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Share Tweet2012年10月1日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资产阶级媒体对他的奉承和崇拜空前高涨。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大量谄媚的讣告铺天盖地而来。他被描述为“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脍炙人口、最有影响力和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甚至“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本文原文发布于2012年10月19日，译者：付莱）那些被这震耳欲聋的歌声所迷惑的左翼人士应该仔细想想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所说的话：“老倍倍尔做错了什么，以至于他们要称赞我？”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权者要对一个死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此歌功颂德？[本文同时发布于革命共产国际（RCI）官方中文电报频道：https://t.me/imt1917zh]早在他去世之前，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就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早至2002年，霍布斯鲍姆就被右翼保守党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称为“可以说是我们在世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世界上”。意大利现任总统、前共产党领导人乔治·纳波利塔诺与巴西前总统卢拉一起向霍布斯鲍姆95岁生日致以问候。如果资产阶级竟然用如此溢美之词来赞美一个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这将会是匪夷所思的。只要回忆一下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死后，即使是最受尊重的资产阶级“学者”也对他们进行的长期仇视和报复性的毁谤运动，就足以意识到这一点。搞清楚这一切并不难。事实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多年前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如果他曾经是的话。他早已放弃了所有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伪装，而是接受了资本主义这一既定的生活事实，人们可能会对其感到遗憾，但却永远无法指望取代它。当权者绝不会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献媚，但却非常热衷于宣传在他们看来早已变得“受人尊敬”的人的形象。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人永远是有用的“驯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和革命这两个词不过是一张舒适的扶手椅和一双温暖的地毯拖鞋而已。这些人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他们不会威胁到任何东西或人。唯一可能被他们吓到的人是那些每晚阅读《每日邮报》，焦急地在床下寻找共产党人的退休老太太和老先生们。统治阶级并不那么容易受迷惑，而是在这些问题上有着敏锐的嗅觉，他们一眼就看出这个前共产党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宝贵盟友。现在，我们应该褪去这位圣人的光环，问一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谁，他代表着什么？早年经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他的父母是犹太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商人，名叫利奥波德·奥布斯鲍姆（Leopold Obstbaum）。霍布斯鲍姆这个名字似乎是登记处出错造成的。他12岁时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也去世了。艾瑞克成为孤儿后，曾在柏林的一位叔叔家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1929年华尔街崩盘，中欧陷入经济大萧条，大批人失业，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在德国，这是希特勒上台之前的狂风骤雨时期。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他85岁时出版的自传中写道："我属于十月革命代表着世界希望的那一代人。”1931年，14岁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加入了共产党，准确地说，是加入了共产党的学生组织——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Schülerbund）。当时，许多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威胁的犹太人同情共产主义和苏联，这是合乎逻辑的。当然，他从俄国革命中寻找出路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年轻的艾瑞克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伪“共产主义”。他的后半生正是献身于此。斯大林主义者在希特勒的崛起中扮演了灾难性的角色。德国的工人运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在关键时刻，希特勒却吹嘘自己“没有打破一扇窗户”就取得了政权。原因是工人阶级因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工人之间罪恶的分裂而陷入瘫痪。其结果是德国工人阶级最惨重的失败。托洛茨基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统一战线是粉碎希特勒和为工人阶级的胜利铺平道路的唯一手段。但斯大林主义者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与作为“主要敌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煽动共产党工人殴打社民党工人，破坏他们的集会，甚至极端到煽动学童攻击社会民主党儿童（“在学校和操场上殴打小社民党”）。这一罪恶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纳粹于1933年上台。但年轻的艾瑞克对斯大林主义采取了不加批判的态度，他错误地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十月革命传统的延续。在欧洲和美国饱受大规模失业问题困扰的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霍布斯鲍姆年轻时可能从未听说过托洛茨基。他几乎不会意识到德国共产党的灾难性政策，更不会意识到斯大林和莫斯科官僚机构在德国灾难中所扮演的罪恶角色。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希特勒上台后不久，艾瑞克离开柏林前往安全的伦敦。1935年，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那里有许多共产党的同情者。这几年，莫斯科招募了由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组成的著名间谍组【即所谓的剑桥五杰-校注】。在国王学院，艾瑞克开始参与该校共产党支部的活动。英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有许多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和E.P.汤普森（E.P. Thompson），古典学家本杰明·法林顿（Benjamin Farringdon），艺术家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诗人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著名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 Haldane）等。他们被十月革命的理想以及苏联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和文化进步所吸引。霍布斯鲍姆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47年被任命为伦敦伯贝克(Birkbeck)学院历史讲师。他很幸运，在1948年柏林危机导致冷战加剧之前获得了这一职位。在194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1959年，他以弗朗西斯·牛顿（Francis Newton）的笔名出版了他第一部关于南欧土匪的重要著作《原始反叛者》（Primitive Rebels）。霍布斯鲍姆总共写了三十多本书，为他赢得了声誉和在左派中的崇高地位。他的声誉并非完全名不副实。他不是从国王、王后和政治家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角度来写历史。这是他的功劳，也是他在国际左翼圈子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原因。然而，不得不说的是，他的著作质量参差不齐，价值也不尽相同。在他的晚期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明显的衰退。然而，即使在他最好的作品中，也有瑕疵。与许多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家的情况一样，他的版本的历史往往夸大经济因素，并将其作为历史进程的直接因果因素，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警告要避免的。与其说霍布斯鲍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他是英国经验主义学派的产物，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经验主义学派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事实和数字。这是它的长处。他的著作中大量的事实和数字很可能是他在拉丁国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因为那里没有在学术著作中展示事实和数字的严谨传统。马克思把英国称为“统计之国”并非没有道理。仅举一例，霍布斯鲍姆为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以牺牲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为代价的观点提供了统计学支持；这一观点与资产阶级学者声称工业化提高了生活水平的主流观点相悖。在这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著作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至少在早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即使是他最好的作品也有英国历史学派和知识分子传统的典型弱点。他的著作缺乏对辩证法的深刻理解所带来的广阔视野和活力。同样机械的、非辩证的方法是许多老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家的共同特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渐进的、不间断的过程，完全缺乏革命精神。在这里，经济因素得到了强调，而阶级斗争则以一种学术的方式从外面呈现出来，其中霍布斯鲍姆并不是参与者，而是被动的旁观者。他正是如此。至少在他最初的作品中，他是站在革命者一边的旁观者。然而，在他最后的作品中，他是一种最有害的怀疑论的传播者。这位前斯大林主义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建制派成员，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堕落的过程霍布斯鲍姆的职业生涯始于对19世纪的研究。他最著名的作品都是关于那个时期的，如《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1962年）、《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1975年）和《劳动人民》（Labouring Men）。它们已成为所有左倾历史讲师的教科书。这些著作使他声名鹊起，如果他此后不再写作，那么他的声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至名归。这些早期著作合理地介绍了18和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无疑为几代历史学生介绍了对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解，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推荐它们。但此后就一路走下坡路了。十年后，当《帝国的年代》（The Age of Empire，1987年）出版时，正是撒切尔时代的鼎盛时期。虽然他偶尔仍会对列宁的思想致敬，但这本书的特点是怀疑、悲观和愤世嫉俗。换句话说，这本书准确地表达了一个正在与社会主义决裂但又不愿承认这一点的人的观点。他后来的著作没有任何价值，无论是作为历史作品、政治作品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如此。特别是他的《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1994年）一书，该书自称涵盖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的八十年，自然受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欢迎，但却毫无价值。该书写得很差，完全缺乏对所提及的任何重大主题的认真分析。《极端的年代》的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它说了什么，还在于它没有说什么。事实上，它是一本轶事集，其中点缀着最市侩的肤浅判断。一言以蔽之，它属于霍布斯鲍姆年轻时鄙视的那种八卦史。从书名就足以理解其本质含义，即认为所有“极端”都是坏事的市侩观点。我们稍后将看到霍布斯鲍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目前，我们将仅限于批评作为历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例如，在《极端的年代》中，他试图解释希特勒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不解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尤其是斯大林主义者蓄意分裂工人阶级的灾难性作用，就不可能理解强大的德国工人运动在纳粹主义面前陷入瘫痪的原因。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红色教授却悄悄溜走了：“革命左派的大失败，重新加强了极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萧条最恶劣的年头是如此。萧条一开始，粉碎了共产国际在各地重燃社会革命战火的希望；共产主义运动非但不能向苏联以外地区扩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究其原因，共产国际的自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实难推卸责任。共产国际不但大意地小觑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一意追求无异于小宗派自绝他人的隔离政策，将社会民主党派及劳工政党发起的组织性群众劳工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劳工政党为‘社会法西斯’）。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地不敢相信。”(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第104-5页。）霍布斯鲍姆试图通过这几句话（几乎是脚注或事后诸葛亮）来抹杀共产党在将胜利拱手让给纳粹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大萧条，而是共产国际罪恶的极左路线使“苏联以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而这又是斯大林在俄国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指挥的。他没有解释斯大林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或“第三时期”理论。他只说，“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地不敢相信”，而且只是“在某种程度上”（in some measure）是德国工人失败的原因。这是极不诚实的。实际上，霍布斯鲍姆是在试图淡化斯大林主义在德国的灾难性作用，其是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核心原因（不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小小的“失误”并非个案。每一页都有类似的“失误”。至于他的最后一本书，即2011年出版的有着“谦虚”书名《如何改变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的著作，还是少说为妙。霍布斯鲍姆与西班牙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霍布斯鲍姆为斯大林主义关于西班牙革命和法国人民阵线的观点辩护，更不用说希腊和意大利的抵抗运动了。霍布斯鲍姆歪曲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他对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革命的处理。在抨击肯·洛奇（Ken Loach）的电影《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时，他写道：“今天，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内战，它是西班牙在最残酷的20世纪的悲惨历史中做出的贡献。新自由主义者弗朗索瓦·福雷特（François Furet）认为它是一场既反对极右翼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战争——肯·洛奇的影片《土地与自由》（1995 年）从托洛茨基派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唯一的选择是在两方之间做出选择，而自由民主舆论压倒性地选择了反法西斯。”（《思想战争》，2007年2月17日，《卫报》）这既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抛弃。在这里，我们可以让他自己来回答。在《革命的年代》一书中，我们读到以下内容，当时他的著作还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模糊的相似之处：“我们还会多次看到温和的中产阶级改良派，动员民众去对付反革命的死硬顽抗。我们还将看到，群众超越温和派的目标而走向自己的社会革命，而温和派则分裂为从此与反革命派同流合污的保守派，以及决心在群众的帮助下去追求温和目标中尚末实现部分的左派，即使冒着对群众失去控制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如此，经过抵抗方式的反复变换——群众动员-向左转-温和派的分裂和向右转——直至中产阶级的多数转变成日后的保守阵营，或是被社会革命所粉碎。在以后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温和的自由派通常都是在革命刚刚开始的阶段就倒退，或转向保守阵营。实际上在19世纪，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德国最明显），由于担心其难以控制的后果，温和自由派压根儿就不想发动革命，而宁愿与国王和贵族达成妥协。”(E.J.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84-5页）。霍布斯鲍姆在1962年写得多么好！他对发生在遥远过去的革命的内在动力理解得多么透彻！但是，我们如何将这一准确的分析与他后来写的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文章相提并论，后者竟将西班牙革命简化为法西斯主义与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共和党人之间的简单选择？马克思和尤其是列宁多次解释说，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出于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始终扮演着背信弃义的角色，背叛了革命。他们对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只有蔑视，认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不可靠的盟友，在最坏的情况下是革命事业的叛徒。列宁不断抨击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和懦弱。他要求与他们彻底决裂，以此作为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这里，列宁指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我们要记住，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是通过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而是通过反对他们来完成的。十月革命是由俄国唯一真正的革命力量——工人和贫苦农民——完成的。主张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孟什维克。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者在西班牙的政策只是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恶毒模仿。佛朗哥在西班牙的胜利并非板上钉钉。毫无疑问，西班牙工人本可以粉碎法西斯——就像他们在加泰罗尼亚成功做到的那样——并着手完成改造社会的任务，但有一个条件，即工人领袖必须制定革命政策。在西班牙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是，战争的指挥权必须从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政客手中夺取，西班牙的资源——土地、工厂、银行——必须由工人和农民接管。群众必须武装起来捍卫他们的社会斗争成果，斗争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被熟知且值得信赖的工人事业代表手中。让我们把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与俄国内战作一比较，当时苏维埃俄国遭到了21支外国干涉军队的入侵。布尔什维克甚至没有军队。然而，他们奋起反击，打败了白军及其外国盟友。托洛茨基几乎是白手起家组织起了红军。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一度不超过旧的莫斯科公国。形势似乎毫无希望。但布尔什维克将军事政策与革命措施和国际主义宣传相结合。工人和农民像猛虎一样战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社会解放而战。仅此一点就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的胜利。实际上，资产阶级自由派部长们宁愿把西班牙束手就擒地交给法西斯，也不愿让工人和农民接管社会。共和党人不愿意也完全没有能力与法西斯作战，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共和党领导人拒绝武装要求武装的工人。他们甚至试图封锁法西斯政变的消息。问题是如何取得胜利。托洛茨基是这样回答的：“你们与佛朗哥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消灭法西斯主义者，但不是为了拥有与内战前一样的西班牙，因为佛朗哥就来自这样的西班牙。我们必须消灭佛朗哥的基础，即佛朗哥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1931-39年西班牙革命》，第255页）斯大林与西班牙听命于莫斯科的所谓“共产”党的领导人发挥了最有害的作用。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成为资本主义“法律与秩序”最狂热的捍卫者。在“先打胜仗，后革命”的口号下，他们有计划地破坏工人和农民的一切独立运动。他们的借口是需要与人民阵线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保持团结。但实际上，人民阵线徒有虚名。内战爆发后，大部分西班牙资产阶级都投奔了佛朗哥。斯大林主义者与共和党人联合，不是与资产阶级，而只是与资产阶级的影子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唯一社会力量是工人和农民。他们应该为什么而战？为了“共和国”？但资本主义共和国未能解决工农的任何一个基本问题。法西斯分子蛊惑人心地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共和国给你们吃什么？”（Que te da a comer la Republica?）斯大林主义者如何帮助资产阶级粉碎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并重建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里不便详述。我们只需指出，这一反革命行为非但没有巩固共和国，反而对其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并将胜利拱手让给了法西斯。斯大林对西班牙工人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感到恐惧。西班牙健康的工人民主的榜样会对俄罗斯工人产生强大的影响，他们在官僚极权制度的强加下日益不满。斯大林正是在这个时候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大清洗审判，这绝非偶然。列宁的革命国际主义政策把保卫苏联的根本基础建立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上，俄国官僚集团放弃了这一政策，试图争取“良善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来反对希特勒。他们甚至一度支持“好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反对“坏的”德国法西斯主义！1933年希特勒的胜利是错误政策的结果，但在西班牙，斯大林却蓄意扼杀了革命，同时保证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的胜利。而霍布斯鲍姆就是这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即使我们假定苏联和共产党希望战争以革命告终，假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化（即交由当地工人控制）的经济部分运作良好，西班牙内战中自由意志主义热情与纪律严明的组织之间、社会革命与赢得战争之间的冲突依然真实存在。无论指挥系统多么灵活，战争都不可能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进行，战争经济也不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运行。西班牙内战不可能按照奥威尔的方式进行，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思想战争》，2007年2月17日，《卫报》）这是最低级的推理。霍布斯鲍姆把两件事并列起来，好像它们互不相容：要么进行革命，要么赢得内战。但事实是，他们最终两样都没做到。斯大林主义者及其在人民阵线中的资产阶级盟友破坏了革命，也打击了西班牙工人和农民的士气，从而为法西斯的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胜利政府”加泰罗尼亚反革命的主力军是所谓“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的旧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1936年7月被工人摧毁。紧接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SUC，西共的分支）的斯大林派帮助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重建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为此，必须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POUM）工人。斯大林主义者是这项任务的首席刽子手。关于斯大林主义者在西班牙的作用，霍布斯鲍姆只是简单地写道：“政治和历史文献中仍在讨论其利弊”。但是，当时的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亲历见闻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中已经发掘并记录了格别乌（GPU）【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机构-校注】在西班牙犯下的罪行。这一事实解释了霍布斯鲍姆对奥威尔的尖刻态度，他轻蔑地称奥威尔为“一个叫艾瑞克·布莱尔的英国上流社会人士”。西班牙内战暴露了斯大林剿灭一切不受其控制的左翼倾向的决心。红色教授对此有何评论？“简而言之，这些辩论中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分歧。关于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马统工党的论战与此无关，而且，鉴于该党规模小，在内战中的作用微不足道，这几乎没有意义。它们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或者，如果有人愿意的话，属于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无情战争的历史——斯大林的代理人（错误地）认定马统共党是托派”。（《思想战争》，2007年2月17日）霍布斯鲍姆希望给斯大林主义者在西班牙的活动，特别是他们对左翼的马统共党的清算蒙上一层不完整的面纱，该党领导人安德烈·宁曾是托洛茨基的盟友，后来被斯大林的格别乌绑架，受到残酷折磨并被杀害。同样的命运还在等待着其他许多不愿意盲从莫斯科命令的马统工党派、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巴塞罗那无产阶级的失败引发了反革命的狂欢。斯大林主义者开始围捕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派，并解除工人的武装，摧毁工人委员会和合作社。马统工党被定为非法组织，借口是它与佛朗哥串通。宁和其他领导人遭到斯大林在西班牙的特务的酷刑和谋杀。试图反抗斯大林主义者的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被社会党右派胡安·内格林（Juan Negrin）取代，休·托马斯（Hugh Thomas）称其为 “大资产阶级的人，私有财产甚至于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西班牙内战》，第667页）。斯大林主义者将内格林政府描述为“胜利政府”。实际上，这是一个失败政府。斯大林主义者帮助重建了资本主义国家，并将军队交由旧军官阶层控制。在利用他们干了肮脏的勾当之后，后者现在又开始把“共产党人”踢到一边，在后方发动政变。卡萨多（Casado）将军和米亚哈（Miaja）将军（口袋里还揣着一张共产党员证）与内格林密谋将“共产党”非法化，并试图与佛朗哥达成协议。卡萨多提出逮捕并向佛朗哥移交许多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领袖。伊巴露丽(La Pasionaria)和其他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不得不逃往法国，任由普通的共产党员自生自灭。霍布斯鲍姆对这一切缄口不言。霍布斯鲍姆将阶级合作政策作为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唯一途径，但事实上，这些政策为惨败铺平了道路。法西斯对工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多达一百万人在内战中丧生。战败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西班牙工人阶级为其领导人，特别是共产党的错误政策、懦弱和赤裸裸的背叛付出了骇人听闻的代价。霍布斯鲍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后者辩护。在《极端的年代》中，他为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行为辩护。他写道，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联盟“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敌对和猜疑某种程度的减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西班牙革命不得不在“反法西斯联盟”的祭坛上被牺牲掉。按照这种扭曲的斯大林主义逻辑，为了巩固苏联与欧洲“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从而为“新型民主”铺平道路，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非常值得付出的代价：“西班牙的内战，即为日后（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合作预先铺了路。在自由派总统及总理领导之下的西班牙政府，面对将领叛变，不得不向外求援，但是在宪法上及道德上，它毕竟是西班牙合法的政府。此事甚至连反革命的政府也不能否认；而连那些为保全自己而背叛西班牙政府的民主人士，也不免有愧于心（！）。西班牙政府坚称——甚至连对其影响力日深的共产党也如此表示——社会革命其实非其目的。而共和政府在其能力范围以内，的确也会尽力控制并扭转革命造成的结果——此事实在大出革命狂热分子所料。共和政府与共产党都坚称，内战的症结问题不在革命，而是如何维护民主。”这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失败实际上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障碍。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的所谓联盟始终是虚构的。事实上，英国一直在鼓励希特勒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希望他进攻苏联。这就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真正含义。只是到了最后一刻，当他们意识到希特勒将进攻法国时，伦敦的绅士们才改变了立场。认为张伯伦和丘吉尔等人因为促成佛朗哥的胜利而良心不安的想法简直可笑。他们的算计从来都不是基于情感或道德考虑，而只是基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即使在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时，英国统治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即让德国和俄国彼此消耗殆尽，然后进行干预，将它们一网打尽。这就是苏联的“盟友”丘吉尔不断阻止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原因。他最终同意在1944年进军法国的唯一原因是，红军的推进速度惊人，有可能抵达英吉利海峡。霍布斯鲍姆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这对那些像霍布斯鲍姆一样多年来奴颜婢膝地维护斯大林主义的人来说，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虽然霍布斯鲍姆表面上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但他直到最后一刻还坚持为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过去辩护。在他最后一本书，具有讽刺意味地名为《如何改变世界》中，他是这样写到斯大林臭名昭著的大清洗审判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意识，即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深刻意义上是为同一事业而战，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左翼人士不愿批评，甚至往往不愿对自己承认那些年里在苏联发生了什么，也不可能理解苏联的左翼批评者的孤立。更不用说一个更明显的事实，即在20世纪30年代的条件下，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俄国的问题，无论其多么令人震惊，而希特勒的行为则是对全世界的威胁。”（《如何改变世界》，第268页）恶名昭彰的莫斯科审判不过是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一场单方面内战。为了巩固其官僚极权政权，斯大林不得不消灭列宁的所有同志。像其他普通罪犯一样，他不想要任何可以指证他的证人存在。这些畸形的作秀式审判是在通过勒索、酷刑和殴打逼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被告的指控明显是虚假的，以至于当时很多人都怀疑其真实性。此外，杜威委员会全面揭露了这些指控是一场巨大的骗局。坎贝尔（Campbell）和普里特（Pritt）等著名的英国斯大林主义者写了多部书试图证明莫斯科审判是完全合法和公正的。从莫斯科得到启发，《工人日报》（Daily Worker，英共机关报）用大字标题：“枪毙毒蛇猛兽！”（Shoot the reptiles!）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描述被告：“他们是‘溃烂的毒疮’，我们热烈响应工人们的判决：枪毙毒蛇猛兽！”(《工人日报》，1936年8月24日）对于这一切，我们的朋友完全无话可说。他唯一关心的不是谴责这些只能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谋杀活动相提并论的滔天罪行，而只是为霍布斯鲍姆、普里特和坎贝尔等人的同谋行为辩解，这些人过去可以支持斯大林的每一项罪行。如今，当所有人都清楚斯大林的罪行时，霍布斯鲍姆再也无法为它们辩护了。但他热衷于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找借口。支持大清洗审判是正确的，“因为需要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关于他与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共同撰写的为希特勒-斯大林条约辩护的小册子，他再次无话可说。据推测，这也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赫鲁晓夫的揭露立即激起了东欧的革命浪潮，导致了波兰的大规模抗议和匈牙利的工人阶级起义。1956年10月，匈牙利革命遭到苏联坦克的残酷镇压。这引发了包括英共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内的严重危机，许多人退党以示抗议。霍布斯鲍姆后来声称，他谴责了俄国对匈牙利的入侵，并写信给共产党报表示抗议。这最多只是半真半假。他在1956年11月9日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信中写道：“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该能够理解，一个很可能成为反革命和干涉基地的敏真谛（Mindszenty，布达佩斯的天主教红衣主教）匈牙利，对于与它接壤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来说，将是一个严重而尖锐的危险。“如果我们站在苏联政府的立场上，我们就应该进行干涉；如果我们站在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上，我们就应该赞同干涉。"霍布斯鲍姆接着掩盖自己的罪行——他把镇压匈牙利人民描述为“悲剧性的必要”：“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赞同目前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但我们也应该坦率地说，我们认为苏联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从该国撤军。“如果英国人民要对我们的诚意和判断力抱有任何信心的话，英国共产党就应该公开这样说；如果他们没有信心，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跟随我们的步伐呢？“如果他们不听从我们的领导，我们又怎么能希望帮助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呢？我们知道，世界和英国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这不能被说成是对任何事情的“谴责”，而是脚踏几条船的懦夫行为。这种不诚实的态度完全是霍布斯鲍姆自始至终的特点。“欧洲共产主义”当许多共产党员因厌恶而撕毁党证时，他却继续担任英国共产党员，直到1991年该党解散前不久。1957年1月26日，他在《世界新闻报》（World New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答共产党助理书记乔治·马修斯（George Matthews）的问题：“我们错误地陈述了事实，或者说没有正视事实，不幸的是，虽然我们没有欺骗多少其他人，但却欺骗了我们自己。我指的主要不是二十大揭露的事实和类似的东西。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就对它们有强烈的怀疑，甚至可以说是道义上的确信。如果马修斯同志竟然没有任何怀疑，我将会非常惊讶。当时我们保持沉默是有充分理由的，也是正确的。不，我们真正没有面对的事实是那些关于英国、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错误的事实”。如果霍布斯鲍姆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意味着回归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传统，那么这或许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霍布斯鲍姆和其他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非但没有回到列宁身边，反而决定彻底抛弃列宁主义。欧洲的共产党越是独立于莫斯科，就越是依赖于本国的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在1928年出版的小册子《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就预言了这一发展，他警告说，采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导致共产国际内各党的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堕落。多年后，事情果然发生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但同时也放弃了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任何伪装。霍布斯鲍姆成为了英共（CPGB，又译大不列颠共产党）中欧洲共产主义派的领军人物，这一派别形成于1968年后，当时英共批评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他是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行动的。他希望英国党能够控制自己的事务，不受莫斯科的干涉。同样，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党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英国，英共的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成了这一修正主义倾向的派别机关刊物。1978年9月，该杂志发表了霍布斯鲍姆的演讲《马克思百年之后的英国工人阶级》（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Marx），他在其中声称，工人阶级正在不可避免地失去其在社会中的核心作用，因而左翼政党不能再以该阶级为基础。这恰恰是在工会激进化日益高涨的时期，当时英国发生了震撼统治阶级的大罢工，而一些共产党员在罢工中发挥了领导作用。霍布斯鲍姆选择在此时进行他的马克思纪念演讲，后来作为《劳工的前进步伐停止了吗？》（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出版。他开始质疑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核心作用。此后，这成为工人运动内外每一个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倾向的集结号。今年10月5日，英共的前报纸《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刊登了一篇讣告，我们在其中读到：“霍布斯鲍姆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工联运动正处于其力量的顶峰——左派在工联运动中极具影响力——可霍布斯鲍姆认为，体力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正在衰落，其政治的特点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受困于利己主义的工资谈判，因此左派今后必须着眼于更广泛的联盟和社会运动。“这篇演讲成为了共产党内试图引导共产党摆脱阶级政治、挑战马克思主义关键要素的那一派的标志性文章。”这些修正主义思想并非从天而降。经过几十年的机会主义政治，在战后资本主义长期上升期的巨大压力下，共产党完成了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堕落过程。它们变得与其他改良主义组织无异。脱离了莫斯科，他们越来越受制于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其舆论的压力。这就是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霍布斯鲍姆从1973年智利政变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他来说，教训并不在于阿连德未能动员和武装工人阶级来粉碎反革命，恰恰相反，阿连德试图走得太远、太快。相反，他支持意大利共产党的改良主义路线，即所谓“历史性妥协”，也就是阶级合作路线。六七十年代，他与主张与苏联决裂的意大利共产党右翼建立了联系。霍布斯鲍姆一直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崇拜者。在所有欧洲共产主义党中，意大利共产党是最堕落和最右的。他成为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的密友，后者自70年代以来是意共右翼的领袖。此人是改良派中的改良派，深受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信任，以至于他们任命他为共和国总统。1977年，霍氏与当时的意共（PCI）国际书记、欧洲共产主义派领导人之一乔治·纳波利塔诺进行了一次长篇访谈。后来，他以《意大利通往社会主义之路》（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一书的形式将其出版。纳波利塔诺在书中写道：“在和平时期，意大利和西欧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唯一现实途径是在民主程序中开展斗争”。他们的“大联盟”（broad alliances）政策是孟什维克政策的回潮，后者曾遭到列宁的激烈反对，却被斯大林以人民阵线的形式复活，并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渐进改革的思想与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毫无区别。有可能逐步改良资本主义的想法与过去百年的整个历史相矛盾。今天可以看到这种“现实主义”的结果：曾经叱咤风云的意共已被彻底毁灭。随着1989年后斯大林主义的垮台，这一堕落过程进一步加剧。在比利时、英国和挪威，共产党因此实际上崩溃了。在意大利，意共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把这个曾经的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前英共产党“理论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完全向资本主义投降，站在了比工党左派右得多的立场上。霍布斯鲍姆向右转霍布斯鲍姆作品上的衰落与他在政治上的堕落同步进行，并且密切相关。但这种堕落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些书的写作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浪潮席卷而来，尤其是在学生中间，霍布斯鲍姆肯定也受到了影响。这一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深化，尤其当1945年以来的首次全球性经济衰退发生。随后，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法国掀起了革命浪潮。英国本身也被罢工浪潮席卷。毫无疑问，这些事件肯定对霍布斯鲍姆的写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这绝非偶然。1974年4月和5月，卡埃塔诺（Caetano）独裁政权倒台后，数百万葡萄牙工人走上街头，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共产党支持斯皮诺拉（Spinola）将军，后者后来试图组织右翼政变。是工人和士兵自下而上的运动才阻止了这一企图。1975年3月，《泰晤士报》写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资本主义在葡萄牙已死”（Capitalism is dead in Portugal）.事实本应如此。当时，大部分经济已经国有化，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但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使整个计划功亏一篑。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班牙。1975年11月佛朗哥的去世是一个动荡的革命时期的信号，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当时存在着双重权力的因素。这场运动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特征。共产党处于极其强大的地位。它的队伍囊括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大多数。但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领导层奉行阶级合作政策。1973年，当独裁政权摇摇欲坠时，他们已经加入了臭名昭著的“民主军政府”，这是一个由自由派、前法西斯主义者甚至一些君主主义政党组成的联盟。工人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西班牙共产党（PCE）踩了刹车。在1978年的党代会上，该党正式放弃了列宁主义，尽管说实话，这只是对该党早已放弃了任何真正的革命立场的正式承认。这一时期被称为“过渡时期”（据说是从独裁走向民主），但实际上是百年一遇的骗局。受憎恨的君主制得以保留并发挥核心作用。国民警卫队和其他镇压机构依然存在。没有人为旧政权的罪行和暴行负责。杀人犯和施虐者逍遥法外。西班牙人民被告知要忘记在内战中丧生的100万人。这一切本不该发生。当年，意大利也被巨大的罢工浪潮动摇了根基。形势变得越来越革命化。意共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了压倒性的统治地位。但像贝林格和纳波利塔诺这样的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却主张与资产阶级和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历史性妥协”。与西班牙的情况一样，这使运动脱轨并遭到破坏。与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一样，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领导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在世界各地革命运动的失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充满希望的红色70年代最终让位于灰色80年代，这是一个幻灭、失望和绝望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幻灭浪潮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半反动时期铺平了道路。结果，资本主义苟延残喘，资产阶级逐渐恢复元气，转入攻势。先进工人的怀疑和悲观情绪无处不在。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反映了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普遍失望。早在1978年，他就写道：“我们对危机如何导致社会主义变革没有明确的前瞻，而且，说实话，我们也没有真正指望其会发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髓，他们无法逆流而上，抛弃了革命斗争，退缩到悲观主义的围墙后面。霍布斯鲍姆与共产党的灭亡霍布斯鲍姆越来越右倾。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以前可能存在的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点联系都完全消失了。《帝国的年代》（1987年）包含了许多有趣的材料，但却完全充斥着一种“资本主义无可替代”的意识——这种思想此后一直缭绕在霍布斯鲍姆的头脑中，左右着他的政治演变。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取消主义。与许多左派和所谓“共产党人”一样，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长期上升的影响。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尤其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小资产阶级一再提出这样的论点，即民族国家实际上已不再重要。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即所谓的“超帝国主义”论），他实际上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会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会再有战争，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会使民族国家变得多余。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也主张这一理论。这位前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短暂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历史上也提出过同样的论点。他们试图仅仅通过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来消除其固有的矛盾。然而，恰恰是在世界市场成为地球上主导力量的今天，民族对立在各地都来势汹汹；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在各地消除，反而呈现出特别激烈和有毒的特点。霍布斯鲍姆试图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运动描述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自动过程，而忽略了所有的矛盾和对立趋势。事实上，即使对历史进行最肤浅的研究也会发现，相对的自由贸易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激烈的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时期（如20世纪30年代）交替出现，而只要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就会诉诸保护主义。这一点适用于马克思或列宁在世时，也适用于当今时代。但霍布斯鲍姆不再有兴趣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晚年，他越来越脱离马克思主义，仿佛被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成功蒙蔽了双眼。他认为，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3年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的巨大成功相比，共产主义的“历史意义有限”，并将前者称为“石器时代以来最深刻的社会革命”。这表明了他的真实态度。1979年10月，霍布斯鲍姆加入了英共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委员会。他与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一起，将该杂志作为党内欧洲共产主义观点的平台。这些右翼修正主义者的目的无非是解散英共。早在1983年，马丁·雅克就“认为英国共产党无药可救......但他仍然留在党内，因为他需要党的资金来继续出版《今日马克思主义》”【马丁·雅克如今已成为中共走狗,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政权的“高级洋护法”-校注】。英国共产党最终彻底崩溃，分裂成四个小团体。西班牙共产党本可以在1976-77年夺取政权，但如今已是昨日黄花。英共国际书记克里斯·迈安特（Chris Myant）总结了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破产，他说十月革命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a mistake of historic proportions）。雅克坚信，共产党已经完了。事实上，从政治角度来看，共产党早就完了。但霍布斯鲍姆和雅克等人却充当了它的官方掘墓人。1991年，苏联解体，以尼娜·坦普尔（Nina Temple）为首的欧共派领导层在驱逐了所有不同意见者之后，决定彻底解散英共。斯大林主义来自列宁主义吗？霍布斯鲍姆认为，社会主义最终垮台的原因是，“[......]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制度，也没有人对它有任何忠诚感，甚至连那些管理它的人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无法解释任何问题的解释”。这位几十年来毫不脸红地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人，现在却得出结论说，十月革命从一开始就一定有问题。因此，他加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把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罪行都归咎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某种原罪。霍布斯鲍姆在偷偷为斯大林辩护的同时，却相信了十月革命的资产阶级敌人编造的最令人作呕的诽谤，即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在于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种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为了巩固官僚统治，必须消灭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的工人民主政权与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尸骨上建立的极权主义怪胎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遭到了21支外国干涉军队的入侵，整个国家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战时工人也会接受对其权利的某些限制。内战时期的俄国也是如此。1917年布尔什维克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是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夺取政权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任何“原罪”，导致了俄国革命的官僚堕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解释过，在任何普遍贫穷的社会中，“全部陈腐的东西”（die ganze alte Scheisse）都会死灰复燃。他指的是不平等、压迫、官僚主义、腐败和阶级社会的所有其他罪恶。早在1920年，列宁就坦率地承认“[我们]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但这只是相对较小的弊病，与斯大林后来建立的畸形政权完全不同。尽管如此，工人阶级仍享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大的民主权利。俄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成就在于，它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没有私人地主、银行家和资本家的情况下，管理像苏联这样的庞大经济体并取得优异成绩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很明显，在实行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头几十年里，苏联确实取得了最显著的成果。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苏联从1917年到1965年发生的如此转变。然而，列宁逝世后，在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俄国革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经历了官僚主义堕落的过程，最后破坏了计划经济。这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解释说，俄国官僚集团不会满足于他们的巨大特权（然而，他们不能把这些特权留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继承），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资本主义复辟。托洛茨基指出，国有化计划经济需要民主，就像人体需要氧气一样。没有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国有化计划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被官僚主义、腐败和管理不善所淹没。事实正是如此。霍布斯鲍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坚称后者为“社会主义”，这种可怕的歪曲对世界工人眼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霍布斯鲍姆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几十年来，他为斯大林极权主义辩护，并诋毁那些争取恢复列宁政策的人（“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光彩的是，即使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仍然把俄国和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称为“现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既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他就可以为捍卫资本主义提供“理论”借口。这种转变看似矛盾。实际上，它非常简单。按照同样的逻辑，苏联“共产党”的大多数前领导人都已悄然转变为资本家和亿万富翁。与“红色教授”一样，他们完成这一转变就像一个人从火车二等车厢坐到一等车厢一样轻松。之所以如此轻松，是因为他们从不是共产主义者。新工党理论家尽管英国共产党远不如意大利共产党强大，但资产阶级还是很高兴地得知它解散的消息。霍布斯鲍姆教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霍布斯鲍姆不仅积极参与从内部摧毁英共，还积极配合工党右派击败左派。这对当权者来说更有价值。霍布斯鲍姆和雅克希望将英共溶入“左派”，特别是工党内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周围的软左派。因此，霍布斯鲍姆去世后，右翼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谄媚者的行列，这绝非偶然。米利班德认为霍布斯鲍姆是：“[......]是一位非凡的历史学家，一位对其政治充满热情的人，也是我家人的好朋友[......]但他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他还非常关心国家的政治走向。事实上，他是最早认识到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面临的挑战的人之一，这些挑战来自于我们社会不断变化的性质。“他也是一个可爱的人，我曾与他就政治和世界进行过一些最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对话”。霍布斯鲍姆是怎么样“认识到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面临的挑战”的呢？他在“新工党”的创建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与20世纪80年代左翼的许多人一样，霍布斯鲍姆陷入了悲观主义。他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前景没有信心。这些怀疑的情绪反映在他1982年发表的文章《西欧左派的现状》中，文章描绘了一幅暗淡的图景：“......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的是，今天的左派既不能指出一个不受危机影响的替代社会（苏联当时看似是这样），也不能指出任何有希望在短期内克服危机的具体政策（凯恩斯主义或类似政策当时看似有希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霍布斯鲍姆现在已经完全抛弃了工人阶级：“传统社会主义劳工政党的核心——体力工人阶级——如今正在萎缩，而不是扩大。[......]几十年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甚至达到了1939年的高薪工人都无法想象的水平，因此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分裂。不能再假定所有工人都会认识到，他们的阶级状况必然使他们支持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尽管仍有千百万人相信这一点。"这些观点对于资产阶级和工党右派（基本上是一回事）来说如音乐般悦耳。他们立即意识到霍布斯鲍姆教授是一个最有价值的盟友，为正与工党左派苦战的工党右派提供了有用的理论依据。当时，新闻界，尤其是《卫报》，对霍布斯鲍姆教授进行了大力宣传，这绝非偶然。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在工党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让统治阶级大为震惊。他们组织了右派的社会民主党（SDP）的分裂，以破坏工党，同时还策划了一场针对战斗派（Militant Tendency，今天革命共产国际的英国支部就脱胎于此-译者注）和工党左派，尤其是托尼·本恩（Tony Benn）的大规模迫害。他们在击败工党左派、将工党推向右边的运动中的主要代理人是大野心家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霍布斯鲍姆热情支持尼尔·基诺克反对以托尼·本恩为首的工党左派和激进倾向的斗争。基诺克则赞许地（同时讽刺地）称霍布斯鲍姆为“我最喜欢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此时，他正在组织一场针对工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他顺从当权者和媒体的暗示，以十字军战士的热情投入到反对左派的斗争中，这造成了工党的破坏性分裂，使其活动家士气低落并失去了支持。结果，尽管撒切尔政府不得人心，他还是成功地输掉了两次大选。这位大嘴巴的暴发户是英国政治史上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反对党领袖，也是从未担任过首相的反对党领袖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在霍布斯鲍姆去世的第二天，基诺克接受了第四频道的采访，他以一贯的粗鲁“男孩”风格吹嘘说，他曾利用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来打击“本恩左派和战斗派”，并补充说，当他向霍布斯鲍姆提及此事时，“艾瑞克认为这是个好主意”。1983年大选失败后，霍布斯鲍姆主张与工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叛徒——社民党及其自由党盟友——结盟，把他们说成是“反撒切尔势力”。自由党-工党联盟这一政策是布莱尔主义的基础。布莱尔本人认为工党根本就不应该成立，并主张与自由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工党右翼至今仍坚持这一立场。因此，霍布斯鲍姆的右倾化最终使他加入了布莱尔主义和英国工党右翼的阵营，成为其顾问和意识形态家。他是基诺克“最喜欢的马克思主义者”，原因很简单，他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唯一的作用就是为工党右翼提供“深刻”的论据，为他们反对工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辩护。为了证明自己积极支持新工党是正确的，霍布斯鲍姆说“有工党政府总比没有好”。后来，当托尼·布莱尔的名字臭不可闻，任何与左翼沾边的人士都再也不可能为他辩护时，霍布斯鲍姆对他进行了一些无力的批评。这是为了掩人耳目，企图让人们忘记他的右翼修正主义理论为“第三条道路”、新工党、托尼·布莱尔和其他一切奠定了基础。有些人试图为他屈服于布莱尔主义辩护，指出他批评了“反恐战争”并指责美国试图“重新殖民”世界的行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英国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入侵伊拉克，而廉价的反美主义是前斯大林主义“左翼”最不值钱的货币。工党右派完全有理由感激这个人。但左翼却没有任何理由。危机？什么危机？我刚刚在《L'Espresso》上读到沃尔德克·戈尔德科恩（Wlodek Goldkorn）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采访。和他后期的大部分著作一样，这篇访谈也是一篇语无伦次的呓语集，让人一头雾水。不过，有一两句话却以绚丽的色彩脱颖而出。霍布斯鲍姆向《L'Espresso》的读者保证，资本主义的未来并不令人担忧。戈尔德科恩是这样总结这次采访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消息至少还为时过早，这个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甚至没有生病，只要看看中国就会心服口服，就会看到未来。在东方，广大农民正在进入雇佣劳动的世界，离开农村世界，成为无产者。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国家资本主义——诞生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同时具有创造性和掠夺性的旧开明资产阶级被公共机构所取代。简而言之，我们并没有看到世界末日，也没有革命即将来临。资本主义只是在换皮而已”。每当谈到社会主义，霍布斯鲍姆教授都会陷入最深的悲观之中。但当他谈到资本主义的未来前景时，他立即振作起来，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前景充满信心。今天，人们在资产阶级报刊的社论中找不到这种乐观主义。事实上，这位意大利记者似乎并不完全信服教授充满希望的诊断，他大胆地询问教授一个显然已经病入膏肓的制度——恕我直言——是否有治愈的办法。对于“有治疗方法吗？”这个问题，教授的回答是：“是的，只要你明白经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对人类有影响的[！]。看看危机的进展就知道了。按照左派的陈旧观念，危机很可能会引发革命。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除了一些愤怒的抗议）。既然我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也就不知道会有什么解决办法”。这些说法类似于德尔斐神谕，听起来神秘而深奥，却完全缺乏具体内容。我们要注意的是，经济本身并不是目的。当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祖先第一次制造石斧时，这似乎并不是一种“为制造而制造”的行为，而实际上是为了某种目的。教授这一伟大发现值得高度肯定。在这一伟大发现后，教授现在告诉我们，经济活动会影响人类。这一深刻的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可以证明它适用于人类生产活动的每一个已知方面。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而且适用于我们已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每一种生产方式。也许有人会恭敬地向霍布斯鲍姆教授指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制度也影响着人类，它是建立在为利润而生产的基础之上的。然而，“红色教授”无视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继续在“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这一主题上变戏法，并从中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国家资本主义？“没有福利等机构，资本主义显然无法运作。福利通常由国家管理。因此，我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大有可为。”在这里，教授再次回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所一贯具有的乐观精神。如果普通资本主义行不通，我们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我们从未听说过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但无论如何，它的未来是美好的。霍布斯鲍姆声称，国家资本主义将取代自由市场。这是他的真实观点。不存在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受管理的资本主义、有规范的资本主义、有教养的资本主义和文明的资本主义——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在这个美妙的霍布斯鲍姆式的新世界里，国家将确保资本主义行为规范。它将引入必要的规则和条例，以避免过度不平等造成不必要的不愉快（“阶级斗争”）。阳光将普照大地。普遍幸福的时代将到来，人类将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由于霍布斯鲍姆教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持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假定他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解释说，国家是一个强制机关，其目的是维持一个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为其自身而存在的国家。认为国家可以是阶级之间的中立仲裁者，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不偏不倚的有机体的想法是统治阶级为了掩盖其统治现实而精心炮制的神话。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吞下了这种神秘的国家观念，以此作为他们放弃革命的借口。正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人为这种屈服提供了理论上的掩护。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修正主义甚至都不是原创的。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资本主义还处于扩张阶段时，这种想法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经济在向前发展，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资产阶级有能力做出让步和改革。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资产阶级到处要求降低生活水平。他们掠夺国家以拯救私人银行，并决心将账单转嫁给工人和中产阶级。国家已经名副其实地破产。我们一再被告知，没有钱给学校、医院、住房或养老金。社会民主主义者非但不支持改革，反而到处执行银行家和资本家的撙节要求。但这种政策只会加剧危机，为新一轮崩溃创造条件。资产阶级及其驯服的经济学家不知道如何摆脱危机。他们唯一的共识是，必须实行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紧缩政策。而这正是加剧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在这种情况下，幻想由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能够调节制度并解决危机，简直是乌托邦。这简直是愚蠢之极。如果你接受资本主义的存在，那么你也必须接受资本主义的规律。这些规律非常简单。如果经济掌握在私人手中，它就必须依靠私人投资才能运转。但资本家只有在获得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利润率时才会投资。因此，国家的责任是为银行家和资本家创造有利条件，使他们尽可能获得最高利润。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减少资本家眼中不必要的负担和对盈利的障碍。因此，对富人的征税水平不能提高，而应降到最低水平。这意味着要对教育、社会住房、医疗和养老金等“不必要的”国家支出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即削减）。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政府都在削减这些方面的公共开支，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对此抱怨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对其后果提出抗议是毫无意义的。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拥有人性化的资本主义的想法，无异于要求一只吃人的老虎吃沙拉而不是肉。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霍布斯鲍姆继续说道：“我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在生活中有一种思想认为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另一条是社会主义。但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马克思从未这样认为。相反，他解释说，资本主义这种制度总有一天会被克服。如果我们看看现实：美国、荷兰、英国、瑞士、日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并不是一个单一而连贯的体系。资本主义有许多种。”马克思并非只谈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他也不是简单地设想“从这里到那里”的突然飞跃。他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用相当长的篇幅写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即工人国家，或者用老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未使用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理由很充分，因为这是一种混乱和不科学的表述。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论述了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侵占经济的趋势，这一事实间接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今天，每个国家的大银行都完全依赖于国家援助才能生存，这一事实非常戏剧性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已经耗尽了其潜力，需要被“克服”，或者说得通俗一点，需要被推翻并用更好的东西取而代之。但我们的艾瑞克不想推翻任何东西。他有一个更好的想法。既然资本主义以多种形式存在，人们大概可以选择最好的资本主义，撇开坏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而选择好的、凯恩斯主义的、文明的资本主义。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大杂烩，人们可以挑选最美味的小吃，而把那些不好吃的东西放在盘子边上。这是一幅令人欣慰的画面。不幸的是，这与当前的现实情况毫无关系。资产阶级到处要求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他们非但不扩大和完善福利国家，反而决心彻底废除福利国家。“经济影响人类”这一深刻的普遍真理无法帮助我们回答实际提出的问题，即是否有办法治愈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教授非但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良方，反而急于告诉我们什么不是良方。他极度蔑视“左派的陈旧观念”，即危机有可能引发革命。这个曾经用大量篇幅（而且写得一点也不差）谈论过去革命的人，现在却向我们保证，未来不存在革命的问题。但是，由于革命只是社会、生产和分配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财产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他的意思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历史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与之前的其他社会经济制度有什么不同，教授也没有试图给我们任何启示。他唯一的逻辑是：既然资本主义存在且尚未被推翻，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就必须继续存在。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它正在沉沦，并将社会拖下水，所有这一切都是教授极其漠不关心的事情，尽管对正在承受其后果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千百万人来说并非如此。人类面临的真正选择不是“坏”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好”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之间的选择，而是马克思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和野蛮主义之间的选择。幸福原则教授继续他的演讲：“看看历史吧。苏联试图压制私有制，结果大败而归。另一方面，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尝试也惨遭失败。因此，问题不在于公私混合的方式如何，而在于这种混合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而目的不能仅仅是经济增长。福祉与全球总产出的增长并不挂钩。”我们为这些语无伦次的胡言乱语向读者致歉。但是，这就是教授的原话。那么，经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采访者帮助这位老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问：“经济的目的是幸福吗？”答：“当然。”经济的目的就是——幸福！但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了，马克思衷心鄙视的资产阶级大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发明了他的“幸福原则”。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本来就旨在创造幸福，它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做得非常成功。银行家、地主和资本家对现行制度普遍感到满意。即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被削减，他们也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他们的幸福感与人类中的绝大多数的幸福感成反比，这也是事实。这一切并不奇怪，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一个阶级的幸福是以大多数人的痛苦为代价的。这就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原因。霍布斯鲍姆教授曾精彩地描写过阶级斗争，但在他的晚年，这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遗憾的是，现在向老艾瑞克提问有点晚了，但我们还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以帮助那些仍然相信逝者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的被误导的灵魂。我们要问的是，在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引用老杰里米·边沁的话）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同时又让土地、银行和垄断大公司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这怎么可能呢？无论如何歪曲事实，都不可能避免对这个问题给出否定的回答。换句话说，除非将经济权力的基本杠杆从百分之一的人手中夺走，交由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大多数人——工人阶级——控制和指挥，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我们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由于百分之一的统治者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意，他们根本不急于改变这种状况，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会非常不高兴。此外，由于这幸福的百分之一恰好掌握着大众传媒、大量金钱和国家，人们可以想象，他们会利用这一切来保护自己的幸福，不让不幸福的大多数人得逞。这自然让我们又回到了起点。霍布斯鲍姆否认革命的任何可能性。然而，所有的历史（甚至是教授本人的著作）都表明，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或阶层不战而降，放弃自己的权力、财富和特权——这通常意味着一场毫无保留的战斗。为什么现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呢？我们真的认为当今的统治阶级与1789年的法国统治者或1917年的俄国统治者有什么不同吗？他们更仁慈、更智慧、更民主、更人道吗？显然，霍布斯鲍姆这样的改良派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还厚颜无耻地把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是乌托邦主义者！我们需要经济增长吗？我们已经引用过霍布斯鲍姆的话：“目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福祉与全球总产出的增长并不挂钩。”这些话完全没有道理。它们当然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当我们谈论国有化计划经济时，我们谈论的不是“世界总产出”，而只是国民经济，至少首先是国民经济。因为福祉首先取决于国民经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还有改良派）总是对工人和中产阶级说：“听着，我们不能给你们更多的学校、医院和养老金，因为现在有危机。我们必须首先还清赤字。我们都必须做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福祉。相反，我们面临的是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公共开支削减、紧缩和生活水平下降。当霍布斯鲍姆说福祉并不取决于经济增长时，他只是在胡说八道。这恰恰是福祉所依赖的。除非我们能够说出如何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如何增加社会财富，否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的削减和紧缩逻辑。我们为什么需要将生产资料国有化？这不是因为我们要报复资产阶级。也不是因为感情用事或教条主义。因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唯一良方是建立在合理计划基础上，而不是从属于一小撮牟利者的既得利益的经济。一旦经济的基本杠杆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就可以把经济规划成一个和谐合理的整体。首先，我们将动员失业者参与一项建造房屋、医院、学校和大学的紧急计划。我们可以启动所有未被利用的生产潜力，使社会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地涌流而出。在这种情况下，赤字问题将立即消失。这是摆脱危机的明确而连贯的战略和方案。这里没有丝毫的乌托邦主义。在现有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基础上，所有这一切都很容易实现。问题不在于促进进步的生产基础不存在。它存在，而且存在已久。但它被过时的私有制和民族国家的束缚所瘫痪。然而，对我们的艾瑞克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主义。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引用他的话“我们在道义上有义务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一个更加平等的国家很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国家，但一个国家能够承受的平等程度到底有多大，却一点也不清楚。”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最纯粹的乌托邦之中。我们是时间旅行者，回到了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理想世界。或者说（因为我们不想对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不公），我们回到了两千年前，发现自己正在聆听《登山宝训》【《新约圣经》中耶稣在山上的布道》-译者注】。在这个奇特的云端世界里，我们的动力不是资本主义危机这样的客观条件，而是“道德义务”，这听起来更像伊曼纽尔·康德（绝对命令）而不是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我们的任务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战（那是乌托邦），而是“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很可能会更好”（我们并不十分肯定）。我们也不太确定“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平等”（好东西过犹不及......）。所有这些都像泥巴一样清晰。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怎么会有认真的人把这些关于“道德”和“平等”的空话当作严肃的论据。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道德与其毫无关系。混合经济？现在，让我们跟随教授从意大利来到英国。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失败了，资本主义破产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的《卫报》采访转述了霍布斯鲍姆的话：“因此，那些相信纯粹的、无国家的市场资本主义——一种国际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人和那些相信不受私人利润追求污染的计划社会主义的人都是无能的。两者都已破产。未来，就像现在和过去一样，属于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中，公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编织在一起。但怎么做呢？这是当今每个人，尤其是左翼人士面临的问题。”(《卫报》，2009年4月10日）这是一个站在一旁（或者说躺在一旁）对人类做出严厉评判的人的舒适立场。他既不支持资本主义，也不支持社会主义。他凌驾于这一切之上。他重复着所罗门王的至理名言：“虚荣，虚荣，一切都是虚荣。”将混合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提出，既无知又愚蠢。每个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是“混合”的，因为国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经济生活。有些部门是无利可图的，私人投资者不会感兴趣，但同时又是整个经济运行所必需的。例如，19世纪的保守党在英国实行了邮局国有化。资产阶级和改良派的政策是：亏损部分国有化，盈利部分私有化。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下将经济生活的关键部分国有化。但是，我们不会将小企业和小农场强制国有化。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下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是依附于银行、垄断企业、超市等。只有将后者从私有制中剥离出来，才有可能结束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噩梦，开始按照合理的方式规划生产，为大多数人谋福祉，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左翼”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提出腐朽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像霍布斯鲍姆这样的前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这些人已经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他们最热切的愿望就是确保年轻一代无法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你看，每个人都是“无能的”——也就是说，除了无所不知的霍布斯鲍姆教授之外，每个人都是“无能的”。事实上，最无能的人就是那些大学研讨会上的英雄们，他们认为自己凌驾于历史、社会、阶级斗争和整个人类之上，而事实上，他们所处的层次却低得无以复加。我们越来越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为受苦受难的人类解决问题。告诉我们，教授，答案是什么？但是，正如《海象与木匠》故事中的牡蛎一样，“没有答案”【取《爱丽丝漫游仙境》中典故，其中牡蛎被海象和木匠以花言巧语骗来吃掉，故“没有答案”-译者注】。当权者的辩护士2006年5月11日，《共和国报》（Repubblica）刊登了霍布斯鲍姆对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的采访。记者恩里科·弗朗切斯奇尼（Enrico Franceschini）首先告诉教授，他的老朋友乔治·纳波利塔诺当选为共和国总统。霍布斯鲍姆欣喜若狂：“真是个好消息！”他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家中通过电话感叹道。“我的朋友老乔治当选总统！我为他、他的政党和意大利感到高兴。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他还说：“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纳波利塔诺的形象非常正面，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不仅仅是你们所说的前共产党员：他在党内政治事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同时也是一位高素质的政治人物，他在担任众议院议长和内政部长期间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我想说，他代表了意大利最优秀的传统。”教授从未停止过追问，为什么意大利当权者决定让这位前“共产党员”担任共和国总统。答案不难理解。纳波利塔诺与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起，将曾经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改造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PD），这是为了感谢纳波利塔诺为资产阶级所做的贡献。换句话说，乔治·纳波利塔诺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一样，已经成为建制的一员。1998年，为了感谢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做的贡献，英国女王在1998年的新年授勋仪式上授予他“名誉勋爵”称号。这是在托尼·布莱尔就任首相后不久，布莱尔本人肯定是幕后推手。在去世前一年，这位前“共产主义者”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为自己的政治堕落画上了最后的句号：“事实证明，没有行政权的君主立宪制是自由民主政权的可靠框架，如在荷兰、比利时、英国和西班牙。既然它将政治从继承问题中剥离出来，那么它很可能会持续有用。(试想一下，如果要在现任和前任政府中选择任何一位成员来担任总统的话）。君主信奉宗教不会有任何坏处，但没有理由让一个多宗教或无宗教国家的君主只信奉一种宗教。君主制与英联邦的大多数居民已不再相关。现任女王去世后，这一点可能会变得很明显。”霍布斯鲍姆曾经赞扬过砍下路易十六头颅的雅各宾派，现在他又告诉我们，君主立宪制总体上“已被证明是自由民主政权的可靠框架”，而且“很可能会持续有用”。这篇小文章的恰当标题是“上帝保佑女王”（《前景杂志》（Prospect），2011年3月23日）。在所有在当权者面前卑躬屈膝的例子中——即使是以最倒退、最反动的表现形式——还有比这更恶心的吗？背叛2012年7月1日，《新闻报》（La Stampa）刊登了霍布斯鲍姆的一篇访谈，有人问他：你还是共产主义者吗？他回答如下：“共产主义已不复存在。他们忠于革命的希望，尽管我认为革命不会再次发生。我懂得不够多，做不了共产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变成与我们今天所知的资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的东西之前，不会有稳定。”在2012年初，在BBC2台的一次采访中，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问教授资本主义是否与社会正义相容。他回答说：“可以让它们变得兼容。”采访结束时，他坦言自己很悲观，认为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将面临“未来20-30年的暴风雨时期”。一个前半生都在写关于阶级斗争（尽管是18和19世纪的阶级斗争）的书的人，后半生却在解释阶级斗争如何成为过去，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恰恰是在全世界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反抗的萌芽：总罢工、群众示威、占领、反紧缩运动等等。但这位值得尊敬的教授却只看到了一些“愤怒的抗议”。他对革命的态度从他对法国1968年5月革命的蔑视中可见一斑。《经济学人》的讣告作者带着掩饰不住的满意之情写道：“1968年5月在巴黎发生的最著名的现代左翼愤怒的表现，在他看来是被宠坏的中产阶级孩子们的地中海俱乐部事件[原文如此]”。在这一句令人唾弃的话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彻底放弃，而且看到了对工人和青年革命潜力的绝对蔑视。这种对群众有机的不信任一直是斯大林主义的标志，即使在过去，当它还在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也是如此。卡尔·马克思曾写道，德国诗人歌德尽管成就斐然，但他的身后仍挂着市侩的尾巴。尽管霍布斯鲍姆竭力抗议，但斯大林主义的尾巴一直垂在他的身后。对工人阶级缺乏信心和对群众的傲慢蔑视一直是官僚心理的一部分。但现在，在苏联解体后的叛变时期，这种心理已经完全腐化。我小时候在威尔士的大西洋岸边长大。那里有美丽的海滩和绵长的金色沙滩。退潮时走在海滩上，可以看到各种怪异的动物、死鱼和垂死的鱼。但潮水总会再次涌来。海浪卷走了所有的旧垃圾，洁净的海水带来了氧气和新的生命。海潮与阶级斗争之间存在着类比关系。后者也是潮起潮落，原因显而易见，工人阶级不可能永远处于斗争之中。当阶级斗争退潮时，就会留下士气低落的痕迹。许多人的思想变得混乱，被悲观、怀疑和腐蚀性的玩世主义情绪所笼罩。这些疲惫的人放弃了任何支持社会主义的伪装，变成了职业的厌世者，其生命中的唯一目标就是用他们的怀疑主义毒害青年。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咖啡馆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一边对着凉茶流泪，一边呻吟着所谓年轻人的冷漠，同时还在感伤地回忆着自己那还有信念的青年时光。这就是我所说的“死鱼”，死鱼从头部开始腐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就属于这类人。更糟糕的是，他试图用各种自命不凡的伪马克思主义论点来理论化他的背叛行为。他躲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声背后，在年轻人心中播下混乱和绝望的种子。他过去作为一名作家可能具有的任何优点都因此被彻底摧毁了。几十年来，正是霍布斯鲍姆这样的人一直在为斯大林主义辩护。当他们最终放弃斯大林主义时，他们又立即跳上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行列，提供博学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行不通，为什么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并因此建议人们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只需尝试改良制度，使其更容易接受一些。霍布斯鲍姆最后得出结论，俄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正如《经济学人》在10月5日发表的讣告中幸灾乐祸地说：“他（霍布斯鲍姆）写道，共产主义‘如此彻底地’崩溃了，‘现在无疑很明显的是，这一事业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意大利《宣言报》（Il Manifesto）的讣告中，作者报道了霍布斯鲍姆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说：“也许在1917年，不夺取政权更好。”这句话总结得非常精辟。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客、腐败的改良主义者和反革命学者都会齐声高呼：“阿门！阿门！”这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在苏联失败的不是马克思或列宁所理解的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讽刺画。那么霍布斯鲍姆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如下：“是否还存在着所有希望中最伟大的希望，即创造一个世界，让自由的男女从恐惧和物质需求中解放出来，在一个美好的社会中共同过上美好的生活？为什么不呢？十九世纪告诉我们，对完美社会的渴望并不能通过某种预先确定的生活设计来满足，无论是摩门教、欧文派或其他什么；我们可能会怀疑，即使有一种新的设计是未来的形态，我们今天也不会知道或能够确定它是什么。寻找完美社会的作用不是让历史停滞不前，而是向所有人开放其未知和不可知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幸运的是，人类通往乌托邦的道路并没有被堵死。”(《卫报》，2009年4月10日）读到这几句话，我们可以为霍布斯鲍姆想一个非常好的墓志铭：“从无，经过无，再到无”。今天，在学术界和那些已经忘记如何思考的左翼人士中间，这种空洞的胡言乱语被当作深刻。只要把这些胡言乱语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著作中水晶般的清晰相比，就可以看出后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了何等惨不忍睹的地步。人们会想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过的一句话：“从精神之如此易于满足，我们就可以估量它的损失是如何巨大了。”有许多人早已放弃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得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结论。对于那些过于疲惫、懦弱或士气低落的人，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让开道路，让我们继续战斗！“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