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波拿巴主义？——致不断革命党的答复 (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Share Tweet在过去十年中，法国对青年和工人的镇压持续加剧：警察暴力、“预防性”逮捕激进分子、将工会活动定为犯罪、禁止示威、集会和会议等。对黄背心运动和巴勒斯坦声援运动的镇压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而持续的趋势。（按：本文原文发布于2025年5月19日，译者：Kevin)[本文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在左翼内部，对这一趋势的观察使越来越多的活动者得出结论：法国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而是一种独裁政府，或至少是资产阶级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过渡形态。例如，不断革命党（Révolution Permanente）自2015年起便不断重复，称我们正面临“波拿巴主义转向”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波拿巴主义”特指一种军警独裁政体。不幸的是，不断革命党网站上的文章非但没有澄清当今法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与走向，反而只会制造混乱。读这些文章，很难理解这些同志到底认为“波拿巴主义转向”已经发生，还是尚未到来。例如，他们断言我们生活在第五共和国“极端波拿巴主义的框架”中，但同时又称必须担心短期内出现“波拿巴主义大跃进”。一方面，他们将第五共和国整体（从1958年至今）描述为“波拿巴主义政权”；另一方面，他们只谈论“波拿巴主义倾向”和“波拿巴主义措施”。既然他们提出了“新的波拿巴主义转向”的幽灵，那就必须假设曾经发生过“第一次转向”，但这点并不清楚。实际上，读完不断革命党的材料后，最困惑的往往是读者自己。波拿巴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要阐明它，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本文正是为此而写。这将帮助我们理解当前政权的性质、它的运动轨迹，以及革命共产主义者随之而来的任务。镇压与特殊的力量与不断革命党的同志常暗示的相反，波拿巴主义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宪法条文——无论是现行宪法的第49.3条，还是在重大危机时允许总统授予自己“完全权力”的第16条。实际上，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权，即便是最“民主”的，也都配备了“紧急状态”“戒严令”等立法或宪法工具，使统治阶级能在需要时以“合法”方式采取非常措施，维护其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国家都是阶级国家，从根本上讲，它由“特殊的武装队伍。// 图像来源：Kristoffer Trolle，维基共享资源同样，镇压并不是波拿巴主义政权所特有的特征。1891年，在法国北部的富尔米，士兵向罢工者开枪，打死了九名工人。十五年后，时任内政部长的乔治·克列孟梭动用军队，并以“预防性”理由逮捕了146名工会成员，以镇压1906年5月1日的罢工。在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其它残酷镇压的例子。尽管如此，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视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国家都是阶级国家，归根结底由“特殊的武装队伍”构成。他们的角色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在资本主义下，国家始终捍卫资产阶级的统治。当需要时，即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会动用“例外”措施——不论是戒严还是暴力镇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措施包含波拿巴主义的要素，但只是要素而已；仅凭这些，并不足以决定一个政权的政治性质。事实上，在每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波拿巴主义的要素。阶级之间的“仲裁者”在这个问题上，不断革命党过于频繁地忽略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分析至关重要的思想：波拿巴主义是特定社会阶级关系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机器（即“特殊的武装队伍”）与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产物。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在资产阶级民主中，国家假装“独立”和“中立”，但这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掩盖它实际上完全受制于其所服务阶级的事实。大资产阶级操控着这个“民主”政体的一切，从政客到高级公务员，包括警察和军队高层。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私营部门与国家高层之间的不断流动：从银行家转变为总统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然而，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机器可以获得远大于以往的独立性，摆脱对资产阶级的直接依赖。比如，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各阶级之间形成了一种力量均衡——例如，在一段强烈的群众动员之后，工人阶级虽然筋疲力尽但尚未成功夺权，而统治阶级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统治。正如恩格斯所写：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利用这种阶级斗争中的均衡，国家机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统治阶级的控制。这类政权称为“波拿巴主义政权”，源自拿破仑·波拿巴1799年起建立的统治。波拿巴主义政权以阶级之间的“仲裁者”自居，并基本上以“剑”（即警察和军队）进行统治。它镇压工人运动，但也迫使资产阶级做出某些让步。然而，这种政权依旧捍卫资本主义阶级的根本利益。资产阶级虽然不再直接控制国家，但依然是社会中经济上的统治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拿巴主义政权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而摆脱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因此，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默认这种统治。普京、戴高乐与皮诺切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政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代末，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俄罗斯工人阶级受共产党领导层的拖累陷入瘫痪，而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因黑帮横行而无力维持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于是，军队和安全机构在情报机构负责人普京的领导下接管了局势。普京成为总统后，让俄罗斯资产阶级就范，并镇压了一些寡头，目的是捍卫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稳定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曾出现过波拿巴主义政权，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 图像来源：《革命》2009年，一起事件生动地展现了波拿巴主义政权的特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寡头奥列格·杰里帕斯卡旗下的一家公司宣布关闭一家工厂，工人们发起罢工，这场动员有可能引发更广泛的俄国工人阶级行动。普京随后召集包括杰里帕斯卡在内的工厂老板，在现场召开了一场电视直播会议。在镜头前，普京将杰里帕斯卡斥为“无能”，态度就像是训斥调皮学生的校长。在数百万观众面前，这位寡头被当场羞辱并被迫签署一份协议，承诺保留被威胁的岗位。这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本质上是通过打击一名老板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普京以阶级之间的“仲裁者”身份向俄罗斯工人阶级发出信号：既然克里姆林宫的“强人”会保住你们的饭碗，那你们又何必罢工？20世纪，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曾出现波拿巴主义政权，虽然它们之间不尽相同。1958年至1968年期间，戴高乐将军在法国建立了一个相对“弱”的波拿巴主义政权。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战争陷入僵局，一批将军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威胁要“空降巴黎”，推翻共和国。而在法国本土，法国共产党斯大林主义领导人面临来自基层的巨大压力，这些基层党员已准备武装反击政变者。在极右翼和极左翼双重压力下，法国资产阶级选择接受戴高乐接管政权，以便控制局面。1958年6月1日，国民议会授予戴高乐非常权力，任命他为总理。戴高乐在平息阿尔及尔将军们的政变（事实上他在其中扮演了两面派的作用）后，为法国共产党领导层提供了一个解除动员的借口，随后以“裁判者”的身份建立了新的共和国。正如不断革命党所强调的，第五共和国确实建立在一种“极端波拿巴主义框架”之上，但这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当时工人阶级的“弱势”是相对且短暂的，因此戴高乐政权无法完全取消工人的民主权利，更不可能取缔强大的法国共产党或CGT工会。实际上，该政权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在强度上与1958年前的第四共和国大体相当。此外，戴高乐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国共产党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配合——而此时莫斯科的苏联官僚阶层对戴高乐政权的“官方反美主义”态度十分欣赏。与此同时，该政权也享受着战后经济繁荣的有利局势，即“三十年辉煌”（Trente Glorieuses）期间法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戴高乐政权之所以具有波拿巴主义特征，是因为它通过政变建立，使国家机器摆脱了资产阶级传统代表——职业政客和银行家们的控制。政权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军方人物（如戴高乐本人）、雄心勃勃的高级官僚，如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以及一些与黑社会有联系的政治“冒险家”，如沙尔·帕斯夸（Charles Pasqua）。与此同时，“官方”体制也被各种非官方网络所挑战：警察背后有“公民行动服务”（Service d'Action Civique）作为实际的政治警察；外交部的权力则受到戴高乐通过“影子人物”雅克·福卡尔所操控的“外交小组”的挑战。总的来说，资产阶级丧失了它通常用以控制国家机器的主要机制。而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所建立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则是极其残酷的独裁政体。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是在智利工人阶级经历了三年革命性动员后陷入瘫痪的情况下发生的。倘若不是社会民主派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竭力阻挠，智利工人原本有可能掌握政权。政变后，智利军方对工人阶级实施了堪比法西斯式的恐怖统治：所有工人组织被取缔，数万人被捕，成千上万的人被草率处决。一个“强硬”的政权？波拿巴主义政权往往看起来非常稳固；事实上，它们也竭尽所能营造出这样的形象。但在现实中，这种政权依赖的是社会各阶级之间一种或多或少岌岌可危的平衡。正如托洛茨基在其著作《俄国革命史》中所指出的：你试将两把叉对称的插于一个软木塞，则左右大摇摆之后，甚至能在一个针顶上保持均衡：这就是拿破仑主义式的超然公断者的力学模型。一个这样的权力，姑将国际条件除开不说，其巩固程度，是以国内两相敌对阶级之均衡稳定程度来定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看起来可能非常稳固；的确，它也竭尽所能营造出这种形象。但事实上，它依赖于维持社会各阶级之间一种或多或少不稳定的脆弱平衡。// 图像来源：图卢兹市档案馆，维基共享资源当这种平衡因阶级斗争的重新高涨而被打破时，波拿巴主义政权可能迅速崩溃。正如1968年5月至6月的大罢工所示，戴高乐政权就被这一运动所席卷。只是由于当时法共和CGT领导层的背叛，工人阶级才未能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因此得以重新控制局势。 虽然“第五共和国的极端波拿巴主义框架”（用不断革命党表述的话）依然保留，但由于阶级力量格局发生剧烈动荡，法国资产阶级被迫在相对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框架下推进其反动政策，由投资银行家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领导。 自那以后，法国统治阶级始终依赖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其统治工具。比戴高乐将军政权更为残酷的波拿巴主义独裁，也曾被群众动员所推翻。在韩国，将军们从1961年统治到1988年，近三十年间，对工人阶级实施了恐怖统治。 1980年，光州市爆发起义，却被军方血腥镇压，造成600至2000人被屠杀。但这一事件预示着韩国工人阶级的觉醒。 经过多年激烈的阶级斗争，将军们最终被迫将政权移交给“正常”的资产阶级政客，而后者则保留了许多独裁时期实施的法律措施。改良主义者的角色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特德·格兰特在1946年所解释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政体“都拥有某些共同的特质。他接着写道：“这些特征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分类的决定性因素。所有国家都有独立的工人组织：工会、政党、俱乐部等，并享有相应的权利。罢工权、组织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以及过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其他权利。（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某一项权利的丧失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对一个政权的分析。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关系的总体结构。）”接着他作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明：“在这些组织存在并发挥强大作用的地方（在法国和意大利，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资产阶级通过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高层进行统治。。”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特德·格兰特在1946年所解释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政体“都拥有某些共同的特质。//图片来源：RCI 要判断当今法国政权的性质，我们只需要问一个问题：自2017年以来，是什么主要因素让马克龙得以维持执政地位？是武力压制吗？是工人阶级的疲惫吗？都不是。 决定性因素是改良派领导人——尤其是各大工会联盟的领导层——系统性地破坏了大规模工人动员的政策。比如说，马克龙政府确实对“黄背心”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但这场非凡运动所激发的动能，本来有可能推翻马克龙政权——如果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倾尽全力参与战斗，并把广泛的轮动罢工提上日程的话。正如我们在2018年12月所写的，“黄背心”运动将国家推到了“一场革命危机的边缘”。而这恰恰是改良派工会领导人所最恐惧的。他们不是去动员工人阶级，而是默许了对“黄背心”的镇压，并竭尽所能地让尽可能多的工人与这场运动保持距离。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2023年反对马克龙养老金“改革”的强大抗议中，以及过去20年间的类似运动中。改良主义领导人有意为之、处心积虑的保守姿态，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特征——法国如此，其他国家亦然。与不断革命党的说法相反，法国的大资产阶级目前并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导致军警独裁的“波拿巴主义飞跃”。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工人阶级远未枯竭，相反，他们依然保有相当大的力量储备与斗争意愿。近些年，大多数工资阶层并未参与动员，恰恰是因为工会领导层采取了保守政策——他们担心一场规模过大的运动会失去控制。如果法国资产阶级试图建立一个波拿巴主义独裁政权，那将有可能引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工人动员。这正是去年12月在韩国发生的事情。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引发了爆炸性的群众抗议。群众自发走上街头，阻挡军车通行，而主要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在形势压力下被迫宣布总罢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更安全的做法是继续依靠民主党的改良派和小资产阶级领导人，以及改良主义的工会组织。 就在我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韩国资产阶级正苦于平息群众的不满与战斗性——这些都是尹锡悦的波拿巴主义冒险所激发的。这一系列事件被全球的统治阶级密切关注着，其中也包括法国的资产阶级。一个“更广泛”的民主政体？我们并不是说法国不可能出现波拿巴主义政权。如果工人阶级在未来几年内未能夺取政权，那么形成这种政权的条件终究会形成。但在目前阶段，这些条件尚不存在。不断革命党的领导人不断渲染短期内“波拿巴主义转向”的幽灵，严重误判了阶级斗争的发展动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直接前景。如同许多情况一样，这一错误源于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改变社会能力的缺乏信心。 举个例子，不断革命党在2023年4月发表的众多文章之一，题为《面对威权激进化，需要来自下层的激进民主回应》（Faced with authoritarian radicalisation, for a radical democratic response from below ）。在强调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危机“唯一进步而可行的回应”之后，作者胡安·钦戈（Juan Chingo ）写道：“但现实是，我们尚无能力以“一个由工人、人民群众以及所有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组成的政府，并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来取代马克龙。尽管大多数工人对现存体制的憎恨日益加深，但他们仍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立场上。目前的紧迫任务，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日益集权化的国家项目，这种国家项目是针对所有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而要重新夺回在威权激进化过程中丧失的一切，我们不能退回到第三共和国或第四共和国那种议会集合体的形式——这是‘不屈法国’所提出的方案。与其寄希望于回归某种重建的帝国主义民主，不如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本质中汲取灵感，尤其是1793年。……一个更广泛的民主政体，能够终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离——统治者在任期内垄断决策权，从而将选民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这样的政体将加速工人和平民群众的政治教育，并促进争取工人政府的斗争。”紧接着，他详细描述了这种“更广泛的民主政体”：废除参议院和总统职务；实行两年一届的议员选举，采用完全比例代表制；允许选民随时罢免代表的可能性，议员津贴不得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通过不断在短期内渲染“波拿巴主义转向”的幽灵，不断革命党的领导人严重误判了阶级斗争的发展动力及其由此产生的直接前景。// 图像来源：公有领域这些设想听上去固然不错，但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不断革命党将这一“更广泛的民主政体”作为其纲领的核心内容，但它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因此国家依旧服务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 这个政体依然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资本家与工人、亿万富翁与最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深刻鸿沟之上。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不断革命党的领导人所呼吁的那个“更广泛的民主政体”。再一次，这种机会主义错误源于对工人阶级的缺乏信心。既然大多数工人“仍然立足于资产阶级民主”，他们就被号召去争取的不是对大资本家的剥夺，而只是作为第一步，去争取一个“更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 这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责任——始终将一切局部诉求（无论是民主诉求还是其他）与推翻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社会的必要性联系起来。的确，目前大多数工人尚未准备好为社会主义革命纲领而斗争。只有在一个真正的革命形势下，劳动群众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并掌握政权，而前提是他们拥有一个足够强大的革命政党，并且这个政党在工人阶级中有深厚根基。 这个政党必须在多数工人转向争夺政权之前就已建成，它必须在我们阶级中最有觉悟的那一层中建设，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方法和思想之上。不断革命党则完全背道而驰。这个小组织声称要面向“工人阶级的多数”，为此它抛弃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旗帜，用1793年（虽然光荣但却是资产阶级的）旗帜来取而代之，并且鼓吹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简而言之，它深陷机会主义的泥潭。面对资产阶级民主内部镇压加剧和波拿巴主义因素的增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必须积极捍卫工人阶级的所有民主权利，并强调工人运动中改良派领导人对这些权利遭到破坏所负的重大责任。但我们绝不能抱有幻想，或留下哪怕一丝含糊：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中，工人不仅能够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还能掌控并规划经济，从而最终确保全体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信“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