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第51期已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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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此,在本期《捍卫马克思主义》中,我们自豪地刊登多篇深入探讨这一概念的文章。

“不断革命”一词最早由马克思于1850年使用,但在列夫·托洛茨基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后,这一词几乎成了他的思想的代名词。

因此,任何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出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那么,托洛茨基主义,如果它含有任何意义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托洛茨基遇刺85年后的今天,它又有何现实意义?

真理总是具体的

托洛茨基主义常常被简单地定义为反斯大林主义。但这一说法可以涵盖各种不同的思潮,其中大多数与托洛茨基的思想毫无关系。

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内涵,不在于它反对什么,而在于它主张什么。因此,任何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考察,都必须从托洛茨基作为革命者一生所坚守的基本原则出发。

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则,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也就是辩证法的坚持。他在1939年写道:

“对头脑的辩证训练,对于革命战士的重要性,就像训练手指对于钢琴家一样。它要求人们把一切问题当作过程来对待,而不是当作静止的范畴。”[1]

在政治和生活中,我们习惯于听到并使用一些观念,例如“民主”、“独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发展出一套术语,用来表达更具体的概念,比如“资产阶级革命”、“工人国家”、“波拿巴主义”等。

所有的这些范畴都源自现实,是理解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工具。然而,因为它们只抽取了现象的某一个方面,尤其是与复杂、多面的现实生活相比时,不可避免地具有抽象性。

举例来说,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这个范畴很熟悉,并认同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可以归为资本主义国家。此外,人们普遍认可,既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这些经济体就会有某些共同特征,并遵循某些共同规律。

但我们能因此认为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是相同的吗?或者它们都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相同的速度发展吗?如果某个社会与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图景不完全吻合,是否就意味着它完全不是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会将我们带入形式主义陷阱的推理方式:以一般范畴为出发点,从中推导出具体结论,再强行套用到现实之中。这种方法在政治中极为常见,且常常导致严重错误。

事实上,与概念和范畴不同,现实中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或孤立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并处于不断生成与消亡、不断转化为自身对立面的过程中:从死到生,从稳定与进步到危机与衰落,反之亦然。

辩证逻辑是人类为把握现实而发展出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它使我们的概念和范畴保持必要的灵活性和具体性,从而真正成为指导行动的武器。托洛茨基曾说:

“辩证思维之于庸俗思维,就像电影之于照片。电影并不否定照片,而是把一系列照片按照运动的规律连接起来。”[2]

在托洛茨基所有的著作和演讲中,都能看到他激烈批判各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对口号的机械重复。

辩证性分析

在1906年,也就是与斯大林展开辩论的近20年前,托洛茨基就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展开过一场理论斗争。孟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教条化为“阶段论”的公式。

孟什维克从一个当时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的原则出发:俄国正面临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们从这一抽象范畴出发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类似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只有在经过一段不知多久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俄国才会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

然而,托洛茨基指出,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方法完全背离。所需要的是对当时俄国各个现实存在的阶级的力量和利益进行具体分析。“不断革命论”正是这种辩证性分析的结果。

托洛茨基解释说,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无意推翻地主阶级和沙皇制度。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联合农民群众才能完成。但显然,工人阶级一旦掌权,就不会仅仅满足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必然“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十月,俄国革命的爆发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夺取了政权完全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这一理论。而自此以后,从越南到委内瑞拉,从叙利亚到苏丹,再到更广泛的世界各地,不断革命论的逻辑始终贯穿于各种革命经验之中。

捍卫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还与那些自称是列宁继承者的人作斗争,例如斯大林和布哈林。他们把短视地接受现状与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结合在一起。

托洛茨基曾警告说:

“在理论领域中只会运用抽象范畴的人,注定会盲目地向事实认输。”[3]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浪潮退却时,斯大林在1924年秋天宣布了一种全新的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根据这一理论,苏联可以完全在自身的国境内,在不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建成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修正,却被指责犯有“悲观主义”错误及认定革命“注定要失败”。为什么呢?斯大林的理由是: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俄国建立,那无产阶级当初就不会也不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4]

实际上,斯大林及其追随者重复的正是孟什维克的逻辑。不同之处在于:孟什维克用这种形式主义推理得出“工人阶级不该掌权”;而斯大林主义者则反过来说:“既然工人已经掌权,就一定能建成社会主义。”

这种孟什维克的方法自然导致了孟什维克的政治。于是,中国共产党被命令服从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的纪律,因为中国面临一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

这种路线在国内外造成了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危机。然而即便在1928年苏联政府突然改变路线时,其形式主义的内核依然如故。

这一点最典型的体现,就是臭名昭著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既然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人都支持资本主义,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的一翼”,甚至被称为“资本独裁的主要支柱”。

这一所谓“理论”的实际结果,就是分裂并瘫痪了工人阶级,最终为希特勒的胜利铺平道路。

其后,共产国际再次被迫转向。但每一次政策大转弯,都会伴随对马克思主义的新一轮修正,配上一套断章取义的“列宁语录”,用来证明领导层在转变之前和之后都“原则上正确”。

对党员的“再教育”则是通过污蔑、开除甚至谋杀来进行的。其结果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彻底从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更是消灭了一切独立思考,只留下对“党的路线”的盲目服从。

托洛茨基反对这些思想,并不仅仅因为他不同意苏联政府的政策,更不是因为某种个人的权力斗争或阴谋,而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的本质。

不过,托洛茨基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也不仅限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他后来同样批评了那些打着“国际左翼反对派”旗号反对斯大林却没有真正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的人。

在资产阶级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西方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托洛茨基在二战中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立场。他们认为,由于斯大林官僚专政的残暴统治,苏联已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工人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生命的最后所撰写的一些最重要著作,正是针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式退却的政治批判,以及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这场争论中,托洛茨基展示了辩证法的高超运用:

“假使社会现象永是一种已完成的性质,那社会学的问题,的确要简单多了。可是为了逻辑的完整去丢开事实中的某些因素,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这些因素今天是违反你的图式,明天就可以完全推翻你的图式……科学的任务如同政治的任务一样,不是对于一种未完成的进程,下一个完成的定义,而是随着它的每个阶段,把它进步的倾向和反动的倾向分别出来,暴露它们的相互关系,预见它的各种可能的发展形态,并且在这种预见当中,找一个行动的基础。”[5]

正是这种方法为托洛茨基一生中的指导革命工作提供了正确指南。

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

紧随其马克思主义方法而来的,是托洛茨基在所有著作与政治实践中始终坚持的一条主线:加强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阶级意识和国际主义。

毕竟,不断革命论的实际政治结论是什么?就是:在考虑到各国具体的客观条件的同时,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应当努力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提升它的阶级意识和组织水平,使其能领导一切被压迫者,直接走向夺取政权。

这正是马克思本人使用“不断革命”一词时的本意。而当“托洛茨基主义”这一词汇首次出现时(1907年,由俄国自由派帕维尔·米留科夫提出),它指的正是这种“革命幻想”。[6]

在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也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了捍卫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斗争。

Bolsheviks.jpeg1919年11月7日,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红场庆祝十月革命两周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并肩站在中间。//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托洛茨基主义”一词的大规模流行恰恰是在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这绝非巧合。当时,苏联新兴的官僚集团正在背离世界革命,转向国内富裕农民阶层和国外资本主义的妥协。

对此,托洛茨基主张:在苏联经济上加强工人阶级的地位;在政治上于苏维埃和共产党内加强工人地位;同时以在国际上传播革命作为战略目标。这实际上就是捍卫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纲领,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国原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急切地利用“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标签,来人为制造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分歧。于是,在1924年底,苏联报刊上突然涌现出大量文章,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然而,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分歧。列宁甚至说过:自托洛茨基拒绝了与孟什维克和解以来,就“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7]

托洛茨基本人并不喜欢“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称呼。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实质上是一场反列宁思想遗产的斗争”。因此,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以强调这一承继关系。

粉碎一切障碍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一场理论斗争。托洛茨基的理论和政治原则始终与一种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紧密结合,而这种意志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正如托洛茨基曾说:

“可以有知识或无知、聪慧或平庸的革命者,但却不会有缺乏闯破一切难关、缺乏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革命者。”[8]

共产主义者常常重复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无比强大,是因为它是真理。”[9]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得出实际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不仅要追求真理、说出真理,还要按照真理的要求去行动,无论遇到怎样的阻力与困难。这正是革命者具有的根本的精神。

托洛茨基一生都在被追捕和流放:先是沙皇政府,后来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被所谓的“民主国家”拒之门外,被迫流亡到世界另一端。他的家人遭到追杀,他本人也长期生活在暗杀威胁之下。

然而,无论压力多么巨大,他从未退缩。

你同样可以在马克思的生涯中看到这种意志,在历史上许多革命者的生涯中看到它;你可以在苏联内左翼反对派的英勇斗争中看到它——他们在大清洗中走向刑场时依然高唱《国际歌》;你还可以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身上看到,他们在严酷镇压下,仍把一生献给建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力量。

反对宗派主义

然而,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定捍卫,从未滑向宗派主义。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与群众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

托洛茨基明确地把在行动上反对宗派主义,与在理论上批判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

“宗派主义者虽然在每一句话中都对马克思主义发誓,但它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否定,它以经验为出发点,并始终回归。”[10]

他努力将这一正确方法传授给第四国际,并在其创立纲领中,留下了对宗派主义的尖锐批判:

“这些无生气的政治家们,一般地都用不着那一座以过渡要求为形式的桥梁,因为他们根本无心跨到彼岸去。他们只是在一个地方鬼混,以反复背诵那千篇一律的贫乏而抽象的词句为满足。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变是一个评论的机会而不是一个行动的机会。既然那些教条主义者,与一般的荒唐鬼和奇迹大家一样,每走一步都在现实之前倾跌,他们便生活在一种永远愤激的状态中,抱怨“制度”和“方法”,而且不断打滚于小阴谋中。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他们惯常实施一种专制的制度。”[11]

他最后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谁不找寻并寻得到群众去的道路,谁就不是一个战士,而是党的累赘。拟定一个政纲,并不是为编辑部或讨论俱乐部的领袖着想,而是为数千数百万人的革命行动着想。肃清第四国际队伍中的教派主义以及无可救药的教派主义者,乃是革命成功的一个起码条件。”[12]

可悲的是,托洛茨基未能完成这最后的斗争。1940年8月20日,一名斯大林派遣的特工透过从背后的一记卑鄙的袭击,夺走了第四国际杰出领袖的生命。

战后,继承了国际的领导者们从战争的混乱与屠杀中走出,却面对一个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没有“老人”(托洛茨基)的理论指引,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在思想或行动上跨越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的门槛。

正如托洛茨基所警告的,结果就是第四国际蜕变为无数无关紧要、相互争吵的宗派组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明什么不是托洛茨基主义。

当今那些自称第四国际的组织,没有一个与托洛茨基的真正思想和方法有关。它们充其量只是国际低劣的仿品,它们唯一的“贡献”,就是在广大工人阶级中彻底败坏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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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遗产

第四国际虽然被摧毁,但托洛茨基主义的精髓依然存在。它体现在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延续,以及对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传统的继承。这些思想与传统在今天仍然和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时一样重要、一样必不可少。

当时,托洛茨基写道:

“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13]

这句话在今天依旧成立。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今陷入彻底混乱。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是蜕变成改良主义政党,就是沦为无足轻重的宗派小团体,甚至彻底从舞台上消失。与此同时,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正在寻求答案,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寻找一种运动、一面旗帜来团结自己。

托洛茨基最大的成就是:他在各种恐怖与背叛中,始终高举起明晰的马克思主义旗帜。现在,让我们接过这面旗帜,用它来建设一支能够领导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的政党,使无产阶级最终能够赢得胜利。

——《捍卫马克思主义》编辑部

注释

[1] 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之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保卫马克思主义》
[2] 同上
[3] 托洛茨基,《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4]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问题》
[5]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6] 帕维尔·米留科夫,《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引自托洛茨基,《1905》附录《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7]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
[8] 托洛茨基,《革命者是如何形成的?》
[9]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0] 托洛茨基,《宗派主义,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
[11]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
[12] 同上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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