所需的模式，因为它实行经济自由化，即私营部门的作用日益增强，但却没有任何迈向西方式议会民主的迹象。独裁统治仍在继续，没有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正是在这一时期，即2004年，叙利亚政权还寻求向以色列和美国开放。结果，叙利亚政权同意从黎巴嫩撤军。2005年4月，在黎巴嫩驻扎了29年的最后一批叙利亚士兵撤出黎巴嫩。包括华盛顿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叙利亚此时在黎巴嫩发挥的作用表示欢迎。我们必须了解的是，黎巴嫩作为一个投资来源，在叙利亚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希望进入全球市场的叙利亚商人来说是一个类似香港的地区，特别是在贸易、融资和银行服务方面。由于失去了对黎巴嫩的直接控制，寻找其他投资来源的问题就变得更为迫切。结果，资本主义复辟进程进一步加快。裙带资本主义到了2000年代，资本主义复辟进程才真正加快，但所创造的资本主义并不符合美国或欧洲帝国主义的胃口。这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在私有化过程中，国家财产被转移给了政权内部的权贵或与政权关系密切的人，即政权高层的家庭成员。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表弟拉米·马赫卢夫（Rami Makhlouf）就是其中之一。他控制着叙利亚的电信（Syriatel）、免税店、大部分石油工业、航空运输、电视网络和大量房地产。据报道，在当前冲突爆发前，他拥有价值约50亿美元的资产。马赫卢夫之所以能将埃及电信公司Orascom挤出叙利亚市场，是因为他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国家向他颁发了为期8年的许可证，使他实际垄断了移动网络。到2009年，马赫卢夫已经收购了12家私营银行中 9 家的股份。事实上，这个人主宰了叙利亚的私营部门。M. 哈姆乔（M. Hamcho）也是一个例子，他作为一个有权势的商人迅速崛起。他娶了马希尔·阿萨德的小姨子，这说明他是如何在“商界”崛起的。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盛行。此时，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已不再按计划运作，而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公司。与此同时，私人“裙带资本家”部门也在发展壮大。2009年3月10日，此前一直停滞不前的证券交易所终于成立。在1996年的经济危机中，只有石油拯救了政权，此后，“结构改革的必要性”被提出得更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巴沙尔·阿萨德将“经济改革”置于其“话语”中心。由复兴党经济学家穆罕默德·侯赛因（Mohammed Hussein）领导的“18人小组”是一个由大学教授、“专家”、商人、自由派人士等组成的团体，他们被要求监督私有化进程。巴沙尔提名所谓的“独立人士”担任政府要职。许多在欧洲或美国大学接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应邀回国帮助管理“改革”，即开始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叙利亚市场的进程。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阿萨德希望加快这一进程。非复兴党成员被委以重任。这些人包括：伊萨姆·扎伊姆（Issam Zaïm），2000年任规划部长，2001年任工业部长，他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专家；加桑·里法伊（Ghassan Rifaï），2001年底任经济和商业部长，他是世界银行的官员；尼布拉·法德尔（Nibras Fadel），一位外籍技术专家，被任命为总统顾问，负责国家改革。 政府组成的这些变化显然是向资本主义开放经济计划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政府还解散了两家国家垄断企业。2011年12月，政府批准成立私人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次年2月，政府又批准成立私立大学。然而，这些措施遭到了政权“保守派”的强烈抵制，私营银行在当时并未真正出现。正是由于私营银行业发展缓慢，黎巴嫩银行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填补了真空并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信贷。“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几乎是中国官方措辞的翻版——被叙利亚政府采用，就是为了掩盖社会财产从国家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一正在发生的事实。这种模式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运作方式。现在它们要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但不能私有化，也不能裁员。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全面私有化和向外资开放计划的抵制。但这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抵制吗？并不是，和中国一样，叙利亚高层希望建立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让原先那些特权阶层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具体措施就是确保将国有财产转移给统治精英或其家人亲戚以及狐朋狗友。2005年（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之后）标志着整个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复兴党代表大会上，支持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人击败了那些想要维护现状的人。他们的路线是帮助政权高层及其亲信手中建立寡头垄断，这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让西方帝国主义者感到愤怒的是，资本主义在政府高层及其亲信的严格控制下被引入叙利亚，而不是帝国主义者要求的叙利亚经济完全开放。西方帝国主义急需为自己的跨国公司寻求更多的投资领域。叙利亚政府倾向于“内部控制”，通过将官僚机构的部分成员转变为生产资料的直接所有者，向资本主义迈进。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涌现出了不少类似上文提到的拉米·马赫卢夫式的人物。到2007年，仅仅两年，大量私人保险公司和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在叙利亚开设。银行业和对外贸易都对私人投资开放。为了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看看被禁止进口的产品数量的统计数据。2003年9月，这一数字为11,000，但到2007年1月，这一数字已降至1000。叙利亚政府因此为自由市场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该政权试图摆脱孤立（尤其是美国人强加的孤立）的一部分。黎巴嫩也是这一时期银行贷款的主要来源。由于美国的抵制，以及欧盟在2004年拒绝与叙利亚建立“伙伴”关系，叙利亚政府向土耳其和伊朗寻求帮助。伊朗尤其愿意投资，它本身就是美国制裁的受害者。2006年，由于自由化，叙利亚出现了金融繁荣，大量投资（主要是投机性投资）投向房地产。在2000—2010年这十年间，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叙利亚产生了质的变化，从计划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的趋势终于得到巩固。如果我们将2001—2005年（第九个五年计划）与2006—2010年（第十个五年计划）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以下情况。在这十年的前半段，公共部门继续占主导地位，但国有企业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所见，它们现在已转变为国有的资本主义企业。在这十年的后半段，私营部门真正起飞。2007年，叙利亚经济的70%已掌握在私人手中。“自由主义者”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因为现在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房地产繁荣就是一个例子：在03到04年间，房地产价格上涨了59%，但在随后的三年，即2005到2007年，房价上涨了400%！与此同时，很多逃离叙利亚的老资本家和银行家选择回国，这这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国有化过程中先后离开该叙利亚，其中许多人躲在黎巴嫩做生意。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老阿萨德控制政权以来，也有一批特殊的资产阶级一直受到容忍。原因是这些“独立”资本家并不联合成一个团体，而是以个人身份运作，从而不对老阿萨德政权构成威胁。然而，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这一切暴利和投机的反面是另一部分人口的贫困化。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05年，叙利亚有530万人（占总人口的3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1.4%）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粮食供应。同时叙利亚人口继续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求职者的行列。与此同时，农村人口不断大量涌入城市，加剧了城市的社会问题。仅大马士革一地，人口每年就增加15万人。这造成了城市富裕地区被贫困郊区包围的局面。通货膨胀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2003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3%，到2007年春季达到18%。但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更快，光2007年就上涨了60%。另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叙利亚的识字率开始恶化，识字率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指标，而叙利亚文盲人数不断增加。这显示了过去的进步措施（文盲率下降）与新的“市场”措施（教育体系恶化）之间的差异。从识字率的降低中我们也能看出叙利亚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削减大众的基础教育的同时，2000到2007年期间，为满足精英阶层的需求，叙利亚建立了8所私立大学。在底层人民普遍的苦难中，精英阶层的富裕程度和财富却不断增长。豪华酒店、奢侈品、豪车等高档消费场所与商品数量不断增加，而大部分人口每天的生活费却只有2美元！2004年，最贫穷的20%人口仅占有社会总支出的7%；而最富有的20%人口却占有社会总支出的45%。为了弥补与旧国有计划经济挂钩的旧福利的损失，叙利亚政府试图引入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但体制内普遍存在的腐败使得社会保障难以实施。因此我们看到，在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里，叙利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即计划经济的逐渐瓦解和资本主义元素的引入，最终导致了现在的裙带资本主义制度。叙利亚发生的一切很好地解释了左翼人士的困惑。正如我们上文所见，尽管发生了民众起义，但有些左翼仍然支持阿萨德政权，他们的理由通常是：阿萨德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是进步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本文中的事实和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些左翼则盲目地支持整个反对派，甚至忽视了2011年爆发的真正革命已被不同的反动集团劫持的事实。这只能用叙利亚革命没有找到能够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领导来解释。这场革命是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群众希望结束日益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阿萨德的独裁统治，但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团结全体劳动人口、青年、失业者和穷人，共同反对独裁统治的政党。怎么办？正因为如此，形势现在变得更加复杂。许多革命青年仍在为推翻令人憎恨的独裁者及其走狗而斗争。但决定整个反对派真正性质的，是其领导层及其纲领。确实，自由叙利亚军的某些派别与他们认为劫持了革命的原教旨主义者发生了冲突，但他们的选择是什么？他们面临的选择从根本上讲，充其量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坏的情况下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们必须讲真话，诚实地解释发生的事情。我们支持阿萨德的垮台，但我们也反对帝国主义的干预和该地区反动组织的阴谋诡计。正如我们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在有关局势的声明”，也就是《中东革命前景》中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全叙利亚范围内的总罢工才能迅速推翻政权，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能够团结所有工人和贫苦大众的政党。只有当这个政党有一个能够为广大民众所面临的所有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纲领时，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还解释了以下内容：“事实上，叙利亚危机的解决方案可以在埃及和突尼斯找到——也许更重要的是伊朗。在叙利亚狭窄的边境内找不到解决方案。即使叙利亚有一个健康的、大规模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最终的解决方案也不会在叙利亚境内找到。即使今天叙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为了使这场革命得以生存，它必须超越其边界，进入土耳其、伊朗和更远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在埃及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埃及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拥有最大的工人阶级，可以为整个中东的工人和青年提供领导。“我们必须向叙利亚青年中最优秀的人解释这一切。我们需要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长远分析，解释现实情况。阿萨德政权最终会垮台，但它如何垮台以及谁来推翻政权与政权本身的垮台同样重要。在利比亚，我们看到了在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实现政权更迭的后果——混乱和灾难，利比亚劳动人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他们的情况越来越糟，而帝国主义仍在外部进行操纵。如果阿萨德被得到海湾反动国家和西方帝国主义者援助和支持的民兵推翻，叙利亚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尽管如此，局势最终会稳定下来，工人们会站稳脚跟。他们将组织起来；工人们将创建工会组织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最终，劳工运动将成为一股力量，因为群众逐渐意识到阿萨德政权的垮台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因此，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必须为未来做好准备，组建叙利亚马克思主义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伦敦，2013年2月25日“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